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唯有文明进步能够带来双赢的实质性成果，没有人能以文明倒退来取得真正胜利。

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有过关於双输如何走向双赢的讨论，现在不见赢家，却也无人认输。究竟是输是赢，谁输谁赢，输赢在哪里？

事情似乎在慢慢过去，奥运火炬在继续前行，传过欧洲，也传过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印度，它无疑还将进入西藏和中国。它在中途被阻挡、熄灭过，但可以预见，火炬最终会进入奥运北京会场。那一刻，会在中国民众心中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比起没有发生有关西藏的一切，民族情感可能表现得更激烈。它会被描述为象徵中华民族被外强欺辱的历史得以翻盘。西藏事件、火炬遭遇似乎印证了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阴谋没有得逞」，中国人民胜利了。这会是很多人的理解。

可是在表面的胜利之下，「赢了」的人可能不会去想，尽管有了互联网，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世界上多数人都视作理所当然的资讯自由，互联网是被过滤的。从媒体来说，中国新闻人并非不专业不尽职，而是不能去履行职责。资讯缺乏的后果，是民众不会想到，一些藏人暴力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与多少年来西藏民族争取自己权益的诉求并不是一回事；更非这一事件和西藏问题的全部。他们可能更没有想到，既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藏民需要争取的基本权益，不仅在西藏地区缺席、也在中国其他地区同样普遍稀缺。例如，汉民和藏民一样，并没有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决定权。在汉人地区有了接受教育权利的意识，却远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孩子应该接受什麽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决定权应该归谁？就在国人对藏民提出教育自治权利不以为然的时候，中国教育部正在以「传统文化教育」为名，将展开京剧课程进入全国学校的推广，列出的教育曲目中充斥文革样板戏，如此教育全面推开之后，全国的孩子都要一起开始唱江青主导改编的《红灯记》：「仇恨入心要发芽」。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必须杜绝的「仇恨教育」，在中国还是很正常的教育内容。这样的教育之下，「仇」意四起，民众如一片荒草，很容易风吹一边倒。

中国对教育决定权讨论的缺失，导致教育沦为官方的灌输：对自己前辈几十年来在本族人统治下的悲痛历程无知无觉，又遑论对同胞少数民族几十年遭遇有所了解有所同情。民众因经济发展，能够产生维护部分自身权益的觉醒，却仍然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意识和现代意识。自然也难以理解，外部世界民众何以会对西藏事件的中国报道充满怀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保存为何深具忧虑。西藏问题只是一个镜子，反射出中国三十年「开放」下来，教育僵化、资讯封闭和文化操控的问题并没有本质性突破。长期操控下，民众是官家可以轻易调动能为自己助威的力量，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人。在这样的状况下，谈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就是虚幻的，和世界的关系也充满不稳定性。在资讯的控制下，中国民众只知道西藏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分裂的议题，而藏人对教育、文化的合理诉求被掩盖。最大的悲剧莫过於输在对自身状态的不清醒和无意识，这样连同改善前进的目标都一起丢失。

从藏人一方，策划在中国举办奥运的时机抗议，试图引起世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似乎也是成功的。因此，抗议发起者或许也并不认输。可是，从整体状态来说，在政治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状况下，焦虑、绝望等负面情绪引发和逐渐扩大了部分藏人诉诸暴力的倾向，也第一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强大力量面前，弱势宗教、弱势民族受到挫折，经历类似遭遇、滋生暴力倾向和转变，在世界各地有过许多先例。可是，一个弱势文明要生存和存在，它的力量在於坚持自己独特的文明本身、坚持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自己的信仰。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它的宗教，而藏传佛教的内核之一是和平主义，因此它才在世界各地吸引信众和引起世俗世界的关注。这种和平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信仰，理当超越政治诉求。一个文明必须先认同和坚守自己本身，然后才能为这个文明的生存而努力奋斗。相反，如若背弃自己的信仰坚持和精神坚持，那一刻起，就是自己亲手毁坏了你要求保护的文明本身。藏人中主张诉诸暴力的极端，产生於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机会生活在自己精神领袖身边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中间，这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和反思。对任何一方暴力的无条件谴责，必须是首要坚持的立场。

从西方媒体报道来说，在试图找出西藏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因无法随意进入现场、无法自由采访当事双方而备受困扰，但是大量媒体仍然在竭力寻找碎片企图拼出全貌。在此过程中，一些可能是道德正义感过度充盈的媒体，在同情弱势民族的冲动下，也有偏离新闻中立立场、甚至违背新闻专业原则的行为。西方新闻业是脱离政府掌控的新闻人在做，它没有中国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可是，坚守新闻操守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始终受到各种思潮的干扰。少数不能坚守新闻原则的媒体，不仅是输家，甚至为事件的真相大白，平添复杂变数。

