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中共1957年为了整肃知识分子,也即所谓的“反右”而提出,并在文革中得到“发扬光大”的。虽然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归地——地狱——三十余年,所谓“拨乱反正”的十几届几中全会开过也快三十年,保护人权好歹也写进那部虽有如无的宪法三年多了,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大得无边无际的帽子,这根粗得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棒子,还赫然悬在每一个向往民主和自由,崇尚真理和正义的中国大陆人们的头上。并且,这根大棒子随时都会敲将下来,将你打入监狱,甚至打入地狱。

我,也是千万个被这根大棒子敲掉饭碗、打入监狱的人之一。一审法院判决书证据之一说我:“下载网页《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证实:该四篇文章不仅充斥着污蔑、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语,而且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实质上,这就是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一说法完全置事实、置法律、置常识于不顾。我的四篇文章在网上还能查到,翻开来看看吧。《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标题就是主题,不用多说。《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主题是反对共产党将少年刘胡兰树为什么爱国主义典型。《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主题是调侃共产党几种不正常的入党方式。《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主题是指斥那位书记等共产党员的不孝、钻营行为。总之,我的四篇文章,讲的不过是鹿就是鹿马就是马、皇帝没有穿衣服之类的真话人话,白纸黑字,哪有一句话提到什么国家政权?哪有一个字提到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堂堂一个中级法院,怎么能如此无中生有,指鹿为马?

既然我的文章没有一句话提到国家政权,更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对我的判决显然适用法律不当,完全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荒唐判决。

我多次对检察官、法官说过,如果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之类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条之一,那么,不管这张法网张得是否违宪、是否与中国签署的国际法相冲突,我都自认倒霉。可是,刑法里明明没有诽谤、攻击共产党罪,我的文章又没有动你那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两大地雷、大原子弹一根汗毛,更何况宪法还赋予我这个公民言论、出版、结社等等的自由,赋予我这个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仅仅是“诋毁、攻击中国共产党”,哪里违法违宪?检查官在法庭上说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管辖约束不了他们的司法行为,但国内法,怎么也管辖约束不了你们的司法行为?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说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我要问:究竟是文革前毛泽东搞的计划经济等等的那一套是社会主义,还是文革后邓小平搞的市场经济等等的这一套是社会主义?如果毛搞的计划经济等等的那一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邓搞的市场经济等等的这一套就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按照当年的说法,邓小平搞的市场经济等等的这一套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据此,“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顶大帽子,岂不是是戴在邓小平头上更合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全中国岂不是只有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具备这一条件。卑微如我李元龙,哪能、哪配干这样的大事业啊。

只要不是昧着天良说话,全中国、全世界哪一个人,那一个组织敢站出来说,他说得清、道得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共今天搞的这一套就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这一套社会主义就那么白璧无瑕得无可替代,就那么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制度就好得说不得、摸不得、动不得,说了摸了动了,就犯了大逆不道罪、十恶不赦罪,那社会主义制度岂不成了宗教原教旨教义了?请问:那些中共权力顶峰人员,那七千多万党员可曾有万分之一理解、笃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笃信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就优越于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制度?

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自己也不相信的制度,却还要写进所谓宪法,这样做的合法性,本身就是值得置疑的。再据此来给人定罪,真是荒唐得无以复加。

根据犯罪的概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我连社会主义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怎么推翻、到哪里去推翻那劳什子“主义”?

无论海内海外,体制内体制外有正义感的人们,对所谓“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说法,无不大加诟病,大加挞伐。有良知的海内外律师曾要求废除这一恶法,他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没有对什么是“颠覆”、什么是“推翻”、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等概念进行厘清、限定,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打击物件的外延无限扩大。这个罪名很明显是假国家安全之名镇压推进改革的民主力量而预设的法律陷阱,是典型的恶法,因为,要改革就不会有绝对的稳定。这条法律,是对改革的反动!

我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显然就是毕节国(安)检法“假国家安全之名”,肆意将“打击物件的外延无限扩大”的典型案件。

你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家政权,哪怕我不相信那宪法里的什么“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之类,我仍然不惜搞党国一体,牵强附会地认定你“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你没有一句话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我就鸡蛋里面挑骨头,或不惜偷换概念,把你文章里的“中共独裁专制”神虽知人不觉地“引用”成判决书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哈哈,如此一来,不就“天网恢恢,梳而不漏”了!

显然,法网对于搞有罪推定、对于一定要加害于我的那部分人来说,已经不够大了,为了网住我这个网外之鱼,他们不惜临时穿梭走线,把法网编织大,将刑法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弄成“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打个不专业的比方,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他们这是在违法、违宪即兴“发挥”了一手,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呢。

周正毅被判16年,重了还是轻了?

今年11月30日,“二进宫”的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再次被上海有关法院判刑 。与上一回合的3年刑期相比,这一回合是16年。对这一判决,各界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判轻了,有人认为判重了。

持“判轻了”看法的,认为,上一回(2004年),上海司法机关仅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两条轻微罪名,判周正毅3年,是明显的轻判 ;这一回,虽然两罪变成五罪(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3年变成16年,但司法机关仍然回避了周正毅的两桩主要案情:侵吞土地和非法贷款。因而仍然属于轻判。

持“判重了”看法的,认为,周正毅不过是一头替罪羊,真正的幕后主犯或主使,还并没有一一现身。上海司法机关至今回避周正毅侵吞土地和非法贷款两桩重罪,就是为了回避起诉一系列涉嫌周正毅案的官场要人。谁都知道,没有这些官场要人的保驾护航,周正毅不可能取得大批土地开发合同,并获得大量贷款。

在周正毅案幕后,已经现身的,有陈良宇,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委书记,是周正毅发家的“贵人”和出事后的“保护伞”。故而不难解释,在陈良宇下台前,上海司法机关敢于顶着舆论压力,轻判周正毅3年;而在陈良宇下台之后,周正毅很快又“二进宫”,并被再判16年。

半现身的,有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此公死得恰是时候,避免了生前出丑。周正毅曾向黄菊夫人余慧文的基金会捐款两千万;黄菊弟弟黄昔则直接参与了周正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黄菊主政上海期间,该市立有42个重大建设项目,周正毅就拿到了其中7个。黄菊一家迄今受到庇护,但黄菊秘书王维工却已经下狱,其公开的罪名是:从商人张荣坤手中,受贿达千万。

还没有现身的“高人”,实际已经并不神秘,那便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两位公子:江绵恒和江绵康。据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掌握的最新证据:周正毅涉嫌非法贷款和侵吞的上海“东八块”土地中,周本人拿走两块,其他6块都归于高官之手 。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江绵恒,以该院旗下“上海联合通讯有限公司”的名义拿走其中一块;任上海市建委巡视员的江绵康,则以上海市建委旗下的地产集团名义,拿走其中另一块。另据香港刊物先后报道和证实:2003年,周正毅出事前所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江绵恒,当时,这两人在一家歌舞厅碰头,江绵恒向周正毅通风报信:中纪委要来查案,并怂恿周尽快出逃。

首先揭开周正毅案的上海拆迁户沈婷,新近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书,题为《谁引爆周正毅案》,披露了上海滩更多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黑幕。该书的问世,极可能引发更大幅度的中国官场震撼。

如果不是因为胡江两派、即“团派”与“上海帮”的权力斗争,周正毅不会出事,陈良宇也不会下马。换言之,周正毅案曝光,反映的,仍然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这一特点,使周正毅案的现实意义大大缩水。在当今中国,无疑还有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周正毅和陈良宇,只因他们没有被抛到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暂时平安无事。

