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四中全会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给江泽民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第三天秘书回应了：说总书记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见吧。会议散会，在走廊里，江泽民迎面走过来，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讲几句话。他看到了我，却故意将脸侧过去，好像没有看到我，就过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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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趁杨尚昆出国，大摆阵仗令我退休

一百亿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这件事之外，又发生了几个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港澳办有人向我透露，江泽民找李后和鲁平，连续两天听他们的汇报。说是反映了不少对你不利的看法。第二件事，江在一次港澳办的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看来许家屯确实犯了右倾错误。中办就将这个批语转给了港澳办，李后接到之后正在看，中办忽然有人来将这个批语又收回去了。我估计这两件事不会假，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对我有意见的。还有，在四中全会之后我到北京开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我给江泽民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想把所谓“一百亿”的事向他解释一下。两天没有回音，第三天秘书回应了：说总书记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见吧。

我开始没有感觉到是推托，会议散会，在走廊里，江泽民迎面走过来，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讲几句话。他看到了我，却故意将脸侧过去，好像没有看到我，就过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见我。

我想这样没有办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杨要求退休，他们又不肯考虑。我就在香港郑裕彤新开的一家酒店的俱乐部开张请我去剪彩的机会，记者向我采访，主动告诉他们：我已经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两个，一个让北京的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个是让香港人有点思想准备，以免万一影响香港股市。

我透了这个风以后没有几天，北京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重大变化，要调我回去，周南来接任。我心中有数，但新华分社一些人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要对记者讲这个话，弄假成真。我说，哪里是假？就是真的嘛。我是想退休。果然北京要我去开会，李鹏和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宋平没有来），对我讲，中央决定让你退休，要周南接任你，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原来就向宋部长提出的，现在中央同意了，我很感谢。问我对周南有什么看法？我说他对外事有经验，对地方尤其是对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还是能做好的。当时正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发生危机，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曾经议论过，最担心的是军队的态度。就这样谈了半个多小时，结束了会见，我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新华分社副社长以上一起到北京开会，江泽民、李鹏、港澳办的全体，外交部的周南，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参加。江泽民主持，宣布我退休，周南接任。会前我同姬鹏飞一起坐车赴会场，途中姬鹏飞悄悄对我讲，他们的决定（他用了“他们”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李鹏他们已经找我谈过话，我也表过态了，怎么还要开会？我还讲了一句话：他们两人对我在香港工作，怎么评价，一句也没有。姬鹏飞可能对江泽民反映了，所以江泽民的开场白，就说了一句：许某人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绩的，一句带过。问我对周南任职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基本法还有一两个月，是不是让周南先到任，消息迟宣布，让香港人心理有个准备，免得发生什么意外，影响港币升降。他当时很严肃地回答：还是就回来吧。我也没有意见。

后来，在报纸上公布：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免去许某人职务，由周南接任。这个宣布不仅奇特，超越常规，而且是非法的。怎么说超越常规？是说“免去”我的职务，不是说我“退休”，为什么免？当时说“免去”是很不常见的：“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人大常委会又没有开会啊！太离奇了。

周南奉命来整我的专案

周南立即赴任。开了个千人左右的欢迎大会，我在会上特别介绍了周南，说他可以胜任，而周南的发言对我一字不提，在会场上就引起很多人议论，不仅相互交谈，而且有人当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回答？一笑置之。

到北京开最后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基本法草案，算是交代工作了吧。会议期间，我留在香港的秘书清理我的文件、书籍，向我反映：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将我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说有些不是私人文件。这很奇特：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我和秘书，认为会把公家文件带走呢？我带走公家文件干什么？这也罢了，我向宋平提出来，希望在退休之后住在深圳，对港澳情况作些研究——我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新问题，我们对香港情况研究不够，我在香港工作，深有感触，想继续作些研究。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宋平跟我谈，说中央常委的意见，你还是回到北京来。我说，我也不回北京，还是回江苏吧，请中央考虑。他开始说要中央常委讨论，后来也表示同意了。

当中他问：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提出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写了一篇文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刊登在《求是》创刊号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知道是任仲夷提的，听他讲，知道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北京有人组织了专门班子准备写文章批评我在《求是》上那篇文章。所以我就答非所问：我知道北京有人要批判我这篇文章。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对宋平很尊重，他很正派，他说他不知道，我想他很可能不知道。

会议结束后，我先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准备搬家回南京。4月22日到，第一天就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传达他的决定，要将我的房车收回；第二件，我的老伴告诉我，周南停发了我三、四个月工资。按照组织原则，干部调动，介绍信还没有到接收一方，工资就还是由原单位发，我还没有离开，介绍信都还没有拿到手呢。周南是11月到香港，那时是四月，停发我的工资，是何原因（我不想用“居心”这个词）？

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一度接近崩溃。船王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是奥地利人，有一天给我一份由十多个香港名人巨贾签名的建议书：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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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多维：关于包玉刚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风波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生，是奥地利人，有一天到香港新华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推荐自己，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玉刚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江泽民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去北京开会，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讲：“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听说，李后还是鲁平说，我讲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电报”，“香港人出一百亿租借十年”，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外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租借实行自治，这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的，这能叫“卖国”吗？我对此坦然。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他人要我发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任仲夷（左二）访问香港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阁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六四他与我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香港《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要写上四个大字，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回来问我：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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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多维：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麽看待，采取了什麽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降，惶惑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於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多维：“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麽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其口述回忆录中对许严厉抨击。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麽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许家屯回忆说：1989年学潮，赵紫阳叫我去北京，谈了两个小时，他要我去找杨尚昆，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常委的工作。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不过杨尚昆又说：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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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包玉刚说“只有你没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

