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类无法解释自身经历的所有事情。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有那么多虔诚的基督徒不幸遇难，或被活活烧死，或跳楼摔死。其中，有一位华裔基督徒江淮，他刚刚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全职的牧师，灾难便突然降临了。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此刻，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不阻止惨剧的发生？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大规模的矿难接踵而来，经常有几十名、上百名的奴隶劳工被埋葬在黑暗的矿井之下。他们在恐惧中吸入毒气，痛苦地窒息而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望眼欲穿，伤心欲绝。此时此刻，人们也要追问：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帮助这些同胞脱离灾难、获得光明呢？上帝疏忽了吗？或者上帝刚好在此时此刻打了一个盹？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顺流而下、一帆风顺的。既然连乌鸦的翅膀都可以暂时遮挡住阳光，那么邪恶也可能成为某些时代的主流。回顾人类历史，有一个更加尖锐的、几乎将信仰者置于针尖之上问题：至少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杀害，至少两千五百万中国人在毛泽东的苛政所造成的大饥荒中饿死，至少三百万柬埔寨人被红色高棉的暴政所消灭，直到今天苏丹苏富达尔地区还有数十万难民被屠杀，这一切上帝都知道吗？当这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难道这些无辜的死难者不是上帝所造的吗？圣经上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上帝为何对这些惨剧袖手旁观呢？上帝那双无所不能的大手，为何不亲自来干涉人类历史的进程呢？

其实，类似的追问，昔日的约伯早已问过了。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各种疑问，上帝仅仅是反问约伯说：你追问我的权利从何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很少追问苦难和暴政的来源，中国人的追问至多是窦娥式的——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的哭诉显得决绝而无奈：“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佛教的影响，通常会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在现实世界中，善人与恶人的遭遇经常呈现为相反的情形——“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善人受苦，恶人享福”。于是，人们便将这种吊诡转化为另一种“因果报应”式的答案：这辈子受苦受难，一定是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受苦受难，是为了下辈子能过上好日子。由此，虽然生活在暴政之下，他们仍可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脱，以“随遇而安”的方式，麻木地忍受所有的不公义。

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人类的苦难和不公义的社会秩序，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基督教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之后，人类便无从逃遁于苦难、杀戮和死亡。苦难、杀戮和死亡源于人的罪。是人类的罪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苦难和不公义的现象并不是上帝原初美善的计划，却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因为上帝赐予人以犯罪堕落的自由，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深沉之爱。人类靠着自己的能力，不能战胜苦难并实现公义，于是上帝便派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人类的赎罪祭。因此，人类要认识不公义的世界，要在这个不公义世界上寻求公义，首先便要“从基督身上的伤痕开始”。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在十六岁的时候便被征召入希特勒的军队，十八岁被派上前线，在盟军的一次轰炸中，他身边的战友全部死难。“上帝在哪里？我为什么活下来了？”莫特曼在战俘营中得到了美国军官派发的一本圣经，由此唤醒了他从童年时代便沉睡的信仰。他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体验到了上帝无所不至：与破碎的心灵同在，与铁丝网后的囚犯同在，与黑夜的灵魂同在。上帝是苦难中的同在，成为生命的盼望所在。上帝是受苦的上帝，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一书中，莫特曼进一步阐释了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针对战后“怀疑的一代”、“虚无的一代”的精神状态，他肯定性地回答说：上帝并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消失，尽管上帝没有对那些死难者加以援手；因为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上帝显然也没有加以援手。上帝在耶稣受难时“隐藏”，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受难成就普世的救恩。他这样写道：“基本上，伤痛只有透过伤痛才能得以愈合。基督不是通过他的超能力，乃是透过他的牺牲，为那些受苦的人带来生命。大能万应的神明不能帮助人。只有那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有关受苦的仆人的话在新约耶稣的激情和受苦上得以应验。”所以，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好让我们得到和平。在上帝的伤痛中，上帝对他的受造的信实以及他那无法摧毁的爱得以显明。在日本，神学家北森在《上帝的苦难神学》一书中也指出：上帝还是完全接纳与宽恕罪人，尽管上帝也让人们经历苦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良善处在世上愈来愈多的苦难和诡诈之下，而十字架神学揭示了上帝通过苦难进行工作的深义。