在这种现实下,周正毅不仅是替罪羊,而且是牺牲品。是中共高官的替罪羊,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眼下,周正毅生不由己、死不由己,其刑期,说轻也不轻,3年加16年,共19年,余生难见天日;说重也不重,毕竟死不了,胡温一派随时可以从他口中挖出“宝”来,对付江泽民一派。

自以为精明的商人周正毅,到头来,不过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工具。这对众多中国商人,应是最生动的启示。“我只关心赚钱,我不关心政治。”这是中国商人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宣示。殊不知,在人治的中国,没有什么商业行为,可 以脱得开权力,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才能发家致富。这就是政治,活生生的、肮 脏的政治。当今中国,没有民商,只有官商。因为,没有民权,只有官权。不论商人还是普通民众,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所有经济行为或商业行为,都只有依附于官场权力,才能赖以为继。这是中国商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

周正毅的“二进宫”和两个刑期,反映胡江两派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两派权力斗争的妥协程度。周正毅未获死罪,并被抹去两条主要罪状,意味着,陈良宇也将被免去死罪。只要“上海帮”不再挑战和威胁胡温的权力,陈良宇等人不会被处死,江泽民公子、黄菊家人等,也都暂时可以高枕无忧。

胡佳亲友与胡夫妇联络中断 关注曾金燕能否如约到公司

 

【2007年12月28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道/12月27日下午,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亲友无法通过电话和电邮与胡佳夫妇联络。12月27日下午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的亲友陆续发现,无法通过电话和电邮与胡佳夫妇联络。

最后一位与胡佳联络的是在北京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

他接受采访,讲当时的情况说:“今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我俩还在(互联网上)Skype聊天说事。三点四十分左右,突然,我打了很多很多字过去,有九条他就没有回音。我还纳闷,我想他可能是照顾他小女儿去了。我也要去接我女儿放学,我就走了,也没关机,因为平常他肯定有回复的。

回来我一看,任何消息也没有,而且我再呼叫他,用户不在线。然后我就拨打他的小灵通,(接线员录音)告诉我说‘你拨打的电话线路故障,无法接通’。我就打他的手机,也是同样的声音。我很着急,直接打他家里,也是这样。

七点多钟,好多朋友来问我这事。我再打他河南的一个电话,也是‘无法接通’。我又打曾金燕的电话,也是‘无法接通,线路出现故障’。他所有的一切电话号码我都打了,唯一的我不知道他母亲的电话。”

胡佳先生和他的太太曾金燕多年从事艾滋病方面的社会工作和维护人权活动。胡佳先生多次被警方绑架、拘捕和软禁。胡佳夫妇最近一次被软禁在家中,是从今年5月18日开始的,至今223天,他们的女儿才出生一个多月。

胡佳和曾金燕本月5日获得“记者无疆界-法兰西基金会”在巴黎颁发的2007年度“新闻自由特别奖”。

曾金燕入选今年美国《时代》周刊“对世界最有影响力一百人”。

北京时间12月27日晚十点半,我拨打胡佳和曾金燕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无法接通,电邮没有回复。

随后,我打电话给胡佳先生的母亲,向她询问与胡佳夫妇联络的情况。

胡佳的母亲居住在北京,但与胡佳的住处相距很远。她说:“我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也都是‘无法接通’,试过大概有十多次吧,‘小灵通’就说是‘无法接通,线路故障’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问:“那您有没有试图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答:“因为我们离着比较远,这么晚也都不太可能了。我上班呢,不一定能过得去。”
问:“您今天和他们联系过吗?”
答:“今天中午我还跟金燕联系了呢,我让她明天早晨无论如何要到公司来,有些事情要做的。”

问:“您现在工作是和曾金燕在同一个公司?”
答:“对。”

问:“现在要看曾金燕明天一早是不是按时到公司?”
答:“对,对。”

截至发稿,胡佳夫妇的电话和电邮仍然不通。胡佳夫妇处境详情有待进一步证实。

 

綦彦臣: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报告

引言:用通俗化表达联接历史与现实

“意识形态广义化”是我在十一年前即1996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题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6年第二期。2005年,该文被《比较》社列入“创刊二十年名栏名篇”系列。这说明“意识形态广义化”是一个被学术精英认可的概念。

质而论之,这个概念是在反思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刚性(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对莫里斯?博恩斯坦的“广义意识形态”(如包括文化因素)概念之深化研究,而形成的特定认知。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体事件,成为诠释“文化”并构造克里斯蒂安?乔姆基所指的“中国民间宗教传统”(可称之为“小宗教”)之新内容。

简白地说:现实中具有历史影像的公共事件,实在是以迥然不同于“官方真理”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判断。

2007年的重大公共事件颇多,也各具特征,本报告所选取的案例只有两个:第一个不具有显着分析意义,但具有可重复性,它指的是山东“高唐拘人”事件;第二个具有十分突出的显着性分析意义,但不具有较大的可重复概率,它指的是“华南扁虎”事件。

中国人的底层社会思维方式又有文史不分之现象,那么通俗化表达就成了本报告的观点表达所要借助的方式,因此,本报告针对两个案例各选一个“历史文本”为依托,从而使报告具备有大众化阅读的可能。

一、两类意识形态:分层与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在执政党一方,意识形态体系向民族主义退守,文化合法性上倾向复古,于是毛主义所描述的“封建主义沉滓泛起”现象得以复现,除了官员个体价值系统的二元化(如公开宣示无神论而私下里“信命”)之外,官吏的“牧民”权威大增,如不少的公民因评论地方时政而被侵害人身权的事件之出现;在民间,维权力量逐渐脱离了“二草政治”(即草率性与草莽性)之旧习,转而向法律权益分享、理性领袖聚力方面过度。

后者虽未完全转型为民主精英,但是,就分层意识形态现象看,它的价值体系接近美国着名宗教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基姆对中国古典宗教进行研究得出的分层结果——法定的儒道佛三教之外,还存在民间的形态——多元化、随机性、自定义的祭祀活动。简单地说,民间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官方民族主义退守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张力,并且这种张力迟早会迫使官方意识形态解构。

最近来自北京政治高层的以新华社论(述评)形式出现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即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改良措施。因此,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内部压抑个人的民族主义(实为极权集主义之变形)与社会主义民主诉求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

二、高唐事件:还原“铁券政治”

在以个案考察形式证明“民意才是合法性基础”①之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公开宣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个宣示文件中,当局解释了“政治权益”的概念,称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和见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和权益。②”它有类于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丹书铁券,是一种特权赐与。但是特权赐与是不稳定的政治诺言,它随时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剥夺,何况这是开明专制者们试图与底层结成权宜性联盟的操作手腕呢?

