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谁在制造新的“断子绝孙群体”

一、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

四川震灾,震塌了无数的房子,震死了无数的人。但首先塌了的却是学校,首先死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又都是独生子女。于是新中国的一个新的”断子绝孙群体”又让中国共产党制造成功了——这是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流氓政权的新德政。

李泓冰在《地震袭来,先救废墟中的孩子》中说,这次大地震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特点,伤害最惨重的,是学校和孩子。李泓冰的文章刊在2008年5月14日《新民晚报》上,《新华网》转载的,当不是某先生所指的”恶搞”或中共所谓的”谣言”吧。

北川县北川中学垮塌,死亡和失踪师生逾千。新华社报导证实,”北川中学有一栋主要教学大楼倒塌,教学大楼中的一千名师生,都已经不幸罹难。地震当时,大楼里一共有二十一间教室正在上课,地震震垮了整栋大楼,只剩下一片残垣瓦砾。”另据当地消息,死的是二千多人。

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垮塌,300余学生遇难;都江堰聚源中学900人被埋,聚源中学的大楼已经被夷为瓦砾堆;另有消息说,有一千多学生被埋在废墟下面。

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和东汽技术学校教室倒塌,两校一千多名师生,估计至少有230人被埋。学校教室只剩下中间的一截,两边全部倒塌。校园摆放几十具尸体,而他们的父母则是趴在旁边,不停地哭喊着孩子的名字。一名逃出来的高三学生说,地震发生时,他奋力跑下楼到操场才躲过灾难,班上还有十几人再也没有下来,其它班级能跑下来的也没有几个。

此外还有五福小学、武都小学、广智学校、遵道学校受灾严重,约有700名师生死亡或被埋在废墟下;青川县木鱼镇中学宿舍楼倒塌,地震发生时有400多名学生正在里面午休,其中139名学生逃生,285人被埋。

龙居小学,瓦砾中找出24具遗体,不过估计仍有200人被埋,”解放军”好不容易才救出3名幸存者。据官方统计,地震中四川共倒塌校舍六千八百九十八间,这还不包括震中的汶川、北川等重灾区。北川县有北川中学、曲山镇小学等倒塌,均发生学生遇难的不幸事件。

不论轻、重灾区,中小学都是倒塌比率最高的公共建筑;远离震中的云南省有113所学校受损,甘肃陇南地区倒塌校舍2,300多间,陕西安康也有340多间校舍受损。重庆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十年前才建的三幢大楼或损毁,或倒塌,无一能再使用。

与学校惨状相对比的是,不少周围的建筑则完好无损,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大楼全都安然无恙。我的日本朋友打电话对我说:”那些孩子太可怜了!那些贪官污吏太可恨了!”

是呀,1995年1月17日日本神户地区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无数幢房屋倒塌,死亡人数达5,300多人。学校却能够经受剧烈震动而屹立不倒。因此,学校成了临时避难所。

2007年7月16日,日本新潟县发生6.8级地震,上千栋建筑坍塌毁坏。能够经受剧烈震动而屹立的仍然是学校。因此,地震后新潟临时避难所也是学校。

为什么日本的学校特别坚固?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知道,学校中的孩子,就是日本的未来。然而,这一切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以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终极目的中共反动极权集团,是天然的与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为敌,所以蒙蔽、愚弄、奴化、杀戮中国人民,破坏教育、毁灭青少年也就成了中共反动极权集团的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不变方针。

这场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地震,又制造了一个”断子绝孙的群体”.中国到底有多少遭断子绝孙的群体?我近年在收集、研究反右派运动史料,发现右派分子就是一个”断子绝孙群体”.当年划右派时,结了婚的,被迫离婚,如吴祖光成了右派分子,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立即出来”劝告”新凤霞和吴祖光离婚以示划清界线,结果新凤霞宁愿当右派分子也不肯离,算是顶住了;然而顶不住的却不计其数。有异性朋友的,也逼其分手;《炼狱人生》作者、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张强华在工厂劳动改造期间,与一个青年女工相爱,当局发现后亦逼迫他们分手:先找他们谈话威胁,再把张强华调走,最后把张强华抓进监牢;为拆散一对鸳鸯,竟不惜一切手段。这些右派分子在残酷迫害之下,许多人被饿死、累死、病死、折磨死、杀死,自然无后了;侥幸在二十二年的熬煎之后逃得一命者,也早已失去生育或抚养下一代的能力了,不断子绝孙其可得乎?

断子绝孙的群体还有地主、富农阶层,各种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类。还有偏远山区、处于国界省界的边区、中共当年武装割据的所谓老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老百姓也有许多人结不起婚、娶不到老婆的,也是当然的断子绝孙一族。

“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也是最惨烈的惩罚。中国人何其不幸,要受这样的咀咒,要受这样的惩罚?这真正该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

二、温家宝身后的跟屁虫

总理温家宝给我的印象一向是矫揉造作、装神弄鬼;在一副皮笑肉不笑的亲民外壳下,掩盖着的却是卖主求荣、背信弃义,好话说尽、大话说绝,好事却一件不兑现的德性。

当我看到前呼后拥的温家宝时,愤怒极了。他后面跟着的是木偶吗?对,是一群面无表情、呆若木鸡的秦俑。温家宝”踩着泥泞,攀上瓦砾堆,看到抢险人员正在解救两名被困废墟下的孩子时”,还”哭了”,并在雨中大声向孩子呼唤:”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温家宝还真当自己是尼山老母、法力无边呢。

一个韩国的马屁虫说他这话”感动了中国”,然而却感动不了他身后的跟屁虫。与其说,温家宝在指挥救人,倒不如说他在扰民,在分散人们注意力,在阻碍救人。

三、温家宝说了一句”人话”?

5月12日温家宝在和登机部队官员说话时表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对比他14日上午在北川县抢险救灾现场的废话来,这还算一句人话。

温家宝14日上午说:”活着的人的努力、你们的幸福生活就是对死者的最好安慰。””乡亲们,这场灾害确实太大,地震可以移动山,可以堵塞河流,但是动摇不了我们人民的意志。只要我们大家在灾难面前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共同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害。””昨天下午,我到县城绵阳市看望了北川地区的受灾儿童,那里可能有你们的亲属。孩子们安置得很好,我对他们讲,灾害夺去了我们的家庭,夺去了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还要生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更好。”(记者孙宇挺)有人讽之为”做诗”.请问温家宝:你拿什么”战胜这场灾害”?你拿什么让人”活得更好”?就靠你的两滴鳄鱼泪?就靠贵党从上到下、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

不过,就这样一句”人话”,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了,恐怕连温家宝自己也不相信吧。”人民”,什么叫人民,谁是人民?在中共土匪政权眼中、在分赃权贵集团眼中,”人民”二字只是骗神驱鬼的符号。你看,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公仆、人民公社,到人民商店、人民广场、人民路,哪一个”人民”是真的?哪一个真的是属于人民的?

是人民在养你们?不对。是你的上级在豢养你们。你温家宝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是你的上级抬举出来的,所以你心中哪里会有什么人民的影子呢?

欺骗、欺骗,彻底的欺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欺骗!然而还能欺骗多久呢?

四、天地不仁,百姓为刍狗;中共暴政,人民更贱于刍狗

中共建政以来,秉承帝制传统:死了党国头目之类的”领袖”人物,不但要下半旗,还要强令”举国同悲”,严禁一切文娱活动。

然而中共冷血集团对”养活它的人民”却这样冷酷无情,以前毛刘周邓时代不说了:几十万朝鲜战场的炮灰、几千万三年人祸的饿殍、几万名攻越的寃死鬼,都算不了什么。那么,把”以人为本”的胡温一代又如何呢?

