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美少女
中共的文宣机构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便是“与时俱进”——谁说中共是死不改革的顽固派呢？胡锦涛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可够快的，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监控系统，也懂得如何与西方国家玩弄“人权外交”的游戏，他们并没有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啊。中共当局“与时俱进”的又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位于四川广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邓小平故居，在全国媒体上高调展开文宣活动，以选美比赛来挑选其“宣传大使”。
日前，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对媒体声称，为了让“邓小平故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管理局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展了“邓小平故里爱国主义教育片区宣传大使”的评选活动。当选的“宣传大使”，将出席局里举办的各项宣传活动，并获得丰厚的报酬。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上午，来自重庆、陕西、广东等地的四十名初选出来的美少女，参与了“宣传大使”的最终角逐。一时间，在邓小平故居前面的广场上，一群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美少女们顾盼生姿、娉娉婷婷，好不热闹。从全国各地来此接受“为人民服务再教育”的官员们也与民同乐、大饱眼福。比赛的结果是，重庆师范大学旅游专业的大三学生冯佳媛，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披上了“最佳宣传大使”的鲜红的绶带。
“少女不知屠城泪，隔代犹唱后庭花”，这些少女的年龄大都只有十七八岁，昔日“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们或者刚刚哇哇坠地、或者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十七年以来，那场血雨腥风的屠杀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年龄的孩子们，通常都不知道那个枪林弹雨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孩子们被迫接受了一种精心安排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导致他们的精神领域处于某种极度的贫乏状态。
这些外表美丽而心灵空洞的少女们，茫然不知她们所要“代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个矮小的、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老人，也曾经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杀人也要维护我们的权力。如果说那些为有毒或有害的食品、化妆品代言的文体明星，是为了金钱而泯灭良心与职业道德；那么，这些参与邓小平故居形象代言人的“选秀”活动的美少女们，则是被蒙蔽、被扭曲、被愚弄的一代人，她们不知道“反右”，不知道“文革”，当然也不知道“六•四”。她们的青春美貌与杀人凶手手上的鲜血，居然如此“和谐”地并存着。
我想，倘若邓小平地下有知，看到有一群天真烂漫的美少女争先恐后地为其“代言”，一定会乐翻天的。如此美少女，如果充作后宫之佳丽，岂不更美哉！在色魔毛泽东的引导下，在一个个都如同急色鬼的中共领袖当中，邓小平亦非坐怀不乱之辈。据说，邓小平当年缺席庐山会议，便是因为与一名军中小护士偷情而不慎摔伤了腿。不过，中共高官保密有术，中国也没有新闻自由，所以邓小平没有像克林顿那样，因为与白宫实习生偷情而在全世界民众面前大大出丑。
但是，我又想，邓小平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老乡们采取此种“美女战术”，说不定又会患上忧郁症。虽说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但老邓会忧郁地思考：难道单单凭我本人的魅力，尚不足以赢得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吗？是我给中国人饭吃，老百姓难道不该心甘情愿地来瞻仰我的故居吗？这些小小的美少女，居然盖过了我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风头，真该将她们都拉出午门去斩首！
无论邓小平先生在棺材中怎么着急，他确实不如美少女有魅力。无论中共当局如何卖力地宣传爱国、爱党、爱领袖的“绝对真理”，少男少女们对此始终兴趣不大，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如火如荼的“超女”大赛。即便是邓小平故居的“选秀”活动，也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开出一笔诱人的价钱来，否则根本无法吸引孩子和家长。当局想命令任何一个美丽的女孩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免费为“邓爷爷”效劳，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大概是将财神放出囚笼的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吧。
皮诺切特与邓小平
皮诺切特死了。
邓小平也死了。
前者活到了九十一岁，后者活到了九十三岁，他们都侥幸地逃脱了法律和道德的审判。皮诺切特至死也不认罪，他宣称：“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上帝绝对不会再给他一次杀人的机会。邓小平生前也没有公开为“六•四”屠杀认罪，他一直坚信“屠杀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硬道理”，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却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但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独裁者一样，皮诺切特与邓小平皆无法逃脱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皮诺切特被称为“智利的邓小平”，这种称呼被视为一种正面的评价。大陆媒体在报道其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多突出其经济改革的成就。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采纳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在其统治期间，智利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是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倍，其国民人均寿命、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系统和教育质量等均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就连刚刚去世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使弗里德曼，也曾撰文为其辩护。