着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铁券失效③,不幸地预言了这点,虽然那是文学虚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讲述说:柴进之叔柴皇城受官方支持的恶霸殷天锡欺压(并痛殴)致死,柴进在高唐州处理丧事,对再次前来滋事的殷天锡说柴家有丹书铁券,只是目前存在沧州,正派人去取;不料殷天锡大怒,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2007年元旦,这段历史虚构演成了现实:仍在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三位市民因在地方网《高唐吧》上表达时政见解,被共产党体制豢养的现代殷天锡刑事拘留,投进看守所④。其中一位叫董伟的市民(公务员)因3个月未领到医保费,发牢骚,称县委书记孙兰雨为“孙烂鱼”,而成为最大的“嫌犯”。

应当说,在高唐事件发生之际,中共高层(通过新华社)发给民众的“铁券”还未 “铸成”,引用古代“铁券政治”论之似有牵强。但是,就是在这种现代“铁券”发下之后,高唐事件的三位受害人仍没得到任何赔偿,更不用谈施害者受到追究了。毕竟现代社会生活不是虚构的古典小说场景,受害者表面上是三个人,实际上这个事件促进了民间的深刻的反省——任何政治诺言都是靠不住的,正如美国人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民间的自救端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社会,而强大的中间社会之形成又赖于理性维权运动的日益壮大。

因为高唐事件的发生以及至今处之未果,民间自由力量则主动地赋予了维权力量合法化的认可。换言之,维权运动正在塑造民间的“小宗教”型意识形态。

维权运动必将影响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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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扁虎:阿魏不再生僻

在清末民初已经替代了《论语》之修身戒律作用的《增广贤文》中有警句说:“黄金无假,阿魏天真。”此句凸显中国道德传统的极度下降。句中“黄金”实为极易得之中药“黄芩”,医家故无须造假;而当时的“阿魏”一药,中国无之,自唐时就需从中亚进口,因其成本高昂,医家皆以假货充之。

华南扁虎一事,其在民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印证了“小宗教”存在的状态:其一者,民间的经济性倾向再次宗教化,或曰意欲从“新神迹”中汲取经济利益;其二者,扁虎事件之后,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百姓认识了“政府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或真相)”新信条,或曰民间型的“小宗教”正倾向接受知识精英的引导。

政府的公信力正在“阿魏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扁虎事件的历史影像意义来说,更重要的一个细节则是:除扁虎照片本身之外,接近真理的一些间接证据(如虎类疑似粪便),很有可能是受贿的调查队捏造出来的。⑤

为保证一个虚构的神迹(在经济主义盛行之际,能带来巨额旅游收入的“虎啸”、“虎照”当然也属“神迹”)不被公众揭穿,伪造旁证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如王莽篡权前的哀章献伪宝(古印),又如北宋将亡之前的黄河清的虚假报告,而因为贿赂而成的神迹则发生在北宋相对开明的时代。

宋真宗赵恒为掩遮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耻辱,决定与几位重臣搞一个假符瑞——称有神人告知,天将降下帛书,云云。为了让这场天降帛书的造假成功,皇帝竟然不惜贿赂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权臣(王旦,宰相之一)。

扁虎事件由历史上的“真实造假”来印证,是“史实与事实”的联系。“天降帛书”事件发生在公元1008年,扁虎事件发生在2007年,九百九十九年间,官方造神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嗑药状态。

中国政治是在复兴好的传统还是陷入污烂的历史泥潭?这是个问题!

结语:理性,在需要复杂的博弈中积累

民间的觉醒,让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希望,因此中国的民主不仅有可能,而且肯定会以高质量的内涵方式出现。

2008年,究竟有多少可能具有历史性分析意义的事件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以及对这个事件更深刻的民间反省,必将为民主化积累下一份又一份的无形资产。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企盼一系列“中性事件”的出现,也盼更多的记者良心复苏,及时把事件呈现给社会公众。

2007年12月21日深夜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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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型的文本可参见马国川对河北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的采访,《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5日。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

③宋代已无“铁券政治”,因为丹书铁券形式在唐以后废除了。这种说法,参见百度百科“铁券”词条。但是,据欧阳修《新五史》所记,五代梁时尚有之。

④参见《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0日。

⑤关于陕西省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受贿事实,已由相关媒体报道,如《中国网》2007年12月20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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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李昌玉:赵俪生,一位讳言右派历史的历史学家

(一)写自传讳言打过右派

读《新世纪》上邝海炎的文章《赵俪生先生的是是非非》,知道赵俪生先生(见图)因病于2007年11月27日上午 10时逝世。关于赵俪生,我早想写点东西,不意他去世了。我只能说一点赵俪生的小是非――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写自传,却讳言自己打右派的历史。

赵俪生打过右派,几十年后出版回忆录《蓠槿堂自叙》,这位1917年出生,参加过“12.9”运动、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老人,因此涉笔写到许多现代史上的许多名人的逸闻趣事,有张申府、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王瑶、荣高棠、蒋南翔、稽文甫等等,等等,一大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政界学界文化界的人物,且作者文笔耿直,不因私交而美其美,恶其恶,被评为“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韩三洲《篱槿堂人物论摭拾》)因此受到学界赞赏。大家知道,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纷争与决战,把当时的大小知识分子都席卷其中,即使你想逃遁,“不问”政治,最后政治也要问你,也成了一种罪恶,因此今日写来,自然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人到了八九十岁,记忆还那么清晰,旧雨淅淅,往事历历,跃然纸上,可见赵俪生是怎样地耿耿于怀。

但是,我翻了一下《蓠槿堂自叙》,最最令人不解的是,写回忆,纵横开阖,历史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传主竟然矢口不言自己打右派的历史。

这一点被邝海炎隐约感觉到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定价13.70 元)

我所以翻《蓠槿堂自叙》是因为我打右派,有一条罪名是为赵俪生鸣不平。那时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根本不认识。历史系有大字报说赵俪生已经调到兰州大学去了,又揪回来批斗,我随口说了几句话,为他鸣不平。这也成了罪状。

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或者说早已淡忘,赵俪生为什么打右派,因此想读读他的自传,岂不知,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自己打右派的事。这就是邝海炎发现他写后半生要“断断续续”,是因为有“难言之苦”,因此“结构耐人寻味”。

赵俪生是在九十年代末写回忆录,离开反右已经三四十年。当右派虽然说不上是光荣,但也算不上是耻辱的标志,社会上已经没有人对右派说三道四了,你可以畅所欲言,仅仅只是共产党在舆论上予以封杀。

(二)文革遭遇巨大的灾难

1957年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反右中把已经调到兰州大学的著名教授赵俪生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这一年赵俪生40岁。文革中赵俪生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她和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

这巨大的打击感动了悲天悯人爱才惜才的江隆基校长,使赵俪生成了“风雪夜归人”。请读他的夫人高昭一写的回忆:2月12日黎明,有人敲门,我开门看到的是一具骷髅架子似的鬼状人物,披一件老羊皮,说:“我回来了!”这声音我熟悉,我不免失声,这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赵俪生是学术界有名的风采人物,人去不到一年功夫,怎么会竟然如此!怪不得事后农场的人纷纷议论:“孩子的死,救了爸爸一条命。”农场已预定俪生为:“第四号亡人”。他回来了,木木然地躺在床上,皮贴着骨头,只是有一口气。这口气很宝贵,它说明生命虽然微弱,但还持续着。我很诧异: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着他从河西荒凉的劳改场所徒步走向火车站,是怎样爬上了东归的闷罐子货车,又是怎样在冰天雪地的黑暗之中摸回了自己的家?我苦思着这股劲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的求生愿望无比强大,它征服了所有设下的陷井,小心翼翼地争取生路,争取生还。……(《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我与俪生走过的路》,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亦载《蓠槿堂自叙》)

