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一句涉及中国的评论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华人民族主义狂热，洛杉矶、旧金山、纽约等地华人纷纷游行示威，抗议CNN“辱华”，澳、加、德、法、英等国华人群体性走上街头，声讨CNN“谬论”。新华社报道，洛杉矶40多华人社团号召以华人群体名义向CNN索赔13亿美元。此提议马上被人抢走：纽约美容师梁淑冰与北京小学教师李丽兰联合状告CNN和主持人卡弗蒂，索赔13亿美元。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愤怒更加暴烈。香港《明报》报道：“中华网”讨论区发起签名活动，要求禁止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与英、法断交。在群情激愤的基础上，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多次与CNN驻京办事处负责人交涉，要求他们认错、致歉。中国官民如此一致是少见的，结果是CNN对卡弗蒂的言论作了辩正，宛转地表示了歉意。
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传递引起接连不断的抗议。首先在伦敦受阻，继而在巴黎遭折。它向北京传递的信号是：对中国人权被镇压表示强烈不满。不料却触发了华人的排外情绪。中国人选择的攻击目标是法商在各地开设的家乐福超市。《南方都市报》载，17日昆明抵制家乐福活动进入第三天，一幅巨大红旗被10余人展开，堵住家乐福门口。工程师马瑞杉在门口打出“创建和谐，反对抵制”标语，被200多人围攻、谩骂“打倒汉奸！”。抵制活动蔓延到合肥、武汉、西安等地。这时，官方出面给予支持。外交部发言人姜瑜4月15日把华人排外称作“中国人民的声音”，要求“法方应很好地理解和反思”。家乐福亦不示弱。《京华时报》告诉读者，该店员工4月28日换上印有中国国旗的红色上装，帽子前端印有“beijing2008”或印有五环标识。北京奥委会则以印有奥运标识违规为由，责令脱帽。这场争执无法遏止，乃至影响到法国总统赶快采取平息措施，派出要员安抚中国群氓。
海内外华人掀起的这股狂潮似乎一时得势，但认为这些群体活动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其实是不准确的。正当的民族诉求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能侵犯和伤害其他民族的正当权益及其文化特征，同时，必须承认任何民族均有自决权：自治或独立的权利。违背这些原则的诉求显然超脱了应有的规范。比如，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文化特征，CNN和卡弗蒂享有这种自由。华人当然具有对卡弗蒂言论的反驳和抗议的权利，但是，把这种权利扩大为要求制裁CNN（属于小题大作）、要求“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甚至要求“与英、法断交”（属于缺乏政治理智），就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正常轨道。再如，当奥运开幕在即时，中国人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遭到残酷镇压，这是各国关心人权者不能容忍的。抢夺奥运火炬就是不满的表示。中国政府不反躬自问，反而把国人攻击家乐福称作“中国人民的声音”，给盲目排外披上“民族主义”（即“爱国”）外衣，这就错了。损害其他民族的权益来发泄本民族的怨愤，决不是民族的正当利益所在。这是被扭曲的“民族主义”，吹胀的“民族主义”，学界把它称作“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这类民族狂热是专制政权长期实行新闻封锁、舆论控制的必然产物。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发出，只有一种舆论传递，只有单一的好恶爱憎，只有唯一的酸咸苦辣。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溶液中浸泡多年，就会溶化其中，从而下意识地知道什么时候该怒发冲冠，什么时候该沉默无语。这些表现使党觉得“正合吾意”，双方达到高度默契。专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如此相互沟通、彼此配合。在2008年8月8日眼看就要降临的关键时刻，在上下左右、境内境外的压力愈益扩张、愈益加大时，在胡温二人忧心忡忡、苦无应对如此巨大压力的良策时，突然掀起一场反对CNN、抵制家乐福的狂热，真是解胡温燃眉之急！专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此时表演了一场极亲热的“艳照门”！
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有广泛的生长土壤。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在《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中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他历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的两波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第一波发生于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年）、《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年）的出版为主要标志，第二波发生于新世纪初年，以深圳学者蒋庆鼓吹“定儒教为国教”，建立由孔子后裔、历代君王后裔和公推的大儒掌管政治权力的国体架构，以及军界朱成虎少将鼓吹以核打击力量摧毁美国东部数百座城市为主要标志。2008年掀起的以反对保障言论自由、反对保障人权、盲目仇外、盲目排外为主要标志的极端民族主义鼓动应是第三波。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在它卵翼下，这种狂热还会不断冒出来，其作用就是辅佐专制政权度过它的一道又一道难关。
