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德国之声记者连线中国著名新闻人李大同先生，请他谈谈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看法。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周刊曾因碰触敏感话题而遭中宣部勒令停刊，李大同本人也被免去主编职务，并禁止从事编辑工作。但他此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努力。去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曾点名会见李大同等四名中国媒体人士代表。

德国之声：作为中国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您所追求的新闻理想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还是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

李大同：在新闻自由的本质规定上，没有什么国别的区分，应该是一种普适价值。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清楚。联合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中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签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个普适价值实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有学者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新闻自由？

对对对，这两者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是共同生长的。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只要继续存在着一党专政制度，讨论新闻自由岂不是妄谈？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现在当然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历来是复杂的，需要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方面，新闻体制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看到，近30年来，中国新闻报道的空间正在不断地增大，公民能够表达的意见范围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就像是一壶水在慢慢加温，等它升温到了一定的时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量变到质变。

对对对。

那么在您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看来，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现存的新闻体制是不是值得向往？

嗯，我想，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就是，创办新闻媒体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基础。新闻自由的含义就是要表达公众的意见，而不是官方的意见。表达官方意见就是一种宣传。其实中国也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过新闻自由。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媒体，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公报》，《新民报系》，包括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杂志。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媒体都是民间媒体，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造成的。中国曾经有过新闻自由的时代，我们不过是要回归而已。

西方媒体前一阵对西藏骚乱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导致中国民众对西方新闻界一向标榜的”客观、公正”产生了怀疑乃至抵触情绪，您是否也对此感到失望？

对于整个西方的报道，我不可能看到。我也无法根据我所看到的信息做出一个全面的鉴定。但是很明显，某些著名的西方媒体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譬如张冠李戴，这样一些明显的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也不是完全因为疏忽造成的，它是一种立场的偏移。但是我也想说，之所以西方媒体未能做到”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在现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的条件反射就是把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赶出了事发地，同时又要求西方媒体作出”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距奥运开幕还有90多天的时间，近日，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批评说，中国舆论界对西方媒体怀有的”敌意气氛”将会对他们在奥运期间的工作造成威胁。而中国政府先前曾承诺说，要对外国记者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目前的局势对于中国整体的新闻自由发展究竟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一种挫伤或者倒退？

关于西藏事件的报导，中国政府已经明显地违反了承诺。他曾经公开向外国驻华记者许诺采访自由，但当新闻真正发生的时候，立刻就剥夺了这种自由。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已经违约了，但我想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也有一些外国媒体的记者告诉我说，他们受到了中国少数公众的非常恶劣的威胁，甚至是暴力性的恐吓。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当真，中国的愤青历来如此。抵制家乐福也好，抵制日货、法货也好，都是少数公众在单一信息的控制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也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现在中国民众从整体来说，理性的成分已经越来越高，这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在网络上发出的已经不是一边倒的声音，而是两军对垒。即便是有一些人站在家乐福门口，威胁顾客不许进入，但是大家还是在照常购物。我想，这都是中国社会发生的良性的改变。西方媒体不必太过忧虑，奥运期间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您曾经说过，至多再过20年，中国将会在体制上发生根本性变革，新闻自由将会得到彻底实现。您说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

是一种估计吧。因为这3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现在中国媒体不允许说话的领域正在变小。只有当涉及高度敏感的问题时，媒体才会受到控制，发不出声音。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能获得社会认可。这一次在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虽然做了大剂量的宣传性的反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反击在国际社会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媒体没有话语权，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为什么不信？因为这只是政府的声音。没有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调查和第三方发言，媒体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公信度。因此我想，这次媒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思，并且将会影响未来的媒体政策。中国当局已经看到，光是政府出面是不行的，说话没人信，不如有一种中间力量出来。我想，这种变化将会渐渐发生–何况中国的体制性变革是有宪法基础的：中国宪法赋予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支票必须兑现。我估计也就是20年时间了。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王力雄先生在“写一篇藏人的[白皮书]”一文里，引用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
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 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 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 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 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 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注：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因西藏事件导致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骤然对峙，使中国的与国际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谐性，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刺目地凸显了出来。

从三月中旬开始的西藏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发展，并迅速弥漫全球——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抗议和反抗议的戏剧性事件，各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的悬念，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集会游行支持北京奥运抗议西方政府与媒体，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的群体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令国际瞩目。惊诧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所为何来？

在前一阶段，胡锦涛先生的答案是：西藏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而达赖喇嘛则多次重申，并不追求西藏独立，仅要求落实高度自治，并声言百分之百支持北京奥运。

对于西藏的主权地位，在北京和达赖喇嘛双方的声明中，并无矛盾，不存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然而，何以北京一口咬定达赖喇嘛所持的是他自己反对的立场，不容争辩？

重要者在于，为什么世界民主国家几乎众口一词，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在国际主流社会，藏人及其藏传佛教被北京政权压迫，几乎已成共识。3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1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印度与达赖喇嘛会晤，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展开调查；德国总理及外长将不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英国查尔斯王子，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的国家领导人也做出了同样决定；法国总统也声称，鉴于西藏局势他或许不出席北京奥运，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领导人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除非中共和达赖喇嘛就西藏目前的局势進行对话……。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的舆论主调认为：“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引起西方列强的嫉妒和恐惧，因此西方一致要想尽办法压制中国的崛起。目前若阻止北京奥运成功，正是压制中国崛起的最佳策略。而西藏问题的出现和放大，正足以狙击北京奥运。”这就是流行于中国愤青中的“西方阴谋论”的主旋律。

“国家崛起”，这既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又可以激发国民的道德义愤，并诱导出无边无际的罗曼蒂克想象。

问题是，哪种奥运？什么国家？如何崛起？

对中国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可能的奥运前景：1936年柏林奥运和1988年汉城奥运。

2007年之前，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主流知识界还对北京奥运办成汉城式奥运怀有期待。因为二者确实存在可比性。譬如，中韩两国都有作为历史悲剧与创伤的类似事件：中国有1989年“6.4”屠杀，而韩国有1980年“5.18”光州镇压；二十年前韩国有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起飞，而二十多年来中国有在政治收紧下的经济成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观念在两国知识圈和青年学生中都有相当高的认同感；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文化对这两个社会都广有影响；历史上二者同属儒家文化圈，而近年来广义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又在这两个民间社会有广泛传播……，以上种种，都是双方共享的经验。鉴于汉城奥运作为韩国民主化转捩点的功能，国际社会与部分中国国民把类似的憧憬投向了北京奥运。