他们仍然视百姓如刍狗,对成百上千死于矿难、海难、车难的人,一直拒绝为他们下半旗志哀。对这次惨烈的地震中死去的二万多人(相信死亡人数决不止此,而且还会大量增加),虽有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但冥顽不灵的胡温集团就是不肯降一下半旗。

朱学勤说: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傅国涌说: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我期待——国旗能为公民而降,在中华大地上,我们能有机会为死难者点起小小的烛光。

1998年,郭光东发表《国旗为谁而降》,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之规定,应为特大洪灾的死难者下半旗致哀。后来,刘晓波及本人也呼吁过为矿难死者降半旗。四川大地震后,又有肖华在《检察日报》呼吁:请从这次开始吧。通过降半旗致哀,让人看到国家和政府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让人看到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重要。人和人,地位或许不同,财富可能差异很大,但生命的尊严,却没有不同。降半旗致哀,更是一种提醒。全社会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血的教训,预防灾难,重视安全和抗灾救灾教育。

在心如蛇蝎、面冷如霜的胡温集团面前,朱学勤、傅国涌、郭光东、肖华以及本人的话,算是对牛弹琴——白说了。

五、丧事和”喜事”

葛剑雄希望”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也不。奥运火炬照样热火朝天地巡游神州大地,在死伤枕藉的五月十五日,火炬正从福建省古田进入江西省瑞金。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朝的”面子工程”重于万千黎民之生死。

尤其让人恶心的是,竟有几个运动员在捐款箱前作捐钱状,实际上一分钱也没扔进去。这样作假的丑恶,居然被中央电视台播了出来。

5月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方面务必把抗震救灾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皇甫平:《抗震选择理性:火炬传递需要策略调整》)中共分赃团伙又一次愚弄了中国人民。

六、中共帮派利益重于人民死活

此次地震,早有先兆,绵竹数十万只蟾蜍大迁徙、《楚天都市报》5月5日报导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蓄水突然消失。一个武汉的地质工作者,他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在和国外的一些同行进行了交流后,尚且准确地预测到”2008年5月12日中国将发生地震,地震的大致位置会在四川和湖北中部,可能整个中国都有震感”.上天早已示警,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中国各级地震部门有什么理由蒙然不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纳税人豢养了这批人难道只是为了制造大小便乎?

有人千方百计地为当局开脱罪责,却无法抹掉”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动态——市州动态》上:”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罪证。

地震当天,即五月十二日,就有日本、美国、台湾、香港、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地政府表示要派遣救援人员赴灾区开展救援;其中特别以日本、美国、台湾最有经验和效率,他们拥有生命探测仪、救难犬、各种仪器,可深入土砾堆中救出被困的人;但中共集团却为了保守所谓”军事机密”,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罪行,防止老百姓与外界接触,表示只接受国际援助物资与捐款,而拒绝外来的专业救援队伍。为了共产党的一帮一派利益、权贵集团的利益,几千几万人的老百姓只好成了牺牲品。

到十五日,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颟顸腐朽的中国当局才批准日本救援人员首批进入灾区;日本救援队伍十五日晚上九点到达北京,十六日凌晨三点到达成都双流机场,估计十至十一点才能到达现场。这时早己超过七十二小时的抢救黄金时段了,”在这场与死神竞赛、拯救生命的拼搏中”,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中共集团该当何罪?温家宝15日上午仍然在胡说”救人是重中之重”,继续骗人。对这一群骗子,他们的”重中之重”是维护他们的法西斯政权,是他们红色江山的苟延残喘。

七、以人海战术欺世盗名

共产党一向大嗡大轰,凡事如演戏。救灾也是他们表演、露脸的机会。中共舍近求远地从山东、广东等地调了十一万军警入川,看起来热热闹闹,像赶集。实际上因为缺乏救灾经验,缺乏仪器、设备,所以这些军人只能靠双手搬、挖,效率低下,近乎儿戏。从5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20期封面照片看,一张显示:二三十个军人围着一台吊车,在废嘘上下东张西望、束手无策。另一张显示:至少有九个男军人和两个女护士围着一个被救出来的小孩。从电视上也多见如此画面,瓦砾之下的灾民只有听天由命了。

据我的朋友张成觉先生揭发:北京当局宣布的前后几次救灾拨款累计只为十亿元人民币。按一千万受灾人口平均,每人仅100大元。同大陆一年九千亿元的公款吃喝、旅游及小汽车支出相比,只是九百分之一。而倒塌的房屋已达410万间!

张成觉先生在指出”港澳特区政府捐款四亿,台湾政府宣布捐款20亿新台币,合四亿港元”之后,不无讽刺地追问:”人民政府”无乃太寒伧乎?

熟知中共党情和中国国情的张成觉先生当然知道,中共操控的”人民政府”并非寒伧,他们对亚非拉小兄弟,对古巴、朝鲜等流氓同伙,决不小气。在与台湾争夺邦交国的金钱加美女大战中,豪气干云,往往一掷几千万美金、几十亿美金。

伍老先生说:”古代中国皇帝,面临灾异、灾害,往往要下罪己诏,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二十八份罪己诏。他们自谦、自遣、自省,对苍天尚有敬畏之心,因为敬畏,往往在灾害来临之际,修改政策政略,期对民间有所帮助,多少对政治过失有所检讨。但像中共政府中央一意孤行,严密控制的情况是没有的。”然而,却有叫方□豪的无耻文人,撰文歌颂李长春”统一舆论”有利救灾。真是岂有此理!中宣部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得而打之的时候,方某人居然还肯来贴这个臭屁股,为之保驾护航;可谓丧心病狂到了极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尤,令人嗟叹!

八、张成觉先生不幸而言中

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张成觉先生,来到自由世界后文思奔腾,著作等身;近来更是佳作如泉。仅针对四川地震便写了几篇既严谨又鞭辟入里的评论,让人佩服。令人惊叹的是,他老人家料事如神,早已经估计到胡锦涛来川会与温家宝会师,便预早提出劝告。

可是,中共的一切言行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他们志在做戏,而不在救灾。明乎此,对胡温合演双簧便不觉为奇了。

中共两巨头及一大批跟班去了绵阳之后,绵阳状况有何改善吗?我的绵阳朋友在skype中哀叹,”毫无改善”.商店关门,食物、饮水缺乏,在频繁的余震中,老百姓惊慌失措,疲于奔命,更无人照顾;以前好歹有个单位,再不济还有个居民委员会可以依靠;而今真是一无所有,只能自生自灭了。

九、祸国殃民的奥运会应该停办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个祸国殃民的祸胎,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今年以来的大雪灾、火车相撞、藏民反暴政斗争、手足口病疫,这次大地震又死人无数,分明是上天示警,叫祸国殃民的奥运会赶快停办。

中国的民俗,死人之后不能办喜事。死了数万人,不到百日便开起喜气洋洋的奥运会,不是太没有人性了吗?纵使不怕天谴,不怕寃魂作祟,难道参赛的运动员能心安理得、毫无心理压力吗?

再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劣,北京的环境并未改善仍然风沙蔽天,疫症蔓延威胁运动员健康,哪里是欢呼胜利、歌舞升平的时候?

北京奥运会,见鬼去吧!

2008,5,16于流浮山寨

北川邓家“汉龙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

我已经很难复原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邓家小学的完全细节,但从邓丽君的叙述中仍然知道:由于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左腿行动不便的邓丽君一直是被允许在课前十分钟整理活动中下楼上厕所的,那天她独自地缓缓下楼,从三层楼高的教室里刚刚走到空地,刚看到太阳影子,地就开始吼,开始动。

她拼命开始跑,虽然效率不高,仍然连滚带爬到达旁边的竹林,又听到体育老师在叫“快到操场”,就和另几个女生跑到操场,三分钟后,这里就聚齐了全校483名学生。

后来我们设想,小儿麻痹的邓丽君真幸运,要是那天她课前没因身体原因去上厕所,也许会被挤倒,也许情急之下会跳楼,也许会有什么不测,如果这样,一个奇迹就不会出现了,奇迹是——在单位地域死伤最严重的北川大地震中,虽然北川一中教学楼迅速淹没二千多名学生,但邓家小学483名学生一个都没有少。

而且,以肖晓川带队的9名老师携无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历经两天一夜,在无水无粮无工具的情况下,先是困守一处山坡,后来翻越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三座(之前媒体报道成两座)海拔最高达2000多米的大山,其中还有一名4岁多的学前班孩子,最后到达绵阳。

关于那个71名学生翻过三座大山和原始森林逃生的奇迹一直被流传,这两天,我一直在绵阳至北川转悠,我只想告诉更多的细节,少一些形式化的英雄色彩,多一点真实的人性色彩。

