Author: wulb

文学所的“老人”当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热衷于讲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就这样，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说起来，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家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结婚时，何其芳是介绍人，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幸福》作为新婚礼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调入文学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将近二十年。

到了文学所先在《文学遗产》杂志再进民间室，无论做什么，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闲谈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对面不远就是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大楼（其实只有三层），那真是热泪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至今，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说过，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说，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结束了。

在高高的书架上寻书，正值图书馆的同志把尘封多年的一箱箱宝卷等民间唱本登记上架。据说，这些宝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资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从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回来的。那时，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宝卷、唱本的价值，就连民间人士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玩意儿值什么钱。据说，资料室的同志的确是根据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国各地收集宝卷的——当然也是遵循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的遗愿，郑振铎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价值的人。当年在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老先生们也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自己更是在这个传统中工作了多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别提醒他们：外出时一定注意搜求民间宝藏。

何其芳本人嗜书如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即使“大泽名山空入梦”，也要“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当年的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那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礼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家父说，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我不知道何其芳当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车车书、一捆捆书当中有多少是给自己买的，有多少是给文学所采购的？而且这一车车、一捆捆的书里面有没有宝卷等民间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会每个星期天都有空闲去逛书店。

当然，何其芳必定是有过一次逛了旧书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车旧书的经历，但恰巧就被文学所的人撞见了，因此也就被文学所的人记住了，从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买一车书回家的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谆谆嘱咐采购人员出差时留意民间文献，资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这样的学术眼光，但资料室的老先生们仍然把文学所馆藏充栋的功劳归于何其芳，也乐得听任文学所的其他同志中间流传这样的传说，而自己则宁作无名之辈，因为他们敬重何其芳、爱戴何其芳，他们有心无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赞誉都奉献给了何其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有时怀疑，何其芳的故事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其中又有多少虚构的成分？文学所的老人们把多少想象的东西赋予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何其芳？于是何其芳就当然地成了文学所集体精神的象征。在民间故事中，有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他们的身上被射中了各种各样的传说逸事之箭，我想，何其芳就是文学所的箭垛人物，他永远是文学所的老人们所理解和记忆中的何其芳，于是，各种丘比特的敬重、爱戴之箭才集中射向了何其芳。

当然，要成为箭垛人物，这个人物自己也一定要具备某种品质，民间文学理论叫做传说故事的“核”，没有这种特殊品质，没有这个“核”，何其芳也不会成为箭垛人物。何其芳是一名真正的诗人。这倒不在于他是“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之一，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诗人何其芳”之为真正的诗人。

一九六一年，文学所召开了一次以民间文学为论题的学术会议，根据我对学术史的研究，这也是文学所以“所”的规格召开的唯一一次民间文学主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经验”。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倡议最早是由老舍在五十年代后期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扬的支持。

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总的倾向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左”的意见占了上风，民间文学被捧上了天，民间文学似乎就要而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导和主流，谁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谁就要冒被质疑其“劳动人民立场”的风险。会议是以文学所的名义召开的，何其芳既然是文学所的所长，就要由他来做总结报告。当然，报告的草稿在会前已由民间室的同志拟好了，结论的措辞也是事前就已经商定的，但会上“左”的意见如此占据上风，而且与总结报告的结论如此不一致还是有些出乎民间室全体同志的意料。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何其芳。

何其芳听完各地同志的意见以后，连夜修改了总结报告，不是修改结论，而是针对会上的意见增加了有针对性的内容，于是就有了一篇何其芳式的坚持己见、不顾后果、固不让步的论争性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第二年的《文学评论》上并收入多种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一篇永远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式的文献。

今天看来，何其芳当年的总结报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当年文学所的上空并非没有政治压力。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其芳如何强烈地反对民间文学主体论：民间文学固然伟大，但古典时代那些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家同样伟大，比起屈原和杜甫，我们甚至不能说民间文学就一定有着更多的人民性，尽管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口头创作。

文学所的人“服”何其芳的故事当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就是“何其芳评职称”。我从文学所的老人口中听说过不止一两个版本。那是“文革”以前文学所唯一的一次职称评定，直到今天，每逢年终评职称，文学所的人必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那年评职称文学所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其芳对钱锺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锺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

文学所没有人对何其芳拟定的评职称决议案持有异议，因为，没有人不信赖何其芳的学术判断力，也没有人怀疑何其芳会不公正。何其芳给所有的研究人员定了职称，唯独没有给自己定职称，他认为自己是所长做的是行政工作，不应该再享受职称的待遇。在文学所的传说中，那一次是文学所历史上最没有争议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一次职称评定，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何其芳一直是文学所人心目中公正与权威的化身。

