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们为朱箐做无罪辩护。”被告朱箐的辩护律师王建林、徐宗新在法庭上再三说明他们的辩护意见。

朱箐，43岁，安徽芜湖人，居住杭州，当过武警，又当了二十多年记者，发表新闻作品二百多万字，多次获奖。2006年底，他因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罪被抓前，担任杭州琥珀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徽宣城市浙广房产公司股东、总经理和宣城市新徽商房产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还曾在2002年5月至8月间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筹办负责人。记者站筹办人只是他的一个兼职，当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夏时报浙江记者站站长。

2006年12月7日，朱箐在安徽广德开发房地产项目时被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局办案人员突然带走，当晚搜查其杭州的办公室，扣押有关物品。12月8日刑拘，当时被控涉嫌的罪名包括诈骗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挪用资金罪等三项。至今已有一年零五个月了，其中三次被检察院被退回公安局补充侦察。到了2008年5月8日，公诉人正式指控朱箐涉嫌犯罪的起诉书上的罪名还剩下2个，即诈骗和挪用资金罪。朱箐在庭审中自称冤枉，遭受办案人员连番逼供、诱供、迫害和精神折磨，称他十七个月来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冤情很感激，认为自己遭遇了商业合作伙伴的陷害，否认公诉人提出的其涉嫌两项罪犯的指控，称其所谓利用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身份骗取浙江祥生实业集团公司10万元费用和挪用资金只是经济之间的纠纷。正是由于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房集团浙江军安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先根和浙江天皇公司董事长、天台中药药物研究所法定代表人陈先钻的诬告陷害朱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赶走朱箐，得到他们三人入股合作的安徽广德一个房地产项目，朱若不退出结果就是坐牢。朱箐被刑事拘留之初就已得到这样的警告，最后的事情发展正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自己被抓。杭州上城区检察院公诉人在庭审时多次提到朱箐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罪行严重，涉案金额巨大，拒不认罪，态度不好。公诉人为胡青和田涛，法庭提到其中有一位公诉员为优秀检察官，但朱箐当庭表示遗憾，认为这个案子从开始就不公正，不客观，是陷害。朱箐还当庭为自己辩护被抓属于“超级羁押”，是办案人员随意滥用权力，随意延长办案期限，严重违背法律和事实。

5月27日上午九时，朱箐案正式开始审理，主审法官徐枫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到下午五时四十分，法官宣布漫长的庭审暂告一段落，择日宣判。随后，被告朱箐被关回上城区看守所。

第一、关于朱箐是否虚构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长的名义诈骗祥生实业集团10万元

法庭出示证据表明朱箐与民主与法制社有合作关系，当时的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王强华还与朱箐来到杭州的民主与法制浙江记者站筹办办公室一起照相和在西湖划船。在朱箐的努力下，2002年，正在筹办的浙江记者站还通过关系成功在浙江祥生实业集团所在的诸暨市祥生大酒店召开民主与法制社全国记者站站长会议。正是由朱箐牵头促成，祥生集团提供经费承办这次会议。会上，朱箐向王强华推荐由祥生实业集团担任民主与法制社的副理事长单位，每两年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会费是10万元。到了诸暨并参观了祥生集团后，总编王强华认为祥生集团那么有钱，应该多要5万元，会费应该提高到15万元的标准。但由于朱箐在筹办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时遇到种种矛盾，如王强华让朱箐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副站长，站长由从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长退休后的卢良担任，朱箐未同意，认为这样会有工作上的很多矛盾。正是这些原因无法解决，此前一直与朱箐有良好合作关系的祥生集团汇给朱箐的10万元会费就没有转付给民主与法制社，也没有退回祥生集团。理由是祥生实业集团公司老总陈国祥认为朱箐比较能干，朱箐自己还有一家杭州琥珀企业咨询顾问公司与祥生有多年的友好关系，祥生还借给朱箐100余万元的款项，陈国祥就同意这10万元转为劳务费用给了朱箐的公司，正是这笔钱成为公安和检察院指控的诈骗。案件中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祥生不是报案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受害人，而且至今还未向朱箐索要其曾借走的100余万元现金。法庭对这些证据记录在案，朱箐律师提出刑事案件一定要重书面证据，而书证效力高于口供。如王强华提供给公安的口供称他从没让朱箐担任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站长，控方也认为年过七旬的老新闻工作者王强华因为年龄原因不会诬告，而朱箐和辩护律师则认为王强华完全为了利益，趋利避害。尽管给朱箐提供工作证，记者证，以及任命朱箐为民主与法制社事业发展部主任，一旦不需要朱箐时就落井下石，陷害朱箐于不义。朱箐还表示王强华负责的民主与法制社全国十几个记者站，只有他这个浙江记者站没欠社里的钱，比较规范。而王强华本人因为社里记者站经常闹出敲诈等事和其个人种种原因，则被该社主管部门中国法学会免去职务，现已离开民主与法制社。

第二、关于朱箐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

公诉方指控朱箐挪用朱箐与金先根、陈立钻三人合伙成立的宣城市浙广房地产公司240万元注册资本金，私自打入由陈立钻和朱箐共同投资的宣城市新徽商房产公司。但关键证人金先根和陈立钻却没有到庭，只是提供口供。法庭上控辩双方就这笔资金是否朱箐私自挪用，三人是否知情，进行了辩论。控方通过公安办案人员调查的证据，认为朱箐是私自挪用，朱箐则认为金先根不投入公司投资款，违约在先，又加上陈立钻担心当时国家宏观调控觉得房地产有风险，想收回借给朱箐的3000万元房地产开发费用。后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利润见好，以前的判断并不准确，朱箐认为金与陈想吞掉他们三人合伙在安徽广德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先后由上城公安经济刑侦某办案人员传话给朱箐，只要朱箐退出，可以拿回投资款的100万元；朱箐不同意这个项目被别人无端拿走，某办案人员提出让朱箐拿走三百万，最高可拿到四百万后退出。但由于朱箐不同意退出，结果正如当初朱箐被传话得到的结果一样，拘留，坐牢。朱箐成了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三个股东，其中两个股东金先根、陈立钻都证明朱箐自私挪用资金，而朱箐尽管说自己是借款而不是私自挪用，却得不到自称受害的报案人金先根和陈先钻的认可，最后被押到法庭上当被告人的只有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罪的朱箐。朱箐被套，而且所谓挪用资金的犯罪实施地是在安徽，而不是杭州，杭州办案人员却不惜在没有管辖权的安徽异地办案。朱箐被抓后，安徽宣城市新徽商房产公司无法运作，原在安徽广德通过竞拍得到的能够产生暴利的房地产用地，也被安徽当地一家企业拿下，金先根、陈立钻和朱箐并没有获取巨额回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三股东只是各拿回了各自的注册资本金和投资款3000多万元，除了朱箐被抓，他们两股东并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三、关于浙江天皇公司及天台中药药物研究所法定代表人陈立钻报案朱箐诈骗美洲豹轿车

朱箐的辩护律师王建林、徐宗新在法庭上明确提到，原报案指控朱箐骗取并私自过户一辆125万元美洲豹轿车的浙江知名企业家陈立钻，事实上这辆车是他送给朱箐的三年企业咨询报酬，朱箐和陈立钻的合作协议书已经证明，后公安将暂扣的该车退还给朱箐。检察院的起诉书也没有这一指控。朱箐当庭自我辩护，指他以前的合作伙伴浙江天皇企业公司董事长、浙江知名企业家陈立钻，是一个说谎陷害他人的所谓被害人，他的不实证言却成为朱箐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的证言，这不是陷害又是什么？精通法律和熟悉媒体运作的朱箐曾经与陈立钻合作供事多年，帮助陈立钻与前妻打赢离婚官司，还在报纸上广泛宣传，此时一度惊动了浙江省有关领导。可好景不长，双方合作的最后结局却是朱箐关押、受审。朱箐当庭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人，而所谓的受害人金先根、陈立钻是陷害人。朱箐认为这样的企业家背离良知，是对自己“绝对的陷害”。