但是，少数大陆媒体也曲折地批评了皮诺切特施行的经济开放、政治独裁的“跛脚政策”。如《新京报》发表的学者周庆安的文章指出：“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法则。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共同选择了人民决定执政的方式。任何现代政权，都是建立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重视和保护民权、公正、自由，已经变得和提升社会物质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那些通过政变、武装暴乱上台的政权，不得不接受政治制度的挑战，经历民主政治的转型。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合法、健康、良性的国内政治秩序，是一个国家得到世界认可，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前提。”
为了获取经济成就是否可以牺牲人权？人不是猪，人不能被当作猪一样来圈养。皮诺切特固然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经济成就并不能洗净他手上的鲜血。昔日，戎装在身的皮诺切特，屠杀异己，铁石心肠；今日，作为一个被控诉犯有严重的侵犯人权罪的老迈的逃犯，他不得不辗转于多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受尽羞辱，正应了中国的古语：“老而不死谓之贼。”在一次次的审判中，皮诺切特的一桩桩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根据“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大约有三万五千多名智利公民声称遭到过军政府的酷刑折磨。通过臭名昭著的“秃鹰行动”，皮诺切特还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起，大肆暗杀和刑求反对派。
而作为“中国的皮诺切特”，邓小平的手腕似乎更加高明一些。从“反右”运动中充当毛泽东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先锋，到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再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最后酿成“十年改革，一夜屠城”的大祸，这名“三起三落”的“准独裁者”的一生，亦没有少干过坏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自信到像皮诺切特那样，允许全民公决和选举。换言之，邓小平比皮诺切特更加清醒地知道：民众心里有多么厌恶他和他领导的党。
皮诺切特的自信其实是轻信。当他获知在全民公决中大败的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召集三名高级将领到总统府，命令他们执行戒严令。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三名将军拒绝从命，其中一名将军当场将命令撕碎丢在地上。皮诺切特突然丧失了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力，反对党的领袖拉格斯公开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痛斥皮诺切特说：“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这是不可接受的。”一旦人民敢于公开说真话了，独裁者便立即权威扫地了。那一天，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市民纷纷开车上街，大按喇叭，如同过狂欢节一般。
邓小平没有皮诺切特的“自信”，他不敢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因而逃避了失去权力并被追究罪责的下场。邓小平的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是像彼岸的百年老店国民党那样切实改革、实施党魁直接选举，于中共而言也是一件自掘坟墓的举动。不仅自己害怕选举，还竭尽全力阻止香港民众直选特首，“一国两制”逐渐沦为“一国一制”。但是，按照“皮诺切特模式”治国的中共，究竟能够比皮诺切特走多远呢？
党魁文选与总统传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文选轰轰烈烈地出版了。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出版“文选”乃是对党魁或准党魁一级的人物的“盖棺定论”，类似于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终身成就奖”。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便有“立言、立功、立德”的追求，亦有“文章乃千古之伟业，不朽之盛事”的定位，中共历届党魁更是热衷于创立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想、主义和理论。因此，出版个人的“文选”，是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此次胡锦涛慷慨大方地为前任党魁加冕，显然不是受到来自江系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决定，而是主动为之，其目的是满足江的虚荣心，使之不要过多干预十七大的人事布局。
这些既无飞扬的文采，又无理论建树的垃圾文章，大都不是出自江本人的手笔，而是其秘书班子撰写的。江本人喜好吟诗作赋，显示自己颇有学养，但实际上江郎并无多少才气和才情。这本文选虽然发行量巨大，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普天之下找不到几名读者会认认真真地阅读之。在新华书店里，印刷精美的《江泽民文选》堆积如山，党报党刊上亦发表长篇文章号召党员干部好好学习。然而，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又一出“皇帝的新装”的好戏罢了。如果不是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量定购并分发给众人，这样一本无关百姓冷暖的“文选”，销量肯定少得可怜。随便一名美女作家或美男作家，都比昔日搔首弄姿、今日老态龙钟的江泽民更有票房号召力。