那天同一时间,肖晓川正在办公室看书,发现书动得厉害,另一侧的史少先正在教学楼巡视,学校负责人的他俩很害怕,但拼命开始吼“快到操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那么科学的组织学生逃生,后来向逃生专家询问过,包括蹲下、靠两侧下楼,进入操场以及后来制作简易帐篷,都符合逃生标准手册,但他们从来没学过,现在也不知道这就是标准逃生手册。

我觉得这个长途迁徙的故事很像《黄石的孩子》,韩寒说很像他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抗战时把动物园动物们转移到大后方的电影,在交谈中我发现中间并不像记者们写的那么大无畏,是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节,他们有怀疑、恐惧、绝望、麻木,但最后他们坚持下来了,没有伟大胜利,但修成无量功德。

肖晓川在四川卫视和中央台里已说了很多,但他私下向我承认一句从未对记者说过的话,“那时我很害怕,很害怕,我说是世界末日来了,我想活不过今天了”,旁边的史少先说他也很害怕,“那架势,完全让人莫得法镇定,真的就是快死了,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而不是这两天记者们简单讴歌的英雄形象,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最后带着孩子们逃出来了。

蹲在操场里仍很危险,看山下县城已夷为平地,山上还有泥石流,地面还有余震,“要活命就必须向高处转移”,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经过观察发现远处有一个缓缓的山坡暂时不会被淹没,他们动员学生一起上去了。虽然肖晓川从没有砍过竹子,但那天他去砍了很多竹子,史少先跑到废墟里捡了几块农民常用的编织口袋布,靠着山丫子以三角原理做了一个帐篷,他们从未做过帐篷,帐篷面积太小,483名学生只能背靠背坐了一夜,一动都不能动。

如果另外有人看见黑暗中的那个光景,一定会震撼——483名孩子躲在一个狭小的简易帐篷下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四周山石滚动发出巨大的响声,雨哗哗地下着,大地在颤动,孩子们很像躲避风暴的的羊羔,而老师就是牧羊人。

“山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完全黑了,听得到大石头从山下落下来的声音闷闷的像敲鼓,很恐怖”,再后来,居然有一些孩子却开始叽叽喳喳“摆条”(摆龙门阵),邓丽君对我叙述时一直在微笑,她说她们当晚在回忆谁怎么跑下楼的,谁还摔一跤,打趣谁还哭了喊妈妈……她还告诉我她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见证过无数灾难的优秀记者唐建光说,其实“灾难”永远不会是想像中那种情景,这次我明白了,特别是人类的情绪,人总会在极度灾难下缓和自己的情绪。

我曾经很不理解9名老师要带着没有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翻山越岭的原因,我问过“你们为什么不就地等待”,后来知道,“我们理解县领导啊,他们还得救埋在下面的人,一时顾不到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关于徒步翻山逃生的决定没有任何争论,虽然很危险,但留下来更危险,只有赌了。

他们的逃生路线是: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是依次上升的三座大山,,除了余震和山体裂缝、泥石流、暴雨外,因海拔高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中途有一个女老师因挂念婆婆退出了,人们理解她,有一个叫吴明艳的老师有严重气喘,在山上脸发青快死的样子,人们问她“行不行”,她很害怕很绝望,但说“一定要走下去,不能死在这里”。他们继续走着。

震后的异象出现了,“第二天白天时,天突然完全暗下来了,就像黑夜一样,一点光都看不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突然发现黑森林里一大片怪异的挥之不去的浓雾扑来,两米之外根本看不见同伴,昨天他们请我理解他们的迷信,因为那阵势太可怕了,完全就像一个巨大的鬼魂扑来,“阴冷,冷到骨头里去了,农村里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们很怕这个巨大的东西把人的魂勾走了,勾走了魂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让学生们互相大声喊叫着名字,然后大声地答应着,这不仅是壮胆,是让互相知道还活着,还有人气,让那东西拿我们莫得办法,不把魂给我们勾走了”。

他们就这样大声的在林子里叫着,他们的魂果然没被勾走,很久之后,他们走出那片巨黑色的浓雾。

剩下的山路更难,当地有句话是“养女莫嫁景家山”,是说这段路太难走把女儿嫁过去连路都走不得,还有一句话是“男人要穿脚马子”,就是说男人走这段路都得穿着一种用篾条编的东西才不会掉下悬崖。

山体已经出现裂缝,旁边有泥石流在下流,更要命的是,原来依稀还记得的山和路,这时却和以往不一样了,他们很奇怪,“山形变了,本来记得是往上走的路,发现却变成往下走了,本来是左转的,却变成了往上走,要是按原来的方向走就会掉到悬崖下”,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对喜马拉雅山的山体冲击,造成了类似造山运动的变化。

昨天听说一个有真实意味的笑话,地震那天,有两个北川老太太正站在靠得很近的山丫子上摆龙门阵,正讲着东家长西家短时,就觉得必须说得很大声说对方才听得见,一看,原本十几米的山丫子距离变成了近一百米远,这就是山体变化;有营救者震后在灾区看见一座山,问农民为什么对面这座山一棵树都不长,那么新,农民想了想,说:“新吗?很新,我也是第一天看见它”。

因为泥泞,这段路上鞋越走越少,每过一会都有人喊鞋丢了,但人却一个都没有减少,最小的只有不到5岁,大的就拉着小的跑,老师们还帮着找鞋,偷农家的鞋。

两天一夜他们71名学生加8名老师的食物是两袋夹心饼干,和几瓶水,“怎么吃?我们老师用手指给每个人掐一小块,让学生只能喝一小口,这叫吊命,留着元气就可以活命,前头的人在吃时,排在队列后面的学生吞口水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那时候,我们老师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肖晓川说。

我问他们一路上怎么鼓励学生,“除了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哄他们骗他们,大部分学生都没去过山下的绵阳,我们一路上就喊,加油啊,绵阳有好多糖等着你们,还有冰激凌,还有面包,可乐,那些娃娃小,就流着口水跟着跑,我们还说下面有警察叔叔在等着你们,山里的孩子平时看电视都知道警察叔叔是专门救人的,崇拜他们,就拼命往山下跑”。

令人悲凉的是,中途碰到过两家有能力收留学生的地方,但主人拒绝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这两家店的名字。

到了营救地点后,其实第一时间也根本没有传说中的糖,冰激凌……人们确实太忙了。

经过两天一夜,翻山越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终于看见任家坪收费站,看见正在那里搜救的指挥部,当时北川县金大中县长问“你们有多少人活着”,肖晓川说“一个都没有少”,金县长惊呆了,说“我们都以为你们全部都不在了”。

那天晚上孩子很困,坐在大巴上睡死过去,摇都摇不醒,但是车到绵阳时,体力已到极度虚脱的孩子们却兴奋异常,没有一个愿意去睡觉——对于这群山里长大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他们出生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大都市,虽然绵阳也被地震遭到破坏,但孩子们仍惊讶这个城市的漂亮,就像天堂。从地狱来的孩子,看到什么地方都像天堂。

昨天我在绵阳中学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大多很快乐,我问过学校老师为什么这样,宣传部李主任介绍了这几天他们制订的心理课,包括“注意力转移”“宣泄”“武术”“看猫和老鼠”……但一个老师说,这也是因为孩子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死人,换成北川中学的幸存者,肯定不会这么快乐,这么容易恢复情绪。为邓家小学的孩子们没看到过死人感到幸福。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核心,因为,如果那天邓家小学像北川一中那样在几秒钟内就被震垮,后来的成为传说的长途翻越也就不存在,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有死,甚至没有什么重伤,我了解到,那座十年来正式名字叫“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不仅楼没有垮,奇迹是,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与在这场大地震学校教学楼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这是一个奇迹,我很好奇,这是谁修的房子?

