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阵线》）一文中，提出了审视历史和分析现状的一个新的视角。我非常欢迎对该文的批评和商榷。但是，在反复阅读李宪源《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复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李文）后，我还是感到比较失望，不知道李文洋洋洒洒的文字，针对的是《阵线》中的哪些具体观点，与之对应的立论又是什么。至于文中所谓“两个感觉”和“三大死穴”，在我看来，前者是无的放矢，后者是张冠李戴。

（一）

李文写道：“感觉一：陈文所述‘专政右派’和‘宪政右派’的异同演变，或许并非如作者认定那样，是一个单纯‘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线性发展’过程，而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世界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境遇，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政治两手’交替变换。”我要说，李宪源的这种说法是来自他近十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成见，而不是来自对于《阵线》一文的新鲜感觉。

《阵线》指出：“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这明明是在描述一种波普意义上的“历史‘试错’”过程，与李文所谓《阵线》“作者认定”“历史‘线性发展’过程”，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李文关于“‘政治两手’交替变换”的说法，倒是给人以“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国际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操纵者的感觉。这种“历史阴谋论”，实际上是对于所谓“操纵者”的一种虚构、夸张甚至是变相的崇拜。

李宪源说：我的第二强烈感觉，是陈子明对“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指导思想’之正统地位”的现行“专政右派”体制，表现出忧心忡忡的主要理由，就是“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言下之意是，陈子明并非因为专政右派本身的原因而反对专政右派，而是因为专政右派有可能“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才反对专政右派。我要说，这又是他对《阵线》一文的误解乃至曲解。

《阵线》指出：“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宪政派目前着重反对专政右派的理由有三：其一，“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专政右派“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正“凭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对当权者、执政者提出异议，是政治反对派的首要任务。其二，不论专政左派还是专政右派，都是专政派，都是宪政派的政治对手。但是，专政左派是过去的作恶者和未来可能（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的作恶者，专政右派是当下的作恶者。出手制止现行犯，而不是空洞地反对一切可能的罪恶，是一个严肃政治派别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从历史上看，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相比，是更加明目张胆、恬不知耻地反对自由和人权的暴虐者。因此，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鼓吹纳粹主义的政党是非法的，鼓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政党还是允许存在的。

（二）

李文称：“中国今后五十到一百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大致可以列为‘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三大危险和已经时常可以感觉得到的现实逼迫。这是陈子明全力倡导的‘宪政旗帜’，一个也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据李宪源说，只有“毛泽东”号“专政左派”才能解决难题。对于“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的现实危险性，本文不拟展开讨论。因为李宪源没有给出当代“殖民化”的确切含义，也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现在世界上那些国家可以算是被“殖民化”的国家。如果说法国、德国、日本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化”了，中国恐怕也难逃此劫；如果说印度、缅甸、越南还没有被美国“政治殖民化”，堂堂中华自然不会率先举起白旗。但是回顾历史，中国确实出现过局部的和一定程度上的殖民地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内部原因，只能归咎于当时的掌权派——专政右派或专政左派，而不能归咎于迄今为止尚未执掌过政权的宪政派。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香港、台湾、通商口岸的租界沦为殖民地，其责任者是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主义者。大家都还记得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清王室对多数汉族人的专政心态是其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主要根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殖民化。带精锐兵力入关打内战的“东北王”张学良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必须为这一事态负责。而他们都属于专政右派。

以上还只是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地化，整个中国的准殖民地化危险，则是出现在毛泽东统治初期。毛泽东当时推行“一面倒”、“全盘苏化”方针，凡是对此提出批评的民主党派人士，均受到政治迫害。直到1957年，拥护还是反对苏联，仍是辨别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之一。在政治上，毛泽东对斯大林山呼“万岁”，周恩来公开宣布“我们的阵营……统帅是苏联”。中国则负责为苏联争霸世界在亚洲地区打下手，提供炮灰。在经济上，中国被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充当苏联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提供国。为了满足苏联军方对于橡胶制品的需求，中国花费了几十万人力和十几亿人民币资金在南方开垦胶园，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在文化上，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理论读物，苏联和俄国的小说、电影、歌曲，苏式教育体制、教材和俄语，曾经一统天下。比较一下大陆、台湾各自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就不难知道哪里的“文化殖民化”程度更深。

