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从十七大到政党白皮书—-精心设计的中共民主秀

 

二○○七年五月八日是邓丽君逝世十二周年。我在网上看到有帖子提到《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二二五首》这本老歌集。一位署名「心语的永远的邓丽君」博客，还从中选出其中五十余首，略加文字，串编成《爱情的故事》，以示怀念，同时记录了连我都忘记的该歌集准确的出版日期：「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大陆）出版该书，从筹划到出版历时一年多，邓丽君亲自题词.一九八七年四月底在港台发行专辑。」这一切，作为亲历者，让我回想起封存已久的一段往事。

筹划「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

一九八五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到出版社找我，说他带来一个选题.我一听，又是邓丽君的歌集，刚被总编「枪毙」了由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编辑的同样题材的一个选题.我觉得很难通过.但，大凡当记者的都有死缠硬泡的本事，况且他很幽默，选题确有它的诱人之处。关键何许人也？大陆越洋跟邓丽君通话祝贺她生日的第一人。随后他受邓小姐的委託在大陆筹措出书和演出事宜，是有正式授权的，可谓正宗；该歌集由邓丽君本人自选，从曲目、题词到大量的照片，概由邓丽君亲定。一旦出版，具权威性。唯一不利的条件是，没有现成稿子，他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是音带。需要记谱，增加了工作量和难度。正是好货不便宜啊。於是，我把《邓丽君自选演唱歌曲二二五首》报了上去。

等待是漫长的。总编辑和编辑思考的角度总也不同。数月后，新任总编到了。他「踢」的头一脚竟就是邓丽君的歌集。於是乎出版社上下一路为她开绿灯。特聘两位音乐专家和我分头记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那时我对邓丽君的歌不太熟。但由我主持编辑的《歌迷之友》、《中外名歌精选》丛书正在旺销，《北京晚报》还专文呼籲过此类歌集难买.职业的敏感使我看到读者的需求和青年欣赏口味的变化。邓丽君的歌前几年还在地下流传。转眼间，你走在大街小巷，邓丽君的歌会不经意地从某家窗口飘进耳朵，让你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当时，如果你不知道邓丽君，不瞭解她的歌，那就是赶不上潮流。

不瞭解她的歌，就是赶不上潮流

既然看好了这份市场，自然就有了信心。那段日子，我的工作就是抱着录音机没日没夜地边听边记谱，日子长了，我对她的每一首歌就都非常熟悉了，也慢慢品出了味道。几百首风格各异的经典歌曲，或细腻温婉，或淒美动人，或意象深远，犹如扑面而来的清风，充满诗情画意，情爱流溢其间.听她轻吟浅歎，娓娓细语，就像走过了春风秋雨，夏蝉冬雪，一个「情」字让她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得像雨后山间的薄雾，纯得像甘洌轻盈的泉水。我不由得喜欢上她的歌。

当我们终於完整地记录下所有的音符，并得到邓小姐满意的答覆和为歌集亲笔题词后，继而开始了下一步流程。那时还是铅字排版，为抢时间，我们下到车间，当场校对，随校随改，加班加点，饿了就吃带去的饼乾。经过一段紧张而有效的努力，最终提前拿出了清样。而封面、插图的设计与制作採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压膜技术.一切妥贴之后，到底印多少呢？仅天津一地就订购六十万册。通过正规渠道徵订的数目也在三十万以上。但社领导综合种种因素，只拍板开印了三十二万.这个数字在我心中一直存有很大的遗憾。但也只能如此。以后一些书商甚至堵到我家来要书，都被我回绝了。

其间，我们两次约见邓丽君在香港的代理人，所谈内容主要涉及出版有关事宜及出版合同的签定。最后一次约见，由於联系人搞错了饭店的名称，我和社长错过和他见面的时间，只好通过电话敲定了一些事情。这种低级的失误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就是这一次邓小姐表达了要来大陆演唱的心愿。

胡耀邦支持「邓丽君工程」

我们把有关信件呈报给了胡耀邦同志，得到他的支持，并由他责成中央统战部设立了「邓丽君工程」专事前期筹备工作。邓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喜，她准备了庞大的乐队伴奏，创作了几首新歌，其中有我写词谱写的一首歌，制作了几万件有她亲笔签名的T恤，准备送给大陆歌迷，包括演出的场次等，都做了详尽而精心的策划。我和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期盼着能亲耳聆听到她甜美的歌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晚上关键突然来到我家，说有人要抓他，他得赶快出国。由於複杂的政治因素，胡耀邦同志病了。后来还听到邓丽君在台湾参加劳军慰问演唱，她还有秘密加入了台湾的特务组织等谣言。邓小姐的祖国之行终成泡影。

