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中有一段与高行健获奖有关的文字：

高行健得奖时有一位有关部门领导曾想找我问问情况，因为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高是何许人也。我当时在远郊农村，没有联系上。从另一位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作家身上，得到了严厉批判的强硬反馈，认为必须予以反击。此后对诺奖的看法日益两极分化。

一些无知小儿认为中国作家得不上诺奖是由于作家胆量与生存环境造成，从而责备作家没出息没本事或干脆埋怨环境。

有纯洁年轻的朋友认真研究每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并以幸运的得主们为文学尤其是道德标杆，要求中国作家对照反省，照此攀登，对中国作家的这第二项原罪提高认识，幡然醒悟，走向世界，为国为民为作家同行争光。第一项原罪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再出鲁迅，当今作家的模样都不像鲁迅。其实中国作家早已获得了诺奖，高行健先生就是，只是不好从中做太多的文章就是了。

南方周末：你在自传中提到高行健当年获奖的时候，领导人找你听取意见，没找到你。如果当时找到你，你的表态会不会影响对高行健的那个声明？

王蒙：那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它常常会奖励到有些西方国家的一些左翼作家，就是对资本主义抱严厉批判的国家，比方说意大利的达里奥·福，像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的共产党人。比方说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我了解一些他的情况，包括联邦德国驻中国的大使都说这个任务非常头疼，还有科尔，当时德国的总理，怎样去看望他的一些情况。但他们也常常奖励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所谓异议者，比如说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当然它也奖励过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赫鲁晓夫的朋友。我觉得既不能简单地把诺贝尔文学奖按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它，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和社会主义中国敌对的力量。同时它又不是一个文学的奥林匹克，因为文学的标准太多了，你回首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在获奖者中会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都很优秀，比如说海明威，比如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但是在不获奖的作家中，也有很长的名单，甚至于会更优秀，比如说，沙俄时期俄罗斯的那批最杰出的作家，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挪威的戏剧家对中国人影响力最大的，甚至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易卜生，但是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反复考量，不敢奖励易卜生，因为易卜生被骂得太厉害了，他们奖励的是易卜生的一个竞争对手，叫比昂松，比昂松也很有名，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会采取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我的这种看法能不能被有关的部门或者领导所接受，这不是我所能够左右的，因为我至少知道他们的一些意见。

南方周末：我在你的书中感觉到，你好像对中国作协那个声明不是完全持特别赞同的态度。

王蒙：中国作协的声明我没有提，但是我谈了我的看法，具体的声明属于工作中运作的一些事情，以我来说不多加评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余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着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么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被震动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9万个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后，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那么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的深处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画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么骄傲，多么强大，多么发达，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二

1990年，一位苏格兰人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往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四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着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而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Act of GOD”；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着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三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就组织了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着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但你也无法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在绵阳三台中学，一位在地震时独自逃生的教师，被学校开除了。而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因为在网上撰文，述说自己独自逃生的经历，和认为地震时没有义务帮助学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学校迫于舆论，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课。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仅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民族的苦难和激情中，发出过许多先知般冷静的声音，并固守着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边界。然而，这种轻易拒绝了高贵品质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一件具体的苦难中，建立起我与他人、族群在盟约中的生命关系。花了多少年的代价，我们才走出了集体。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地震，却借着无辜者的血，叫我们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我们可能守住了一个防止强制性闯入的边界，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以爱的力量自愿打破这个边界的能力。

陈光标和范美忠，是这个时代青黄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我看见民间社会曾被强奸的使命感，开始死灰复燃。每一双紧闭地下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们，问：我们死后，你们怎么交账？

四

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川籍学者查常平、作家魏明伦、冉云飞、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主张活着的人，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包括”六大遗址、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一个从九寨沟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将我们的死亡、灾难、忧伤和盼望，一一陈列在大地上。

作家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着的时候更美好。这是一种催生使命感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写作、治理、救助、关怀、经营和崛起，都是面向历史的。当年，麦迪逊和杰斐逊曾争论《宪法》是否应该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死了，新生的人凭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统治呢？

如果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们低头默哀，不值得国旗为他（她）垂落，他（她）的遗体也不值得我们挖掘、埋葬，那么宪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盟约，历史也是。就如小学五年级的阅读课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说1989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废墟上挖了36个小时，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伤心地离开了。他最终救出了儿子和其他14个孩子。这位父亲的信心，并不在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着，而在于他持守的一个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对同学们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活着，就一定会来救我。因为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伴随着他（她）独特的苦难。但死亡本身是人类的遗产。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遗产，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诉后人这是我们的故乡，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破坏埋过自己亲人的大地。换句话说，埋过我们亲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应当去征服的。

一个有历史感的社会，需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现出人类的死亡。对于墓地，流行的逻辑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地”；对于宗教，流行的逻辑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钱”。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会尊重我们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迹不断在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们看不见过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见历史。换言之，死过的人都白死了，将死的人也会如此。