我在香港从来不管钱，我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带。包玉刚先生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可以证明。记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刚先生吃饭，吃完我站起来了，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你。我很诧异，看着他，他说，我认识到的你们的高干，只有你没有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我当时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在表扬我，但“只有你”三个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摄）

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诚共进工作午餐，他提出一个建议说，准备一百亿到海南岛搞开发，徵求我的意见，要我当企业董事长、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负责人。我听了非常兴奋，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担任企业董事长、行政负责人，中央不会同意，而且我岁数大了，也没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做顾问，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这个企业。他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同我议论了谁可以当董事长。他这个想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邓小平写了一个电报，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主要是两条：建议中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资金，让香港人经营，香港人支持，来进一步开发内地尤其是海南岛，内地也应该学习香港，在改革开放参考香港经验；第二个建议是：海南岛是否建省，成为一个省级特区。邓小平看了，亲自批，要赵紫阳考虑落实。这样，海南岛的建省工作就马上行动了，成立了建省筹备班子，领导小组负责人又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李嘉诚的建议给香港大企业家进入内地投资带了头，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业投资。

邓、胡、赵、姚依林，他们几位，还有杨尚昆、习仲勋、王胡子王震、万里，对香港都非常重视。事实上对於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贡献。港澳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的外资投资的60％左右。近几年来是否有变化，我没有查资料，记忆之中，到了最近两三年，都还占外资投资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经济繁荣，八十年代后期，也受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大的促进，效果越来越显着。当然，这是整体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内地内地改革开放的结果，香港积极配合，不是哪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

多维：1989年北京学潮，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与赵紫阳谈了两个小时，谈了什麽问题？

许：交换对天安门学生请愿的看法。

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一回来，就打了个电报给我叫我去。5月1日我到北京，有人告诉我，北京普遍反映：邓小平上了李鹏的当。李鹏在赵紫阳走了之后马上开常委会，听了陈希同的话，陈说给他五万军队，保险可以解决天安门的问题。他们就去向邓报告了，邓同意他们的意见。

赵紫阳和我交谈，要我先讲我的看法。我讲，我认为学生和机关干部是爱党爱国的活动，少数敌对分子、外国人插了手，美国、台湾、香港也有少数对共产党敌视的人参加，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学生、干部、市民应该说是爱国爱党的。《人民日报》社论，我不赞成。赵紫阳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办法说服邓小平，把社论的意见收回来。他说他在朝鲜时，社论传给他看过了，当时他表示同意，现在看，他认为不妥。假如改变过来，他可以对外表示由他负责。另外他提了八条具体办法，例如，学生反对“官倒”，先从我家里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麽样，是否参加了“官倒”。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认为我与杨关系比较好，说得来，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见了杨尚昆，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答应去向邓转达，还要我转告赵紫阳，可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先做起来，有什麽事情他负责。当时杨尚昆还赞成赵紫阳4日接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说各方反映很好，杨本人也认为很好。不过杨尚昆又说了：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从杨尚昆那里回来，告诉赵紫阳说杨已经同意。我们都比较乐观了，认为有希望改变过来。赵紫阳的讲话外界反应也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回学校了。如果学生到此为止，事情就好转了，可是学生又开始绝食了。为什麽绝食？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给他们出了主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当时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多维：最近邓小平的女儿说，开枪不是邓下的命令。

许：我相信他不会下命令开枪——不会有人下命令开枪。但是，下了命令要部队一定要进天安门，其结果就是：不下命令也会开枪了！

多维：没有命令，谁敢开第一枪呢？

许：那种形势，不是平常形势。

我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些香港大商人，成立投资公司，吸引他们回内地投资，向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他要我直接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当时赵紫阳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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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这段时期，我们积极支持一些大中企业克服困难，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项目经过国务院亲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启立的嘱咐，到香港三个月之后写出了报告。在报告中这麽写上了“人心回归为中心”。赵紫阳、李先念听后批准。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来的关注香港经济，看怎麽样利用，动员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陆投资。我们总结了香港人回大陆投资的模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我归纳为“前店后坊”——前面是商店，经营销售，后面是加工生产。

当时大陆在批“一切向钱看”，说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夹一个皮包，印一个名片：“总经理”、“总裁”，到大陆行骗。我向赵紫阳建议，我们宣传“时间就是金钱”，又批评“一切向钱看”似乎早了一点：人家来投资，不向钱看，向什麽看？他表示赞成。对“皮包商”，我也讲了看法：自由市场在大陆还不流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香港商人的经营经验。我们说是“投机”，其实是他们善於抓机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机会麽。投资没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规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这种做法。赵紫阳点头，表示同意。

我还讲，广东的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够，要善於变通，广东有些干部提出“遇见绿灯大胆走，遇到黄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确的部分，我拥护；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错误的部分，要尽量像任仲夷那样变通。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就讲，江苏发展工业，与中央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应该让人探索。赵紫阳对我这套讲话没有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批评我，实际上都认同了。

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多维：周南在他的新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钱都没有了，你“肥了自己”。

许：事情是这样的：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们本人只拿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样做，我们自己为什麽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麽不能在香港搞一个、几个汇丰、太古、裕和？周南（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但赵紫阳赞成，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一同回内地投资。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被批判了，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麽积极。这是什麽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於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之后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数股东撤资，投资公司就成为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麽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江和交通部的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麽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麽？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他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麽根据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是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位於地震灾区中的多个核设施的安全引起举世关注。在重灾区北川，安县可能有一座核武器库和一座核反应堆，已遭受破坏，官方极力保密，未发现核料泄漏问题.