政治对立在冲击所有人，政治策略的思维也在取代更本质的思考，然而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唯有文明进步能够带来双赢的实质性成果，没有人能够以文明倒退来取得真正胜利。

林达：旅美知名作家。作品有《带一本书去巴黎》、《总统是靠不住的》等，新着《西班牙旅行笔记》（台湾版名为《西班牙像一本书》）。

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无非两种办法，要么对话，要么对抗。通过对话可以达到和解，进行对抗必然导致激化。何去何从，取决于决策者所要实现的目的。

拉萨事件发生以来，一个半月了，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多次建议对话，国际主流舆论一直在为促成对话而努力，但中央有关部门前一段时间却严词拒绝。这种情况使人很难理解，无法乐观。现在好了，新华社宣布，中央有关部门准备同达赖喇嘛接触磋商，这是一个好兆头，引人注目。

有一种误解，把对话仅仅当作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错了。它尤其是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唯一的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而且代价最低，后遗症和副作用最轻，创伤愈合最快。中央有关部门现在选择了对话，是值得欢迎的。

这场举世瞩目的对话，是在公众强大的支持和推动下促成的；但愿它在公众的密切关注下，最后达到和解的目的。

有一句老话，叫做”诚则灵”，用在别的事情上未必确当；用在对话上，却是一条定理。一份真诚带来一份成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真诚不真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真体察对方的处境和要求，就是对话成功的起点。以指责、搪塞和伤害对方为能事，那种”对话”，不是对话，而是对抗的变种。万一不幸是个变种，对话的生命就结束了。

公众愿意见到的，是真诚的对话，能够导致互相理解的对话，能够达成和解的对话。即将开始的接触磋商，最重要的，应该是展示和谐社会的本质。这应该是主题。谈判艺术是次要的，面子也是次要的。唇枪舌战更是要不得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目前面临的这场对话是对十七大路线的正确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检验。只要和谐社会这条总路线经得起检验，奥运肯定是圆满的，大结局也就圆满了。

1）利用小说爱国，这也是一大发明

朋友打电话让我对王千源事件发表评论，我说自己好不容易进入到小说世界，不想回头了。朋友又用话来激我，我不为所动。但当他使出了杀手锏，指责现在大家都在爱国的时候，我却沉湎于小说里自得其乐，实在是堕落。对于这种指控，我就耐不住了。我说，爱国不一定要去上街游行，更不一定要对王千源口诛笔伐，甚至对这个小女子的身体来一番意淫才叫爱国吧……。最后我激动地说，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就是我的爱国！

写小说也能爱国？电话那头的朋友很惊讶的声音传过来。

我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利用小说爱国。说完这句话，我才发现，刚才如果只是我顺口说的，那么现在我很确定地知道，写小说也是一种爱国了。

利用小说爱国也许是我今天随口说出来的，但却绝对不是我的发明。大家大概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大大爱国人士，他就是梁启超。当年梁启超就是折腾小说起家的，因为他将小说与国家兴亡连接在一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我的师傅梁启超竟然把小说说成是“大道中的大道”，可惜，他后来太急躁，去搞政治了，没有坚持以小说爱国，结果弄得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说的那种小说在哪里。

不过毛泽东同志就小说与国家之关系有更加简洁和精辟的论述：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我想，这个发明专利应该属于毛主席的。回顾一下那段荒唐的岁月，有许许多多个写小说的作家因为这一发明抱恨而死，有些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当我在电话中对朋友说我“利用小说爱国”的时候，竟然有一股悲壮之气由股间油然升起。朋友竟然不领情，他说，老杨，那就别啰嗦了，你不是写国际关系和政治间谍小说的吗？那就请你用小说形式解读一下王千源事件吧？

我说，好，不过，答应我，你要冷静，千万别再晕倒。

2）中央情报局在行动

近一个月来的所有辱华事件是不是以中央情报局为首的反华势力策划的？我曾经就此问题和愤青们探讨，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把我彻底地说服了。一个愤青很蔑视地对我嚷道，扯！你也忒没有水平了，这也叫问题？我们最信任的国内媒体都透露了，你还不信？杨老师——叫你杨老师不是尊重，而是看你这么一把年纪了，我问你，你记不记得中央情报局五十年前搞的一个针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和平演变手册？就是要用西方腐朽堕落的金钱和美女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拉拢毒害我们青年一代。

我说我记得，那个情报手册是冷战时期搞的，被现在的愤青艺术加工后放到网上，不过就算加工过，好像也没有什么。要知道，在那同一个时间，我们不是正在“深挖洞，广积粮”，准备要血洗白宫，解放全人类？那人家CIA用金钱和美女来腐蚀我们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呀。愤青一听不乐意了，喊道，杨老师，你也太糊涂了，中央情报局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你还为他们辩解？他们都快把中国搞垮了——

