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我在《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一文说:慈善捐赠本来是一种道德自觉,“社会责任”之类高调只可责之于已,不可强求于人;并对王石要求他的万科员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过10元表示赞赏,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这篇文章跟贴发表意见者很踊跃,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强烈鄙视你 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处 出来替这帮为富不仁的富豪门说话!!!!!!!!”对于这样的网友我不生气,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也不好说他是“小人之心”。

我对中国人数庞大的网民队伍有一个粗略的判断,说话不着调的人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会化的网民,估计中学生、大一生居多,他们天真单纯,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对历年多有发生的贪官污吏侵吞救灾款、移民款的现实拒绝承认,又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没学会也看不惯别人质疑权力和政府;另一种是别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制作“铁公鸡”榜单的家伙,因为别人没有选择他们所经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伤,哪怕人家捐了上千万他们也认定别人“一毛不拔”,他们知道很多网民轻信、容易激动,先骂了再说,不妨利用一把。还有一种网民是好起哄的,只要热闹,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而不在乎真相,对于误伤了抨击对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为是的轻薄儿,与风车作战,还自以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说的是“救灾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他看都没有看清,就在那里正气凛然地批驳了:救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水平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只有可怜他。

有人对我说,你替王石辩护,可是王石本人已“为捐款门道歉 追捐1亿元用于重建”(金羊网-新快报),你怎解?

我说,我认同王石的道歉,因为王石是企业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馆商店旅社的服务员,为了生意而对人陪笑脸,搞什么“顾客是上帝”、“顾客总是对的”,明明是对方无理取闹也要说对不起请包涵。王石这样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说者,只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谁!

请看王石的道歉:“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我不是万科的老板,不必为万科的利益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搞“和气生财”的公关;我也不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帮他们分清是非,不干侵犯他们权利的恶事,帮他们从良积德。有些人一脑子浆糊,还自以为是圣人,不依不饶地谴责“万科追捐1亿用于灾后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机”——动机还不纯,所以不可原谅,还要穷追猛打。

这就是一伙毫无公民权利和财产权观念的暴民,他们根本不知何为人已、群已、公私边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就所谓“铁公鸡”榜单表示:“如果大家对网上传的‘铁公鸡’的情况不够了解或者有误解,我想主要是我们商务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对他们捐款的情况向社会宣传、报道得不够。”(这话说得多有风度,值得铁道部、教育部和军方发言人学习)。又说“我理解某些同志、朋友对这次大灾害的心情,他们希望更多的国际组织、内外资企业参与到捐赠活动中,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灾区人民,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识形态”,不然,外企不敢进来,国民也不敢致富。

对于部分民众号召抵制少捐的外企,陈德铭认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岂止是不理智的行为,简直就是疯狂的自毁毁人的自杀袭击。对于王石等内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卢作孚之死。知道中国的船王、抗战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头号功臣、一度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吗?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却服药自杀。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但政治气氛对资本家已相当紧张。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冲击。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信任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那种政治压力使卢作孚深感绝望,当晚服药弃世,遗嘱将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献给国家。(参见《南方周末》2005-04-21日卢国纶文《卢作孚之死》)此后数年,全国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许多民营企业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企业“捐献”给国家了!如果没有那场所谓“三大改造”,以城乡二元、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这么难,国企垄断独大、民企发展艰难的局面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如果我们不知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处置权利,中国重走极左回头路就非常容易,中国人就活该受穷。

北岛:北京的味儿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

(一)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煤焦油和水汽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儿——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

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像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

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

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漂白粉味儿和尿骚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边, 一边趟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带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二)

话说味儿,除了嗅觉,自然也包括味觉。味觉的记忆更内在,因而也更持久。

鱼肝油味儿,唤醒我最早的童年之梦:在剪纸般的门窗深处,是一盏带有鱼腥味儿的灯光。那灯光大概与我服用鱼肝油的经验有关。

起初,从父母严肃的表情中,我把它归为药类,保持着一种天生的警惕。当鱼肝油通过滴管滴在舌尖上,凉凉的,很快扩散开来,满嘴腥味儿。这从鳕鱼提炼的油脂,让我品尝到大海深处的孤独感。

后来学到的进化论证实了这一点:鱼是人类的祖先。随着年龄增长,这孤独感被不断放大,构成青春期内在的轰鸣。

滴管改成胶囊后,我把鱼肝油归为准糖果类,不再有抵触情绪。先咬破胶囊,待鱼肝油漏走再细嚼那胶质,有牛皮糖的口感。

“大白兔”奶糖味儿。它是糖果之王,首先是那层半透明的米纸,在舌头上融化时带来预期的快感。“大白兔”奶味儿最重,据说七块糖等于一杯牛奶,为营养不良的孩子所渴望。可惜困难时期,“大白兔”被归入“高级糖”,有顺口溜为证:“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可见那“高级循环”与平民百姓无关。

多年后,一个法国朋友在巴黎让我再次尝到“大白兔”,令我激动不已,此后我身上常备那么几块,加入“高级老头”的行列。

困难时期正赶上身体发育,我开始偷吃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从养在鱼缸的小球藻到父母配给的粘稠的卵磷脂,从钙片到枸杞子,从榨菜到黄酱,从海米到大葱……父母开始坚壁清野,可挡不住我与日俱增的食欲。什么都吃光了,我开始吞食味精。在美国,跟老外去中国餐馆,他们事先声明“No MSG”(不放味精),让我听了就他妈心烦。

我把味精从瓶中倒在掌心,一小撮,先用舌尖舔舔,通过味蕾沿神经丛反射到大脑表层,引起最初的兴奋——好像品尝那被提纯的大海,那叫鲜!我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刺激持续上升,直到鲜味儿完全消失。最后索性把剩下半瓶味精全倒进嘴里,引起大脑皮层的信号混乱或短路——晕眩恶心,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估摸,这跟吸毒的经验接近。

父母抱怨,是谁打翻了味精瓶?

在我们小学操场墙外,常有个小贩的叫卖声勾人魂魄。他从背囊像变戏法变出各种糖果小吃。由于同学引荐,我爱上桂皮。

桂皮即桂树的树皮,中草药,辛辣中透着甘甜。两分钱能买好几块,比糖果经久耐吃多了。我用手绢包好,在课堂上时不时舔一下。说实话,除了那桂皮味儿,与知识有关的一切毫无印象。

一天晚上,我和关铁林从学校回家,一个挑担的小贩在路上吆喝:“臭豆腐,酱豆腐——”我从未尝过臭豆腐,在关铁林怂恿下,花三分钱买了一块,仅一口就噎住了,我把剩下的扔到房上。

回到家,保姆钱阿姨喊臭,东闻西嗅,非要追查来源。我冲进厕所刷牙漱口,又溜进厨房,用两大勺白糖糊住嘴。可钱阿姨依然翕动着鼻子,像警犬四处搜寻。

(三)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

一出三不老胡同口即德内大街,对面是我的小学所在的弘善胡同。东北角的小杂货铺发出信号,大脑中条件反射的红灯亮了,分泌出口水——上学路上,我常花两分钱买块糖,就着它把窝头顺进去。

沿德内大街南行百余步,过马路来到刘海胡同副食店。门外菜棚正处理西红柿,一毛钱四斤;还有凭本供应的咸带鱼,三毛八一斤,招来成群的苍蝇,挥之不去。我和一凡本想买两个流汤的西红柿,凑凑兜里的钢蹦儿,咽了口唾沫走开。

沿刘海胡同向东,到松树街北拐,穿过大新开胡同时,在路边的公共厕所撒泡尿。那小便池上的尿碱味儿熏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像在水中练习憋气,窜出好远才敢深呼吸,而花香沁人心脾——满地槐花。昨夜必是有雨,一潭潭小水洼折射出天光树影。