时隔不到十年，四十二岁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死於泰国清迈.至今十二年过去了，人们仍以各种方式寄託对邓丽君的哀思，对她关注的程度仍然有增无减.一位知名艺人曾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一个歌星能有如此感召力，在历史上也鲜见。

让我们记住这位傑出的歌手，她甜润多情的歌永远在我心中。

 

重燃政治热情与「六四」转向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诸如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国共和谈、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民主党派曾试图扮演调停缓冲的角色，但并不成功，甚至不受欢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的治国方略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一九八○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重新焕发.一些资深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例如在三峡大坝上马的问题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不仅提出过独立见解，甚至能够坚持己见。

在内部人事上，也出现了对中共干预的抵制。民主党派内部曾有动议，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退出，或不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试图在换届时通过选举由千家驹取代费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经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出面弹压，费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职位。

「六四」枪声响起之后，民主党派随之失声。不久迅速转向，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平暴」，并慰问戒严部队。个别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如千家驹）则远走海外，民主党派一度高涨的问政热情归於沉寂。

由联合政府成员变为「参政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下发《关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多党合作」。从此以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彻底告别了「联合政府」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历史概念，进入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时代。

定位於「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除了基本的组织活动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各种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提案、议案，体现「参政议政」的存在。虽然民主党派的工作沿袭了一九五○年代划定的「重点分工」范围，而各党派的调研、参政及提案内容，却未因这种划分而显示出明显差别，显得笼统而杂乱.由於信息不公开，民主党派的调研资讯明显不足，提交的议案也不专业，不易引起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最终流於形式。

功利化、机关化、边缘化现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权腐败，民主党派创建时的民主宪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机关化、边缘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政党特徵模糊不清。民主党派在监督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其自身也难以抵禦腐败。民主党派的边缘化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无独立政治主张：按照国际流行的政党概念，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都不适用於「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的民主党派。除了参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党派的政党特徵也逐渐消失，成为政权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党派有的仍以《共同纲领》为政纲，有的虽有政纲却与《共同纲领》大同小异。在执政党宣佈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习惯於宣称自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党动机功利化：随着老一代的领导人逐渐辞世，民主党派开始换代并迅速完成领导层的更替。新发展的党员对本党的历史传统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与诉求。

三、组织发展受限：目前各民主党派总共仅有六十五万党员，相比与中共七千万党员的规模，显然少得可怜.民主党派发展党员，仍受一九五○年代中共划定的重点分工规范，一些重要的部门和领域，至今仍是民主党派的发展禁区.

四、副职晋升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与一九五四年以来的状况并无区别，其他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级以下的实职，与建国时的阵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远不及「文革」以前的境况.民主党派人士的从政轨迹，会遵循「副职晋升」的规律，即从下一级副职晋升任上一级副职。

五、干部培训制：民主党派干部的提拔，需要通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该校被称为民主党派的「中央党校」，仿照中共中央党校的模式培训党外干部。目前中共中央党校兼具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库的职能，而社会主义学院只是一个干部晋升的台阶.

六、「交叉党员」掌权：虽然中共宣称其党员不加入民主党派，但各民主党派内部，仍存在一定数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党员（习惯上被称为「交叉党员」）。目前掌握实权的领导人，基本上是这类人物。「交叉党员」的存在及其实权地位，从组织上确保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经济机关化：如前所述，自一九五○年代起，民主党派机构从人事、经费上开始机关化。各民主党派的办公场地和日常办公经费，全部由国库支出而无需自筹.二○○五年颁佈的新《公务员法》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正式纳入公务员队伍。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参政党」与「执政党」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监督无力：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提倡：民主党派与中共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现状则是：因为利害一致，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做到了「长期共存」和「荣辱与共」；因为地位不同，在「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上难以到位。由於上述各种原因，决定了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无力对执政党实行有效的监督。

民主党派有没有未来？

自「反右」历经「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间，公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起飞，也造成中国大陆的贪腐横行，这正是消灭了民主监督的恶果。由於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维持，「反右」这一摧毁民族精神、斫丧民族元气的历史罪案，至今未得到应有的清算。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分化，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民主宪政诉求，中共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同时，不得不继续独自承担改革的全部压力。新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接任之初，对民主党派元老的优礼有加，不断释放出提高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二○○五年和二○○六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於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於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民主党派人士「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明确了把党派专项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研究解决党派机关人员编制等。

二○○六年十一月出台的《关於巩固和扩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还提出「要照顾同盟者利益」。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表决，任命原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副主席万钢为科技部部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来自民主党派的部长.这一任命确实具有诠释「照顾同盟者利益」的象徵意义，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但在原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起决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驻的部党组.