这正是道德衰微、物质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实说，让13亿幸存者永远记得那些遇难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学者说的：

“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将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记不住死者，死者也不会记住他们的社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发生过的事，最后就当没发生一样。

五

86岁的乞讨者徐超，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105元。

108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502元7角3分，捐给了灾区。

这当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扬的个人抉择，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只带来一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当死亡循序渐进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假想的秩序感，看见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抚平三个老人离去的悲哀。我们以为世界就会一直这样，按着固定的程序运转。我们骄傲地以为，历史是源源不断的自来水，绝不会突然停止、转身甚至倾覆。我们把自己赚来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当然地以为，连天地和造物主都应该和必须尊重我们的财产权。其实我们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我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建立在这个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死亡的普遍与突然，刺破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秩序感。30多年前，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团体，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这一类对世界性灾难的悲观论调，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没有少过，一方面，这些观点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当作乌鸦嘴；另一方面，却因着好莱坞的电影而充满了全世界的卧室。“5.12”那天，我从无数人那里，听见对地震场景的最多、最贴切的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国大片”。

一个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历史感的社会，对于未来，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失去盼望。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瘾。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描述和警示的传统。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与“盛世”对立的、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无论经过什么灾难，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个族群。我不敢奢望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从而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事实上，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就像对集体的深刻的绝望，回到个体性的救赎道路上，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怀着永恒的盼望，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

已死去的孩子，已在天堂歌唱。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不是我们无法挽回他们，是他们已无法劝说我们。我们只能祈祷，愿死者永远记得我们，记得“5.12”之后这个国家做了和没做的一切，所发生的全部改变或死不改变，记得我们的愧疚、忧伤和敬畏，记得我们从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让活着的人被死者记住，让我们值得被他们记住。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

2008-6-3

又是六四！又是回忆！又是争论！又是回应！自19年前那个血红的不眠之夜后，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处在维护那些参与那个伟大事件的死者和生者的争论的漩涡中。对我而言，由于历史的安排，这几乎不是选择，而是良知的使命！

同是争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面对不同的对象。最初是面对政府的恶意指控；后来是支持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的精英；再后来是享受到个人发展机会从而转变想法的当年的普通参与民众；现在，还要面对年轻的对此一无所知的80后年轻人。

对象不同，争论的话题也不断变化。先是六四的真相和政府道义原则；后来是人类良知、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再后来是重大政治关头的政治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智慧。

不论时间、对象和挑战性观点如何变化，我有两点不变。第一，我的基本立场和结论不变，这就是1989年伟大的民主运动是正当的；我要维护死者和生者的尊严、荣誉、权利和正义。绝不因为身处险境或少数而改变。第二，我尊重不同的观点的道德主体的情感、尊严、理性思考的能力、良知和权利，认真讨论每种不同观点以及其理由和证据，绝不因为有多数支持或主流社会的强势舆论而蔑视对方。

同时，在这些变化的讨论中，我也不断从各个角度推敲自己的立场和结论，深化和完善自己在各个问题上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在相互尊重的自由讨论中的巨大收益。我相信，这不仅是争论中我和其他不同观点的个人的收益，而且是我们民族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的思想财富。

在每年的讨论中，尽管我关心的核心主题还是1989年的运动的性质、正当性以及以后运动的方向，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与否定89年民运的朋友的分歧是源自对人性的弱点和优点的看法；由此出发，我们对好的制度和行动方式有不同的期待，因为关于政治选择的期待不同，对于1989年运动的评价也不同了。

我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我相信，由于每个人都是有人性弱点和局限的，这些具有弱点和局限的人，要集体决定公共事务；其中，没有人比其他人有绝对的道德和智力的优越性，因此，每个人的尊严、责任和权利都是平等的。民主制度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决定公共事务的决策（关于政策、人事和制度）。因此，民主制度不仅是保证每个人参与决定公共事务要平等，而且要限制和防止人性的弱点影响公共决策的质量，还要防止某些人假公共利益的理由或超级人性的理由在公共决策中将自己凌驾于别人和社会之上。在民主制度中，享受权利、尊严和机会的，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而是由人性弱点和局限的人。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比其他制度更现实，更符合人性，给有弱点和局限的人更多的尊严、权利和荣誉。这也是民主运动的正当性的来源。非民主的制度都假定某些人比公众掌握更多的道德、智力和天赋的其他资源，可以在公共决策中有更大的权力和机会；公众在那些优越的权势者面前是弱智、不道德、缺乏良知和荣誉感，因此不配享受平等权利的残障者。

当我说，1989年民主运动是民主运动，这不是说所有参与者都要懂得民主的含意。所谓民主运动，就是要求建立民主政体的政治运动。每个参与者的具体动机和目标，并不一定要相同，甚至不一定要参与者认同民主运动。参与者可以是在运动中发现个人在其他方面动机下的机会。然而，这个运动整体指向，是民主政体的建立，其主导话语和参与者群体中对于运动发展方向的集体努力的舆论指向，是建立自由民主政体。而民主政体，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人民通过西方已经建立的政体决定国家的政策、人事和制度。在已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和一般公众，都不是用参与者对一些概念的认知状况来决定运动的性质的。