然而，一年多以来，从中南海拒不履行申奥时的承诺之种种表现看，从胡佳等人因言获罪的案例看，从西藏事件中北京的态度看，这种“汉城式”的期望正在黯淡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家们开始频频地把北京奥运与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联系起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很多德国人看来，与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相比，强大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显然更加优越，它实现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清除了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消泯了不和谐的声音，获得了经济的高速起飞。而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应当成为里程碑——德意志崛起的标志。于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事实上，纳粹（NAZI, National Socialism, Nationalsozialismus） 就得名于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坚信，德国的模式将取代英美的民主模式成为人类新的典范。当年德人的上述心态，与当下中国部分愤青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是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洋洋大观，德国是崛起了。然而，它带给德国人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焚书之火，是新闻自由被取消，是纳粹党之外的政党被取缔，是犹太人被“最终解决”。然后是，战争，战败，一片废墟。

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作为一次和平、文明，文化与新闻开放交流的盛会，提高了韩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它的的辉煌成功，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打开了大门，对韩国民主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

汉城奥运与柏林奥运恰成对比，在国内外环境、国民心态以及统治者心态等方面，两国迥然不同。韩国获得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是在1981年。当时的韩国，经济虽已起飞，但刚刚经过1980年光州大屠杀事件，全球反感并抵制，不少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取消汉城奥运资格。在野党激烈公开地与军政府对立。这与1933-1936年希特勒执政初期那种举国一致的骄横与疯狂很不一样。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一方（韩国）在政治上缺乏地位，是国际弃儿，渴望利用奥运会与国际接轨，确立正面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德国）则政治上狂妄自大，意识形态自以为是，企图利用奥运会在全球扬威，确立新型政治模式（法西斯主义），独步全球。

在国际环境方面，当韩国军政府1987年6月试图再次用光州的方式镇压“六月抗争”，镇压汉城百万人要求改宪的示威时，遭致国际强烈反对。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支持韩国民主化，要求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民决议案。若韩国当局顽抗，到手的奥运会主办权就可能丧失。这一致命的打击，将导致政局不稳。在此巨大压力下，韩国军政府镇压不能，于是只能选择全面妥协，向民意投降，由卢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而对于1936年奥运会前后的希特勒德国，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则采取了遗恨千古的绥靖政策，一味迁就，步步退让，德国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一次规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

今天的北京奥运的态势，在经济上，与韩国与德国当年奥运做东时情势相似，三国都有一段经济的高速起飞作为背景。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北京与当年汉城当局有类似之处：共产主义远没有当年希特勒时代的法西斯主义那样威风了，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已经破产，虽然有人献媚礼赞“中国模式”，但统治者心知肚明，他们已经无力无胆再造一个新意识形态来与普世价值对抗了。而且六四屠城与光州屠杀一样，仍是统治者的心病和包袱。因此，从根本上讲，北京的出路乃在于，进入国际主流秩序，而不是对抗这种秩序。虽然如此，今天的北京当局似乎比当年的全斗焕们底气要盛。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以及十几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规模。此外，还有人类健忘的本性，而六四事件也比当年光州事件距奥运拉开得更远了。

在国际环境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以及当下国际性反恐等因素，中国所受国际社会压力远没有当年南韩当局那样严峻，然而国际社会也不是当年张伯伦对希特勒的那种绥靖政策了，这次西藏事件里西方各国的态度就是明证。因此北京的政治生态环境，乃是处于当年的柏林与汉城二者的中间。

既然北京当局的当下情势，处于当年的柏林与汉城当局二者之中，那么，何去何从，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北京当权者的权衡与选择了。千秋功罪，在一念之差。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先后迅猛崛起并挑战英美法式主流政治秩序——自由民主模式的，主要有德国、日本和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人称“大国崛起的悲剧”。

何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陨落？简括而言，其起伏脉络在于，这些后起的国家，在其历史上曾有过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被政权的垄断性宣传夸张，从而被铸造为锥心的国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被迫害想象。统治者们把国际关系理解为纯粹的丛林法则，一切围绕国与国之间的胜负旋转。他们的思考完全以国族为单位、为核心；而完全抹杀国民个人的权利。而崛起为强国的焦虑感，使他们专注于国家之间的争夺特别是战争。这就促使当政者汲汲于集中国家的权力。于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必定诞生。而且，不容对这个主权者有任何批评与制约，必须允许他独断、绝对自由地判定国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哪怕为此而牺牲臣民的生命和自由。这就是“主权至上”的霍布斯式的逻辑，它促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体制。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设计出一种国家体制，这种体制能够确保集中国家力量，有极高效率，能够优先发展军事，确保权力集中；相应地，也通过法律强制，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培养服从的公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这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暂时奏效，他们的确也迅速发挥出了可见的力量，但却忽视了真正具有长远效力的国家力量：忽视了由於内部的优良治理和宪政体制，公民为维护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发出来的软力量。该体制由于与人性不合，扼杀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故后劲乏力，最终难于竞争过宪政民主及市场经济制度，难逃失败之命。
 
于是，我们看到一条似乎矛盾的原则：那些在原初并不致力于追求对外强大而着重致力於内部善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致力于迅速对外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这里的秘密，在于立国原则。在于基本制度。看看德、日两国，在二战之前，以极权的方式强行崛起，结果遭致美、英等国家毁灭性的打击。而在二战之后，以纳入世界主流的方式崛起，以民主宪政的方式崛起，结果获得美、英（如马歇尔计划等等）大力援助，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美。因此猜测说目前的一切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遭忌，是罔顾事实的偏见。这里的关键词，是制度，是价值体系。

当下，因西藏事件导致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骤然对峙，使中国的与国际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谐性，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刺目地凸显了出来。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将近20年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共产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与过去已面目全非，虽然在外交上一直韬晦和低调，但在国内政治上却仍然固守垄断性的权力，漠视公民的宪法权利。以致在这次西藏——奥运火炬——愤青游行事件中，如轮回一样，再次出现了晚清时代的连环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得可悲局面。以致世人心中的阴影愈益浓重：“北京是要用自己的制度挑战国际主流制度，还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大海之中？”这已成为文明人类的首要关切。

西藏发生的事，挑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纵然令北京不愉快，然而正视现实，早比晚好，不至于使自己长期陷于自己正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桃花梦中，最后令自己徒增尴尬。