对民主党派改造既成功又失败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分水岭，毛泽东重新树立了个人权威，走向个人独裁；中共推倒了联合政府共识，走向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则从联合政府的盟友，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就中共而言，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驯化为仆从之后，当主人出现决策错误时，仆从是无力履行监督功能的。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今日中国之民主党派，距离这个理想已十分遥远.当商品经济的复兴唤醒了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到公民维权行动中时，其中并无民主党派的身影。当社会热烈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时，人们几乎听不到民主党派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知识分子党派与农民会党的结盟，其结果是前者被后者改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有「党文化」而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实际上趋同於「政权」。如果民主党派应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须反省自身执政历史的是中共。

（此文是作者在洛杉矶反右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一文的节选）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作的政治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提到“民主”，以前所未有的具体论述，勾画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景和蓝图，这说明，民主政治已经成为执政党和中国人民在下一个阶段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从党内理论工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反映看，对民主的追求和建设，已经成为理解十七大精神和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参考、借鉴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形式、类型、特征作一些探讨和设想，是必要和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下面只是一些初浅的断想，目的纯属抛砖引玉。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基本含义是“由人民来统治”。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之下，民主采取直接的、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资格，就可以在选任官员、制定政策和司法判决等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虽然享受公民资格的人很少，不包括妇女、奴隶等等。而在近代，则发展出一种叫做“代议制”的民主，即公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直接管理国家、决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选任官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观点，间接地实施统治。当然，严格来说，公民选任的还不是行政或司法官员，而是具有立法权的民意代表，再由他们任命官员。

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是民主模式的最基本的分野，也被有些人视为古代民主和近现代民主的分野。其实，主张或实行直接民主的并不只是古希腊人，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卢梭也是主张直接民主的。很明显的是，卢梭的主张与他出身在日内瓦，目睹和经历了小规模的民主有关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模还像古希腊城邦或日内瓦公国那样的基本上没有了，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等等的发展和高度复杂化，人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越来越不现实，直接民主让位于代议制民主，看来已成定论。“主权在民”不是像以前那样表现为公众集会和议事，而是通过民选代表的中介来实现，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代议制在西方确立，并为其他地区的国家接受。当然，代议制的含义不仅限于间接和中介，普选权、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选举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

其实，我们应该对代议制不感陌生，因为现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类型。虽然“代表”和“代议”看起来不同，但都不是华夏本土的典章制度，它们的英文都是representative.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把“代议制”或“议会”当成典型资产阶级的东西，似乎与我们的东西相比有天壤之别，其实我们的“人代会”也只能是congress，即议会。

虽然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模式是代表制或代议制，但我们曾经长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否定间接民主而肯定直接民主，这大概是教条主义在作怪。我们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考虑理想民主模式时明显受古代民主模式的影响，他们在《法兰西内战》二篇中提倡巴黎公社模式，这是一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从事国家管理的制度，不论我们实际上是怎么干的，我们总是习惯于以巴黎公社为理想，为楷模，明显的一例是，著名的《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第九条关于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就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办。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也是被神化了的苏维埃制度，又是一种工农兵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模式。这种实际作法与意识形态指导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妨碍我们探讨恰当的民主模式。

在肯定间接民主模式或代议制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总体情况而言，在最基层，直接的选举、罢免、讨论、管理等等是不可避免和有益的。民主意味着很多领域内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每过一段时间去投票选出议员或代表。另外，就非常重大的问题（比如国家的合并、分离、入盟）举行全民公决，也说明从根本上说，国家的统治权属于人民。

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政治中不断受到挑战和得到发展，上面说到的关于民主的主流观点在20世纪受到各种批评，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新理论、新模式传到中国，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人看到既有的民主观念受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如此深刻的批判，动摇了对于民主的基本信念，感到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反民主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有人总以为最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想用西方最时髦的理论解决中国多年以来难于解决的老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主道路和模式的问题时，既有许多理论可以参考借鉴，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仔细鉴别和澄清。现在仅以两种关于民主的新理论为例来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在各种民主模式中进行鉴别与选择。

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为许多中国人熟悉和推崇，他在书中提出一种“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反对以下这种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熊彼特将此称为古典民主学说，他说，所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福利、共同目标并不存在，不过是宗教或功利主义的虚假信念，古典学说只是在小而原始的社会才比较适合，在现代，不过是政客用来竞选和讨好选民的口号。他的主张是应该把古典学说中的两个因素颠倒过来：原来是说，首先是人民有自己明确而合理的主张，然后选出代表以保证实现这些主张，即目标第一，选代表第二；而倒过来的说法是，选举第一，目标或政策第二，人民的任务就是产生政府，“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利。”一般认为，民主必须与选举相关，选民选出体现自己利益的代表，熊彼特对此说法鄙夷不屑，他说：“选民的选举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民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