拐进柳荫街一路向北,这里尽是深宅大院,尽北头高大的围墙后面,据说是徐向前元帅的宅邸。在树荫下,我们买了两根处理小豆冰棍,五分钱两根,省了一分钱。可这处理冰棍软塌塌的,眼看要化了,顾不得细品冰镇小豆的美味儿,两口就吸溜进去,我们抻着脖子仰望天空,肚子咕噜噜响。

出了柳荫街是后海,豁然开朗。后海是什刹海的一部分,始于七百年前元大都时期。作为漕运的终点,这里曾一度繁华似锦。拐角处有棵巨大的国槐,为几个下象棋的人蔽荫。几个半大男孩正在捞蛤蜊,他们憋足气,跃起身往下扎猛子,脚丫蹬出水面,扑哧作响。岸边堆放着几只蛤蜊,大的像锅盖。蛤蜊散发着腥膻的怪味,似乎对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们沿后海南沿,用柳枝敲打着湖边铁栏杆。宽阔的水面陡然变窄,两岸由一石桥连缀,这就是银锭桥。银锭观山,乃燕京八景之一。桥边有“烤肉季”,这名扬天下的百年老店,对我等的神经是多大的考验:那烤羊肉的膻香味儿,伴着炭焦味儿及各种调料味儿随风飘荡,搅动我们的胃,提醒中午时分已近。

我们一溜烟穿过烟袋斜街,来到繁华的地安门大街。北望鼓楼,过马路向南走,途经地安门商场副食店,门口贴出告示:处理点心渣儿(即把各种点心的残渣集中出售),我们旋风般冲进去,又旋风般冲了出来,那点心渣儿倒是挺招人爱,可惜粮票和钢蹦儿有限。

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我和一凡先到乒乓球室大战三盘,饥肠辘辘,下决心去摘酸梨垫垫肚子。那棵墙角的野梨树并没多高,三五个土灰色小梨垂在最高枝头。踩着一凡的肩膀我攀上树腰,再向更高的枝头挺进。眼看着快够到小梨,手背一阵刺痛,原来遭“洋剌子”的埋伏。

从树上下来,吮吸那蜇红的伤口,但无济于事。从兜里掏出那几个小梨,在裤子上蹭蹭,咬了一口,又酸又涩,满嘴是难以下咽的残渣。食堂开饭的钟敲响了,一股猪肉炖白菜的香味儿飘过来。

陈接余:草根花(长篇小说节选)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光灿烂。黄浦江畔,巍巍的海关钟楼又奏响起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多少人带着幸福的微笑走向工厂、田间、码头、哨所,开始新的一天沸腾的生活。

三十八年前编造了这个寓言的人,至今还为自己的生存智慧格格发笑吧?!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那年,二黄蛋背上自家缝的蓝布书包上学了。面黄肌瘦的他行二,故有此绰号。因为陆军黄布料极紧缺,进的又是师资另册的民办小学——所占的那栋小洋房:主人不知去向。二楼楼梯间两厢各三间内套充作教室,底层自然做礼堂。领袖像坐北朝南。外面天井便是校门卫,左边标语是: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右面是:喂?你的问题交代清楚了吗?——所以,二黄蛋浑身不自在。加之带着思想包袱的老师对他鄙夷地宣布:

你没上过幼儿园托儿所,现在又没有黄军装、黄跑鞋、黄背包、黄水壶!就当个革命故事员,行了。

至于排长,就让郭慨担任吧(不就会唱《沙家浜》吗?会扮《海港》里的高迎祥吗?)。

看看其它四个班长:建民——爷爷是码头工人,曾来此作过忆苦思甜报告罢了。林芳——会演《红灯记》,会扮阿庆嫂。电城——他爸是赤卫队,曾戴绿色藤钢盔、黑漆铁矛回家,但是一次被打伤抬回后就不神气了。小过,他爸算工人技术革新闯将。 小过常备铁弹弓、铁弹子,但最后到底給老师收缴去:还给工厂造反派——那是武斗装备,自然老过也挨剋。通讯员叶小元(他爸是右派,一直在家监督劳动)——争先恐后 ,任劳怨,唯唯喏喏,是个革命的小毛驴,倒也算了。

然而到了出黑板报时,还不得靠我?

二黄蛋心想。

第一次预备红小兵组织会和班务会结束后,二黄蛋慢吞吞地搞报头:红五星,红宝书,向日葵,万吨轮,红旗,铁拳,烟囱,铁塔,破四旧,立四新。

他故意举棋不定,别人只好干等着。

那就群策群力设计小报头呀。于是不一而足,图腾遍布,吵嚷加奚落。先溜了郭慨,林芳,然后大家便开始说他们坏话。演郭建光时,不是连白衬衫袖子都給勾破了吗?他爸讨得起大小老婆,家里吃不完的零食,会演八个样板戏。那叫他一个人演好啦!

什么?图书室里十五本革命书籍还说不全呢。

后来干脆叫小元串演鸠山队长:

老人家,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是什么地方?

宪兵队!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上西天啦!

二黄蛋的肚子咕咕叫了,已经天黑,大家赶紧打扫战场。因为校舍不足,所以六个年级的二,三十个班级全都是上下午各四节课的半日制。

卫生值日非同小可。

然而次日上午,高年级的红小兵连长跑来告诉他:紧急任务,去校办工厂集合。二黄蛋有点心虚:备战备荒的每家每户上交五十块泥砖是请邻居大哥哥做的呀。看来下学期第一批红小兵的加入要延长考察吧。毕竟,去校办工厂劳动总是落后之嫌。

哇!班主任、辅导员、工宣队师傅、校革会负责人,红小兵团营连干部济济一堂。还有昨天放学以后出墙报的另六个:郭慨(满面涨得通红,结结巴巴),林芳(两眼哭肿了),小元正在对天发誓:

我,连粉笔都没碰过!我知道那是印把子,那是枪杆子呀!”

电成、小过、建民,全都正襟危坐,魂不守舍。

班主任问了些二黄蛋在场的情景、细节。突然痛哭流涕,说他辜负了工人兄弟的重托,充实教育战线,却没能防患于未然,把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攻消灭在摇篮中。

我要求回到新沪钢铁厂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去,重新、加倍、锻练、坚定,向一切敢于污蔑,破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阴风鬼火,彻底、干净、全部扫进历史的拉拾堆!

校革会一把手偱偱善诱:

你们是无辜的,充当了阶级敌人的传声筒,只要检举揭发背后长胡子的黑影,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学校是不会记录。档案到中学才有呢。好了,抓紧时间,我们这七位老师,师傅加红团干部一对一的分别调查昨傍晚出墙报时发生的反标事件。抓住蛛丝蚂迹,在反帝防修战线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互相检举揭发,直到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受蒙敝,被毒害的不自觉分子!帮助他坚决抵制封资修,叛特反的一切诱惑,揭穿一小撮拉革命小将下水的地富反坏右的险恶企图!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金光大道上,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二黄蛋被带到工场间围墙那边,只看到辅导员血红的舌头像活塞般跳动,感觉就义的枪声就要响起,吓得说不出话来,上下牙格格哆嗦,只想到会挨老爸揍,同学嘲讽,像坏分子右派一样扫龙堂。

晕晕乎乎,不知怎么又和大家坐在会议桌边。几个人开始互相埋怨、诅咒。电成,建民,小过,郭慨,个个义愤填膺,倒好象林芳,小元,二黄蛋是怀疑对象似的?!三个人惜惜相怜的对望了一下,立刻明白了什么。

二黄蛋对建民说:“最欣赏他唱高迎祥了,可惜有人说走调。”

小元对电成表白:“早想推选你当排长了,你最够格!”