最后想指出的是，即使处在今天这一中西僵持的局面下，也并不必然预示着北京奥运必然走向柏林奥运。最近，人们注意到，在国际舆论强大规劝与压力下，4月25日，北京终于同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了。无疑，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考虑到不久前，胡锦涛在和布什电话交谈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首次公开承认“一中各表”的政治姿态。联系这两方面动向，有理由被视为出现了正面的进展，有理由被视为北京内部较为文明的声音浮出水面。笔者想反复强调，达赖喇嘛，这位世界上广受崇敬的精神导师，是西藏问题的枢纽，是化解汉藏僵局的钥匙，汉藏关系也好，人文奥运也好，绕开达赖喇嘛是不会获致双赢结果的。他最近有关藏区事件以及奥运的呼吁，通情达理，是有利于汉藏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西藏问题解决的。如果北京同意谈判，象征着当局业已领悟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开端的价值不容抹煞。

希望北京继续保持清明的态度，有诚意地与达赖喇嘛坐下来协商，如达赖喇嘛今天对中国信教者的声明中所期望的，“我不认为打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坚信，通过藏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是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倘能真正如此，那么北京的2008奥运会就将获得广泛支持，成为汉藏关系解冻的转捩点，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捩点。

青岛出了个“卖国贼”王千源，这件事情很吸引眼球。

青岛出了个独立思考的非凡女孩，逆风飞舞的勇气很令人钦佩！

据说：王千源很卖国，国民很愤怒，而国民很愤怒，后果就会很严重。我们很快就见识了后果的严重性。

王千源事件从党一元化舆论主导下的“革命大批判”演化成侮辱骂、恐吓、泼粪甚至开除校籍，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场类似义和团式的“爱国”风暴。

我孤陋寡闻，知道这个事件比较晚。4月17日，一位济南朋友打电话询问王千源的情况，要我关注他的家人情况，此时我还一无所知。我上网查看了一些帖子，随后去了一趟，由于比较晚了，我没有发现王家楼下有人聚集，由于忘记了单元号，也没有机会进入楼道。我在周围几个院落反复徘徊，企图发现点什么，后来引起周边小区保安注意，我走到哪里他居然也跟到哪里。

小雨凄凄。

又过了两天，湖南的一位朋友发打电话给我，陈述了王千源家的最近被扣屎盆子的遭遇，情绪激动，十分愤慨。他表示：这种假爱国旗子的株连和暴虐行为十分可恶，这种行为被叫好，被放任，被怂恿是令人忧虑的。他希望我可以和王的父母联系，如果迫害不断持续，应该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例如可以到外地躲躲。不止这位朋友，其他朋友也表示可以为王千源的父母提供必要的帮助。我很惭愧，身处青岛，却没有及时关注事态的发展，王千源的父母显然丧失了应有的自由，尤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4月22日下午2点多钟，我再次按照网络上提供的地址，按图索骥找到镇江路32号紫竹苑小区六号楼一单元，楼下是一个大平台，没有看到有人聚集，也没有谁关注我，我见单元铁门有一个缝隙，上前一拉果然拉开了。我一边查看楼道，一边往上走，随时准备与“爱国贼”遭遇，直到502门口停了下来，发现只有我孤身一人。还好，门是关紧的，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我没有敢拉一下门，也不知是否虚关着，室内的情况不得而知。门右边和墙道上分别是手书的两条红色标语：“杀全家”“杀卖国贼”。字体拙劣，显然出自一人只手。屎盆子已经不见了，地面和墙面其他地方没有污染，可见物业方面是勤于收拾的。短暂踌躇，我走下了楼来。可见网络上义愤填膺、轰轰烈烈地“锄奸队”主要是一群应声虫而已。如此冷清，大概有几个原因：一小区比较封闭，只有一条通路且有人昼夜职守。二是爱国愤青们大都是停留在网络上喊喊，真冒险者不多。三是“舆论导向”由强势到弱势的微妙转变，爱国愤青们只好压抑自己的爱和恨，化愤怒为力量。

晚上打开电脑，许多强烈“爱国”的帖子都撤下了门户网站，甚至个人博客中相关内容也无法点开，可见，王千源事件接近尾声了。令人欣慰的是理性的声音不断出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受到了多元化的狙击，红卫兵式地狂热在消退，可是中国人怎么了，王千源怎么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怎么了？面对民族问题中国人为什么爱生气，面对民主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这却是个恒久的问题。

[附录一]王千源卖国辩

说到卖国，王千源，一个柔弱的女子，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手里没有一刀一枪，说她卖国，她如何卖得了？她拿什么去卖？哪一片国土她能做得了主？

说到卖国，真正有能力卖国的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女子？那些真正有能力卖国，并且无数次卖了国的家伙们，不是摇身一变成了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了吗？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方试图收回苏联承诺过的（“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中东路的主权，结果失败，当时不是有人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竭尽所能阻止中国人的正义主张吗？90年代，和俄国签订条约，承认历史上各条约的合法性，放弃追回被侵占的大片领土，这也不是王千源一个小女子之所能吧？那些卖了无数次国的家伙，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世上还有冷到这般的冷笑话吗？

[笔者注]再次提醒爱国者们，谁有资格卖国，谁把大片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俄国？！既然如此大片出让国土，如何让我们相信他们爱国？

[附录二]开除校籍辩

发信人：Hiero（断雁美人爱汝梦/回眸忆真越柔暖），信　区：square标　题：Re：青岛二中网站

这种无耻的学校领导，实在有辱斯文！不论王的观点如何，对于自己的学生，竟公开如此划清界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中国实在是没有一点的进步！

让人心寒！

[笔者注]我分别查了相关几个网站，没有发现开除王千源的消息，但是发现了这个帖子，可见是从二中网站滚动栏里删除了。这件事情属于划时代的历史退步，表明国内教育的奴隶性到了何等地步。近代史上有哪一个真正的汉奸被学校开除过？不要说是被诬的“汉奸”。

[附录三]追问爱国者的权限

假爱国之名：以肆意侮辱无辜老人为荣

这是一个爱国青年才俊得意洋洋的帖子：王千源家门口被扣屎盆网友为求证据拍照留念

而且，爱国的青年才俊还捏造了王千源父母的道歉信：向世界华人谢罪

王千源做了什么，我不清楚，也不关心。但我知道，因为爱国青年才俊们出色的表演，她已经成为了《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头版焦点人物。具体可参见这里。

今天，外交部第三次要求CNN就主持人辱华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

从观点和立场上，我坚决反对CNN的卡弗蒂发表不负任的辱华言论。但是，我们的青年才俊们在对王千源的父母所作所为上，根本就是坐实了卡弗蒂所辱骂的“暴民和匪徒”。

就算王千源真的就支持藏独，她也有她的言论权。我们不同意她的观点和立场，但却不能肆意侵犯她的权利。而爱国青年才俊们呢，当他们无法侵犯和攻击王千源时，竟然把矛头指向她在国内的父母。无论是往无辜老人的家门泼粪，还是捏造老人的道歉信传播，关键是，这些爱国的青年才俊们不以为耻，竟示为荣。