第四、朱箐是无罪还是有罪

最后进入最后陈述阶段，控方告诫被告人朱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朱箐最后的陈述是“时间终会证明他是被冤枉的”。本案显得非常重要的是，杭州上城区法院常务副院长、办公室主任等法院人员赶到法庭旁听。有意思的是，杭州上城区检察院此前提供给参与报道的杭州本地记者一份据称是出自当事检察官田涛之手、有明显倾向性的“新闻通稿”《如此’记者’》，认为“朱某拒不认罪，看来他的记者梦和财富梦仍将在铁窗中延续”。此前的5月16日，杭州日报、今日早报提前报道了这个案情，正是由上城检察院提供新闻通稿，直指朱箐是假身份的“双料记者”，身家千万，却是一个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嫌疑人，正被公诉。而5月27日的庭审，法庭却没有按照规定宣布庭审纪律，现场有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教育科技频道的电视记者进行现场录像，杭州日报、今日早报、南方周末和杭州一检察院网站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旁听，并有拍照、记录。

商业社会，竞争激烈，而商业陷阱也同样很多，到底谁是陷害者，谁又是被害者，谁是最后的赢者，谁笑到最后，真相到底如何，朱箐是无罪还是有罪，恐怕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真相只能有一个。至于法院最后认定的结果，能否认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实真相，看来只得期待最后的宣判了。

2008t527?

  (据报道：汶川灾区有些官员在国难之时还贪污挪用救灾款或物资。)

  我不敢扑进你的怀中
  你有奶 但你不是母亲
  我不敢看你那缺乏仁慈的眼睛
  天啊 你喂奶时吝啬到不肯微笑
  如果不是因为太饿
  我啊 宁愿到天堂门口排队等我的母亲
  你炫耀着丰满的乳头
  喝令我张开嘴你要灌食
  我承认我接受了你填鸭似的爱
  可我还是要说 你有奶 但你不是母亲
  记得母亲似一片澄色的云
  伟大的怀抱啊 她的名字叫真情

  我无奈扑进你的怀中
  你有奶 但你不是母亲
  上帝送我的奶水你竟然私下贩卖
  天啊 你喂奶时吝啬到掺杂雨水
  你用赏赐的目光来和我交流
  欣赏着我万般郁闷的痛苦
  你的每一滴奶水里都有点腥味
  是不是因为你喂奶时忘记了洗手
  或是刚从尸堆里走了出来
  难道你不知道婴儿没有选择
  渺小的怀抱啊 你的名字叫无情

电影演员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在戛纳慈善晚会接受媒体采访，说了关于中国汶川地震的一段话，其中据说有地震是对中国的报应等语，受到了数以百万计中国网民的愤怒围剿。据说，“无视生命者，没有资格讨论生命!”

莎朗斯通真的说了地震是对中国的报应吗？

好在有着完整视频，甚至还是字幕已经翻译了中文的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YoZEn9vlzE

我们就来看一下莎朗斯通的原话（摘自网上有所改正）：

“Well you know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first, you know,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ways the Chinese were treating the Tibetans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unkind to anyone else. And so I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hat. And I had been this, you know, concerned about, oh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the Olympics because they are not being nice to the Dalai Lama, who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And all these earthquake and stuff happened and I thought: Is that karma, when you are not nice that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And then I got a 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undation that they want to go and be helpful. And that made me cry. And they ask me if I would write a quote about that and I said,“I would.”And 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 that some times you have to learn to put your head down and be of service even to people who are not nice to you. And 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再来看一下翻译（摘自网上，有所订正）：

“嗯，你知道，这件事（was）很有意思。因为首先，你知道，我对中国人对待藏人的方式不满意，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对另一些人不友善。因此，我一直就这件事在考虑怎样想，考虑做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中国人）那样做。

而且，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对待奥运会，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不好，而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发生了地震等等灾害。于是，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报应呢？当你对别人不好，然后灾害就降临到你的头上？

后来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西藏基金会发来的。他们想去（灾区）救助。我哭了。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就此写点什么，我同意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训（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有时你得学会低下头帮助别人，即使是对那些对你不友善的人。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训（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任何一个没有严重选择性失明的人，都可以看出：

1.莎朗斯通自称是达赖好朋友，反对中国的西藏政策；

2.莎朗斯通曾想过汶川地震是不是一个报应；

3.莎朗斯通在收到一封信之后，意识到自己想法错误，并为之哭泣。

把一个反问句说成肯定句；而寥寥数语中就重复两遍的“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却被统统视而不见。这还是白纸黑字连翻译都在屏幕上，却集体失明如此。

中国有几句老话，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叫做己身不正、何以正人；如果用俗话那就是，说话之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美国911，不知道在哪里欢声雷动？日本新泻地震、千岛群岛地震，不知道又是哪里充满欢声笑语？才三个星期前的韩国海溢49人被卷进大海，又是在哪里，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是报应、说这是活该？那个时节，又有几个人想到人性高于国籍、高于民族？应该先是人还是先是某国人这样一个举世共知的常识题目，不都竟然是中文论坛经久不衰的话题？

无独有偶，以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为首的中国主流媒体，前两天因应“德国华人”的“愤怒”，正在发起对两三个“德国神秘网民频发反华言论”的大批判。尽管这两三位不过是在德国媒体论坛各自发了几个帖子批评中国，就据说“带有极大的误导性。一位研究政治的华人学者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有特殊背景的‘情报人员’，旨在挑起中国内部和中德矛盾”。中文论坛上这样的、或者远比这样更为激烈的反美、反日、反德、反法……反很多国家和民族的言论都成百万上千万，环球时报何以舍近求远、舍众求寡，不为国家和民族安危着想，利用自身优势揪出身边多上数万倍的发表仇外言论的“神秘网民”、看看他们是带有什么背景的“情报人员”，却越俎代庖万里迢迢，到德国网站去抓特务？

待人极严，连思想都不可以，哪怕坦率叙述自己心路历程并进行反省，都仍然可以为之怒不可遏、万众声讨；待己极宽，哪怕大多数做了同样乃至更出格的事，都可以得到理所当然的宽容。可以理直气壮嘲笑别人几颗青春痘，对满头疮疖的自己，却是坦然处之。当时的无视生命者，莫非今天都不在讨论生命么？

愚弄他人也许不是聪明。但最大的悲哀，无过于连自己都要愚弄。

2008.5.27

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蒋培坤

十九年前，在枪林弹雨的扫射和坦克车履带的碾压下，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在北京城里，倒在长安街上，倒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献出了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

此后，红色恐怖遍及全国，保守势力乘机反攻倒算，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整肃，政治革新的进程遭致逆转，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究可哀。

当是时，一群伟大的中国母亲毅然决然地从血泊和泪水中站了起来，以大无畏的勇气公开谴责中共统治集团动用军队和武器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血醒镇压，驳斥李鹏等人发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要求将“六四”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与正义。这就是日后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而她们坚持不懈进行的抗争则被命名为“天安门母亲运动”。

十多年来，“天安门母亲”这个由失去亲人的母亲及父亲、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尽管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却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她们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的安全风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辛茹苦，相携相助，带着深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向通往自由与正义的目的地。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不断有人倒下，永远地离开人世；但是，不时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运动中，薪火相传，接力长跑。

从1991年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到2008年127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从1993年丁老师只身一人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证词，到2004年记载着六位难属证词的光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从1995年难属们向中共当局公开提出合理合法的三项诉求，到每年两会皆有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至今已经坚持了13个年头。1999年时逢“六四”十周年，108名难属群体开始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李鹏，引发了海外起诉实施人权迫害的中共高官的浪潮。

我从丁老师亲笔题字赠送给我的《寻访六四受难者 1989—2005》一书中读到，截止2005年3月，“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就已达到186名，其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者是五十六岁。另有20人无姓名或有姓无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为亲属不愿公布死者姓名；二为暂时尚未找到死者亲属的下落）。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