于是我知道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它是在十年前出资捐赠邓家小学的企业,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经办监理学校修建工程的人是当时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学校里很多人在谈及这场幸运的逃生时,都在感谢这位监工的“办公室主任”,昨晚我找到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讲了一些故事,但坚决不让我透露他的姓名,也不要表扬他,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下面我只能用X先生来代指为什么“刘汉希望小学”在这次大地震中成为唯一没有压死学生的学校?或者说奇迹最开始的一步是什么,我得知以下内情:

一、十年前,刘汉和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吧”。

二、十年前一天,监理工程的X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因为X曾经是生产水泥的一家公司的副老总,经他手灌注的水泥至少有五十万吨,是绝对的行家,所以他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是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三、一次会议中,他在追问工期拖延时,发现施工公司负责人眼神不对,才得知原来是有关方面的款项没有及时到位。按捐赠原则,企业捐款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再由有关部门把企业的钱下发到具体施工公司中去,但施工公司并没有从有关部门及时拿到钱(具体人们想必都能猜到,这可是中国式惯例),于是X先生又发火了,穷追不舍,终于让款项到位。

四、在奠基仪式上,由于某个原因工期又得拖延,X又发火了,他找到有关部门,据理力争,9月19日,学校终于平出一块崭新漂亮的操场,他说看到那块操场铺平后很开心,而那块操场,就是十年后483名学生逃生的地方。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听到X在吵架,在发火,在追款项,当我对他核对这个事实时,他要求我一定要在“吵架”上加上引号,否则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你晓得的,我不能说得太多。

我想我已没必要说得太多,一个深知捐赠中国希望小学潜规则的人士说,虽然学生们全部逃生是个奇迹,但汉龙集团的X先生能够通过“吵架”把钱“吵”到正规用途上更是个奇迹,在往常,吵架根本没用,钱还是不能够及时到位……(为什么这次学校倒塌这么多,这里恕我暂时不能直言,但稍有常识的人想必也知道)

由于X先生反复叮嘱我不能写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邓家“汉龙希望小学全部成功逃生”的故事后,就只能记住以下名字:刘汉、孙晓东、肖晓川、史少先、陈世荣,罗中会,母贤莹,沈长树,赵义辉,母广兰,吴明艳。

刚才,X先生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未经他同意,我就刊发在我博上,目的是让有的人有的部门看看,也提醒以后有人想修希望小学的人看看:

打扰您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在领导的安排下,绵阳五所希望小学建设均由我经办,而此次大地震未能撼动一幢,巍然屹立!师生未损毫发!请你来绵阳做客!

这次邓家刘汉小学无一人死亡成为一个奇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情。

杨恒均:比天灾更邪恶的独裁专制应该被推翻!

今天是我们举国同悲的哀悼日,共和国的旗帜将为普通的遇难民众而降,我们有理由在这悲伤的时刻,感觉到力量和希望。

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中央政府迅速出动,温总理更是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胡主席也随后赶到。在这次救灾中,中国政府不但前所未有地开放信息,允许外媒进入灾区采访报道,对于民间的批评和建议,非但没有采取打压,而且对于网友和民间一些对救灾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还采取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包括第一次允许外国救援人员进入中国大陆救灾,以及设立为时三天的哀悼日。这些都是网友最先在互联网上倡议的,以民为本的胡温政府从善如流,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刻感到力量和希望。

然而,在这同一天,我却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就在中国政府积极救灾的时候,同样遭受了天灾的缅甸军政府却把一场天灾变成了更加可怕的人祸。缅甸风灾是在两个星期前(中国大地震前一个星期)发生的,可至今缅甸军政府仍然拒绝国际救援人员进入缅甸救灾。据估计,目前有两百五十万灾民在缺少饮水、食物和帐篷的地方挣扎,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将会大幅上升)。

大家都知道,风灾来势凶猛,却并没有地震可怕,地震的幸存者都被压在下面,生存机会并不大,可风灾的幸存者则有较大的生存机会。风灾后,只要得到及时救援,死亡数字不应该像地震灾难那样继续急速上升。可是缅甸军政府不但拒绝外援人员进入,而且不许外国媒体进入报道。把缅甸灾区变成了一个监狱。近日竟然组织国际外交人员按照计划好的路线参观表演了一圈。

今天早上,看到CNN报道的一个画面,缅甸独裁将军带着大队随从参观一个难民所,得到难民感激涕零的画面。CNN根本无法进入缅甸,是在泰国报道的。据他们得到的消息,缅甸军政府播出的画面根本不是灾区,而是一两个“模范灾区”。

正好在这则新闻之前,是CNN那位女记者在中国汶川灾区现场采访学校家长的镜头,报道不但是现场的,而且CNN进行了自由的采访,也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和质疑。这让人感到天壤之别。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天灾变成人祸。中国政府在这次天灾中的表演,国际媒体有目共睹。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国际媒体歪曲报道中国地震救灾。

据报道,缅甸军政府对来自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松口,国际社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救援缅甸灾民。让人觉得无限可耻和愤怒的是,阻止国际社会救援自己的灾民的竟然是那个缅甸军政府!!这个邪恶的军政府宁可看着自己的灾民一个一个死亡,也要保持自己军政府的面子,和他们手里的绝对权力(国际救援人员没有可能推翻军政府)。这种邪恶岂是一个无法预测也无法预防的天灾可以相比的?对于这样的独裁军政府,除了推翻,还有什么办法?

缅甸风灾发生后,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积极行动起来,伸出援手,大力支援,缅甸灾区不停上升的死亡数字牵动中国人民的心。而且,我们也多次发出要求中国政府施压缅甸军政府,放下成见,以救人为先。但由于一个星期后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自顾不暇,缅甸的各项消息迅速淡出我们的视线。

可是,正如汶川大地震不仅仅是汶川人的灾难,四川大地震也不只是四川人的痛苦一样,中国大陆人的苦难也牵动了港澳台同胞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以此类推,缅甸兄弟姐妹的灾难也是我们不应遗忘和忽视的。特别是在这个悲伤的哀悼日里,我们不但为四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也为全中国、全世界在历次自然灾害中遇难的人哀痛。

而当缅甸这种独裁军政府把一场天灾渐渐变成人祸的时候,我们除了悲痛之外,也不应该掩盖出于良知的愤怒。

在这里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大家都知道,亚洲有两个世界上已经几乎绝迹的独裁专制国家——北朝鲜和缅甸军政府。这两个国家在对待自然灾害上,都是不顾人民死活,都毫无例外地把自然灾害变成了人祸。极权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和统治者的面子,严厉封锁消息,拒绝任何外援人员进入。

大家知道,上个世界末,北朝鲜发生饥荒,最保守的估计活活饿死了一百万人。可是,北朝鲜却不许世界上任何一家媒体(包括中国大陆的媒体)进入报道采访,更不允许外援工作人员进入,而得到的有些国际援助却落到金氏集团自己的腰包和军队手里,那些善良的朝鲜人民就继续被自己的独裁政府活活饿死。现在这一事件又发生在缅甸,缅甸接受大量的外援,却不接受任何监督,这些外援是否进入灾民手里,没有人知道。日前有民众报道,缅甸街上出现军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拿出去卖钱的丑闻,缅甸军政府也不得不发出禁止军人倒卖救灾物资的命令。至于这个邪恶的军政府自己是否贪污国际救援的金钱和物资,还是把国际援助送到他们从来也没有关心过的灾民手里,没有人知道。

这次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表现展示了一个成熟的大国形象,这种进步不但是中国人,也是全世界都看到的。然而,如果让这种进步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也能惠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这是值得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领导人思考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亚洲这两个独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中国也是他们唯一保持外交关系的大国。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当我们进步的时候,也应该无私地帮助他国,特别是那些依赖我们的兄弟国家和民族。中国政府和人民有权力、有义务也有责任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人道作用。对于那些不以民为主,不把自己的民众当人看待的国家说“不”。我们外交路线中一贯遵循的“不干涉他国内针”的方针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在面对这种残暴政权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这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要想赢得世人承认和尊重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继续墨守成规,我们迟早要为自己的外交路线付出惨重的代价。要知道,独裁政权是迟早要被推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当独裁政权被推翻,当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那些曾经的被独裁蹂躏的人民会记住,也会永世感谢那些坚守人道底线的大国政府——感谢他们在人民处于危难、濒临死亡的时候,那些大国选择站在人民而不是独裁者一边!

