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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0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异议作家王德佳(荆楚)于2007年12月14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国际笔会担忧,关押王德佳可能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如属实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华南广西省桂林家中被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全州城北派出所遭到关押。他的家人相信,其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上的文章直接有关,其中包括:《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中共迫害良心人士的又一项重大发明》,《手铐奥运,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及《李元龙“四文两年”,我荆楚该判多少年?》。他的妻子还说,他在2007年10月曾和美国领事馆官员谈及中国人权。 请发出呼吁: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如果晚于2007年12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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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的紧急行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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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9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有关著名作家张建红(力虹)健康急剧恶化的报道感到震惊。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敦促在他释放前获得一切必要的治疗。 张建红在今年5月被诊断患肌肉萎缩症,但直到10月20日从乔司监狱转到浙江省监狱总医院才得到治疗。据说他的病况严重恶化正是长期缺乏治疗的结果,而他一再申请保外就医也未被考虑。 根据笔会的信息,张建红于2007年3月19日在华东浙江省的宁波法院,被指控于2006年6至9月间在其网络文章中“诽谤中国政府”和“煽动颠覆国家”,以“煽动颠覆”被定罪。他自2006年9月6日拘捕后一直被关押,在2007年5月31日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他的六年徒刑判决。 张建红现年48岁,以从事异议活动和发表大量作品而知名,又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在1989年至1991年曾因民运活动而系狱。他于2005年8月创办人文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 并担任总编辑,但该网站在2006年3月被当局禁止。他还是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的(http://www.dajiyuan.com)撰稿人。 请发出呼吁: 各笔会可以考虑接受张建红为荣誉会员。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省府路9号,邮政编码31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天目山路110号,邮政编码31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马塍路5号,邮政编码310012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适用的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如果在2007年12月31日发出呼吁,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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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7年12月19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35号第三次补充
中国:系狱作家张建红健康急剧恶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有关著名作家张建红(力虹)健康急剧恶化的报道感到震惊。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敦促在他释放前获得一切必要的治疗。
张建红在今年5月被诊断患肌肉萎缩症,但直到10月20日从乔司监狱转到浙江省监狱总医院才得到治疗。据说他的病况严重恶化正是长期缺乏治疗的结果,而他一再申请保外就医也未被考虑。
根据笔会的信息,张建红于2007年3月19日在华东浙江省的宁波法院,被指控于2006年6至9月间在其网络文章中“诽谤中国政府”和“煽动颠覆国家”,以“煽动颠覆”被定罪。他自2006年9月6日拘捕后一直被关押,在2007年5月31日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他的六年徒刑判决。
张建红现年48岁,以从事异议活动和发表大量作品而知名,又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在1989年至1991年曾因民运活动而系狱。他于2005年8月创办人文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 并担任总编辑,但该网站在2006年3月被当局禁止。他还是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的(http://www.dajiyuan.com)撰稿人。
请发出呼吁:
——抗议对著名作家张建红判处六年徒刑;
——表达对张建红健康和他未受到适当治疗的报道的严重关注;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基于人道主义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各笔会可以考虑接受张建红为荣誉会员。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省府路9号,邮政编码31007
浙江省人民政府
吕祖善省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天目山路110号,邮政编码31007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葛炳瑶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马塍路5号,邮政编码31001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应勇院长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适用的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如果在2007年12月31日发出呼吁,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三笔会谴责中国近日拘押网络异议人士
距奥运会前231天,系狱作家升至41名
(纽约、多伦多2007年12月20日讯)美国和加拿大作家今天与中国同仁一起谴责中国最近拘押在网络上评论中国人权的异议人士。随着王德佳(笔名楚荆)的被捕,笔会相信在中国不公正地受到关押的作家已升至41名,比本月10日笔会发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时多出来一位。王先生的文章特别批评了其国家在奥运会前的气候,他的被押使人重新怀疑中国曾向国际奥委会及世界保证在2008奥运会前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尽管中国政府曾许诺新闻自由,但却相反地继续加紧对媒体的控制,这的确令人不安。”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及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说,“随着奥运会的临近,系狱作家的人数应该下降,而不是上升。我们担忧,关押王德佳或许是在2008年8月8日前,加紧对中国异议人士打击的先兆。”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桂林家中被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全州城北派出所遭到关押。他的家人相信,他的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上的文章直接有关,这些文章批评了政府在准备奥运会前的人权状况。
“前些时候,我曾与王先生就中国言论自由问题通过话,”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博士回忆道,“他是中国知名维权人士,他的入狱使我和世界各地的同仁感到震惊。这是北京奥运会的耻辱!”