十九年过去，如今“六四”死难志士的遗孤都已长大成人，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读研究生，有的已经工作。面对着歌舞升平、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许多人早已忘记当年的理想与追求，犬儒主义也已成为当下流行的生活时尚。有人会发问，天安门母亲的坚持与守望还有意义吗？这一柏拉图式的发问确实值得人们重新思索！

我愿意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天安门母亲运动”不仅在今天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后的中国民主化、公民维权运动和实现转型正义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一、“天安门母亲运动”接续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传统。我在《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提出，近半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主要有五波浪潮：第一波是1957年的右派集体政治表达事件（史称“反右运动”）；第二波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第三波是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第四波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第五波是1998年持续至今的“民主党”组党冲击党禁事件。一波接着一波，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从而构成了中国自身的民主运动传统。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源于第四波民主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企盼。正如丁子霖老师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文章所言：“中国的出路只能有一条，这就是逐步形成和壮大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多元化民间力量，争取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结束专制强权政治，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普遍的平等和正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社会的和解，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八九民众抗议运动的基本诉求，也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诉求。”天安门母亲在今年发布的公开信中申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从专制政治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重要时刻，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这个政制转型的过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妥善地解决‘六四’问题，标志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的确，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象“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民主化和“光州事件”之于韩国的民主化。中共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故而偷偷摸摸地将原先定性的动暴乱改成“事件”、“风波”，并尽力淡化或回避“六四”，企图靠时间的推移让人们忘记“六四”，使事件的真相湮没在时间的浩瀚海洋里。但这种不敢正视历史真相和自欺欺人的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是“天安门一代”（“八九”时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接续和“天安门之子”一代（“八九”时的中学生）的传承。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现在分布在各方各面、各行各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接天安门母亲未竟的事业，将中国的民主化进行到底。我坚信在他们手中，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二、“天安门母亲运动”累积了非暴力抗争的精神资源。为了在中国终结“以暴易暴”的历史，我们需要学习和引进亨利·大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列夫·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以及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季、占恩·夏普（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总结出198种“非暴力抗争”方法）等人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路线。

甘地对非暴力主义贡献甚巨，他曾说：“一边是真理和非暴力，一边是谬误和暴力，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也许不可能做到在思想言词和行为中完全非暴力，但我们必需始终把非暴力作为我们的目标稳步地向它接近。不管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是一个民族或整个世界的自由，都必需通过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世界的非暴力来达到。”马丁·路德·金继承了甘地的思想，他写道：“从事非暴力抵抗的人，可以以下面简明的词句，概括他们的要旨：我们将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非正义，而不等待旁的机构采取行动。我们将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将不屈服于非正义的实践。我们将和平、公开、喜乐地这样做，因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服。我们采纳非暴力的手段，因我们的目标乃在于自身和平的社会。我们将试图以我们的话语进行说服，然而若我们的话语没有效果，我们也将试图以我们的行动进行说服。我们将永远情愿对话，寻求公平的妥协，然而我们也准备着在必要时受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我们所见到的真理的见证。”

这些东西方先贤们的思想与实践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自身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政治文化。在这方面，“天安门母亲运动”堪称光辉典范。多年来，她们一直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顽强地践行着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以宽广的胸怀和极大的善意寻求化解仇恨的根本之道。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这个理智的选择。”

近些年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获得提名候选诺贝尔和平奖。众所周知，瑞典发明家诺贝尔于1895年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3122万瑞典克朗）用于设立基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为民族间的和睦亲善、废止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与进行非暴力和平抗争捍卫人权有关的获奖者有麦克布赖德（1974年）、萨哈罗夫（1975年）、大赦国际（1977年）、埃尔基维尔（1980年）、瓦文萨（1983年）、图图（1984年）、韦塞尔（1986年）、达赖喇嘛（1989年）、昆山素季（1991年）、门楚（1992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1993年）、阿卜迪（2003年）等人，她（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确实对人类和平与和睦亲善作出了杰出贡献。比照这些获奖者的作为，我认为“天安门母亲”毫不逊色，她们在面对深重苦难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和多年来对和平非暴力原则的坚守感动着13亿中国人民，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我愿意再次为“天安门母亲”获选诺贝尔和平奖进行呼吁。

三、“天安门母亲运动”对于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具有正面意义。“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统治转型至宪政民主政体所共同面临的政治与道德难题。有些国家采取起诉、惩罚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及其同僚)的严厉方式；有些国家选择集体遗忘这段历史；有些国家则采取类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的中间路线：只揭露真相、却赦免加害者；还有一些国家则实行先清算（伸张正义、平反昭雪、给予补偿）后和解的路线。

天安门母亲运动则创造了中国自身独特的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的范式，她们选择以伸张正义为最高诉求，以真相破解谎言，以宽容代替仇恨，以和解消弥暴力，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正如刘晓波先生在《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读六四难属“寻访实录”》的长文中所言：“在我看来，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这个主要由母亲们组成的难属群体，堪称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和始终坚持的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这种高贵之爱、这种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中国转型得以和平有序进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天安门母亲”一再重申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即：（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二）由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我认为这三项基本诉求合情合理合法，执政党以及由它组建的政府应改变驼鸟政策，勇于正视现实，尽快就“六四”问题提出一个与“天安门母亲”进行对话和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不要一拖再拖，最终丧失解决问题的机会。

“天安门母亲”的崇高道义形象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她记载着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历程中经受的苦难和作出的牺牲，见证着共产专制极权制度的罪恶历史，保存着向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永久地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坚贞不屈、自强不息、奋进不止！

我非常喜爱歌手许巍的《蓝莲花》，并以此敬献给“天安门母亲网站”！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地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地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音乐视频：htt://v.youku.com/v_show/id_XMTMyMTY4Njg=.html

2008年5月

香港支联会主席　司徒华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支联会纪念「六四」的一个口号。

这惊天动地的、鲜血淋漓的、痛心疾首的日子的十九周年，快要到来。在这个时候，开设这个网站，很有意义。

现在的年轻人，当年或未出世，或未入学。再加上中共一贯的、埋没、瞒隐、歪曲、揑造历史的惯技，连「六四」两字，也成为禁忌而被封杀。这些年轻人，恐怕大多不知「六四」是怎样回事了。我们问过一些从大陆到港留学的大学生，他们也懵然漠然。即使是一些成人，也印象模糊。

在香港，情况较好，因为还有香港支联会在坚持。十九年来，每年纪念「六四」的活动，一次不少，风雨不改，年年在维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参加者都数以万计，去年便有五万四千多人。

平反「六四」，就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毋忘「六四」，就是平反「六四」的第一步。尤是对年轻人，必须让他们认识了解历史真相，他们才能接好上一代的民主棒。香港支联会，制作有「六四」真相展览板，不少学校都借去在校内展出；我们还聘有演讲员，每年从清明节开始，便应邀到学校以与「六四」有关的讲题演讲；还有「六四」工作坊，派员到学校，与师生举行座谈。我们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一定要「薪火相传」。

统治者，从来都以强迫遗忘，去愚民，去维持其独裁专制。对抗遗忘，是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这个网站的开设，是这条战线上的重要斗争武器。让我们一起紧握这武器。

　　为这个网站的开设而欢呼！

（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

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了多次：多年前的惨案之夜，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不愿意忍辱偷生，她站起来指着刽子手的脸说：是你们……

接着又一个母亲站起来。接着站起来了几个母亲。接着形成了一个母亲群体。直到眼下，大地震发生了，更多的孩子被吞噬和埋葬，面对山丘一般连绵的废墟，更多的母亲哭干了泪。但是她们找谁去?老天会给一个公道吗？即使有公道，老天能让时光倒流，死孩子变活吗？

死于大地震的孩子的母亲们，自然不会记得死于枪杀的孩子的母亲们，况且母亲们最终也会死去——这种死亡链条，构成中国人千百年的历史。谁都可以选择忘掉历史，追求快乐或狂欢，所以几万或十几万大地震死难者的亲属们，完全有理由擦干血迹，振奋精神，去向往近在咫尺的奥运盛会。曾经导演过《活着》和《菊豆》的张艺谋，荣耀或可耻地充当了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2006年冬，70岁的丁子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她随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追述了丁氏家族史，缅怀了长辈丁文江。她自叹已活得足够长，比家族里的任何长辈都活得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她说，“不定哪一天就长眠不起。”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孩子，而是同自已一起年复一年为死孩子呼号的母亲们。“在座的不少朋友还年轻，大有希望看到民主曙光，”她说，“我不在的时候，请多多关照她们。”

