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希特勒在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前，下令销毁了全国的人体艺术，艾鸽有感于此，故创作了组画《天使的挽歌》共四幅。

 

 

 

 

 

   夕阳中最后的枯窘爬上黄昏
   没有鲜花的的告别是梦的失约
   天空的壁毯上霞红尴尬地微笑着
   土地的胸间爬着蝗虫的蛊惑
   只有郁金香在低吟着爱的挽歌
   她把吻藏进了无人知晓的情书中
   秋波脉脉似要把岁月拥抱
   翻开那对自由的第一次初恋
   惊心动魄的血脉死去活来
   找不到的轮廓在飘落
   人寰中到处是破碎了的极限
   嘴唇上粘着的那些回忆
   是心痕深处不肯凋谢的鲜艳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用这句话来形容李鹏之子李小鹏再恰当不过了。

六四十九周年前夕，北京传出”太子党”李鹏之子李小鹏弃商从政的消息，称担任华能董事长、总经理的李小鹏将出任山西副省长。

李小鹏，前总理李鹏之子，尽管中国的媒体说他为人低调，却有一个”亚洲电王”的名声，不知这是低调还是张扬。李鹏曾被传为前总理周恩来养子，但李鹏全家皆不承认，但1989年六四时当时民众反”官倒”，指李鹏出任总理是与周恩来及其妻邓颖超有”裙带关系”.李鹏的妻子曾担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其子李小鹏的资料没显示1989年六四时期的李小鹏从事哪项具体工作，担任什么具体职务。

李小鹏的妹妹李小琳也是电力垄断行业的另一个”老大”，她出生于1961年，现为中国电力董事长，在港媒中被称为中国电力行业”一姐”.5月3日笔者在香港机场书店看到李小琳的精装豪华版诗集《静水深流》（精华本），香港三联出版，港币450元），被摆在书柜上的醒目位置。李小鹏、李小琳兄妹俩的名字分别来自其父母李鹏、朱琳拆开加”小”组成。

1959年6月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病房的李小鹏，今年49岁，他于1999年出任华能集团董事、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等职；2000年华能改组后任总经理，即以41岁的”高干低龄”成为副部级，明年正好50岁，按照组织部门对于副部级60岁离职年龄的规定，李小鹏在副部级的位子上只剩下十年时间，若不升职，或升为省部级正职，就无法干到65岁退休；若再升一级，他将来升为国家领导人，比如副总理，政协副主席，还可以干到70岁退休，这是后话。

6月3日，东方早报发布消息证实李小鹏辞任华能，推测或弃商从政。6月3日的财经网发表《财经》记者李其谚文章，证实李小鹏将出任山西省副省长。有意思的是该网保留了21条网友点评，有网友说，”以前是闷声发大财，现在是大张旗鼓地升官。佩服，佩服。”还有网友说，权贵资本主义，并且”煤电可以联动了”. 6月3日，《财经网》证实李小鹏已到山西报到。该报道霹雳，6月2日晚，华能国际（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11，香港交易所代码：00902）发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长李小鹏因工作调动离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此番李小鹏辞职后即赴任山西。

李小鹏当年出任重组之后的华能集团的总经理、党组书记时，华能集团在”分家”时分到的发电资产在五大发电集团中最为优良，装机容量也最多。而此番到山西，则因为中国煤电丝毫离不开山西。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其煤炭的储量和产量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煤炭调出量占全国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二，煤层气储量达10万亿立方米。

6月3日山西青年报公布的山西公布省长副省长秘书长最新分工称，因人事变动，省政府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分工发生变化。昨日（6月2日），省政府办公厅对外公布详细分工情况，孟学农省长：主持省政府工作，分管监察、审计工作。申联彬常务副省长，梁滨副省长，牛仁亮副省长，胡苏平副省长，陈川平副省长，张建民副省长，张平副省长，王清宪秘书长，但没有李小鹏的名字和分管事项，但有可能不久就对外公布。

正如有网友所说的那样，李鹏家族里的人出来无论当官，还是干企业做事，他都不缺钱。不过，在北京，曾一度有投资被骗的上访者群体在大街上高呼李小鹏还钱，与财经杂志同属一家主办单位的《证券市场周刊》曾经于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称李小鹏的公司为”李氏家族企业”，后来传该杂志被查封禁止发行，传马海林被捕。

马海林文章是这样写的：华能国际由国内驶向美国纽约后，稍做停留又折身驶向香港，在香港证交所登陆，凭借自身”特殊”的优势，一直欲在国内证券市场一展身手……该巨舰的舵手乃李小鹏，船长则是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朱琳。李小鹏如果丢掉中间的”小”字，则和昔日的国务院总理、如今的人大委员长李鹏联系上了，朱琳就是经常陪伴委员长身边访问、视察的夫人，该公司宛若七十年代日本”松下电器”一般，典型的”家族式”公司，上下一条心，内部团结无纷争，决然不会出现”方正科技”、”ST中燕”董事会争权夺利事情发生。正是由于得天独厚自然优势，华能国际成为目前中国唯一能够在美、港、内地三地上市的股份公司，属海外归来股份公司的风向标，起到了旗舰的作用。

2008年6月3日新浪网转载东方早报的记者报道称，该记者翻阅华能国际的2007年年报发现，从2007年初-2007年末，作为主政华能十年的华能国际董事长的李小鹏，并未持有公司股份。新浪网当天还转载了中国证券报发表的李小鹏辞职华能的新闻，网页后称有97条留言及评论，但并未显示，不清楚为什么。

至于李小鹏这个”亚洲电王”到底有多少家族财富，财富来路是否与权力勾结，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且看未来……

2008年6月3日六四十九周年前一天

 

 

图为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余世存(左)和刘晓波

 一． 　　

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200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年初雪灾、西藏事件、护送火炬、山东车祸、汶川地震，等天灾人祸给了中国人严峻的考验。这些国难的惨烈和罪恶程度置诸当代史，大概只有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与之相比。

当代中国人常以躬逢千百年来的盛世繁荣而与有荣焉，这一顺势思维自动屏蔽了心灵和眼界的创造性领域，甚至对稳定大局、增长指标等等也抱有从谋的理解。中 国人以透支他人生命、自然环境和自身人格为代价，争先恐后地求赏压榨出的发展红利，及时分享简单占有的快乐，做了专制的一分子或专制集团地位较低的合伙 人。以至于党国大老，但求庸福，得过且过；社会中坚，猎艳追新，得意忘形；新新人类，习解网络，作长夜游；知识分子，醉生梦死，乡愿犬儒；……当代中国人 以技术、制度、文化做保证的专制生活，经经济装饰，做成了螺丝壳内至大的道场，并成为中外人士多赞美陶醉的好地狱。

