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英文版序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义和团运动更广为人知。……义和团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不同寻常地吸引了国际间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中国农民起来把他们所憎恨的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赶出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此，它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位美国学者的书，我多年前买来并且翻过，并不怎样吸引我，但“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却令我眼睛一亮。民族主义的内涵丰富而模糊。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当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比较起来，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更加没有理性，更加鲜明地表现出蒙昧和疯狂的特征，也更加具有“祸国殃民”的效力。

“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源头。“义和团”的兴起，固然原因并不简单，但他们对当时的“洋人”的憎恨，也实在不能说事出无因。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野蛮、愚蠢和残忍，却也实在是无须避讳的。例如，他们把杀戮和打击的人物分为“十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洋人。洋人被称为老毛子或大毛子，当是格杀勿论。其次是信“洋教”的中国教民，他们被称为“二毛子”。“二毛子”必须退教，否则亦杀无赦。再往下，用洋货、行洋礼者，都在杀戮和打击之列。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甚至有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至于满门被抄斩者。这里所说的，当然还只是“义和团”的“英雄壮举”之一部分。而且“义和团运动”中诞生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群众性民族主义”从此便存留下来，不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表现自己。例如，“文革”中“红卫兵”的某些行为，就不妨视作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宣泄。

最近几年间，我常常想到“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都闹得沸反盈天，其间民众的一些言行，都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尤其是互联网上众多“民族英豪”的言论，真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的复活。

“见义勇为”者之稀少，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现象。各地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励、表彰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诸如设立“见义勇为奖”、中学生而有“见义勇为”纪录者高考时可加分，等等，都说明当下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者实在不多。流氓凌辱少女而路人袖手、小孩失足落水而众人作壁上观、车匪路霸用一柄真刀或一把假枪便令满车青壮年钳口结舌、悉数奉献……类似的报道时现报端。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正义感的普遍淡薄，都意味着人们心灵中“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的低落及对邪恶的承受力的过分强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则十分敏感、极为计较。只要觉得外国人的言行表示了对中国人的某种不敬，立即便群情激愤，杀声四起——在“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低落的同时，是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也告诉我们：“群众性民族主义”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无关，甚至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是不相容的。因此，对外国人在中国言行的敏感和计较，说到底，是以极度自尊的面目表现出的自卑，是“义和团”之精神遗产的鲜明表现。

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种特征。对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行为尤其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辄把问题提到“民族尊严”的高度，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又一种特征。例如，外国人在中国激起“群众性民族主义”大爆发的某种言行，或许本不过是一种过分和出格的玩笑。即便要对之提出抗议，国人也应该抗议的是其玩笑的过分和出格，不必牵连太广。但“群众性民族主义”却非常善于“见微知著”，立即省去一切中间环节，把个人的一种玩笑看成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侮辱和挑衅，并用山呼海啸般的行为把一种私人的玩笑变成重大的事件。“内外有别”也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英国作家奥威尔说，“不顾现实”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不能看到同样一组事实之间的共同点。英国的托利党人会在欧洲捍卫自决权，而在印度，却反对当地人的自决权，并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之处。行为是善是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是谁做的，所有的暴行——拷打折磨、使用人质、强制劳动、大规模放逐，不经审判就监禁、伪造、暗杀、轰炸平民——假如是我们的人干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如此，那“群众性民族主义”就更是如此了。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的，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例如，嫖娼现象，倘若是外国男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嫖娼，而这娼又是中国女人，那情况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时候，不再是一个男人嫖了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嫖了一个中国人。一种简单的嫖娼行为迅速丧失其固有的生理和道德内涵而上升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而如果这个外国人来自那种特别令“群众性民族主义者”仇视的国家和民族，那性质就更为严重，引发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怒火也就更加熊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是“常”得不能再“常”的“常识”。从法理上说，嫖娼就是嫖娼，在中国的土地上，嫖娼该当何罪，无关乎嫖客的种族国籍，但“群众性民族主义”连人类最基本的理性都丧失了，哪里会理会“法理”。他们不妨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在“群众性民族主义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的无比痛恨中，的确可感到他们把女性的身体也视作了“领土”之一种。外国人在中国嫖妓，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它与外国人武装占领中国的城市乡村具有同样的侵略性质，甚至是一种更可恨的侵略行为。这里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非常陈腐肮脏的女性观。