而在此前的2003年，她还写了一张纸条，介绍我去探访四川的六四难属吴定富；她还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革命”成功，北京的地面定会涌现许多英雄，那时我们就带着孩子的骨灰离开这里。

希望是渺茫的，健忘是经常的，可记忆的传承却始终后继有人。否则就不会在愤青蜂拥的时代产生师涛。他比丁子霖小37岁，因“泄露国家机密”获刑10年，被关押在湖南的某某监狱。在一首广为传播的诗歌《六月》里，他写到：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8年5月15日，

                                                                                                                       大震之后，余震之中，四川成都。

八九年那个夜晚，我正在长安街，经历了那一幕。劈啪的声响，开始并不在意，看到人倒下，才知道是真的开了枪。于是，赶忙躲逃到树的后面，呼喊朋友，他们还在大街上投砖头。我们逃进旁边的胡同，看到染血的伤者或死者抬过去。当时，没有泪水，唯有恐惧和悲愤。到清晨，骑车回去，满街狼藉，清冷的空中偶尔尚有一、二枪声。迎着楼顶巨大的冉冉朝阳，我的泪水汹涌而出。

之后几日，朋友们日日相聚，悲愤、恐惧，我们都觉得因该做点什么，但束手无策。有人提议应该收集死者的名单，的确这是最应该做的事，但也是掉脑袋的事。杀戮之后，是满城抓捕的恐怖。后来，我才清楚，这种膨胀的恐怖是有意制造的，它使人更为怯懦更为渺小，它替换空气，堵住灵魂的每个出口。这场惨案，杀戮肉体，也窒息了灵魂。记住吧，那是生命死难的日子，也是中国精神死亡的日子。我们被恐惧所征服，那件事情只是说说，说与做之间距离遥远，犹如此岸和彼岸。死者已然死去，于是我们仓皇出逃。离开中国的前夜，我去了天安门广场，以作告别和纪念。

我是在一些年后，才知道丁字霖夫妇的事情，知道她们那个小小的群体。她们的苦难、勇气、意志让我愧疚，也让我敬佩。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幸，文明是由鲜血铺就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保有记忆，是否能够将苦难转为文明的经验，上升为精神之光？仅仅经历是动物，而人的意义在于后者。感谢丁子霖，感谢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们在“六四”的血泊中站立，在血泊中祭奠，由于她们，死者而有尊严，地上的血经临她们而升到高处，闪出照耀的光：道义、勇气、尊严、爱。

为了说明，我将她们几段的话引在这里：“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著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六四”将是中国永久纪念与祭奠的日子，它是中国的国殇日，也必是中国的复生之日。当然，它的意义尚未完整呈现，但时间已刻下铭文。它宣告一种制度的死亡，另一种意义的复生。中国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长久的仇恨和暴行之后，中国将从这场鲜血迈向爱、尊严和自由，这些母亲们就是预示和明证。天安门母亲的意义是久远的，鲜血、殉难、道义，最终归于爱；而爱需要勇气、承当和牺牲。记住吧，中国这一次复生，是由爱，是由天下的母亲们所开始的。

为了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创立，我将两篇有关天门母亲的旧作放在该网站，以为纪念。

2008年5月18日 于伊萨卡

附1

伟大的母亲

一平

一

“不是年青的纪念年老的倒是年老的纪念年青的……”。

每逢这段日子，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使我悲哀，使我不安，似乎有所歉意在那沉郁的哀痛之後。日子一天天地逝去，一年年地逝去，我竟不知如何面对那些死者，纪念那殷殷的血迹。虽然，我也总是掉过头去，让身後的时光遮去记忆和血痕，似乎我由此可以轻松，不见那些不散的魂灵。但时间的流驶却周而复始，即使我掉过头，却也必又重逢。

记得我离开中国之前，特意去了广场，仿佛有一番心意要诉说，要留在那里，寄予他们。四周已经寂静，深夜铁兰的天空高远而冷峻。那些星，像不瞑之目，追责、发问；也像字迹，硬朗，永铭。而那些灵魂在夜空中游荡，阴郁、凝重，对应地上不见的血痕。它们未有归宿，不会安息。是的，这个世间可以被污七八糟地遮掩，涂改，甚至被霸占，但是在其之後是一个永恒的、由无数的生命祭奠的世界，那里必呈现生命的真理和血色。於是我明白，这广场实是中国民族的祭坛，那矗立的碑石连接着天地之间的鲜血和星光。那夜死去的生灵，即是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奉献的牺牲。人的历史一向是以人的生命和血来祭祀的，耶稣也只是一个事例。“神”对人索要的这一残酷而残忍的代价，只是证明人的“道”的神圣性，人存在的道义和法则乃高於人的生命。为此我不能不尊重那些已作为牺牲的死者，尊重他们飘行不息，以至义愤，怨斥的魂灵。      他们的血流了，但是却没有对他们的祭奠——当然是不许，这是中国的悲哀。仿佛他们的血白白地流失，干竭、消逝……

二

几年前，我在国外一家中文杂志上读到她的名字——丁子霖，知道她的事情，同时也读到她那封著名的信。阅後，我沉默了许久。那位十七岁丰华正茂的青年，带着他的天真和许多梦想，骤然倒於血泊，不知道那枪弹射在何处，也不知他死前的悲哀和思念。如此年青的生命，一颗刚刚闪烁光泽的果实，竟然倒下了，也许还没触摸过爱情，还不知道世事的艰险、权力的黑暗。他不会知道，理想的光照耀着他。这生命的死已是悲哀，但更多的悲哀则留给了他尚在世的母亲。世上大约没有比母丧子更大的悲哀。一个中国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义。十七岁的儿子，正是把母亲一生的奠基变为骄傲和信心的时候，但是……。她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怎么经过那最初的几个日日夜夜？我想到柯勒惠支的那幅著名的版画《母亲》，我也想到鲁迅纪念柔石的那篇文章，是的，又一位母亲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母亲，而那一夜，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母亲、妻子、家庭？自然，那些屠杀者永远不会去想那些母亲的悲哀，他们在人性以外。

那一夜，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记得那个夜晚，西单剧场前，一个杠着红旗冲在前面的学生，他头上扎白布带，一次次地冲向军警，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杆红旗在前面舞动。我不知道他最後倒下没有。枪声中，有人在不远处倒下，於是便有一些人去救护，又有人倒下，又有人去救护……。枪弹、火光、坦克履带的轰鸣……主道冲开了，人群围堵在侧面的路口，以至後面呼喊，高唱国际歌，那歌声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它也有高尚和尊严。

如果说六月四日，中国的权力是残暴的，那么其後他们就是卑鄙与卑下了。他们杀戮无辜者，然後施以“暴徒”的恶名。他们欲以说明他们杀得有理，和被杀的可恶。这是古来屠杀者的逻辑。不仅如此，他们甚而开动国家机器胁迫人们拥护他们的“平暴”——也就是拥护他们的屠杀和暴虐。这无非是往每个人身上涂染血迹。杀了人，还要逼迫民众向死难的尸体上弃吐痰液，这是怎样的权力者和屠杀者？这是十七世纪清兵入关以来，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再一次精神的侮辱和践踏。他们是如此地习惯於强制与暴力，不仅强暴於人们的生活、行为，也强暴於人们的精神、道德和思想。一个民族的意志、勇气、精神、良知就是在这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地强制与暴力中被摧毁的。他们暴虐、侮辱、践踏、毁坏自己的民族是如此坦然、自得、习以为常。