熊彼特的观点深受20世纪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所以有比较深厚的学理渊源。韦伯在研究现代国家时特别重视分工、效率，专业人材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层制（或称官僚制）的后果，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是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

我认为，虽然熊彼特的观点概括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某些事实，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正确。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选民根据候选人的政纲与自己政治信念的吻合程度决定投票。我还认为，熊彼特的立场实际上包含了较强的批判意味，与他之前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我主张，对熊彼特的理论应该仔细研究和持小心警戒的态度，因为他一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而另一方面他又给人以社会主义者的印象，他还说，他的这种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我们不能像熊彼特那样，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精英统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种叫做“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译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在欧美流行开来，因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等都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所以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关注，也有人主张中国的民主应该采纳这个模式，不应考虑受到质疑、已经过时的以投票为主要方式，按多数原则决策的代议制民主。

这种理论认为，传统的多数决定模式虽然具有程序上合理合法、能得出明确结果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数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理性或深思熟虑，而只是出于偏见或既得利益，投票仅仅是人数多寡的简单对决，但人们是有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很有可能，在理性的沟通、讨论之后人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多数-少数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多数表决制没有为人们理性协商和在更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决策留有余地。

审议民主在得到一些人大力支持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人说，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利益未见得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在现实社会中，有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和手段以理性的姿态发言，审议民主实际上有利于话语权更大的人群；还有人说，审议民主追求普遍和共同的利益，容易压制、消除特殊的视角和利益，特别是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认为，传统的、主流的民主模式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它需要审议民主的某些有益成分来加以补充和改进，但不能被它取代。传统的民主模式的缺点被夸大了，因为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的讨论和争论始终存在，并不是没有沟通和协商；另外，从操作的意义上说，什么事都不能议而不决，最后还是要靠投票来决策。也许，最好把审议民主理解为对传统民主模式的锦上添花，在民主建设的起步阶段应该把握、强调基本的、核心的内容，不能好高务远、舍本逐末。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自然会产生的问题是：那么，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民主理论和模式呢？这么问是有意义的，我们当然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是最正确的回答，也是最一般的回答，在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时，应该考虑它的具体内容。

我以为，任何现成的、主要来自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模式都只能起参考借鉴作用，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民主建设的历史条件与西方很不相同。当然，人类社会进步也有一些大致相同，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实现民主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要求。我认为，把我们就要建设的民主称为“宪政民主”，是可取的。

首先，“宪政民主”满足了赋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具体内涵的要求，也表明我们建设的民主在大方向和基本价值方面与人类政治文明公认的成果是一致的。同时，还说明这种一致只是在总的原则和精神上，我们并不想教条地、片面地照搬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一国的特殊经验。

“宪政民主”还表明，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与法治不可分离，受法治制约和保障的民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任何党派、团体、个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也是宪政民主的应有之义，比如这次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可以根据宪政民主的理念来说明。

“宪政民主”还包含这样的意思：虽然有投票和尊重多数的原则，但并不单纯照多数意见办，除了有保护少数的机制，还有一些公认的甚至是先验的原则，哪怕有多数人主张也不得实行。这样，就可以免除近代政治思想家密尔、托克维尔和今日某些中国学者担忧的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宪政民主”还要求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这对于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有很大意义，因为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不少过时的、考虑不周全的或出自部门利益、特殊利益人群的法律、法规，总之是违反宪法规定和精神的法律、法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良作用。

那么，要实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从哪里入手呢？人们根据自己对十七大报告的学习、体会，提出了各自认为最佳的切入点，比如有人认为可以从党内民主开始，有人认为基层的民主选举最重要。其实，十七大的报告有全面阐述，方方面面都是应该付诸实施的，关键是要有所突破，而不是只说不行。最要紧的是要正确把握稳妥和积极之间的关系。而近年来的事实说明，民主建设的缓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重要原因就是重视不够，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

不想推进民主建设，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种种顾虑、种种托词，比当年孙中山提出“训政”落后多了。以前，我们对“训政”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但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训政的归宿都是宪政。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今天可能还是需要训政，只不过，第一，自从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以来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训政不应该是漫无止境的长时期，训政和宪政之间的距离应该大大缩短；第二，训政不是官训民，而是民众的自我训练。我想，与其像以前那样说中国已经有了最充分的民主，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我们正在搞训政，这种训政的意思是点滴积累、循序渐进、不断成熟，是以民众为主体。