杨恒均 2008-5-19 (今日已联系海外朋友,与中国时间同步,在海外举行默哀三分钟仪式,沉痛哀悼文川大地震死难同胞。请来不及赶来一起哀悼的华人华侨朋友就地默哀,致谢)

昝爱宗:为地震死难者祈祷

7天,是一个周期,我们的政府终于公告,为数万名地震死难者下半旗志哀。

这是中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的群体遇难下半旗。我虽然不能一一说出死难者的姓名,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离开,使我们感到孤独,我们的国家也因为他们的离开被蒙上了悲伤的颜色。国旗,早应该为他们下半旗,不但为他们,还应该为无数矿难中的死者,火车脱轨遇难的死者,洪水淹没的死者,以及SARS而献身的人们,等等,国旗既然随时为民而升,也应该随时为民而降。

从5月12日大灾难来临起,就有无数无数的民众呼吁为死难着下半旗志哀。此前的灾难,这样的呼吁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5月19日开始,一连三天,举国下半旗,停止公共娱乐节目,就连奥运会火炬也停止传递,大家只有一个非常普通的想法,哀悼死者,安慰生者。不能不说,这次是政府的进步,体现了全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同时民意也获得了政府的充分尊重。毕竟,这样的政府,是人民所供养,权应该为民所授,今后应该更加积极地倾听民意,善待民意。

我想,从5月19日起到21日,我们的电台、电视台,不再有娱乐节目,我们每个人通过这样的悲痛时刻,反思灾难背后的进步。

此时此刻,虽然我叫不出遇难者的名字,但不能不为他们祈祷,我祈祷上帝接收他们的灵魂,安慰他们活着的家人。

此时此刻,还有无数生命得不到及时救助,或许他们在最后的时间中正在消耗掉自己的生命。能够帮助他人,是每一个最大的福分。今天,我只能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最大可能救助我叫不出姓名的亲人、同胞,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尊贵的,我们的国家都应该为每一个坚强而不屈的生命感到光荣。

我还看到,无数志愿者赶到了现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参与救援,帮助他人,爱人舍己,这正是我们时代最具特征的时代精神,如果每个人都能向他人献出一点爱,每个人都能收获更多更多的爱。

如果这个时代,人成为最可贵最有尊严的群体,那么这个灾难并没有战胜我们,而是我们胜过了灾难。

愿死者安息,愿生者珍惜生命,明天会更好。

怀念俄罗斯文学

近些年来,我常常怀念俄罗斯文学。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种 “情结”。它是一种不仅超越了功利动机甚至也超越了文学意义的精神寄托。

在上世纪30年代,我上小学时,读过一本杂志 《儿童世界》,上面说俄国一位大诗人,在一场决斗中被一个流氓打死了,而站在这个流氓背后的是——沙皇。从此我就记住了“普式庚”这个名字(“普希金”是他后来的译名)。于是,上中学时我找他的书看。那已经是抗战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苦,“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会有书。从老师那里借来两大卷老《译文》合订本,其中有不少普式庚的作品。同学中还传阅过《上尉的女儿》的孙用译本。这些作品充满了争取自由解放的精神,我读了非常喜欢,于是就把《译文》上普式庚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长诗《强盗基尔沙里》、短篇小说《埃及之夜》抄下来,又把《上尉的女儿》改写为一万多字的缩写本,编成了我自己的“普式庚选集”。

那时候还读过吕荧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普式庚——俄罗斯文学的春天》。我的青春正是被普式庚引入到俄罗斯文学的春天。

人在青春时代,又怎能不被屠格涅夫那几部语言优美、饱含激情的小说所吸引?读了 《罗亭》,书中女主角娜达说:“爱的悲剧是无报偿的爱”,这句话就刻印在心上了!《前夜》中的叶莲娜,为爱上一个异国人、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而煎熬得心慌意乱,在一家门廊中躲雨,碰上一个求乞的老太婆。叶莲娜急于救济她而又身无分文,就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张小手绢,倒让那个老太婆对她怜悯了——多么善良热情的姑娘!怪不得俄国评论家埋怨作者——怎么让俄国这么一位好姑娘爱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记不清谁说过:有些文学经典,没有一定生活经历,是看不懂的。对此我深有体会。上中学时,我曾得到国文老师的一件宝贵赠品——英文的托尔斯泰画传。它使我目睹了这位文学巨人的风采:看到他怎样在一间斗室中伏在一张小桌上写他的巨著,看到他怎样扶着犁在田野中耕地,对他十分敬仰。但在很长时期,我只是对着他那带着大胡子的肖像望而生畏,不敢掀开他的书。直到1950年代后期,当我身处逆境,才下大决心补这一课,把他的三大名著搬出来,深夜攻读。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那个一连几个小时向玛斯洛娃宣读起诉书的检察官所写下的一句话:“他不怜悯别人,也不怜悯自己。”深深的憎恶,极大的轻蔑,一下子把这个迫害无辜弱者的颟顸官僚钉在耻辱柱上了。

读《战争与和平》,久久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很小的插曲:在关系着俄国生死存亡的菲利军事会议上,库图佐夫是孤立的,其他将军都反对他的战略部署。只有高高躲在炕头上偷看下面开会的9岁农村小姑娘玛拉莎,凭着儿童天真纯洁的直觉同情库图佐夫,觉得这个老头是好人,而反对他的那些将军都是“坏人”。——伟大作家不仅胸怀博大,而且心细如发,与人民的心息息相通。

从此,我再不觉得托尔斯泰仅仅是一位陌生的巨人。

构成俄罗斯文学的血肉和灵魂的,是对陷于苦难中的人民的深挚的爱。由于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共同具有在古老的“黑暗势力”重压下追求解放的命运,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才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共鸣。

试问:凡是曾从旧社会的苦难中坎坎坷坷走过来的文学爱好者,有谁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而不觉得“感同身受”?

“中俄文字之交”,早在五四时代就由瞿秋白等翻译界先驱打下基础,以后又由曹靖华、戈宝权所代表的翻译家发扬光大,后来在鲁迅先生影响下,使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感情转到了苏联文学身上。今天,尽管苏联解体,但苏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作为人类的一场划时代的重大实践的经验教训的载体,仍然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说苏联文学中优秀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得于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大概也不会错。譬如说,在《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和平》之间,就两者恢宏的气势来说,难道没有一种血缘承传关系吗?

看到书市上充斥着过多软绵绵的虚情假意、乱糟糟的打斗喧嚣和足以败坏青年读书胃口的形形色色品味低劣的书刊,我不禁怀念起自己青年时代所钟爱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植根于黑土,发自对人民最深挚的爱,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纵然多年未读,仍难以忘怀。

沙叶新:我再次为中华祈祷

前天(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自由谈”上,刊载了我为四川震灾所撰写的短文《为中华祈祷》,同时刊出这类短文的还有导演李杨、民建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丁磊、SOHO公司董事长潘石屹、画家陈丹青。

我非常感谢《南方周末》为我提供这一小方宝贵的篇幅,能够和以上诸位先生,共同表达我们对四川震灾的严重关切和对遇难灾民的衷心祈祷。

这两天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是经常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泪眼模糊地收看央视有关四川地震的报道,尤其注意震中汶川的灾情,急切地盼望着通往汶川的公路能够尽早修复畅通,让急需的救援的食品、药物送到那里。在平常的日子,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可以忽略不计,可在通往汶川的公路上,每个一分一秒都和每一条生命生死攸关,都和一个家庭的哀乐紧密相联。

每看到一个被掩埋在废墟里的人被救出,我都热泪眼眶,禁不住地在心中呼唤着:谢谢、谢谢!谢谢战士、谢谢武警、谢谢医生、谢谢护士、谢谢志愿者、还谢谢那些勇敢尽职的救生犬。这是一次感天动地的伟大的救援。

在四川我只有不多的朋友,13号打电话给成都的振齐兄,他说他家住在25楼,地震时,震感强烈,室内家俱摇晃不止,但没伤人,如今他们全家已经搬迁到郊外去住,安全无虞。

当天下午,我还打电话给什邡的一位护士朋友,她说什邡大约死去2000余人,还有更多的人埋在废墟中。她说他们医院所有医务员工都是两班倒,12小时工作,12小时休息。她的女儿希希感冒咳嗽发烧,只能安置在离开什邡甚远的乡下,她也只能在下班之后照顾自己的病女,给她输液。16日她又发来短信,说:”今天上午11点20多分,又有一次很强的余震,吓坏了,吓得我和希希从三楼家里飞跑出来,现在还算安全,暂时又不敢回家了。”她还说:”没有震死,没有吓死,但被蚊子咬得半死,手脚都是泡。通宵值班后,也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但又不敢回家住……”我发短信鼓励她:”坚持,我会一直关心你们母女,一切都会过去,胜利就在眼前!”