如同以往，这个权力依然是得逞了。那么多的名人、学者、教授、作家、以至“民运领袖”……，纷纷出来表示拥护、支持、省悟、甚至作证……。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单位公开表示拥护、认错，或口头、或书面。虽然是被迫，虽然是违心，但终是屈辱，是抹於死者血迹上的污痕。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谅解，但其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的基本姿态，则即可悲了。它起码证明一个民族良知的被摧毁（当然这是中国权力近半个世纪暴虐的结果）。知识分子由祭司演衍而来，而本质是民族文明与命运的祭祀者，这就是它的良知功能。但是当无辜者献上的生命和鲜血，却没有祭奠，而且……我为死者感到一种被出卖的羞辱。就算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无能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抗议，但还可以表示自己的沉默。我们怎么会怯懦到那种地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大。中国权力的威慑恐吓，对於中国人已入骨髓。这是中国权力对中国民族的根本毁害。

三

我没有想到在这场民族鲜血中，最後来承负祭奠之责的是位女子，一个献出自己儿子的母亲。

当中国的学生、市民英勇地流了鲜血，中国的大多人却掉头推卸、屈从的时候，她却挺身而出维护死者的血迹。她不是作一个知识者，而作为一个母亲而站出来。她仅仅是一位母亲，而她的对面则是这个世界最庞大、蛮横的权力，它不仅掌有军队、警察、监狱，也控制十数亿人的舆论和观念。她的勇气和那位阻拦坦克车队的穿白衬衣青年是同一的。儿子的死，已使她无所畏惧，无论是敌视、恐吓，甚或监禁的威胁，都使她义无反顾。她已献出了儿子，无惜再献出自己。简单的母爱告诉她，儿子是无辜的，他的死需要昭雪。但是当中国已无公义，人们纷纷背叛死者，屠杀者又对之施以恶名的时候，她的爱与愤升腾了，她孤身起来抗议屠杀，维护儿子的血迹、荣誉和尊严，维护儿子所献身的理想。没有比这更伟大的母爱。她的爱和血迹一起扩展，她在黑暗和恐怖中，进出一个个死者家庭，找出那一个个被弃置与覆盖的名字，珍重地交与历史和未来。她与死者同在，与死者的血迹、尊严同在。给死者以清白，给善恶以公正，给中国以道义，她为倒下的儿子而要求。她或许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走上了民族的祭坛，为中国的这场鲜血而祭奠。我们并不希望流血，但是它已经流了，就应该有所价值和意义，而不白白地消失。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希望，为了一个道义、公正、人性、民主的中国而死。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这一理想的牺牲。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还他们荣誉与尊严。使她们的理想成为中国民族共同的生存原则，它高於个人，也高於现实的利益，丁女士说：“今天我活着，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尊严，这是以我的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是我儿子生命的延续。”这就是牺牲与祭奠的意义。每一个死者都是中国的儿女，他们的血理所当然地应该流回民族的躯体，给她以希望、勇气、信念和意志。中国当代历史的悲惨命运，应由他们的死而改变。是的，“一个能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创造未来的民族”。但是，反之，在历史上的鲜血中，一个民族只是更怯懦、世故，远离理想和道义，那么它就没有未来，它的未来只是沉陷和完结。

四

丁女士在一封信中说：“我不能要求刽子手忏悔，但作为一名死者的家属，我有权利要求学生领袖们反省。”她有这个权利，学生领袖们面对这个母亲应该有所反省，这是“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一部分（至於屠杀者，那是另外的事，那是罪行，是需要审判的）。政治应该接受理性，在任何状态下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都不应受个人情绪所控制，尤其不该将政治个人化，政治行为关涉国家、社会、民众的命运和生计，其对此应有高度的责任感。政治家没有权利要求、鼓动，让民众去殉难，无论是出於什么信仰和主义，这违背人道原则。

我请丁女士原谅，在这里我还要借用同一封信中的另几句话“我是一个大学教师，不懂什么政治，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大概这就是她说的曾经的“愚昧和沉睡”。应该反省的不仅是学生和学生领袖，更应该是我们——四十岁至六十之间的这两代人。本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责任主要应是由我们所承负的。但由於我们“不懂”“也说不出来”，年青的学生便自觉地来承担民族的命运了，虽然他们还并不具有这种能力和经验。

中国的社会比不得西方，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更多地负有民族命运的责任，关心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来传统。当代，中国权力对知识分子的迫和摧残，本质上就是剥夺他们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的权利，消灭对其构成互解威胁的力量和因素，以维护它的极权性。“不懂”“也说不出来”（实际上是推卸）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的现实状况，其社会与政治权利由被迫的被剥夺，已衍为自愿放弃。知识分子除了做附属的权力技能工具，它的独立、尊严、思想及它的正常的社会功能均已被消灭。其结果就是一个民族良知的丧失，文明秩序的丧失。而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也就形成了他们的没有社会权利、位置，没有独立精神，没有尊严的屈辱人格。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不懂”“说不出”，是一个可悲的人格与权利的丧失过程。

自然，我们可以放弃，有一千种理由，但由此我们也把混乱和不幸留给了後人。那本来是我的责任，却由下一代所承担。我们给予儿女以生命，使他们来到世上，但是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使他们有希望、有前途、有信心，健康、合理生活成长，这已是悲哀，但是如果我们进而也放弃这种意愿和努力，那就是失职了。生命就是这样简单，它不因为我们的逝去而逝去，我们的一切或幸运或灾难，或文明或野蛮，却会转予後人。由此，我们没有理由更多地责难学生。既然我们不能给社会以公正、道义，且已放弃，那他们就去做了。他们流的血实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由学生的血也反省自身，这也是“吸取历史血的教训”的一部分。

丁女士是由儿子的死则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也就是由放弃而走向承负了——伟大的承负。她实在是一个榜样。事实很清楚，极权社会就是剥夺每个个人，使个人隶属为权力的仆隶和工具。我们接受这个权力，就是接受它对我们的剥夺和控制，我们只有在“愚昧”和“沉睡”中才能忘记我们的屈辱和痛苦，忘记我们作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麻痹我们对这的恐惧和愤恨。这场血应该是一个转变，它应使我们看清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的屈辱道路，看清我们的现实处境，看清强权下我们人格的欠缺、扭曲及精神的丧失，尤其是看到我们对中国社会所承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在这种承负中，我们才能拯救、改变自己，才能复兴这个民族的良知与文明。由此，那些死者才得以告慰，他们的血才能在民族的身全中重新新鲜地流淌。

五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报导，刘念春、周国强、高峰为抗议中国权力迫害异议人士在狱中绝食。刘念春先生八十一岁的母亲，“因对刘念春所受的残酷迫害感到悲愤”，“在北京家中陪儿子绝食”，“她誓言绝食至这种‘违法行为’被制止为止”。这是近十天前的报导。现在我不知道刘念春诸人的消息，也不知道那位老母亲的消息，不知他们的生死凶吉……。这是又一位母亲据我所知她把自己的两位儿子都已献於中国的民主事业：刘青、刘念春。五十年代以来，这一个家庭百经磨难。几十年的岁月，一个女人，母亲，已经流尽了她的泪水、血汗、情感，承负了一切她所能承负及不能承负的不幸和灾难。现在，这位年逾八十岁的母亲，为了维护儿子作为一个“犯人”所应有的起码权利，为了中共能对“犯人”有点滴公道，又拿出了她最後的生命。每一个善意的人，每一个有所良心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我们怎么救护这位母亲？回报这位母亲……？

我不希望中国再有这样的事：由母亲的身边掠走她们的儿女，无辜地投入监牢，或杀戮街头；不许怜恤死者，让母亲孤单地奔走呼告，且受敌意、恐吓，警察与监禁的威胁；没有公正、人道法律，母亲为了微小的公道，而交出生命……。生育、抚养、操劳，生活的艰辛已够沉重，不该再让母亲们承受她们所不该不能承受的那人为的灾祸和不幸。一个民族应该保护母亲，而不是由母亲来救护民族——这是它的耻辱。

为此，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公正、道义，有人的自由、尊严，有法律保障的民主的文明的中国。这是那些洒下的血和母亲们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      （一九九七年六月於旧金山）