“群众性民族主义”正因为是“群众性”的，所以有着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它总是以“民意”的名义强烈地表现自己，而这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各级当政者也许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逻辑，甚至意识到如果满足“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要求，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都造成实际的损害。但是，他们又深知，对一种非理性的民众性思潮和行为，当政者如果强硬抵制，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起码会被扣上“汉奸”、“媚外”、“卖国”的帽子。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必要”的程度上对“群众性民族主义”让步，从而使既定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必要”的程度上被扭曲。这是大堪忧虑的。

在衣服上写上或印上一些文字，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前些年，在夏天常可见年轻女性的前胸后背都赫然写着“别惹我，烦着呢”一类字样。这几年，此种时髦已经传染给了汽车。人们常可在大小汽车的屁股上看到诸如“别吻我！”“别碰我，我怕痛！”一类请求、提醒、告诫。中国有成语“入乡随俗”。假如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有某种意愿想向中国人表达，便也在衣服上写上一些字，那只不过是“入乡随俗”的表现，理应被中国人接受。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去年，一名白种的外国男子，就因为衣服上的字而在南京一家饮食店消费时遇上了麻烦。这名男子身穿的T恤衫背部，印着十条对中国人的请求、提醒和告诫，诸如“不要盯看外国人”、“不要叫外国人老外”、“对外国人收费与中国同等”、“不要说移民留学或换钱的事”、“不要问你是否有汽车别墅或挣多少钱”、“不要跟老外讲你晚上没地方睡觉”，等等。这些文字惹怒了也在就餐的几名中国男子，他们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公然侮辱和挑衅，于是走上前去，愤然要求这名外国男子“道歉”，并要求他立即脱下这件上衣。此事也马上惊动了警察。警察将这名外国男子带到派出所，也要求他“认错”。警察对此事的处理很耐人寻味。这名外国男子并没有丝毫违反中国的法律条例之处，从法理上说，他并没有“错”，因而也无“错”可认。相反，那几名中国男子倒颇有“违法乱纪”之嫌。粗暴地干涉他人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已经错了；要求他人在公众场合脱衣服，就更近乎野蛮。作为执法者，为了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这名警察应该要求这几名中国男子“认错”并向那名外国人“道歉”，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中国民众的要求：在“群众性民族主义”面前，法律显得如此苍白。如果说这名警察并不懂得，从法理上讲应该“认错”和“道歉”的是这几名中国人，那说明他是一个不懂法的执法者。但是，即便他懂得这一点，他又能怎样呢？他如果不要求外国人“认错”从而平息“民愤”，“民愤”就会转而指向他；而如果“竟然”要求中国人向外国人“认错”、“道歉”，那还不被民众啐死？所以，无论这名警察懂不懂法，在“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怒火面前，他都只能使法律处于被扭曲和屈从的地位。

我所谋生的南京大学，有不少韩国留学生。其中，我也带着一个韩国研究生。他此前曾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日语说得极流利，相形之下，汉语的口头表达则不十分顺畅。一次，他与也留学南大的一名日本女生在一家餐馆吃饭，两人用日语交谈。突然，一名喝得有些醉意的中国男子走上前来，打了他一耳光，转身悠然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吃喝起来。这名韩国学生和那名日本女生也立即明白了他挨打的原因：他被当成了日本人。于是，那名日本女生便不绝声地向他道歉。这名韩国学生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半天沉默无语。在中国，随便打人是犯法的。按理，这名韩国学生可以报警。而警察对此事的处理也可以想象：即便他认为打人者应受到应有的处罚，他也决不会真依法对其进行处罚的。在这种时候，“群众性民族主义”明显左右着一个派出所警察的执法。那么，在一些更重大的问题上，“群众性民族主义”无疑也会左右着更高层人士、甚至是国家决策层的方针策略，这不是大堪忧虑的么？