自1989年以来，不到二十年，国是日非，天崩地解。一个世代的繁华以国民沦落为代价，中国国民如此骄傲于名字、名词和当世成功，以至于他们宣称：勿须敬 畏自然；他们对现实的质疑者则说：何苦生在中国。一个世代的进步抵消不了国族集体沉沦堕落的步伐和灾难。由此可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离天人境界、离神 正目的等同情、敬畏、担当、布施的人性和文明价值何其遥远。

中国的国难仍在延续，中国劫给予中国人的劫数远未结束。自1979年以来的”中国劫”，1949年以来的”中国劫”，1919年以来的”中国劫”仍在延 续，并不断繁衍出新的天灾人祸形式，让中国人在动乱、乱动、改良、革命之间无所适从，在公平、效率、污染、匮乏和治理之间伪善、坦率而无能，在生与死之间 绝望而虚妄。一个自称繁荣、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总理频繁以泪洗面，以哭示人，可见我们感人的繁荣是多么脆弱，我们离尊严、高贵、正义的人格成就何其遥远， 我们离保障生命及其快速修复创伤的现代国家制度何其遥远。一国自称尊重生命的国民，在哀悼之后进行广场狂欢式的”中国加油”呐喊，可见其国民在国家劫运面 前如何无能自主，对养生送死的生命礼仪如何陌生，离生命的至上悲情何其遥远。

这种左右摇摆、治乱循环的”中国劫”多由 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人事变动等因素引起，但更大程度上是我们中国人全体造成的结果。这一”中国社会巨大而永恒的秘密”，令中外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 们惊奇不已的”秘密”，自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在中国社会潜藏作用，至今2000多年，它给了我们中国人在漫长黑暗里的罪苦和得意；今天更为严重：十数亿中 国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知识含量大概是文明以来最为低劣的。在向宇宙自然、天父地母发出的吁请、哀求等人类信息中，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成规模，更悲苦，也更 罪恶的。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自1979年前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劫”，经1989年的暴力背书或”护 航”，集中西罪恶之大成，将西人的资本、技术、文明成就嫁接上中国的”潜规则”，使得当代繁华的中国都市都如垃圾堆上的”恶之花”。即使在中国军人曾以为 最后避难地的西部，今天不仅为潜规则生存的中国人侮辱和损害，更有地震、泥石流等形式揭穿了中国生存的真相。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招怨怼。以至于成千上 万纯洁的童男童女们无声地献祭，成千上万无辜的黎民百姓们无言地赴死，成为中国踏入现代性门槛之际最为惨烈的文明救赎景观。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劫难和救赎面前，我们仍很少听到汉语世界的个人哀歌、个性省思、罪己悔过，我们听到的是十足的官语，绑架后的民气语，不知所 云的翻译语。我们看到的灾民无论男女老少多被宣教成嗷嗷待哺的子民，我们看到的废墟多被权力及其帮忙者化妆为他们恩泽惠及的表演场。我们很少看到汉语世界 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的教训言说、庄敬态度和救赎思考，我们看到多是口含天宪、代言民情、以及”灾民理性”的时论、慈善点心、一度上演集体趣味的次法西 斯美学此时具体表现为集体从众的次法西斯悲情。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在危难时刻，我们仍少有不可撼动的个人主义意志，少有蒙尘也不可遮蔽的现代国民 的尊严品质，甚至少有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可见我们中国人离现代性何其遥远，我们的现代性成就何其低劣，而回归传统的路更远。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注意到：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东土大陆成就一个文明，仍在于我们中国人中的优秀而高尚者，在其一生中书写了人性向上的明德文本。他们活下 来了，文明也活下来了。即使当下，在生态、世态、心态近乎崩溃性的灾难面前，我们仍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己救人的人，有毁家纾难的人；有以法施民者，以死 勤事者，以劳定国者；有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圣贤、官吏、商旅、高僧、壮士、歌女、志者、师长、仁人等等，其德音从未断绝，这都是我们文明不熄的火 种，不灭的生机。天象人事示警，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最善应对的：在人定胜天、集体动员、原始军事化手段等集权之外，我们的文明有着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保民 安康等无为的合目的性；在资本和科学拓边殖民时代，恩格斯也提醒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对当代人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不仅是学会敬畏，学会反求诸己，而且要让敬畏、修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我们才能庶几无愧，如此我们才能组成一个现代民族 国家，如此我们才能无缘大慈、异体同悲，如此我们生存的自我完善才能联系无限的道理和性情。

这道理和性情首先是中国的。国是需要智慧，国人需要肝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吁请同胞们共勉努力，在自处、相处乃至跟自然共处的情境中表达我们的明德、至善和自新日新，布施、担当、同事，以告慰亡灵，并给中国道场以庄严利乐。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让我们常常想起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一个人。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 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 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 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 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 其博士资格。尽管如此，刘晓波却不附从主流，而是坚持批判立场：他在事后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 “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刘晓波的激烈言辞，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还有人说刘即他自己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 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终极的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 教授则为他辩护：”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 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 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

后来的刘晓波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走向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对决，为此出语惊人，屡屡”出位”，乃至其在海外放言的”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一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一语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 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是真诚的，他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憎恶建基于个人至上的生命价值。他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 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多 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 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 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因此很快成了学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到后期，甚 至成为广场学生心中的道义象征。这个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在民主运动中居然发出如此呐喊：”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 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甚至在 民主事业面前反省自己：”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 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此后近20年，曾经并正在经历着 牢狱之灾、监视居住、剥夺公民权等专制打压的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 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 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利。如此险恶甚 至无望的生存，也许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的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不同，刘晓波的转型是从学 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 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 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 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 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转型后的刘 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 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 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也没有隔绝于中国社会之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 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 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 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 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 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 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 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 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 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 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 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晓波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6月2日国难”三七”定稿于北京

（墨尔本）阿木

2008年一半没过，中国就遭遇了一大堆烦心的大事：南方雪灾，西藏闹事，火炬被灭，然后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四川地震，人们痛苦、愤怒、悲伤都在情理之中。人嘛，是有感情的动物，那又是些关乎人命关乎国家统一关乎民族尊严的大事。

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永远一身风记扣扣紧的中山装，掖下一本厚如砖头的政治大辞典，从早到晚目光严肃一脸正义，浑身上下好象都是火药引子，一点就着，一张嘴一开口就自称民间力量代表民意，且什么事情都喜欢往国家往民族上靠：人家一个女大学生王千源只是为了表达一下对西藏问题的不同看法，犯得着群起而攻之还不够，还要去她在中国青岛的家扔粪便吗？人家CNN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就算真的骂了几句中国的话，犯得着非要人家赔礼道歉吗？你不也骂了人家美帝国主义美国佬几十年吗？只是在网上听说有人支持达赖喇嘛，也不去调查核实就号召大家抵制家乐福超市，人家解释了员工都穿戴五星红旗和奥运标志的衣帽了还不依不饶不罢不休……