 

● 大陆网友在谷歌地图上标示的中共绵阳地区核设施位置图.图中核爆反应堆位置大约在安县北部，核武库在北川县.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中共宣佈暂停核试验后，我在随后的一期开放杂志上写了数篇文章，回顾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历史，其中一篇提到中共在一九六五年决定在四川三线地区重建一个核工程城市，即中国第三个核基地，代号九○二工程。

恍然大悟原来核设施近在咫尺

我是四川人，在成都土生土长，但写这篇文章时我不知道这个核基地在四川甚么地方。一九九九年十月这篇文章收到开放出版的《共产中国五十年》一书时，才从一名大陆科学家那里获知，这座核工业基地就是离成都很近的绵阳地区，但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直到这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核基地其中一处核设施很有可能正座落在我早年当知青时插队下乡的四川安县，即这次地震的一个重灾区，我当年还可能因多次搭便车，与这个核设施的工人或工程师擦身而过.

安县地貌从中部一分为二，县东南部靠近绵阳是一片浅缓的丘陵平坝地带，而朝西走地势陡然往上爬升，形成一带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一千到两千五百公尺之间，属这次大地震的龙门山脉，其中最高的千佛山海拔达三千公尺。我一九六九年初到安县，插队到中部丘陵区的乐兴公社（现乐兴镇）。当时成都市第一中学高初中六届数百学生都安插在几个较近铁路线的公社。县城当时在位於绵阳进北川公路上的一个安昌河河坝安昌镇（这次也是重灾区）。安昌镇两面高山壁立，仅有几条街道，平日冷冷清清，只有逢五逢十的赶场日，大量深山老林中下来赶场的山民才让小县城有点人气。公路从安昌镇沿安昌河北上二十公里，就到北川县城。到此已是绝路，北川到邻县茂汶（即茂县与汶川）高山阻隔。无公路相通，当时前往茂汶，要迂回南下成都绕道灌县（今都江堰市），再循岷江而上才能到达，要绕一个大圈子。

我下乡一两年后，这个车辆稀少的偏僻山区突然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讲普通话的北方人，赶场天把四周乡场的鸡鸭蛋蔬菜都卖贵了。我所在生产队一个老农民赶场卖红薯，第一次遇见这些外省人，不知如何应对，张皇之下挑起担子就跑，回来说，「听不懂他们说啥子。」生产队农民在田间干活还传说人迹罕至的茶坪深山里挖了好多洞，在建工厂.我一九七二年离开安县回成都之前，来往安县和绵阳的运输货车多了起来，不论上县城还是前往火车站，我们知青都爱在公路上搭便车，车子往往一招手即停，因为这些入川的北方人都很同情知识青年。知青知道他们是三线建设工人，至於他们建甚么则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想到他们可能是在建核工厂.

文汇报谈地震灾区军事机密

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多国政府立即表示愿意派出专业救援队到中国四川灾区救人，五月十三日中国官方正式拒绝，说难以安排他们前往灾区，结果错过了七十二小时黄金救人时段，使许多本可以获救的灾民最后葬身灾场。很多人以为中共当局是爱面子死撑，但真正的隐情其实是怕中国核设施曝光。香港《文汇报》五月二十二日报导说，四川灾区的核设施正受到外国军情机构的密切关注，「这些军工企业及内部情况平时处於保密状态，不易侦察。但在地震发生后，伪装可能损坏，建筑物及内部情况可能暴露。加上人们忙於救灾，可能疏於平时的保密措施，这对「观察者」来说是个良机.」

返回台湾的台湾拯救队领队人欧晋德说，在头三天，中国当局除了解放军以外不准任何人进入灾区.估计在这段时间，中共当局第一优先考虑恐怕不是救人，而是对绵阳地区核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及作出相应补救措施，并设法防止核基地讯息外泄。引人关注的是，地震发生的当日，灾情严重程度尚未完全明朗之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四小时后已飞抵灾区，十三日下午即转赴绵阳。而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省长蒋巨峰据报也是坐镇绵阳（而非省会成都）指挥救灾。据路透社报导，中国环保部长周先贤在地震发生数小时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后来国家主席胡锦涛探视灾区，绵阳也是第一站。

很显然，中共高层对位於灾区的核设施安全十分紧张，因为若果真因地震导致如同前苏联切尔诺比核灾难那样的浩劫，其后果不堪设想，远比目前的地震破坏不知要可怕多少倍，受影响的将不止四川，中国甚至亚洲。

实际上地震发生后，如《文汇报》所说，国际社会确实密切关注中国核设施受损情况，外电有不少报导。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十六日报导说，美国正在利用间谍卫星和其他方式监测四川地震区核设施的异常情况.法国核子防护监察机构称，四川大地震对当地核设施已造成轻微损害，有传言说许多核研究人员在地震中失踪。英国泰晤士报说，由於担心核料外泄，北京已下令核武部门要紧急预防，并指派二十一名专家分赴各核设施进行检验。

中共终於承认核设施受损

对国际社会的疑问，中共当局一直是吞吞吐吐。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最早承认中国核设施确有损害，有六人在地震中丧生，但坚称安全。后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也坚持同一说法。直到五月二十日中共官方才间接证实核设施有损毁，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说，在这次大地震有三十二枚放射源（核弹头？）被崩塌的废墟掩埋，目前已回收三十枚，剩余两枚仍埋在废墟中，但已探测到具体位置，并在周边画定安全防护距离，设置安全警戒。环保部门的放射专家目前正在全力清除废墟，准备近日将剩余的放射源运送到安全地带，到二十三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承认，截至廿二日中午，地震灾区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放射源五十枚，目前已对其中卅五枚放射源进行收贮，另有十五枚放射源虽已确立位置，但尚未收贮.吴晓青说，尚未收贮的十五枚放射源中，有三枚由於建筑物垮塌被埋无法收贮，另有十二枚处於危房。