我说，没有这么严重吧？金钱美女最多把几个男人的身体搞垮，怎么就把中国搞垮了？愤青愤怒地打断我，杨先生，你是不是拿CIA的钱了？你看看陈希同，你再看看陈良宇，看看他们是哪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贪污腐败，包二奶，X人民的女儿，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和CIA腐化中国青年人的手册上写的一模一样。这难道是偶然的？陈希同、陈良宇他们正是被美国CIA毒害掉的。你不信？那我问你，为什么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陈良宇和陈希同这样贪污腐化的贪官？啊啊，回答不上了吧，杨老师？让我告诉你，因为中央情报局不会用金钱和美女引诱自己的官员，对不对？

各位，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所以，今天就不在这些辱华事件是否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策划的问题上纠缠了。现在的问题是，反华势力的大本营CIA为什么策划了西藏暴乱？支持达赖搞分裂？以及破坏奥运火炬传递，阴谋使用CNN臭嘴巴主播辱华，最后又补了一个王千源事件？

电话那边的朋友打断我说，老杨，这个为什么问得没有水平。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因为中国和他们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因为国际上有些反华势力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嫉妒中国的富强，当然还因为他们害怕“黄祸”……老杨，这些理由还不充分？

我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没有吭声，但旋即一想，电话那边的朋友看不到我点头，也看不到我摇头，于是开口说道，老兄，如果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还写什么间谍小说？你也把国际斗争想得太简单了吧？我继续说，在思考复杂的问题时，千万要避免线性思维，毫无曲折，你真以为以CIA为首的反华势力如此简单？

错，错！我痛心疾首地说，难怪我们折腾了两千年，至今国民收入还在世界上遥遥落后，借用一句愤青的话，你们的脑袋都进水了！CIA可不是好惹的。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更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不出手也就罢了，一出手就是阴招、毒招和狠招。弄几个藏独像跳梁小丑一样夺火炬，再借用CNN臭嘴巴骂两句中国人是暴民就真能够阻止中国和平崛起，就算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难道他们还另有目的？老杨，你别卖关子，我这个月电话费可能要超出工资了。

我说，我问你，凡是对西方人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很清楚，无论是用几个全世界政府和人民都不承认的藏独分子羞辱火炬，还是找一个电视台的臭嘴主播侮辱中国人，不但不能降低中国人和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更不用说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了。再说，西方人有多种新闻和媒体可供选择，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所以我说，无论是抢夺火炬，羞辱圣火，还是CNN辱华等等，都是西方以CIA为主的反华势力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3）以中情局为首的反华势力为什么要策划辱华事件？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震惊全世界，虽然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很差劲，但同样因为人多，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悄悄地超过英国，这些当然无法逃过那一小撮始终在关注中国的反华势力的眼光。

东西方冷战早就落幕了，历史也终结了，而且我们也竭力淡化意识形态，主张求同存异，可是，难道世界特别是西方真会忘记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与古巴和朝鲜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更主要的是，奥运会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被西方认可的国家（拥有他们认可的社会制度）所垄断的，现在终于被我们争取到了，我们也提出煽情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然而，虽然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但大家的梦想真的都是同一个？

至少对于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来说，他们就绝对不会和我们拥有同一个梦想。他们绝对是少数，所以，我们不必介意。可是，这一小撮反华势力却想让全世界明白：正在崛起的中国绝对不会和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拥有同一个梦想，中国最终将给世界带来麻烦，也给自己带来灾难。

可是，中国这些年不但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且也很低调。在很低调的同时，中国人和中国便宜的东西却像水银泻地一样向全世界扩散。中国的影响也渐渐增强。西方的主流社会虽然有一定疑虑，但可喜的是却渐渐接纳中国。

而这，正是让以CIA为首的一小撮反华势力担忧和紧张的。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唤起渐渐接纳了中国的西方主流的觉醒？让沉浸在和平中太久的西方人意识到中国不但拥有被他们打败的那个前苏联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是有可能给世界带来“黄祸”的大本营？

我想只有幼稚如愤青的人才会认为策划几个藏独分子（人数少得可怜）扑向奥运火炬，以及鼓励CNN臭嘴巴说中国人是暴徒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事实上，如果他们策划的辱华事件只停留在那个层面，那么他们侮辱的不是中国，他们侮辱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警察，侮辱的是西方媒体的操守，侮辱的是西方的社会制度。西方民众会对这种反华反中生出反感的。当然，CIA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的专家对中国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他们不能不冒险策划这一系列事件，为的是达到另外一个目的。而结果果然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成功了！

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被一下子激动起来，随后这爱国主义就向一小撮反华势力想看到的地方发展，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席卷全球……

关于这个话题，我写过多篇文章，这里不重复。只想简单地说几句，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只是在特定的制度和体制下，这种爱国激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一场愤青们主导的民族主义大宣泄。而这，也就正好落进了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设好的圈套。