说起来很是奇怪，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何其芳定职称的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独断专行，可是文学所的人至今并不质疑何其芳的做法，相反却津津乐道于这个故事，难道文学所当年的大师们以及今天的诸位专家学者们即文学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民主意识，反而要去赞誉一种过了时的开明专制，从而统统跌入了新权威主义的窠臼？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经历了学术民主制度化的今天，我们终于意识到，科学的量化也无法保证学术自身的纯粹性，没有对于学术自身纯粹性的理解，学术就仍然要搅在种种人事情感和利益关系的缠绕与纠葛中而无法抽身为超越人事、利益经验（超验）并上升为纯粹信仰的“事情本身”。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政治化的昨天，何其芳竟然能够以一人之身直接面对学术信仰这个事情本身，他用了一种最简单的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办法把一件在今天看来很难办妥的事情在一夜之内就解决了。不光我相信，文学所的人都相信：换了任何人都做不到何其芳已经做到的。

也许，何其芳没有料到的是，文学所的老人们以绝对信任的态度接受了他对他们的“裁决”；也许何其芳早就想到了他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一定会与自己“共襄其事”，对此，何其芳胸有成竹：同事们一贯信任自己，并非仅仅是相信自己的品格比如能够主持正义之类，而是因为他们与自己一样对于学术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想，当年的那次评职称，如果没有文学所一班大师们的无言支持，仅以何其芳一人之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其芳不可能独步天下。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的是，也是那些大师们与何其芳共同缔造了文学所历史上的那次平静而又平凡但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壮举。

但文学所的人不这样看，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至今都更愿意把那次壮举的成功归于何其芳一人，因为就他们心底的需要来说，他们更愿意塑造一个能够集中象征他们整体精神的圣人。也就是说，更愿意相信并且信仰一个能够始终直接面对学术自身并以学术自身为至高无上之荣誉的唯一的圣人何其芳，一个永远怀抱着赤子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何其芳。因此，传说的故事中何其芳的所有优点，都凝聚了文学所人对文学所集体真精神的理解，文学所人把对文学所真精神的理解全都托付给了何其芳，而何其芳也的确能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真是文学所之幸！也是文学所人之幸！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之际，主编徐公持先生题词：“学术荣誉至高无上！”其中，我分明听到了当年何其芳内心的声音，也听到了当年的那些大师们无言的赞许。

一九七六年春季或夏季的一天，家父带我前往何其芳在东单的寓所，那时我正是插队探亲回家闲来无事，去就去吧，反正我还没见过这位父母的证婚人。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何其芳本人，在我的印象中，何其芳个子不高，背有些驼，高度近视，行动已不大便利。我不知道这印象是否只是我今天回忆的“应该如此”，而一九七六年的何其芳其实并非这样衰老，但验之何其芳夫人牟决鸣为《何其芳诗稿》写的《后记》，何其芳当时确已重病在身。

老朋友多年不见，何其芳兴奋得话不停歇，竟容不得家父插话，“你来谈谈，我反而觉得（病）好些！”家父只好打趣：“其芳同志谈话，既没有顿点，也没有逗点，直到谢客，才算打了一个句号。”应家父留个“友谊的纪念”的请求：情难自禁的何其芳就从笔筒里取出毛笔，伏在宣纸上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地费了好大工夫，为家父写下了下面的这段话：

今年暮春，游成都杜甫草堂，其时群花凋谢，唯庭中垂丝海棠数株，犹繁花盛开，似迎游人。回北京后作诗记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吕剑同志补壁。何其芳（何其芳印）

诗，则是一首七律：

文惊海内千秋事，家住成都万里桥。山水无灵助啸咏，疮痍满目入歌谣。当年草屋愁风雨，今日花溪不寂寥。三月海棠如待我，枝头红艳斗春娇。

有时，我又怀疑当年是否真的曾随父亲拜访过何其芳，也许只是因为我太想见到文学所老人口中传奇式的圣人何其芳了，所以一直幻想着我们之间曾经的会面（据父亲回忆他并不曾携我拜望何其芳）。而且，即使我当年真的见过何其芳，我对那次会面的记忆也有重大误差，比如，会面时何其芳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家父的请求，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可能立即“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地完成百余字的字幅。数日之后，何其芳才给家父来信：“条幅已写……”

字不能说很好，但如其人，满纸扑面而来的都是诗人的书卷气息，家父认为“清癯可喜，拙中有巧，很耐看”。但让我说，每个字都似乎有些站立不稳，将要摔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以当之。一九七六年八月的夏天的确也如杜甫当年那样“山水无灵”、“疮痍满目”，何其芳一定相信，在近似的“语境”中诗人和诗人更能够心心相通（何其芳始终钟情于杜甫），不然，杜工部老何能借海棠以迓己，难道古人真的有话要对自己说吗？