林芳象刚认识小过这抢占进石库门的新邻居,说:“你真象李玉和(红灯记)。”

然而,郭慨还是跟老师们坐在一起吃着饭。吃他自己买的方面包,还从口袋里摸出个煮鸡蛋。别人全部是淡馒头,三片榨菜。一把手开水泡米饭,撒了点盐。桌这边窃窃私语。小过愤不平 道:“谁叫他条件这么好?他爸不就用嘴吹灯泡的大师傅嘛,你不懂,用空心铁管吹的,整个棚户区就他家有五斗橱,还有穿衣镜呢。梳个大背头,也就他每晚能喝上二口果子酒呀,还有,资本家亚柏尔请他吃过饭。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凭什么老让他演红一号?对,我们几个小人要团结起来,把优秀的,跑在前头的,拉下来!拉平,拉齐。”

——”的一声,工宣队张师傅将搪瓷杯砸向桌面 :“端正态度!想订立攻守同盟啊?郭慨同学在大唱革命样板戏中是积极的,是大家的榜样。”

五个小不点不约而同地向电成投去求助和鼓励的目光。电成刷地站起来:只有郭慨一直站在红宝像前!他还唱了半截打虎上山呢。建民附合道:“他这位同学就是高人一等,其实功课并不好。”

班主任急迫得语无伦次了。

于是被勒令靠边,改由张师傅,一把手,负责人分别带走郭慨 、电成、建民:隔离落实。辅导员开始安慰起这四个:二黄嘴被打肿了,林芳头发揪下点,小过头顶敲了苞,小元腮颧不对称。但是,为了革命,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当然,他们忙不迭地表示:没啥!没关系!不要紧!经受得起考验!是否可以上课去啦?基本可以。但要等笔录出来,签名,认肯属实就万事大吉啦。好大会,建民出来了,摇摇头:郭慨好雄辩,咱俩给说得哑口无言。你们,谁去?

四个人左顾右盼,象打量,挑选下一个替罪羊。倒是红团营长阻止了快变成两头公鸡的小过和二黄蛋:痛打落水狗!王金发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死的革命典故,你们知道吗?小过恨恨地瞪了二黄一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看我的。不大会,隔壁工场间乱作一团,原来是电成的三个哥哥来搅局了:

围攻校革会负责人,说他污蔑三代红,前年我们蔡老师就是给你逼迫上吊的,不过拧别针时崩裂了瓷像,你就关人家禁闭,还猥亵,霸占人家身子!走–电成!到革命群众那一边!伟大领袖,我见过,就这么近,

林副主席,我也看到过。韶山冲,你到过吗?别的,我不管,让电成上课去。拉扯出厂门时,来了四个民兵架住了天成,他若无其事地说:走了,老子去两个礼拜学习班。给你占个靠窗的位子噢!工宣队张师傅镇定自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对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刻也不能松懈。广大群众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极个别的不纯分子,我们,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留下郭慨,校革会同志,红小兵,团,营,连,排干部,其余的同志,同学,回校–复课闹革命去吧!

一行六人陆续返回学校,班级,教室,基本赶上第三节课。二黄蛋最后进入,因为糊里糊涂好几个笔录下端签了名才走的。发现回来的人都坐到了最后一排,红宝像右下方用报纸遮盖住了。前面的同学们朝后,不但作鬼脸,还扔纸屑。原来少了七个领头羊的一(2)班,次序混乱,三个课代表,三个班务委员也都他们兼的,当别的班跑来看反标,甚至试图扯走文艺小尖兵流动红旗时,斗殴汹汹。傻乎乎的小伍子有些蛮力,护旗挂彩,于是火线考验硬碰硬,临时代理排长,还有四个预备红小兵的积极分子也被宣布代理班长,自然地,和电成,建民,小过,林芳,二黄,小元他们分成了两派,谁都标榜自己最革命,谁都狠批狠揭郭慨的错误。

放学以后,工宣队和老师,还有户籍警,把早已鼻青眼肿的郭慨送回家。整个弄堂都在传说带错别字的天作地灭。(字识的人几乎没有)

又过了几天,电成,建民担任正、副排长了。他们得意地私下封二黄蛋为参谋长。天成也从学习班回来了,剃个光头。郭慨和他妈疏散人口去了苏北祖籍,他爸支援云南建设去了。家中的五斗橱、板床、穿衣镜、桌子、板凳,就在弄堂贱卖了。镜框两边确有八个字:天作地合,金玉良缘。

      

《自由写作》首发

李元龙:《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这是对大地震死难者三天的哀悼刚刚过去,《人民日报》就在5月22日迫不及待地推出的一篇本报评论员社论。不知是奉旨所作,还是《人民日报》觉得有人想听、爱听。这样的说法,才欣然帮忙,一挥而就的。这是题外话,不管它。我想说的是:灾难能够铸就,已经铸就伟大的中国,或者说,伟大的中国,是靠灾难铸就的?实质上,这是一个违背基本事实,违背基本常识,违背逻辑的伪判断,是一个悖论兼谬论的推理。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如下。

第一、十多亿中国大陆人耳熟能详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伟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自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就站起开了,就伟大起来了。如今,给《人民日报》如此一掐,岂不让人浮想联翩:这不等于是在昭告天下、悚党听闻:在四川大地震灾难之前,中国不伟大了整整59年之多!

第二、即使灾难前后的中国都是伟大的,但是,显然,这伟大,它也是灾难铸就的成果,而非我们听了59年的那样,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建设、领导有方的成果。

第三、既然灾难能够铸就伟大,那么,此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文革、通海地震,尤其是死亡人数比此次大地震多得多的唐山大地震,何以都没有铸就伟大的中国?如果笃信这一推理,笃信这一判断,为了中国更伟大,《人民日报》就应该冒天下之大不韪,盼望发生更能铸就伟大中国的灾难。

第四、根据灾难中发生的好人好事断定灾难铸就了伟大中国,但相关的好人好事不仅发生在中国,还发生在真正第一时间报道地震信息,第一个确定5月19日为哀悼日,第一个为搜救到的死难者默哀等等的外国,以及外国人。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灾难铸就了伟大的美国、秘鲁、日本等?请问,《人民日报》如何能够避免“伟大”,这个只能被自己占有的宠妻爱妾被他国、被他人染指?

第五、灾难中有总理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灾区,有人民子弟兵不顾安危抢救生命,有人民警察露乳奶婴孩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就可以得出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结论,那么,灾难中还发生了幸灾乐祸,哄抢救灾物资,造谣生事,甚至还有可能发生了,或者已经发生了隐瞒地震预报,拖延外国救援队在72小时前进入灾区救人,迟迟不肯降那面旗子告慰、安抚死难者及其亲属,以及已经暴露出来的学校豆腐渣工程等天灾加人祸的,该诅该咒的事件,也是领导的有方,也是灾难“铸就”的。

 第六、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得远胜失,功莫大焉,我们似乎应该感谢灾难,但面对上述这些丑陋的人和事,尤其是面对目前为止的42000多死亡同胞及其亲属,我们如何去感谢灾难?

第七、根据缺什么吆喝什么,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的市场现象和心理特征,《人民日报》如此草率,如此牵强地推出《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社论,是否恰恰反映了《人民日报》认为中国缺乏伟大,需要伟大这样的底气不足,信心不足的心理?

第八、如果第七个悖论不完全存在,那么,《人民日报》还是避免不了这第八个悖论。有个幽默故事。旨在在同事面前炫耀新戒指的姑娘说:今天天气太热了,我得把我的新戒指褪下来。炫耀伟大,即使真伟大,除了表面看似伟大的帽子,剩下的,就是内心的浅薄,就是无聊了。

第九、地震是天灾,就是有铸就伟大中国的“功劳”,它也是属于老天爷的,《人民日报》怎么能够代党贪天之功,说什么“大震之后,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感天动地的举国大救援”,“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步”等?
  