由于民主制度就是给有缺陷的人设计的让他们作出少些错误并能及时纠正错误的制度，因此其条件不是完美公民，也不是其他的让人性完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由于民主政体就使就是防止人性弱点的机制，就是让有缺陷的人作出明智决策的程序，那些因为中国人的种种问题而不能搞民主的理由，都是误解民主政体的。例如，有人说，经济不发达和文化水平低，导致了公民不能运用民主权利。但是，代议制就是为了让那些不专业的公民做出更好的集体决策民主制度。还有人人说，道德败坏和非理性会导致暴民政治，但是宪政的权力来源多元，就是通过复杂的程序和相互制衡，保障社会不被多数暴政所劫持。

不仅民主制度、而且旨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民主运动，也是基于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性，不能苛求参与者的素质和运动的水平。建立民主制度的运动往往是一场政治风潮，而判断政治风潮的正当性标准是政治的，而不是正常社会管理的标准。这个正当性标准就是普通人的常识。

最近几年，一些人开始批评1989年民主运动违法，就是不知道，在讨论政治案件中，法律不是正当性的判据。例如，西方政治进步史上，甘地关于非暴力的贡献是突出的。但是，甘地却违背了一系列法律。人权史上，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里程碑。金也是违法者。那些劳工权益活动家、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者也搞过各种违法行动。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在一个宪政完备的国家中，在有选举权、独立媒体和独立司法的条件下选择违法方式，唤起甚至刺激主流民意对自己的关注问题的注意力，以此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此时，只要他们承担法律责任，就仍然是合法者。社会最后对他们的事业的正当性的判断，不是他们违法与否，而是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否合适。他们承担法律责任和处罚，不仅表明是遵守法纪者，而且以代价表明他们的真诚和牺牲，赢得世人的更大尊敬。社会不会纠正那些当年对他们的司法处罚。

如果一个运动是多数公民参与的，或者由于政治体制提供少数权势者否决多数人和平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者由于权势者操纵程序违背多数民意，那么多数人有权利采取各种形式表达或发动各种运动去实现多数意愿。此时，合法性的标准都是所谓的自然法，那些扼杀主流民意影响公共决策的法是恶法，那样的治理是暴政。革命是这种情形的极端案例。例如，当年的美国人是拿着国王特许状来到美国；在开发美国的关键时刻，是英王的军队保护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和权利来源是英王。但是，当主流民意不满于国王征税时，他们采取各种不法方式反对。当国王军队试图维护秩序时，他们造反革命，建立了美国。今天，没有政治学者和宪政专家否认美国革命的正当性。

1989年的民意基础和参与者阶层之广泛，明显超过1776年的美国革命。1989年指所有那场运动，是因为人民对于一些问题普遍不满，但是在执政党的控制下，从媒体到”两会”都无视、压制民意表达。因此，青年学则走上街头，为民请命。而某些自身政治家超越职权强令国家机器镇压运动。国务院总理未经国务会议这一程序，发布戒严令，命令军队进入北京镇压。北京公民自发堵截军队，根据宪法程序要求召开特别人代会，撤销戒严令和追究国务院总理的法律责任。那些元老将错就错，破罐破摔，以近乎军事政变的方式，军管国家各个机构，软禁不同意他们的领导人，血腥镇压了民主运动。即使没有政府的违法行为，1989年的运动也是正当的，因为这是基于主流民意的政治选择。

关于1989年的民主运动还有其他的一些挑剔的批评。我在此只想指出，民主运动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提供道德楷模或者是完人优雅的政治表现，而是有弱点和缺陷的人民基于常识的选择。会有各种问题和毛病。判断一场政治运动的正当性的标准，就是其政治目标和后果。不是对参与者道德、能力、动机和行为的标准。

1989年的运动是民主运动，是平民参与、为了平民和基于平民的常识的运动，其伟大在于给与普通人选择的权利、尊严和荣誉，尽管他们有缺陷、弱点和局限。

中国当局在四川汶川地震后所有的应对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阻止国内民间人士与国际社会NGO参与救灾。5月24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遭到警方传讯。5月30日，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压力之下宣布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由政府之外的组织参与的救灾活动基本停止。

中国政府为何对不由它主导的慈善事业如此不放心？这得从中国畸形发展的国家能力谈起。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保护能力与分配能力等。从近20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主要发展了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另外3种能力却处于畸形发展或者弱质化状态。