问题是：因为爱国就可以肆意违法，践踏无辜老人的合法权益么？

（2008-04-18）

[笔者注]卡佛蒂的言论以偏概全，没有很好的界定。但是人文精神阙如，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斗争哲学的“红色风暴”其实就是暴民意识的一种发酵。

[附录四]爱国者“导弹”数枚

除“奸”行动的点与面

关于打击方式

暴力

◆lihuibaby：我拎着块板砖，在门口徘徊……

◆校尉：中国从没少过汉奸……这值得我们反省……不过……中国人民对待任何一个汉奸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决不能轻饶！

◆hxbeyond：王牵元的父母收了倭奴国或者美国的好处，所以指示女儿那样干，二中的兄弟们，洗了他们家吧，中国人民支持你们！

◆daifansal：看了视频觉得世界千奇百怪，在这么个爱国气氛中居然出了个自以为是的女贼，忘了祖宗是谁了。我爱国，但我不冲动，可看了视频后我觉得你很欠揍！用十八种方法整她全家，全国人民支持你。

◆温柔哥哥：青岛有砸女汉奸王千源家的吗？

女汉奸支持ZD，不知道她爹妈怎么教育她的。太可恶了。该把她家砸了。

◆除奸队长：除奸队、铲奸团紧急集合！准备出动！

非暴力

◆director28：（1）在她家门口和大院门口，拉上一大旗帜，上写几个大字，“汉奸，卖国者”，开始两天可以锣鼓伺候。（2）然后分发传单把他女儿卖国的事情告诉他父母周围的人，整个大院的人！（3）让那些卖菜的人不卖给他父母！直接叫他父母到美国去买！（4）最好叫居委会给他家断水断电，然后派人去修，结果工作人越修越坏，从此再也修不好！

因为中国人的菜出来不是给汉奸吃的！中国人的水电也不是给汉奸用的！只要坚持来两个星期问题应该解决！

鉴于王千元的种种劣迹，是不配做我山东人，我山东人出次败类实属丢人，山东老少爷们一向身正志坚，爱国爱族。

她王千元不配做山东人。我觉得应该把他开除省籍，电视台予以公示，在省志中详细记录，以鸣后人！

另，把她作为中国21世纪中国第一汉奸载入中小学课本，达其心愿，遗臭万年。

[笔者注]既然二中老师说王千源不配做中国人，网民甚至讨论开除省籍，那么我建议同时出台《中国人资格审查条例》和《卖国贼资格审查条例》）

精神折磨

还是不要动王的家人，而且公安机关因该监控保护起来。一则不能让一家人跑了，二来不能让愤青们给他们造成伤害。不然落下口实，王又可以在国外大唱苦肉计。对外对汉奸的斗争一定要深谋远虑，不能让其奸计得逞！

（2008年4月25日于青岛）

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象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从其代表人物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中国既是这样的失败者，也是这样的穷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

印第安人只能任由这种无耻的诬陷流行几百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话语权。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伦布航海抵达美洲大陆为开端的几百年殖民运动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后起之秀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所表现的残忍、凶狠、诡诈、贪婪，无不达到人性的极至。无数岛屿和地区被他们屠杀得不剩一个居民。英国人在自己国家严禁鸦片，可是却用枪炮逼着中国进口他们的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人对华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尽花招要求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掠夺和残杀，比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跟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的强盗面前，全世界无一例外地沦为他们的掠夺对象，没有一家幸免者（连日本也一度是他们的掠夺对象）。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满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难道有什么优越于中国的国民性吗？他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经过借鉴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转了备受荷兰、英国、美国、俄国敲诈勒索的厄运。他们不但及时从那一系列掠夺性条约中逃脱出来，而且蛮横地加入了与强盗们分赃的行列。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这样的勾当咱们的老祖先在秦灭六国时也干过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经“人性恶”严重发作，抓住这些“恶”或者它的反面总结出所谓国民性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5.4”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5.4”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

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

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象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100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

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想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热衷于将国民引入自虐的深渊，那么谁来进行坚实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我们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象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要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

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

自从3月中旬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奥运火炬的传递就不可避免地与西藏、中国的人权问题纠缠在一些。在国内，中国当局刻意淡化了“记者无疆界”等国际人权组织针对新闻自由与中国人权状态的抗议与批评，凸显了“藏独”的抗议与声音，从而激发了部分民众“反分裂”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其高潮则是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组织中国留学生与华人在各国举行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此举既展示了民众对中国当局的“支持度”，又大大减轻了外部政治压力。

对中国当局来说，“爱国主义”这面泛黄的旗帜具有多种政治妙用。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曾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一名言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当局真是再合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局不断执导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所谓“人民外交”加强筹码，增加对特定国家的压力，舒缓自身的困境，例如19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反美爱国游行”，2005年3－4月间针对日本入常的反日游戏等。甚至在与美国欧盟的纺织品贸易战（2005年）中，中国政府也不惜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宣称 “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持强硬态度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说不出口的用意，这就是为了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纺织业恰恰是美欧能够找到的延缓中国崛起的一个突破口。”加上纺织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条主渠道，因此，“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无异于为社会制造矛盾。”

所有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重要的参演者就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比如2005年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商谈纺织品贸易争端时，中国当局就组织了60多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座谈会上“炮轰”美国商务部长，提出上面这类观点。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甘为政府驱策？除了国民性中具有敬畏政治权威这一禀赋之外，还因为他们多年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爱国主义”理念。因此，分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在塑造国民的政治理念上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认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观念如何形成。

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最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两者最后都落实为一点，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服从与热爱。而重提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一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有关。

“冷战”结束后，中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面临新的政治困境：在国际社会，苏联的垮台大大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通过参与“冷战”时代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并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在国内，由于“冷战”的终结，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总结“经验”，认为80年代爱国主义（实际是爱党教育）从学校教育中一度淡出，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1

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阐释“民族主义”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当时强调“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甚至代表中华文化，所以，中共在学校的政治教育中的所谓“爱国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中，爱国主义历来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则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所倡导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各种义务，把爱祖国的义务具体化了。所以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且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2