我还想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成都一位教师,她教育”失足少年”的事迹深深感动过我,我三年前曾特地看望过她,给她鞠躬、献花,但我不知道她的电话,不知道她如今的安危,心中非常焦虑……

我在四川没有一个亲人,但如今他们以及所有的四川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再次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

除此之外,我一介书生还能做什么呢?我感到我的无能,我的无力。去四川做志愿者吗?去亲自救援吗?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不可能。我也想过为四川灾民献血。因为我年轻时候,是学校和单位献血最多的人之一,如今我大病之后,血的质量可能不行了。10多年前,我还在上海报名捐献骨髓,也是因为年纪大,一直没通知我去验血。

我还能为灾区做些什么呢?唯一可做的就是捐钱。昨天我手机坏了,一架新款的”三星”手机让我爱不释手,要2千5百多元,但几次拿起又放下,如果平时,我会不太犹豫地买下,可在此时此刻,四川有灾,国家有难,已经有很多人建议天安门降半旗,要求各地方尽量停止社会性的喜庆活动,希望各电视台尽量少播或不播搞笑的娱乐节目。我做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想国人所想,与其奢侈地买一高档手机,何不省下钱来捐助灾区?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于是,我买了一部价格只有11元(!)的最普通的三星手机,但必须支付288元的话费预存款。我将省下的部分余款让我妻子送到我们社区的居委会的捐款箱去了。

最后解释一下我在《为中华祈祷》一文中所用的”天谴”一词什么意思。所谓”天谴”就是”天怒”.《北史》有句话:”允叶(音xie,即’协’的古体字)人心,用消天谴。”大意是说:”协调人心,用以消除天怒”.古代把”天”视为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是”天神”、是”天帝”.说”天谴”就是因为人类作了恶、得罪了”天”,所以致使”天帝”愤怒,惩罚人类,让人类得到相应的”报应”.

但我在《为中华祈祷》一文中所说的”天谴”已经不是古代的含义,”天谴”的”天”我指的是”自然”.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天灾”指的是”自然灾害”,”天气”指的是”自然气象”,”天时”指的是”自然的时序”,”天择”指的是”自然的选择”,”天趣”指的是”自然的情趣”,”天籁”指的是”自然的音响”.即便在古代,”天”也不完全是指超自然的有意志的力量——”天帝”.如《庄子。刻意》:”一之精通,合于天伦。”,这里的”天伦”指的是”自然的道理”.再如《庄子。天运》:”顺之以天理。”这里的”天理”是”自然的法则”.又如《淮南子。俶真训》:”交被天和,食于地德。”这里的”天和”指的是”自然祥和之气”.还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近代例子,严复翻译《天演论》,”天演”就是对英文evolution的意译,指的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规律。

那我说的”天谴”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自然为什么要惩罚人类呢?那是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以前我们一直信奉毛泽东所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他说的”天”和”地”指的都是”自然”.”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豪言壮语和宣传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我们大大的破坏了自然生态。”沙尘暴”、”蓝球藻”都是自然对我们的严重惩罚。这次四川特大地震呢?这么多年以来在四川和周边地区的开山劈岭、改造山河、建筑大坝,兴修水库,让大河让路,让高山低头,就一点不影响四川及其周边的自然生态吗?当然目前还不是总结的时候,眼前的要务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拯救生命,但是在抗灾胜利之后,我们千万不能够忘记总结。这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道义责任,我一定要提这个醒。更因为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热爱的土地,这是我热爱的中国,这是我热爱的人民,所以我一定要提这个醒;即便被人误解,让人唾骂,我也决不放弃!

我最担心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担心的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今年年初的大雪灾,我们总结过什么教训吗?我们向哪个官员、哪个衙门问过责吗?3月份的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过认真的反省吗?2008年还没过去一半,在未来的半年内,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的下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如果我们能够对已经发生的灾害认真总结、彻底反省、归纳经验、吸取教训,那么一个天高气爽、桂子飘香、无灾无害、和平祥瑞下半年也许会实现。否则,难说!为此,我再次为中华祈祷。

2008年5月15-17

景凯旋:托马斯·曼为何开骂

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主和人道主义,抵制一切左右的极端主义,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认为“这和这个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过度紧张和敌视外族的心理有关”。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和民族价值,只有一种空洞无物的仇恨。

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八十年前,一个伟大的德国作家曾被他的国人骂为卖国者,被褫夺德国国籍,但他最终却给自己的民族带来了世界声誉,成为德国民族永远的骄傲。这个作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

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对于一个热爱德国文化的作家,托马斯。曼曾经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加入了爱国者行列,如豪普特曼、里尔克、穆齐尔、瓦泽曼等,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占领他国是一个强国崛起的特权。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的托马斯。曼,同样也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

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却认同民主与理性,公开反对德皇的战争,并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一个由暴力,不是由自由、正义和真理建筑起来的国家,一个人们只能服从、驯服、被剥削的国家,个人不受尊重的国家,不会胜利。”对于托马斯。曼等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他写道:“他们比制造伪善和破坏正义的掌权者更负有责任。对于掌权者来说,做出不义之事就是不义。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为了国家利益。你们这些伪知识分子把不义说成正义,甚至当成一种使命,如果是通过人民发出的话,你们还自诩代表人民的良心。”

为此,托马斯。曼花了三年时间,写就一篇论著《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他把德国人的激情和本能归为“文化”,把英法的理性和民主归为“文明”。德国民族的核心是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理性和启蒙的西方文明。启蒙主义曾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世界图景,却在崛起的德国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思潮在政治上崇拜铁和血,主张国家就是一切,个人微不足道。因此,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中,亨利希称曼“无法认真对待他人的生命”。兄弟俩有四年时间断绝了关系。这表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一个群体把自己看做最优秀民族时,便会以民族性对抗民主价值,认为承认民主就等于承认西方的“文明”。

纳粹崛起使他思想大变

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晚年的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浮士德博士》是一部“忏悔录”,是对德意志精神的反省,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他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大感震惊,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到处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这些现状使他困扰,也使他更深地思考德国民族的特性。纳粹的崛起正是依靠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屈辱和仇恨,1925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极端仇视外国,一味歌颂本民族。这种自卑和自大相互交织的情感甚至到了缺乏任何幽默的地步,如两个德国飞行员成功飞越大西洋,就能带来举国欢欣若狂。而当托马斯。曼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调侃地把他们称为“飞行笨蛋”时,立即便被报纸指责为谩骂民族英雄,托马斯。曼也只好解释说他并无恶意,只是反对“以过分的、反文化的方式过高地评价体育记录,并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国家这些抽象的概念突然间具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正如阿伦特后来针对纳粹的崛起所指出,整个教育界都没有意识到群众时代的一个现象,即“一般民众已完全丧失对自我利益的关怀,以及当他们面对死亡,或他人灾祸时,竟漠不关心,充满犬儒式的讥诮颜色,并且狂热地追求种种抽象的概念,以抽象概念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而轻蔑最显明的普通常识规范。”

作为一个作家,托马斯。曼更关注精神和审美方面的东西。在法国的演讲和采访中,他称德国人的精神“倾向深渊,倾向非形式和混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了它。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的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感情并不复杂;它只是肯定和否定;爱或恨,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谎言,决不一半这一半那,决不要么部分、要么全部。”因此,当戈培尔用“决不要忘记你的祖国是你生命的母亲”作为纳粹党的戒律,并使千百万德国人为之热血沸腾的时候,这一切便不难理解了。

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主和人道主义,抵制一切左右的极端主义,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认为“这和这个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过度紧张和敌视外族的心理有关”。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和民族价值,只有一种空洞无物的仇恨。他们对启蒙精神的敌视使作家感到压抑,这使他想起歌德的谈话录中所说,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优秀;作为整体,则是那么可怜。在一则日记里他写道:“歌德晚年时在为爱国和‘自由’而举国狂热的德国所感到的陌生感,我们也痛苦至极地体验到了。”