当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在世界上那些允许他们挥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恩赐他们能够走上街头而不被镇压的地方游行示威的时候，西方的国民一边宽厚地微笑，一边却复苏了久被遗忘的记忆：他们联想到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他们想起了冷战；他们清楚地看到，这面被他们允许在自己国土上挥舞的五星红旗是冷战时铁幕那一边的敌人的国旗……

现在西方的民意调查公司都很低调，但如果经过中国愤青的爱国之后，毫无疑问，西方主流反中国的民意将会大幅飙升。而且，学者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西方一直有一个被称为左派的比较亲华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中几乎是一言不发。而他们以前是中国在西方比较容易接近的群体。对他们了解的学者知道，他们在这次事件中看到的东西将让他们改变以往对中国的看法。让中国那种制度在西方更加孤立。要知道，西方的左派也是很讨厌民族主义的，特别是收发自如、被人操控的爱国激情。

这一切正是以CIA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们要借羞辱奥运圣火和侮辱中国人这个手段而达到的目的。只是帮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竟然是中国的爱国愤青们！

说到这里，电话那边的朋友插话道，老杨，你感觉电话线的湿润没有？你的话让我浑身出冷汗，把电话都打湿了……

你别夸张，我说，海外的爱国留学生走上街头很爱国，但他们走上街头的前提却很傻很天真。什么前提？他们的前提是建立在西方在本质上是民主自由和多民族包容的。学生们当然清楚西方人不会开坦克车碾死他们，也不会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家，甚至不会报复他们。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西方人在表面上确实做到了，可是，留学生们是否注意到，就在爱国青年自以为自发地冲上人家的街头爱国的时候，却不知道，西方的情报机关和反华势力正暗中得意，因为他们才是总导演。他们要让自己国家的国民看到，住在他们国土上的中国人到底在爱哪一个国家，让他们知道，华人华侨实在太多了，不在自己的国土上爱国，却都跑我们国家来干什么？当然这些西方国家毕竟走过来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族歧视的时代，但一些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华人华侨是迟早要感觉到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这个世界上允许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显示热爱中国的都是西方国家，可是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并不都集中在拥抱了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华人华侨的数量超过一千万，他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一直受到歧视。当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涌上西方街头游行示威的时候，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情报部门不可能不密切关注。可以想见，今后华人华侨在那些没有拥抱民主和自由理念国家的生活和工作，将会受到更多的无形阻力。

朋友颤抖的声音打断我，老杨，没有这么严重吧？难道青年人的爱国热情真是一无是处，你这样是不是有些偏激？

我叹了口气说，你搞清楚，我没有说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一无是处，只是说，以CIA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比我们的爱国青年更狡猾，他们不但研究透了我们的体制，而且从一开始就在引导和利用我们青年人的爱国激情为自己所用。现在他们达到目的了，如果你不相信，就偷偷在西方做一项民意调查，或者等一段时间看一下出笼的民意调查，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很可能已经不再是“一小撮”，而如果我们的愤青继续被CIA牵着鼻子走，你会看到那些反华势力也不再是藏头露尾的，他们很可能要在奥运会期间现出原形。

当然，有一件事是CIA和西方反华势力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他们策划这些事件本来是为了分化西方社会中对中国有好感的那部分人。可是，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激怒的中国人确实表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这并不是CIA乐意看到的结果！

CIA很清楚，中国人已经在与世隔绝中生活了两千年，再生活两千年也没有问题，哪怕自相残杀，死好几千万人，政权不但不会垮台，人民很可能早上起来继续跳忠字舞，其中，民族主义是保命丹也是伟哥。三年大灾害时期，中国人饿得人吃人，可是政局基本是稳定的。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帝国主义或者修正主义会随时回来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就是饿死、互相打死，对外也还是团结一致的。如果这次CIA策划的事件让西方人起来反对中国，而中国人完全可以团结一致，甚至恢复到以前的闭关自守。那可不是CIA 的目的。我最后总结道。

朋友松了一口气，说，这算是让我感到安慰的，好，CIA这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这么敏感，这么爱国，也这么团结……

且慢，我打断朋友，以CIA为首的反华势力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不会让中国人民如此团结的，所以，他们立即策划了王千源事件，也是整个阴谋中最恶毒最可怕的一环……

啊——朋友一声惊呼，好像又一次晕了过去，我只好冲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等朋友回过神。

4）CIA阴谋之王：王千源事件

五分钟后，朋友的声音再次从话筒上传过来。他声音微弱地说，老杨，这你不用多解释了，我也能够看出来。CIA策划了一次暴露中国民族主义的阴谋，却让中国人真正显示出了爱国主义热情，而且团结一致，于是他们又策划了王千源事件，来分裂中国人。

我说，你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出来。要知道，如果CIA都像你这样想问题，他们还叫CIA吗？反华势力如果都像你这样简单，还能够反了我们几十年，却仍然隐藏得这么深？