这种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的灌输以政治课为主，历史课为辅，语文则以通过挑选一些文章，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讲述中共领袖不同于常人的优秀品质，如艰苦朴素、关心底层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灌输概念相比，不那么直接，较容易让学生接受。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上、下两册）的重心是爱国主义教育，一些课程的名称看起来似乎与爱国无关，但满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以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七课为例，该课标题是“增强自尊自信”，但通篇谈的却不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及其他诸种社会关系时的自尊自信，而是强调这个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比如在第七课开篇时选取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讲述中国生物学家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时受到比利时同学歧视的经历，并强调是童第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3

教科书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一言一行都要考虑祖国的利益，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要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自己的言行损害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4

大多数用来做为爱国例证的小故事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作背景，展现故事主人公的爱国精神。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开篇选取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一个故事展现华罗庚的爱国主义精神。故事梗概如下：华罗庚1979年在英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女学者挑衅地问华罗庚是否对自己1950年选择回中国感到后悔，而华则坚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5 这些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考，但通过教科书的讲述广为流传。有个别谎言终于被揭露，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飞行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2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2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6 但鉴于中国的言论环境缺乏自由，这种揭露不可能针对中国的革命领袖与英雄人物。

与此相类似的故事，教科书不厌其烦地选择了几十个，穿插于整本教科书中。这类故事几乎都遵循一个套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政治身份不同的中国人，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科学家、将军、教授、中学生、留学生等，都以自己的机警聪明与自尊捍卫了自己与中国的尊严。《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培养爱国情操”通篇都用这类故事表明爱国者的崇高，但这个“国”，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教科书反复使用爱国者将国旗、国徽圣物化的故事，说明热爱共产党中国是值得称道的高尚品质。7

所有这些小故事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一点：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享有自豪感与自信心。

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里，全世界华人都是游荡在海外的“游子”，台湾、香港、澳门等几个地区则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离开了“祖国母亲”的“孤儿”――虽然这些“游子”与“孤儿”的生活状态要比呆在“祖国母亲”怀抱里的中华儿女要好得多，但在教科书的描绘中，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却非常热爱。教科书多次提到香港、澳门与台湾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爱国的故事。

北京申奥成功一直被中国当局渲染成爱国主义的狂欢庆典。全世界华人欢腾庆祝的场面被引入教学过程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北京市教育局推荐的一个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案这样形容：“狂欢的热浪遍及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成了欢乐的海洋。天南海北不同形式的欢庆，表达的是同一种感情：对伟大祖国的深沉的爱。这是一种心与心的凝聚，一种伟大力量的凝聚，一种伟大情感的凝聚。”8教科书借一个台湾教授的口谈他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 9 在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末尾，全书以“我们热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作映衬，突显出邓小平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还体现在中国政府近十余年来陆续创立的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中国政府于1997年及2002年分两批公布了200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地方性的不计在内），每所学校都必须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所在城市附近的基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这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只有38个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其余162个则都是与中共党史有关，比如共产党领袖的纪念馆、共产党在内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馆、当年共产党领袖活动所在地，如某次会议会址等等。10

任何国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国民作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治教科书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关系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缺少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中国共产党这种爱国主义热情从来只强调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却回避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更加不谈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有什么权利。

比如，教科书只谈公民对国家应该尽的纳税义务，但却根本不提“纳税人”这一观念（中宣部在1999年也曾经命令媒体不得宣传“纳税人”这一概念，本人亲耳听到过这一传达），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纳税人之内涵。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将教育作为强国固本之道，也负有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的政治责任，但中国政府在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同时，却堂而皇之将教育作为敛财之道，中小学教育竟然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列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前五名之内。11中国政府不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的同时，却一直将获得奥运会金牌这种表面成就作为中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并屡屡以此作爱国主义的全民动员，但却从来不肯让民众了解每块金牌花了数千万乃至上亿金钱之巨，12更不会让青少年一代了解这一事实：在为获得奥运会金牌投入大量金钱的同时，中国有多少青少年因贫困而失学。

第二，中国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知情权，在隐瞒了中共政府五十余年以来对人民犯下众多“国家之罪”（反右、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等）的情况下，片面要求人民爱这个罪错累累的专制政府。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堕落成维护政府威权统治的借口。

可以说，由于缺少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偷换成热爱掌握这个国家政权的执政集团，最后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在西藏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愤青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是如此。

1见新华网，www.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

2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85。
3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
4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8。
5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72。
6 “《悲壮的两小时》：是不是拿孩子开涮”，《新京报·文化副刊》 2004年2月23日。
7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1。
8 北京教育资源网，北京市教育局主办，http://www.bjedu.cn, http://www.res3.bjedu.gov.cn。
9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2。
10 “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均见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12-9/83@571523_3.htm。
11 “2002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年12月6日，http://www.southcn.com；“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新华网2004年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12-06 http://www.southcn.com。
12 “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世界商业评论》，http://ICXO.COM 2004t97? 09:38

李慎之先生多次谈到“文革”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是社会进步的“反面资源”。他说，我们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人们的心头，不妨说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同醍醐灌顶。

当代的蒙昧是指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未能接受现代文明，脑子尚停留在前现代。这是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有两三千年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亿万个性不成熟的人们很少独立思考。他们易于被统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这样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为的目的，正像哈维尔所说，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橱窗要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文革”中许多政策触动了人性之恶，蒙昧者被无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杀，“格杀勿论”“砸烂狗头”“火烧、油炸”一类标语触目可见。实际上，由于蒙昧者是对自己处境不满，往往被“恨”所笼罩，而且并非因为有“爱”而恨，那些口头的“爱”不过是恨的标牌而已：“文革”中除了圣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为嗔恨的对象，举着“砸烂旧世界”旗帜，扫荡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冲动的驱使下，不仅昨日的师长、朋友，今日就能拉来揪斗，甚至一家子里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红八月”期间，我亲眼见过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劳改”，儿女就是挥动皮带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从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来看，人们要积攒多少怨恨，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不共戴天之声！？人可能因爱而有恨，但恨不能作为办事情的出发点，要造就和谐社会应该从爱出发，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极其狭隘，色彩分辨率极低，五色斑斓的世界，只视作黑白两色。纷纭复杂的世界被分割为“好”“坏”两极，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则坏。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众生分为敌我两极，整日念兹在兹，成为不可一解的情结。凡事先分“敌我”，缺少应有的是非观念，而且稍有异议，就以敌人视之。如何把所谓的敌我分开，最简单的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还说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只要是被批斗，马上“荣膺”一顶“黑帮分子”的帽子。后来帽子越来越多，如：地、富、反、坏、右、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特、僧、道、巫、尼、娼等共十五大类。这还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还有新揪出的：特务、叛徒、走资派，更扩展为工贼、内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还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标志。如戴高帽、剃阴阳头、较长久的是胸前挂上牌子。由于揪出的“敌人”太多，单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个别的允许回家。但得挂着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时，把牌子夹在自行车座子上，到单位门口，拿出牌子，挂在脖子上，弯腰躬身进单位。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门别类，让“革命群众”分清敌我；其二就是侮辱，让“革命群众”看看，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有所畏惧。这种乱扣帽子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和人格。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颜面扫地，从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过帽子、游过街的人，数以千万计，给多少人心灵上造成过伤害？粉粹“四人帮”后，常贵田说的一个相声就叫《帽子工厂》，反映了恢复正常的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憎恶。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对扣政治帽子行为很反感。