● 位於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有八千科学家，是中国两弹（原子弹、氢弹）研究基地。

绵阳市的两弹研究基地

这个代号为九○二工程的四川核基地在这次大地震中虽然被曝光，但人们至今所知甚少。广为人知的大概只有位於绵阳附近两弹（原子弹、氢弹）研究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原在青海海晏县，一九六八年迁到绵阳。绵阳是中国国防科研工业中心。台湾的报导说，绵阳市五十万人口，就有三十万人从事国防科技。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介绍，中物院主要从事冲击波与轰爆物理、核子物理、等离子体与雷射技术研究，其中设有「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八千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支术人员两千余人。台湾核子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锺坚说，中物院不负责核武器生产，应该不会储有核材料，应该不会有核污染的疑虑.另据海外核物理学家说，中物院是核研究基地，应该有作研究用的核反应堆。不过人们最关注的是中国藏匿在绵阳深山中而受到地震破坏的核武器库和核生产基地。

广元三堆镇八二一核反应堆

据各方报导，中共在四川绵阳山区至少有三座核设施。其中一座位於广元西北十五英里白龙江畔三堆镇，名叫八二一工厂.这座核反应堆已曝光。据军事专家平可夫说，这个核设施在中共军方内部称作八二一堆，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投产，生产中共核武原料钸（？ ），中国DF5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使用的反应燃料就在这里生产.他说，八二一堆因为产生的废气、废水、废物在八十年代就被发现安全存在隐患，同时又因为薪水纠纷曾引发工人多次示威抗议.平可夫要求中共就八二一堆的安全问题向国际社会作出交待。平可夫并说，中共还有一座核子反应堆，代号称八一六堆。

一位在三堆镇长大的八二一堆职工子弟在网上说，八二一厂是建三线时，从甘肃玉门的四○四厂调来工人，加上大批军人和北大清华毕业生，於一九六九年选址广元地区山区中的山区开始兴建，一九七二年建成，在三堆镇大山中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市场、医院、学校、电影院……应有尽有，而且不少东西免费.八十年代中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后，这个工厂已经江河日下，但仍在营运，现在的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的很多技术人员由该处调过去，核燃料也由该厂提供运过去。

不过这次广元三堆镇虽然是灾区，民房倒了百分之二十，但伤亡很少，估计八二一厂的损毁应不严重。造成至少六员工死，数十枚放射源被建筑崩塌掩埋的应是另两座核设施。

绵阳深山中核武库和核反应堆

纽约时报援引核专家的话说，距离此次地震震中不远，从绵阳市向西开车两小时，有一个中国高度保密的核基地，设有一座高速爆裂的核反应堆，再朝北走，更近震中一个更为难以进入的山区，有一个隐密的巨大复杂的地下通道，储存中国的核武器。网上有位熟悉该地区地形的网友根据此线索将这两个核设施的方位在谷歌地图上标了出来。这个离震央很近的核武库大约於北川县靠江油的方向，在九黄公路南坪县至平武线段的正下方。另一座核设施即很有可能是平可夫所谓的八一六堆的核子反应堆，则标示位於安县桑枣镇以北，千佛山以西，四川江油风光洞之西南，估计应在安县与茂县，北川交界处的深山中，离安县两个高山村寨高川乡（海拔二○○五公尺）和茶坪乡不远.由这次安县西北遭重灾但灾情竟被封锁长达三、四天的反常情况来看，估计与八一六核反应堆有关.

安县旧县城安昌镇离北川仅二十公里，而且离震央汶川映秀镇比北川更近，因此这次地震灾情也相当严重。五十万人的安县二十余乡镇遭重灾，安昌镇倒塌房屋百分之八十，在深山中的茶坪、高川两村寨更因山崩地裂，房屋倒塌被掩埋达百分之九十五，唯一出山公路被截断。翻高山越原始森林逃出来的灾民和千佛山游客说，这两个乡有两千多人死亡，四五千人受伤，一万多人被困。安县官方十五日也公佈说全县有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死亡。但奇怪的是，在头三日大陆媒体的灾情报导中，灾区中根本未提到安县这个地名，而该县县委书记还在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安县的灾情不严重，我们能生产自救」，竟拒绝外来援救。以至世人不知安县也是灾区.

为保核机密封锁安县灾情

一直关注新闻的我，直到五月十七日打电话回四川问到曾插队安县的同学才知道安县受灾不轻.由於安县灾情被封锁，安县五十万灾民多日竟无外来救助，当局任其自生自灭。愤怒的灾民和在外打工读书的安县子弟在网上悲号求助，无不痛骂县政府狗官丧尽天良。但有知情的网友披露安县灾情被封锁是另有隐情。一位网友五月十七日在网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是绵阳不管我们 要我们自己管自己啊， 而且涛哥路过我们安县 看到花荄（安县新县城），位於平坝该没有事，就没有操心啊，我都要气死了，这几天一直弄网上 打电话去政府 又打去央视，这是我瞭解到了我们安县死了几千了 ，绵阳市不信啊，他们也不下来看你们都错了，政府不去救安县还有封锁安县灾情的消息的真实原因还不是当地政府的问题，我不敢说.我为安县人民哭泣！！！

为甚么只封锁安县的灾情，你们想想到底甚么原因？猜测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某某基地太多了！大家请稍微冷静下想想，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大家自己想嘛。我们安县的基地很多！我在军校待过，上过保密课！这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但是我还是为安县的那些无能官员愤怒！我们只能自救！坚持……」