所谓汲取能力主要指征税能力与抽取资源能力。以征税能力为例，当局应该感谢朱镕基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10年，中国的GDP总量由1998年的8.44万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中国全国财政收入则由1998年的9.876亿元增至2007年的51，304亿元，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超过GDP增长幅度。这种超强的资源抽取能力甚至达到反人道的地步，比如近10年各级政府的征地造成近7，0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所谓分配能力，主要是指对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通过税收、福利制度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能力。中国政府的分配能力显然没有遵循惠及大多数的原则，自2003年至2007年，标志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7-0.458之间徘徊。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现代国家的规范能力指规范政府、企业及社会成员的行为之能力；保护能力指保护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的人权及合法利益。这两类国家能力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司法系统得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立法本身就具有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公民权利的禀性；法律在实践中形同具文，司法系统的犯罪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均表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这次地震救灾中的腐败现象与学校校舍的建筑品质就充分证明这点。中国有关建筑工程品质标准的各种条文中，规范发包者与承包者关系、以及工程施工监工验收的程式一样不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学校校舍成了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连问责都要受到当局严厉打压。

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大加涵育与发展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这里且不讨论政府宣称用于对外的军力与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只谈国家暴力，即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不在编制内的保安队伍）。目前中国控制网路言论的有网路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队伍。这类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纳税人多少钱？很难从统计年鉴里找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仅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发生多起。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汲取能力超强导致国富民穷，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沦入生存绝境；分配的偏倚决定了受惠者是权贵精英集团；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弱质化导致种种不法横行，而国家又不能保护守法者并惩治违法犯罪者。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反抗频发，而超强发展的强制能力则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强行压制下去。如此状态之下，中国政府自然有很强的危机感，防堵各类“颜色革命”就成了当前要务。

可以说，中国当局压制各类NGO参与救灾，原因有二：第一，专制者向来认为施惠于民是自己做为统治者的专利，任何NGO及个人直接赈灾都被其视为是邀买民心的大逆不道之举；第二，中国当局想让全世界明白，中国这块大地上，只有共产党才是这块土地的唯一主人。离开它，任何力量将无所作为。想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得维护中共的统治权力。

昨夜的蜡烛已经燃尽，下午又去商店买来一束，19年后，仍然没有可以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去处，而我又缺少胆量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挑战政府权威，只能于狭窄的居室内点燃一支蜡烛，表达对十九年前喋血北京街头的死难者的追思。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点着蜡烛上网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个，在网上为六四死难者守夜的也不只我一个，最近几年来，网络守夜已经成为很多人六三、六四这两天的习俗，一个个不知名的网友突破网络封锁和删帖，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拒绝遗忘的态度，让人感受到中国社会良心未泯的力量。

然而，一打开电脑，却传来刘晓波被警察粗暴殴打和强行限制自由的消息：6月4日晚上6时许，刘晓波与夫人刘霞出门准备去岳父家吃饭，在自家楼下遭恩济庄派出所和海淀分局的警察围堵阻拦，警察要刘去谈话(关于六四)，刘说没心情谈，双方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当地派出所所长带头动手，按住刘晓波的头和脖子，数名警察拧住他的胳膊，将他强行带到附近的小黑屋中（小黑屋是刘家附近的一个岗亭）。约晚7:30，刘晓波才回到自己家中。

守夜的心情立时被愤怒所代替。警察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的想象。在中国，以暴力对付异议者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对刘晓波的粗暴行为发生在奥运前的首都北京，而且，事发之时，刘晓波并无针对警察或政权的具体“挑衅”行为，他只不过是要去岳父家吃一顿饭，他只不过是没有接受警察的谈话要求。

问题是，在没有正式传唤手续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六四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对警察当局来说，六四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经历过六四的政治异议者来说，六四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两个不普通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警察来说，每每到了这个日子，就会警觉万分、风声鹤唳，可对于刘晓波这样的六四亲历者来说，六四只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他没有心情，因而有权利不和警察谈话。人们常说，死者为大，那么，如果当局对于六四死难者有任何一点愧疚或同情之心，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样一个日子找刘晓波“谈话”，而不能换一个日子？！

而且，刘晓波不愿意谈话就动手打他，就把他抓进黑屋子，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样的强权逻辑下，还有什么话可谈？

今年的六四到来之前，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牵动了亿万民众的心，大灾面前，人们为压在瓦砾下的受灾者揪心，为持续上升的死亡数字而悲戚，一时间，全社会似乎懂得了生命与死亡的含义，开始接受生命重于一切的常识观念，但我不禁要问：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与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是否同为生命？对于十九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的死亡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反思它对与六四事件以及六四死难者的基本态度了？如果有人对六四死难者的死亡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那么，他对汶川地震死难者所表现出的悲伤就是虚伪而可疑的，十九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政府改正其错误，足以让中国的国旗为六四死难者而降，更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间仍然不够，它是否可以首先用稍稍文明一点的方式对付那些为六四而悲伤的人？

据我所知，刘晓波有过三次被囚禁的经历，但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学者，一个蜚声内外的文艺学博士，此前的三次抓捕，刘晓波似乎并没有遭受明显的肢体暴力，警察当局大致遵循了一个相对文明的规则，可在他身上，这一规则终于被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给打破了。

