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归来的浩叹
在清末政坛上，湘、淮军出身的政客们都是出名地不服输，都有一股“屡败屡战”的劲头，这是在和“太平天国”死缠烂打中练就的。曾国藩反复讲，再困难的时候也要“挺”住。李鸿章在1896年重温了这说法，称之为老师的“挺经”。当年，湘军已经几次濒临绝境，被打到水里，又爬上了岸，最后还反败为胜。所以……甲午战败，《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
李鸿章已经没有内力可恃，全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十九世纪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要归功于李鸿章的成功访美。
“甲午战争”后，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李鸿章访美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酝酿成熟。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向德、俄、日、英、意、法等国，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各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为世界各国捍卫与整个中华帝国平等公正地通商的原则而寻求一种解决方法。”亏得“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在此原则之上形成的“门罗主义”，才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之后保住中国，没有被进一步瓜分领土。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号”邮轮抵达纽约港，港中百多艘船舰汽笛长鸣。上岸后，大街上人流如堵，《纽约时报》说，有50万纽约客在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等处，夹道欢迎和观看李鸿章乘坐的四轮马车。李鸿章是出名的“要面子”人物，在纽约的高楼大厦和鲜花人群中穿行，内心的得意，或许暂时盖过了去年的沮丧。
中美关系是李鸿章的一张大牌，拿到手后，自然得意。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到他对1896年美国之行的美好记忆。晚年李鸿章经常炫耀他的那根手杖。写《庚子西狩丛谈》的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1896年在贤良寺伺候李鸿章左右。他看到从美国回来的李鸿章，在家中，“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这根拐杖很名贵，上面有一颗“大愈拇指”的巨钻，周围镶有一连串的小钻石，“晶光璀灿，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值十数万金。”手杖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休的时候，国会为表彰在“南北战争”中的功绩，赠送给他的纪念礼物。1879年5月23日，总统环球旅行，在天津会晤李鸿章，李鸿章很不礼貌地拿来反复把玩，无意归还。当时格兰特表示说：国会礼物，不便随意赠人。然而，当1896年8月31日，李鸿章在纽约拜谒格兰特陵墓的时候，总统遗孀朱丽叶却将此手杖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他。此后，李鸿章逢人便说：还是美国人够朋友。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二十世纪世界公认的外交原则，它摒弃了殖民主义者圈占别国土地的恶习，把自由通商，公正贸易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自由贸易”还没有成为清末人的共识。即使甲午惨败，北京的保守势力还在抵制国际社会，还是以为可以拒敌以千里之外。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又一次成为他的罪名。回北京后受到各种攻击。时隔二月余，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李鸿章被打入冷宫，感觉到了“冷遇”。10月20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24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30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在官场油滑了一辈子的李鸿章，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住所，门庭冷落，不胜寂寞。眼见“中兴”大业无可挽回，他这才叹出了心头抑郁了三十多年的长气，愤懑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 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曾经发动自己的幕僚们造势吹捧，树立里程碑，说自己的“洋务新政”是清朝的“同光中兴”。三十年间，从国外进口了洋枪洋炮；搞起了军械工厂、织布局、广方言馆、同文馆；新设总理衙门，练出了北洋、南洋水师，像是建立了一套新式事业。结果甲午海战，一日而败，“中兴之师”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李鸿章再也不能粉饰下去，只能承认自己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本来想启动最新的外交成果，请美国调停、贷款、兴业，再次“振兴中华”的方案，又不能实现。都说是湘、淮军人“屡败屡战”，最能打烂仗，李鸿章碰到最后的钉子，彻底灰心了。
贤良寺里的反省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他在垂暮之年的一声浩叹，是真实的。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有学问，会思考的人，但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他却思考了“同光中兴”的失败原因。几十年里，他打仗、办外交，没有时间思考。难得的空闲，跌宕的经历，加上他依然灵便的头脑，他的回忆与思考本来应该对正确认识中国之命运大有俾益，非常可惜的是，他还是那副“思拙于行”的秉性，卷入太深，反而不能洞穿他的时代。他还是把积怨都发泄在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头上，个人恩怨把他的思考框住了。
政治斗争总是包含很多个人恩怨。甲午年，李主和，翁主战，翁李矛盾不可开交。据说，战前李鸿章和小村寿太郎谈判，谈妥用一百万两银子作赔款了结 “东事”（中日朝鲜争端）。因为翁同龢的“帝党”“主战”而放弃，结果导致战后赔款二万万两。“主和”的李鸿章感叹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和”、“战”两派的个人恩怨确实存在，历史研究不能忽视个人恩怨。我们不把它们作为审视历史时的终结，但却是要承认它们是事件的开端。
《纽约时报》说李鸿章要“请辞”的报道，有一点不确实。赋闲在贤良寺，李鸿章决不辞去总理衙门的职务，他要与老对手翁同龢耗下去。一天，袁世凯登门为翁同龢说项，请李鸿章辞职，李鸿章大骂说：“你告诉他，叫他休想。……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李与翁的矛盾，往复几十年，积怨极深。被困在家中的李鸿章，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的“言官”、“词臣”们。他对伺候在身边的人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李鸿章的意思是说，翰林院这些动口不动手的“言官”们只会唱高调，不切实际。