附2

中国母亲—— 为 “天安门母亲” 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有感

一平

“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於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著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这是丁子霖、张先玲等111位母亲在《天安门母亲宣言》中的两段话。这里我们看到她们的痛苦悲绝；看到中国的专横、残酷和冷漠；但也更看到她们殉难的勇气、责任与信念。她们是献出自己孩子的母亲；她们是在孩子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母亲；她们是以自己的爱反抗暴力、杀戮、冷漠与残酷的母亲；她们是不惜牺牲维护生命、道义、死者尊严的母亲；她们是在民族躺倒之后，看守鲜血，承付责任，使之上升为民族道德、良心与精神的母亲。而这一切只是由于她们是普通的母亲，有着普通母亲对孩子的爱和责任。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蒙受的苦难，无卷以书。并不奇怪，人类的历史从来伴陪鲜血和苦难，人的文明就是由苦难和鲜血所奠基的。正是由于苦难与鲜血，人才需要文明，需要以爱、道义、公正对抗残暴、杀戮和野蛮。文明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维护。仅仅是苦难并不够，重要的是要由苦难与鲜血中建立起文明的法则和精神。如此，人才不是偶然抛到世上，可以被任意杀戮践踏的对象，而有人的尊严、权利和意义；如此，人才能走出苦难，有人的生活和希望。可惜中国半个世纪的鲜血和苦难，并没有使我们学会这一点。苦难和鲜血之后，中国继续的是腐败，也就是中国在准备着新的灾难和鲜血。

“六四”的鲜血是残酷的，也是明亮的。它流于对中国的极权制度的抗议，抗议他们的专横残暴，抗议几十年来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无数灾难死亡；也流于对中国未来自由与人道的理想。如果中国尚有未来，那么未来自由人道的中国一定是奠基在此鲜血之上。”六四”的死难者，是中国理想与未来的牺牲。遗憾的是他们的死亡和牺牲并没有的到应有的尊重。中国的权力不仅禁止对鲜血的祭奠，而且对死难施以暴徒的恶名，甚而迫害他们的家属，剥夺他们的怀思与悲哀。没有对死亡的敬重，没有道义，没有名誉的伸张，那么中国也必弃于死亡的阴影，萎琐而不能站立。由此，八九后中国走向不可收拾的腐败。弱肉强食，惟利是图，一个国家、社会、民族丧失其起码的规范和道德，中国准备着新的血腥和暴乱。这是对蔑视死亡的必定天罚。

就是在这样的不幸、冷酷和野蛮中，这些母亲们站起来，承付中国的苦难和责任。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亲人走上街头，她们有着普通母亲的心。但是，事情发生了，不仅是死亡，而且不许祭奠和悲哀，且要对鲜血和死难施行侮辱和蔑视。权力吓坏了人们。因为没有人寻找，她们出来寻找；因为没有人记录，她们来记录；因为没有人维护，她们出来维护。在一个民族有了这样的鲜血、死亡，却没有人祭奠的时候，她们出来祭奠。而她们是处在庞大权力的威吓、监视、骚扰、不断地拘捕审讯，和社会普遍的恐惧、冷漠、歧视中。她们是普通的母亲，这些本不该由她们所承担，而且她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但是，她们承担了。丁子霖女士说：“我并不想给已经过於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晴，闭上嘴巴，我却不能！”她们将自己的苦难作为所有母亲的苦难，所有生命的苦难，整个中国民族的苦难，她们在恐怖与腐败的中国承担道义与良心的责任。她们已经献出了孩子，无惜再交出自己。而她们的这一切都是出自对母亲对生命的爱和维护。死亡和爱给她们以勇气。她们说：”我常想，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仅仅是一次。生命是神圣的，死也是神圣的。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来对待生与死，也许人世间会减少一些祸患与杀戮。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很多追求、很多幻想；但是，我想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它能使人的生命免遭任意的剥夺。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记录死亡，那麽，我想这就是我的回答。“

由于她们对生命的爱，对死者的责任，对道义的要求，她们成为中国权力的妨碍，由而她们也就成为社会的另类，长久的处于被冷落、歧视的境况中。这就是她们所说：“ 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她们是悲惨的，弱小的，曾长久地处于孤零无助中。她们身后没有权力、没有财团、没有媒体，她们仅仅是丧失孩子的母亲；而她们所面对的是世界最庞大的专制权力。如果我们想到，即使是今天中国也还有许多受难的母亲、家庭因怯于中国权力的迫害和社会的冷落歧视而在沉默中，就可以明白她们所经临的困境、压力和痛苦。她们在极权的中国所能做的是微小的，也是具体而实在的。她们主要在监视、孤零和歧视中进出一个个家庭，收集死者的姓名、证词、资料，十数年而不息。事情是微小的，但也是艰难、痛苦、富有风险的。设身处地，其非有殉道的勇气和精神不能承付坚持。”我作为一个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记躺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是属於他们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什么，是怎样消失的？”事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和声名，而在于其质地。人类的历史中，微小的常常体现文明的本质。在人类磅礴历史中，耶苏个人的死事实上只是一件小事，但是由他的死所体现的精神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文明的秘密就是它起于人的微小。

“见证屠杀，寻求正义”。这即是这些普通母亲们在没有正义，禁止见证的中国所做的。她们用儿女的血和她们的泪水及爱，教育我们学习对死亡的尊重。” 这十年来，我在死者的尸体堆里爬行，在死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那令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终於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死亡。“”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接着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一次的死亡。“”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只有懂得死亡，才会珍爱生命；只有穿越死亡的恐怖，才能有生的光明和快乐；只有确立维护人、生命的原则、道义，人的存在才有保障和意义。由死亡而有生，由生而有对生命的维护，由维护生命而建立人的道德与道义，而这些都植于人对生命的爱。半个世纪以来，一次接一次的灾难，中国八千万人无辜死亡，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学会尊重死亡，由死亡得到生的道义。否则中国不会是今天。但这一次，这些中国普通的母亲没有被吓倒，她们走出恐吓禁止，祭奠民族的死亡。她们以失去孩子的心呼吁我们对生命的维护和尊重。”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麽，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这不是某一个母亲的声音，而是所有母亲的爱。”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世界有种种主义和真理，但根本所在是我们应该归至文明的源头，即对生命的爱和维护。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苦难所给予我们的教育。

这些普通的母亲，她们在中国残暴的政治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们依然在悲哀中，这悲哀将陪同她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但也是由此她们把自己的苦难、爱上升为中国民族，以及所有生命的苦难和爱。这是她们的伟大之处。苦难的意义是爱的上升。“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这是母亲的声音，是苦难、鲜血、泪水、死亡所孕育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被灌输“斗争的哲学”，而“斗争”其发生基础是恐惧和敌视，其行为呈现则是暴力和摧残。由此中国中断了“仁” 的传统。难怪我们的灾难不断、迫害不断，八千万生命无辜死亡，并遗祸中国现在的险恶和残酷。这一历史需要结束，中国需要重新归复文明。而文明的基点就是 “仁”与“爱”。爱是生命的最高肯定。由此，中国的命运才能有根本的转变，中国各民族的生命生活才有保障、价值、意义、希望和前途。

十三年前，这些母亲只还是一、两人，现在她们已经是有111人的群体。她们始终不逾地为“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奋争。爱和维护生命是她们信念的核心。她们走到这里不是由于智慧知识，不是由于潮流和时尚，是由于苦难和死亡，苦难和死亡把她们置于生命爱的源头。

在中国的半个世纪的苦难与鲜血中，在中国发生重要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天安门母亲”为中国历史和文明做了至关重要的事情。维护鲜血，维护死难，维护生命，维护人的尊严：“见证屠杀，寻求正义”；以微弱对抗强大，以正义对抗恐怖，以殉难和“爱”对抗残暴、杀戮、冷莫和极权。她们维护六四鲜血的尊严，使之上升为道义、良知的信念和爱的精神。而这十几年，中国的极权和社会急剧地走向双重的贪婪、腐败，“六四”的死难鲜血不仅被掩盖遗忘，而且被抛弃。如果不是她们，这些死难和鲜血即已消失。文明的发生并不是浩大的运动和显赫的语符，它是微小的、具体的、受难的，如果我们在光怪纷杂的现代竞争和贪婪中看不到这点，说明我们已在文明之外。珍重“六四”的鲜血和死难，珍重这些母亲们，珍重她们的苦难、牺牲，珍重她们的勇气、意志和精神，看到她们对于文明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民族的责任，是每一个良知者的责任。