是谁给了这个派出所长对刘晓波动粗的权力？没错，刘晓波是个“老牌”异议分子，总是书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但他只是一个文人书生，并没有使用暴力的资本，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警察的暴力侵害面前，他当然只能甘拜下风，尽管他不愿意和警察谈话，显然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被抓进楼下的小黑屋子里去了。表面看来，警察达到了阻拦刘晓波外出的目的，但对一个知识分子毫无理由的粗暴之举，绝不只是这个派出所长个人的耻辱，如果一个派出所长可以随便对一个中国公民、对一个著名知识分子施以老拳，我不禁要问：中国社会19年后在文明与法治的道路究竟有没有一点进步？！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过来的政治异议者，近年来我隐约感觉到警察当局似乎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不再轻易于“第一时间”对政治异议者予以抓捕和判刑，但每当我感到乐观的时候，总会有另外一些事例击碎我的判断，事实上，抓捕和重判仍在继续：许万平、杨天水、杨春林、吕耿松、胡佳·····发生在“六四”十九周年当天的粗暴对待刘晓波事件，更让我意识到：即使确有一些“积极”变化，这样的“变化”也是极不可靠而缺少制度保障的，警察仍然是专政者，而不是执法者，异议人士仍然是被专政对象，而不是公民，不是正常社会成员；在一个派出所长就可以对重量级异议者予以殴打的社会中，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仍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其他异议者一样，刘晓波唯一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他用自己的文章和发言影响社会，试图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对刘晓波的文章和发言，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批评、探讨，中国政府同样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代表中国政府观点的学者文人在某一点上证明刘晓波的观点为错，我会心甘情愿接受其正确结论，但无论如何，对于写文章的刘晓波来说，你只能用你的思想观点战胜他，而不能用拳头证明你比他强大。

事实上，当恩济庄派出所的所长用拳头“说服”刘晓波的时候，他和他背后的权力都输了，而且输得极为可笑。从柔道或摔交的意义上战胜刘晓波很容易，不用所长大人亲自出马，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恩济庄派出所长的“胜利”事实上宣告的是刘晓波的胜利：杜所长的暴力之举为刘晓波对专制权力的批评加了最好的注脚，并向世人展示出这样的批评对中国是何等重要而紧迫！

2008年6月4日

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为因镇压藏人示威，火炬传递受阻而焦头烂额的中共提供了难得的退路。官控媒体不失时机地抓住这场灾难，大演悲情戏，竟然变魔术般的从藏人屠夫转眼变成灾民救星，国门内外为自尽捞得了不少的掌声。

如果就事论事，中共此次的表现（大约是跟毛时代比吧，这是国人的思维常规）庶几可划个及格分（事实上有不少的团体和个人认为连及格都很成问题）。有趣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还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他们动不动就舞起五颜六色的幻想的翅膀，从脚底下的一块儿断砖破瓦想到火星上的琼楼玉宇去了。他们孩童般天真烂漫地吟诵——“2008，中国的一切将不再如旧”、“四川大地震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未来”、“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没料想，期望的眼眸还没来得及眨一眨，中共便又露出了独裁的本质（其实也无所谓“又”，它的本质从来不曾改变。一厢情愿的所谓“改变”原本是自作多情的幻视）——隐瞒死亡人数、控制学童死亡报道、阻挠亡童家长上访、贪污救灾款物、拒绝对这场灾难进行认真反思……

地震受难者的泪水还没有擦干，适逢“六四”十九周年到来。假想通过震灾已经学会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中共这回该允许人们悼念那些十九个春秋不曾安息的亡灵了吧？NO！中共斩钉截铁地用行动说。公开悼念者严惩不贷，网络上帖者格删勿论……还有更蹂躏人的良知，践踏人的美好梦幻的事儿——适逢“六四”十九周年，中共把著名的“六四”屠夫李鹏之子李小鹏擢拔为山西省副省长，不日将走马上任。对幻想中共为“六四”平反的人们来说，李小鹏升官的暗示意义比一纸公文，一篇社论，一次外交部发言更为直白：平反“六四”，门儿都没有。

时下大陆青年表达事与愿违，流行说“给了某某一巴掌”。这话虽然“很暴力”，听起来倒也生动贴切。套用这个句式，中共近日来的所作所为真的是“给了那幽幽的幻想者们一巴掌”。认同普世价值？开放言论自由？关爱民生人权？痛出一个新中国？这样的幻想也太离中共的谱儿吧。

何以“痛出一个新中国”？是人民的丧父失子、流离失所之痛触动了中共吗？亲手杀人尚不眨眼，况天杀乎？

何以“痛出一个新中国”？是人民大规模的死亡软化了中共的铁石心肠吗？自从中共蚁聚蜂起以来，这样大规模的荼毒生命的事件数不胜数，若论人头儿（做这样的比较也许有点儿残酷），此次震灾丧生者绝排不到首位，更何况还有老天爷顶缸！

何以“痛出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在救灾中体现的善良与宽厚感动了中共吗？中共当然不是第一次发现中国人的优秀品质，正是中国人的善良与宽厚才成就了中共今日的飞扬跋扈。