发生这种悲剧,前因主要还是打过右派。反右的委屈,文革的灾难,那是多么刻骨铭心啊!然而,赵俪生竟然只字不写。

(三)慷慨激昂地声讨右派束星北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展开了反右运动。大学是反右的最先锋。山东大学在7月 6日举行了《全校集会反击束星北右派言行》。束星北是物理系的一级教授。在“向党进攻”中,他是锋芒最露的人物,而后又是最顽固不化、绝不低头认罪的“右派”。因此,召开全校大会批斗。校刊《新山大》报道说:两千多“师生员工反右怒潮汇成洪流”,但束星北“首先要求发言,对自己言行加以辩解。他将自己肮脏的历史,描写成似乎是‘抗日志士’,否认自己干过少将并且认为报纸对他的揭发,和今天的会议,有些近于人身攻击。束星北在发言中,还肆意的造谣攻击王承瑞同志,企图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缩小为对某些人的意见。束星北这臭而长,充满狡猾抵赖,恶意攻击的发言,引起了到会者很大愤慨。”今天想来,束星北当时真是具有威武不屈的精神!我当时参加了这个大会,对于束星北的“冥顽不化”态度印象深刻。

《新山大》的报道俱在。当时确实是发言者争先恐后,连下雨也没有阻挡。第三位发言的就是赵俪生先生。他的发言记录如下:“赵俪生先生的发言给束星北加以生动的刻画。他说,束星北在今天的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想用:1.故作镇静;2.尽量缩小自己反党言行;3.挑出一些还能见得人的几句话,来掩盖其一贯反党言行。赵俪生先生接着说,束星北反党言行,并非自今日开始,远在1953年就曾写过一封向党疯狂进攻的信,赵先生本已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党当时为了照顾束星北先生,未让发表。赵俪生先生同意商贸一些人对束星北的发言,说国民党的抗战特别是在抗战后期,抗战已只是幌子,而是一心一意的积极反共,特别是国民独特务机关,他的矛头一直是指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赵先生说他当时在陕西时,就曾目睹束星北在綦江一手训练出来的高徒对进步人士迫害的情况。赵先生在结束自己发言前说:整风运动开始后,在我们学校里也刮起一股歪风,这歪风里有三个主角,共同扮演一出反党丑剧,陆侃如是剧中的‘总统’,他大谈反对党委制,企图取消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这是从最根本点上向党进攻。而束星北则是‘作战部长’,到处张牙舞爪的向党进攻。束星北和陆侃如平时并不熟悉,你们的结合是通过精明而强干的‘内阁总理’ 刘鸿宾先生的。你们三人一起串演的这出戏,不独危害山大,而且危害人民专业。”

这时,赵俪生还没有离开山大,他在批判束星北的时候,具有了所有批判者的火力,而且别有新意。赵俪生暗示束星北“训练”过迫害进步人士的“特务”更是具有杀伤力。正如毛泽东对章伯钧、罗隆基先验地加上“章罗同盟”的罪名,赵俪生也鹦鹉学舌,给山大的三个主要右派加封晋爵为“总统”、“作战部长”和“内阁总理”的头衔,使他们具有集团的性质。

附带说一下,赵俪生的回忆中,还细致地写过也是山大历史系的知名教授童书业,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 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在这个批斗束星北的大会上,童书业也慷慨激昂地发言。《新山大》的报道说:“童书业先生的发言着重驳斥束星北企图用所谓法治精神来污蔑肃反运动,指出肃反运动完全有宪法根据,而束星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造谣诬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说:”红旗所过之处,一片凄凉,是鬼的世界。‘说被捕的特务,不是特务。辱骂党团员和民主人士,这难道是合乎宪法的吗?童先生在历数束星北历史和现行的反动言行后说,在肃反中对束星北的历史加以追查是完全应该的,童先生认为称之为右派分子是对束星北客气的,肃反后的结论对他是过于宽容了。“其实,束星北是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要法治,不要人治,并没有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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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引述童书业的发言,是为了展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家一起痛打落水狗,在争先恐后的痛打之中,向共产党献忠输诚,以求得自己免予落水。结果,赵俪生没有得救,而童书业因为装疯卖傻,或确实发生了“精神变态”而得救。

就在斗束大会的第二天,党委又召开“反右座谈会”。《新山大》报道,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教授中,生物系教授曲漱惠、中文系教授殷焕先和历史系教授张维华都义愤填膺地表示要和右派分子陆侃如、束星北和刘鸿宾坚决斗争到底,但是他们如此痛打落水狗,也没有得到自赎。

(四)赵俪生的右派

我现在无法搞清赵俪生是为什么打右派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和山大领导闹了什么矛盾。《蓠槿堂自叙》中,好在附录了一篇他的夫人高昭一写的《我和俪生走过的路》有所交待。高昭一写道:“1957年初,高教部调赵俪生支援兰州大学,为了搬家,我们忙活了一两个月,于8月抵达兰州。……当时兰大的反右工作已近尾声,副校长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化学专家)被当作反党集团首犯正在批斗。我们天真地认为,这次调动也许使我们躲过了这次灾难,事后我们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山大多年来一直盯视着俪生的某些人,乘我们已经走开,材料可以随意炮制,他们说,‘肃反叫你溜掉,这次你可跑不了啦!’俪生的右派就这样被划定了,时间是1958年秋冬之际,距1957年是一年多的时间;地点是青岛,距兰州则是数千里之遥。直到1959年底,处分才批下来:”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俪生的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从280元降到148元。被剥夺了教课权,被剥夺了写作权,这两项是俪生的第二生命,这样等于把他推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第242-243页)

这从他在人大和成仿吾、在科学院和郭沫若两位曾经的创造社首领关系闹僵或许可以推测出一点信息。

《蓠槿堂自叙》写道: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赵俪生为人正直正派,对于权威、对于顶头上司都敢于顶撞,哪怕是成仿吾、郭沫若这样位高权重的领导也不以为然。那么,他“下放”来到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态度也依然如故,就不奇怪了。

(五)赵俪生现象

赵俪生到了晚年写作自传,却矢口不言自己打过右派的历史,这没有什么奇怪。这种情况很多。打过右派的人,后来写自传,确实有一些人讳言自己打过右派,视之为奇耻大辱,一字不着,只当是到深山老林里遁世了22年。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赵俪生现象”。

如果没有高昭一和一本《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的兰翎等两三个学生的文章作证,后人读到赵俪生的文集,就完全不知道这位年高德劭、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还打过右派。

历史学家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可是这位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如此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遭遇都可以“真事隐”,那么,他写的其它历史,别人就可以视为“假语村言”了。

我读赵俪生的《蓠槿堂自叙》,感到赵俪生绕来绕去,其实是要证明自己一生追随“革命”,坚信马克思主义,历尽挫折,最后仍然是一个“同路人”。当初蒋南翔有意动员他入党,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念之差,失去了入党的机会。因此,打右派实在是一个误会,委屈,耻辱,再加上在反右中,他批束,也许还有什么隐秘,使他失去正视这段历史的勇气。

但是,赵俪生是历史学家,一位研究中国农民革命史的历史学家。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写自传,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被打右派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说不是莫大的不幸!再说,赵俪生长我17岁,他和国共双方都有接触,而且自身受到莫可名状的打击,应该对于这场中国最后的农民革命有较为深刻的体验与观察,应该说出一些警世直言,鉴往知来,启迪后人。

正如邝海炎所说:《蓠槿堂自叙》“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赵俪生不能“秉笔直书”、讳莫如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赵俪生现象,这种知识分子的“可怜”,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杨恒均:从麦当劳到圣诞节,我们该如何应对外来文化?