因为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苦痛及上帝的喜悦中认识自己，基督徒便将世界史体认为上帝受难的历史，基督徒就不会被恐惧所压垮、被苦难所征服，也不会在巨大的不公义面前轻易放弃。基督徒是一群走义路的人。在热爱真理的基督徒与被撒旦掌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高度紧张的关系。基督徒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耶稣早就说过，他的门徒会因着他的缘故，遭受世人的敌对、仇恨和羞辱。与其他的许多宗教信仰不一样，基督信仰是一条窄路，是一道窄门。基督信仰不仅不能让信仰者享有“万国的荣华”，相反会让信仰者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加艰难与沉重。基督徒不会像禅宗的信奉者那样，对世上的苦难和不公义“拈花一笑”，更不会像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以暴抗暴”、“狭路相逢勇者胜”。基督徒是一群以卵击石的人，他们所受的苦难和逼迫经常是“自找”的，他们不懂得使用《孙子兵法》之类的谋略来保全自己，他们只知道要为真理作见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基督徒如羊入狼群，却改变了狼所制定的一整套生存法则。亚美尼亚东正教神学家、古典诗人格·纳列卡齐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们时常在黑鸦之群，发现白鸽一片；在凶猛、暴虐和可憎的犬群，发现祭奉、温良之羊的幼羔。”基督徒的存在，对于崇尚“铁与血”的统治者而言，确实是一种革命性
的力量。他们颠覆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旧伦理，并带来了“柔弱胜刚强”的新伦理。早期教父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劝勉希腊人》中指出，基督徒“要有巨大的勇气，像竞技场上的斗士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勇敢地承受磨难。无论是得了重病，还是遭受了其他苦难，在你的灵魂里，都不要被悲哀摧垮，要以你的知识高贵地面对磨难。即使在苦斗当中，依然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的思想要比人类明智，有许多事情人类是不容易也不可能认识到的。”在人类历史的某些转折关头，这种上帝赐予的勇气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话来说，生命饱满的基督徒完全可以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基督徒的身份便是公义的冠冕。基督徒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并因此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面对那么多的痛苦与伤害、羞辱与失败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爱白人、也爱黑人，依然相信上帝是满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他说：“基督教从来就坚持我们所负的十字架必须在我们所戴的冠冕以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包括它一切的困难、痛苦和塞满张力的内容，并背负它知道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将我们救赎至那必须通过受苦而获致的更美好的道路。”他宛如无助的羔羊，却比凶猛的狼群更有力量。他曾经多次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被关押在黑暗的牢房中，联邦密探给他写恐吓信劝他自杀。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想到的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爱的崇高教训。在被暗杀之前的一天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最后一篇演说，他似乎预感到了死亡的来临，却无所畏惧：“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亦想长命百岁。长寿有它的位置，但我现在已不在乎。我只想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他容许我到山上，从那里俯瞰，看见那应许之地。我或许不能跟你们一起到达，但我今天晚上要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将会到达那应许之地。所以我今晚很高兴。我心中一无牵挂。我不惧怕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上主荣耀的来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面对苦难、逼迫和死亡的时候应有的态度。