何以“痛出一个新中国”？是非官方团体在赈灾中的孜孜硌硌让中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从而愿意放开独揽的权力给民众吗？翻看中共的历史，为逃避责任而允许存在的“自治会”、“联盟”、“自救会”之类不在少数。而那些风光一时的民间团体而今安在哉？曾经歃血为盟，休戚与共的党派都早驯化成了一文不名的傀儡，民间团体的存在和影响大概不会比这场地震的余震更持久罢。

何以“痛出一个新中国”？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乐观的理由。在中共毫发无损的独裁专制之下，凭着一场地震之痛就痛出了一个新有民主，有自由，讲人权，讲德治，与国民和谐，与世界和谐的新中国？醒醒吧，多情的中国文人们。

也许最有建设性的痛应该是幻灭之痛，不必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懵懵懂懂饱受欺瞒。多一些长记性，增理性的自省、自决、自救，少一些盼救星、谢党恩的臣民媚态，从政治和社会的瓦砾堆中傲然站起，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也许，这也只是“也许”。从“分田分地真忙”，到几年后的饥馁遍地，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纸上美景，到数载后的贫富两重天……中国人领教过的这类幻灭之痛不可谓不多。可是，我们依然在重复着美梦入睡，噩梦醒来的老套的日子……

一

大地不知那根筋短路了，就那么一抖擞，好好的一个小镇就没啦。那个惨呀，真是惨绝人寰。幸福校园里的小孩子一个都没有跑出来。包括胡蕉的孩子在内。他到处哭诉：“这孩子本来是不该死的。我老婆本来也是不该死的！”可谁该死呢？不过也有活下来的人在听他的悲嚎。胡蕉的脸可能出世时，被产钳夹过，有些扁长。但这就更引人注目。那眼睛一直在旋转着，好象总对这个世界不放心，真是一个不安分的种子。接着，他很快就出名了。起因是他“造谣惑众”。原来，这胡蕉的外公家是唐山人，那年大地震外公家死了就剩个孙女。这孙女来四川探过几次亲，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唐山大地震时，动物和大自然早就有反应，人却傻傻的，死到临头都不知道。这胡蕉就有了点防震意识。前几天，他见上万只蛤蟆外迁，村里的井水一边涨一边冒泡。鸡啊鸭啊不想进窝。就觉得异常。于是，他就到处叫：“可能要地震啦！” “可能要地震啦！！” “可能要地震啦！！！”搞得镇上人心惶惶。这种消息那是可能由平民百姓来宣布的。于是，有人告到派出所。后来，就把他提溜进去了。判行政处罚：做牢4天。第3天时汶川大地震发生了。等到他被放出来时，老婆、孩子和房子都没有了。不幸中的万幸：他做牢的那个牢房建得非常坚固，水泥中的每根钢筋都可以挑着两头小猪跑步，抗个8或9级地震，简直小菜一碟。他也因祸避灾，拾了条人命。

二

小镇上虽然死了不少人，但镇长大人却幸存了！而且这居然和胡蕉有关。

就在胡蕉被提溜进去的时候，镇长太太觉得胡蕉何苦冒险“造谣惑众”？没准儿真要地震呢！就缠着镇长全家回娘家一趟。从娘家回来时，小镇已变为一片废墟。于是，镇长太太特别接见了胡蕉一次，表达了谢意。她那被涂抹得红红的嘴唇，好象喜鹊偷吃了唇膏。外地转来的慰问品，也优先分给了胡蕉一份。镇长大人得知胡蕉老婆和孩子，听领导的话，没有听胡蕉的话，陪了性命，觉得过意不去，也在第一时间帮胡蕉搞来了生育指标，可胡蕉不领情；村里连只老母鸡都没有了，我跟谁去生？这还不算，胡蕉对临时帐篷和每天10元钱的补助也很不满意！整天抱怨，一会说这帐篷房不隔音，太吵。一会说这帐篷房也不结实，挡不住地陷。那有做过的牢房好！那每天10元钱的补助，有就不错了。可他竟然说：“10元钱还不够买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呢！”还得自己做饭。回想起做牢的日子，他还真有几分留恋。伙食标准每天12块。根本不用自己做，到时间准时送来。最令人激动不已的就是那固如金汤的房子。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监狱。再来一百次地震，也会把死神堵在们外。天天听到有人通知：余震又要来了，他痛下决心：就是走后门也要弄个指标：回监狱去。