等到地震一发生这些人更来劲了，借着同情态度的高低，捐款数额的多少全面出击，从商人商家到演艺明星到文人作家，从大陆同胞到海外侨胞到外国人外国政府，全成了他们追踪查处的对象，谁不掏钱少掏钱（这些人都有标准），谁对地震救灾有不同看法批评意见，轻者说你吝啬小气缺乏同情心是冷血动物，重者骂你敌视中国政府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人先是逮住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商万科和它的老板（先捐了200万，后来追加了上亿），下来是嘲弄香港歌星刘德华、大陆明星李连杰、姚明（嫌他们第一时间钱拿得少），然后是抨击某某发达国家这么富裕只捐了100万美元，紧接着是南京的一家麦当劳分店在全国哀悼日还在黑白报纸中夹带彩色的促销广告（店方解释那些广告是早就印好的来不及在突然宣布的哀悼日全部撤下），便被责骂成赚了中国人这么多钱还要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号召全民罢吃麦当劳……直到一个名气蛮大的国际影星莎朗斯通一番自说自话的即兴“脱口秀”，更是引来了这些人八级地震般的愤怒，他们理直气壮地一再代表中国人民抗议谴责，并且表示这一次不会原谅拒绝道歉，更有极端暴戾者骂她是“猪”，要“杀了她”才能消气解恨。还到处张扬，说那个前些日子要帮13亿中国人民起诉CNN，给每个中国人赔偿一元钱的美国律师夸下海口，如果莎氏一年内踏足纽约，中国人民至少每人能起诉索赔精神损失费100万美元……

为了让读者能够冷静下来分析判断，我这里把同是来自网上关于莎朗斯通的此番言论和这些人的反击立场引用如下：

莎氏的原文（断断续续）：我真是很不满中国的做法！达赖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对达赖的态度太差，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对别人不好，然後现在轮到那些人（暗指中国）又有不好的事情（地震）发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因果循环呢？（娱乐八卦网）

反击的原文（一字未改）：……对于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冥顽之人，谁也别指望通过讲道理让她明白过来，只有一个办法：封杀，并且封杀其终生。莎朗斯通必须为她的行为承担后果。任何一个中国机构，如果违背大众的意愿而不遵守人民封杀令，就是出卖中国乃至人类的尊严。（新华网）

一边是一个电影明星，一边是代表人类尊严的13亿中国人民，这也太不对等，太抬举这个女人了！再说人家已经道歉了就真的不能原谅吗？更何况她一个个人的率性行为，犯得着去封杀凝聚了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吗？

记得2001年美国“911”发生时，许多中国网民幸灾乐祸认为美国是坏事做得太多是报应，美国人好象也没有太生气，太过激反应；前几年美国也发生过大地震、大风灾，好象也不记得这些人有过多少同情心，当然也没见到多少美国人因此而愤怒而恨中国人。反过来，中国人就这么容易生气，中国人的感情就这么脆弱这么容易被伤害吗？肝火太旺动辄生气难道真是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常见症状吗？

很多年前，有个叫龙应台的作家写过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劝当时台湾的中国人看到看不过去的事情要学会生气，因为她看到当时台湾的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今天大陆的一些中国人似乎正好相反，不怕事不自私不杀到他床上他也睁大眼睛不睡。

我想，作为泱泱大国的子民，这些中国人应该学会放松一点，宽容一点，大度一点，给他人一点自由，一点空间，一点独立表达的权利，不要动不动就觉得被伤害就生气就愤怒就要报仇雪恨，也不要动不动把事情上纲上线泛政治化，更不要一不小心就代表别人或被人代表了去。

汶川大地震震动了中国人的心，震动了全世界人的心，也震动了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说明：中国进步了。

无论从平面媒体还是网路媒体，无论从被救助者还是营救人员的脸上，我们看到中国真的进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死亡人数高达二十多万时，政府还以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旋律，中国人的生命轻如鸿毛。与当时丧失人性的政府对照，中国进步了！

在缅甸，一场热带风暴使这个专制国家十几万人活生生地被灾难吞没，却还在为所谓的“国家安全”拒绝向国际社会敞开大门，他们置人民的生命於不顾。与缅甸这样一个同样独裁的政府相比，中国进步了！

在北韩，金正日竟然把饿死国民作为筹码威胁国际社会，儘管新中国歷史上饿死的人比北韩全国人口还多，至少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敢重蹈覆辙。与北韩这样同样独裁同样专制的政府相比，中国进步了！

与近期3.14拉萨骚乱相比，中国进步了。当时，中国政府驱逐了所有西方媒体，包括港澳媒体，使本来不太明朗的事件变得更加吊诡；而这次大地震，大量国内外媒体介入，不但震撼了新闻界的良知，更震动了中国式新闻自由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将一个重大灾难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过，公开度、透明度前所未有。我们为中国的进步高兴！

但是，中国的进步，是因为有了“你”；因为有了“你”，中国才进步。没有“你”，中国不可能进步！

“你”，是普通的百姓，是网民，是思想者、批评者，是关注者，是反对者、喊冤者，是说真话者，是一切良心未泯者，也是批评中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西方媒体和国会议员们，是民主自由国家里以中国进步为己任的无私的公民们！

“你”，是储安平，是林昭，是张志新、遇罗克，是王维林、丁子霖，是蒋彦永、李大同，是胡佳、王千源，也是胡耀邦，也是赵紫阳，是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

泪水流乾的我们猛然发现，中国政府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进步和“你”密切相关——

地震后的第一时间，“你”向政府呼吁：为了儘快抢救生命，让国外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赶快进入灾区。可是政府拒绝了，“你”开始骂娘，温总理说“不惜一切代价，救人是重中之重”，既然是不惜一切代价，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线民开始炮轰政府，终於在72小时黄金援救时间快过去时，政府鬆口了，顺应了民意。虽然晚了，错失了最佳时机，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中国进步了。

地震后的第一时间，“你”向政府呼吁：中国面临空前的灾难，全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无法将丧事当喜事办，奥运火炬的传递应该立即停止。可是政府拒绝了，北京奥组委在第二天郑重宣佈：四川大地震不影响奥运火炬的传递。可是，接下来江西的传递已失去颠狂的气氛，戏还在演，可臺词变了，味道也变了，终於到了再也演不下去的地步，於是就停了三天。这三天，就是中国的进步！

地震后的第一时间，“你”向政府呼吁：《国旗法》规定凡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举国应下半旗哀悼。可是建国这些年来，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受这等待遇，连唐山这样人类超级大地震，我们高扬的五星红旗都没有为此低头。网民强烈要求政府设立哀悼日，全国下半旗，你政府不下，我们就自己下；既然是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难道没有治丧的权利？结果，中国政府又比“你”慢了半拍，但这半拍仍然显示了中国的进步！

正是“你”，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正是“你”，把中国逐渐带进公民社会；也正是“你”，使中国人在这场灾难前尽显大国风范。中国的改革，因为“你”而充满生机；中国的开放，因为“你”而不再退缩；中国政府的每一点转变，都是“你”的努力。中国没有反对党，中国每朝前走一步都格外艰难，“你”铁肩担道义把自己当成了反对党，“你”冒著坐牢杀头的危险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促使政府面对现实、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因“你”而进步！