我不知道何其芳的内心是否如我所猜想，但我认为，每一个文学所的老人都相信他们有十分的把握能够揣测所长何其芳的内心，因为何其芳的内心对于所有的文学所人来说都不是谜，何其芳的内心始终是坦荡的，向着所有的人敞开。尽管身居所长的职位，何其芳要小心谨慎地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但他始终能以简单应复杂，以诗人之心、赤子之心、圣人之心度世人之腹。我想，这就是何其芳能够感动所有文学所人的理由。

“在没有诗的时代，诗人何为？”但诗还在，在真正的诗人的内心，尽管何其芳在《夜歌与白天的歌》的《后记》里说过，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就没有再写诗了。从此，写不出诗，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好诗让何其芳感到痛苦并不断地自责，到了晚年，在书赠给家父的《杜甫草堂》的一条注释中，何其芳以老杜自比为解放以后再写不出好诗宽慰自己：“杜甫定居成都后，写好诗很少，他的精彩作品多是出于颠沛流离之中，成为颠沛流离生活的追述。”但这也不能抹去何其芳心中的阴影，直到他去世。

知识分子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知识分子行动的那个世界，而且针对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或社会因素）。这一研究项目潜在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知识分子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着乌托邦主义或不负责任的危险也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分子世界如何运作周密理解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1）。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评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也就越大。

知识分子的起源

要论证这些看上去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的观点，回顾一下产生知识分子的那段被忘却的或受压制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历史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不断重现，就是因为对自主性的追求，总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的不断变化——一种在投身当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间寻找平衡的行为。十八世纪，”哲人” （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题为”文人”的论文中，将这种”入世”与堕落学术界的经院蒙昧主义相对）的逻辑延伸，就是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文人”活动中去。

在王政复辟时期，”文人”被认为不光要对导致大革命的颠覆性思想（这些思想首先通过报纸流行开来）负责，而且要对过度的革命恐怖负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浪漫派诗人）看他们的眼光不光有怀疑，甚至还带有一丝轻蔑。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些诗人对哲学家干预政治和用理性观点看待历史变迁的特权提出了挑战，并通过恢复宗教情感以对抗理性和对教条的批判来宣泄他们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复辟的反动政治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他们就又开始捍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莱和圣西门），恢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预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题。

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综合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乃是自主性场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则，就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目标和价值在自主性场域的支配地位。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场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已经完成了。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扩张他们那个头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坚持他们对金钱和商业目标的拒斥。现在，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伦理（特别是与性有关的事情）和政治中郑重陈述他们的相反价值。从社会秩序卫道士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越界（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还闹上了法庭，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左拉都碰上了这种事）。知识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狭隘价值观的名义，通过支持左拉对军方的批评（或者像很久以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们通过在121人请愿中公开站在敌人一边），坚持他们有权逾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最惊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为了实践道德领导权，他们从伦理普遍主义和科学普遍主义的不成文法中寻求权威性，有时，还在战斗中推进集体动员，将自己场域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

对知识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这两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互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吊诡的综合，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这种综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退回到一个个由历史的钟摆保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退回到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纯粹的政治行动者、记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这种综合也意味着，这两种对待政治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平衡，能够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对自主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内在于文化场域的），必须要考虑世俗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随着历史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外（如教会、国家，大型工商企业），也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内，但在文化场域内的时候，它们都掌握在那些控制着特定生产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历史和国别所带来的变异（variations），是文化场域和统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函数（function），但这些变异不能掩盖那些常量 （invariables），这些常量才是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有可能团结起来的基础。同样的自主意志（will to autonomy），可以在对立的立场上得到表述[一种情况下是世俗的，另一种情况下是宗教的，这儿是入世的，那儿又是出世的（detached）]，这取决于自主意志必须对抗的权力的结构和历史。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倘要避免由于偶然的或表面的对立（这些对立的根源是，相同的解放意志可能与不同的障碍发生冲突（2））导致分裂，对此就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控制这些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对立，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那些无常权力（transient powers）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在与这些权力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他们必须学会在与自己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的成果中（特别是这些成果中令人难堪和震惊的方面）发掘那些过去或现在因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经验产生的效果，或与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这样意义暧昧的政治运动，或所有对文化活动持敌意的政治活动相对峙而产生的效果。在谈到普遍性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只表述一种和特定的知识分子小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无意识。