从这个网友传递的讯息可知，安县灾情实际已通报到省委书记坐镇的绵阳救灾总部，但总部因军事机密之故，下指示安县自救不要惊动外界。据安县民众网上透露，是记者后来私自到安县灾区採访才把灾情曝光，五月十六日茶坪高川被困灾民才首次获得少数救助。中共为保军事机密而罔顾人命，确实冷血得很。但这些军事设施外国卫星间谍早已侦测得一清二楚，能瞒的只不过是中国自家老百姓而已。

估计位於安县的八一六核子反应堆有可能遭到重创，有工作人员遇难及设施损毁，但不清楚被埋於废墟的放射源是否就在八一六核反应堆或在位置更北面一些的核武器库中。不过迄今尚未侦测到因地震发生核辐射。但北川县城灾后几天却突然封城，并出现全副武装的防化兵。似乎不像担心瘟疫那样简单。

中共当年选绵阳地区为中国核基地，显然是看中交通运输便捷而又隐密安全的地形特点.这些核设施深藏人迹不到的高山峻岭之中，经受得起核打击，而且仅两小时车程就可抵达平原繁华之地，连接西南交通大动脉宝成铁路，这样选址似乎很理想。但三个重要核设施均放置在地震活跃的龙门山断层带上，此选择可说是非常致命的，简直愚不可及。据说在地震发生前，一些核设备已在拆除中，这次灾难过后，吓出一身冷汗的中共当局必然会尽速予以全部拆除转移，以绝后患。

安县是我渡过三年艰苦青春岁月的地方，我对那里的乡亲、那里的山和水都很有感情。在移民香港之前还和当年一同下乡的同学回去看望当年善待我们的乡民和留在那里工作的同学.这次大地震发生后希望安县乡亲们能平安渡过大难，并从此走出核灾难的阴影，让安县的山山水水再次苍翠依旧.

● 学校倒塌最多，学生死亡最多，面对海内外的质问，中国教育部官员竭力淡化。但日本地震，许多房子倒塌，学校却例外，成了避难所。川震受难家属已经忍无可忍。

● 四川绵竹五福镇福兴小学倒塌，127名学生遇难.

「为甚么倒塌最多的是学校？」「为甚么死得最多的是学生？」这是四川大地震中，中国民众最尖锐的质问。

四川大地震，学校倒塌最多

北川县，北川中学，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十八个高中班、一千多名师生，被埋於废墟，绝大部份死亡。一组照片显示，头一天还在操场上集体欢笑的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几天后，就变成裹屍白布、成排摆在地上的屍首。该县曲山幼稚园倒塌，六百多名孩子，几乎无一逃生。

汶川县，映秀小学，校楼倒塌后，四百名学生，连同四十七名教师，大部份死亡。面对家长的哭喊和谴责，校长谭国强默不作声，连续几天几夜埋头挖掘，掩饰其心底的愧疚。映秀幼稚园，八十一个孩子，半数以上惨死。

并未处在震中的都江堰市，所有政府建筑都巍然耸立，却有六所学校倒塌。聚源中学，一栋六层高的教学楼垮塌，上千学生被埋。家长陈秀丽指着另一栋没有倒塌的楼宇，悲愤道：「那个楼被称作「危楼」，它倒没有事，反倒是这个新教学楼塌了。承包商拿孩子生命当儿戏！」人们看到，就在聚源中学背后，老街的老房子都没有垮塌，唯独这所中学的主教学楼垮塌了。

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教学楼垮塌，总计四百多小学生死亡。当温家宝视察该校时，当地官员竟当面向温谎报：只有二十名学生死亡。震后两天，当地官员甚至不准家长到废墟中寻找孩子，直到家长群起抗议，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屍，」才得以接近孩子的屍体.该校原本堆满了学生屍体，温家宝到访前，地方当局急忙用两辆大卡车，将孩子们的屍体拉到火葬场。家长流泪恳求记者：「请把真相曝光！」

远离震中四百公里的重庆市梁平县，房子基本没到，却有两所小学垮塌，五名学生死亡，一百多名学生受伤。而在这次地震波及中，几千万人的重庆市及其所属县市，也仅死亡十四人，学生所佔死亡比例就超过三分之一。

四川中小学校的普遍情形是，新楼不如旧楼。即便那些并非处在震中的地区，如绵阳市，震后，许多学校出现「危楼」，而这些摇摇欲坠的「危楼」，往往都是新楼，学生被转移到更为安全的旧教学楼上课.据中国教育部初步统计，四川省倒塌校舍，高达六千八百九十八间！民间统计：死於大地震的学生人数，超过一万，佔总死亡人数四分之一以上。

掺杂着无奈和讽刺意味的是，北川县内唯一没有倒塌而仅存一所学校（位於该县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刘汉希望小学」），竟被网友评为「最牛的希望小学」，并要「向建筑商致敬」。当代中国的黑色幽默，令人歎为观止！

家长呼天抢地，民变一触即发

「为何上天这么对我？为何有这些豆腐渣楼宇，来害死我的儿女」都江堰市的贾氏夫妇，匍匐在废墟上，呼天抢地。「整个镇的孩子都死光了，没人后继香火了！」失去两个孩子的向峨乡居民李先生，肝胆欲碎，他大骂政府：「救援太迟缓！」「把两个娃娃还给我！我不要钱、不要田、不要屋，只要回两个娃娃！」 向峨乡另一居民石小琼，哭倒在两个孩子的屍体前，撕心裂肺。 可怜天下父母心！

学校，触目惊心的「豆腐渣工程」！面对海内外的质问，中国教育部官员竭力淡化，甚至用「许多国家校舍的防震被忽视全球各地有不少学校的建筑物难挡震灾」等辞予以搪塞。事实上，在中国，不仅是地震灾害中，倒塌学校最多，在其他诸如洪水灾害中，倒塌最多的也是学校。