文化是什么?以我的理论水平来说这个问题,肯定是班门弄斧,可是,眼看到一些人动不动就以文化说事,一会要复兴中国优秀的文化,一会又有人号召我们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更可笑和可恶的是,有些人以深谙文化真谛自居,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遭受的一切,都是我们祖先那个时代就形成的中华文化决定的。我实在是郁闷得很!

我想,好在绝大多数民众和我差不多,虽然对文化没有什么研究,理论水平也有限,但毕竟真实地生活在现实中。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文化就是周围的一切,就是衣食住行,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的政府,就是孩子的前途……所以,真要讨论起文化,我们大家都有发言权。下面的文章就是我通过切身的感受来谈几个文化问题,特别是有关美国文化入侵中国的几个常见的问题。

麦当劳的汉堡包就是摧毁中国文化的炸药包?

1989年,北京发生那场风暴前几个月,天安门广场附近新开了一家麦当劳,这家麦当劳开在离天安门城楼如此之近而引起了一些有心人士的关注。风暴发生后不久,美国一个资深电台主持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啊哈,麦当劳所到之处,民x主运动就会接踵而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以后,每一次经过麦当劳时,我都会透过贴满花花绿绿宣传画的玻璃看进去。然而,对那种两片乳罩似的面包夹着一块半生不熟的牛肉、几片生菜叶子,以及周围流出可疑的乳白色的沙拉酱的玩意,我还是敬而远之的。

对那位美国电台主持人的话上心的显然不只是我一人。在风波过后不久之后的一次内部学习中,当时主管政法的领导严肃地提到那位美国主持人的玩笑话,脸色的凝重和语气的沉重让我暗自心惊。他的讲话我就不便重复了,因为人家还没有解密。我只告诉你他的讲话给我的印象:麦当劳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文化扩张的先头部队,不要小看一个汉堡包,在一场没有硝烟的和平演变之战中,就可能成为摧毁我们中国民族的炸药包。

乖乖隆的冬,这还了得!听完报告不久后,我还真走进一家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包套餐吃下去。说实话吧,虽然没有炸药包那么夸张,但我真的不喜欢。

之后不久,我到香港工作,随后的十几年,我又到美国、澳洲等国,屈指一算,工作和生活过的国家超过十个,足迹更是遍布世界各大洲六十多个国家。这期间,世界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形势激荡风云。但不管在那里,心中对汉堡包的奇怪感觉始终伴随我,这么说吧,我总想找出汉堡包里隐藏的美国和西方文化,以及它如何会变成炸药包,成为摧毁中华文明的先头部队。

就在我在世界各地寻寻觅觅的时候,麦当劳快餐店却以超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扩张速度在中国大地一家接一下地开业,而更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以美国和澳洲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媒体)正在以越来越激烈的言辞攻击麦当劳汉堡包为代表的美国快餐文化。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美国人再继续吃这些垃圾食物,总有一天整个美国都会被像汉堡包一样痴肥的国民拖累得放慢脚步。

是世界变化太快,我们跟不上形势?还是我们变化太快,快得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那个一度被我们暗指代表了美国和西方文化来攻占中国的麦当劳为什么在西方受到如此的抨击,却反而在中国大陆如雨后春笋般?

所向无敌的汉堡包里隐藏着美国的先进文化?

如果要我说清楚我在美国看到的什么是美国文化,那就强我所难了。因为我在美国看到的所有东西,包括一草一木几乎都可以看成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所以,我还是用在中国看到的被公认为代表西方文化的东西来说事。

毫无疑问,摆在最前面的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星巴克咖啡以及美国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乐园和圣诞节了。

先以麦当劳为例。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洲和欧洲时,不到万不得已(例如开车几个小时看不到其他的餐馆)我是不进麦当劳的,那食物不合我胃口。而且就我的观察,麦当劳也就一成功的商业模式,当然有美国文化的成分,但如果说代表了美国的先进文化,很有点牵强俯会。虽然在中东等仇恨美国的极端主义分子把炸弹放在麦当劳门口引爆,但实际上,当今反对麦当劳这种食物和其所代表的快餐文化最激烈的还是美国人自己。

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和另外几个品牌肯塔基、星巴克咖啡、比萨饼异曲同工:全球一样的质量,全球通行的品种,全球不相上下的价格,全球一样的流水生产线和服务,当然还有他们专门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培训出来的微笑……。第三世界的国民常常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如果麦当劳没有隐藏某种先进的文化密码,怎么会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开了一家又一家?

我上面说过,我在西方国家我很少进麦当劳,可是当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出差、旅游时,我却一次又一次地走进麦当劳和肯塔基。为什么?因为不管在非洲、中东、东南亚还是南美,只要走进一家麦当劳或者肯塔基,你就不用担心语言不通,不用担心产品质量不好,或者卫生不过关,更不必害怕被人骗了——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打断我,你看,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经商模式,而是带有很浓的文化——美国的文化气息了!

即使会做生意的美国人真把先进文化和半生不熟的牛肉一起塞进了汉堡包里,我还是很难接受这种先进文化就是美国的和西方的特有的文化。要知道,做人做事要有诚信,待人要热情,童叟无欺,这难道不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圣人说得滚瓜烂熟了的。那时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说起麦当劳,让我想起了中餐。这些年,中餐馆以超过麦当劳的速度在世界各个角落悄然蔓延。以前日本人很牛,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有路,有路的地方就有丰田车。今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有陆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

世界上唯一可以和麦当劳快餐店相抗衡的也就是中餐馆了。然而,中餐馆在世界各地的名声却并不那么牛,不是和脏、乱、差联系起来,就是和偷渡、打黑工、雇佣非法劳工撇不清关系。如果说每一家新的麦当劳都代表美国耀武扬威向外扩张的一个成功的故事,那么每一个新开张的家庭式的中餐馆都或多或少地隐藏了一段令人伤感的往事和不堪的身世 ——背井离乡,偷渡,打工,偷税漏税,为了孩子的前途忍辱负重,有些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了迫害……

是我们的中餐馆里缺少了一种文化,还是麦当劳成功的商业运作把每个汉堡包里注入了一种称之为美国文化的东西?这已经超出我今天作文的目的,就此打住。

哇塞,我也成了西方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上面一节让你觉得我不知所云,那么我再讲一段小插曲。如果你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在历次世界权威杂志的评比中,这个城市都是排名在世界最美、最适合人类住居的前五位),你一定去过悉尼的唐人街。

悉尼唐人街处于悉尼城市最中心的位置,在最美丽的旅游景点情人港的旁边。事实上,悉尼唐人街本身已经成为悉尼的一个游客必到之处。我要讲的一段插曲就发生在唐人街步行街旁边的中餐馆大排档里,当时我和一位迷上中餐馆的澳洲白人喝茶。

我们谈话的主题是澳洲文化。我想让这位澳洲朋友告诉我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澳洲文化是什么。但他好像一时想不起来,我也不愿意放弃,对他进行了一些引导,我说,中国有很悠久的文化,但好像澳洲也有一些中国所没有的、同样非常优秀的文化。我提醒他,不要又把什么自x由、民x主和人x权拿出来敷弄我。

这位老外在把一个精致的小笼包笨拙地夹进嘴巴后含混不清地说,米斯忒杨,你不是开玩笑吧,在如此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唐人街,你问我澳洲的文化,惭愧呀。

他一边享受嘴里的小笼包一边继续说,澳洲总共才两百年,虽然发展的还可以,但说到文化,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记得几个月前,亚太经合会首脑峰会在澳洲召开,澳洲人不但拿不出一套民族服装,也做不出一套能够代表澳洲文化特色的服装给前来的各国领导人穿,能不让人惭愧吗。