在面对日本和日本人时，“群众性民族主义”更容易发作并且发作得更为猛烈。这当然并非不可理喻。坦率地说，对日本某些政客的言行，对日本民间那类“右翼分子”的表演，我也深为痛恶。不过，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因此而对日本民族的一切彻底否定，不要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每一个日本人。我总记得鲁迅在日本侵华时表现出的冷静理智和对国人所做的提醒。“九。一八”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研究”热。鲁迅于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了《“日本研究”之外》一文，其中说：“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内容的，哪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并且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在“排日声中”，鲁迅指出日本人的认真研究自己和认真研究别人的精神，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胡适也有着与鲁迅一样相同的冷静和理智。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1935年，一位名叫陈英斌的青年留学日本前写信给胡适，向他请教留日期间应注意些什么。胡适于7月24日复信给这名青年时首先就说：“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和本国文化离开’也无大害处，因为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的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空气，是福不是祸。”最后，胡适告诫说：“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偏（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

在“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这句话下面，胡适每个字都加上了重点号。在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时，鲁迅和胡适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而他们在举国汹涌的排日和仇日浪潮中，能如此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勇气也实在令人敬佩。

在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义和团”式的社会情绪、心理、精神，每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当年，慈禧太后大大地利用过一回“义和团”，但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应了“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今日，也总有人想利用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写过《“爱国贼”》一文，声讨的就是这类人。鄢先生这样给“爱国贼”下定义：“所谓‘爱国贼’，主要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和利的家伙。”此种“爱国贼”，这些年在文化界屡有所见。正如鄢烈山先生指出的，有资格“卖国”从而称得上“卖国贼”者，“非大人老爷莫属”，但“爱国贼”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可充当。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匹妇若宣称自己要“卖国”，那一定会被目为精神有毛病。但若有丐帮“帮主”一类角色，在“群众性民族主义”猛烈发作的时候，打出“乞丐救国团”的旗号，喊出最激烈的口号，那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所以，“爱国贼”是虽乞儿亦可胜任的。鄢先生文中说：“小的‘爱国贼’这些年我们见得多了。君记否：1996年几个混混拼凑了一本《可以说不》的书，借‘爱国’的商标大捞了一把；自己赶着又来了一本《还是说不》。他们的暴发惹得不少人眼红，一时间仿制品纷纷涌上书报摊，都想给中国人灌‘爱国’的迷魂汤，趁机掏人们的口袋。”“爱国贼”可分出多种类型，鄢先生文中举了几种，在此不一一转述。读鄢文，我也想到了较远和较近的两个例子。较远的例子是，数年前中国驻南使馆遭炸时，一位著名作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其言辞之拙劣、见识之粗陋和常识之匮乏以及心态之卑微，都足以令稍有头脑的中国人脸红。较近的例子是，去年苏州一家新开张的古董店，在门前竖起了“日本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当我在报上得知此事时，实在很佩服店主的“精明”。这牌子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人的禁令，毋宁说是抛向那些极端排日和仇日者的诱饵。有可能进这家小小古董店的日本人能有几个？而可能见到和知晓这块牌子的极端排日和仇日的同胞则多出无数倍。这些人，一定引这名店主为同志，即便本对古董无兴趣或许也会赶来购买一二，他们自以为这是对店主“爱国热情”的支持，又哪里知道，他们支持的不过是一种“爱国贼情”。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象，这是分外让人悲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这当然多少是私人通信中的愤激之辞，但看到今日大学生中的那种激烈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我也真想说：“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越南经济形势逆转之快，不但让普通投资者惊慌无措，也让分析师们大跌眼镜。越南股市半年时间就已经跌去一多半；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形势愈演愈烈，5月份物价上涨超过25%；由低利率吹起来的楼市泡沫开始破灭，银行坏账增加，外资开始出逃；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今年前5个月达到创纪录的144亿美元……5月末各大评级机构纷纷看空越南，惠誉评级将越南的主权评级降至负面，摩根士丹利则认为越南盾未来一年有贬值四成的压力。老百姓纷纷抢兑美元和囤积黄金，少数地方因抗议物价上涨出现罢工和示威，令人似乎看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的泰国。