朋友又不敢出声了，我继续说，你想一下，CIA确实不想中国人团结，但用大把的钱收买王千源，能够取得什么作用？王只不过一个中国大陆刚刚出来不久，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收买她去支持藏独就能够分化13亿汉族人民？你们这些人实在是 too simple， too naive！ （太简单，太天真了）

朋友不吱声了，但我感觉到他出气的声音里有不服气的气息从电话线上传过来，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说。让我先给你分析一下王千源事件的始末。杜克大学出现了有两派对立的游行示威，一派以藏独为主，其中不乏要求人权和民主的西方学生，但里面却没有一个汉族人。另外一派则是清一色的大汉民族的留学生。在他们互相对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子——汉人，走到支持藏独和要求人权的团体中去，这一下子就炸锅了。

虽然那个叫王千源的中国女生想说话，想为自己辩解，但她的声音和那些藏独的呼声一起被人多势众的中国留学生的吼声淹没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王千源的资料和他父母的资料曝光，全中国的爱国愤青终于找到了发泄口，王千源一夜之间成了历史上继秦侩和汪精卫之后最大的汉奸。

好，我就不卖关子了，让我告诉你实话吧。策划王千源支持藏独同样不是CIA的目的，而只不过是一个手段，利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王变成汉奸，变成一个供全中国愤青们当成标靶的汉奸。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千源本人变成什么，其实没有多少意义。一个王千源就算把自己身上绑上炸药为藏独献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华民族不构成任何威胁。中国13亿人口，把自己弄成人肉炸弹对付人民、政府以及人民政府的不乏其人，见惯不惊了。可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王千源事件的时间安排。她突然跳出来跑到藏独那边，然后她的任何声音都被淹没了，她也消失了一会，为什么要消失？因为要等网络上对她攻击的发酵。结果不出所料，头脑简单的愤青们再一次钻进反华势力设计好的圈套。

当王千源事件把中国愤青的激情推到了高潮，让他们以自己为目标尽情发泄，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时候，这个青岛小女子却突然接受了西方最大媒体《纽约时报》的采访，这位弱女子的声音才第一次发出来，虽然不是通过自己同胞的报纸，声音却立即传遍世界，也传遍互联网。

让我们来听听她说了什么——她说她根本就不支持藏独，她只是觉得应该沟通，而且她还说自己认为当一名中国人，有责任在这个时候担当沟通的角色，她不掩饰地说，这样才是更好地爱国。

你听听，说得多好，简直比唱的还好听！请问，这能够是一个在我们青岛毕业的高中生说出的话吗？这些几乎可以收进世界公民教育课本的话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还能够是谁？再说，大家难道没有看到，王的采访一出来，整个西方世界都呆住了。他们在问，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多份报纸，竟然没有一份去主动采访王千源——一个中国人？不采访也就罢了，为什么王千源的声音被愤怒的爱国者淹没？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听一下这位中国人到底想说什么？难道中国人真的像那个CNN臭嘴巴诬蔑的那样已经沦为一伙暴徒？

王千源事件不但是反华势力策划的用来争取西方人站在他们一边的最大阴谋，而且也是他们用来压垮中国愤青们爱国激情的一根稻草。如果说CIA策划的羞辱火炬和CNN只是用来侮辱中国尊严的，那么王千源事件则是用来侮辱中国人灵魂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从那一刻起，大多数中国人突然沉默了。沉默中开始思考。当然不同的中国人有不同的思考内容，但也许有一个类似的内容不能忽视。青年的人回想，怎么我们的爱国都是在自相侮辱？老年人会想起过去荒唐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全国民众众口一词高呼打倒汉奸、工贼和卖国贼刘少奇的时代。当然，知识分子就想得更远了，他们想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一件又一件血淋淋的教训。海外华人华侨也想起了文革时自己的亲属在中国大陆遭受的“特务”指责，还有更多的……

羞辱火炬传递让中国人暴露了民族主义的同时，却也让中国人更加团结。而王千源事件则瓦解了这种被羞辱逼出来的团结，从精神和道德上给了中华民族致命的一击。

说到这里，我才感觉到很累了。但电话那边的朋友显然还在兴头上。见我停下很久没有说话，他说，老杨，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还只不过是你在写小说？或者用构思小说的脑袋来分析现实？

我淡淡地说，什么真实不真实？你记住一个事实，西方以CIA为首的反华势力的目的差不多都实现了，他们是通过我们的愤青实现的。至于现实到底如何，我还需要思考。

朋友愣了一会，结结巴巴地说，对呀，你这一思考，我才发现，好像现实并不真实。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事，让我有一种在看一部虚构小说的感觉。——太不真实了，太不真实了，可我又不知道是谁在虚构这部小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刻画我们的人生，安排我们的命运……