家长的悲痛，变成愤怒，酝酿着民变。他们找不到国内记者，只能拉着外国记者，跪求他们披露真相。「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都江堰、棉竹等地家长，哭祭死难孩子，更聚集抗议，要求当局彻查「豆腐渣工程」，法办贪官污吏。中共高层急调大批便衣，监视受害家长，同时紧急发文：要求各级党政干部暂缓公款旅游，坚守岗位。暗示他们，防范民众暴动。

日本地震，学校是避难所

话说日本，不论是一九九五年的神户地震（七点二级），还是二○○七年的新泻地震（六点八级），许多房屋倒塌，学校却成为例外。这些能够经受强震而巍然不动的学校，反而成为当地灾民的临时避难所。日本朝野深明：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因而不惜最大投资，护以最好最坚实的建筑.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国人说的话，日本人做到了，许多国家做到了，中国人却没有做到。中共当局，宁愿以每年两位数的增幅，狂支军费，却吝啬於教育拨款。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政府投放於教育的开支，应佔该国预算至少百分之六。中共於一九九六年通过《教育法》，认可联合国的这一标准，却从未兑现.连年教育开支，仅佔政府预算百分之二点七左右。

「豆腐渣工程」，贪官污吏，拒绝监督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与无数花季儿童的惨死，紧紧连在一起。倒塌的学校，倒塌的希望。在这个政府自私自利、官员贪腐成性的国度里，孩子的希望，连同整个民族的希望，都笼罩在无边的黑暗里.

● 这次救灾中共领导救灾得了分，希望当局从此顺应民心借势推行政治改革。

● 天安门第一次为人民的灾难下半旗致哀。

今次震惊中外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四万，官方的估计数字会超过五万.根据目前灾区的情况，死亡人数也许会超过十万.地震牵动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心，国难当头，一致抗灾，任何不同的声音这时候都应该歇息。如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任何批评布殊政府的声音都会暂时歇息一样。

中宣部禁令遭几乎所有媒体抗拒

大地震给了中共一次绝好的表演机会，电视画面看到了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现场指挥，看到了解放军、武警官兵全力以赴救灾的感人场面。中共得分了：一、反应迅速，及时出动救援部队和运送物资，抢救生命，安置灾民；二、资讯透明，媒体採访自由，中宣部未敢公开进行干预，这也是第一次有了「新闻自由」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宣部地震后给媒体下达的指令是不得独自报导，必须与新华社报导相一致，但遭到几乎所有的国内媒体抗拒，对此中宣部无可奈何；三、允许外国救援组织参与救人、救灾，尽管晚了几天；四、许多民间组织的救援和募捐，当局没有干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游标，十二日下午得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后，立即安排六十台吊车、推土车、挖土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车队从江苏、安徽向四川进发.这支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成为自发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救灾队伍。牛博网进行的募捐活动，据说昨日被冻结了建行的帐户，但经过交涉，还是解冻了；五、中共破天荒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地震遇难者进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规定从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连续三天的悼念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全国下半旗志哀，让全国人民莫名的感动，都觉得中共还有人性的一面，在人道和人性面前，中共终於向人民低下了那高昂的头.

● 5月19日地震死难者的头七之日，下午2时28分全国下半旗哀悼。中共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默哀。

中共进步人民肯定国际认可

中共当局的举动，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毫无疑问，在国难当头，举国悲哀的日子里，国家和民众都需要团结一致，抗震救灾。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专制国家还是国家，仍然需要国家领导人负责运转国家机器进行救援活动，这丝毫没有美化支持专制制度的意思。拿中国与缅甸、朝鲜相比较，中国政府要开明很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尤其拿唐山大地震与这次汶川大地震相比较，现在的中共表现与过去的中共表现不可同日而语.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在进步，中共自己也在变化。

国难的日子里，中共表现得异常开明进步，我们多么希望中共能借此机会进行政治改良。当然，这一切都与国内外对中共政权的压力加大有关联。今年一月下旬春节前的雪灾，当局反应迟钝，救灾不力，受到了民众的强烈谴责；三月十五日拉萨骚乱和随之而来的奥运火炬在巴黎、伦敦受阻，中共在海外失分，抵制奥运开幕式的政要、名流不断增加；山东胶州两列火车相撞，完全是人祸，引起广泛的不满；自安徽始发生的手足口病疫蔓延，有报导说安徽当局隐瞒疫情。一系列事件，给中共当局造成巨大压力。如果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共依然像过去一样，必将尽失人心。所以这次大地震也给中共一个反思改正的机会。

中共应该看到，中国人民之所以支持在抗震救灾中的中共，是因为这时你表现了以民为本的开明，所作所为顺民意得民心。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应该认识到民心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是历史上中国皇朝的经验之谈，即便是民主社会，政党的轮替执政也是得民心者得政权。台湾的国民党从独裁专制政党走向民主政党，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再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可谓中共的榜样。台湾的经验证明（不仅是台湾），放弃专制独裁的政党依然会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取决於能否放弃独裁专制，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

中共能在全国范围内为地震遇难者下半旗志哀，那么能否接下来在六四纪念日到来的日子为六四无辜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死难者也下半旗志哀？刘晓波博士说得好，「如果说，为大天灾中的遇难者降旗，第一次表达了公权力向人性、生命和民意的靠近，那么，为六四等制度性人祸的遇难者下半旗，将是公权力向普世人权的归顺，也是国家性正义的第一次公开表达，更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标志.