蒙昧者处理问题则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是语言暴力，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威慑力的词汇，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污秽语言，充斥在人们的口头，甚至报刊。例如被一位学者举证的当时在多家报刊刊登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一文，其中就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污言秽语：“这简直是放屁”、“砸烂它的狗头”、“大反扑的狂吠声中”、“混蛋们你们听着”……这像一个文明人所为吗？人们所处是个文明环境吗？！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子也用的是这一套，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语言之后，就是暴力行动，一言不合，便要开打，北京是中央所在还好，武斗只是大刀长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仅机枪手榴弹，连坦克车都出动了。1979年，我去成都出差，武斗的炮弹皮还有嵌在街道两旁树皮上的，青羊宫的墙壁上还有弹洞。时过境迁，“文革”流行的许多词汇消失了，但“打砸抢”留下来了，这个词的全称是：打砸抢抄抓。现在写到这个词我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血腥正是“文革”的特征。

那时政策上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句话生动说明“文斗”也是一种“鞭刑”，不过它更深刻，不满足于只抽打皮肉的“武斗”，还要更进一步地拷打平民百姓的灵魂。为什么这一批人就有权力抽打另一批人？当时的解释，被拷打的都是在“灵魂”上不够好的人，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一群自认为身世清白、思想够好的庸众就担任行刑者，或说思想上的杀手。其目的是迫使人们的思想“归一统”。至于结果如何，后来的发展人们都看到了，这里不赘述。其实，许多处在上层的人士，甚至包括“触及灵魂”的发明者都懂得，改变人的灵魂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应认识到思想多元的必然，互相宽容，不要弄一部分人去改造和批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不仅使得被整的人蒙冤，更荼毒了整人者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上面所说，在青年人看来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了，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谈到这些还都有切肤之痛。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里，虽然经济还有困难，社会还有乱象，而且三十年遗留的问题成堆，可是社会是团结的，人心是蓬勃向上的，因为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类似“文革”的过激的、暴力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所警惕。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了，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滞后，人们对于“文革”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极端主义淡忘了。前几年听说，有的领导人在人代会小组会谈起“文革”时期内斗的残酷，感慨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几年因为与媒体打交道多，认识的青年人不少，对此深有同感。因此我们要对“文革”思潮的特点、它的残暴丑陋经常讲，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有所警觉。这些日子里，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表现，有哪些故态复萌？有哪些是旧技重演？这是值得举国深思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三十多年前常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古人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一次“文革”，已经举国难支，几十年攒下的家当（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几乎扫地以尽；还要预约再搞！？然而这“七八年”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估计，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人们内储的因压抑而形成的能量如果没有正当的、及时的出口，到一定时间就会激化，就可能演化为无序的、暴力的、期盼上下易位的“群众运动”。当时这被视为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即所谓“大民主”。它仍然是“周期率”的反映，当政者希望通过有控制的“小乱”，释放能量，以避免失控的“大乱”。然而，大小之间，如何划线？“控制”和“失控”之间如何操纵自如，都在未定之天。我认为避免社会动乱的最佳途径还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但应该从当下做起。

（作者系知名学者）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特使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在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修理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了。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还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里头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作者：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查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由妒嫉而生的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堆儿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一只手抛起一个乒乓球，待球落回桌面反弹后接住；其间用另一只手把羊拐翻转或按倒，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一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沿墙根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尤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筋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

男孩的游戏常含有赌博因素，比如“扇三角”。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比赛时奋力甩出自己的三角，借风力掀翻对方的三角，不仅要落点好，而且得会用巧劲儿。由于我协调能力差，我的三角几乎都归了人家。赛前先验明正身，凡香烟牌子及新旧程度够格才有参赛权。三年困难时期，我那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姑父享受特供待遇。他不抽烟，父亲每个月弄来两条高级香烟，包括“中华”和“牡丹”。我眼巴巴跟在喷云吐雾的父亲身后转，恨不得他一口气把两条烟都抽完。我成了特权的直接受益者。虽说技术不灵，有名牌三角在手，就像攥着一把好牌，引而不发，好在够参赛资格的同类牌子不多，不战不胜不输。

每回路过高尔夫球场，总让我想起弹玻璃球。这两项体育运动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要往细说，弹球的优势就大多了。

首先是弹球因地制宜，随手挖五个小洞，既节能又利于环保；高尔夫球不过多几个洞而已，却为此跑马占地，铺沙栽树，精心护养那羊不啃狗不尿的毒草。其二，弹球经济实惠，几个玻璃球而已，玩得是心跳；而高尔夫球置装买杆交会费，甚至租电瓶车代步外加雇人背杆壮行，纯粹是花钱受罪。其三，弹球平易近人，低头撅腚围着五个小洞乱转，短裤背心甚至光膀子，无拘无束；而打高尔夫的大多数，挺胸收肚，猫步鸭行，还得故作轻松——深呼吸再深些，好不容易浮出商海换口气。

就比赛本身而言，弹球更复杂多变，既要把自己的球轮流送进五个洞，还要以攻为守夺路前进。或许比赛结果更重要，弹球赢得的是对手的球本身，有如赢得情人的心——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某些技术性障碍未解决，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基本与我无关。我弹球的方式俗称“挤豆”，出手无力，还没准头儿。只见高手用食指与拇指关节扣球，单眼吊线，稳准狠，叮当五四横扫天下。

我还发现，男孩子特别迷恋能转的玩意儿，比如“抽陀螺”，又称“抽汉奸”，恐怕后者来自打日本人的年代。陀螺多是自制的：锯一截铁锨把，用刀削成上圆下尖的锥形，底端嵌进颗自行车滚珠，平面涂上一圈圈颜色，再把晾衣绳绑在竹竿上，即鞭子。那陀螺确实像汉奸之类的小人般可恶，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要不北京男人说“你丫找抽呢？！”估摸就这么来的。