不过，幸亏中共拥有七千万名党员，号称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因此这本文选即便每七十名党员拥有一册，亦可以轻轻松松地消耗掉上百万册。在号称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共党魁文选的出版发行却完全按照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套路，可见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自信到了何种程度。
中共党魁文选与美国总统传记的出版发行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总统在任期届满之后，首要事务便是撰写个人传记，这既是一笔点石成金的买卖，又是一项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的工作。撰写传记几乎成为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高官退休之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无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或“审查”，也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宣传和推广，总统所在的党派更不会参与其回忆录的操盘工作。因为这是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总统们刚一卸任，便会有若干大出版社上门来寻求其书稿。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传记，便有超过百万册的销量，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传记亦成为当时的第一畅销书，甚至第一家庭中猫狗等宠物的故事也能大卖特卖。这些书的出版发行，每一个环节均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
中共党魁文选与美国总统传记的内容也存在天壤之别：在中共党魁的文选中，充斥着一大堆充满意识形态灌输的、形同嚼蜡的讲稿，居高临下，老生常谈，让人望而生厌；而在美国总统的传记中，则时不时地透露一点白宫的幕后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江泽民当然不会在其文选中公开澄清民间传说中他与某著名女歌手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始终绷着脸扮演人民的恩主的模样。他并不知道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外在形象，在大部分民众心目中只是一个可笑的小丑而已。与之相比，克林顿倒还有几分真诚，他在自传中坦陈莱温斯基事件的前因后果，将自己人性的软弱与阴暗面公诸于世。民众虽然“怒其不争”，却也能给予其几分宽容与怜悯。中共之前任党魁，仍然自以为是地高居神坛之上；而美国之卸任总统，已是一介平民。制度之优劣，由此可见一斑。
李鹏不要死
二零零八年的“两会”前夕，海外媒体传出中国前总理李鹏中风的消息。这是李鹏下台之后，少有的关于他的新闻报道。据可靠消息，经过解放军总医院的抢救，李鹏暂时保住了性命，但眼角、嘴角已经歪斜，估计难以恢复。
已经八十岁的李鹏，近年来身体一直不佳，甚少公开露面。其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因为涉及撇清天安门屠杀的责任，而被新一届政治局禁止出版；其主导的三峡工程，刚刚建成便已经凸显出严峻的生态危机，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天怒人怨。作为现在仍然活着的、最受民众唾弃的前国家领导人，李鹏大约也知道自己被千夫所指的处境，只好玩弄一些修补形象的小把戏，比如捐献部分工资和稿酬给“希望工程”等等。但是，比起其子女李小鹏、李晓琳垄断中国电力系统，坐拥亿万财富来，这点善款只算是九牛一毫而已。
与李鹏的日趋低调相比，他的漂亮女儿李晓琳倒是相当高调。李晓琳在两会上公开为父亲的消息辟谣，声称父亲身体健康，并谢谢各界的“关心”。确实，李晓琳是最害怕李鹏的身体出问题的人，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更有利益的纠缠。所谓“树倒猢狲散”，《红楼梦》中的结局，这名“才女”不会不知道。所以，李晓琳当然希望李鹏可以长命百岁，这样她的电力王国便能够岿然不动。
李晓琳经常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各种高档社交场所，以中国电力“一姐”的身份露面。她的一身，从上到下的行头，便价值数百万元，不知可以供多少失学的孩子完成其“义务教育”。有一次，李晓琳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一边盛赞父亲如何伟大、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声明她今天的“成就”全都是靠“个人奋斗”的得来的，从不曾沾父亲的光。这个家族的成员，一个比一个无耻，堪称是前无古人的“无耻病”的标本。
我知道有很多国人盼望着“国贼”李鹏早死。但是，我却希望李鹏不要就此死去。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一丝一毫的好感，而是我认为，如果李鹏没有接受公开公正的审判便死去的话，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在当年“六•四”血案的决策者当中，邓小平、杨尚昆虽然有幸逃脱人间法律的审判，却早已沦入地狱的最底层；陈希同成为中共内斗的牺牲品，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不过是“保外就医”的罪犯之身而已，已无法兴风作浪。而作为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的李鹏，如今亦中风成为废人一个，再不复当年磨刀霍霍、凶神恶煞的威风与凶残了。