在这一波震撼全球的声浪中，有些社会现象不是“极端民族主义”所能概括的。比如，有多名外国驻华记者的手机号码、中文名字和个人简历被公布在一个军事论坛上，发帖者称：“打死这些缺乏正义、没有良心的罪犯。”有的记者接到恐吓短信或电话：“该死的美国鬼子，老子会惩罚你的！你明天出门就让汽车撞死！”这类死亡恐吓，已经不属于辩论和抗议的范畴而直接触犯了人身安全的保障。更突出的是，4月9日美国杜克大学两派学生围绕西藏问题在广场争论，留学生王千源力劝双方冷静，希望他们诉诸理性对话。一群中国人马上扑向她，有人指责说：“记得柴玲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妳看上去正像她那样。”还有人咀咒她“应该下地狱”。接着，她的照片被贴到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网刊上，上书“卖国贼”，她的父母在青岛的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也被贴出来，号召人们去教训“这个无耻的狗”。于是，她在青岛的家被人拨了粪便，遭到抢劫，门外墙上用红色颜料涂写“杀全家，杀卖国贼”。她的父母被迫离开住所和工作单位。试问，只是劝解双方对话，为什么就成了“卖国贼”，就应该“用汽油烧死”，就应该“下地狱”？为什么她的父母就成了“无耻的狗”，就应该全家被杀？这些人不讲道理、没有原则、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唯一的企图就是制造祸乱、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以舒发心头积怨。这种恶行显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所能涵盖的。
中国百姓对这种现象应该并不陌生。“文革”中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暴行与烧死王千源、杀死她全家的威胁是何其一致啊！当年红卫兵横行于世的姿态，如今再现于对王千源的凶恶、暴虐的态度中。这些肇事者的精神状态与“文革”时疯狂的“破四旧”、“大批判”、“造反有理”、“两个彻底决裂”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他们并不具备明确的“民族”或“国家”的观念，并非为了表述民族情或国家爱而进行恫吓，只是为了发泄由于不同遭遇而形成的满腔不满和积怨，只要找到机会和借口就会不顾一切地向可以构陷的对象冲击，非欲置之死地才感畅快。红卫兵曾经打砸抢烧杀，威胁王千源的一伙正在步其后尘。毁灭一切是他们的社会学总纲。1903年，有名“燕客”者在《无政府主义》序中就表达了这种意识，他说：“吾愿杀尽满洲人，杀尽亚洲特产之君王，杀尽政府官吏，杀尽财产家，杀尽资本家，杀尽孔孟之徒，杀尽结婚者。”不如此，他们认为不足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积怨。这些人游荡于社会而无所事事，被称作“游民”；经常为非作歹，被称作“流氓”；惯于蛮横霸道，被称作“无赖”；赌盗全占，不讲常规，被称作“痞子”。学界对他们的规范名称是“游民”、“流氓无产者”。他们构成一个至今不衰的社会阶层。
专制主义制度必须依靠游民阶层才能存活，这已由中共发展史得到充分证实。毛泽东就是依靠这个社会阶层搞农运、搞武装、搞“文革”，毛挑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就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周恩来搞地下活动，在上海成立特科，特科头子顾顺章就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胡锦涛镇压维权运动、镇压上访活动，必须靠黑社会协助，黑社会分子就是流氓无产者。明乎此就会知道，游民阶层是专制权力结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他们受到专制权力多种形式的保护。可以证实此点的是，杜克大学一些人对王千源的围攻立即得到官方权威媒体公开支持，中央电视台网站4月17日网页头条以“最丑陋的留学生”为题刊出王千源照片和视频，她的母校青岛二中在为杜克大学事件召开的声讨会上，校方竟宣布撤销她的高中毕业证书（这个莫名其所以的非法行为说明公权力确实气急败坏，走投无路了）。
如果将视野展现得更宽阔些，从人类的成长过程透视游民阶层的表现，就会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之恶的性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人性不断成长、兽性不断消亡，在社会层面就是文明不断增进、野蛮不断减退，善性不断涌现、恶性不断隐没。发展到现在，人类的文明性表现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断完善，宪政、法治不断规范，公民自治、民族团结不断深化，善良、互助精神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的野蛮性还严重存在，在社会层面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祸乱世界，剥夺亿万斯民的生存权，使社会长期陷于相互撕杀、恶斗、贫困、无知境地。这就是人类的野蛮性的表现，即兽性的表现。游民阶层作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附庸，是人类底层消极和腐化的结果，他们是人类的野蛮性即兽性得以存在的迹象。
在寡不敌众的气势下，橙衫一族，尤其是那个港大女生陈巧文每举起一幅雪山狮子旗（见图/法新社），会惹来老大的一片嘘声，或老大的一幅幅红色五星旗，在她前后左右挥舞飘扬，配以“中国加油！”的激昂，及不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高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