有了“你”，孙志刚事件大白天下，收容法得以废除；有了“你’的不断抗争，农业税寿终正寝；有了“你”，爱滋病患者才得到援助；有了“你”，几千名共和国的童奴走出了暗无天日的砖窑。“你”可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你”可能遭到亲朋好友的白眼，“你”可能会失去唾手可得的既得利益，“你”的朋友正在享受中国进步而得到的好处，却在斥责你谩駡你；但是，因为有了“你”，中国才有了真正的进步。

中国政府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虽有进步，但是“你”还是很不满意。“你”在不停地提问：到底地震预报是不知不告还是知而不告？为什麼一个个领导有那麼多时间在废墟上说同志们辛苦了，而不去争分夺秒救人？我们的学校为什麼造得这样不堪一击，让“祖国的未来”成为最大的死亡群体？

没有“你”，中国永远不可能进步；有了“你”，中国才会有前途有希望，有更大的进步！

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未来，“你”――继续呐喊，不断抗争吧！

“六四”十九周年将至，我们又听到一些为“六四”屠杀辩护的论调，在此不妨略加驳斥。

有些人说，那帮民运领袖素质太差，嘴上高喊民主，骨子里比共产党还更不民主，与其让他们上台，还不如继续让共产党接着干呢。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前夕讲过，我们要是再让步，就把整个政权都送给这帮学生了。

我说此论奇怪，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根本不通。非暴力民主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宣布放弃一党专制，然後举行自由选举。这不是把政权拱手交给广场上的民运领袖，而是还政於民，交给全体人民。到那时你既可投票给这帮民运领袖，也可投票给前共产党，或者是投给其他你中意的人物。靠暴力夺权的革命党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今天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明天就得接受他们的统治。到时候他们若不实行民主，你只好连呼上当。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支持这样的事业并不是帮他人夺取权力，而是为大家赢得权利。就算某位大力鼓吹婚姻自主的人实际上是个流氓，但认同这个主张绝不等於到头来要你非嫁给他不可。因此，借口某些民运领袖素质低劣，便转而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不支持非暴力民主运动，维护现有的专制政权，并且对专制者血腥镇压异议人士漠然置之，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上述议论不符合逻辑，但却投合了某些人的心态。如今流行的各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包括把“六四”轻描淡写，以为无损於邓小平英明伟大的论调，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合理化，是一种自欺。持此论调者，许多人本来对共产专制、对“六四”事件也是满怀义愤的，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其外在言行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能用思想指导行为，他就要用行为调整思想。如果你不敢坚持抗议，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抗议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这样一想，心中似乎便释然了。现在，我们一讲起各自在毛时代的种种愚蠢的观点言论，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但若细细追究下去，所谓被欺骗难道就仅仅是被欺骗，难道其中就没有自欺的成份？经验告诉我们，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又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情境之中，许多人都会有合理化的心理需要，有自欺的心理需要，所以一种自欺欺人的为暴政辩护的合理化观点也很容易流传开来，这种流传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自欺的力量。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和压迫者认同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於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有了这种需要，自然不难找到说词，虽然漏洞百出，总可麻痹一阵。人的良心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後，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後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後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民众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错”，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错”了话，上“错”了街，游“错”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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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评邓》（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3－7月号，收入《犬儒病》），个别文字有改动。

文章写了两个半小时，找一个恰当的题目却用了两天，从“再来一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准备好了 没有？”到“我们是否能够避免下一场文革？”，翻来覆去四五个题目，最终也没有让我满意的。我想，这些题目如果让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看到，他不但会失眠、发噩梦，也许还会对我横眉冷对。

文革带给父辈的苦难也许只有等到他们离开人世才能够最终消除。就算我们这些当时年纪不大的，身上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文革的创伤，至于整个民族，则被深深烙上了也许再过几十年、一个世纪都无法消除的烙印。回头看一下，无论是被整还是整人的，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文革的受害者？整个民族都陷入了疯狂，经济发展不进反退，社会陷入混乱，文化彻底遭到破坏，而那十年恰恰是世界各国大踏步向繁荣富强挺进的时期……看了我的题目，稍微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斩钉截铁地说：不能、也不会再有下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了。

但愿如此！我们折腾不起，中国折腾不起，中华民族也折腾不起。然而，愿望毕竟是愿望，我们折腾不起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去折腾，或者我们一定不会被折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打打杀杀，起起伏伏，一直就是这样不停地恶性循环，至今并没有走出怪圈。这也难怪我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逃离上一次文革的阴影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再次迎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能够否定，那就是毛感觉到政权不稳了，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保卫用枪杆子打了几十年才夺得的江山。那么，毛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江山不稳？是有人要夺权？是他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兴起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来侵略中国？我想，这三点都兼而有之，然而都不是最重要的。

在发动文革前，毛已经把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弄得很高了，如果说他想更高，那也有可能，但却不足以让他发动对社会和文化具有摧毁性的文革。至于中国所有朝代面临的最大威胁——农民起义或者武装起义，老毛比谁都清楚。老毛自己就是靠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1949年后他三下五除二，从经济、思想上彻底解除了农民的“武装”。熟读史书的毛也很清楚，因为中国历史都无情地显示：中国农民不被一个腐败的朝代折腾个七八代人，弄得民不聊生了，卖儿卖女的话，仁厚、老实、胆小的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至于第三个原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胁，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老毛即便错误地判断美苏要入侵中国，他也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老毛辩护，但我想说的是，他当时确实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各方面的威胁，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保卫自己政权又从何说起？如果把老毛说成是一个心眼狭小，说成是一个变态的人，或者干脆说他七十岁以后老糊涂了，很容易解决问题，大家就不用讨论了，可是，那样是不是也太简单了？毕竟，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类似文革的运动，有些规模很小而已。这就让我们不能只是从老毛个人因素来考虑问题，而要深入到制度，把制度和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探索一下文革爆发的最大根源（由于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我的有些结论很可能已经早有学者和专家提出来过）。

毛泽东感觉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作为开国之君，他对这个政权的感情难道不超过任何人？当他感觉到威胁时，他自然要起而捍卫。那么这威胁来自何方？正是来自政权内部，来自他自己的手下的同志们。按说如果那个威胁是来自个别的同志，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是他还是发动了文革，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些威胁了他的地位和政权的不只是某位国家主席或者少数走资派，而是大批的已经开始集体朝资本主义走的同志加部下，而且他已经无法借助自己创立的体制去自救。

老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949年后他就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却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窍不通，却对自己创立的体制清清楚楚。他感觉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腐化堕落，他感觉到周围的战友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很远——他怎么办？等着那些贪污腐败的同志和部下把民众激怒起来，最后弄得人民揭竿而起打倒他们，从而也推翻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