近年来，若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裁者，都为他们昔日的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不能像寻常百姓那样安安静静地死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而是被迫拖着残病之躯，坐在轮椅上，一次次地出席法庭的审判。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是如此，印尼前独裁者苏哈托是如此，红色高棉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乔森潘、英萨利、农谢等人也是如此。被控以战争和反人道罪行的乔森潘，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首次出席审前会议。这个七十六岁、满头白发的老者，在聆听罪状之后，以沙哑的声音说，过去十年，他生活在困苦中：“自从离开森林后，我就没有工作。我只靠太太和家人，他们挣扎讨生和养活我。”而对他参与屠杀的两百多万同胞，他毫无愧疚之意。
这是迟到的正义。然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却充满了对这些失去杀人能力、并被绳之以法的独裁者的深深的同情。在报道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领袖人物的时候，甚至用了“撕开历史伤口”这样负面的标题。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共的头头脑脑们与这些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元凶之间，休戚相关、惺惺相惜。红色高棉的屠夫们的可耻下场，让他们也感到心惊胆战。红色高棉不就是中共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头怪兽吗？
《圣经》中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在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面前，心硬如石的李鹏也许始终无动于衷。但是，审判迟早都会来临的，李鹏本人、李鹏的妻子、李鹏的儿女，谁能躲避历史的惩罚和正义的判决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鹏人生的最后一幕，应当是在法庭上谢幕。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二零零六年年底，中国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十大智库”。这十大智库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十个单位虽然号称“智库”，却多少名不副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指出：“智库从概念上讲，都是非官方的，如果它一旦是官方的就不能叫智库了。”在西方，智库的定义和作用十分清晰，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信息。智库主要是集中在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者作出分析和建议，至于政府喜不喜欢、采不采纳，那就是政府的事情了。智库的分析和建议，很多时候与政府的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研究却能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周全和完善，让政府少犯错误。
但在中国，由于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限制，所谓的“智库”全是官办的机构，全是官府的附庸。对此，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辩护说：“我们评出的这十大智库尽管都带有官方色彩，但是它们却因此获得了政府非常大的信任度，所以它们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智库。”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掩耳盗铃：当权者为“智库”下达研究课题，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研究人员，往往致力于揣摩领导的心思和意图，其研究方法和结果明显打上了“惟上”的烙印。如此研究，根本无助于帮助领导人完成科学的、明智的决策。正如黄靖所批评的那样：“长期来说，学术的独立性，对一个领导人、政策制订者能否客观地、独立地去分析制定政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容纳一个非常独立的智库。”
智库是由智囊组成的。在西方，智囊以其独立的地位自居；在中国，智囊却以接近中南海为荣。那么，究竟谁是胡锦涛的智囊呢？究竟谁能影响胡锦涛的决策呢？被外界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胡锦涛的智囊”，无非有如下几位：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是“和平崛起”的理论的倡导者，曾经为胡锦涛访美打前站，广泛接触美国政、经、学各界人士；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他多次赴西方访问和讲学，不久前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受舆论的关注；保密局局长、前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著有若干关于宪政问题的著作，主政保密局之后解密了一批档案材料。值得玩味的是，这几位被海外舆论认为是胡锦涛智囊的开明派人物，从来没有承认或否认过其“胡锦涛智囊”的身份。他们越是沉默似金，越是让谣言漫天飞舞，似乎是有意为之。
我个人认为，郑、俞、夏诸人，都算不上胡锦涛的智囊，更非对政局有重大影响力的“帝王师”。独裁者只需要善于领会个人意愿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能给他出主意的智囊。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要成为一名权力巩固的独裁者，靠的是厚黑学和权谋术，而不是身边有多少聪明的智囊。上个世纪八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均善待知识分子，善于倾听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建议，但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巩固，他们本身的知识分子气质是导致他们被清洗的关键因素。相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均与知识分子关系疏远，施政风格为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任用小人。刚愎自用之人，倒成为权力角逐中的胜出者，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败劣胜”的“潜规则”。