翁同龢与李鸿章有几十年的个人恩怨。有一本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录“翁李之隙”，说苏州人和李鸿章特别地合不来，说者自有掌故。那是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在拆毁李秀成忠王府一座歌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时，发现有翁同龢、潘祖荫、彭蕴章等人的题名。李鸿章命令追查这几位苏州京官的通匪案。尽管事后知道这是苏州乡绅冒名，但他已经和这几位有权势的苏州京官结下怨恨。翁李矛盾，起源于此。
这一层恩恩怨怨中，翁同龢等人看不惯李鸿章的因素居多。虽然拔扈，但很实际的李鸿章倒是不计较与苏州人交朋友。他交上的一位在野的苏州朋友，对他的事业起过关键作用，甚至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这个苏州人就是当时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到上海，帮着李鸿章和租界洋人接上关系的冯桂芬。在1860 年代的上海，冯桂芬是唯一有“进士”和“翰林”头衔的人，是地位最高的士大夫。李鸿章领淮军到上海后，和冯桂芬“共事最久，知之最深。”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的名言，说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观点。李鸿章的种种“洋务”，也都是他的主张。1874年冯桂芬死后，李鸿章曾上疏，要求在苏州建立专祠纪念。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虽是进士出身，可是驾驭三军，杀人无数，官做得再大，难掩有一股“痞子气”。翁同龢是常熟人，属苏州，状元出身，一门显赫，温文尔雅，深文周纳中藏着玄机。这两种人常常搞不到一起，翁常熟不喜欢李合肥，个人秉性不同很重要。李鸿章如何的“痞”，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年，给同治皇帝办丧事，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 “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 “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癫狗” 是谁？满洲大人们嘛！他怎么敢？
合肥李的“痞子腔”，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吴永记录了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几乎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用他的话，就是打“痞子腔”。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斩了20个闹事民众，抵偿了20个被杀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的性命，派了当事人崇厚到法国道歉。曾国藩对外国人以诚相待，朝廷内外却是一片非议，大骂“卖国”。北洋鼎沸，连湖广会馆里他的题匾也被砸了。清廷不得已调他下南洋。由李鸿章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管外交。交接之日，师徒俩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以抄录来作为李鸿章平生个性和外交思想的印证：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做何主意呢？”
李鸿章：“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捋须不已，久久才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 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口口声声地表示：“我是要传他（曾国藩）衣钵的”，表示他不会象左宗棠那样叛出师门，另立山头。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完全是两种德性，两副脾气。比如说，对于象“汉奸”、“卖国贼”这样的骂名，曾国藩本着一个“诚” 字，诚惶诚恐，很难承受。“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被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郁郁寡欢了一年多，死了。相反，李鸿章顶了三十多年的“卖国贼” 骂名，仍然我行我素，没心没肺地活着。曾国藩曾经说他的用人之道，说用人要防“二气”，一种是湖南人的“土气”，另一种江浙人的“官气”。李鸿章这个人，既不是“土气”，也不是“官气”，他这个合肥人是“痞子气”。
历史表现为个人恩怨，但又不能归结为个人恩怨。李鸿章的敷衍粉饰，就在于他每每把“同光中兴”的失败，都归结为朝廷中央的政敌们滥施恩怨。他们把湘、淮军督抚们在各地举行的“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都归结为朝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这是曾、李一派人物的惯常说法，是他们集团内部的共识。曾国藩曾有一通《复李中堂》，其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书中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在朝中都察院“清议”的御使大夫们，“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湘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的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曾国藩、李鸿章都简单地认为“言官”们只读书，不做事，不懂“洋务”，专门与他作对，使他们的“同光中兴”毁于一旦。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这样的说法，为很多人接受，其实似是而非。最不能解释的就是翁同龢、张之洞、张謇等人的洋务主张和实践一点都不逊色。“洋务派” 的首领们虽然求“变”，但都没有很好的想过，中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
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领了淮军以后，他换成了一副兵坯头脑，眼睛里除了枪炮，就是弹药。三十年过后，到了1896年，他基本上还是这种想法。中国的前途，是否有一条从制度上根本改革的道路，他们湘淮军集团和宫廷内部各个集团的矛盾症结在哪里，他没有仔细考虑过，也不作此想。
一年多前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马关条约》，甫坐定叙旧寒喧的时候，日本的“改革之父”，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宰相以战胜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谈到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 “明治维新”和 “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假意奉承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是说李鸿章，你们专制政体，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不象自己在日本，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回旋余地不大。