我小声说，你看，你也学会用小说的头脑来看待现实了。其实，既然现实不真实，好像被人虚构的一样，那么唯一让它还原真实的办法就是靠小说了。

可是，老杨——不，我应该叫你杨老师才能够表达我的敬意，这就是你说的利用小说爱国？可是你能够告诉我结尾是什么吗？我好想知道——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感觉到很累，我挂上电话，一边喝咖啡一边想，既然现实越来越虚假，那么小说就要尽量还原真实才行。至于小说的结尾，如果我知道了，我还会去写吗？

2008-4-27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的名言。在网络时代，还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些不合时宜。读书的概念里，以后可能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读书，一是上网。也就是说，广义的阅读，要把上网包括进来，而读书可能会成为奢侈的事。

上网和读书有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网络在阅读方面，不可能取代读书，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读书还是最重要的事。网络的长处是获得信息和成型的史料较为方便，但短处是凡网络上出现过的史料，在研究者看来，严格说就不是新史料了，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比如收费极昂的少数电子数据），对大众来说，从网上得到的是公共信息，对研究者来说，光有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创新要体现在个性突出上。而读书的好处是可以获得学术灵感和发挥出创造性。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创新的灵感和动力，在网络时代更要通过读书获取，因为读书是绝对个人化的行为，而上网带有公共性，虽然因每人掌握电脑的技术不同，在这方面会表现出大的差异，但因为网络的公共性和便捷性，使通过网络获得完全独立史料的可能性减少，尤其是在文史哲研究中，还是只有通过读书获取史料更具个性和更能保持发现的快乐。

上网是一个同质的阅读行为，虽然电脑的变革会使它有可能在形式上接近传统的阅读，但再变化也是一种同质的行为，因为网络的基本特质决定了阅读的特征。在上网阅读中，大众的行为方式是趋同的，较少有个性体现出来，而读书最能体现个性，不仅是书籍的形式，更是书籍的内容。网络需要的对象是大众，而读书需要的是个性。网络喜欢人越多越好，而读书更重人越少越好，至少专业的读书有这种品质，越是读者面广的书，在专业读书者看来，就越没有获取灵感的空间，读书的个性常常体现在发现和创新上，由于我的阅读和发现，让不为人注意的书成为普及读物，这时个性化的阅读任务就完成了，我要开始另外的阅读旅行。

一般来说，网络的阅读是由个人的阅读决定的，先有读书，后才上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读书远较上网高级，在未来的日子里，读书是一种高品质的阅读行为，而上网是一种流行的大众行为。阅读的趣味还是要由传统的读书方式创造出来，然后网络来认同和普及化。传统的读书方式可能暂时会受到一些冲击，但她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感性形式和与人在阅读间建立的温情关系，书籍不仅保存了知识和文化，她还保留了读书人的气息，凡经读过的书其实已获得了生命，它与读书人之间的联系是具体的，独特的，所以有藏书家存在，而藏“网”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张元济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6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毒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

（作者系知名网友）

平生两次踏足苏州，无意于天堂之国的山水园林，却两次来到城西的木渎，因为灵岩山上葬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每次进入安息公墓，给钱过后，会请求殷勤的领路人离开，我要的只是一份肃穆与宁静。无论如何，林昭墓不是一处风景，在这个旅游市场开发过度的时代，杂沓的脚步不会光顾这块没有标识的石碑，但对那些非来不可的人，偏僻、宁静的灵岩山却是恰如其分的凭吊之地。作为一个被打入另册十九年的“动乱分子”、一个无法放弃思考的异议者，垂立于林昭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会以某种“另类”的言说启迪我，更重要的，在林昭的墓碑上面，我可以更好地读懂自己的命运。

林昭殁于四十年前的上海，两年后，我才降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我与她没有任何关联。但当我站在这里，某种至深的血缘却让我心中有刀割般的疼，作为一个经历过人世坎坷的中年人，悄然滚落的泪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感伤。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共产大国，我们既无法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立碑，林昭墓便可被视为中国全体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它和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另一块墓碑遥相对应。

初次听说林昭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过，被北大历史系开除的王丹只知林昭大致的人生轨迹，关于林昭，他没有给被山东大学开除的我以更多信息。六四的历史创痛为林昭的受难者形象添加了新的内容，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候，“林昭”二字有着更加隐秘的所指。有赖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挖掘和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林昭的名字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通过一些公开和不公开的出版物，林昭越来越清晰地走近我们。作为一个被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她仿佛在证实有关复活的古老预言。

感谢胡杰、感谢张元勋、感谢谭天荣、感谢倪竞雄••••••通过对林昭的阅读，我们打开了一页尘封却并不遥远的历史，而这样的阅读，或许正是林昭、张春元、任大修、王申酉生命中最后的等待和呼唤。无法想象他们死前的心理状况——生命已无从把握，信念也显得单薄，在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尸体象一本不曾合上的书册，留给未来人们的目光和发现。

事实上，林昭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林昭之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已经结束。以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割断历史的记忆，持续的谋杀却提醒我们：林昭已在我们的身上。我活着，林昭便没有死，我死了，林昭将经受再一次的死亡。