这位朋友说得没错,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一样?这也是让我在不断寻求美国和澳洲文化的真谛中最感困扰的。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学校学习的“文化”大多是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民x主,自x由,人x权”之类的演变,其他的我还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果说美国和澳洲现在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人际关系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文化造成的(那些文化决定论者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么造成这种制度的文化到底有哪些特色?又是否可以具体而微写出几条来?在西方扎扎实实生活了十年的我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把自己困惑如实告诉了这位澳洲朋友。

他的小笼包已经吃完了,他愣了一下,随即左顾右盼,然后一脸诚恳地看着我说,米斯忒杨,如果你一定要我说出一两样澳洲文化的代表作,我只能就地取材,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澳洲文化最优秀的一部分……

说着,他用拿着筷子的右手朝我们周围划了一个圈,一个大大的圈子,大得把唐人街都包括了进去。

就这一划,其实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明白了,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那位澳洲朋友以为我没有听明白,解释道,如果你让我说澳洲的文化,唐人街就是最好的代表,我很喜欢这里,这也是我们澳洲人的骄傲——唐人街是你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微缩,但它已经是澳洲最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米斯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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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米斯忒杨,你知道,澳洲可没有上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上百年的倒是有一些,但绝对没有拿出来吹嘘的理由。要知道,仅仅在几十年前,我们还在实行“白澳政策”,歧视亚洲人,如果造成那种情形的文化真的存在,那也一定是一种糟糕、需要随时改进的文化吧?可是——他不用说下去,我挥挥手打断他,陷入了沉思。可是——当今一座美丽的唐人街就出现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黄金地段上。这里所有的店铺都是华人的,这里商店里每一个货物都带着中国文化的气息,这里流行的招牌是汉语,这里“官方”的语言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这里华人们和平相处,各种观点和理念都能和谐共存……,最近,连巡视唐人街的警察也逐渐换上了华人面孔……。不能否认,悉尼唐人街上到处都能找到可以称为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更不能不承认,这种优秀的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澳洲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让澳洲文化显得更加优秀!

澳洲在多元文化上其实还无法和美国相比,在美国我说的这些现象更加突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汉堡包中苦苦寻觅西方文化的时候,我却在唐人街上蓦然回首,发现了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一部分——被包容进去的中华优秀文化!

始终不愿意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我,在国外时经常光顾唐人街,在这里寻找和吸收中华文明,难道,我也不知不觉变成了美澳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迪斯尼乐园出现了危机耶

关于麦当劳和肯塔基,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常常在美国和澳洲、欧洲吃麦当劳和肯塔基的朋友大概知道,中国有一个品种是他们没有的,那就是带辣味的麦香鸡腿和辣鸡翅。而这两个品种恰巧是我在中国大陆的麦当劳和肯塔基最喜欢吃的。有好几次我还专门去吃过。如果你知道,在西方根本就没有(或者味道完全不同)这两个品种,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而且,中国的麦当劳和肯塔基基本上都是由中国人拥有(虽然总公司在美国),雇佣的职员也都是中国年轻人。更有意思的是,现在的顾客也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中国年轻人。外国人到中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也是不会进去麦当劳和肯塔基的。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到了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还会去吃麦当劳和肯塔基这样的垃圾食物吗?No way!

显然从麦当劳汉堡包里寻找美国优秀文化的努力失败了,那么让我们把目标转向迪斯尼主题公园吧。

记得十几年前,我带五岁的儿子到美国洛杉矶迪斯尼主题公园去的时候那股激动心情,至今记忆犹新。那次住在迪斯尼乐园整整三天时间,可是最后离开时,还是余兴未了,依依不舍。

从文化方面来说,迪斯尼乐园显然比汉堡包更有内涵。当时世界上有四个迪斯尼乐园,一个在美国西边,一个在美国东南边,一个在法国巴黎,一个在日本东京。这四个迪斯尼乐园我都去过,有的还不止去一次。我去这些地方并不都是为了游玩,再说,我根本不敢玩那些机动游戏。我去就是看看而已,看看能不能找一些灵感,或者从迪斯尼乐园寻找到美国文化的真谛。

说迪斯尼乐园是推广美国文化和文明的先头部队,可能比麦当劳更加有说服力。只要看看四个迪斯尼乐园的地点就不难明白了。在美国文明的发祥地东部岸边(弗吉尼亚、华盛顿和纽约、费城等地区)并没有迪斯尼乐园,而在西部——代表美国开拓精神的洛杉矶却有第一个迪斯尼乐园。第二个迪斯尼乐园则出现在美国大陆深入到中南美洲的佛罗里达州,俨然扩张美国文化到中南美洲的先头部队。

再说法国巴黎的那一个迪斯尼乐园。大家都知道,整个欧洲大陆的西方阵营里,和美国最格格不入的非法国莫属。而一度代表美国文化扩张的迪斯尼乐园不设在有同宗文化的英国和与自己关系一直不错的德国等,偏偏选在了法国巴黎。

还有日本,那可是美国在亚洲第一个民x主试验地,都是很耐人寻味的。上面的推测当然和我写间谍小说的大脑有一定关系,但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前几年美国决定要在亚洲建第五个迪斯尼乐园的时候,中国有关人士曾经有一个讨论,其中有两位老先生反对迪斯尼乐园在上海落户的理由就是:迪斯尼乐园是美国扩张自己文化的最有力工具。最后迪斯尼乐园在香港建了其全球的第五间主题公园。

我不知道那两位老先生决策人是否像我一样一个个参观过世界上所有的迪斯尼乐园,如果参观了,他们也许像我一样装着满脑子疑问和失望:在到处都是机动玩具和米老鼠、唐老鸭的公园里,美国的文化到底在哪里?难道美国用来侵占和攻克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是这几个卡通人物?!

就在我尚未有找到答案的时候,我却渐渐对迪斯尼乐园失去了兴趣,而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儿子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就这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香港酒店的电视里传出最新新闻报道:香港的迪斯尼乐园入园人数继续下降,政府正在想办法,延长贷款期限,帮助迪斯尼乐园度过难关……看起来,对迪斯尼乐园失去兴趣的不仅仅是我们父子呀。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让我退回到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洛杉矶迪斯尼时说起。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兴奋和激动?毫无疑问,迪斯尼乐园里有世界上最先进和刺激的机动游戏,有电影上走出来的栩栩如生的米老鼠、唐老鸭等动画人物,这些足够让人激动了。想一想,当时我们大陆有多少动画片?除了美国的动画片人物,我们还认识多少呢?中国又有多少游戏场所和主题公园?

可以说是美国的先进吸引了我们,但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贫乏把我们推向了他们。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我们的文化丰富了一些,我的休闲玩乐包括年轻人的娱乐也多样了一些。就拿香港来说,迪斯尼乐园为大家提供了什么?机动游戏你有,很多公园包括海洋公园也有,而且海洋公园占尽了天时地利。至于那几个卡通人物,如果他们也会长大的话,现在也该老掉牙了。你美国老想用几个老掉牙的卡通人物来吸引世人,老土了点吧!

从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总结这样一个意思:要想抵制一种外来文化的侵入,最好的办法不是闭门抵制,而是开门接纳,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不但是消除外来文化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扩展自己文化的最好手段。

我们做到了吗?说到这里就想到铺天盖地而来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看看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以前全国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现在全国人民每年可看的所谓国产大片(大牌导演和大牌演员)好像还没有八个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抵制直接代表美国文化的好莱坞大片,谈何容易?