捍卫自主性的斗争

上述的这种历史视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今日知识分子境况的视角。今天法国流行的对革命乌托邦的痛苦放弃，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就发生了。对政治的拒斥——常常和回归宗教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是一种所有可能的步骤都已经玩过了的残局状态，也许会导致一种冷漠的怀疑主义。在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知识分子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常常已经遍历了所有可能的政治位置。但是这种状况也可以揭示一种洞悉（lucidity），这种洞悉与愤世嫉俗的冷漠无关，如果和一种科学地获得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还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的吊诡性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所有寻求强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遵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因此，知识分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体奋斗。然而，某种负罪情结总是把知识分子变成”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是号称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二流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捍卫首要的普遍目标，而把捍卫自己的利益贬斥为一种法团主义的表现，忘记了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实，文化生产者必须捍卫对不同的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等的物质工具和知识工具得以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空间。知识分子不必带着自责和道德迟疑来做这些事，因为，他们通过捍卫知识分子整体而捍卫了普遍性。这里可以举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艺术家、作家、学者的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的恰到好处的行动的例子：科学研究者抗拒科学管理者的把持，以捍卫自己对生产和评价方式的控制，而这些科学管理者通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却在对研究的逻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研究者进行管制；对所有研究领域（无论人文，还是科学）的前卫生产和发行网络的捍卫，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以保护作者不被错误引用或错误表现，等等。更进一步，保护年轻的教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政治歧视。

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

制定一种标准对话（measured dialogue）的规则，或者制定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纯粹的学科像数学、音乐、诗歌中也是如此。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垄断和支配关系。学者和艺术家们之间真正的交流，也许只有在所有当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后，才能达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状态。离数学和诗歌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自主性，既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也由于其事业中缺乏直接的社会”利益”而得到保护）越远，离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越近，自主性就越难获得，也越难捍卫。如果说建立理性对话的机制很难，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没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欲望、动机和利益，还不如说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这些听命他人的从业者（heteronomous practitioner），总是能找到途径，通过求助于外界的力量弥补他们的弱点。叔本华认为，最虚夸的背信（rhetoric bad faith）就是去争论一件只能由这个领域的外行才能摆平的事。经济学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学家也在内，都时常面临着类似策略的威胁。因此，新闻记者、作家和二流社会学家在诉诸常识反对社会学建构的时候，能够指望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社会学的建构，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却是挑战常识的。

因此，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他们把对外部经济、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依附引入到学科内部，这些人要不将自己的生产屈从于商业目的，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牺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势力（比如国家、政党，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有利关系来加强对本学科的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外部的规范才取代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殊规范。这种异质性借以入侵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洛伊木马，往往是这么一些人布下的，这些人，根据该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是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他们经常受到诱惑在本场域外结盟，意图颠倒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人还最易受世俗诱惑，因为他们最没有前途。的确，如果内部承认并不能绝对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护那些它认可的人不受补偿势力（compensatory powers）的企图的伤害，不受这些势力授意的报复的侵害。

上述还只是持续威胁文化生产的那些最普遍的机制。如果说今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比如，快速阅读、快速写作，这已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和批评的规则）。文化分为两个市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一方面是为其他文化生产者生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或产业化的文学）的格局，现在也许会受到威胁。商业生产的逻辑越来越把前卫生产挤向边缘（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通过书籍销售的压力）。另外，国家庇护，看上去使文化生产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委员会给人文和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

但是，最严重的危险，还是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比如在数学或前卫诗歌、绘画领域）。然而，新闻记者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或政治约束，却越来越多地和同人判断展开竞争：知识分子场域越来越像一次政变（specific coups）或新闻事件（media events）的场景——目的在于操纵收视率的新闻调查，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发布的名人榜，等等，特别是意欲成就或败坏作者、作品或学派名声的新闻大战。更一般地，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的追求，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电视中上镜成为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3）

文化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现在已经由出版日期、主题、书名、开本、部头、目录和版式来决定，以迎合新闻记者的期望，这些记者通过谈论它来创造它（如果它不仅仅是媒体中人——他们的签名仅仅由于媒体支持而成为抢手货——的产品）。权力——经纪人对流通手段的控制（这传递了一种合法化），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广泛，这样深入；前卫作品和畅销书之间的边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模糊。由于缺乏必要的眼力，记者式判断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意地将最自主的生产者和听命他人的生产者自始至终混为一谈，后者，就是那些所谓小品作家，柏拉图意义上的智巧之士 （dexosophers），他们对于表面艺术（像广告代理人、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等所把玩的那类艺术）的精通，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科学的外表。

知识分子国际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卫自主性的手段，应是任何知识分子行动的首要目标。但这种行动（可称为法团主义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会把这种行动扩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干预又会有效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至关重要。当艺术家、作家、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特别是在这种公共论辩涉及他们管辖范围 （jurisdiction）内的事务时，这些问题就更显得尤为关系重大。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知识分子从公共辩论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业、政府或行政级机关管理位置的更高级别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以往虽然是经济领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确认自己文化层次优越方面毫无困难的知识分子，却发现现在要面对一帮在文化层次上也堪与他们竞争的经理人员。这些新贵（new madarins）（在该词最强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是基于其学术头衔的威力来行使权力的），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一句话，雌伏的地位上。