滚铁环。用钩子套住大铁环，控制平衡与行进的方向。我早年写过一首诗《蓝铁环》，显然与这童年经验有关。那个圆，恐怕是人类关于行走之梦想的最初级形式：加一个圆成自行车，加两个圆成三轮车，加三个圆成汽车，加无数个圆成火车。

抖空竹。那玩意儿看似简单，道数可深了，若按围棋分段，那么九段肯定是杂技演员。两个棍一根绳，在空竹细脖处绕三圈，轻提一边，空竹松套时旋转，徐徐抖动继而加力，空竹发出嗡嗡响声，如疾风过竹林。至高潮处，一张双臂，把空竹抛向空中。后来抖空竹不过瘾，我们开始抖锅盖、茶壶盖。

在男孩的游戏中，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是潜规则。六十年代初，故事片《飞刀华》风靡一时，我们迷上了飞刀。先从铅笔刀开始，趁父母不在家把门戳成蜂窝状；继而改水果刀，用案板当靶子。但毕竟不是飞刀华用的那种真刀。有一阵，我跟一凡发疯似地寻刀，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在一家铁工厂废品堆里“顺走”几把一头沉的锈刀。先在楼门口水泥地霍霍磨刀，把人吓得绕道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愈发猖狂，支起院中的垃圾箱木盖，相隔二十余米，刀光闪闪，触目惊心。后来听说闹出人命，学校与居委会联合查缴，我们那几把刀被没收了。

一年中最让人盼望的是春节，对男孩来说，惟放爆竹最有诱惑力。无论家境如何，总要给点儿压岁钱，男孩多半用来买爆竹。爆竹种类真多，可与军队火力相提并论：“小鞭”是子弹，“大鞭”是手榴弹，“炮打灯”是照明弹，“二踢脚”是迫击炮，“冲天炮”是地对空导弹；至于“麻雷子”，大概相当于小型战术原子弹。

七岁那年，我首次获准单独出门放鞭炮，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家先做好准备工作：把一挂鞭炮化整为零，揣进随身口袋；再把上厕所用的草纸搓成卷代替香。那草纸含硝，点燃后散发出呛人烟味，挺好闻的，但要时不时吹吹它，以免熄灭。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爆竹已星星点点开放，照亮暗夜。点燃头一个鞭炮，在空中抛物线的终点处爆炸，清脆孤单，就像打响总攻的第一枪。

随着年龄增长胆子大了。比如，用两指捏住“二踢脚”，点燃捻子，它落地轰响又飞到空中爆炸。还有一种叫“黄烟炮”的特种武器，相当于烟雾弹或毒气弹，释放出的黄色烟雾，遮天蔽日，加上强烈的硫磺味，让人连咳嗽带喘。我和一凡把“黄烟炮”塞到211马家门缝底下，点燃，撒腿就跑。人家的年夜饭被彻底搅了，到我家告状，父母领着我去赔礼道歉。好在那年头还没有法制观念，否则被人家起诉非得倾家荡产。

1959年春节的那个下午，至今记忆犹新。楼里男孩们分成两拨打仗，一拨固守楼门口，一拨借助假山的有利地形发动进攻。“二踢脚”和弹弓发射的大小鞭炮穿梭如织，震耳欲聋。而守方用簸箕作挡箭牌。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 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革命爆发的那年，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作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宪政，国人百年未竟的梦想

若将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发布视为中国立宪史的发端，今年正好是第100个年头。100年间，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

近十余年中，中国社会转型骤然加速，市民社会、多元化社会、断裂型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愈发清晰——这种种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是，社会秩序已无法再经由传统的伦理本位或政治本位得以维系，若无契约本位的宪政保障，则此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不免将有陷入“大乱局”的危险。执政党感时度势，于11年前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在成立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均选择以“法治”为主题。每年的12月4日则被确定为“宪法日”和“法制宣传日”，以彰显国家对宪法的重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民间的宪政思想又趋活跃，宪政呼声日益高涨。

一百年来，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行宪试验场”。如何纪念国人对宪政的百年梦寻，近日以来成了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颇为热门的一个议题。宪法学家韩大元教授就曾透过媒体建议：国家应设立1954年宪法纪念馆，位于浙江杭州的刘庄被认为是最好的馆地。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在其提案中建议设立“宪法节”，以提升国人的宪法意识。应当承认，这样的建议对于唤醒国人心底的宪政之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未竟的百年梦想，或将由宪法意识的落地生根，而走向梦圆。

为何是54宪法

三年前我途经杭州，专程去造访“刘庄”这座西湖第一名园。1953年底，刘庄一号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5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只是西湖国宾馆。来来往往的游客可以作证，多数人并不知道西湖边的这亭台楼阁与小桥水榭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与今天的“法治”或曰“宪政”有着一番非同寻常的渊源。连同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墓”都有游人趋之若鹜，作为宪法纪念地的刘庄却似乎只剩下了冷清与寂寥。对这儿的大多数住客而言，他们眼里的刘庄只不过是个因位置绝佳而价格不菲的三星酒店而已。也怪不得宪法学者为之大为感慨。死去的苏小小和死去的“54宪法”在今人的心中何以有着如此迥然有异的对待!

我们的确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一些来自域外的事实，用以佐证建设中国宪法纪念馆的必要和紧迫。比如美国于1732年在宪法起草地费城建立了“独立纪念馆”。2003年，又耗资1.8亿美元在费城市中心建了一个“国家宪法中心”。又比如日本在1958年也建立了明治宪法纪念馆。前不久我在网上用“宪法”为关键词(当然是中文)搜索视频文件，结果中居然有NHK制作的专题片《日本宪法的诞生》，却没有得到任何与中国宪法相关的内容。

无须指责我们的电视工作者对宪法的漠视，更用不着批评领导层对宪法还不够重视——即便将“宪法日”提升为“宪法节”，并投巨资在刘庄建成了纪念馆，宪法就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了么？当被拆迁人在自家屋顶高举着宪法也无法阻挡拆迁队对私人产权的粗暴侵犯，我们或许更应回过头来反思，我们有值得纪念的宪法吗？我们的宪法纪念馆又可以还原出那些事实供后人追忆，或任后人凭吊？

有此一问，盖因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33年里，就已坐拥四部宪法，创下了世界行宪法史上的记录。以至于有学者还戏称，我们现在实处于“中华人民第四共和国”。这四部宪法在习惯上被分别称之为“54宪法”、“75宪法”、“78宪法”和“82宪法”。其中“82宪法”即现行宪法。12月4日是“82宪法”的生日，七年前也被确立为“法制宣传日”。