感谢那位无名的警察，经他之手传出的林昭手稿印证了林昭的思想史价值。不过，林昭亦有其性格局限，在我看来，她不太懂得策略，活得过于“简单”，以至于简单得近乎无畏。但我不赞同陆佛为先生的说法：“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常识总是简单的，可当所有的人不再以常识为常识的时候，林昭对常识的坚守使她不仅有圣徒的勇毅，也有了对时代入木三分的认识和批判，中国社会急剧的变迁飞快地淘汰着各种思想以及思想的肉身载体，但林昭用自身的血写下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前卫”意义。除了她的聪慧之外，应该说，是苦痛的命运、以及对苦痛命运的勇敢承受，激发了她的潜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阅读林昭生前的文字，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身处监狱的林昭对于暴政的批判，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林昭的思想穿透力是如此之强，强到可以远远地看到自己的死亡。她曾经拒绝出狱，并预言“他们”终会杀掉自己。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可正如她的朋友顾雁所说：“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于是，1957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1955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1979年会成为魏京生，在1989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某种意义上说，感谢1989，能让我对这段文字感同身受。林昭的1957，我的1989，历史至今尚未终结。察己知人，我怀疑林昭一开始并不了解专制政治的残暴，短暂的自由期间，在与胡子衡的谈话中，她曾“拍桌子打板凳”地怪罪胡先生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你这点没教我。”胡子衡解释说：“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我想，如果“坏东西”能让一个人卑微地活下来，而不是悲壮地死去，那就不只是坏东西。25岁的林昭如果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活到今天，76岁了。或许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许只是一个平庸的老太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最不想要的是“发冢”内的林昭。

但林昭的命运只能属于1957。出自常识的一点点怀疑，对一个建立在常识之外的政权来说，正是最大的犯罪。由于无法消灭自己对于常识的信任，林昭是一定要死的，立时的枪杀或缓慢的谋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权不允许她有尊严地活着。但每个时代总会有人守住简单的常识，哪怕其代价是如此之大，1957年，上帝精心拣选了林昭。

稍稍让人宽慰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在单身牢房里，林昭也有上帝陪伴。她没有背叛上帝，即使快要被逼疯的时候，即使在呼喊“上帝啊，我真地不想再管了”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放弃十字架的重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只从世俗角度看林昭之死，否则，四十年后，林昭不会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一个近乎空白的时代，因为有了林昭，才有了让我们仍然可以自信的历史，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有热度的血，她让我们无须过于自卑。

就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正准备启程，他们将于2008年4月29日抵达苏州，祭奠林昭去世四十周年。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前来，因为林昭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苏州警方已展开对祭奠活动的监控与防范——但这是一个无法被长期掩盖的秘密：林昭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共同的名字，但也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和信物。四十年后的布控说明对林昭的谋杀尚未结束，但当远方的人们一次次聚集在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名字必将从死里复活，“是时候了”。

近来，中国各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部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朝野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的言行，抵制和封堵法国品牌的家乐福连锁超市。令年纪大一些的国人不禁感叹：难道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降临中国了？

（一）

说起五四运动，首先必须分清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周策纵的《五四与中国》一书给出了广义的定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也采用广义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胡适则反对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范畴。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本文下面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指胡适所主张的狭义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师生们的思想观点是不一致的。陈独秀曾说：残害人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去国家的民众尽管权利不与宗主国民众同等，然而他们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比起恶国家的民众，就像是天上地下！所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都以其地不能立刻变为租界为憾。不是京、津、江南人没有爱国心，“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还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然而，他们的弟子却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下的情况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学老师多是早年、晚年陈独秀（剔除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一段）与胡适的精神传人，大学生们却是五四青年的翻版。

为什么老师影响不了学生，为什么每一代青年人都要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事实上，影响学生行为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不仅有老师，还有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老师；内在因素则是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二）

欲了解大学生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放在“百姓、洋人、官”的分析框架内。自从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出现以后，就成为“百姓”的急先锋。王小波说：“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不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慈禧先是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然后又收拾义和团的故事，已经人所共知，这里只说说民国以后的事。

由于御用史家任意剪裁和编造近现代史，大多数国人已经不知道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认为，五四运动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这一判断写入了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汪大燮和林长民当时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负责巴黎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熊希龄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十名理事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都曾是顶级官员，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或省都督。林长民于1919年4月30日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告急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愿意在偏向日本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但是又不想由自己来承受列强的压力，因此急切需要国内的民意表达作为外交后盾。

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五九”，后来被定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既然是秘密谈判，为什么会在谈判过程中就被公诸于世了呢？原来，正是袁世凯自己派人透露给媒体，试图通过掀起民间反对浪潮和引发欧美国家的抗议，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二十一条”披露后，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次反日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石头、剪子、布”的外交游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慈禧玩义和团，玩来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袁世凯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彻底得罪了日本政府，使其下决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又授人以柄，为国内各派“倒袁”力量提供了集结起义的合法性。徐世昌政府在激励大学生爱国热情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学生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双重口号，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是时任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章宗祥曾任内阁司法总长，时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一幕。满怀正义感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会引来牢狱之灾。