人类社会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中国人的民主之梦想，快实现了吧？

 

所谓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间，陈独秀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中表达的观点，后人将这些文字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按抗战期间与陈独秀往来密切的陶希圣的说法，“最后见解”的主要内容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独秀与我多次见面，无所不谈”，“他每次与我谈论，都鲜明表达他思想转变的方向”。陶希圣说：他虽已为某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本文所引陶希圣的言论，均见《记独秀》，《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

陶希圣特别说明：“独秀与我谈论，远在这十篇文字发表之前。”也就是说，早在1938年上半年，陈独秀已多次谈及他的“最后见解”。那么，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陶希圣回忆：

他以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他以为无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他以为若是不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达林（编者注：即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若不实现民主制，史达林死后，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陈独秀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杆。基于民主立场，陈独秀对苏联的非民主经验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认识更为根本和透彻。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著作选》，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页）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命运坎坷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国民党员白瑜感慨地说：“陈先生宽恕斯大林，胡适之先生谓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独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了一张表，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陈独秀著作选》，卷三，第558页）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俄国的苏维埃制，比起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胡适认为陈独秀这张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里。胡适说，这本书足以代表陈独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主政治深思熟虑的最后结论。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陈独秀，与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适，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如果说陈独秀是立足于政治制度层面看民主政治问题，那么陶希圣则主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看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问题。早在1929年，陶希圣就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现在的中国，从伦理的基础上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第319页）“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民众难以对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有广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说不上有强烈追求。

陶希圣十分认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为“他的远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半年内发表了陈独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战与建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等。

外号“火山”的陈独秀说过，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的“最后见解”公开后，如同瞿秋白临死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样，引起许多争论，甚至“遭当世骂”。《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陈独秀旨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责陈文体现了“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汉奸本质”。

陈独秀也明白自己永远是个不“入时合流”的“反对派”，总是充当一个艰难而别扭的角色，所谓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胡适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胡适认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具有“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胡适将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业，还是独裁政权抵制民主化进程，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同的层次，并运用不同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国际定位，使中共政权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既交往又斗争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凸显。

虽然，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也成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权小国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眼中，与朝鲜、缅甸等封闭、停滞的独裁国家，中国又是开放的、转型的、经济成功的独裁国家。的确，今日中国毕竟不同于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而是一直处在转型中的威权国家。中共政权也不再是全封闭的极权主义，而是处在转型中的半开放的威权政府，中国起码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不错的数据，政治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首先，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的。而且，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日益加深，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美国和欧洲大国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利益已经让双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敌，今日的中国民间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着中国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渐进变化，带来了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物权法等制度进步；也让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现政权不得不有所表示，从江、朱到胡、温，一踏进国际舞台，中共高官就越来越喜欢表演政治开明秀，不断派出大量官员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在法治、人权、选举、非政府组织等敏感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在经济上大力推进加入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中共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不再是一味对抗，而是灵活应对，既合作又拒绝。

在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出面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表示自己对国际呼吁的正面回应；也才会缅甸危机上进行暗中斡旋，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缅甸军政府作出某些让步。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这些举动，多少赢得了西方阵营的肯定。

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双重考虑，逐渐将其中国战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现实上。换言之，与其将中国完全推向极权小国一边，不如让中国加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游戏，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自由西方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不再是一味施加压力，而是压力与鼓励同步进行：一面敦促中共改善人权和开启政治改革，一面呼吁中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缅甸军政府这样的独裁小国之暴行，世界上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似乎束手无策，不得不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权这个大独裁身上，而在18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但是，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玩法，与直接批评中国政府的施压相比，看上去更为委婉软弱，也确实有道义瑕疵，但现实效果上肯定强于意识形态口水战，也是自由西方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方式之一，对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可以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让中国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博弈，使其逐步接受主流国家的规则，也可以破除独裁国家所坚守”主权至的上”说辞，让中国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逐步认同普世价值。

从中共政权的角度讲，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和硬实力迅速膨胀，中共政权把提高国际地位放在其外交的首位。一方面，中共仍然将维护独裁权力作为首要利益，在国内是花钱买稳定，在国际上是花钱买外交。比如，利用大订单来换取某些西方大国在人权问题上闭嘴或低调。前不久，胡锦涛政府对德国政府的报复和对法国政府的优惠，就是为了教训直率的默克尔，奖励圆滑的萨尔科奇。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吁也会满足中共现政权的虚荣心，使其觉得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胡温政权把西方世界的呼吁变成自我标榜的口号，君不见，现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闻发言人，动不动就对外宣称：”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

就当今世界民主化的进程而言，如果国际主流社会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国际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仍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