越南是否会引发又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市场看法尚有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两年来被国际大行和大资本捧为“金钻11国”“新领域五国”之首的越南神话已经破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已经从天堂直堕地狱。

由于中文世界对越南的报道比较少，要对越南经济做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还存在困难，不过我在收集有关越南的资料时，发现两年来这些资讯大多数来源于各大投行和分析机构，而且基本上是一路唱好，直到今年3月。粗略分析这些资料，我发现，归因于石油上涨引发全球性通胀，越南政府调控无力、应对不当，都只是越南爆发危机的表面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越南的超常规发展路线，期待尽快融入全球社会，超印赶中，自我期许太高，同时国际大行借机进行概念包装，结果让越南自我陶醉与自我膨胀，从而为迎合国际大行和西方社会的夸许而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开放，加快资本自由化……结果摊子铺得太大，步子太快。

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经济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从农村承包制，国企改革，到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不难看出其中带有深深的中国影子。然而越南改革要比中国更快更开放，步子也更领先中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事实也是如此，就以金融领域改革来说，越南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以及开放程度就让我们吃惊。2000年才在胡志明市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但为了加快吸引资本，2005年又在河内开了一家；短短几年内，外资可以收购上市公司不超过六成的股权，银行则不超过三成；2007年1月，股市指标股平均市盈率已高达73倍，但刚加入WTO的越南股市监管部门放任甚至鼓励国外游资入场……一方面，越南希望引进大量外资，超印赶中（按人均吸引外资金额的确已超过中印），另一方面却想肥水不外流，大力扶植国营企业“做大做强”，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结果导致金融信贷政策过于宽松，上市公司融资后不务正业，都一窝蜂地去开发房地产。

如果说在2006年及此前，国际投行和分析人士看好越南还言之成理，但2007年在越南经济问题开始浮现的时候，仍然大唱赞歌，鼓励入市，就应怀疑其动机了。2007年初，越南股市在翻了几倍之后，只有少数人提出担忧，但国际大行一如既往吹捧越南神话。越南也不像中国那样采取一些调控股市的措施，相反是借WTO的东风，加大开放外资，加速发展资本市场。2007年5月某顶级投行推介基金时还在说“越南概念，亚股新宠”；2007年12月，越南股市开始降温，通胀抬头，港台的投行及证券公司仍在推荐越南概念，而此时越南还沉溺在“世界增长率最高股市”的荣耀光环不能自拔。

即使到了2008年越南经济问题开始全面浮现时，国际间溢美越南之声仍未绝迹。4月1日，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虽然指出越南经济不稳定，但还是给予积极评价，而且说，越南现在的发展已经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金自由流动、自主货币政策”（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家蒙代尔早就论证指出，一国政府是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者的，是为“不可能三角”。）然而，世界银行专家的语音未落，越南经济形势就已恶化！由此可见，国际间的一些专家对于越南的研究和判断是多么的不慎重。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现在越南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之时，这些大行开始一致唱空，让越南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目前国际投机大鳄已经瞄准越南股市和汇市双向做空，形势有如当年的泰国，也像当年的香港。香港当年在中国内地作为后盾的强大支持下才获得惨胜，现在的越南能否挺过这一关呢？