应该看到，她们现在在中国依然是另类，依然孤零，依然微弱、贫穷，在极权的压迫和社会的歧视冷漠中。“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她们是受难的母亲。她们应该得到文明力量的支持，因为她们是在文明受难的源头。而文明也只有不断回溯源头才能汲取丰润的生命。

文明的相互力量维系文明的延续和生长，由此人类才能有野蛮、杀戮、残忍的另一端。 “我们明白，我们从这个世界、从这些人们那里所得到的一切，皆源於人类的道义、良知和爱；而如果没有这种道义和良知的支援，没有这种爱所给予的温暖和力量，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最终也不会有正义的伸张。” “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记住他们，是同记住那些曾经加害於我们的人同样重要的。”

2001年12月20-25日 于伊萨卡（完）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蔡  楚：选择树 •六月雪——支持天安门母亲网站

当我得知，在5·12四川8级大地震中，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一幢教学楼瞬间垮塌，近800名师生被埋入瓦砾堆，而镇上其它建筑却并未发生整体垮塌；当我得知，震区中的北川中学、崇州中学、南坝小学、映秀小学、映秀幼儿园、青川木渔镇中学、绵竹五福镇第二小学……之建筑不堪一击、最先垮塌，而成孩子们的巨大坟场，我不得不悲愤地说，造成这场罕见人间劫难的肇因，既是特大无情的天灾，也是惨烈不堪的人祸。这些天来，最为压我心头的，是那一排排骤然夭折、不忍卒视的孩子们的遗体，是废墟前悲恸哀号、肝肠寸断的母亲和家人。

是的，是那永不瞑目的孩子和痛不欲生的母亲，使我无法安宁、难以成眠；也使19年前惨痛无比的一幕再一次凸现在我的眼前。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生人类难以抗拒的天灾；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一场反人类的政治大地震，一场凶残猛于虎的大人祸，使多少国人永不瞑目，使多少母亲痛不欲生！

1989年6月5日下午，在中关村医院小小的灵堂里，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在人们的抽泣声中，面对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的爱子，丁子霖老师至痛至哀，肝肠寸断。

1989年6月14日，在经过10天无可名状的痛苦煎熬后，张先玲老师终于在护国寺中医院见到了儿子王楠的遗体。在这之后，她好几天不吃不睡，哭泣不止，跌入了悲戚凄苦的万丈深渊。

1989年6月5日上午，在邮电医院太平间，周淑庄女士将双眼半睁的儿子段昌隆的眼皮轻轻地抹下时，她全身血液都好像凝固了。后来，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表达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

1989年6月23日，袁力的父亲袁可志、母亲李雪文到海军总医院太平间为29岁的儿子净身，只见爱子双目睁瞪，死不瞑目。第二天，在悲壮、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李雪文阿姨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不省人事。

1989年6月3日夜间，21岁的吴向东在木樨地桥头中弹倒地。6月4日下午，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在复兴医院找到了遇难儿子的遗体。当时，徐珏老师一见到脸色苍白、双眼未闭的儿子，就发疯似地扑了过去，大声喊着：“向东！妈妈来看你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年仅19岁的北京市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在木樨地连中三弹，由四位青年轮流背着他送往海军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凌晨2时许不治身亡。当天下午，母亲尹敏女士由亲属扶着到了太平间，她见到躺在灵床上的爱子，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着放声恸哭，悲痛欲绝。

…………

整整19年前，在举世震惊、人神共愤的六四大屠杀中，六四死难者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的亲人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劫难。

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9月初，当劫后余生的我预感自己快要被当局抓起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有一件事是我必须要交代的——我将自己保管的3000多元捐款交给了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同学，我对他说，我很可能就要被抓走了，这笔捐款请你保管好，以后一定要设法交给死难者的家属。

一年半后，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人民大学缺席开除学籍。在大体上做到自谋生计后，我走近了六四死难者家属，并从此和她们共同走过了见证屠杀、风雨如晦的15年。

1993年3月的一天，我和萧延中、庄艳红到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第一次见到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在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中坚强地挺过来的丁老师，那时已结识和联系了6位六四死难者——王楠、杨明湖、萧波、郝致京、段昌隆和袁力的家属，并给她们送去了全美学自联等捐助的人道救助款。出乎我意料的是，国外留学生还委托丁老师转给我200元人民币的人道捐款。丁老师对我说：早就听说过你，咱们是一个系的，也是同命运者，现在见上面了，以后联系就方便了。我对丁老师说，在同命运者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帮助你才对。

之后 ，丁老师又先后让我与张先玲老师、王范地老师、周淑庄女士、袁可志先生、李雪文阿姨、徐珏老师和尤维洁女士相识了。在六四血腥镇压后的肃杀、悲凉、恐怖气氛中，在社会对六四屠杀的有意无意的淡忘中，我见证了这个痛失亲人的苦难群体的相识相伴，相慰相助，她们对苦难的承担和对同命运者苦难的关注。在她们对六四死难者家庭和六四伤残者的寻访活动逐步展开时，我这个同命运者，加入进去了。

我首先从我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和曾经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分校开始自己的寻问。章虹则通过她工作单位的同事打问有关线索。得到线索后，我会立即提供给丁老师或张老师，她们会及时登门寻访或去信联系。有一些家庭，两位老师会委托我前去看望，并带上人道救助款。1993年初冬，我受托前往安徽马鞍山看望郝致京的父母。当我在夜幕下走到江边码头出口处时，只见一位个子高高的长者举着一幅纸牌，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有我的名字。我走上前去向郝先生问好，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是夜，郝先生知道我旅途困顿，没有和我多说什么。第二天，他细细叙说了儿子的生平和父母所经受的难以名状的创痛。这时，致京的母亲不愿在场。事情已经过去了4年多，她还是不能听人说起儿子的事！我又一次痛切地感知，我所经受的牢狱之灾，只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苦难之万一。而我看得出来，我的到来，却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慰藉，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能与他们共命运的人。

1994年春节，我和章虹前往吴江县横扇镇太湖边上的一个村子，去寻访在木樨地倒下的、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陆春林的父母。大年初四一大早，我们从常熟出发，经苏州，到平望，然后换乘农用车到离陆家还有三里地的地方。当时我们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陆春林”这个名字。在沿着田间小路前行的过程中，我们问了三次讯，当地村民听说我们是去陆家，竟说了三次几乎同样的话：“春林是个好小囡，可惜啊！”对陆春林父母来说，那天的我们完全是不速之客；但是，当我说，我是春林的校友，是受丁老师之托看望他们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大客人，当成了久违的亲人。在春林的母亲给我们弄吃的时候，春林的父亲给了我一张春林生前的照片，他说：春林母亲不能看到儿子的东西，一看到就哭，吃不下饭。春林的姐夫不久闻讯赶来，代春林的父亲签收了人道救助款，并留下了以后联系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吃饭时，春林的姐夫对我说，周围邻居、乡里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理解和同情。但你们是千里迢迢特意赶来的，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丁老师，谢谢你们。下午辞行时，春林的父母及乡邻把我们送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们走远了，回头依然见到寒风中他们未散的身影。我想，这来回一天的行程，就在受难者和受难者之间架设了心灵慰藉的通道；看来，我们是可以默默地做更多的事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据我所知，吴蓓、童屹、莫雪和加拿大的董昕先生都默默地帮助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做了不少事。丁老师、张老师和李雪文阿姨不时会念叨她们，感激她们。

我自然知道，在六四难属连公开祭奠亡灵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即便默默地寻访和看望六四难属，也必为当局所不容，肯定有风险。但是，做这样的事，是我出自内心的自愿选择，我相信自己能够担当，承受得了。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轮到做事呢？我琢磨应当是：有一分胆量做一分事。这样，你在外面时，就会不亢，人家不会误以为你是中国很勇敢的人。你进去后，也就不卑，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很无助的人。