「加一句,美国每年上演几十部和情报、间谍相关的电影,都在国内可以买到盗版的影碟,国人也多看得津津有味。可是,中国唯一一部以情报和间谍为主的小说(呵呵,就是鄙人的“致命系列三部曲”),不要说至今无法拍成电影,就是在中国大陆出版都不被允许。这种情况,你让民众不受美国文化侵入,又能如何?关起门来就以为一了百了?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也是盗版的时代,行不通的。」

中国需要一个圣诞老人

说到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入侵,总不能忘记圣诞老人吧,何况,明天就是圣诞节。

和加了苏丹红的香辣鸡腿以及风光不再的迪斯尼乐园相比,圣诞节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难怪好几个忧国忧民的博士跳了出来,呼吁国人抵制圣诞节。

要像前面否定麦当劳和迪斯尼代表美国文化一样来对付圣诞节,就有些吃力了,而且读者看到这里也该看出来,我对文化的研究很浅薄,主要是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说到圣诞节,不如我就继续以自己眼中和心中的圣诞节来说两句。

我不是基督徒,我的很多华人朋友也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对圣诞节有一个很好印象。西方国家每年进入十一月下旬,就可以在各大商场店铺感觉到圣诞的气氛越来越浓,除了琳琅满目的节日商品,大概就是圣诞节前的募捐活动。很多慈善机构在圣诞来临前都纷纷举办募捐活动,筹集善款,在各大商场的门口也会出现一个个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的募捐者,匆匆而过的购物者大多不会吝啬刚刚从商场里购物时找回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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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时候,除了一声 “圣诞快乐”的祝贺和亲朋好友之间交换礼物外,让我们这些非宗教人士感触最深的也就是慈善活动。就拿美国和澳洲各地的儿童医院来说,每年圣诞节,各个慈善机构(几乎没有政府主导的,都是民间的)几乎都有人装扮成圣诞老人来到医院,带来各种礼物,慰问生病的孩子。

我不否认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发展到今天,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圣诞节中出现的那个圣诞老人已经和慈祥、爱心和公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想让我八岁的小儿子相信上帝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在偷懒或者调皮捣蛋的时候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在看着他,让他很不爽。但每一次儿子看到圣诞老人时眼睛都会发光,当然圣诞老人会给他派发免费的糖果等礼物是主要原因,也许还有一种文化和精神在起作用,那种作用在我自己身上——我早就不喜欢免费派发的糖果了——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是否可以说圣诞老人身上代表的慈爱、关怀就是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从而需要抵制呢?那么也许那些博士最需要抵制的就是他们头上的博士帽——博士教育制度可是西方文化最主要的部分,也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原封不动地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过来的。当然,抵制圣诞节,不如去抵制我们屁股下坐的小轿车,那也是美国和西方文化最主要的象征。

中国有各种节日,传统的节日还特别多,但大家不能否认,我们的节日中,虽然也有家庭团聚,也有纪念屈原这样的忠臣等,却缺少一个圣诞老人这样普世民众都愿意接受的形象。

当然有人也说了,在中国扮演圣诞老人角色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们,你没有见到逢年过节,他们都前呼后拥到医院去慰问生病的儿童吗?我当然见到了,一到节日,电视新闻都被他们包了, ——但你可以告诉我,在没有电视台摄像镜头跟在屁股后面时,中国的领导人有哪一个主动走进儿童医院以及那些需要帮助和慰问的民众中去的?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在自己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在圣诞节的时候穿上圣诞老人的大红袍子,安上假胡子,戴上圣诞帽,背上一包我自己购买的礼物,去那些贫困的农民工孩子中,分给他们礼物,巧克力,享受他们的欢笑——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圣诞老人。让我们伪装成圣诞老人,乐善好施吧。

我们该怎样抵制美国和西方文化的入侵?

要想抵制美国和西方文化入侵,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美国和西方文化,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虽然我理论水平有限,但我毕竟生活在其中,而且也有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可我至今还糊里糊涂,无法明确说出美国文化的确切定义,更不用说列举一些实事和现象。难道民x主政府是美国和西方的文化?难道讲究人x权是西方和美国的文化?难道和谐的社会,工会,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也成了美国的独特文化?这些如果都不是,那么麦当劳、肯塔基、迪斯尼乐园和圣诞节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化?更不用说唐人街了……

现在在中国一提到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有些人就异常紧张,呼吁要抵制,可是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无法把美国的文化具体表现说出来,于是就抵制汉堡包、迪斯尼乐园和圣诞节,弄得不伦不类。有时这些人给人印象是,他们根本没有吃过汉堡包,大概也就很紧张地在迪斯尼乐园转了几圈,至于说到圣诞节,他们更是不愿意敞开心扉,仔细想一下: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不但堂堂正正地进入到美国和西方各国,而且在唐人街扎下根来,逐渐的,这些唐人街竟然成了美国、澳洲等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成了人家极具包容性的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

那些呼吁抵制西方文化的人,最好先告诉我们什么是西方文化。同样的,那些呼吁复兴中国文化的人首先要自己搞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你要复兴的是天人合一,君臣尊卑,师道尊严,皇帝能够娶3000个老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还是用毛笔字写字?还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礼教,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经常把孔孟之道拿出来说事,好像只要我们复辟了孔孟之道,我们的社会风气就好了,贫富悬殊就小了,和谐社会就出现了,中国也自然崛起了。我能说什么呢?井底之蛙的他们肯定不知道,2千年前孔子所说的那些大道理,在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基本上在三年级以前都学完了。不相信,你去找一个美国三年的级的小学生,让他们对美国总统发表一下议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如果那个家伙不继续补贴我们学校的牛奶,我就让父母不要选他。——天啊,这不就是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大道理?!

如果你还不服气,那么请你告诉我一条我们两千年前老祖宗说过的真理,我一定在西方小学的课本中告诉你这条真理早就是人家小学的必修课。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要不停发展的。以美国和澳洲来说,这两个国家都年轻得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惭愧,但恰恰是这两个国家,他们发展出来一种更先进更优秀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向世界各地挺进。以圣诞节为例,现在世界各地最狂热举办圣诞party(聚会)的恰恰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

中国的文化发展超过几千年,自然有其优势,但也必须不停发展,包括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其中,在很多领域走在人类前头的美国等西方的文化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进一步发展,国家才能崛起,社会才能和谐。

抵制美国和西方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其精华,变成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2007-12-24 香港

章培恒给文学史来点“人性”

《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有新意也有争议

本报讯(记者 张弘)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近日,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阶段划分打破王朝体系

该书主编之一章培恒表示:“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章培恒说,《水浒传》中潘巧云与人有私情,被杨雄和石秀杀死,《水浒传》中的描写“实在起着引导读者肯定凶残行为的作用”。但到了《儒林外史》中,王三姑死了丈夫,决心殉节,他的父亲仰天大笑:“死的好!”作者体现出的是憎恶和怜悯。这种变化正是一种人性的发展。

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

钱理群:对杜甫白居易评价偏低

学者严家炎认为,这部新著有很多新材料发掘出来,例如,写到了很少入文学史但其实很重要的作家王彦泓。学者邓绍基认为,在中世里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中分五期,“我觉得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从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王朝体系,提出的一种新论断。”