是的，没有人能够对胡锦涛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胡锦涛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早已在毛泽东时代便定格下来，他是一个最不能“与时俱进”的中国人。而那些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并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而踏入仕途的学者文人，最终的结局是：不仅不能改变中共当局的政治结构，自己却迅速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在第一个任期即将任满的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表现比起三年前刚刚履新的时候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再慢如蜗牛，引用的古典诗词更加恰如其分，在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诸多数据几乎是倒背如流、脱口而出。但是，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温家宝立即又恢复了“温吞水”的本色，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官话、空话、套话来搪塞过去。
这次记者会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法国记者的问题单刀直入：最近，已故的前总理、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温总理在两会前夕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那么，温总理的文章是否受到赵紫阳的观点的影响？温总理如何评价赵紫阳？
温家宝刚才还意气风发，一副“人民的好总理”的姿态，一听到这个“敏感”问题，他脸上的肌肉立即绷紧了，可见其内心高度紧张。这一表情很像十七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已经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去探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时的表情，那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温家宝最后一次与赵紫阳在一起出现在民众面前。那时，温站在赵的身后，嘴巴紧闭，也是一副紧张万分、沉默似金的模样。
十七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六•四”屠杀十七年之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温家宝由中办主任、赵紫阳的总管，晋升为国务院总理，这条仕途，堪称难于上青天。此时此刻，温的内心深处是否掠过当年那些与赵日夜相伴的时光？有几许的温馨，有几许的苦涩，有几许的无奈？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位置越高，真话越少，贵为总理，偏偏就是不能“我口说我心”。温家宝的回答是：“我的文章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看过那本书。”他甚至不敢重复“赵紫阳”这个名字，虽然当年赵紫阳对他不薄，他也曾经相当地认同赵的思想观点。但是，政坛就是如此地冷酷无情，“六•四”之后，为了自保，温立即与赵划清界限。在赵紫阳被罢黜和幽禁的十六年里，温与赵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在赵紫阳逝世之后，温家宝也没有出席葬礼，甚至连花圈也没有送一个。
这就是中共冷酷无情的、泯灭人性的权力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满清和民国时代，下野的高官与昔日的下属之间，仍可自由交往，双方保持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中共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纲，不仅让普通民众“道路以目”，即便是贵为总理的外温家宝，亦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真情流露。
法国记者所提及的那本书，是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国大陆许多“犯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类书籍，往往在新闻出版相对自由的香港出版，然后再“回流”到大陆。即便是昔日辱骂香港是“反共基地”的“左王”邓力群，也选择在香港出版其回忆录，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全面展示了赵紫阳晚年思想的发展，亦有对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臧否。赵目光如炬，且心胸宽阔，在论及温家宝时，并没有埋怨温的无情无义，而是比较持平地说：“温是好人，是比较开明的中年干部，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的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寥寥数语，可谓画皮画骨。不知温家宝本人读到这几句话，该作何感想？
吴仪：虚有其表的“铁娘子”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台湾著名的连锁食品企业“永和豆浆”，指她在上海松江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一家永和豆浆的质量河卫生条件很差。吴仪对永和豆浆声色俱厉的点名批评，在大陆媒体上被广泛报道。
事后，永和豆浆的老板林炳生大声“喊冤”，上海当地的官员也“一头雾水”，因为松江根本就没有一家永和豆浆的分店。很明显，吴仪到的是一家冒牌店。虽然林老板强烈要求说“一定要找出元凶，还永和豆浆一个公道”，上海官员却对他说：“我们总不能说吴仪弄错了吧？”
官大一级吓死人。在中共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内，谁的官大，谁就占有真理。中共一向喜欢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真理永远只是当权者的附属品。有了权力，便可以指鹿为马，便可以颠倒黑白，此种情况，于今为甚。在古代，即便是五之尊的皇帝，在遇到天灾时，亦不得不发表“罪己诏”，承认这是上天对其失政失德的惩罚，以此争取老百姓的谅解。但是，中共掌权之后，先后制造了“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政治运动和血腥屠杀，半个多世纪以来，可谓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公开向全体人民承认过其错误和罪行。