李鸿章可能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但是，他不明白伊藤博文还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 “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落入圈套，本能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李鸿章在伊藤面前又一次暴露他和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们的纠纷，也暴露了他对现代政治的无知。他还是把“清流党”否定他的和议计划，搁置他的洋务预算，都看作个人恩怨，并不认为清朝的体制出了大问题。不料伊藤接下去就嘲笑中国政治的落后，指出清朝这次战败，正是在于“同光新政”缺乏日本那样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伊藤博文洋洋自得于“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李鸿章则还是怀抱着湘淮军体系崩溃后的个人沮丧，两副神情，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显扬。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以上谈话内容，被上海报人蔡尔康辑录成《中东战纪本末》，即刻发表在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其中透露了很多李鸿章甘处下风的失态话语，诸如说到中国的“新政”施行不当，不如日本，李鸿章竟然会觍着脸说：“中国请尔（指伊藤博文）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也居然会大言不惭地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中国人可以请英国人训练海军，可以聘美国人顾问外交。但是，请日本人来做首相，这种玩笑怎么也都开不起。李鸿章的“痞子腔”打到这份上，实在出格，自然引起中国读者极大的羞辱感。
名相功业的挫折
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十八世纪是“皇帝的时代”，世界历史由几个专制君主统治着。在法国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俄国是“改革家”彼得大帝；在普鲁斯是“开明专制”的腓特烈大帝；在中国就是完成了“满汉一体” 的康熙皇帝。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历史一下子转变成了“宰相的时代”，宰相们大有作为。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勉强能够被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一个时期的政治家往往集中出在一个地方的人群中。由于淮军在清末政局中的崛起，许多安徽籍将领，凭“子弟兵”的关系，从李鸿章处领到了各省督抚和知州、府、县的位置。清末政坛上，出自湘军的“湖南帮” 和出自淮军的“安徽帮”，与传统靠科举正途，苦读、考试和磨勘慢慢爬上来的 “江浙帮”形成文武对应，朝野呼应的局面。湘淮系里也有不少江浙籍的大幕僚，如丹徒马建忠、无锡薛福成等；翁同龢为首的“江浙帮”也包括有其他省份的士人，如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伦等。同光时期官员的湘、皖、江、浙、直隶等地籍的分别是明显的，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地籍观念后，当事人也是更乐于从“地望”的角度看问题。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坛的崛起，他在关西的家乡，山口县长门地方（靠近当时中日谈判地点马关镇附近）出了一大批政治家，也都占据了日本政坛要津。1895年4月10日，马关镇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谈判，闲谈中李鸿章又莫名其妙地自摆了一个下风，奉承伊藤，有如下一段话：
李鸿章：“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
伊藤博文：“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李鸿章：“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比，所逊多矣。”
伊藤博文：“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这又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对话。伊藤博文奉承中国的“湖南帮”、“安徽帮”，李鸿章又说人才所出，安徽不如长门。最后还是伊藤博文安慰李鸿章，甲午战争日本胜出，但是“安徽帮”不需要为全中国的失败担罪名，淮军将领们是在代表中国作战。中日两国宰相，固然是拿着各自的“地望”来开玩笑，轻松谈判气氛。但是，地方的帮派势力确实是中日两国政治格局中的真实存在，湘系、淮系，主持着晚清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这是很明显的事。
这番谈话表面轻松，拉扯各自的“家乡话”。但是这番说话，实在是切中中国政治要害。中央政权的地方化分割，是清朝政治的一个新问题。“湖南帮”、 “安徽帮”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猛然崛起，导致了清朝政治的极大变数。象很多没落的王朝一样，清朝走过了“康乾盛世”之后，统治基础日渐薄弱。用200 万满人，加上蒙、汉八旗的少数人口，统治着一个庞大帝国，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往下层社会寻找新的支持集团。湘、淮军集团，是清朝不能不用，却又不得不防的大势力。
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国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揭竿而起，死缠烂打，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战后，湘、淮军没有解散，全编制地转为清朝的正规军，分派到各省担任防务。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湘淮军用洋枪、洋炮、洋舰、洋操武装起来，直到甲午年间被打败。此后，又收拾败军，编练成伍，号称“新军”。1864年到1911年，清朝剿灭了太平天国后，就是靠着湘淮军，赖以维持了最后的不算短的四十几年。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象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拱手相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年以后已经渐渐消弥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北方的满族将军们，对南方的“洋务”一窍不通，颟顸懵懂。有些守在东三省看管清朝龙兴之地的满洲将军，居然不知道南方在同治年曾经被汉人颠覆，这些人怎能依靠。现在，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需要担心，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点并非多虑。如果湖南人的“湘军”，加上安徽人的“淮军”，已经占据了江南各项税赋，再联络朝内外的官员，齐心协力，并且敢于放胆一搏的话，清朝就完了。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淮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清代野史》记载“彭玉麟有革命思想”。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衡阳彭玉麟攻克安徽，大江南北都在湘军麾下。