对于基督徒来说，遭遇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和不公义，不是一种厄运，乃是一种“昂贵的恩典”。为了回应这种“昂贵的恩典”，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挺身反抗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朋霍费尔在《作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明确区分了“廉价的恩典”和“昂贵的恩典”两个概念。所谓“廉价的恩典”，它相信救恩可以经由对教义的熟悉而轻易获得，即“人可以不需悔改而得赦免；不需教会操练而能受洗；不需认罪而能领圣餐；不需忧伤痛悔而能告解”。所谓“昂贵的恩典”，这恩典确实也够昂贵的，它付出了上帝的儿子作为代价。它要求信徒全然地顺服真理，它要求信徒具备受苦的心志，它要求信徒一生作主的仆人。凡能承受这昂贵的恩典的基督徒，方是耶稣的真门徒。

如何在一种消灭肉体并企图消灭精神的暴政中持守信仰，上帝早已给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可以效法的圣徒，她就是林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林昭是一个异数，一个右派中的异数。作为北大中文系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学生，作为一位在五十年代初一度左倾、然后迷途知返的基督徒，在百万右派中，林昭虽然不是最有学问和阅历的人，却最早、也最深刻地洞见了中共专制主义制度的核心，并与之作了最为坚定、完全和彻底的争战。林昭那人权斗士的一面，逐渐被中国当代思想史发掘出来；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作为殉道者的林昭，至今仍未引起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足够的重视。艾晓明女士对林昭的这段评述应当被我们所有人记住：“林昭是我们民族一个非凡的榜样，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人中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林昭改写了我们对历史、对中国人精神的认识。林昭的精神，是一份被重新发现的遗产，它也需要重现阐释，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权建设的时代。林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女性，承继那一份女权遗产（无论那一血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多么微弱），她可以为自由、人权和政治参与付出何等的代价。林昭的意义，开启了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几年以前，独立制片人胡杰深受林昭生平事迹的感动，毅然辞职，致力于拍摄一部关于林昭的记录片。胡杰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了信仰在林昭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我在与胡杰接触的时候，特别向他建议说，表现林昭绝对不能忽视其信仰。后来，当《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成形之后，关于林昭的信仰状况的那一部分果然大大加强了，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形象呼之欲出。最近几年来，这部纪录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索：为什么那么多的博学鸿儒、大师名流都向专制政权屈膝下跪，而一介弱女子的林昭却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想，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昭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林昭没有留下哪怕是一本神学著作和一篇个人见证，但她短暂的一生本身便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在那漆黑不见五指的毛泽东时代，林昭所承担和奉行的，便是类似于旧约中先知的使命，她的激情和紧迫感都让人叹为观止——一个人可以用什么道德杠杆去移动整个国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不可能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也不可能如此透彻地洞悉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偶像崇拜。

林昭与其他的反抗者都有所不同。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者，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在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被杀害的，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奸臣”，他们只是“清君侧”，他们对文革中的激进政策不满，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制度，并没有看穿“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才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蒙上帝光照的林昭，却直截了当地看到并揭示出了这一整套邪恶制度的根源——圣经的十诫中明确地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五节）林昭以反对和破除偶像崇拜为使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在上海被当局枪杀，年仅三十五岁。此后，一名警察还上门向其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她的父亲自杀，母亲死于红卫兵的街头暴力，妹妹后来移居海外。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确实够大的。

关于基督信仰，关于自己的使命，关于基督徒与受难的关系，林昭的狱中的遗稿中有若干片断的表述。她用血书写到：“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像圣女贞德一样，林昭将自己当作献给上帝的活祭，她知道那永恒的荣耀在天上，她知道慈爱的上帝永不离弃她。

这样的信心是何其大！林昭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她不是以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她的反抗不是充满仇恨的反抗，相反她对那些迫害她的人亦充满了深沉的悲悯和同情：“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悲悯和同情是出于上帝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它乃是人身上残存的最接近神性的部分。林昭的出现，乃是当代中国基督信仰史上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神迹，乃是上帝亲自在中国这块坚硬的磐石上打下的一个楔子。