吴仪也一样。当“永和豆浆”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她必定最先获得了相关信息。但是，她并未公开为“永和豆浆”平反。其实，这是吴仪以及所有中共高官的风格：知错而不改。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内外那么多人对吴仪这个所谓的“铁娘子”如此看好？吴仪谈吐无味，不懂英文，穿着土气，根本不能与西方女性政治家，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国务卿赖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美国参议员希拉里等人相媲美，更不能望真正的“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之项背。吴仪既未进入权力核心，亦无任何政绩可言，其享有的虚名真不知从何而来。
一向见解深刻的香港评论家董桥，居然也盛赞吴仪拥有无穷魅力，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撰写了一篇题为《吴仪胸中那片竹林》的文章，在结尾处写道：“吴仪让人想起物理女皇吴健雄婉约中的刚毅，想起城南之花林海音古典的现代：她们都是梨树下紫砂壶温的碧螺春。”然而，我左看右看，怎么都看不出矮胖的吴仪究竟有什么魅力。以政治上的作为而论，为官多年的吴仪可有过一句支持民主的言论？主管卫生的吴仪可曾向河南数十万的艾滋病患者表达过歉意？吴仪虽然亲自接见了一直为艾滋病问题奔走呼号的高耀洁医生，但在高医生被河南地方官僚监禁和侮辱的时候，全球舆论都在声援之，以吴仪的权力完全可以出面干涉和制止，她却像缩头乌龟一样，假装不知道，完全无所作为。
即便贵为副总理，吴仪也是一个有可能犯错误的人。那么，吴仪为什么就不能为她的错误道歉呢？在“永和豆浆”事件之中，吴仪不仅批评错了，而且还严重渎职了。在黄菊去世之后，吴仪升任为第一副总理，还兼任“全国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她当然有责任确保让老百姓都吃上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当然有责任打击乃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冒牌店。但是，近年来公共卫生危机不断发生，让“铁娘子”焦头烂额。在此次卫生检查中，堂堂副总理居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店、哪一个是假店，在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前提下，便轻率发表论断，损害的是台资企业的声誉，羞辱的是吴仪身上的职务，显示的是中共政府的无能。连副总理阁下都“反认李鬼为李逵”，一般的老百姓又焉能分得清呢？
此次“乌龙”事件，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大陆假冒伪劣情况之严重。中国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人们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人们不敢流通的假货。药监局整个沦为一个贪污腐败的衙门，老百姓的生命成为这些贪官的筹码。这不是政府的失职又是什么呢？中共当局有能力实现禁书、封网、打压异议人士，却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冒牌货物和商品束手无策，这不是“一手硬一手软”吗？对此，自称“裸退”的吴仪，心中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歉疚？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十七大之后，中国官方媒体隆重发表文章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谈到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主政广东，女儿齐桥桥随侍左右，故而观察到了习仲勋的许多生活细节。
习仲勋刚到广东之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新的“乐土”，如《诗经》所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当年八月，全省就逮捕企图偷渡外逃的六千七百零九人。
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齐桥桥说，父亲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习仲勋，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政策深恶痛绝。因此，他成为广东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也是党内少有的一位开明派元老。在胡耀邦被邓小平等非法罢黜的时候，他是惟一的挺身而出为胡耀邦辩护的元老；在天安门学生运动之中，他也坚决反对军队的镇压行动。在比赛谁更残忍的中共权力体系内，做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需要莫大的勇气。
当时，习仲勋为外逃农民所流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不像今天温家宝的眼泪，是作秀的眼泪。温家宝四处挥洒的眼泪，只能表明堂堂一国总理的无能，比香港三流演员的眼泪还要不值钱。而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亦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的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的道德，却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民众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便只好用脚来投票了。
在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难民涌向香港，以及从新疆逃入苏联的诸多重大的难民外逃事件。让“社会主义天堂”的宣传不攻自破。而中国公民偷渡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统治者宣称“大国崛起”的今天，仍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英国多佛尔海滩中国偷渡客集体死亡事件。该惨剧震动英伦三岛，英国民众纷纷前往事故地点献花纪念，偏偏中共的使领馆为了“面子”而始终保持沉默。这些中国人为什么宁愿做“黑人”也要逃离政绩的祖国呢？因为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硕鼠之国”。