那种事就是中国几千年密密麻麻的历史上每一页都记载的，老毛不会重蹈覆辙，可是由于他创立的这个体制却从本质上无法消除权贵们沦落为鱼肉民众的贪腐分子，建国后他虽然搞了各项运动也都毫无作用，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说是发明，其实这个体制里的每一个最高领导都会走上这一步），从下面发动群众来对付夹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精英们。

毛泽东很清楚，当一个政权开始腐败的时候，人民群众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要来革当时那种“文化”的命，可是，到那个时候，人民群众要革的就不光是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滋生和怂恿了这种腐败的制度和政权本身，就是要革老毛打下的这个江山的命。他能够坐以待毙吗？与其等待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革命，不如自己先出来挑起这场革命，在自己的带领下，把中间那些腐败和走资本主义的坏分子革掉。来一次由自己亲自组织和指挥的“群众自发的运动”，打一场政权保卫战，这当然和有些学者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手里的权力是殊途同归，那个政权就是他创立的，他手里的权力也是来自于那个政权。

于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管现在那些曾经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文革遗老们如何怀念那场“自发的”革命，他们其实都是在老毛操纵下的扯线公仔，从头到尾，老毛——只有老毛一个人，没有失去对文革的指导权和控制权。

现在评价文革，意见和分歧都不是太大，对于我们民族，那是一场浩劫。可是，大家也许还可以换个角度问一句，如果没有当初那场浩劫，毛创立的那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维持到今天苏联和东欧都土崩瓦解了，我们还在搞中国特色？

现在有那么一批学者和当时受到折腾的当权派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如果1949年后不接二连三地搞那些运动，特别是如果老毛不发动文革，中国将是另外一种美好的样子——言下之意，是好几亿人民被一个老毛带上了歧途。我还是那句话，这样说如果能够让我们这些“人”心里感觉舒服些，那也无妨。但那样评价历史，就有些站不住脚了。让我们不禁要问：老毛睡到天安门广场中间去之后，十几亿中国人又是被谁带着，在往哪里走？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但都没有老毛搞得彻底，这是否使得中国成为地球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原因之一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让我们幸免遇难，别逗了——在我们改革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超过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我就不妄下结论了，只想说，文革是不是灾难要看对什么来说，对于你，对于我，对于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来说，也许是灾难，但对于巩固政权，长治久安，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现在有很多人出来说了，如果当时不搞文革，我们的经济就如何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如何提高了，这话没有错。但当时就真没有什么问题？文革就真是平地而起？当时的那个体制难道比现在的更进化？更先进？更具有代表性？当时的社会真的没有问题？例如官员的绝对权力和贪污腐败，官员的堕落和不顾民间疾苦等等。谁能够告诉我当时没有出现让普通民众咬牙切齿的情况？难道那时实行的是一种能够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社会制度？谁能够告诉我1965的社会主义制度比2005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有效的阻止了绝对权力、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个人民公社的书记几乎就是一个小皇帝，用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搞女人不说，还享受了当时民众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当时民众没有钱，有钱也无法享受到）。请问，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真那么美好？还是那种美好只存在于被民众愤而起来折腾的官员和精英们的身上？

文革的残酷也许掩盖了文革前的黑暗，这都有可能，我也无法多说。但我却知道1995年的中国和2005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在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要优于1965年的社会制度的今天，却涌现出那么多下层民众怀念老毛，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如果老毛回来，我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定会把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当然，那些叫嚣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知道有限，但那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无法深入反思文革，反思下去就会有很多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说起文革，他们脑海中出现的图片和文字都是那些类似的批斗场面：国家主席惨死，国家主席的老婆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珍珠项链，省委书记的家被炒，省长被插上牌子被批斗，他们贪污腐败的生活被揭露，各级党委被清洗，他们家里的物件包括黄金和值钱的字画被抢夺，知识分子精英被批斗，一些领导人被迫搬出了小别墅，有些领导人甚至失去了保姆，连司机也没有了，在一个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里生活的走资派的子女们享受到特权，结果被勇敢的红卫兵打得遍地找牙……

啊！这就是文革？如果这就是文革，你走到街上随便拉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一下，问一下他们是否想再来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不但想再来一次，而且他们这一次还想把所有的官僚都拉到街上去排队，要枪毙他们。他们说什么来着？对了，他们说，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保不准会漏掉一大批鱼肉民众的贪污腐败分子！

再脱离中国低层老百姓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如果文革以类似的形式死灰复燃的话，至少不下于八到九个亿的低层民众（他们的财产加起来将让他们成为世界上至今最贫穷的人类族群）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书记和部长、厅长、局长、镇长推上批斗台甚至断头台，他们的“革命”激情一点也不会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狂热的民众要低多少。他们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说：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我们是为他而造反，这一次，嘿嘿，我们是为自己！

共和国在1965年遇到的问题，现在照样存在，因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普通民众在当时看到的问题，现在不但依然存在，很可能更加严重；毛泽东当时感觉到的挫折，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碰到。

胡温新一代领导人都是从基层做起，对于中国的现实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这使得他们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头脑的清醒上都远远超过晚年的老毛。他们上台后注重民生，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顺应时势，深得民心。然而，作为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自然也像老毛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关心政权的长治久安。正是鉴于这些，他们也清楚地看到现在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

来自何方？大家可以打开胡温的前任老江同志的文选，在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只有少数几次提到亡党亡国（所谓亡政权是也）的字眼，而提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既不是在说经济崩溃，也不是说到美国炸我们的大使馆和其它一些国际对抗——老江同志只有在三个场合说到亡党亡国，这三个场合都是在提到党内的贪污腐败的时候！

老江的继任者乎胡温比老江还清醒，他们都知道，天灾人祸不但不能亡党亡国，而且会让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就算我们与全世界为敌，哪怕我们像那位姓朱的将军建议的把西安以东的几亿中国人都牺牲了，也不会亡党亡国的，最多牺牲半个民族。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想亡党亡国，只有一个办法——继续绝对权力下的绝对的贪污腐败，彻底激怒民众，把民众逼上梁山。这也是一个被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无数朝代以统治者的鲜血证明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大家还记得，胡温上任初期，曾经传出最高领导人要求学习北朝鲜的事情。这件事当时震动很大，但没有我后来得到另外一个版本时感到震动。我得到的版本说，我们的领导人是在想到党内干部贪污腐败的时候，要求学习北朝鲜的。大家也知道，虽说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贪的，但那里的党和政府的干部确实比较“纯洁”。从这一件事，我们至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官僚体制的现状不是不清楚，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这不，为了遏制腐败、防止亡党亡国，差一点被逼到要学习北朝鲜的地步了——何其悲壮！

也许你想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那我就举温家宝总理亲临地震灾区第一线的事。在七十岁的总理风尘仆仆不顾危险赶到地震最前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感动了，也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还有少数人认为他在做秀，但在这众多声音中，我却从一位美国朋友，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那里听到一段话（他好像也在公开的电视新闻分析节目中说过）：温总理到那里不是做秀，他根本不用做秀，反正他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就能当总理，为什么要做秀？温总理清楚他下面的那个干部队伍已经如何腐败了，他亲临第一线是要亲自督促那官员们积极救灾，如果他不来，那些人不但不会停止贪污，而且会继续采取一贯做法欺上瞒下，只是这一次人民付出的代价不是纳税人的钱，而是他们自己的命。你们的温总理就是要亲临第一线，对那些官员造成压力。他是个好总理，他不是做秀。