美国民主党经历少有的初选艰苦角逐，虽然正式宣布提名的党代会还没有召开，不过奥巴马取得足够票数，自己宣布初选获胜，创造了美国第一位黑人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成为一个大新闻。奥巴马初选出线，构成新闻性的，第一要素却不是他的政见和未来的施政纲领，而是一个种族议题。严格地说，奥巴马还只是一个黑白混血儿，虽然他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父亲，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白人。虽然美国人要选的是总统，并不是族裔俱乐部主席，可是，大家的视线落点，首先落在族裔归属上，在全世界关注这条新闻的民众中，种族问题仍然不知不觉是一个“重要问题”。假如按照“歧视就是差别对待”的定义，我们大家内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都有一点“种族歧视”？因为我们本能地没有忽略个人肤色特征，而这个特征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理应是不重要的。

从这样的新闻热点可以看到，在族裔五花八门的美国，对于政治人物的竞选，族裔还是一个被人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说，哪怕是同样的政见、同样的政治素质、同样的背景资料，候选人族裔归属不同，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票。当然，这样的影响两方面都有，有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形成歧视而不选他的，也有因为自己的族裔相同，就不顾是否赞成其政见而更倾向于选他的。这样的情况在民主党初选阶段不能小看。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参与民主党初选的有一半是黑人。民主党初选的黑人参与者比例高于黑人人口比例，也曾经给希拉里带来巨大压力。她曾经试着给黑人选民讲道理：马丁。路德。金是英雄，可奥巴马并不是一个小马丁。路德。金，再说，马丁。路德。金关于种族平等的理想，还不是约翰逊总统在立法中实现的吗？意思很明显：约翰逊总统可是个白人。说实话，这样的议论不高明。因为，黑人由于种族归属相同而投票给奥巴马的情况即使有的话，通常也是一种感性的、本能的行为，这时候讲这种道理其实没什么用，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初选阶段是不同党派阵营中的内部表现，相对来说，民主党有更多的自由派人士。也有这样一些自由派，他们是白人，可是对“政治正确”特别敏感。也就是说，在给一个黑人候选人投票的时候，他会自我的道德感更好。他会隐隐觉得，对奥巴马这个黑人候选人的这一票投下去，说明了自己是一个没有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人，投票间接传达了对自己的道德肯定。听上去这有点奇怪，可是在美国生活的人其实都知道，这样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当普遍。

在美国，选民的政党倾向是不稳定的，但常常会是大致的一半一半对开，否则大选也就不那么好看了。尽管初选参与者通常只是政党中的较为积极热心的群众，就是说，只是自己阵营中一部分积极分子参与的初选，奥巴马的胜出仍然说明了美国黑人地位的上升和族裔关系的缓和。进入下一阶段，不仅民主党一方将有更多人参与投票，还有倾向共和党的民众进入“游戏”，那么，情况会如何呢？

曾经有人评论，工人阶层白人男子将是民主党希拉里与奥巴马激烈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劳动阶层的白人还是美国大选的决定因素。道理很简单，就是白人比黑人多，劳动阶层比精英阶层的人要多，而选举是一人一票。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种族归属并非决定因素，奥巴马的精英骄傲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前一阵奥巴马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的“怨恨门事件”。奥巴马说：“在宾夕法尼亚州那些小镇，工作职位流失25年一去不返，难怪他们都变得愤世嫉俗，只关心枪械、宗教，讨厌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既反对移民，又反对贸易，他们凭借这些来发泄不满。”中文一般翻成“怨恨门”，其实在英语中是：bitter，有点心胸狭窄的不开心的味道。假如说保守的白人民众本来对奥巴马就有点“那个”的话，这番带着嘲讽和看不起的话，对广大白人劳动人民肯定极具杀伤力，不是会被人轻易忘记的。

所以，奥巴马在下一个阶段的竞选仍然是艰巨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种族樊篱的问题。假如白人劳工不给你投票，你也不要先责怪对方“种族歧视”，歧视就是“看不起”，这些白人劳工选民也完全有理由说，你要我们看得起你，你看得起我们吗？