林昭是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祝福。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配领受这恩典无边的祝福，我们仍然处于自我捆绑的悲惨境地。在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之中，林昭依然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在不同宗派和背景的华人教会里面，在两岸三地及海外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里面，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林昭这位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基督徒；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曾经承载过林昭这个纯洁、刚毅而崇高的灵魂。今天，反思毛泽东祸害中国的历史、直面毛泽东崇拜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偶像崇拜的事实（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到人民币上的毛像，难道不都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吗？），并不会像当年的林昭那样遭致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言说在大部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当中，仍然是不言自明的“禁区”。很多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教会，是为了教会现在的安全和未来的复兴。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一个看见
罪恶却不去指证的教会，一个将策略看得高于真理的教会，能够蒙神的喜悦吗？这样的教会人数再多、教堂再大，也不是真正复兴的教会。教会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复兴，也不是建筑的复兴，乃是真理的复兴。

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的分组讨论中，我多次谈到必须破除毛泽东的偶像崇拜的问题。保罗早就告诫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守上帝的公义上，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教会回避这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结局便如先知以赛亚所言：“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至九节）一个被圣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基督徒，不应当继续过着恐惧战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惟有脱离撒旦的捆绑才能全然地亲近上帝。

林昭那美好的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遇到苦难和不公义的时候力量的源泉。想一想林昭的血书，想一想林昭的誓言，想一想林昭对黑暗势力的代表毛泽东所发出的斥责，想一想林昭在天父的怀抱里所享有的永恒的平安，还有什么恐惧能让我们不敢认主呢？还有什么逼迫能让我们放弃信仰呢？即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保罗说过：“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至十三节）与保罗一样，将自己全部地奉献给了真理，她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虐待，被当作“反革命中的反革命”、“精神病中的精神病”，这一切并没有摧毁她的信仰，却让她更加与主接近。

让我们在所经历的每一次的磨难、挑战、挫折和诱惑中都站立得住，如圣经所说：“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首先踏上了这条道路，每个耶稣的门徒都应当追随他。耶稣走上了十字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他的恩典由此变得无比昂贵。耶稣为什么不显示一个神迹，而要如此软弱地在十字架上受死呢？耶稣的死成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转折点，也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既然以耶稣超然的能力可以避免死亡的折磨，既然耶稣死后三天便复活升天，那么耶稣受死的价值究竟何在？彼得解开了这个疑问：“因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上帝完全可以用暴力手段来消灭这个不义的世界，他是全能的主，他这样处理自己的创造物，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做，这正显明了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怜悯。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不义的世界上，以其无罪之身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以自己的受难凸现了公义的可能和信仰的伟大。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应当是积极的信仰。它不仅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信仰，而且是公开的、彰显的、外在的生存方式。有人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称之为“地下教会”，我从不接受此种容易产生误会的命名，每当有人提及此名称时，我便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之：我们是“家庭教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没有一个教会是“地下”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当是“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仅仅是只存在一天的“礼拜日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理所当然地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教会。即便身处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及奉行无神论的政权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也不能偷偷摸摸地、战战兢兢地保有信仰，而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因为这自由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任何世俗政权都不能剥夺；即便处在一个邪恶盛行、暴力泛滥、黑白颠倒，人们不相信公义的社会和时代里，基督徒也不能只关心教会内部的“虚拟的喜乐”，而应当站出来成为一支“光明之子”的队伍，因为此时此刻，不再有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有权衡利弊的选择，“我是基督徒”——这就是一种毫不犹豫的、理直气壮的声明。

在我所在的、一直蒙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的北京方舟教会，有过许多美好而感人的故事。由于方舟教会接纳了一些其他教会不敢或不愿接纳的“敏感人士”，许多成员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维权活动，并以各种形式帮助那些受到逼迫的乡村教会，方舟教会便成为了中共当局肋旁的一根“刺”。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和十五日，方舟教会先后两次遭到北京警方的骚扰和冲击。在警方的威逼之下，房东拒绝续签租约的要求，教会被迫搬家。这样的折腾在两个月内经历了好几次，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每个星期都要搬一次家。然而，让我们感恩的是，经受了冲击和搅扰的方舟教会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兴旺。大部分的会友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委身教会，还有更多的基督徒和慕道朋友像被磁石吸引一样前来。