针对2007年8月中国政府以“我们准备好了”的口号为奥运会发起的宣传活动,独立中文笔会和美国、加拿大笔会发起的笔会行动提醒世界:中国至今还继续否认其国人的基本言论自由权;并提醒中国当局:现在距开幕式前231天,仍有41名作家和记者系狱,只有释放他们才能兑现其在奥运会前改善人权记录的承诺。
“随着世界的目光在奥运会前夕转向中国,中国现在有很大机会推动其国内的言论自由进程,” 加拿大笔会执行主任伊泽贝尔·哈里说,“但是,中国却反而继续表现它是一个不信任其公民自我言行的国家,因为它选择对和平言论定罪来控制信息。”
请参阅笔会的中国行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北京奥运会倒计时”:www.pen.org ,www.pencanada.ca和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加拿大笔会伊莎贝尔·哈里(Isobel Harry),(416) 703-8448 ext. 22, [email protected]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 +46-8-50022792, [email protected]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异议作家王德佳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异议作家王德佳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7年12月20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51号
中国:异议作家王德佳因其评论奥运会被拘押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异议作家王德佳(荆楚)于2007年12月14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国际笔会担忧,关押王德佳可能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如属实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于2007年12月13日在华南广西省桂林家中被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全州城北派出所遭到关押。他的家人相信,其入狱与他发表在《民主论坛》网站上的文章直接有关,其中包括:《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中共迫害良心人士的又一项重大发明》,《手铐奥运,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及《李元龙“四文两年”,我荆楚该判多少年?》。他的妻子还说,他在2007年10月曾和美国领事馆官员谈及中国人权。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关押异议作家王德佳的强烈关注,如对其关押违反了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7年12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中国警方阻止在北京的迎新年聚餐会
(北京2007年12月21日讯)国际笔会自八十六年前在伦敦创会以来,聚餐会就是会员及其朋友们相聚一堂的传统,但现在作为其分会的独立中文笔会却被禁止在北京保持这一传统。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各地警方阻止在北京的迎新年聚餐会,并呼吁有关当局立即恢复笔会会员和其他人士的行动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在北京的迎新聚餐会,原定于12月22日晚5点在新开元大酒店举行,邀请了在京的部分笔会会员和知识界朋友参加,大约四、五十人。笔会的2007年度第五届自由写作奖和第三届林昭纪念奖也计划在聚餐会上颁发。
但是,今天下午四点左右,北京警方突然出动,找笔会副会长江棋生和理事刘晓波谈话,警告不允许22晚举行聚餐会,并派警察在江、刘家两门口站岗,以防止他们次日出门。
江棋生先生和刘晓波先生均表示:随着奥运的一天天逼近,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看看中共政权能否履行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然而,各地警方禁止笔会的聚餐会,于法无据,于理相悖,更不符合人之常情,是极为野蛮的执法违法,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也撕破“创建和谐社会”的面纱,再次让中国政府对外标榜的“奥运人权”沦为空洞的口号和伪善的欺骗。
与此同时,北京警察还分别前往其他很多人士的家中,包括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许良英先生,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先生,笔会会员“不锈钢老鼠”刘荻、刘柠、王光泽,维权律师李和平,学者陈永苗,良心犯何德普先生的妻子贾建英女士,维权人士李海,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等人,或警告他们不得参加聚餐会,或设岗阻止他们外出。贾建英、李海、齐志勇等不是笔会会员,在此前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有此聚餐。
本届自由写作奖得主、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几天前从成都来北京,但21日下午1点40分左右,警察找到廖先生在北京的住地,将他带到当地派出所谈话,询问廖先生与刘晓波的关系,甚至用极为粗暴的野蛮手段恫吓廖先生,但廖先生态度坚决、据理力抗,北京警方才有所收敛。谈话一直持续到晚6点左右,成都三名警察赶到北京,只为了将廖先生押上飞机送回成都。
廖亦武说:这么老大的政权害怕几个文人的聚会,真是虚弱到极点!