三

镇长太太听胡蕉要求帮助走后门，把他送回监狱去，大吃一惊：“你脑残啦？虽然发生了大地震，可外面的世界依然多美好呀！全国各地送来的慰问品，我家里简直都堆满了没地方放。这样的地震如果一年能来个一两次，我们全家就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了！真正的人间天堂就是按需分配呀！”她真敢说。可胡蕉更敢说：“外面的世界，对于你们镇长一家来说，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天堂。可对我这小小百姓来说，目前就是饥寒交迫外加余震风险，求你行行好，把我送回去。待过一两年，新城镇建立起来了，再把我放出来吧。” 镇长得知后，痛斥一番：“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如今是法制社会，牢房是可以随便进去的吗？”后门没走成，胡蕉方知自己不够做牢的条件。他干脆就破罐破摔，逢人就神经质地大叫：“明天又要地震啦！明天又要地震啦！！明天又要地震啦！！！”别人叫可能没人信。可偏偏他叫有人信。一时间，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司的员工都请假明天不敢上班，还有不少老百姓要求地震部门公布明天地震的真情。地震部门辟谣不管用，最后只好又报司法部门把他提溜进去了。在司法部门征求镇长意见时，他也算够哥么义气，就丢了一句：“看来，他还是适合呆在里面。” 后来这话传到胡蕉耳中时，他的热泪一转一转地：“谁说当官的就没好人呢？这难道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好人吗？”

四

话说胡蕉以前“造谣惑众”的案子就没人给他撤。这回就算是二进宫了。判得重了一些。鉴于之前他成功地预报了地震，所以，监狱长对“明天是否地震”不敢掉以轻心，回家后就在院子里搭起帐篷，全家当夜就睡在外面了。俗话说：“歪打正着。”事情就有那么巧：晚上两点多钟，该地区又发生了6.2级余震。震中就在距离监狱长家不远，房屋全倒塌了，监狱长家人却没事。但监狱的工作人员还是被埋葬了几个。胡蕉两次成功预报大地震的消息不胫而走，地震部门得知后，找到监狱来，要聘请胡蕉做业余顾问。监狱长对胡蕉也心存感激，准备报请释放胡蕉。胡蕉得知后，一脸的苦相：“监狱长啊，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害我呀！” 监狱长：“这里是地狱。外面才是天堂！” 胡蕉的眼泪萦绕着：“我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去了天堂了！难道还要我去步他们的后尘？你如果敢把我弄到那片废墟上去，我就天天站在政府门口造谣惑众。” 监狱长奇怪地望着他，就象在看一个奇怪的稀有动物。见他绝无悔改，只好对来人说：“他其实就是造谣，当然也有造得比较准的时候。如前两次。可他从不否认自己是造谣，我们不准备释放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完全认罪，从未要求平反，不要说书面申诉，甚至连口头申诉都没有过。”

我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应该耳熟能详——从某个年代开始，思想问题便是政治问题，“思想犯”便是“政治犯”。那些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一律被看作政治上的异己者或敌人，他们被视为十分危险乃至最为危险的。给“思想犯”判处死刑便是例证，哪怕他实际上只是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和逻辑，才导致了人们普遍思想上的束缚。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不要随便写日记，成了耳口相传的“宝贵”政治经验。假如一个人不幸将他的想法在会议上说了出来，那么他的灾难就来临了。有些人甚至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被他人无端诬陷，而一旦与思想问题挂钩便永世不得翻身。

当更多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现实，便将他们的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面去了，也将他们的真实面貌藏到一张表情冷漠的面具中去了。他们整天说东道西，就是不说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这种情况如果延续得够长久，人们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事实与加强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因而弄得不辨真假善恶，这种情况叫做思想混乱。

而只要这样的历史没有结束，只要思想问题仍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思想者被看作是潜在的政治犯，发表思想看法的人被视为政治权力的冒犯者、挑衅者，那么，思想解放首先意味着解放思想者，即取消对于思想者种种“污名”的做法，不将他们归为另册，给予他们相同的公民待遇，尤其是在人身自由方面不加任何限制。

1978年的思想解放，是伴随着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是有让人们看得见的实际行为。

在种种“解放了”的人们当中，有一批是因为“思想问题”遭到残酷驱逐的人们。最著名的比如张志新，为了禁止她表达思想，临刑前这位美丽女性被割断了喉咙。这个名单上有长长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遇罗克、林昭、王申酉、李九莲……。他们因为坚持人类思想的尊严、真理的尊严，年纪轻轻便惨遭杀害。

为这样的人们去掉污名，还他们以清白的政治身份，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本人，同时也是在为“思想”正名：肯定思想的权利和尊严，肯定追求真理的美德，肯定说真话这个人类成员的基本底线。这些思想烈士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可贵的品质光芒四射，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如同树立了新的民族英雄的榜样。有这样的榜样在前，何愁思想不解放？

但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1978年的人们感受得那样乐观。一批最早吃螃蟹的人，他们或许仍然带着思想奴役的痕迹，在为我们民族挣脱思想牢笼的过程中，开拓了富有生长性的空间，但是后来一个一个地，他们在公共视野中慢慢消失了。其中包括王若水、李洪林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身处某个高级领导岗位上，为了思想的真理他们宁愿丢掉乌纱帽。在今天纪念社会转型三十周年之际，人们或许可以问一声：那些站在前排的思想解放者今安在？他们可好？