在警方冲击教会的事件发生的当天，江登兴弟兄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一次让我们靠着信仰站立，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站立。求上帝使你们站立得住，并且完全地彰显了爱与和平。……这一次，你们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不是维权律师，不是自由派作家，这一次，你们是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信仰者。在这块土地上，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或者维权律师，你能够发出呐喊，做出抗争。而惟独作为信仰者，我们能给逼迫我们的和被逼迫的人们带去光明。”是的，上帝加我们的难处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的行程都在上帝的杖和杆的保守之下。

我不禁想起了两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逼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的“三自会”一起来逼迫神的教会和儿女，几十万忠于信仰的基督徒被捕入狱。表面上看，中国教会似乎步步退却、奄奄一息，神却兴起许多为真理不屈不挠的信徒来。有两位被囚的先辈，在狱中饱受凌辱，有一次，他们在上厕所的中途偶然相遇。他们不能交谈，于是一个人用眼望望天，另一个人也用眼望望天。在那一刻，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在天上共有一位父亲，再大的患难也不能摧毁他们的信仰。二十多年后，他们从牢狱中归回，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仍然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又过了十年后，其中的一个人终于重新拥有了公民的身份，可以旅行到另一座城市去看望另一个人。他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了，立刻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更加年长的一位说：“相忱啊！我已经看不见你了，让我摸摸你，我的好弟兄！”他们一个叫王明道，一个叫袁相忱。作为基督徒，除了抗议，更需要恒久忍耐。

还有一位福建的基督徒郑惠瑞，她曾经与宋尚节博士一起组织布道会，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九五八年，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她被捕入狱。由于坚持不放弃信仰，她被反铐着双手长达几个月时间。晚上睡觉时，她必须先跪下一条腿，跟着跪下另一条腿，再倾斜上身，像一根木棍倒在地上；倒地后既不能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趴着身、歪着头睡觉。由于双手被反铐，她无法端起碗来吃饭，只能像动物一样躺在地上，把嘴巴伸到碗里。由于双手被反铐，她不能梳头，头发结成硬块，后脑与颈部甚至长了疥疮，脓肿起来，疼痛得使她彻夜难眠；筷子那么粗的脓汁流淌而且沾在头发上。即便如此，郑惠瑞仍然每天从心里流露出满满的喜悦。有的难友惊奇地说：“从你的两只眼睛，可以看出信仰给你的快乐。”有的说：“看见你睡得那么香甜，看见你的笑容，我的担子也就脱落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苦难和摧残无法消灭的幸福与喜乐。主的名因此而大得荣耀！

让我们纪念这些先辈们受苦的心志，让我们与他们一起高声赞美主。受苦是必然的，但更重要的是：受苦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正如江登兴所说，自由与正义，这是中国当下所稀缺的，然而，爱与饶恕，更是中国所稀缺的。当我们的国家终于有人，为了纯粹的信仰目的而寻求自由与正义的时候，这个国家自由的曙光就不会太远了。那剥夺了我们自由的，不止是一个体制，不止是一群人。而是人性深处的罪，是罪带来自私，带来不宽容，带来对别人的不信任，带来对权力独占。求上帝帮助我们，用在基督里的信仰与爱胜过罪，把和
平带给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似乎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人。当我们为了信仰自由而站立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自由的起点上。是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他人的拯救者，基督徒也是一群深陷在罪中的可怜的罪人。基督徒清楚地知道，我们也处在“他们”中间。我们要像约伯那样，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诘问上帝。我们身上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呢？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义”来到上帝面前，乃是凭着自己的“不义”来到上帝面前。