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国核工业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贵族——高级文职公务员、重要理科学校的毕业生——获得了法国大多数公民几乎无条件的特许（full carte blanche）（法国的生态保护运动特别是反核运动比较薄弱，这一点人所共知）。要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样指出专家在使可能的批评趋于沉寂方面多么有效是不够的。对个人责任的否认（这在今天对寻求将他们关于生产力、产量和竞争的价值观普遍化的”核子治国论者”和所有专家治国论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础不过是学术精英统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逻辑，这种逻辑赋予那些快乐的少数一种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约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只是一个专门技能问题）的人，在新的传播专家治国论那里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后者通过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了通向传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 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专家治国论者和他们组织严密的知识分子军团，就是这样垄断了公共论辩，并威胁到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经常是和后者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和相应的专业化的进步，拒绝采取总体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总体知识分子认为，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和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学派）。这意味着，首先，一种组织样式的发明（通过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计算机），使得所有能干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集中和自发（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两难，将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解决，这个国际网络，根据库萨的尼古拉的设想，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干预的议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绝。这种网络有自己的表达机关，可以动员起来，反抗对知识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国际网络有助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奠定基础，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将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传统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

但是人们怎么又能忽视这种集体动员的障碍呢？为了引起大家对共同利益的重视，对知识分子场域的逻辑中分裂和特殊主义的倾向，有必要加以压制。没有什么比让知识分子明白他们的斗争（即便是捍卫自主性的、纯粹团体目标的斗争）只能是集体性的更困难了。这种斗争必须是集体斗争，因为那些骑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力量（比如新闻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起来，互相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因为，任何动员的企图，一旦被怀疑服务于个人或团体目的，就注定要失败）。竞争的逻辑使得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较量，其最极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个生产者最糟糕的竞争者同时也是他最好的顾客；正是因为这种竞争逻辑的存在，使知识分子最难发现那些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当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就像今天英国的情况一样，知识分子才能避免见木不见林，他们的对手只是树木，而他们对手的敌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自己的敌人，才是森林）。

这是为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提供根据的另一个理由，这种法团主义来自一种适于捍卫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团主义。达到这一认识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或曾经是）葛兰西很珍视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神话。这种神话把知识分子归结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使他们不能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为了普遍性的事业，运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进行斗争。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普遍性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知识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卫它们的最佳人选。当然，知识分子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最佳人选。著名的”普遍阶级”，不管是黑格尔那里的普鲁士官僚，还是马克思那里的无产阶级，对知识分子来说都不过是具稻草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普遍性的最终裁决者，因为他们指定了”普遍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要求对他们的这种使命进行更稳健的重新定向。

显然，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诱惑，那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们过去的许多慷慨激昂的行动，显然是基于他们被支配的支配者这一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场域中被支配的一方这一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感觉到，尽管拥有一种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资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这种对知识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现实主义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主张产生强烈怀疑？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性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负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去。这种典范意味着义务，或至少要接受牺牲，这种牺牲就像伪善一样，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更准确地说，在知识分子场域这样的空间，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只是对那些想把知识分子视为某种神奇的、堪为楷模的、例外于社会世界之规律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可能会显得极为幻灭，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为什么要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特权，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知识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体一样采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开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不管那是多么特殊，多么利己。只是对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在文化生产的特定产品中，有一种客观化的手段，社会学是其中之一，这种手段，通过经常表达某个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整体的利益，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知晓他们的实践的原则，他们的利害所在，以及他们在无私中的利益。这些工具保障了他拥有这样一种特权，那就是处在一个能够发现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支持着他们的普遍主义主张的特权。因此，在知识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极限的情况下，这种知识分子垄断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状况之普遍化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后者才能使对普遍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注释：

（1） 德雷弗斯事件发生时，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份介入政治，其时他们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这种权威的基础，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也在于与这种自主性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

（2） 这里我们可以举当代最有名的法德哲学家为例，由于他们同样的自主性关怀针对的是互相冲突的历史传统，在彼此与真理和理性的关系上明显相左，显得针锋相对。民意测验也是一样，有些西方人认为民意测验是支配的工具，而一些东欧人却把它当作获得自由的手段。

（3） Patrick Champagne说明了，政治示威的成功只取决于它们被报纸或电视关注的程度。因此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五十个医学院学生，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新闻事件，他们在传播专家的帮助下构思了一次象征性示威，并以这种方式牢牢抓住了媒体职业人员的注意力，于是他们的行动就成为比数千人参加、以传统方式组织的工会示威更重要的政治事件。

摘要：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自发的、不系统的心理反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政治心理在青年学生素质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学生政治心理的培养和优化过程中，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政治心理呈现：现实性、理性化、参与性和主体性几个主要特征。

关键词：青年学生；政治心理；特征

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心理不仅是社会稳定、政治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且对青年学生的自身成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青年学生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基础，它还有益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