他的陌生感不是针对纳粹,而是针对整个德国民族。纳粹党标榜“国家”、“工人”和“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中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1930年的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票数大增,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托马斯。曼再次意识到在某一历史时刻,沉湎于艺术乃是奢侈和无聊,他在柏林贝多芬大厅作了《致德国人,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讲,号召抵制民族主义狂热。但演讲受到纳粹分子的捣乱,场面变得混乱,最后他从后门溜出才得以脱离险境。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月,托马斯。曼在慕尼黑作了纪念瓦格纳的演讲,指出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完全是精神的,不是政治的。但紧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纳粹政权开始了大清洗。3月,希特勒宣布解散国会,限制集会和新闻自由,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此时的托马斯。曼已经离开德国,前往荷兰讲演。4月,一家纳粹报纸刊登四十五位文化界人士的声明,对他的瓦格纳演讲进行了“杀气腾腾的攻讦”,官方文件更是称他是“民族运动的敌人”。托马斯。曼发现回国的道路已经中断,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直到1949年才重返德国。

痛斥德国不配称为国家

在瑞士的三年期间,托马斯。曼对德国发生的事一直保持沉默,也许他心中还存有一战时那种爱国主义情愫,也许他希望维护“不问政治”的文学家角色,自己的书在国内能够继续出版,这使他受到流亡作家的批评,最后连弗洛伊德也要求他表态。在这个时刻,人们需要这位大师发出声音。

他对形势认识得越清楚,他的痛苦也就越深。他热爱他的民族和国家,但他也深知民主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立稳过脚跟,对人道主义的蔑视更是这个民族的传统。如果说,1930年的选举还和经济危机有关,希特勒后来也确实兑现了承诺,在几年之内就基本消除了失业,实现了让世界震惊的一个经济奇迹;那么,1933年11月的选举,德国人民的对外态度却几乎是一致的,希特勒反抗外部世界,重建一支强大军队的计划,得到了全体德国人的拥护。96%的选民参加投票,95%的人赞成退出日内瓦会议,甚至达豪集中营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投票赞成这个把他们关起来的政府,后来在1934年8月的选举中,90%以上选民更是投票赞成希特勒继任总统,独揽大权。

这就是德国人民所渴望的强国之梦,希特勒在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魏玛共和国连想都不敢想的伟业。国家的荣誉已经恢复,世界开始对德国感到害怕。他们并不在乎个人自由遭到剥夺,生活和工作遭到管制。如今德国人只有爱政府的自由,没有反政府的权利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信仰,这不正是德国人民所要的崛起吗?

目睹这一切,托马斯。曼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在某些历史时刻,理性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越是极端的表现,越是能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他不能忘记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焚烧书籍的情景,这位语言大师失去了对语言的信任,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意识到与纳粹争辩是无用的,正如阿伦特所指出,邪恶是不可知的,不是因为它深奥,而是邪恶的本质就是平庸,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所以思想遇到邪恶便无法深入究诘,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打破沉默,公开表示:“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他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

如今,他的文化概念来自这一认识:“政治和社会活动只构成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人道这个最高的范畴。”而当时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对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对于德国普通民众,他同样毫不客气,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当托马斯。曼被褫夺公民权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希特勒会将德国人带入一场自我毁灭的战争,他希望德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混合着“过分感伤与暴力”的德国人,已经既没有思维的能力,也没有爱的能力,只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但他的心情并不因此好过,他深信自己比那些爱国者们更深地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而这个传统是有问题的。因此当他在美国得知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他并不感到有多么兴奋。在对德国的广播讲话中,他真诚要求德国人不要把自己首先看做是德国人,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重新恢复了人性的人看待。

托马斯。曼后来的许多小说中都反映出一个主题,那就是承认互不相容的东西这个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忠实于生活本身对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观的纠正。1947年,在致德国人民的信中,他再次认为不能由希特勒独自对这场悲剧负责,国家社会主义植根于德国的精神传统,德国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从外部受到教育,而必须从内部受到教育。

在1945年《德国和德国人》的演讲中,托马斯。曼曾说道:“德意志从来没有过成功的革命,没学会将民族这个概念与自由的概念统一起来。”德国人民要是早明白这一点,他们还需要承受偏狭和仇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吗?

南都报社论:祭奠你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

 

就是这三分钟,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哭泣。

这泪水首先是为你,废墟下的人们,我们能感觉到你的身躯一点一滴在冰冷,我们能感觉到你的疼痛、呼号和恐惧。

这泪水也是为你,劫后余生的人们,你们在那余震不断、洪水与疫病威胁着的帐篷里可好?你们失去亲人的哀痛可稍有平复?你们被打断的人生憧憬可再度燃起?

这泪水压制已久,因为救人如救火,我们还来不及。我们还放不下手中的铁锹,我们还停不下飞奔的脚步,我们还摆不脱心中的焦急,我们还在心中祈祷,我们还想更加出力。

然而终于有了这三分钟,我们就不撑了吧,我们就不盼了吧,我们就哭了吧!

正在挖掘的救援者们,你们哭了吧;一线的医生护士们,你们哭了吧;飞奔而去的志愿者们,你们哭了吧;尽心尽瘁的领导者们,你们也哭了吧;所有在呐喊、在急切、在募捐、在援手的人们,你们都哭了吧。在五千年来第一个为普通人设立的国家哀悼日里,让我们的泪水奔涌而出,以国家的名义哭泣,更重要的,以“人”的名义哭泣。

空前的灾难击中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击垮了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然而空前的灾难更激发了我们,荡涤了我们,灾难之下,无数人自发奔赴灾区,无数人捐款捐物捐血,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每一个幸存生命,我们的情感从未如此炽烈,我们的人性也从未如此纯粹。

此次灾难中呈现出更可贵的是,公共管理方式的重大积极变化,更透明及时的信息,对外界和民间更开放包容的态度,而国家哀悼日的设立,则是顺应民意潮流的标志性举措。

祭奠你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你们身受的极致惨烈和巨大痛苦,都是我们必将牢牢记下的心灵之债。我们惟一能偿还的方式,就是将灾难当前的人性和制度刷新,固化为我们全社会的常态,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新起点。

让我们一起来偿还吧,政府官员们,请将公共事务管理得更好更以人为本;企业主们,请更多投入公益回报社会,普通市民们,也请更多关爱你身边每一个不幸的弱者。让我们更善良起来、更单纯起来、更热爱起来。

我们不能不建设一块更美丽更安全更关怀每一个个体的土地,因为在这土地下,埋藏了那么多、那么多曾经纯洁、曾经无辜、曾经热望的眼睛。

李大立:香港有个陈巧文

奥运火炬传递本来是一件喜庆的事情(笔者不想效仿中共,将一支普通的火炬神圣化,称其为「圣火」),它象徵着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传遍世界。上届雅典奥运,人们在巴黎载歌载舞迎接火炬;可是这一次北京奥运,火炬所到之处,除了共产国家北韩和越南,无不发生抗议示威。火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香港,会发生什么情况?举世瞩目,因为这是中国国土上唯一一个还能够表达不同的意见的地方,考验它九七回归后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可是香港政府和大陆愤青共同交出了一张不合格的成绩单。

香港政府一面拒绝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入境,一面却大开中门,让旅行社将一车车「免费香港一日游」的大陆愤青和自由行运来香港「保护圣火」,造成弥敦道满街都是操普通话的「红海洋」。一面粗暴地对待不同意见的和平示威,强行将弱女子陈巧文抬上警车;一面却对张狂无礼的大陆「内地生」网开一面……,在在都令人无不感到香港正在逐步失去他赖以成功的基石——自由与法治。

其中最令人愤慨的是电视专题节目「铿锵集」所见,香港大学哲学系学生陈巧文小姐在校园里接受电视採访时,一群在港大读书的内地生粗暴地干扰採访,有一个操普通话的男学生用满带乡音的英文莫名其妙地狂呼:「One China, one China!」连在场的一个内地女生都看不过眼,轻拍这个男生的肩膀,促他冷静下来。另一个内地男生的表现,则更充分地暴露了大陆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好表现自己的毛病,他选用英语和陈巧文辩论,相比之下却显得其英语十分蹩脚,因为陈巧文在英国读了五年中学.他竟恼羞成怒,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硬是手执一面五星旗遮挡陈小姐和她身后一个外国留学生展开的西藏雪山狮子旗,无论别人怎样闪避,他都死缠烂打,实在令人呕心!其实,你表达你对中国的爱,对奥运的爱,就自己尽情地去表达好了,香港不像大陆爱国爱错了都有罪(前几年发起反日游行和最近抵制家乐福的愤青被捕判刑);别人表达他们同情和支持西藏民族自治宗教自由,表达他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渴求,干卿底事?为什么一定要干涉和打压别人?他们永远都不懂得「爱自己,也爱别人」。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爱自己,必须恨别人」。