说穿了,《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一文中“父母张开双臂把生的机会留给孩子,老师俯身低首支撑生命的港湾”,总理冒险视察地震灾区,人民子弟兵跪求再抢救一个孩子,废墟下面的村民在手上留下帐单,以便女儿还帐,丈夫把生的机会留给妻等等,绝非没有地震灾难,这样优秀的元素,这样的美好品质,就不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里面了。地震,只不过是个外因,是个诱因而已。地震时表现出来的种种伟大之处,只是人们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内在精神品质的自然表现,绝不是地震,绝不是任何灾难能够“铸就”、不是谁“领导”得了的。也不是没有灾难,中国 ,中国人就没有伟大的土壤。与灾难铸就伟大的观念恰恰相反的说法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套用这句话,就是,需要伟大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

一篇网文说得好:数万同胞在瞬息间离我们而去,“川之北,高山上,天地动,国有殇,天道无常,华夏同哀”,悲伤,为了我们远去的同胞,让我们纯净地悲伤。不要说什么“多难兴邦”,不要将过多悲伤以外的意义强行赋予悲伤,不要一次又一次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多难、同胞的生命上,这样的代价,我们支付不起;这样的寄望,多么懦弱、多么飘渺。

的确,多难与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鼓吹“多难兴邦”的人不是智商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多难兴邦”一词不仅着实包含了对亡灵的大不敬,甚至大侮辱,是大强奸。灾难就是灾难,看看那已经死去的四万多同胞吧,望望倒塌的千万间房屋吧,想想刚刚失去亲人、仍然无家可归的千万个灾民吧,灾难,是为了你《人民日报》等党八股媒体所说的民族精神,凝聚力,伟大等等,才发生的吗?不是,这是魔鬼,这是灾星在人间,在大地的一次肆虐,一次淫威。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我欣赏“大灾之中,任何幸灾乐祸都是可耻的”的观点,灾难就是灾难,它也不是什么天谴、天灭,不是所谓谶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与灾难铸就伟大的说法一样,也是缺乏换位思考,也是反人道的言行。多难兴邦,是将军功成名就之后夸耀宝剑,是坐着江山的统治集团掩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惨状,以及愚弄受难者安灾乐难的卑污伎俩。

《聊斋志异》里有这样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惩。《圣经》里也说,当你的左手行善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我知道,《人民日报》当然是,也只能是无神论报。但有一个规律,《人民日报》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越说自己伟大,甚至是忙着文过饰非,你就越渺小。反观历史上,如果国家遭受了大的天灾,或者当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被认定为凶兆,君王就要下“罪己诏”,以此求得老天和百姓的宽宥,赦免。果真如此,你也许还真有那么点点伟大的样范了。

显然,《人民日报》对自己的党和政府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进苦口良药救你们的党和政府,从而也救更多灾民于废墟,而非讳疾忌医任由你们的党和政府,进而也任由更多灾民走上不归之路。“第一时间公布信息,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开放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祭奠平民……”第一时间公布信息的究竟是谁,开放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的时间是否晚了,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祭奠平民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的抉择,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人民日报》,没有说为衣食父母讳,反而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寒碜谁啊,你?

人们对你们那粪门记者,粪门评论员,粪门报纸拉的什么屎,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却有一种让人感到恶心的东西萦绕不去,自5月12日夜间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正面引导舆论”就成了国内媒体的紧箍咒,“坏事变好事”的一贯做法在好几万人的死亡面前显得毫无人性。无论如何,死亡就是死亡,这里没有什么“好消息”,也没有什么“胜利”,面对四川等地同胞遭受的灾难,我们有权利获得及时、客观、全面的信息。我们不需要那些脑摊者,不需要那些精神太监的引导,鼓舞,教育。网络时代,捂盖子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得人心。“汶川地震灾难的人祸成因问责不容回避”,“汶川地震背后五问”,不要急不可耐地弹冠相庆,不要忙着分肥,不要忙着伟大,网民,灾民,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绝不仅仅满足于一个迟到的降半旗,哀悼,党和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到底有没有做到贱报所说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人们还在追问,还在呐喊,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怎样搞好灾后重建,怎样把臭屁股揩干净,任重道远啊。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最后居然如此写引用革命导师的话来佐证自己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李元龙我今天要问《人民日报》: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尤其是中国特色的人祸,或者人祸重于天灾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唐山大地震,六四镇压,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人口的大减少,家园的大摧毁,生产力的大倒退,文化的大毁灭,历史的大退步作为“代价”的?

2008年5月22日

再读《春蚕》和《半夜鸡叫》

茅盾的《春蚕》历来为人推祟,是大、中学校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名篇,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说它是反映1932年前后的中国农村“丰收成灾”这类题材中出现的优秀作品,还说“茅盾推出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这不论在茅盾的创作中,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1].在三部曲中,人们又公认《春蚕》是压卷之作,于是它就成了“经典”。

果真如此吗﹖吴组缃就不以为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篇小说的严重失误:存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一定程度的游离,以及架空生活真实情况出现”,虽然“并不是作家毫无生活”,但是“作家从分析中国社会性的概念出发,离开了生活真实做文章。”吴组缃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老通宝不惜孤注一掷以借债举措买桑叶养蚕以致一败涂地的败笔:“第一,世界不太平,外国侵略和国内战争早已存在,至少茧厂驻兵,塘旁挖有壕沟,在这次养蚕之前是老通宝早已耳闻目睹的事实,他岂能不警惕﹖而要等到收了茧,张财发来告诉他,才知道这些事情。第二,叶价到了大眠的要紧关头就会飞涨,这并非这时特有现象,平常也是如此。这正如节日食品要涨价,春天青黄不接时粮食要涨价一样。富于养蚕经验的老通宝怎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在思想行动上毫无考虑与准备﹖第三,三张纸的蚕种该吃多少叶,当早有预算,早先筹划好了,岂能等到临时突如其来的桑叶不够而措手不及,出乎意外地将桑地抵押出去﹖而且差了那么多:三十担!第四,‘无桑不能养蚕’,‘不拿热钱赶冷钱’,这是农村流行的成语和格言,也是农民的重要生活经验及常识。因为丝茧并非生活的必须品,而且丝茧价钱的涨落历来操纵在厂商手里。农民们只是以此为副业,将自己田边或地中的桑叶养蚕,以增加收入,一般是不肯指望着买桑叶来养蚕的。何况老通宝家共需七十五担叶,而其中指望着买叶的竟占了六十担之多。这不是农业户的养蚕办法。”[2]

吴组缃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的出生地安徽泾县茂林镇就是著名的桑蚕之乡。长期生活在蚕农之中,对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情感世界是了如指掌的。而且他也是杰出的小说大家。因此,他对《春蚕》鞭辟入里的解剖实质上是指出小说中的老通宝的投机行为与一贯保守性格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利昂。塞米利安说:“构成小说结构的第一步也许是弄清人物的动机,这些动机是导致人为行动的原因。”他同时又认为,人物的动机必须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它不自主地要受到人物性格的制约。“如果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一贯性,人物形象就会失去说服力”[3].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更是认为“性格就是命运”。老通宝历经沧桑,又生活在较为闭塞的三十年代农村中,这注定这个人物已没有可塑性了。老通宝形象是作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假是那么明显:一方面要突出他的投机行为;另一面是作家丝丝入扣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淳朴的农民。造成老通宝形象失真的原因,显然是主题先行带来的后果。在《关于〈霜叶红于二月花〉》一文中,吴组缃就指出“他作品的主题,往往似乎从演绎而来,而不是从归纳下手,似乎不是从具体的现实着眼,而是受着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因此,他的一部小说,往往似乎只是为社会科学之类举出一个例证。”[4]吴组缃的上述见解恰恰为阐释《春蚕》创作做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茅盾写《春蚕》并不是因生活积累而有的创作冲动,只是根据他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而予以演绎。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一文中说:“……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混乱造成了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丝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捐杂费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蚕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们认为这正是他不自觉地“夫子自道”。在茅盾看来,也许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写作经验,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导致老通宝人物形象彻底失败的症结所在。茅盾在未成为小说家前是文艺理论家,主题先行已经成为他一种惯性思维。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春蚕》完成于1932年,与此同时茅盾正在写作《子夜》,也是1932年12月脱稿。另一中篇小说《林家铺子》也写于这一时期。可以说三部小说几乎同时交叉进行,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串台现象”。即茅盾在创作老通宝这一形象时也不经意间将吴荪甫、林老板的投机心理投射到老通宝身上,成了一种叠加。就如同我们正在听甲台广播,此时突然就混进了乙台的声音。