一、政治心理功能分析

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心理处于政治文化的最深层次，这正是改变某一社会政治制度容易而改变人的政治心理相对难的原因。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可能会在一时举动中改变，但要从心理上改变社会，塑造一批新型的政治成员，则要有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青年是历史的主角，青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长，青年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1]在社会转型期间能够把握青年学生政治心理特征，对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政治心理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倾向，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就其主体而言，政治心理的主体是“政治人”而不是“生物人”。就其形成过程而言，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心理投射。就其实质而言，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过程，是对政治观的反映。就其反映形式而言，政治心理是一种直观的自发的心理反映。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政治心理是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体系等政治现象的直观的和模糊的感应。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活动，是客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主观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功能上来看，一方面，政治心理通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塑造出政治活动主体不同的个体心理特征，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活动。健康的政治心理一经形成就会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发生作用，或者促使其自觉进行主流政治文化的认知实践，将自己的政治认知实践融人到主流政治文化当中去，实现政治心理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转化，自觉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只有及时地捕捉、正确地概括出一定时代和社会群众的政治心理，才能深刻地把握政治环境的发展趋势和真实了解群众的情绪与愿望，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赖于民众政治心理的稳定，即社会中公民形成一致的政治共识、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

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学研究中对政治心理过程的微观透析，是心理学的有关原理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根据心理学原理，一般可以把人们的政治心理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态度四种要素。其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组成政治心理的整个过程。

二、当代青年学生政治心理分析

青年学生从本质上讲也属于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其政治心理在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受到自身生理发展阶段的制约，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观等逐步形成定型期。准确分析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特征，科学地采取政治教育手段，并进而形成全防卫、多角度的教育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政治素养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认同危机、形成良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从而有效地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政治认知。“人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现象的主、客体及其关系和场景，做出某种推测或判断的心理过程，即政治认知”。[2]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认知过程是认知者、被认知者和情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心理过程。政治认知过程是整个政治心理体系的基础。在政治认知过程中，人们不仅会获得各种各样的政治知识，而且也会形成一定的政治认同意识。

近几年来，青年学生的参政热情更多地表现出与党和政府利益及需要的一致性。一系列的调查表明，青年拥护党的领导，关注党制订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对党的评价也较为客观。在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上，青年普遍认为政府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尤其是对于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际外交、抑制通货膨胀、确保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对社会运行状况的满意度有很大提高。

总体上看，青年学生对党和政府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首先，较重要的是部分青年对社会发展前景和社会稳定状况没形成确定的认知，显得缺乏信心。表现在：大部分青年认为中国近些年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但对这种势头能否持续却持观望态度；同时，他们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也有所认识。然而，现实社会中许多影响稳定的因素，如腐败、通货膨胀等使青年对稳定的预期较为含糊。所以，强化青年的信心，加强党和政府与青年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其次，青年学生缺乏实践经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而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和平等或多或少对大学生的政治观念产生了影响。由此，我们应认识到，青年学生需要深刻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内涵、实质与区别，在具备推动民主进程的愿望同时，也要注重民主进程的实际效果。

2.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自发的过程，政治主体在完成政治认知过程中，会对认知对象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心理体验和感受。一定时代的社会矛盾往往在青年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青年反应敏锐，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富有理想。他们期望通过亲身参与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改变世界的愿望，并力求取得更多的社会权利，实现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因而在现实政治领域里，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纵观当今青年，他们对改革和各项政策的关注热情不减。甚至比以往更加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政策。由于改革和市场经济把这一特殊群体与社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政策实质上就是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可以预见，青年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会随着时间增长而愈益强烈，因为任何政策都会多少牵动着人们的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加强了青年对社会和政策的情感，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多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政策。

对民主政治的高度热情，是当代青年学生心态的又一重要特征，大到对国际政治、国内政治态势的关切，小到班级、寝室民主意识的渗透，表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有的观点认为，经历了学潮的反思之后，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普遍淡漠。大多数青年感到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远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办到的，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参与，因而对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决策工作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关切。

然而，青年心理发展的不稳定性使之情感多于理智，其高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以及所产生的行为，如果发挥得当，则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反之，则会受人利用，破坏和阻碍社会进程。

3.政治动机。政治动机是指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的政治行为背后，是政治行为的内驱力。“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诱发人的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所最求的目标而努力的一种心理因素。”[3]激发政治行为是由政治主体的需求和目标两方面有机构成。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则是社会需求的内容之一。政治动机是构成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政治主体在自身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受到外在的现实政治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刺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身的某种缺乏状态，产生某种心理需求；当某种政治角色或政治方式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时，政治主体就会把争取扮演某种政治角色或实现某种政治方式当作自己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由政治需求向政治目标的转化，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的各种行为就是政治行为。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当代青年学生的政治意向呈现自主的、多元化趋势。通过不同渠道来增强自身满足需要的能力。同时，以对社会的贡献为衡量标准，把社会需要内化为自己内在的要求，这样在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体验到个人的价值，满足自身需要，激发强烈的政治动机。在对政策问题的判断上，大多数青年学生主张听取自己的意见，希望表达个人的政治愿望。大学生追求何种政治理想，确立何种政治信念，做出何种政治判断，实施何种政治行为，归根到底都源于他们自身的切身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支配、调节和控制。因此，政治价值利益实际上起着支配大学生政治立场、态度、行为的准绳作用。