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撰写《湘军志》，得罪湘军，当初他和湘军统领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 字。曾国藩大约真的是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和身边，有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1864年以后的西太后，确实有理由害怕在那群粗朴冲动的湖南人中，或者另一群因为军功而虚骄起来的安徽人中，新出一个洪秀全。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后来翁同龢的“清流党”支持左宗棠的“塞防”，对抗李鸿章的“海防”，也有分化湘淮军的意思。清朝的湘、淮军将领“拥兵自重” 的局势，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在上海，“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 （Frederick 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劝说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也是用他的“痞子腔”，打哈哈地拒绝了。确实，1864年前后，清朝岌岌可危，充满了“改朝换代”可能性，要是曾、左、李联手抗旨的话，他们是可以取清朝而代之的。
曾、左、李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临，但内心却不得不防他们。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鬼子六”奕訢受到满贵们的妒嫉，但满人中如此公之能够任事的却绝无仅有。无奈，西太后就只能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分化曾、左、李，利用“海防”、“塞防” 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效忠于西太后个人。种种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束手束脚，不能放手大干的主要原因。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帐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评价李鸿章
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有些新气象，史称“同光中兴”。他在同光之际日益尖锐起来的满汉矛盾中，一直维护着清朝。1896年，“中兴”大业已经凐灭，息影家中的李鸿章还想帮着满清接续香火，却忽然被抛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权势全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语）。从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后人们无论如何也是应该重视，不能忘记的。遗憾的是，对于李鸿章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关系到李鸿章的地方很多。历史学家有评判特权，而学者们本能地喜欢用评价的态度做学术研究。更通常的是，学者往往会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分主客地与自己的好恶混在一起，把当时人们的纠纷和后来人们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结果越研究越糊涂。“汉奸”、“卖国贼”是当时“清流党” 和“帝党”的谤议。后世学者又用民族主义理论，编织了一顶“反动派”的帽子；二十世纪中国新的“改革、开放”运动展开以后，十九世纪欧美政客们封给李鸿章的“中国改革家”的桂冠，又渐渐地戴回他的头上。其实，政治人物的评价是不能脱离政治环境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行，个人恩怨，只要无关大局，是相对次要的。比如我们可以津津乐道地说：“曾国藩是伪君子，李鸿章是真小人。” 但这种品评对我们理解晚清历史，并无太大的帮助。要探究清朝历史误入歧途的根源，还是要回到那个环境中。
一定要评价，还是梁启超的评价比较中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 12月26日，梁启超草就了一部《李鸿章传》，他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李鸿章既以“洋务”与西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同光之际的问题，不是李鸿章才干不堪大任，也不是李鸿章私心有所贪得。而是同治以后纷乱的政治格局不同于对岸上下一心，“尊王攘夷”的日本。在表面各种舆论集团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满汉矛盾，西太后对“曾湘李淮”的拉拢和猜疑，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能以艰难地进一步，轻易地退两步的节拍前前后后。
一八九六年底，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刚刚三个月前，李鸿章作为美国历史上接待的最高规格的中国贵宾，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称之为“李中堂”，连带的头衔还有“清国总理”、“外务大臣”、“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为人臣子，李鸿章已经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美国人想当然地把这样的权势者当作中国的脊梁，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不惜赞美之词的美国人，还在《纽约时报》上给了李鸿章好几顶封号：“军事家”、“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样的评价，其实是掺了水份的评价。这不是单给政治家个人的，而是给清朝加油，给中国打气。
李鸿章死在一九O一年，死在“义和团”之后北京的愁云惨雾中。拖着79岁的老病之躯，四方奔走，八方哀求。九月七日签定了《辛丑条约》；17日把八国联军送出城；十月六日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迎回宫；十一月十七日，他就撒手人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枭雄——李鸿章在北京死了。李鸿章的身子死在辛丑年，他的事业却早在甲午年就死了。一八九五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就已经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了。余下的几年，洋务干将一个个凋零，朝政一点点起色都没有。最后是北方拳民和愚昧满人一起胡闹到不能收拾，才又一次请出李鸿章。
辛丑时，李鸿章出山谈判，和老“清流”张之洞共担危局。他已经没有力气和他的老政敌争论了，遇到分歧，他只息事宁人地说：“香涛（张之洞）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还是不依不饶，反唇相讥地说：“少荃（李鸿章）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对话，随口说来，反成绝对，是非常工整的“对子”，清末社会传为佳话。今天看来，时至一八九六，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社会要负责任。把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别人都没有份，卸掉了自己的责任，这种评价，确实是太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