《春蚕》是一部明显的失败之作,但令人困惑不解的,多年来,虽经吴组缃点破,文学史家和教材选家们却仍然异口同声进行炒作将它视为“经典”。无独有偶,同样是一部漏洞百出、比《春蚕》更为下乘之作的《半夜鸡叫》,被炒作后也视为“经典”并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还被拍成卡通片。小说基本情节是地主周扒皮为了促使长工多干活,半夜里起来钻进鸡窝学鸡叫,引得窝里的公鸡也跟着叫,然后周扒皮以天亮为由赶着长工们下地干活。小说的题旨是以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而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为己任的。小说情节明显地是违反生活常识的胡编乱造,然而却从未有人提出置疑。直到2000年7月,一位读者才斗胆地“对我光荣前辈留下的伟大经典产生疑问”,这才使人如梦初醒。他共有六大疑问,其最主要的理由如下:“周扒皮天天晚上那么折腾,白天他还监工不﹖监工,不把他累死!当然,作品已经告诉我们,长工下地之后,周扒皮回屋睡觉去了。可是这样一来,他不担心长工们到庄稼地里怠工或睡大觉吗﹖”“劳动力是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周扒皮半夜把长工轰到地里去锄草,却又无法锄草,白白浪费人力资源,时间一长,必把身体拖垮,日后到了抢种抢收时咋办﹖周扒皮如此没事找事瞎折腾,是不是患有‘运动症’﹖”小说破绽如此之多,居然这么多年来读者浑然不觉,无怪乎这位读者说:“显然,‘半夜鸡叫’违背生活常识。它对当时口口声声提倡的文艺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圣经’来了个地道的‘黑色幽默’。而且不无荒唐的是中国有那么多明白人,为啥就没有对其提出质疑﹖”[5]

孤立地看,《春蚕》与《半也鸡叫》这样的虚假之作似乎是文坛上个别现象,但从宏观上考察,它几乎涉及文艺创作各个领域,经过炒作并最后登上“神坛”,“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就是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作品里虽然人物情节各异,但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除革命之外,没有任何一点个人空间的“圣人”。一位读者在评价《子夜》时说:“远看差一点误以为是活灵活现、跃跃欲动的尘世众生相,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蜡像馆的仿真偶人,永远不知疲倦地端着那个被规定的姿势,仅仅缺一口精气神。”[6]《子夜》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伪作更是地道的“仿真偶人”了。

人们之所以对荒谬的弄虚作假失去了审视,也与特定时代话语权被垄断有关,如果在一个时代只允许一个声音发号施令,那么再也没有第二人可以说话了。作家王小波曾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这是极其深刻的说法,但需要强调的,人们之所以被“愚”,实乃文化指令使之然,一种符号化后的必然后果。

注释:

    〔1〕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页。

    〔2〕〔4〕吴组湘:《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法)利昂·塞半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5〕李景田:《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书屋》2000年第7期。

    〔6〕庄周:《齐人物论》,《书屋》2000年第10期。

刘洪波:两种霸道都令人厌恶

万科捐款风波,源于网友认为万科地震捐款220万元太少,王石答复“200万元已尽到企业责任,员工捐款以10元为上限”。

现在,报道说万科要拿出1亿元无偿参与灾后重建,王石也对前次言论表示道歉。不少人在质疑王石的诚意。但很奇怪,我对王石以及万科的诚意毫无兴趣。其实,我对王石所说的“200万元已尽到企业责任”也没有什么兴趣。1个亿也好,200万也好,你不应被强迫划账,如果有强迫捐款,那就应该反对。

但是,你也不能要别人对你的行为没有态度。很多人认为万科捐款200万元太少,现在万科出1亿元仍然面临诚意的质疑,这都是正常的。任何人都会对事情产生态度,只要这种态度不是一种行为上的强制力就可以。

王石说“员工捐款以10元为上限”,这是一个规定还是一个态度?如果它是一个规定,它应该废除,因为这个规定会约束其员工的捐献行为。如果它只是一个态度,王石是可以说说的。但正如上述,人们也有权对这种言论表示赞同或者鄙视。

一个企业、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有权做什么事,是一回事,实际上做什么事,是另一回事。万科和王石有权捐或者不捐,法律上无约束,捐还是不捐,捐多捐少,可以完全自主,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没有人说你捐少了就会被追究。但是旁人要说三道四,要鄙视,要赞成,也由不得你,你不能要求别人对你不许有意见。

旁人无法决定你捐不捐,捐多少。但可以决定自己买不买你的房子,是否持有你的股票,以及是否觉得你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人。如果有人说,万科捐得太少,我们要灭掉这个企业,把它的钱拿出来分掉,我坚决反对。如果有人说,万科捐得太少,我决定不购买它的房子,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有人说,王石主张员工捐款以10元为上限,鄙视这样的人,或者赞赏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他的自由。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大家都因为某个企业、某个人捐款少就鄙视,那不是形成社会压力了吗?我不否认,这是一种社会压力,但没有办法,企业和人都在社会中生活,你可以选择是无视社会压力而率性自为,还是协调与社会的关系。既要有性格,又不想承担性格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主张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人可以在更多的方面率性而为,而不必冒社会排斥的风险。但是,我也认为,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关系的剔除机制,那么善这个概念就真的可以从社会中割除。我们这个社会固然有环境紧窄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问题,固然有公域和私域不分、公德和私德打混的情况,但也不能主张大家各不相干、社会评价一律去掉。

捐不捐,捐多少,个人有权决定,他人也有权评论。不许人自己决定捐款行为,是霸道;不许人评价你的捐款行为,也是霸道。我对这两种霸道有同样的厌恶。

人人都有自己的交往原则,大致上,喜欢的人你会多打一些交道,不喜欢的人你离他远一点。如果你不在意别人喜欢不喜欢,你一切自主;如果你想别人喜欢你,那就做些让他喜欢的事,但不要认为这是压力,因为你有权决定自己想不想让某人喜欢你。

捐款是一个凭良心的事情,你觉得可以良心得安就行,甚至你不想去考虑良心问题也行,但无论如何,不要希望别人对你的行为没有评价和态度。   

林达: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这些天来,电视里播放的救援,曾经给予大家很多期待和希望,可是事实很残酷:建筑的恶性坍塌,绝大多数不幸被压在下面的人,他们的命运在第一分钟就已经被决定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学校,小学生、初中生,都还是孩子。这使我忍不住想说说那瞬间就倒塌成一片砖瓦混凝土山丘的建筑。

地震发生在白天,学校、工作场所成为死亡陷阱,其实民用住宅也同样是危险的。假如地震发生在夜晚,造成伤亡最大的就会是民宅,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对建筑结构工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建筑是人生产的一种非常危险的产品,需要极其严格的制度来步步监管,才能让人们保有安全信心。

面对地震的灾难现场,从建筑角度反省,人们首先会想到震区的建筑防震级别设定和相应的建筑设计防震规范。从亡羊补牢的角度去看,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相对容易纠正和做到的。震区的建筑防震级别设定,只需要一个法令;若论建筑设计的防震规范,中国做得并不差,中国有着大量一流的科学家和结构工程师。这次汶川地震后,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的绝大多数地震专家就表示,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即便不是最现代的,也是够用的。和建筑历史相比,地震法规当然是现代产物,大量老建筑自然没有被涵盖在法规之内。一些多地震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加州,都有加固老建筑的地震防范规定。换句话说,在地震防范规定之后的新建筑,应该就是相对安全可靠、不会恶性坍塌的。可是在中国,关键问题是建筑规范执行不力,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巨大漏洞。“豆腐渣工程”成为一个常用名词。因此,人们对防震规范下建造起来的新建筑,仍然无法持有信心。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在这次地震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中国普遍缺乏严格执法的习惯、缺乏专业精神,而行贿换取“通过证书”的做法却非常盛行。在建筑行业,一般来说,后果在当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切都是有后果的,尤其在地震时会集中爆发。