清算毛的罪行会是第一个进步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需要反思。中共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迟早会清算，虽然这不可能是对后来中共领导人个人的清算。前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是一个进步，如果中共首先对毛泽东进行清算，那也是一个进步。中共在历史上人为的制造了许多大灾难，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镇反，反右运动、文革等，所造成的死伤人数都远大於唐山大地震。尤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农民，完全是人祸。中共历史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如果有心忏悔的话，何不下「罪己诏」，老老实实承认真实的历史，不要总是遮遮掩掩，继续以谎言欺骗中国民众。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在走下坡路。这次地震中大部分学校首先倒塌，那些「希望工程」捐款建造起一座座「豆腐渣」校舍，这就暴露出整个中共官僚阶层全面腐败化。虽然中共当局称要追查，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专制制度不可能遏制腐败，不进行政治改良，不放弃一党专制，不允许建立制衡机制，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反腐败都只不过儿戏而已。

历史的机会来了，要看中共当局是否觉悟和把握。

（作者系大陆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新闻背景：5月18日，沈阳一16岁少女黄绢因太饿，在便民店内偷面包被抓获。店主称欲要把此事告发至学校后，她觉得无脸面对他人，选择了自杀来终了一切。老师称她成绩优秀，曾因交不起学费而险些辍学。

温顺的如黄绢，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只是由于某个偶然的原因才突然被曝光，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在我们身边，竟还有这样悲情、这样惨烈的一幕。不温顺的如珠三角的砍手黨，用暴力和血腥，而且是用加害更弱者的办法，用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办法，来为自己强行打开一条生存通道。

这就是我读了黄绢自杀的新闻所立即产生的联想。

黄绢，这个柔弱的沈阳女孩，这个如报道所称素来品学兼优的沈阳女孩，这个按道理应该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般朝气蓬勃的女孩，却仅仅因为顶不住长期饥饿的折磨，偷了面包店一块小小的面包，被店主发现后反复受辱，羞愤自杀了（见5月22日《时代商报》）。

让我震撼的，不仅是黄绢的赤贫，也不仅是黄绢的轻生，更是人心的冷漠。如果说黄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杀，而在精神实质上属于他杀，凶手则是人心的冷漠，这个推断应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初状态。当记者为此事采访事发的面包店，自称负责人的一个女子竟吐出这样的话：“死了就死了呗，我们抓小偷还犯法了不成，她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在法律上确实不能说店主有多大的罪错。但是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惟一尺度。在喧嚷的尘世之上，还有神圣的星空；在人的法律之外，还有自然的律令。而对于人类来说，全部自然律令中最根本的律令，或者说最高的律令，就是把人当人，就是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黄绢不过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且是在经受了长久的周期性饥饿折磨，在这种折磨达至极限之时，才万不得已伸手动了那一小块面包。而那块面包本来是她应得的，对于黄绢那样的最弱者，而且是未成年的最弱者，而且是失去几乎全部生活来源的最弱者，我们的社会本来应该提供充分保障，本来应该提供许许多多那样的面包。

但是，黄绢一直无助。我们的经济据说正在高速发展以至于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和不解，我们的年度财政收入连年猛增以至于突破了四万亿大关。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给黄绢们供给许许多多面包的能力。但黄绢就一直没能得到她所必需的那块面包，终于不能不伸出了她柔弱的手。她实在太柔弱了，所以马上就被店主抓住，然后交给联防队员，然后交给她就读的学校。至少在她个人的解读中，她是因此而身败名裂了。

她是最弱者，她一无所有，除了她自己的尊严。当就连这点可怜的尊严也保不住的时候，她万念俱灰，她别无选择。她不过是为了基本生存才伸出她的手，却为此付出了全部的生命代价。

是的，在法律上说，店主没做错什么，联防队员没做错什么，学校也没做错什么。用人间的法律来衡量，在对待黄绢的问题上，我们的社会确实都没有做错。但是，在良知的天平上，在精神的星空中，我们的社会显然是经不起考问的。

一块必须以全部生命来置换的面包，一块比孩子的生命还重的面包，这难道不是世界上代价最为高昂的面包吗？这样的面包的存在，难道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耻辱，我们每个人的耻辱吗？

我们都在感叹中國人的缺乏敬畏，都在强调敬畏的重要。但是千敬畏，万敬畏，最重要的只是对人的敬畏，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尊严的敬畏。尤其是对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敬畏。而我们现在所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敬畏。其实我们从来不缺乏对权势的敬畏，我们往往只是在面对最弱者时，才无所忌惮。对最弱者发自心底的歧视，蔑视，这种精神上的冷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黄绢就是这样的受害者，所以自卑和屈辱从小就浸透了她的骨髓，以至于到了平时走路，她都是贴着墙根，好像很害怕的模样的地步。

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她的存在跟不存在没有区别，她根本就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她本人并没有任何罪错以至于必须遭遇这样的精神冷暴力呀，她是一个很努力，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呀！

一个最弱者、最缺乏自救能力的人落水后，没有谁为之施一援手，听任她在绝境中，在生存压力的剧烈煎熬中挣扎以至于最终没顶。这就是黄绢悲剧的全部暗示。这就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机。我们的社会缺乏文明的绿荫、文明的清泉。而文明的绿荫、文明的清泉只能从人心中自然生发出来。没有人性的复活，没有人性的庇荫和滋润，什么制度、什么法律都支撑不起一个现代文明，文明最终只会干枯，而那些绿荫中的小鸟，清泉中的小鱼，像黄绢那样的幼弱的小精灵，自然也就无处可以逃生。

值”六.四”十九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著名作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对”六.四”之后中国经济及民主社会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分析。

《参与》记者：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发表的六四感言，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对此您作何评价？