如果我当时认为这位美国专家的话些耸人听闻，让我半信半疑的话，那么当七十岁老人激愤之下摔掉电话，喊出那声悲壮的“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之后，我就太佩服美国佬了。而且，温总理那句话当然不只是喊给当天那些被人民养活的人听的，否则，根本不会传出来，温总理是喊给那些所有被人民养活的人听的！

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个找到了对付贪污腐败官员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用这个方法取代了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另外一种方法：人民暴动，推翻一个腐败政权，建立一个一开始不那么腐败最后也同样腐败的政权。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绝对不会允民众起来反对贪污腐败最终把自己的政权也推翻，他在发现制度无法抑制那些贪污腐败（也就是资产阶级走资派）时自己率先跳起来发动起义——一场不是由民众自发主导而是由他控制的针对政权里的腐败势力的起义。

这种一开始旨在针对资产阶级和腐败变质势力的运动最终没有逃脱所有农民运动的怪圈，摧毁了所有不该摧毁的东西，包括文化。把中华民族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老毛同志看上去跳出了中国历朝各代都无法避免地被民众推翻的刀山，却自己带领整个民族跳进了更加可怕的火海！由统治者发动的“起义”确实阻止了贪污腐败的蔓延，但却几乎摧毁了整个民族！

然而，由于体制的弊端，贪污腐败和绝对权力无法彻底铲除，所以毛泽东也在万般无奈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我想，如果毛泽东如果真能够七、八年就来一次文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创立的那个制度应该还可以继续长治久安下去的。

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又在写小说了？是不是让你特别不舒服？你想哭？还是想笑？别忍着，那就哭吧，笑吧，哭笑之后，继续看下去。

1949年后一场运动连着一场运动，最后一场文革更是弄得民族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就在我们思考这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掩盖了另外一种事实。现在经常听人说，如果某某主席不被打倒，如果某某领导人的主张得到贯彻，中国就会如何，从他们的口气上，仿佛几个亿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就因为某个领导人打倒了另外一个领导人，而且，在他们的口中，还总是邪恶的战胜了伟大的，何其可笑，何其悲哀？！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体制上来一个最终诊断？那就是有些体制无论由多么伟大和英明的领导人领导，你始终无法走出贪污腐败以及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的怪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而现在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拐点上，贪污腐败早就不再是贪污那么简单，他已经延伸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累计的越久越多，爆发起来越是惨烈。更加严重的是，由于贪污腐败的蔓延，中国的道德水平下滑的趋势无法抑制，十三亿生活在道德被破坏，信仰残缺的人，最终会如何，你能够想象吗？如果这一切延续下去，亡党亡国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最担心的是谁，当然是高高在上的胡温为首的党中央，最遭殃的是谁，当然就是最下层的普通民众。最讨厌的是谁？当然就是那些贪官污吏，包括那些依附于贪官污吏的各种精英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那些位高权重或者独霸一方的诸侯们并不担心，亡党亡国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正是看到要亡党亡国，他们才拼命贪污腐败，在大船沉之前分一杯羹，等到他们捞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甚至盼望这个大船快一点沉下去，好让他们贪污的那些藏在世界各地的财富合法化。

人民会答应吗？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会答应吗？扯——当然不会答应，可是，你有啥办法？普通老百姓去抗争，人家把你抓起来，说你破坏和谐与团结；就算是温总理，也好像束手无策了，最后只好喊出一个大真相“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算是威胁那帮被人民养活 的人。温总理也顺便提醒他们，你们再不清醒，我就去对那些养活你们的人民说：是你们在养活他们呀！

这些天，当人民的感觉真好，一会从台湾听到“人民最大”，一会又听到温总理高喊“是人民养活你们的”，以前也常常听到人家说人民，但那是一个奇怪的复数词——那个复数词里不包括我们这些所有的单数的人民。现在我们感觉到自己就是那些复数中的一员。可是，作为人民，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且，在当今在的中国，如果你真沦落为“人民”——那个供养别人的阶层的话，你不是不清楚，被你供养的那个阶层有多么的贪污和腐败，你生气，你甚至想——你想毛泽东回来，把他们揪斗出来！除此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你看现在连胡主席和温总理也站在了人民一边，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任凭手下那帮贪污腐败分子恣意妄为的话，老江同志说的亡党亡国就可能真地出现了。

那么，在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抑制贪污腐败的时候，他们是否真地会走上那一条直接诉诸人民的方法——再次发动一场类似文革的运动？至少我知道，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民”是准备好了的，其中就包括干柴烈火的愤青们，当然还有那些受到贪官污吏欺压的，至于在自己国家需要暂住证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就自不待言了。

还有一个让人亦喜亦惊的现象：人民——请原谅我老是忍不住使用这个以前每次使用都觉得有点滑稽的词儿——在天灾人祸中痛定思痛，在深刻领会了胡主席“以人为本”和温总理那句“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精髓后，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在向公民蝉变！

你告诉我，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些掌握了绝对权力的贪官污吏会停止贪污腐败，加入人民的行列，还是继续胡作非为，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包二奶就包二奶？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中，除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到了暂时“横扫人间一切害人虫”（当然，最终把每一个人民自己也扫到精神崩溃和穷困潦倒的深渊）外，还有啥方法？现在你再想一下，我说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也许为期不远，是不是危言耸听？

上一场“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三十年了，然而，我们却没有几个人感觉到彻底地摆脱了文革的阴影，而且，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们的制度继续在给民众提供文革的土壤，这个制度继续在培养那些破坏这个制度的贪官污吏，而要铲除他们的话，只靠这个制度，也许就只有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干脆回到北朝鲜时代，除此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有些人自认为可以带领人民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永远绕开文革那种灾难，他们如果不是太天真，就一定是假装傻。想一下一个问题：你们真以为在维护老毛同志创立的体制上，你们比他更有能力？！

我们离开下一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还有多远？难道我们真地没有办法避免了？有，要避免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其实很容易，老毛同志早就找到了，不是发动文革，利用民众来排除异己和贪官污吏，而是让人民起来监督他自己和他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1945年七月，老毛满怀信心地回答黄炎培时说，对于那种因腐败而引起的兴亡周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可惜的是，1949年掌握 政权后， 老毛没有使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而是选择了文革，或者他以为文革那种操控的运动就是“民主”。

不想继续使用老毛的文革来清除腐败保卫政权的领导人，还有一个选择，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已经选择了并用实践证实了的方法。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结束了所有在恶性怪圈里循环的人类历史的一种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我相信，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嫉恶如仇的胡温政府，一定会从善如流，把中国带进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就像17大报告所讲），让文革这种悲剧永远成为历史。