王若水当年那些“以人为本”的表述，即使白天和夜晚都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其中一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处，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甚至不时见到它们的身影，令人感受到它们的回声，但是他本人却因此遭到驱逐。仿佛有人盗用了他的想法，却将他本人列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这真是应了马克思说过的“扮演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同的人们。

因此，“思想解放”，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者”，给那批在三十年前最初的思想解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恢复政治名誉，还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还他们阳光和蓝天，不再将他们当作政治难民，将他们驱逐出公众视野。通过解放这些“被囚禁的思想者”，从而还思想的尊严和权利，树立其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力的权威，就和当年所作的一模一样！

而当今天的年轻人，若是知道在他们前面，有这样一些人们，曾经为了真理、为了民族的前途，如此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怕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就会获得另外一些参照，打开另外一些人生视野，开启另外一个世界图景，就像我本人在1978年所经历的那样。给好人恢复名誉，社会的正气才有可能抬头，民族的美德才有可能得到提升。

只有这样做，也才可能给新一轮思想解放，提供确凿无疑的有力保证。当然，比起1978年来，今天需要的不仅是一些举措，而是建立起必要的机制，一劳永逸地保证今后的思想解放者们，永远不会落到被污名、被驱逐的处境。不同的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但是不要上黑名单，不要无端打搅他们和干扰他们正当的工作和生活。这样我们民族的所思所想，才可能拥有更多一些良性的方向；我们民族的想象力积极性，才有可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打击一个思想者，等于取消了一千个人的独立思想，这个比例甚至还要大得多。

原载《国家历史》杂志，发表时略有删节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 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 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 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 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 考里宾（Pronia 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 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 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 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种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 盖斯特（Inna 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 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 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 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 “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 ——，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 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注] 文中人名、地名按Orlando Figes 2007年版《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的英文音译。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

因写到美国兵汤米的小故事，弟弟告诉我，那年首场海湾战争，鲍威尔寻求欧洲列强支持的演词中说过一句话：“除了请贵国为埋葬美国子弟兵划拨土地，我们别无所求。”这是真的。欧洲，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大大小小的美军坟场——那时，作家周涛先生关于中国西部大沙漠辟为世界坟场的惊人动议，尚未提出。

人皆有死，怎样死？曾在纽约看一部长纪录片，导演的镜头历时数年追踪几位将死之人，揭示一场静悄悄的民间“革命”：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厌惧病房里插满管子走入冥界的冷漠过程，于是实行人类古老的传统：在自己家里死。此刻记得两例：一是中年女作家，患癌症，镜头拍摄丈夫与她日常会友、谈笑、拌嘴、念诗……医疗是上门服务，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死期将近。终于，她的尸体被裹在布中从花园玻璃厅后门给抬出去，丈夫尾随着，忽然下泪，说：“她从没这么乖呢”，因她生前是个爱辩论的女子。另一例是边远小镇老牛仔，八九十岁，如中国乡村旧习，棺木早已备妥，停在后院，儿子时常推着轮椅送他到寿材前，瞧一瞧，摸一摸。大限将至，镇上中学举办仪式，给他打扮起来：领结、礼帽、金色绶带，扶他高坐19世纪老式马车，车后拖着那棺材，全镇游行一圈，击鼓奏乐，还有球场啦啦队女孩踢着大腿，舞弄花簇，跳跳唱唱，博老人一笑：这老者并非当地显要，不过是寿数最高的人。下一镜头，便是落葬。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兼及生者的感受。近时读到国中第一例注射死刑的专稿，是为人权细则之一：中国进步了。不过获判死刑者毕竟稀少，大多数人的死法，总是问题。现代医疗先进，只要经济允许，十九会去病房走那最后一程，其实死者及亲友苦不堪言。怎样苦法，惟亲历者知，不赘说。以上纪录片中的死者并非穷到去不起医院，而是与家庭、社会种种条件相配合，勇敢而宁静地追求死亡私权，至于“安乐死”之类更是早经全社会广泛争论，说来很朴素，也很奢侈。推想国中亿万同胞，适成反例：凡有条件得一病房而插满管子死，另是一种奢侈，亦且摩登，但毕竟少数，绝大部分中国人默然出生，默然而死，农村更不必说。近期某刊有位作者描述他乡村祖父的死，不过是狠心花点钱给老人弄碗鳖汤喝喝，此外也就缩在炕尾等死。而这老人有位孙子写出来，给若干读者读到了，也算得一种奢侈吧，不然“轻如鸿毛”，等同尘埃，有谁在乎呢——那纪录片中的几位死者也是平民，却以自己的死路，亲身给现代人权的万千细则，实践一份平实切当的可能。

死之意愿，因人事、宗教、国情而分殊异，或在医院，或在自家，不好强求对错是非，原是大可讨论的事。今天写这小稿，只因前时南方周末鉴于沙漠坟场的宏大构想，要我说几句，事后忽然记起那纪录片，试来对比这两种死亡的念头与现状，差别之甚。再借以上真实故事，申诉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此文写于5月11日，因翌日地震，故延后发表。）

（作者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