4.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成分构成的，这三种成分的不同组合和配置便构成不同政治价值倾向。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纷繁变动时期，商品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标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首先，一部分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日趋世俗化、功利化，庸俗的实用主义思潮在大学校园一度盛行。伏首沉思，当代青年学子惊愕地发现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尴尬境地，于是别无选择的开启了通向世俗化的大门。以现实享乐原则为目标，包括金钱崇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在心中悄然建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学生群体价值观中的精神因素开始减少，物质的分量上升，世俗、功利色彩明显增强。从六七十年代的“只贡献，不索取”到八九十年代的“按劳取酬”、实现自我价值，进而以追求实惠为终极目标，这标志着青年学生对传统义利观的排斥，也表明实用主义的流行趋势。青年学生观念和行为的超前性、理想化特点以及焦躁、惶惑、变幻莫测的世纪之初心态，使之不能充分认识到民主与现代化过程之艰难，产生了精神的迷茫、失落感。为能调适新旧体制转换时的心态，解脱自身精神困惑，大学生必然会对各种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生兴趣。同时，价值观的倾斜和改革的诸种失误，导致社会科学再次贫困，加之国门洞开，西方实用主义思潮堂而皇之进入精神领域。

另一部分青年学生的价值主体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从理想本位向权力本位倾斜，对实惠的价值认同导致“经商热”“从政热”兴起。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使大学生政治价值观中务实的色彩增强。他们对实惠的价值认同，导致80年代末“经商热”的出现。90年代，随着竞争机制的不断深化，国家实行了公务员制，公务员的薪金和待遇有所提高。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趋于一致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会从“理想本位”向“权力本位”倾斜。更多地倾向于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职业，“从政热”再度兴起。

三、当代青年学生政治心理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观念，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政治心理也进行着深刻的变化。从以上分析来看，现阶段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主要有以下特点：

1.现实性。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关心更多地表现为对关系国家利益和自身发展的政治关注，如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前途抉择的国家大政方针，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党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国际大事等关注程度很高。他们已认识到个人的成长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环境，主张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主动适应社会，寻求个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出当代青年学生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希望在政治价值中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取向带着明显的现实性和功利性。

2.理性化。青年学生政治心理中的理性色彩增强，这是政治成熟的一种标志。现代教育体系在向青年学生们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在传授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理性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青年从非理性的政治狂热逐渐转变为理性的独立思考，开始对社会和自身进行再认识。不盲从而力求有主见成为当代青年的重要特征，有人称这一时期的青年为“思考的一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生在观察改革和发展中的现象及问题时，已经逐步避开狭隘的个人私利的角度，感情冲动色彩单薄，开始客观地站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思考问题，对诸多社会问题采取了理智分析的态度，冲动和过激行为逐步减少，体现了较强的政治成熟性。

3.参与性。近年来，由于青年的参政意识增强，各部门制定重大决策前进行论证准备的研讨会的参与者中，青年的比例愈来愈大。参与是渴求政治民主的行为表现，当代青年学生对民主的渴求，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进一步加深，这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调查，在中国当代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积极参加所在学校和院系的学生会、团总支以及其他社团组织的竞选，他们在组织内部发表对国家和社会政治事务的意见和看法，通过团体组织活动影响社会政治生活过程；另外，绝大部分同学都迫切希望真正实现对包括学校在内的社会政治事务的知情权与批评权，特别是对我国处于社会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台海关系问题，更是倾注了十分强烈的关注，即使号称远离政治的部分同学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当代青年学生也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份选票，大部分抓住机会参与了所在地区或单位人大代表或其他方面的选举活动，通过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等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

4.主体性。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在很长的时期内政治上缺乏个体独立意识，常常表现出盲目服从的趋时从众心态。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后，当代青年学生的独立政治意识比其他社会群体得到了更快更强的复苏，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政治思潮或理论不在盲从，而是通过比较冷静的思考并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青年学生主体意识的形成重要表现在他们民主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的确立和增强。青年学生追求校园生活的民主管理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尽管看起来带有很强理想色彩，甚至有些偏激，但是这种对民主所表示出来的真诚却不容否定。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政治意识的复苏和增强，促使了当代青年学生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得到提高。在政治参与中他们往往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己任，所关心的不是局部性、个别性政治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比如西部大开发、我国假如、申办奥运会等活动，他们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身其中，充分显示了青年学生的参与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代青年学生政治心理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并逐渐得到优化和走向成熟。但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多元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以及社会原有运行机制的不断调整，使他们在心理上难以适应而产生许多困惑，因而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政治心理。比如：政治理想信念上的实用主义心理、涉及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冷漠心理、价值取向上的个人本位心理等。概而言之，当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无论是其积极向上的主流，还是略带消极冷漠的不良状态，都是当代社会和时代政治风云变化的一种反映，都根源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之中，同时与他们自身政治心理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该论文为2005年度西华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基金课题“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融通”（05B110）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房宁等。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戚珩等。政治意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 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是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