最后，让我们像文革中那些红卫兵小将们背诵老毛的语录一样，重温下面一些经典的句子：人民最大！以人为本！是人民在养活你们……

《杨恒均思想解放系列之四》
    
杨恒均 2008年六月的第二天

十九年前的春夏之交，一场由大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大江南北，不管是上街游行，还是静坐请愿，都井然有序，既没发生过打砸抢烧的事件，又没滋生扒窃斗殴的现象，因此深得人心，不仅得到各方声援，还得到各界支持；不仅得到各地响应，还得到全国人民肯定；不仅震动中国，也震动世界，以至彪炳史册！

可悲的是，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非但没有借助改革开放，顺应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反而动用军队及其坦克，于六月三日晚强行从北京西长安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因而导致震惊世界的“六•四” 事件，不但也致使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还致使许多参与者被迫背井离乡，辗转出国，流亡海外。

事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全球化浪潮不断涌入，中共当局非但没有好好反省，积极平反“六•四”  废除一党专制，反而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为“六•四”昭雪；竭力为一党专制贴金，而不断给民主抹黑；不但顽固奉行政治霸权主义，还竭力为自身统治地位修筑一个个政治堡垒，而不砸碎专制，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

殊不知民主潮流早已势不可挡，迟早都会冲毁一党专制；殊不知历史不容篡改，“八九”民运迟早都会得到平反；殊不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迟早都会受到严惩！

尽管“六•四” 事件已经过去十九年了，但这场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反而沉淀下来，不仅凝结在许多中国人心里，更凝结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册上。

尽管中共当局一直对“六•四” 事件讳莫如深，竭力防止“六•四”内幕曝光，不断通过所霸占的传媒给“六•四”抹黑，掩盖“六•四”真相，但公道自在人心，只能蒙蔽百姓一时，无法欺骗百姓一世，而历史终会还原一切，终会充分证明——1989年席卷全国的社会运动并不是什么政治风波，更不是什么政治动乱，而是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尽管这场不仅震动中国，也震动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惨遭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并不能证明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只能隔靴搔痒，不能扭转乾坤，而只说明独木难支，没有及时动员民众参与，没有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洪流。所以，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此否定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反而应当积极倡导完善，积极面对现实，积极从头再来，重新上路，风雨兼程，勇往直前，直到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

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民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实现民主化，理应是无条件的，但由于专制的阻碍，以致不但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纵览当今世界，凡是走上民主之路的国家，无一不是从专制演变而来，不仅全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铺成民主之路，还全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不同的是演变途径各异，有些是百姓通过不断奋争造就的（比如英国、美国、法国等），有些是外部力量促成的（比如日本、德国等），而有些是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比如波兰、捷克等）。

不管是基于国内现状，还是根据国际环境，中国民主化只有在国内百姓不断奋争的同时，还要依靠国外压力的配合，才能尽早实现。

过去，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有些总以为民主化一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二是取决于国民素质好赖，三是取决于社会结构是否呈现菱形等，因此强调中国民主化需要缓行，不能操之过急，殊不知凡是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都不是在以上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铺成自己的民主之路。

由此可见，哪个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的都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百姓的民主认知、民主精神和民主意志。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是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并不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不同的反映。因此，所谓国民素质前提论、经济发展水平前提论、社会结构前提论等各种各样的民主前提论，不仅是妨碍民主化的步伐，还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

综观所有民主国家民主化的历程，不仅可以总结出民主化的经验，还可以总结出民主化的真正前提：首先是百姓的民主认知、民主精神与民主意志及其奋争程度，其次是外部施压的大小。

因此，中国要想早日实现民主，不但要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在争取国外施压配合的同时，国内百姓必须不断齐心奋争！

尽管民主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必需的，但不是盼来的，也不是等来的，更不是谁的恩赐，而是争来的！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民主不但有助于自身健康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不但促使民族长盛不衰，更促使民族文明富强；不但有助于提升个人生活质量，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因为民主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促进国家发展，又促进社会文明；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因此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而与此相反，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阻碍国家发展，还危害社会健康；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

因此，民主不但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的基础，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会的基石，也是强国富民安邦的根本，还是最大的生产力；不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能化解许多社会矛盾，还能把坏思想改造成好主张；不但对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败，还能造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促进国家科学发展，也促进社会和谐繁荣，还促进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民主虽不是完美的政治体制，却是迄今为止最优越、最不坏和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象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全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为时代潮流，而今已经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洲！

总之，不管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不管对民族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民主的价值都不可估量，而民主的价值都是通过民主制度实现的，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通过百姓不断顽强奋争！

自从1688年英国创立人类第一个民主政体以来，民主化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潮流。仅从1980到2002年间，就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体制或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而其不但显示出民主强大的生命力，更表明民主既是强国富民安邦的根本，又是最大的生产力。

而今，放眼全球，还有多少国家尚未迈开民主化的步伐？哪一类国家还被专制围困？哪些国家的百姓还没享有天赋的权利？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已铺筑民主之路，可中国为什么还没迈开民主化的步伐？中华民族为什么还没砸碎专制的锁链？中国百姓为什么还没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

这不但要追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追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追究中共奉行的政治霸权主义，而百姓更要追究自己！

纵观世界历史，不论哪个国家实现民主，都不外乎通过两条渠道：一条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循序改革，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而基于中国现状，要想借助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造就民主，不仅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利用暴力革命实现权力更迭，也十有八九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因此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民主潮流不断涌入，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而中国百姓的民主意识也不断提高，民主观念也普遍增强，民主思想也到处喷涌，以至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商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警察，都不仅渴望实行民主，更希望早日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然而，由于中共当局只放开经济和其他方面自由，而政治上依然采取高压政策，不但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还通过政治诡辩，丑化民主而粉饰党主；通过政治蛊惑，损害民主风貌而为一党专政贴金；通过政治霸权，不仅围剿不同政见，更到处封锁民主思想，封堵民主潮流，封杀民主呼吁，致使百姓的民主认知不断遭到削弱；致使百姓的民主精神不仅委靡不振，还有些涣散，难以集中起来，最终致使百姓民主意志无法体现。

当然，对于中共当局一贯奉行政治霸权主义，尽管采取暴力革命无可厚非，但很不现实，而只有借助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才切实可行，也才是最佳的选择。而要通过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首先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加强百姓的民主认知，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激发百姓的民主愿望，激发各个阶层百姓的民主斗志，不但使之振奋，更要使之集中起来，以至形成合力，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汇成一次次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专政制度，通过理性、非暴力方式不断向当局施压，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迫使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局面，以至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主义，废弃一党专政，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促使中国迈开民主化的步伐，进而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充足的能量，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清洁的燃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动力！

总之，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在争取国外施压配合的同时，必须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必须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必须激励国内百姓吸取“六•四” 及其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面对现实，积极从头再来，积极重新上路，风雨兼程，勇往直前！