往往胜出的人，不是因为自己多么高明，而是对方铸成失误。无疑，在当下美国，种族仍然是一个因素，可并非决定性因素。当然，美国大选永远是变数多多，下面如何还很难说。但是奥巴马一定要吸取教训，好好管管自己的大嘴巴了。否则的话，他所开创的历史纪录，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毫无疑问，回答“人是什么”是哲学的首要任务。自古以来，“认识你自己”的内心呼唤不绝如缕，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得不到不具争议的解答。狡黠的哲学家宣称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企图用魔术般的方法将其化为乌有，从而使人类不再为之困扰。他们的努力往往卓有成效，可是总在某些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当一场8级地震夺走数万无辜者的生命，这个问题又从每一个痛苦的心灵中浮现出来：人，究竟算什么？

人当然不是蝼蚁，也非刍狗。问题在于，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人不是什么”的理由，却还是无法直接得出肯定答案。情感、记忆、经验、理性，我们使用各种方法企图逼近真相的核心，但就像卡西尔所说，“即使我们成功地收集并联结了一切材料，我们所能得到的仍然不过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一幅非常残缺不全的画面，一具无头短肢的躯干而已”。

于是有人说，可能是揭示答案的方法出了问题。长久以来，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在许多方面高歌猛进，惟独在认识自我这一关键问题上疲态尽露。可以说，当代的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说，都是在失败的前提下开展的工作。人，既是这些学问的阿基米德支点，又是阿喀琉斯之踵。或许就如维柯所言，“人只能了解自己的创造物”，人在数学、几何、物理等范畴里游刃有余，那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理论和规则乃人所创造所规定。而人之为人，却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认识你自己”就不再是什么智者的箴言，而是人类狂傲的乱语。

中国式的“天人合一”与古希腊斯多葛派的想法颇多吻合。他们都认为，天道与人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实为一体。只要以心灵去体察天道，人与宇宙便可共处于平衡和谐之中。尽管宗教不认为人能体察天道，“上帝的意志正在于隐藏其自身”，他随心所欲地施与，随心所欲地拒绝，随心所欲地奖赏，但大多数宗教仍不言而喻地承认宇宙存在一个有等级的秩序，人类在宇宙秩序中处于最高的和中心的地位———人是宇宙的目的。可惜的是，如果说在“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理性的成败还多有反复，那么这一“宇宙—人”的神学构架早在十六世纪就崩塌了———人类在寻找自身答案的同时也掏空了人作为宇宙秩序中心的权利基础。宇宙不过是一个浩大无垠的沉默空间，它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这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惊恐”。

孤独地身处这广袤无边的宇宙，怀疑与惊恐曾经一度占据人类的心灵，但很快人类意识到，为这空洞的世界赋予意义，可能是迈向自我解放的决定性一步。伊甸园是回不去了，人类行走于危机四伏的道路上，未来迄今没有展示它的真实面容。也许，即在这一刻，“人是什么”的问题发生悄然转换，被“如何成为人”的问题所取代———人并不具备恒定的本性，尚未完成，似乎也永难完成。诚如加塞特所说，“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只有历史”。我要补充的是，还有希望。

再没有什么比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更能凸现人类的处境了。那些深切的哀痛、无奈的抉择，孤独与绝望，所有人类的脆弱情感都不再可能寻找更为恒定、绝对与宏大的依靠，都不得不从人类自身获取慰藉和力量。自由、平等、幸福、尊严，在毫无意义的宇宙面前都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但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认识到价值的相对丝毫无损于其神圣性”。它们是人类自主的选择，因其稀少，弥足珍贵。