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

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有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在当下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6月7日，朝鲜与日本在北京举行非正式性磋商。时隔9个月后，朝鲜终于重回对日本的谈判桌，应该说最大的动力来自美国———给华盛顿一个面子；但对日本来说，则意味着有可能重开六方会谈日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会议，日本虽不抱太大的奢望，但若能重开谈判的话，会有一个新的契机，比起现在的僵持状态来，也不失为“进步”。

所以，尽管是非正式磋商，日方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斋木昭隆，高于朝方的规格（朝派出的首席代表是朝日关系正常化担当大使宋日昊），似乎表达了日方的某种期待。

日本基于美解除对朝支恐国家的认定已是时间问题的现实，最大的目标是通过此次磋商促成朝鲜对被绑架者生存状况的新一轮调查。对此，朝方的条件是：1、撤销经济制裁；2、中止对“朝鲜总联”中央本部的拍卖活动；3、着手“过去的清算”。而日本政府到目前为止的一贯立场，是绑架问题不获“进展”，制裁解除免谈。所谓“进展”，用日内阁绑架问题最高负责人、首相辅佐官中山恭子的话说，“日朝双方达成让绑架受害者归国的共识，并开始履行具体步骤。”双方的诉求，如此南辕北辙，从常识判断，远非谈判所能弥合。

但令人吃惊的是，日官房长官町村信孝于5月4日在参院绑架问题特别委员会上，却被认为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向前看”表态：在回答日共议员山下芳生提出的关于解除制裁的具体判断条件的提问时，町村提及核、绑架、导弹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一方面仍然保留的情况；或者三个方面都取得一些进展的情况，等等”，“会有各种组合出现”。据此，日共机关报《赤旗》报道说，町村表态意味着“并不一定以包括绑架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进展为解除制裁的先决条件”。如果《赤旗》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这意味着日本在绑架问题上180度的大转弯。此前，以朝方在绑架问题上“未采取具体应对”为由，日政府启动并两度延长了对朝经济制裁。

核、绑架、导弹问题“三位一体”，以绑架问题为核心———日本的对朝外交几乎成了“绑架外交”，其实质是对朝外交为国内强硬民意所“绑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筹莫展，不仅对朝外交几乎退回到6年前的原点，日本自身在六方会谈机制中的存在也日益边缘化。

此番町村表态是否作数、有效另当别论，即使不算“说了白说”，也与到目前为止所谓“毅然的外交”的日本对朝外交的政策基础，乃至法理有若干根本性的冲突，谋求解决殊非易事：其一，与对美历来锐意主张的“无绑架问题的进展、解决，便无支恐国家认定的解除”相矛盾，日本为此对美做了大量的院外活动。直到一个月前，绑架问题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绑架议联”的平沼赳夫会长还再度拜访美驻日大使西弗，力阻美解除对朝支恐国家的认定；其二，从对朝“毅然的外交”姿态上的任何退却，都会被“绑架受害者家族会”看作是妥协，招致媒体和舆论的反感，这对政权信任基础已极脆弱的福田内阁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风险；其三，即使日本有意致力于制裁的缓和或解除、能源提供及粮食人道援助，也无法从朝鲜方面获得在绑架问题上达成国民所期待的进展，或导致问题解决的具体成果的任何保证。相反，即使朝鲜同意开始“再调查”，得出“TheEnd”的结论，从而干脆把盖子捂上的可能性甚大。

因此，无论是重开绑架谈判，还是继续、强化经济制裁，在东京期待的“解决”与平壤谋求的“解决”之间，鸿沟依旧，填补沟壑的作业将极其艰难。

2008年5月17日凌晨，阴湿，阵雨

暮色苍茫中，我们沿盘山道上二王庙顶，所有的仿古建筑都被滚石摧毁，残骸七零八落。大毛和小金都匆匆拍照留念。跟着往下绕，停车鸟瞰两千多年前由李冰父子建造的水利工程，分流的灌口健在，飞沙埝的竹笼堤虽然改成钢筋水泥堤，原理也健在。拉近些，是一废弃水电站，深如峡谷，数根立柱如恐龙架子。过路的山民说，这是苏联援建的，50多年前的老古董，至今还牢靠得很。你们看周围，山垮楼垮，连二王庙也垮，只有这苏联人的东西不垮，没鸡巴啥用了，还在那儿硬撑。我连说对对，苏联都垮了，它也不垮，可见这东西比政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