过去，自从民主运动开展以来，由于一直没能发挥民众的力量，加上民运人士过于松散，如同一盘散沙，从没真正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以致时至今日还没取得什么成效。如果还不吸取这两个教训，还不设法唤起民众，还不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形成合力，那么民主运动还会在死胡同里打转，也就无法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如今，对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唤起并凝聚百姓不但是首要任务， 也是成败的关键，因为百姓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决定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而百姓参与民主运动的多少决定中国民主化历程的长短，百姓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的高低决定中国民主化速度的快慢。如果没有唤起百姓，没有得到百姓有力的支持，没有百姓广泛而积极的参与，那就不会迈上民主之路！

当然，从事民主运动不但要讲方式方法，更要讲战略战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还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更要根据国情民意，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创立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不但要靠血性，更要凭理性，因此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必须理性兼顾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利益，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影响，否则，要想中国实现民主化，那将付出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动放弃领导地位，但只要中国百姓吸取“六•四” 及其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积极从头再来，积极重新上路，从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断投身民主运动，不畏强权，顽强奋争，凝聚起来形成合力，组成步调一致的民运队伍，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就能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从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促使中国迈开民主化的步伐，以至促使国家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而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以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并通过多党竞争协作，根据分权制衡原理，分开建造权力机关，构筑高效廉洁而又讲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控制体系，从而确保通过选举产生权力，确保权力定期转换，确保权力纵横分散，确保权力运作规范，确保运用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减少操作失误，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最终确保国家科学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繁荣，确保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而今，民主已经诞生300多年了，也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并已在许多国家开花结果，可中国百姓至今连民主是什么滋味都没体味到，与其说可悲，不如说是莫大的耻辱！

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虽是中国百姓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但必须还要靠百姓自己争取捍卫，不能指望中共领导自觉解除专政的锁链，只能指望自己砸碎专制锁链，铸就民主丰碑！

尽管“六•四” 及其以往民主运动因种种原由而失败，但决不能因噎废食。失败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不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丧失信心；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组织涣散；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各自为战；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不讲战略策略而只凭满腔热血；可怕的是面对政治霸权不能凝聚有限力量攻其一点！

因此，只要从头再来，只要坚定信心，只要凝聚起来形成合力，就能铲除专制的基础，而铺筑中国民主之路！

既然中共领导层不还政于民，不让公民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那公民们只能吸取“六•四”及其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积极从头再来，重新上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迫使中共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中共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废弃一党专政，从而砸碎专制，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最终促使中国迈开民主化的步伐，夺回自己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昨日接到朋友短信，内容是四川青山又发生6.4级强烈余震。“六四”是当局最为敏感的数字，“六四”在网上是过滤字符，不管是汉字“六四”还是阿拉伯数字“6.4”。不过“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看到“6.4”就想到六四，莫非在冥冥中，青川的“6.4级余震”也仿佛在告诉我们勿忘“六四”。

地震和六四都制造了中国人民的悲剧，前者是天灾，非人力所能及，后者是人祸，是人为的有意识的屠杀；前者造成的数千乃至上万学生的死亡，一半是天灾，另一半是校舍的“豆腐渣工程”人祸所致，后者成百乃至上千的大学生和市民是倒在枪林弹雨和坦克车履带下。

我相信人性，我更相信母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有深爱自己母亲的情感，我们当然更深深的感受到母爱。母爱是我们出生后就直接的依赖，母爱是我们少儿成长中的依托。难以想象没有母爱的残酷，也难以想象失去儿女母亲的痛苦。然，天灾和人祸都可以无情的造成或制造人类的残酷与痛苦，它们都强制的将母子（女）分离。母爱是最基本的人性，也是人性中最崇高的部分。母爱是无私的奉献，不管母亲是何种身份，对母爱的审视中，我们总会把她抽象为普通的女性，所基于的是人性、情感的通识。我们爱自己的母亲，但绝不是“祖国啊，母亲”那种，更不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们对母亲依恋、感恩，但容不得那种对人性乃至情感的强奸。国家不是母亲，共产党更不是母亲，相反，我们常常感受到的是狰狞和恐怖。

地震制造了“地震母亲”群体，六四制造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地震母亲”要求彻查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和追究官员的腐败；“天安门母亲”十九年来要求平反六四，为孩子们正义行动讨回公道。5月21日，四川绵竹遇难学生家长集会请愿，就校舍的“豆腐渣工程”问题要求问责官员，惩治腐败。5月25日，约100名家长再次于绵竹市景观大道示威，他们捧着在地震中去世的孩子遗照，举着“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给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的牌子，在高速公路上游行，其后他们乘旅游巴前往德阳市政府，向政府投诉要求公道。

6月4日即将到来，“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了，这个伟大的群体仍将一如既往向中共当局问责，讨回公道。

丁子霖1936年12月20日生于上海，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丈夫为蒋培坤。她的17岁儿子蒋捷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遭戒严部队所杀（6月3日晚在北京木樨地）。她深愤儿子和其他被杀的爱国学生被政府诬指为“反革命暴徒”，于是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要求政府平反六四。她一直被国内有关单位针对，于特别时节更不时被软禁、限制出外或者窃听其电话。她的名字更是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敏感词而被封禁。2006年11月7日，《时代》杂志亚洲版选出“60年来的60名亚洲英雄”丁子霖榜上有列。

母亲的心里是相通的，母性都是同样的。当汶川大地震让成千上万孩子失去生命，“地震母亲”痛不欲生，而“天安门母亲”最能理解这种痛苦，因为她们同样也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孩子。5月14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徐珏、尹敏、高婕、尤维洁等发表呼吁，“人命关天，救人为大”。5月17日，“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推荐了一篇新世纪新闻上的报道，她含泪向一些媒体推荐：

丁子霖：请大家都来读一读这个帖子吧：一个只要看就会哭的帖子

读到这篇“前线实拍”，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夺眶而出的泪水了。同样是母亲啊！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宁可我自己死了，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去死。今天，我再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再次感受到一个母亲面对孩子遭到死亡威胁时的那种锥心剔骨的痛。然而，我还活着，而许多遭灾的母亲死了，带着对孩子的无法割舍的爱。我的身躯已无法支撑，我的灵魂已无法安宁！请天下好心人都来救救孩子吧，这是那位伟大母亲的遗愿，大家都听到了吗！？

……

人们小心的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的睡着，他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温暖。

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的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部份网民反馈如下：

“这是至今为止，让我最控制不住的一次。”

“好好感动哦！孩子，你要永远记住你的母亲！”

“人性的伟大”

“无私的母爱！伟大的母爱！看完潸然泪下！”

“感天动地的母爱！”

“母爱比天高，比海深！流泪了……”

“母爱的伟大，孩子，一定要好好活着，为了爱你的母亲！”

“内心很大的触动！快哭了……母爱的伟大！！！”

“向这位伟大的母亲表示敬意！我流泪了，这泪水很痛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