脚踏虚空，仍要迈步前行，这是理性的荒谬，却闪耀着人类独有的光辉。活着的人有责任为存在，也为死者赋予意义。“人是什么”或“如何成为人”注定将继续困扰着每一个人，质疑着每一个答案。但是我想，只要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只要每个答案都出自严肃，人类就不必过分担心世界的虚无。

自2008年3月10日起的西藏骚乱事件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许多藏人倒在枪口和棍棒之下、或被投向监狱，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降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骚乱事件后，两种声音尖锐对立：一方面，国内媒体对所谓的达赖集团展开了文革式的语言攻击，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中共展开毫不客气的批评。

为了在奥运前尽量挽回国际声誉，迫于西方社会的压力，中国政府宣布与达赖重启对话，很显然，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出于短期目标的考量，很难说具有多少诚意，但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通过与达赖的对话以减弱西方在奥运问题上的施压，是中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一件难事。

汶川大地震似乎改变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被动局面。由于地震造成的破坏实在过于严重，整个世界在地震面前惊呆了，而且，地震的突发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数字，使西藏和奥运话题都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和中国政府成了被同情被援助的对象，这显然大大化解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压力，为其处置西藏问题争取了时间。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灾难面前的表现也部分挽回了它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形象损失：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没有再次驱赶西方记者；接受了年初雪灾的教训，温家宝迅速赶往灾区；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军队在十分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承担了救灾职责，并做出了很大努力。

民间社会和海外舆论对这些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而且，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如何减少人员伤亡并使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中心话题，在政府和军队的努力之外，成长中的中国民间社会以不亚于军队的行动速度投入了救灾工作之中，海内外的异议者及异议者组织也以直接救灾或发动捐款的方式，表达了对灾民的关心。一时间，除了《新华网》和《央视网》这种无聊媒体仍在借机造谣以诋毁王丹、王军涛等民运人士，中国社会各阶层似乎放下了对立，罕见地为了同一件事——救灾——而各显其能起来。

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团结场面。同胞的死亡重于一切，这种共赴国难的景象表明了中国人的善良、淳朴，表明了民间社会的理性，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团结和凝聚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救灾中表现合格的中国政府除了指使官方媒体展开拙劣的自我表扬运动之外，并没有看到这种共赴国难的行动背后隐含的社会和解与政治改革的良机。

一般来说，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较为宽松、团结的社会氛围，而当各种社会意见呈现尖锐对立时，要么没有政治改革，要么只能是某一力量推动的仓促改革乃至于革命。自1989年的六四屠杀之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存在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极度不满乃至于仇视，中国人很难在任何问题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尽管有些异议的声音并不公开发言，但中国政府很清楚它们的存在，所以，19年来，社会稳定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维护稳定，“党和政府”为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假想敌，千方百计予以打压和防范，却总是打而不绝。

地震过后的共同救灾和举国一哭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的严重对立，其实这形成了开启政改的良好历史时机。在紧迫的救灾工作结束之后，中国应该迅速将政改提上日程：释放政治犯、将政治异议的代表人物和不被允许入境的敏感人士请上奥运观众席、为言论松绑乃至于开放言禁、给民间社会及各种民间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逐步开放基层政权和人民代表的选举、立法保护人权、以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力量惩治腐败??????

如果这种设想成为可能，70天后的奥运将会真正体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精神，成为中国人和解与自由的庆典，做成一次伟大的奥运被记入史册，而这也是对汶川地震死难者最好的告慰！

中国政府及官方媒体已经意识到地震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奥运前的形象危机，于是，在继续毫不谦虚地进行自我表扬的同时，更以西方国家对抗灾工作的肯定作为化解民间批评的盾牌。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俗话说，路归路，桥归桥，中国政府和军队在这次抗灾工作上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抵消其校舍建筑质量低劣等问题上的错误。以CCTV为代表的官方喉舌所进行的自我表扬很可能使中国政府陶醉在“人民救星”的错误定位上，而忽视这难得的政改机遇。