前几天,在外地的一些笔会会员也遭到当地警方不得前往北京的警告,甚至软禁。
在上海,本届林昭纪念奖得主李剑虹女士(笔名小乔),早在12月14日就被上海浦东新区国保软禁在家中,无法出门半步,还影响到邻居的出行与夜间休息,19日又被警方强行带到一家旅馆中封闭软禁。在上海的笔会副秘书长蒋亶文也被警告不得入京聚餐。
在深圳的笔会理事赵达功先生,海南的会员秦耕先生,杭州的会员温克坚先生、湖北的会员刘逸明先生等,也分别被当地警方阻拦前往北京聚餐。
家住济南的笔会会员孙文广教授,于21日上午乘火车出发,本该下午三点到北京,但至今失去联系,估计是到京后遭警方拦截。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指出:“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时代,对作家们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全国统一的警察行动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是警察行动无法阻止的!”
王 丹:狼真的要来了吗?
一国经济是否出现泡沫,该国的股市是最好的晴雨表。有论者认为比较日本,台湾等股市狂飙时期的状况,中国股市的大幅上涨还具备相当空间,因此不能算是泡沫。这种认识是对泡沫本身的误解。
何谓泡沫经济?简单讲就是“高度投机的不良商业行为”。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如果今天价格上涨的原因是由于投资者相信明天他们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而基本要素又不能调整价格,那么就存在泡沫”。根据这样的判断来看中国的股市,已经是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当全民疯狂炒股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上市公司运作的真正了解和对投资产业的前景的信心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府一定会用政策托市的所谓“2008奥运因素”的基础上的时候,投资者的不理性已经证明:中国的股市,或者说中国的经济,泡沫已经形成。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德雷托在“亚洲货币十周年”讨论会上回顾了1997年那场金融危机后,警告一些国家要注意短期流动资本的风险。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显然是针对中国今天的金融状况有感而发的。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泡沫的警觉已经逐渐蔓延。美国股神巴菲特最近已经把他的股票投资从中石化公司撤出。这样的警觉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根源在于日本。 90年代中期日本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了外汇套利交易,他们以很低的利息借日元投资到美元或者泰铢上,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巨大的套利空间,使得当时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达到2600亿美元,制造了经济泡沫。然而,随后日本银行体系出现巨额国内不良贷款,于是1997年加快从东南亚回收资金,大量外资撤出,直接到了东南亚金融的崩溃。
现在中国的情况与当初东南亚十分类似,只是外资不是日元贷款,而是美元投资。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一旦美国经济疲软,民众开始储蓄不再消费,不再购买海外进口产品,中国的经济必然受到重挫。摩根史坦利公司亚洲区负责人\x{3469}奇指出,美国经济成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额就会减少百分之六。今年11月16日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美国的次级放贷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信用危机。说明当局也意识到了泡沫的危险所在。最近美国次级放贷危机愈演愈烈,不能不让人心里打一个问号:我们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这一次是不是狼真的要来了呢?
中国泡沫经济形成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是,要吸引外资进入,就要保证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通;而自由贸易与自由资本流通,往往伴随着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而没有外资的持续流入,缺乏内需支持的中国经济就会后继无力。因此,仅仅靠行政手段调整政策,而不能从根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上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泡沫现象只能越来越恶化。
郑 义:香肠、臭豆腐及麻雀
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美国食品安全历史的文章,认为三本书在推动美国食品安全上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三本书是《屠场》、《寂静的春天》和《快餐王国》。
第一本书《屠场》是小说,描写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其中最不堪的记叙是:“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本书一上市,舆论大哗,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美国肉类食品的销售量即刻急剧下降,销往欧洲的肉类也减少了一半。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畜牧业陷入危机。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是领导二战的那位罗斯福,是参加过美西战争的那位老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肮脏的段落,老罗斯福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这一段看起来像是演义,动作太夸张了,不像是绅士所为。不管老罗斯福是不是曾经把一截香肠扔出白宫窗外,他确实约见了小说作者。美国国会几乎是立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雏形。
不了解别人有何观感,我油然而生某种类似于“嫉妒”的感觉。要知道,这不是新闻不是报告文学而不过是一本小说!中国的记者作家们不知道写了多少新闻、“内参”、报告文学,大声疾呼,说不得了啦,毒死人啦,谋财害命啦,天塌地陷啦,结果如何?有谁把半截香肠从中南海里扔出来吗?别说总统总书记总理,就连一位省长市长大人都没有做过这种能叫百姓感戴千年的动作。至于约见作者,那就更不用想了,盖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再说呢,以咱们中国人的历练,《屠场》里面的那些细节其实算不了什么,犯得着把一截好端端的香肠扔出窗外吗?“发霉的火腿”毕竟是真正的火腿呀。“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但那肉毕竟没有注水呀。“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倒是令人倒胃,但有多少老鼠往里掺呢?我小瞧《屠场》不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比起咱们的“大粪臭豆腐”差得远去了!据报导,深圳南山区有数十间臭豆腐作坊,不大,加起来不过日产一千多公斤。可是那味儿,就能熏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世间何物能臭到如此境界?腌制臭豆腐的发酵桶里加的是潲水、腐烂了的田螺和肉。如果还嫌不够臭,就会再灌进一些粪水,这叫“增臭”。要是还不够臭还要“增臭”呢,就要把做好的臭豆腐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最后精加工,看你够臭不够臭!据报导,前去查处的3名工商人员当场呕吐,报社的司机竟然“连胆汁也吐了出来”。说正经的没人听,如今也只有说笑话了。别说胆汁了,就是把苦胆,把心肝脾肺五脏六腑都吐出来,都吐到天安门广场上,你就能不吃大粪不喝毒药了吗?