据说在多震的日本已经进一步检讨到,“只关注建筑物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是错误的,还必须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地质结构”。可是汶川地震在告诉我们,对中国来说,地震来袭时建筑物本身不恶性倒塌,还是需要做到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建筑业漏洞太多。在过去的建筑行业中,国有建筑公司几十年下来,技术质量监管还相对比较规范和稳定。建筑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工种,都必须经过三年学徒,有师傅带着慢慢学出来。最近二十年,是建筑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一方面,是大量私人包工头进入建筑行业,最大化地追求利润;另一方面,是熟练工人普遍离开岗位、由农民工顶替上岗的时期,许多技术工种的岗位是流动性大的生手草草在做。前些年就听到一些包工头私下说,自己是绝对不敢住进自己盖的房子的。

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工人必须有技术训练的要求,还需要有严格步步验收的制度。因为混凝土都是所谓隐蔽工程,钢筋扎得对不对,型号数量错不错,只要混凝土一浇上,什么都看不见了。框架结构搁置预制的混凝土楼板,楼板的搁置长度按照设计规范是12厘米,也就是一边6厘米。那么多年过去,这个数字我还会记得,就是当年在实际施工场地看到的情况太受刺激了:吊装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疏忽,两边搁置长度就有很大出入,经常是一边多一边少,偏差大的,少的一头就只有四五厘米、甚至三四厘米,楼板重量都以吨计,吊车一放下,工人就懒得再调整,技术员也并不要求严格。楼板当时是搁住了,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可是一地震,稍微摇一摇楼板必然就会脱离横梁整块砸下去。至于低层和多层建筑大量使用的砖混结构,就是砖墙上去加圈梁,就算是按照规范圈梁都加了,地震摇晃是在砖与砖之间产生剪切力,水泥砂浆的黏结牢固度就很关键,工人拌砂浆时,水泥加得不够、砂浆标号达不到设计标准是常有的事情,地震一摇就完全散成一堆砖块了。

建筑的结构设计是一回事,施工是另一回事。施工中有许许多多常识性细节,是绝对不能疏忽的。例如,混凝土要28天才能真正凝固,因此,混凝土建筑是不能大干快上的,在混凝土保养期内,必须经常洒水养护,否则无法达到强度要求。又如,混凝土浇灌时需要充分震捣,由于钢筋的障碍和混凝土有大量碎石,混凝土倒入模板后,很容易在中途被阻断,只有用震动器充分震捣,才能保证混凝土密实、达到设计强度。否则浇灌不密实造成的“蜂窝”就是薄弱环节,地震时,建筑只要有几个关键的薄弱环节,就可能造成恶性坍塌。中国的建筑工地混凝土拆模板的时候拆出“蜂窝”来是常有的事情,我甚至看到过一段完全漏浇、没有混凝土只有钢筋的空心柱子。遇到这种情况,施工单位常常就是用水泥补上去糊一糊,只能糊弄外行,结构损伤根本补不上,地震时柱子会突然折断。

中国建筑行业更有许多不是疏忽而是由犯罪行为造成的重大隐患。例如建筑材料的质保单,就有造假的,也就是钢筋和水泥等基本建筑材料的品质可能和设计要求严重不符,甚至还有故意少放钢筋、偷工减料的。多年前我就在深圳看到过造假的水泥质保单,所担保的水泥初凝和终凝都不能达标。一般来说,质量不好的水泥可以酌情降低标号使用,可是我见到的劣质水泥被复验的实验室判定根本不能当作水泥使用,也就是说根本就是假水泥。而这样的材料进入工地,涉及一系列违法行为,违法生产、违法提供质保单、工地的材料采购人员违法收取贿赂,等等。英国地震学家穆森指出,“你可以收买质量检查员,但你不能用金钱去收买地震。”执法不严、执行规章制度不严、马虎糊弄,法不责众,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人命关天的建筑业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这样的情况在技术先进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可见先进的不仅仅是技术。

今日大难当前,我们或许需要鼓舞士气,在危难时刻表彰先进和看到被激励起来的爱心和凝聚力。可是,灾难是短暂的,更多面对的是平常日子。这些平常日子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真正决定着灾难来袭时大家的命运。以前马马虎虎对待城市抗震级别的设定、马马虎虎建起房子来,甚至对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法治建设执法力度远远追不上高楼大厦的建造速度,追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就会留下安全隐患。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判断:这些充满隐患的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那些今日受难者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是的,危难时刻见真情。而我更愿意看到一个个平常日子表现出来的基本素质、敬业精神。平常认认真真的工作积累,才可以使得危难只在它无可避免的层面发生,而不是由人的疏忽甚至罪恶叠加成严重后果的大灾难。

站在废墟面前,残酷的事实在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建筑不能弄虚作假,而不能弄虚作假的还远远不止建筑。在精神层面呼吁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对社会中人的弱点有充分估计: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执行、有充分细则的法治和制度。这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假如灾难过去,大家又回到原点,我们又如何面对同胞的亡灵。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1969年10月、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经历4年折磨,终于俱不能支,相继逝世。此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文革”结束后,两个女儿作了分工:长女流求负责动用一切关系,解决父母骨灰”入土为安”的大事,完成父亲归葬杭州祖墓的遗愿;幼女美延负责追讨浩劫时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遗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缚,三联版《陈寅恪集》已于2002年问世;”入土为安”之事历经20年奔波,却始终无法圆梦。

义宁陈氏杭州祖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12月,陈寅恪之母俞麟诗卜葬杭州牌坊山,于穴左预留陈三立生圹,并附衡恪茔次。1948年夏,陈三立的遗柩在暂厝北平长椿寺11年后,由次女陈新午等人护送至杭入葬。从此以后,归葬杭州,”埙篪鼎足侍,万劫依恃怙”(陈小从诗句)便成了”恪”字辈兄弟的心愿。

解放后不久,驻浙某国防单位拟在牌坊山建疗养院,限令将陈三立墓迁移,否则将被炸毁。此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难,亦即陈寅恪1951年《有感》诗句”岂意青山葬未安”的由来。陈隆恪接此消息后,焦急万分,遂函恳挚友李一平设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联络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层,请求出面制止此非礼举动,后经高层领导批示:陈墓周围若干距离内,不得再建屋舍。嗣后又于1956年定为浙江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复审时被撤销)。

1957年秋,陈隆恪夫妇归葬于杭州杨梅岭。隆恪之女小从原拟遵从父亲遗愿,葬于祖父母茔旁,但格于风景区不得再建新坟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陈隆恪夫妇被迫改葬之举,似乎早已预示了陈寅恪入土之难。

“文革”期间,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园内外的大小建筑物一扫而空,万幸深埋地下的三副灵榇丝毫未损。1986年夏,经李一平奔走呼吁达7年之久,始获重修墓茔之批复,由公家拨款8千元作为经费。因墓地早已辟为茶园,重建需将茶树斫去若干株,当地茶农颇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体裁衣,紧挨着两座坟头,围以砖墙,勉强为”白墓浇常湿”保留最基本的环境。

不数年后,报载西湖风景区开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记者均以无主坟论处。远在成都的陈流求闻讯后,于1991年底专程赴杭,幸亏已由程融钜嘱其学生代办了登记手续。事毕,散居各地的亲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范围之内的祖墓却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惨遭腰斩。陈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旧碑仅存”之墓”二字(原作”诗人陈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于无法重书,遂将旧碑照片放大,摹写勒石,重新竖立在祖父墓前。