诚然，以中共目前的社会控制能力，它仍然有能力顽固拒绝政改。但2008年的中国似乎正应了官方喉舌的一句常用语：这是一盘大棋。以中国之大，当然是一盘大棋，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盘围棋，黑白棋子的相互缠绕与纠结有时使人难以看清局势，胜负仅在关键的最后一两枚棋子之上。在看到借抗灾形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要意识到，灾难面前的万众一心并不表明民众无条件支持政府，生活终归要恢复常态，中国政府仍然要面对各种困难：官民情绪对立、司法腐败、贫富严重分化、物价上涨、股市混乱无序、失业率上升等等，如果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一盘看似必胜的棋局未必不会急转直下，仅以四川灾区而言，善后及重建工作的压力也呼唤更为开放、民主的管理模式，近日已经出现的灾民游行、成都市民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等都隐含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决策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在接受国际救援队、设置国家哀悼日、处理灾区官员私吞救灾物资等问题，基本是民间声音（尤其是网络声音）在先，政府决策在后，其中的时间差一般不超过两天。这种变化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它表明了中国政府收集信息和形成决策上的进步，也是民间社会有能力迅速凝聚中心话题的作用结果，社会舆论具备了推动政府决策的能力。

中国政府应该看到，爱国的鼓动也好、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也好、民众对温家宝的称赞也好，都不再是政府可以无条件利用的因素。那些称温家宝为偶像的网民同样会在电脑前焦急地呼唤海外救援队的到来，同样会向政府呼吁降半旗；当地方官员侵占救灾物资的消息传来时，一夜之间，网络上的抗议帖子就火得不能再火。

这种对政府救灾的支持和对救灾款使用的不信任心理并存的局面说明，政府只有在信息开放、政治民主、重视民生的前提下才能持续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政改无疑是会使政府获得最多的加分。

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自觉自愿上当然是幼稚的。但2008年的中国在向我们展现一种真实的力量：不需要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就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灾；他们用网络上的呐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历史上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第一次让国旗为平民而降；地方媒体记者置中宣部禁令于不顾，发挥来自灾区现场的真实报道；普通民众用眼泪和爱心诠释着人性的含义；电台主持人呼吁人们在高呼爱国主义的时候，不要忘记国际主义的救援??????目前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但我们在理论上拥有一套不拒绝民主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中国政府并不在意一般民众的呼声，但当民众的声音大到一定程度时，它没有与这种声音对抗的坚定意志??????

地震打乱了正常的社会节奏，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有的政治平衡。活跃起来的民间社会及其有效的动员力量将会导致更多公民以更积极的姿态关注和从事社会事务。因此，2008年中国政改的希望，除了呼唤中国政府以理性精神审时度势之外，更多的还是来自对于中国民间社会成长的信任。中国民主之路的开启需要的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开恩，也未必是天鹅绒式的革命，只要每个人本着人性与常识的基本原则说话就够了，只要声音大到一定程度，我不相信当权者敢于装作听不见。这是对2008年作为政改良机的另一种注释。毕竟，这一场地震灾难使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但最可宝贵生命应该是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大灾面前，人同此心。而一步步结束挡在中国自由、民主道路上的制度障碍，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才会活得更有质量。大灾之后，全社会应有情同此理的共识，并敦促权力者抛弃僵化的统治思路，以政改的社会动员方式，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社会和解、团结与民主。

六十年来，海外救援队从未进入中国，但来也就来了，中国没乱；六十年来，国人不会在同一时刻为死去的平民肃立默哀，但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时间停止了，三分钟过后，中国并没有乱；那么，政改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万众一心的政改会给中国带来动乱？！

2008年，地震之后的中国，愿团结、和解、民主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议题。

《民主中国》网络杂志署名“施英”的“一周新闻聚焦”栏目已经走过近两年时间，今次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特殊日子，由于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以及“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等大量的资讯，难以简单汇聚在一篇报道中。因此，《民主中国》决定把一贯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