宪法学者们呼吁为“54宪法”设个纪念馆，显然用心良苦。即便在主流学术界，“54宪法”也被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82宪法”以“54宪法”为基点，试图努力回复了建国之初已为各界所多数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但“54宪法”中的迁徙自由，司法独立等基本理念，至今仍未被吸纳。

尽管“54宪法”的起草开创了“外行领导内行”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起草模式，但在立法的开放度与民主性上，仍被学者们认为是值得今天的立法工作效仿的。“54宪法”起草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成员包括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从组长到成员无一人有法学背景，更遑论对宪政有所研究。针对草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一条款，毛泽东在“游行、示威”旁划了两条竖线，又打了一个问号，并批语“不写为好”。对草案中的“迁徙自由”，毛也明确表示反对。但“起草小组组长”的这些意见并未被采纳，游行、示威及迁徙自由最终都写入了“54宪法”的正式文本中。

1954年6月16日，宪法草案公布，一场全民讨论迅即展开。据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立法机关共收集到各类修改建议、意见1180420条。这一记录虽难称“绝后”，但绝对“空前”。宪法学者对这些典故津津乐道，并将这种立法民主视为中国宪法史上的骄傲，是最值得纪念与珍视的宝贵遗产。

54宪法的遗产

然而，毛的意见未被采纳果真是民主的体现吗？

建国之初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未有制宪的打算，直到1952年底斯大林向来访的刘少奇提出了新中国应通过制宪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及实现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执政的转变。毛结合国内的形势，决定制宪和选举。但其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54宪法”不得不在第5条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不仅“54宪法”的序言里宣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毛泽东也在这部宪法通过后的一次会议上公开称，“这部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

对毛来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十五年”显然太久，要“只争朝夕”。作为工具的宪法在毛泽东心中完成了它的设计意图之后，就不复有价值了。“54宪法”通过还没几个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这场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卷入了2100人。随后又是1957年的“反右”，仅公开的数字就有50万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划入“右派”，并因此受到冲击。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以及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逮捕等公民权利在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

“54宪法”最值得纪念的还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维护个人权利的悲情一刻。1967年8月5日，被封为“中国最大走资派”的刘少奇再次被批斗后，刘拿出《宪法》向红卫兵严辞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但没有人理会这番说辞，“法律的严厉制裁”也没有加诸于破坏宪法的人身上。反倒是终于懂得了“依宪维权”的刘少奇，在两年又三个月后被非法“制裁”至死。他的死亡卡片上写的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连姓名权都被无端剥夺。

1975年1月17日，“54宪法”终于在文本意义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文革宪法”正式登上舞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成了为宪法所确认的“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则仅剩三个条款。这也应算是中国制宪史上的另一个世界之最。三年后的“78宪法”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却同时肯定了“文革”的成果，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过了四年，被称为“改革宪法”的“82宪法”出台。

短短七年时间，先后三次制宪。明明是台上的人在揉捏着宪法的脸孔，使之变幻难测，却每每要借用站在台下的人民的名义。立也“民意”，改也“民意”，废也“民意”，永远处于“被代表”地位的人民，又有谁能解开个中的“法意”？

有资料称，“54宪法”的起草共吸引了近1亿5千万人参加。各行各业都被发动起来陈述意见，表达感想。其结果是，四面八方的声音汇聚成了一曲声势无比浩大的集体赞美诗。与其说这些意见是参与宪法立法的一种形式，倒不如说是群众在表达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与宣示效忠。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这部根本大法通过之后还要依宪行事，而更多只是唯恐人后地追随着革命领袖的号召——未来的行事仍然要当政者的具体指引。宪法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怕也不是人们的行动指南。

其实宪法最应是政府和执政者的行动指南。在“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根深蒂固的这个国度，领导人与政府对宪法的态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的命运。世所公认的宪法应是“限权(力)之法”，是“众法之法”，也是“根本大法”。宪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尊严，然而这种尊严来自于宪法的科学设计和宪法的切实施行，无法制约权力的宪法只能是一部“闲法”。从清末立宪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并不缺少作为“闲法”的宪法，独独缺乏的，正是作为宪政之基的“行动中的宪法”。

尊重历史是最好的纪念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小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这番话，当然有着向中国推销美式价值观的高度嫌疑。然而我们终无可回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命题——百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几多屈辱与灾难，其背后不正是因为国人无法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而导致被统治者最终只能选择去推翻那个不愿站在笼子里向人们说话的政权。

这个驯服统治者的笼子就是宪法，及建立在宪法之上的宪政。新中国创造了历史，也应该能创造中国的宪政史。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

然而回望这59年来的历史，宪法的生长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实则是一个尴尬。流传于法律界的一个段子曾这样调侃某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三尊雕像：门口一个妞（司法女神），花园一头牛（獬豸），宪法顶个球（一本打开的宪法上有一个地球仪）。“有宪法而无宪政”至今仍是我们的心中之饬。在某种意义上说，“纸面之法”甚至还不如无法。

去年的“宪法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名专家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公民建议，要求启动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从现行的制度运行轨迹及多次民间提请违宪审查的最终结果来分析，这不过是又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公民行动——尽管我个人十分钦佩这些同道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宪法尊严而呼喊，我也一样期待着中国式的违宪审查个案终有一天会到来。若干年后，在我们的“宪法纪念馆”中不仅能看到一个令人惊叹的个案材料，还会有一位(或几位)勇敢的人大官员的照片，供人传颂与景仰。

而在这个既无经典个案亦无宪法英雄的年代，我们的“宪法纪念馆”该展出些什么呢？那曾创下记录的多种宪法文本？还是那些据称彰显着国家领导人“民主意识”的批示？抑或是将这段不长的历史里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来纪念？

近来与宪法相关的另一件“大事”，是某政法大学图书馆前那个著名的雕塑，已被拆除了。不再在雕塑中顶着个“球”的宪法是否应有一个纪念馆来承载它的肉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已被宪法充分赋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不能把统治者赶进由宪法织就的笼子里。这是一个期待制度变革、权利勃兴胜过期待盖棺定论、授勋封神的时代——中国百年立宪史的事实，是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在反思中国宪政之路的成败得失基础上，以违宪审查为切入努力推动宪法的落地生根，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

如若不然，即便我们这没“牙”的宪法已经躺进了一个宏大的纪念馆内供人膜拜，过往游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叹息，“今日之宪法，缘何连球都不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