数十年间,杭州墓园三历沧桑之劫。有鉴于此,陈氏姐妹决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谋求改葬江西庐山松门别墅。松门别墅原本是民国时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陈寅恪留学款项而赔偿陈家的,陈寅恪本人在诗中也曾将此处视为故宅,因此陈氏姐妹认为归葬庐山并未违背亡父的意愿。此外,庐山既为风景区,游人不断,且海内外知名,众目睽睽之下,远比杭州安全可靠。

正当陈氏姐妹为了归葬之事四处奔波时,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识到了迎葬陈寅恪的重大价值。1989年初,江西诗词学会率先上书省政府,建议将松门别墅改建为陈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议又送进了省委统战部。据说,陈寅恪归葬庐山以及松门别墅改建纪念馆等事,并没有明显的反对迹象,似乎只是时运不佳:第一次是因为九江市某工农领导不愿出资18万元合建纪念馆;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应合资经营,偏偏赶上中央下文不准兴建楼堂馆所。

转眼到了1994年,江西学术界在得到义宁陈氏某后裔的赞助下,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之一便是赴庐山参观松门别墅。破败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着会议的东风,又有老先生、小先生们重提旧事。江西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一口答应了迎葬、改建之事。当权者的一番应景之词,自然再次换来了一片颂扬、一片感激。岂知人事难料,随后的若干年内,省长换了,厅长也换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从未提出过,送上去的申请居然连找都找不着了。惊诧之余,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伤感者有之,绝望者有之,惟独是无形的管理”机器”运转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两次的延宕之下,当年一同参预此事的长者,不少人还来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在广东出版,最后一段文字借题发挥,谈及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也是试探着能否再现一线生机。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黄永玉的关注。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之祖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起初他认为归葬是经济上有困难,等到辗转找到我,初步知道内情后,这才觉察到:”迁葬不光是钱的问题”,继而感慨道:”我不知迁葬寅恪先生有这么多阻难,真令人伤怀。其实陈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计较点数过身外细软?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后,黄永玉”随时在找机会,看世上还有没有为这件事出些真力气的人”.(黄永玉致笔者信)

第二年7月,黄永玉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请毛致用在陈氏姐妹致黄永玉的信上签署意见,转交给江西省。江西民政厅遂在省长亲自督促下,联合建设厅和庐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见:

一、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大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骨灰葬于庐山,有利于发挥名山、名人的作用,促进江西旅游的发展。对其后裔要求将陈寅恪夫妇安葬庐山的愿望表示欢迎。

二、将陈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庐山,可以更好地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会影响景区的观瞻。因此,我们赞成将原陈三立先生所住庐山松门别墅定为陈三立先生纪念馆,在靠近”月照松林”景点处修建陈寅恪先生纪念园,在园内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凿洞安放陈寅恪夫妇骨灰,辟陈寅恪先生的诗文石刻组群,并修卵石小道与松门别墅连接,使之成为瞻仰和研究陈三立和陈寅恪先生的场所。

8月初,上附省长批示的《意见》送达毛致用处。”如陈先生的子女认为可行,即可具体商定实施”的郑重承诺,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个月后,黄永玉亲自将《意见》带到广州。陈美延因为摔伤了腿脚,只得在电话中向黄老致谢。永玉老人的答词颇奇妙:”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的!”当时我就想,又没有外宾在场,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时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从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显那句悲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爱的理由”?

对于卧病在床的陈美延来说,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断地拨打电话,从省政府到民政厅,到建设厅,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余,不断地寄出《陈寅恪集》聊表谢意,不断地寄出感谢信,不断地陪着小心试探、跟进。惟一庆幸的是,民政厅的当家人在文化厅任过职,中文系毕业,十分熟悉陈家的事情,去过修水陈氏祖居。且爱好书法,正在举办一个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江西名家书法展览,拟进京展出。碰到这样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岂知一个多月后,变故再起。临近年终的某一天,远在成都的陈流求在与民政厅通话时,对方态度忽然有了转变,称陈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陈氏姐妹落款在后”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陈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陈氏姐妹的一点”私心”,无非是鉴于杭州祖墓多次被毁,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威名”加强保护而已。)至于下一步如何办,民政厅让陈家直接与庐山管理局联系。

新年过后,黄永玉自意大利来穗,听闻此事出现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惊,对此事仍颇有信心。他极力反对在墓碑上题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类,认为太俗:”陈先生不需借政府来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陈先生来扬名。”当晚会面时,陈美延仍拄拐杖,因为时时想着不能误了行程,锻炼过度,踝关节反而出了些问题。步出电梯时,女儿许郁葱搀扶着母亲,缓慢迈向会客厅。此情此景,顿时令人联想起1961年9月1日吴宓日记中的片段:”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 ntigone.”(注: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父亲在雅典附近死去。)

此次见面约定数事:墓碑请黄永玉题写;暂不打搅江西方面,待”两会”后由黄请毛副主席出面,陈氏三姐妹(含武汉的陈小从)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镇,安葬骨灰、建立纪念馆等事一举而成;安葬事毕,黄亲自来穗为陈寅恪塑一铜像,永留庐山。

2002年4月,黄永玉亲自出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与省委书记、省长交换了意见,由省里指派专人具体负责,安葬工程终于重新启动。

4月20日下午,民政厅安排小车开赴庐山,我与陈流求夫妇及民政厅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黄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与许郁葱(代表陈美延)会合后再上山。安排停当,由庐山管理局的一位女处长陪同,实地看了看松门别墅的周边情形。管理局没有明说反对入葬松门别墅附近,但反复强调几点困难:庐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原有景观不容破坏;国家风景名胜区内,不能出现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门前巨石上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还存有违反规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坚硬无比,施工难度极大。返回住处途中,女处长执意绕道参观管理局的长青园,建议改在长青园内购置永久墓地,价格可以最优惠。陈流求虽未明言,但显然与对方无法沟通。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仁勇(陈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陈二老再上松门别墅。

陈流求根据幼时的记忆,特意从不同的路径上山、下山,走走停停,凭空添出不少趣味。

下山途中,大家议及民政厅《意见》中的石亭、诗文廊、纪念馆云云,估计不可能一步到位。最为迫切的还是尽快入土为安,归葬骨灰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修筑墓碑,都觉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树一块碑,简简单单几行字,说明墓主是谁,碑石上还不能出现”之墓”一类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联版《陈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于是建议碑文干脆如此处理:右侧书”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中间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侧留给黄永玉题识。陈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议再定。

临近中午,各方车辆陆续到齐。陈流求领着代表陈家第三代的刘仁勇、许郁葱,陪同黄永玉登临松门别墅。一行人在门前一块较为平坦的巨石前驻足,详细地商议了凿洞、封顶、刻字等细节。松门别墅环境之清幽,周围巨石之天生雄伟,颇让黄永玉吃惊,连连让人摄影留念。略显荒凉但气势犹存的方寸之地,经由书画大师的鉴赏,越发令人相信这里正是安葬陈寅恪夫妇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虽然短促,但在黄永玉的一手策划下,惊动了高层,应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长亲自过问的项目,哪里还用得着担心?这么一想,我便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学一学黄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参预此事。回广州后,一晃又是大半年,从偶尔的联系中获悉:陈美延已进京求到了黄永玉的墨宝,仍然采取在庐山时商议的内容。此外的事项则再次陷入僵局,问题仍然卡在九江。黄永玉也已知晓情况,仍然允诺继续管下去。

转眼又入新年,正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复奢望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2月中旬前后,经陈美延告知:庐山植物园有意安置陈寅恪骨灰,据说是江西科技厅牵的线。妙就妙在植物园归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辖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体制上的特别之处居然成全了一桩善举。