而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本书虽然在叙述上并没有否定忧国忧民传统,但是有一定倾向性,“我觉得书中对白居易和元白诗的评价偏低了,对杜甫和韩愈的评价,也有这个问题。”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启动

拓展成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将举办“生态文学论坛”

本报讯(记者姜妍)昨晚,“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暨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在广州正式启动,王小妮、于坚、多多、李亚伟和雷平阳五位历届获奖诗人亮相。此次活动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表示,“用诗歌来为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暨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揭幕,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

昨晚七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宣布“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暨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正式启动。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发言表示,从明年4月的第六届开始,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从过去单一的颁奖典礼扩展成华语传媒文学周”。

据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秘书长谢有顺介绍,2008年4月中旬在广州举行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及华语传媒文学周活动,将邀请之前五届的所有获奖者,连同第六届新出炉的获奖者,共有超过50位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齐聚广州。届时,除了颁奖礼以外,还将举办十几场获奖作家的讲座、论坛、学术会议和诗歌朗诵会、读者见面会等,莫言、格非、贾平凹、韩少功等当代文学名家,将分别做主题文学演讲。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五届“年度诗人”得主于坚、多多、王小妮、李亚伟和雷平阳全部到齐,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及几十位广东省内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也出席了活动。

卫子游:由“摸着石头过河”到“从现成的渡口过河”

再过几天就是2008年了,30年前,邓小平把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推到河边,强迫13亿人与他一起”摸着石头过河”.30年过去了,我们到了河心,这里水流湍急,装载着13人的大船面对无数急流暗石险滩,稍不注意,便时刻可能船倾人亡。

“摸着石头过河”是羡慕河对岸的绿草成荫,是留在这边填不饱肚子不过河不行,也是拒绝与别人同行,执拗地不在别人已经过河的地点渡河,想自己闯出一路新路却又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地点,因此是盲目的,偏执的,缺乏安全感的。当发展成为目的,13人的大船必定被国家机会主义的漩涡所裹挟,随波逐流,去向难定。因此,说得难听一点,”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拿13亿人的安全与未来赌博。

由于是赌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旗帜下,我们坚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果走入死胡同,社会主义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还得死活把块社会主义的牌子撑住,共产党成为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却不得不借助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名义,名既不正,言亦不顺,谎言重复了千万遍,没成真理,反而是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真相。由于固执地要”摸着石头过河”,测不准前面吉凶,只知道前进的大体方向却无法肯定走在正确的路径上,我们风险巨大,前程难料,身份不明。”摸着石头过河”虽是往前走并促成了发展,但也带来巨大隐患。看看今日,经济好象上来了,伴随经济一起上来的,也有让人触目心惊的问题:国内贫富加剧,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官民矛盾日益激化,政府诚信广受质疑;国际上,我们像是文明开化前的野蛮民族,一而再再而三成为各国舆论嘲笑讥讽的对象,连带出口的商品也遭歧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国际环境似乎对我们渐成围堵之势……

在”摸着石头过河”过了30年之后,现在一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偏偏要在别人没试过深浅的地方渡河?为什么宁可瞎折腾也不选现成的渡口过河?谁,有什么资格拿13人的安全与福祉当试验品?

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现成的渡口安全得多,这里水流平缓,暗礁已被标明,无数人的从这里平安抵达彼岸,都没出事。我们如果选择从现成的渡口过河,可以回避急流暗石险滩带来的风险,可以消除许多不确定因素,可以节省下别人已经付出的试错成本。从别人安全过河的地点过河,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后来者,可以事半功倍,可以顺理成章地让自己的目标行为方式能被人理解和接受,别人就不会把我们当成偏执狂,不会把我们当成举止行为未可预料因此须严加防备的另类,别人就知道我们持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惟其如此,才能让世界文明主流国家把我们认作奔向同样目标的同路人,成为可以信任的平等的对话者,从而尽快成为大国强国俱乐部里令人尊敬的一员!

胡平: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不久前,BBC提出“为什么要民主?”的问题并发起争论。海外中文网站万维新闻网也向它的读者发出问卷。下面是我对这问卷上10个问题的回答。不消说,我的回答只能三言两语,另外,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语境。

1、您会选举谁为世界总统?

现在还没有世界政府,故而提出选举谁当世界总统还为时过早。

2、恐怖主义会不会毁灭民主?

不会(这里所说的恐怖主义,是把平民作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或许,民主国家的一些人,由于担心恐怖袭击,自愿放弃某些自由,支持政府扩大权力。这就可能对民主造成一定的损害。不过,这些做法不大可能严重到对自由民主构成制度性的威胁。所以,恐怖主义不能毁灭民主,能毁灭民主的只有专制主义。

3、民主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而我们要民主的理由之一正在于,民主制度是唯一的一种能够不断地自我改进的制度。当今民主国家出现的很多问题是由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由全球化所引起的。这些问题影响了民主的质量,但是舍弃民主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改善,何况舍弃民主本身就不是好事。

4、为什么费心参与投票选举?

你想投票就去投票,不想投票不去就是了。你有权弃权。民主意味着自由。专制则不然。在专制下,你想投票也不准你去投票。专制意味着强制。砸碎镣铐总是好的,即便有些人不想走路也罢。

5、女人比男人更民主吗?

无所谓“更”不“更”。

6、上帝是民主的吗?

免答。

7、民主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吗?

民主把每个人都当人看,也就是说,民主承认每个人对自己所归属的共同体的事务有发言权有投票权,因此它对每个人都有好处。除非你不把自己当人看,除非你不愿把别人当人看。

8、什么情况下您会开展一场革命?

如果这里所问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的话,我的回答是: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的剥夺时,人们就有权开展一场革命。

但问题是,在人们的基本权利都遭到剥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手段或能力。特别是在热兵器高度发达的今天,斩木不能为兵(砍下树干当不了武器)。也就是说,在最应该革命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常常是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常常是父债子偿。也正因为如此,实际发生的革命常常是不必要的,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

这是“革命”在当代的尴尬处境。

9、曾经有过好的独裁者吗?

也许有过。

但问题是,独裁者是怎样使用以及怎样维护其独裁权力的呢?如果他需要不断地镇压异议者和挑战者,如果他需要使民众永远处于幼稚状态,对公共事务冷淡,对受迫害者漠不关心乃至幸灾乐祸,助纣为虐,以及诸如此类。如果有了这一系列“如果”,我们是否还能说他是好的独裁者。

10、民主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在国内时,我就听说过西方国家的环保运动。等87年我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的生态环境要远比中国好得多,而那时,一般中国人——更不要说中国政府——基本上还没有环保的概念。本来,象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和环境问题和民主或专制并无直接关系,它们主要是人类大规模的不恰当的生产活动的副产物。但问题是,在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最早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少数人可以大声疾呼并造成社会运动,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自觉,这就使得解决问题成为可能。专制国家则相反。

也许有人会想,专制的好处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则是七嘴八舌,力量分散,因此专制比民主更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忘记了,专制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常常是和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不一致的,乃至相反的。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最感受不到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最容易利用特权保护自己不受环境恶化的影响。今天的北京人知道北京的自来水不适宜饮用,可是在很多年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饮用从千里之外运来的水了。因此,专制统治者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定是不关心的,甚至是反感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民主比专制更有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最后,我愿意就这次讨论的总题目“为什么要民主?”回答两句:

为什么要民主?因为“数人头胜过砍人头”。专制就是砍人头,民主就是数人头。民主制纵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