胡平：6月4日，我接受过《世界日报》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我的回答如下：”我觉得马英九总统没必要降调。他过去对六四的立场当然让中共很不高兴，但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赢得广泛尊重，共产党也早就了解，如果马英九继续原来的态度，共产党也只好认了，没法拿这事做文章。我理解马英九是想给中共正面鼓励。马英九亲历了国民党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深知个中甘苦，很想以自己的经验劝导共产党。这种愿望自然是很好的。只不过我还是想重复我以前说过多次的话。今日共产党在大陆的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情况很不一样。对此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6月5日的世界日报登出了这段采访，略有删节。这个回答可以充分代表我对马英九六四感言的看法。

《参与》记者：有人说”六.四”减弱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因而很难保证人们是否会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政治诉求，所以说”六.四”所起的阻碍民主进程的作用也许更大。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胡平：这个观点明显把因果关系说反了。如果说”六.四”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人的政治热情、对民主的追求在降低，显然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一种恐惧效应，使人们不敢参加政治活动的结果，这不是八九民运所导致的。所以如果把”六.四”屠杀和八九民运区别清楚就很容易看出来，正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恐惧让人们在政治上变得冷漠。

《参与》记者：请您谈一下”六.四”之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胡平：”六.四”之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受到相当大的阻碍，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阶段。”六.四”屠杀引起了国内、国际社会的同仇敌忾，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热兵器时代而是发生在热兵冷时代，这个政权早就被推翻若干次了，在现在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很难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政权抗争，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就感到非常悲观，放弃了抗争。在”六.四”刚刚发生之后，我曾撰文提出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因为八九民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非暴力抗争，但由于遭到失败，使人们感到对非暴力方式失去信心。八九民运遭到镇压和民运策略上的失误有关系，另外共产党也没有力量镇压第二次这样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问题是由于民众失去信心，就很难聚集起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虽然这十九年来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抗争，但因为参与的规模和力度有限，很难对政权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虽然人们失去信心，但对政权本身还是持相当反对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保留下去，必定会不断寻找机会、积累力量，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削弱了人们对政权的反对态度，造成了民运的另外一个困难。

八九之前，中国就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一方面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此共产党也失去了镇压人民的理由。共产党过去镇压人民的反抗，总是给别人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现在他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他怎么还能以这个罪名去镇压别人呢？”六.四”之后，党内一些保守派认为要反对和平演变，不仅要从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从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出要加快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很清楚”六.四”屠杀已经发生，让老百姓从思想上认同社会主义，认同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已经不用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当时党内自由派被清洗出局，民间老百姓也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搞经济改革没有了党内牵制和民间障碍，”六.四”之后就开始赤祼裸的权贵私有化。共产党明目张胆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种私有化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人民必然会反对。比如说民间的独立组织会出现，如果工人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政府下令让几千万工人下岗是不可能的。这种权贵私有化从道义上讲是最恶劣的，但从实际效果上讲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当时采取全民私有化，把公共资产分给每一个人，使资产极度分散，每个人都成为小私有者，但没有大私有者，因此无法实现现代资本主义。这是按民主程序最可能达成的一种结果，但从效果上来讲却可能是很差的，资产的极度零碎化严重影响了现实经济的运作。因此前苏联和东欧全民私有化的改革方式一度造成了经济的滑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少数人成为资本家，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才运作起来，经济才恢复起来。”六.四”屠杀彻底剥夺人民的发言权，中国的私有化正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就变成少数官员直截了当地把人民财产据为己有，官员一下子成为资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高压政策造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加上高科技的不断引入，全球化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对资源的大量开发，造成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这种”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专制、暴力的掩护之下，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正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经济发展不会导向自由民主，相反会成为自由民主的阻碍。如果中国现在实行自由民主了，大部分官员会面临着经济上被清算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官员都是腐败分子。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中国很可能会象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一样进行经济转型，绝不会出现象现在这样多的腐败官员，官员现在接受改革的意愿也会强一些，不会担心被清算。

《参与》记者：那么能不能理解为自由民主的发展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胡平：从一党专制的公有制国家转换为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转型期间，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上的停顿或滑坡，这是大的改革难免要付出的代价。中国的这种做法倒是避免了经济上的停顿或倒退，但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的基础之上及暴力的掩护之下，导致了大量官员的经济犯罪，导致了权势集团对人民财产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矛盾。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一切私产，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是空前的。这种社会矛盾一旦处理不好，产生的混乱给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大。如果共产党一直采取高压政策，成功沿续现在的发展方式，那么这个国家的正义感就会完全被泯灭掉，将是一个完全蔑视公正、蔑视人权的政权进行统治，人们拜倒于暴力之下，这是对人类一切美好价值的根本否定和严重挑战，对世界和人类的主流文明价值也会造成巨大灾害。正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中国以这种发展方式可以发展经济却建立不起民主宪政，很容易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给人类造成危害。””六.四”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不合理其实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认识到的，有一个山西老农民就置疑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长沙一个下岗工人也曾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共产党犯的错要让工人付代价？为什么厂长、书记就变成资本家了呢？”哪一天，中国老百姓有说话的权利了，绝不会承认现状，肯定会要求执政者把吞下去的吐出来。

《参与》记者：您对现在进行的民运有何建议？

胡平：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以上这两种可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因此要唤起更多人起来抗争，这个过程拖得越迟，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六.四”屠杀之后民运队伍规模有所缩小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在坚持民运的旗帜，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期要取得新的突破比较困难，知难行易，因此我认为民运人士首先要对中国的现状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就象过去很多人迷信经济决定论，以为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由民主了，只要日子过好了，中产阶级形成了，就自然会要求政治权利。事实证明，所谓中国模式造成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上的提高，反而成了共产党为自己专制政权辩护的一个理由和一些人放弃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一个借口。包括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中国的认识也不清楚，认为中国目前走在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之上，实际上沿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离自由民主会越来越远。如果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危险的趋势，从而起来和我们共同反对，我们的力量就会壮大起来，中国的前景也会变得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