直到5月22日,我才从陈美延那里得知较为详尽的内容:庐山植物园接触此事后,始终觉得能够迎葬陈寅恪夫妇骨灰是植物园的光荣,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视此事,连退休的老主任们都出来出谋划策。选择基址,安排施工,迎来送往,事无巨细,均做得十分体面周到。从植物园来看,陈寅恪1955年曾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与中科院早有关连;其次,北京植物园前此已经迎葬梁启超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可谓有例可循;再次,义宁陈氏于中国植物园事业贡献良多,陈封怀(即陈衡恪之子)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辞世后,遵从其遗愿,将其骨灰与另一位创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茔两侧,此即今日植物园内的”三老墓”,坐落于松柏区水杉林内,离松门别墅不远。有此三大因缘,庐山植物园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从陈氏姐妹来看,山穷水尽之时,谁能料到柳暗花明?此为第一重惊喜;父母身后既有亲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邻近祖居,此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点,游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乐观其成。

虽说去年未能上山,陈美延后来却连着两次登山陟冈。一次是应邀面议选址、安葬等具体事宜,第二次则是护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园在事先征得陈氏姐妹同意后,选择吉时良辰将骨灰入土。入葬当日,天空难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现了日晕,一片吉祥。

园方考虑周详,特意录了像,刻制成光盘,分寄成都、广州。至此,实质性的入土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后,安置骨灰的小山冈已被正式命名为”景寅山”,连接”三老墓”与”景寅山”的小路也已开通,地面建筑也在陆续添置。

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是陈寅恪113岁冥诞。陈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庐山植物园举行的墓碑揭幕仪式。至此,陈寅恪夫妇终于入土为安,一代国学大师的身后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书生论事,千人诺诺而一士谔谔,此为长处;不懂”规则”,时时以常情常理度人,此为短处。十有八九,长处无从施展,短处却每每足以误事。于是,在管理”机器”与书生的对抗中,胜败早有定数,一切的努力与挣扎都仿佛”蚍蜉撼大树”一般令人沮丧。千百年来,这一场机器与人的对抗从未间断过,在训练有素、冷漠无情的庞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与情感都变得无济于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机器在侮辱践踏人格的同时,总能将一大批逡巡于门外的高等看客拉扯进门内,收罗在麾下,转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摇旗呐喊、赤膊上阵。威逼利诱当前,读书识字者往往难以自安其道、自守贞节,索性”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 ‘(注:做广告),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陈寅恪语,存《吴宓日记(1917~1924)》)。

众所周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为陈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实,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看似激昂实则艰涩的10个汉字,原本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标志。在我看来,”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自由”——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还应该扩展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独立”与”自由”从来都似乎只能局限于”精神”或”思想”的层面,而且换取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代价往往又是那么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为”孙志刚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贵与可怕变得那么令人不敢确信。在此基础上,我宁愿相信:一切引导人们朝着真、善、美的境界迈进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高尚”;而那些有助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动,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现实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陈寅恪曾经活着并将继续活着的意义才不至于被”高等流氓”们阉割。这意义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声音,它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天你高尚了吗?”

王  怡: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见龙卸甲》

常山赵子龙,我少年做梦都想在银幕上见到他。

但《投名状》将兄弟结义倾覆了,这部赵云传又将一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英雄本色,带入了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的佛家世界观。赵云在凤鸣山一战成名,百万军中救回阿斗(导演把长坂坡改在了凤鸣山)。几十年后,他当年的大哥罗平安,还是马前老卒一个,回回在校场上,听这位常胜将军喊道“常山赵子龙领命”,他就远远地喃喃自语,说“常山罗平安领命”。

结果领的是什么命。赵云最终兵困凤鸣山,回到起初的山庙,起初的念想。叛徒罗平安瘫软在地,说,人生几十年,我一直在原地打转。此时的刘德华,演出了沧桑与顿悟之间的一种气象。他说,大哥,你说过要领我走完地图上这个大圈。走完了,天下就太平。但我花了一辈子,不过在原地打了一个转而已。

有这段对白垫底,赵云这辈子第二次单骑冲入百万军中,就不是存在主义式的。而是对人生之不动如山的意义的,最后的绝望一击。

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人若亡了,不是我亡,是天亡我也。

人若兴了,不是祝福,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这就是从赵云到姚明,从罗平安到陈冠希,从马克思到笔者的,一贯的德性么。

从投名状到赵云传,从古惑仔到无间道,香港电影数十年如一日,戮力要摧毁的,就是一个“立功”的乌托邦。反观大陆电影,对于“立德”和“立言”的乌托邦,迄今尚缺乏一个搧得出手的耳光。

往往高高举起一个巴掌,降落后却到处乱摸。

赵云必败的缘由,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不动如山的东西,最后都摇动起来了。一个不可摇动的国,对名满天下的赵子龙来说,比当年那个梦想衣锦还乡的年轻人,反而更加渺茫。

同样是百万曹军,从血气的敌人,变成了信仰的敌人。

我喜欢这部古装戏,因为它说,自古英雄的路就是这一条,不是十字架,而是死刑缓期执行;不是献祭,是陪杀场;不是拯救,是大不了一起死。

用一句行话,就是砍头不过碗大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翻译过来,所谓英雄,就是大不了和你一起死的人。

以前我最爱的将就是赵云。爱那个大不了和我一起死的好汉。但和《见龙卸甲》的赵子龙一样,我始终也要一个不可摇动的国啊。

尤其昨天,我在床边扶着孩子祷告,高层公寓就像船一样地摇起来。人生到此,死也罢,活也罢,总要有一种平安如江河,有一种喜乐如泉涌,有一种慈爱如海洋。我才不会像赵云那样,临了单枪匹马,向着全世界冲去。

不然,怎么区分赵云和堂吉诃德的政治面貌。

尤其昨天,当“不动产”忽然变成了一个极具荒谬感的概念。当人以为不动如山的,晃荡如秋千。人就求问他生命中真正不动如山的,到底有是没有;有信心与确据,还是有猜想与反驳?

不然夺命而逃,和跪下来祷告,有什么区别。撒手离世,与活在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恐惧中,又有什么迥异。

当时我想起一个人,一句话。是使徒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就按手在一周岁的孩子身上,说上帝你若带走我们,实在好得无比;你若留下我们,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

我是仿效保罗,就如罗平安仿效赵云,无论元帅的旨意是什么,为将的回答都是一句话,“常山赵子龙领命”。

和知命的人生不同,我如中年孔子有三畏,不敢如晚年孔子知天命。就像我不知道明天的太阳是否照常升起。

和认命的人生也不同,我不敢否定任何的可能,因为人否定的可能性,还要回来。人死死握住的可能性,反要丧失。

和违命的人生更不同了,人若违命,人就是以自己为命。自己的命根子,有一天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晚夜宿公园,我想起另一个人,就是赵云。也忽然懂了这么多年,从趴在地上,吹骑马打仗的三国纸人开始,直到看见电影中刘德华白衣白袍的画面,为什么有一份藏不住的激动?原来赵云的形像蕴含着一个领命的人生。从小我羡慕那一声“得令”,一直胜过羡慕令牌哐当一声扔到地上的动静。原来我拼命想做一个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战的人。因为知道,就把性命完全交托给那一位施令的元帅。就像在婚姻中,完全交托给妻子;在手术台上,完全交托给操刀者。

而人生的两大悲剧,就是永远找不到那位元帅,和永远找错那位元帅。

于是灾难的介入,成为一个机会,让正常的显得不正常,不正常的显得正常。于是我们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受到打击,我们以为不动如山的,在顷刻被毁,我们的世界观也必将随之倾覆。我们开始超过地上的一切关系,而指向每一个人在灵魂中的关系。

灾难的介入,是一个昂贵的机会,让彼此没有关系的人,变得更有关系。今晚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四川人,但你们的灾难,却比以往的任何宣传,更让我知道我与四川人同属一个族群。

一个悲凉的人生,是看完《见龙卸甲》,然后说,今夜,我是赵云。

一个蒙福的人生,是那位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保罗,他会说,今夜,我是汶川人。

是赵云,他就说,天妒英才,天亡我也。

是保罗,他就流泪祷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2008-05-13,震后,于成都少城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