回顾当代中国基督信仰的历史，并非一部全然失败的历史，乃是一段血泪交织的天路历程。林昭早已离开了我们，但她并没有隐没在历史之中，她依然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读经、祷告和聚会时，便与她在一起了，便拥抱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闪亮的眼睛，听到了她温柔的话语。那么多殉道的先辈也离开了我们，他们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各种逆境中处之泰然的美好见证，也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遮盖。因此，我们需要与圣徒相通，需要与圣徒同在，需要回到爱和自由的起点上。当我们回归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的时候，就必然坚信：这稳如磐石的站立，谁又能绊倒呢？

今天的中国，恰恰就是那个先知口中连声谴责说“有祸了！有祸了！”的邦国。我们不能对身边的罪恶、苦难和不公义失去敏感，甚至习以为常。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从远处传来，这哀歌也是为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度而歌唱的：“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七节）让我们站在爱和自由的起点上，让我们成为明光照耀的基督徒，在苦难中不绝望，在试炼中不抱怨，在挫败中不回头。让我们成为那谷中的百合花，成为那溪水边的橄榄树。虽然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却有力量保有追求公义的心志，在圣灵的引导下，跑那当跑的路，打那当打的仗，公义的冠冕必为我们存留。

每年到了这一天，泪水总是流不完。六月的雪花里，多少亡灵还未安眠。一年又一年，岁岁年年，难忘的这一天哟，难忘的这一天。生前你为了谁，把生命奉献！死后你为甚么，为甚么不闭双眼！”

每逢六四纪念日，忧伤的歌声再度响起，仿佛天空灰暗了下来，整个国家也似乎没有了生气。

六四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伤疤，至今都没有痊愈。

曾经，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是八九之后的广场，低头寻思，看地上那一块块整齐的石头，不知道它能述说些什么。
石头上没有一丝血迹，整个长安街上也没有，但我总是试图去看出些什么。

我听说，一九八九年六四之际的广场，那时的石头已不是今天的石头，那些石头上面到底有什么伤痕，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的命运。

记得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看到广场上又一次换石头——为了所谓的建国五十大庆，我不知道被换下来的石头放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换上新石头？

换一块石头容易，可对于了解六四真相的人们来说，忘记六四是非常不容易的。

六四就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铺路石，不认识六四就实现不了民主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十九年了。从今天起，我们应该看到，六四的根基已经很扎实。

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

看到丁老师，我想起一句话，就是丁老师是给国家以安慰的人，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医治这个国家伤痕的高贵群体。

按照圣经里的句子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丁老师的孩子蒋捷连，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丁老师这位天安门母亲，也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她们的孩子不是离开了她们，而是我们更多活着的同龄人，都是她们的孩子，都如同森林繁茂，遍及大地。让我们每一个人值得铭记的是，她们以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这个国家赢得尊严，赢得荣誉，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早日赢得民主自由而作出的牺牲。自由民主的未来，我想是不会遥远的。中国人若不认识六四，中国就实现不了民主，这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国家的下一代若能够早日获得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六四鲜血的洗礼。

八九六四，十九年过去了，转眼就是第二十个年头了，丁老师、蒋老师，还有张先玲等几十位知名乃至更多不知名的老妈妈，从黑发哭成白发，从壮年走向老年，哪一天不是在忍耐，不是在宽容，不是在为这个国家祝福，不是在为这个政府祝福？可我们的政府”瞎了眼，硬了心”，他们领导人的眼睛看不见，心里也不愿意明白。所以，这个国家尽管屡屡遭受大的疾患，他们却不愿意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建言，不愿顺应民意，不愿意让母亲们来医治这个千疮百空十分不和谐的老大帝国。