促进了美国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另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一位女生物学家,后来非常著名,叫卡森。她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在这封书信的触动下,卡森写了这本书。她当时在农业部门工作,了解野草、昆虫、鸟类大量死亡的原因就是大面积使用DDT等杀虫剂。有多大面积呢?100万英亩。让我说实在不算是很多,不过是美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几分之一。因此,这本《寂静的春天》应该说是一个预警。卡森和美国都是幸运的:人们立即听懂了这个预警,全美震动。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国会也开始行动。结果,杀虫剂的潜在危险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吏被起诉,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成立。
只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么幸运。
《寂静的春天》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中国记者作家写的更激烈的书籍文章也车载斗量,但中国就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如今,没喷洒过强烈农药杀虫剂的耕地还有吗?有也是不多了吧?你不拿数字就说话,不是太武断了吗?不武断。君不见今日之中国,连麻雀都快死绝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麻雀突然大量消失。据报载,麻雀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乡村——消踪匿迹。“现在多数的中、小学生,已不知麻雀为何物。”—— 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麻雀是适应性最强,散布最广的一种鸟类。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中国继续使用被美国禁止的DDT等剧毒农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20年前后,中国开始使用比DDT毒性更加强烈的有机磷农药,并加大剂量,还把使用频率提高了4、5倍!如此,以昆虫草籽为食的麻雀以及各种鸟类自然难逃一死。麻雀不过是一种敏感的指示物。人受害之程度,与麻雀死亡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一个社会,能集体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其惨烈!
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的第三本书是《快餐王国》。其主旨是对美国快餐文化进行反思,引导饮食结构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化。对于我们,这就有点奢侈了。我们不要“更健康的方向”。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让我们天天服毒,就已经感恩不尽了。
说人家美国是三本书推动了食品安全,这对于中国有无可借鉴之处呢?——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对于腐烂的僵死的被深度麻醉与禁锢的中国,三千本书三万本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别说书,就是法律也不知立了多少条款。管用吗?我要一千次一万次重复:“傻蛋,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要想绕开制度转型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十万个为什么,无一不指向制度。当然啦,说还是要说,写还是要写,但要明白,最重要的不是书而是制度。
很有人批评我说话太悲观。当然啦,我承认,与“和平崛起”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类豪言壮语相比,我确实落后悲观。而且,我并不认为“崛起”和“中国的世纪”此类喧嚣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有何相干。对我们来说,能喝口干净水吃口放心饭比什么都重要。
说白了,在我(以及与我持相似观点的人)和爱国愤青愤老们之间有一赌:
连食品安全这种最简单、最起码、最要命、最丢人现眼的麻烦都无法解决的国家,也能够和平崛起,称雄世纪吗?。
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不亡者几稀!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按:2007年是胡适先生去世45周年,也是陈独秀先生去世55周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12月16日,民间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胡适、陈独秀纪念会”,表达对两位”五四”先贤的追思、敬意和反省。与会者包括丁东、王东成、邢小群、章立凡、王人博、秦晖、杜光、吴祚来、程巢父、邵建、张博树、傅国涌、余世存、李炜光,等等……纪念会开了一天,就胡、陈与新文化运动,胡、陈与国共两党、胡、陈与宪政民主、胡、陈与现代知识分子四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1961年,胡适由美返台,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机场迎接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从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属于书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俩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