在共和国时代，情况也是一样的。1967年香港工委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掀起了“反英抗暴”斗争，外交部门迫切需要国内红卫兵以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给英方一个震慑。没想到一腔怒火的群众是很难控制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当时外交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王力、姚登山成了替罪羔羊，分别被关入秦城监狱十五年和九年，大批与该事件有关的红卫兵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三）

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例如胡适），未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不无关系。中国以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最关注世界与个体这两头，而忽略对于中间层次——国家、社区——的理论建构。单纯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碰壁，英国的张伯伦主义（绥靖主义）、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中立主义，就是突出的例子。胡适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甚至“七七事变”后仍然“唱低调”，而越来越微弱。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认真吸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教训。

笔者在《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笔者还说过：通常所说的民主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等几个层次上的价值的复合体。这是基于对胡适式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吴国光语）的一种反省。

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玛斯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参见徐贲：《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鉴于下列的原因，中国也要强调宪法爱国主义，而不宜以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具有政治分化而不是政治聚合的作用。第二，在大陆和台湾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两岸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如果不构建哈贝玛斯所说的“民主共同政治文化”，单凭“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已不足以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第三，经济全球化虽然总的来说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好处尤多。这部分人既不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恰恰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介于贫富之间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将会进一步刺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势力，损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

（四）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大学生更是“超级政治动物”。在国家专政机器“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压制下，当代大学生表现得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旦高压阀出现了空隙，大学生们的政治本能就会怦然爆发。克莱孟梭说过：30岁之前没有信仰过激进思潮，心灵有病；30岁之后继续信仰激进思潮，脑子有病。大学生剑走偏锋，感情冲动一时间遮蔽了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有人在网络上撰文《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有人在网络上展示抨击克林顿总统的北大女生成为美国人媳妇后的甜蜜生活照，均意在揭示一条经验规律——思想的激进程度与人的年龄大小是负相关的。

民族主义是大学生发泄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的首选，历来如此。这里就不说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了。1946年2月的大学生反苏运动和1985年9月的大学生反日运动，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结束时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左倾的、亲苏的。然而，当苏军没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被害）后，重庆、上海、南昌、南京、青岛、汉口、北平、杭州等地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右倾的、亲西方的。然而，当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与18名内阁成员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学潮，号召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这次学潮受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当局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后来，这次学潮的参与者成为1989年“反腐败、要民主”学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五）

笔者在《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载《领导者》第十九期）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偏离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化走入歧途，当下重新勃发的民族主义会不会使中国重蹈覆辙呢？不会!

正如许纪霖等人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既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也可以说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关联性（参见保罗•塔格特著《民粹主义》）。“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它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族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调”。它“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它“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族主义的“空心化”：它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也必须依附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发挥深远和持久的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民族主义很快便与列宁主义打成一片，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中就演变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他的这种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们上街游行，是响应梁启超、林长民的号召而不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在民意测验中把列宁选为“世界第一伟人”，位于昔日“世界第一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

五四运动前后，全球思想界正处于急剧左倾化的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都是世界边缘地带对于中心地带思潮转变的一种响应。而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主义会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清楚的。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火烧赵家楼”（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水晶之夜”（又译“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民众反犹事件），也需要认真分辨。

现在，民族主义有三个可能的联盟对象——极左的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右的新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间的宪政民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第一种联盟关系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却被权势集团高度警惕和全力压制。他们决不允许被“外争国权”调动起来的民众政治积极性，转移到“内惩国贼”即追查惩罚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主义上来。第二种联盟关系是权势集团的企盼。他们喜欢国家主义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和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喜欢种族主义以族群关系来掩盖和冲淡阶级关系。但是，包括毛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既得利益者用国际争端来转移民众对于现实不满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揭露。第三种联盟关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温和的民族主义，都是民众油然而生的，没有必要恐惧、抵触或压制，关键是要将其引导到理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六）

梁启超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国民运动，往往是“无结果”的。“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又说：“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在2008年，国人刚刚看过了台湾同胞的“法定的”国民运动，连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也从中感受颇深，惊叹：“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眼下，国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隔洋观赏美国的总统大选，看美国佬如何“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什么时候中国人在“特别的”国民运动之外，也能够参与到“法定的”国民运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本月25日（星期五）新华社罕见发出消息，“发出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这条首先发布在网上的新华社消息虽然文字简短，随后的报纸上的位置也不显眼，但引起了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的关注。

问题在于，中共关于西藏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与达赖喇嘛代表进行接触，但对于国内从来都是秘密的事情，国内媒体从未进行报道，中国老百姓都没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