每次，我都想向丁老师、蒋老师夫妇传耶稣的福音，向天安门母亲传福音，我想安慰她们的是，她们的孩子肯定在天国，那里肯定是真正的自由乐园。

丁老师夫妇以及天安门母亲都相当于旧约里的先知，他们的付出远比今天生活中的现实基督徒更是基督徒，他们为义而活着，他们渐渐抚平愁苦的面孔，而是每天带着慈祥的面容，非常有耐心地等待，他们相信这个中国一定是大大地彰显公义的价值。

公义的实现，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之日。虽然现在六四还是禁区，网络上还是敏感词，但时间不短了，再这样禁区和敏感下去，恐怕就不是天安门母亲一个群体的纪念，而是全国人民声势浩大地纪念了。

记得有一次，我把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书《一个孩子的星星梦》送给丁老师，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用心灵去体会的书，揭示了人间的至爱，至爱还将升华。因为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向善、行善、爱，灵魂升入天堂，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不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不论你持有何种信仰，你都无法回避人生的终极关怀。

这样的故事，正好可以滋润丁老师的心田，因为她时刻在向世人见证生命与爱的尊严，生命和爱的意义。

这本故事书的开头说——

从前有个小男孩，漫步山间田野，四处游荡闲逛，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个姐姐，也是个小孩子，是他形影相随的亲密伙伴。他们常常终日神思遐想，对一切充满好奇。他们惊叹花的美丽，惊叹天空的高远和蔚蓝，惊叹明媚河水的幽深，惊叹上帝——这个可爱世界的缔造者——的仁慈和力量。

他们常常相互问询：”如果有那么一天，假使世界上的孩子都死了，花和水还有天空，它们会感到难过吗?”他们坚信，它们会感到难过的。”因为，”他们认为，”蓓蕾是花的孩子，山谷里奔腾的欢快的小溪流是河水的孩子；通宵在天空中玩捉迷藏的那些最小的亮点，想必是星星的孩子；当它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伙伴——人类的孩子，它们肯定都会伤心的。”
每天晚上，在教堂尖顶附近，墓地的上空，就会有一颗闪亮的星星先于其他星星，出现在夜空。在他们的眼里，它比其他所有的星星都更大更美。每天夜晚，他们都手拉手站在窗前守候着它。无论谁先看到那颗星星，都会大喊道：”我看见星星啦!”

我想，生前的蒋捷连，是丁老师、蒋老师全家的星星；而六四之后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是中国人向往公义和真理的星星，是母亲们大爱的星星。

每次想起丁老师和蒋老师这坚强的一家，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我都会这样说，”我看见星星啦!”

尽管这星光还不够夺目，但这光是真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

这光是真理之光，是民主自由之光，是宽容和博爱之光。

刘晓波先生

晓波先生是个奇人——中共《人民日报》文章说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最奇之处在于他的政治评论文章无人可以超越。每次重大事件发生，或者遇到公民的人权被侵犯，种种恶劣事件，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发言，表态，网络上无限传播。这样的仗义执言，这样坚持下去，自八九六四坐牢并走出监牢以来，十几年如一日，凭良知，凭激情，凭火热的心，超级写作，有几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能够做得到？有几个活跃的专栏作家能够做得到？

言人所未敢言，评人所未敢评，晓波先生具有侠客心肠，他的路子就是爱人舍己的路子，只要能够说上话，他就能够说出来，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知识分子，若都能够勇气如晓波，热心如晓波，那么，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么继续糟糕下去了。

见到晓波先生，我总是想起他的一句名言，国际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如果说，中国将来实现民主自由，互联网肯定功不可没。到时，一定别忘了晓波的这句话。

十九年前的六四，造就了晓波；十年来风靡全球的互联网，让中国为民主自由呐喊的人们获得了超强的话语权。

最近的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家第一次为平民死难者下半旗致哀，晓波感动得泪流满面，他马上奋笔疾书，为六四死难者
下半旗致哀刻不容缓。

这一天，我们会等到。中国不是中共国，即使是中共国，也挡不住变天。晓波不是”黑手”，他依然是”黑马”，奔向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