在中共的高级官员之中，习仲勋是少数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国家的面子更重要的一位。胡耀邦和赵紫阳亦是如此。故而他们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他们的人生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天安门事件之后，习仲勋归隐林下，很少公开露面，也许他已经对中共的前途失望乃至绝望。不过，至少他还保持了晚节，没有像邓小平、王震等人那样成为“越描越黑”的“老贼”。相信随着历史的流逝，习仲勋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而王震、邓力群的历史地位则会越来越低。
当今中共的“王储”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不知他是否具有乃父的心肠，不知他是否会像乃父一样流泪？为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而流泪，为被埋葬在煤坑下面的矿工而流泪，为被像猪狗一样关押在各地“驻京办”的访民而流泪？为以死亡相拼讨要薪水的民工而流泪？
当然，仅仅流泪是不够的。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且主管港澳事务。他若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则香港必能长治久安；他若能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发展经济，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不仅注重民生，且尊重民权，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则有可能超过乃父。
成思危不以太监为耻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访谈。成思危巧舌如簧地为中共的政协制度辩护，不承认“民主党派”是当局的“政治花瓶”。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的这番表白，俨然是不以太监为耻、而以说谎为荣。所谓“八大民主党派”，确实是富有“中共特色”的“制度创新”。环视全球，真还没有这种掩耳盗铃的游戏。中共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实行独裁，又要戴上民主面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若干处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后来纷纷倒向会说甜言蜜语的中共，为中共夺取天下出了不少力。一旦大权在握，昔日装扮得虚怀若谷的毛泽东立即变脸。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许多地位尊崇的民主人士以为真可以参政了，在批评中共“党天下”之余，也拿出了“政治设计院”的分权方案来。刚愎自用的老毛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逆耳之言，立即祭出“阳谋”论，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纷纷打成不齿于劳动人民的“右派分子”。读一读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著之《往事并不如烟》（香港全本名为《最后的贵族》），即可见那些批评国民党不假辞色、傲骨铮铮的民主人士，在中共暴政下如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非挥刀自宫不足以苟存性命。老蒋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因此国民党的统治尚吞舟是漏，异议人士游刃有余；老毛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焚书坑儒，在所不惜，因此在共产党治下即便是沉默亦是不赦之罪。
“八大民主党派”的党章之中，第一条皆为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近代政党政治中让人叹为观止的“第二十一条军规”。一个政党既然要拥护另一个政党，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它干脆宣布解散，直接充当其“父母党”的一个支部罢了。据说，民主党派在吸引别人入党的时候，有人毫不留情地反问他们说：“与其加入你们，不如直接加入中共，要当坏人也要坏到底，不要像你们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民主党派的官员们为之语塞。
以经济学家自居的成思危，俨然以能够加入到共产党主导的“大合唱”之中为荣。但是，他有没有想过：这是怎样的一曲“大合唱”呢？且不说毛泽东时代的八千万冤魂，且不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就在眼前发生的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香港记者程翔等公民的非法审判，以及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被强迫拆迁的房主，这些弱势群体的哀号，成副委员长真的一无所知吗？看来，太监当得太久了，渐渐地就意识不到本人太监的身份了，狐假虎威，还真以为自己是个有阳刚之气的大男人了。
成思危说：“‘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此语堪称“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真话是说谎者的座右铭”。首先，成氏何时“慷慨陈辞”过呢——当共军的坦克将手无寸铁的学生碾得血肉模糊的时候，当共军的机枪对着一无所有的广东汕尾村民扫射的时候，成副委员长真的“慷慨陈辞”过吗？其次，成氏何时“鞠躬尽瘁”过呢——当西部地区的失学儿童高达数千万人的时候，当北京南站旁边的“上访村”一夜之间被警察夷为平地的时候，成副委员长真的为这些沉默的同胞“鞠躬尽瘁”过吗？
“虎父无犬子”是一句假话，事实上，“虎父”大都有“犬子”。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近代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一生以说真话为己任，为新闻自由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因为坚持说真话，成舍我险些遭到奉系军阀的枪杀，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恐吓。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终于等来了台湾解除报禁、畅所欲言的那一天。但是，成舍我大概想不到，他的儿子成思危居然是这样一个不肖之子、这样阳刚专制政权的吹鼓手。我想，假如老先生地下有知，定然会愤怒地唾其面、批其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