香港和中国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条约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收及传递讯息和思想的自由。」中国的「签署」不过是做骚,「人大」长期搁置不「批准」;香港不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一举一动都在世界舆论的监督之下,同情支持西藏民族自治,展现雪山狮子旗,并不犯法。照道理内地生应该入乡随俗,尊重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可是,他们却处处表露出在大陆习惯了容不下半点不同意见的心胸和反应,做出很多与香港社会不融洽的言论和行为。照道理内地生还应该客随主便,他们作为客人来到香港,应该尊重香港主人,保持最起码的礼仪和风度,可是它们的言论和行为普遍让香港人反感。已故台湾作家柏杨说:「中国人最丑陋的地方,莫过於不知道自己的丑陋。」这句话,用在这批内地生身上最恰当不过.

眼下这批二十来岁的内地生,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中国大陆最惨烈的政治运动已成过去,能来香港读书的,非富则贵,有几个穷苦人家的子弟?自己没有受过苦,父母也没有将上一代的苦难告诉他们。他们从小饮狼奶长大,长期接受共产党单方面意识形态灌输,有这样的表现不足为怪。「铿锵集」播出九龙弥敦道上一个内地女生无比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出生在中国,我很爱我的国家,他的一切都是好的!」她所说的「国家」其实是中共和他的政府。如果这个内地女生出身普通人家,我想请问她:难道你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在一次又一次恐怖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受过任何迫害(这样幸运的家庭在中国少之又少)?怎么能说「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她是出身於高干家庭,试问一下,中国大陆贪腐成风,道德沦丧,甚至在其十几人权力核心里都出了陈希同、陈良宇这样的大贪官,又怎么能说「一切都是好的」?说这样的话,形同白癡.

这些内地生名为大学生,其实一点头脑,一点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他们来自一个「一元化」的社会,很明显地和「多元化」的香港社会格格不入。本来和平共处互相包容无论对他们还是对香港人都是最好的相处之道,可是他们却偏偏喜欢用他们固有的思维方法和行事模式强加於人,所以特别令香港人反感。相对於同是大学生的美国王千源和香港陈巧文,他们不过是一群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而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连香港的中学生都比不上。「铿锵集」同时播出对香港中学生的採访,他们说北京奥运会和过去历次奥运会一样,实质都不过是一场体育竞技,之不过借难得的四年一度的全世界运动员大聚会传播和平和友谊.本来无论政府和民众,都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之,根本没有必要如此高度政治化,如此狂热,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奥运火炬的传送,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本意是传递和平和友谊,现在却搞成激烈的对抗,对奥运精神不啻是莫大的讽刺。有一个男生说,学校告诉他们如果出外观看火炬传递,规定穿红衣或者校服,这个同学说自己不想加入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选择穿白色校服。相比之下,这些名为大学生的内地生,以其思维方式的幼稚,以其行为举止的粗鲁,在香港中学生面前,是否会感到一丝惭愧?

幸好,中国有个王千源,香港有个陈巧文,两个弱女子在地球的两边撑起了中华民族理智和良知的一片天空,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希望,我们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她们!

(写於5/4/2008纽约)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刊於08年5月号「动向」杂志,刊出时略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盛  雪:奥运精神何在?──八十八岁母亲遥盼王炳章

日前,加拿大笔会安排我到加拿大西部三个城市出席「文字无疆界」阅读演讲会,并为被判十年徒刑的诗人师涛呼籲.在最后一站温哥华市,我去看望了王炳章八十八岁的老母亲王桂芳。老人家看到我,还没开口就落下泪来。老人一边不停的擦着眼泪一边说:中国要办奥运,就应该展示开放和开明的一面给国际社会:「我要对胡锦涛说,现在要开奥运会了,应该是政策各方面都宽一点.胡锦涛,大夥都那么捧着你,拿着你当个一国之君。王炳章他没犯了什么罪,也没做什么坏事,他就是要给中国讲讲真理,讲讲人道,叫中共改变一点政策。我这八十八岁的老妈妈还在家里等着他呢。等着我儿子,你放王炳章出来,也算救他这八十八岁的老母亲.我这身体好一点的话,我愿意到监狱里看看他去,可我身体太糟糕了,去不了呀。」老人虽然身体非常虚弱,但头脑和思路都很清楚,对时事要闻非常瞭解。听着老人一字一泪的讲述不禁令人辛酸,但是什么言语能足够安慰老人家呢。

「弃医从运」创办《中国之春》

王炳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於中国渖阳市,幼年移居北京,在北京完成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大学就读於北京医学院(现称中国医科大学),出国前做过外科临床医生及心血管基础医学的研究,一九七九年留学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王炳章於一九八二年底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共建国后公费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中国当局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还配发了社论,并用极高规格接待回国探亲的王炳章。但是,由於亲眼见证了民主国家制度的优越、社会的平等、法制的健全以及对人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他已经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得失。王炳章「弃医从运」,走上了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王炳章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在纽约宣佈,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同时宣佈发行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杂志,致力於打破中共长达几十年的新闻封锁.一九八三年他创建了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一九八九年,他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二○○二年六月,王炳章被中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从越南绑架后带回中国。半年以后未经公开审讯,被判无期徒刑。王炳章被抓至今六年来,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广东省韶关市武江监狱.

单独囚禁已经长达六年多

王桂芳老人说,已经向胡锦涛发出了呼籲信,希望中国政府实行对世界人民的承诺,体现奥运精神,释放王炳章。信奉基督的王桂芳老人说:「我每天都跪在地上祷告。我说,主啊,我给跪下啦,我为我儿子给你跪下了。我是八十八岁的老母亲,黑天白日的想儿子,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怎么要求就是始终没见行啊。他在那一米宽的小屋里住了六年了啊,什么人能受得了啊。我说,胡锦涛啊,要是他真干了坏事,你拉他出去枪毙了我也心平气和,可是他没干坏事啊,他医生都不当了,就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呗.你胡锦涛那么治他,你想想吧,对得起上代的人不?对得起老百姓不?我儿子太冤枉了。」

说到家人两次千里迢迢到韶关监狱去看王炳章被拒,老人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其中一次是王炳章大姐带着王炳章的儿子去探视,因为王炳章在狱中绝食,被灌食,弄得浑身伤痕,狱方拒绝探视。尽管他们苦苦哀求并在监狱旁边的旅馆等了十天,狱方为了惩罚王炳章,最终也没有同意探视。另外一次是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给监狱管理处跪下求情,说:处长,我求求你,叫我见我哥一面吧。回去好跟我妈妈说呀,我妈叫我来的,我没见着我哥,我妈妈心里受不了,我也没法交待呀。尽管如此,狱方坚持不让探视。

老人介绍说,王炳章在狱中患过两次中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还患有静?炎、静?曲张和脑血栓。另外,由於不适应韶关的气候及生活环境,又患了严重的花粉过敏症。家人多次向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写报告,要求解除对王炳章的单独关押,或转换监狱,但始终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任何回应。老人还说,韶关监狱潮湿,她亲手给儿子织了毛线帽子和袜子,每次有人去看望王炳章时,她都会画些儿子喜欢的动物花鸟给儿子带去,算起来也有一百多张画了。老人得意地说,儿子特别喜欢一幅「猴子浇花」,还说以后要裱起来。

听着老人的哭诉,想到王炳章的父亲於二○○六年初离世,去世前不停地叫着王炳章的名字,盼望着和儿子见最后一面,但还是带着无限的遗憾走了。看着眼前这位将届九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她的苦苦哀求能?打动中共吗?她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儿子,却要为此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忍受这样每时每刻揪心的痛苦。

二○○八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