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当局终于对我下手了。在以连续传唤方式将我变相拘押在二龙路派出所三天之后，5月30日子夜时分，我被投入了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第二天，所里的看守要给新进去的人“滚大板”，即制备你双手的掌印和指纹。和我一拨进去等候“滚大板”的，共有4人。看守先把一人叫到前面桌子旁站直，让其余三人靠墙蹲下。二人依令蹲下，我不蹲。

看守一脸不解地冲我喊道：“你这人怎么回事？没带耳朵吗？”

我说：“我是因为送钱进来的，我能蹲下吗？”

这一下，看守怀疑上自己的耳朵了，他吼开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一字一顿地说：“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人道救助款被你们抓来的。”

看守瞪大眼睛，仔细看了看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有信念啊！”接着语带尊敬地招呼我：“你过来，坐下，坐下。”

我过去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笑着说：“现在这世道，不缺骗钱的，不少抢钱的，把他们抓进来，没错。但凭什么把我这个送钱的大好人抓起来呢？”

看守苦笑了，长叹一声：“唉！”

 

在《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中，丁老师和其他难属以真实的历史记忆书写了真实的历史。在这里，有两件寻访事我想稍微补充一下——

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六名大学生、研究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他们是：萧杰、陈来顺、陆春林、程仁兴、吴国锋和张向红。我听丁老师几次提起，她已经了解到张向红是国际政治系87级学生，但就是打听不到张的家庭住址。后来，丁老师还痛心地对我说，校中有一位知情者不敢向她提供线索，见到她还躲得远远的。我知道，胆小不是罪过。但一个人胆子忒小，还是会让我有点来气。我对丁老师说，我来设法打听一下。我找到几位当年人大的本科生，说：你们一个猛子扎下去下海了，我没意见，但别的事情你们也应该做一点。咱们学校国政系张向红的家庭住址，就拜托你们打听了。

大概过了两个来月，其中的一位受托者来电话约我见面。在我的记忆中，那应该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我骑车赶到他那儿后，他拿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明了张向红的家庭地址。我当时大汗淋漓，但心中如释重负。我十分感激他，尽管他对我说，不要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也不要把他的名字告诉丁老师。与他分手后，我随即去了丁老师家。我对丁老师说，这是人大的一位学生了解到的，但他要我对他的名字保一下密。丁老师连声说：谢谢他，谢谢他，名字不告诉不要紧的，他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96年。当时，一位在新大都饭店工作的章虹的朋友告诉我，他知道北京市政府后勤部门的一位干部，他的女儿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了。过几天，那位朋友又拿来了难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对我说，那位父亲还在职，思想上有顾虑，你去接触时要多体谅。

1994年5月我被抓之后，丁老师、张老师她们寝食不安，难过了好多天。之后她们碰头议决：为了不连累我，尽可能不让我再做寻访事。以后的事实也是这样，我继续找线索，但不再登门寻访。但这一次，难属家离我家很近，我就只管去了。

为了不给遇难者父母造成新的麻烦和不幸，我是在夜幕降临之后，骑车前往紫竹院三虎桥附近他们家的。那是一幢70年代建筑中的小两居室，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见到了已经在痛苦和压抑中捱过了7年的老两口。父亲很少说话，眼中似乎还透出对我不尽信任的余光。但母亲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眼中闪出了泪花。她对我说，这么多年来，她对陌生人从不提起那段心痛悲伤的往事，只是默默地把苦难往心里咽。母亲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叫王卫平，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是她四个子女中最优秀的一个，89年6月3日夜里在木樨地抢救伤员，不幸中弹身亡。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敢声张，只是把伤悲埋在心里。女儿的墓在西郊万安公墓，但清明、六四，他们不去，而是或提前，或错后去。我心情沉重地对他们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告诉他们，人民大学的丁老师和就住在附近的张老师会来看望他们。

辞别两位老人，我连夜去了张老师家。张老师和王范地老师告诉我，他们找王卫平的家人，已经找了好几年了。每次去为儿子王楠扫墓，他们都希望能碰上王卫平的亲人，但总未能如愿，这下可把一桩心事给了了。第二天，我去丁老师家。她身体不适躺在床上，听到王卫平家人已经找到，很是欣慰，赶紧要我将人道救助款先送去，她和张老师会尽早去和他们见面。

1996年秋天，我又认识了苏冰娴老师、赵廷杰先生、尹敏女士、杜东旭先生、钱普泰老师和黄金平女士等六四难属。在西斜街苏冰娴老师家，她给我讲述了她父母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叙说了儿子赵龙的遇难给她和全家带来的巨大惨痛。此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她对专制罪恶的勇敢鞭挞和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尖锐批判。我记得，那天我在插话中，对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了一些点评。我说，那些民主党派够可悲的，他们的“执政欲望”都给共产党阉割掉了，那还能叫“党”吗？这就如同我们不能把太监叫作“男人”一样嘛。我的直言，话糙理不糙，引来了冰娴老师和赵廷杰先生久违的、会心的笑声。

苏冰娴老师在中央编辑局当德语翻译，她的一位同事、朋友，就是鲍彤先生的夫人蒋宗曹老师。鲍彤先生出狱后，曾被软禁在西山的一处秘密住所一年。在鲍彤先生被允许回家居住后不久，在明知当局严密监控鲍先生的情况下，苏冰娴老师去看望了鲍先生。1997年冬，苏冰娴老师和赵廷杰先生又带我前去拜访了鲍先生。

我压根儿没想到，1999年春天我在丁老师家与冰娴老师的见面，竟成了生死相隔的永诀。1999年5月18日，我被当局刑事拘留。2001年1月15日冰娴老师不幸辞世时，我虽已获刑四年，但仍被羁押于北京市看守所。2001年4月5日，张先玲老师陪同章虹到中国的“古拉格”——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去探望我，沉痛地将冰娴老师去世的噩耗告诉了我。

在吴学汉老师之后，冰娴老师也倒在了讨还公道的路上。但我坚信，对有着太多苦难的六四难属群体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们望而却步。大家都知道，这个同命运的苦难群体，除了开展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外，从互慰互助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不屈的共同抗争：

1991年4、5月间，丁老师和张老师打破沉默，通过海外媒体公开披露了自己儿子在六四镇压中惨遭杀害的事实，谴责了那场血腥的大屠杀。

1993年，丁老师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披露了16位死难者的名字和遇难经过，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难属的命运。

1995年，27位难属联名致函全国人大，提出了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对每一位死者作出个案交待等要求。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地上的受难者群体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地向共产党追索历史的债务。

1999年2月18日，不顾当局的一再恫吓、警告，难属们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仪式结束后，他们推举了有20位难属和伤残者组成的六四受难者对话团。5月17日，108位难属和伤残者委托张先玲老师和苏冰娴老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

2000年，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这是天安门屠杀死难者母亲的缩写，更是对这一见证屠杀见证历史、有着自己尊严、骨气和诉求的共同体的恰当命名。2003年9月17日下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在单少杰先生的陪同下，依约前往李锐先生家中。他们在客厅里落座后，李老一开口就对丁老师说：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把六四事件中死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这样六四杀人的事就铁板钉钉了，赖不掉了。过去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却没有人把他们记录下来。

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和主张，她们自己已经表述得清清楚楚；天安门母亲对道义和责任的担当，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由共同的血泪、共同的理念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性群体中，有知识分子，有工人，有农民，有退役军人；但是，已经大体上没有臣民和顺民，也没有狭隘的、不择手段的复仇主义者。与她们相识相伴、风雨同行15年的我，愿继续和她们一起，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发出过这样的呼喊：“对于那些因六四而被关押、判刑、通缉、流放、开除公职、开除学籍以及受到其它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也应获得符合人道和法治原则的解决。”更因为是，对体现人性光辉的现代文明准则和普世价值，我和她们有着共同的认知和皈依。

20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