我在两年前与杨帆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一文中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另一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杨帆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无论是在李鸿章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官买办”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都是一样的。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几家垄断企业联手抬高价格，推迟了国内轿车市场的形成，现在，他们又各自勾结跨国公司，企图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真正在培植国内品牌、设计具有自主产权车型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的，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非垄断企业。反对加入WTO，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培育起国内大市场，中国汽车行业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只有打破垄断，扫清民营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准入障碍，才能使“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成为能够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的本土经济力量，这是台湾和韩国已经做到的正面经验。在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劳动力价格一直是各种价格中增长最快的，这样才能逐步扩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培育起一个稳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农民工”工资十几年不变，储蓄和投资率持续不下，政府开支的作用不降反升（从而为交通厅局长和高速公路承包者掠夺民脂民膏敞开了大门）。用城乡二元体制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持续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为资本提供超级的服务和保障，只有在一个极权专制体制下才能做得到。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与日本、韩国、台湾都不同的“中国大陆特色”，其实质就是“专政特色”。特色之一是“低人权优势”。秦晖指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特色之二是畸高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比例。1979年至2004年，中国内地共利用外资7453.45亿美元，其中FDI 为5621.05亿美元，占75.41%。FDI的产值在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韩国、台湾的比重。2004年，港澳资金占当年FDI 的份额为32.23%，众所周知，大陆的特权机构和高官子弟在港澳开办了数不清的公司，港澳资金中有大量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更离谱的是维尔京群岛的对华直接投资，1992年仅为400万美元， 2004年达到67.3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 的比重为11.10%，超过美国（8.58%）、日本（7.48%）、韩国（3.96%），仅次于香港，位居第二。在这里面有多少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罪恶“果实”，只有天知道。从娃哈哈与达能打官司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仅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家族就在维尔京群岛建立了十几家离岸公司。把国有资产通过FDI的方式曲线私有化，把官僚资本漂白成官员的家族资本，没有专政体制的庇护，就无法形成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洗钱洪流。

（三）

18世纪末以来，宪政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世纪中期以来，前者又成为非殖民化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推动力量。

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现代公民意识形成之前，民族主义只能是无根的浮萍。在中世纪的欧洲，各王室打仗依靠的是雇佣兵，老百姓是不参合的。在前现代的中国，无论是鲜卑人、沙陀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当皇帝，老百姓也都无所谓。陈独秀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当租界的二等公民也要好过当皇帝、军阀的臣民。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就是在国人这种心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20世纪殖民主义的丧钟，是在1942年由《大西洋宪章》首先敲响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这也是世界第二波民主化的开端。非殖民化进程始于印度次大陆，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比，足以说明宪政民主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占人口少数的旁遮普人坚持对人口多数的孟加拉人实行专政，导致了东巴和西巴的分裂。印度国内的民族状况、宗教状况比巴基斯坦更加复杂，但是由于坚持实行宪政民主，至今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李文诘问：“中国一旦接纳西方列强盼促已久的‘多党竞选’‘宪政制度’，怎么确保避免外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党派政治局面重演？”笔者要反问：“你说‘重演’，难道‘多党竞选’‘宪政制度’已经在中国上演过了吗？”民国初年，曾经有过多党，也有过选举，但既没有宪政制度，也没有自由竞选。中华民国宪法是1948年才生效的，随即进入戒严状态，可以说从来没有在大陆实行过宪政。民初的参议员、众议员都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其选举过程分别受到北洋军人和南方革命党人掌控的各省都督的操纵。如果说日本、俄国乃至德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政争，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但是日本的原敬内阁曾指称中国五四运动是由美国操纵的，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能够承认吗？虽然威尔逊总统是他们当时心目中世界第一大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用一千多万军队和原子弹打败了德国和日本，为了受降和运送一百多万日本人归国，也曾有十万美国兵踏足中国土地，如果真的有李文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的战略安排，美国不需要增加一兵一卒，只要用这十万美军像在中印缅战场上那样与“国军”并肩作战，就根本无须在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再来围堵中共了。可是，当年的美国飞行员竟然把中共各战区的指挥员用最快的速度从延安送到了内战前线，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进攻计划。美国军人并不受华尔街或者反共战略家的驱使，这就是美国的宪政。

李宪源既然生活在加拿大，应当能够体会到在欧美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如何伴生和缠绕的。对于欧美的老百姓来说，鉴于“911”前车之鉴，消除中东地区潜在的核威胁和生化威胁，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需要；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帮助中东的老百姓获得自由，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善举。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血脉相通的孪生兄弟，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偶尔相逢的临时情侣，这就是昔日威尔逊主义成为过眼烟云和当下小布什主义盛极而衰的深刻背景。宪政派深知西方国家民主的局限性，绝不会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干预上，不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干预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干预。

（四）

李文一再地拿台湾说事，似乎台湾问题是宪政派的“死穴”，但是在我看来，台湾问题恰恰是专政派的“死穴”。

李文依据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道：“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宪政民主’和‘多党竞选’制度，其实际操作过程和必然结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旗号下，受金权控制之舆论的主导牵引，最终听凭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挑选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如果李宪源对于自己的分析方法真的有信心，能否在台湾大选之前就指出，谁是“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马英九还是谢长廷？让俗人们见识一下，是“阶级分析”有效还是“选举分析”有效。如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大陆方面就无需有针对性地做台湾民众的工作了，只要和“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纵横捭阖就可以了。既然现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辞与大陆官方的口径更接近了，温家宝是不是应当比朱镕基更严厉地对台湾的选举施加压力了？

一位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军界朋友说，不要听他们在口头上怎么说，只要是专政派掌权，就不可能用“文统”或“武统”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与大陆的军事准备程度无关。因为专政派从来就把一党一派的利益（或美其名曰阶级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他们是绝不肯用自己的统治稳定性来做赌注的。在随便一个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大火的情势下，专政当局根本经受不了任何一点点军事失利。

从专政派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和将来。列宁在一战期间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论，利用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的机会削弱本国统治者，以达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总还算是有一定的说头。但他在十月革命后继续解散俄国军队，答应向德国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丧权辱国条款，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连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无法接受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列宁拿了德国政府的钱财，乘坐德国政府提供的密闭火车车厢，回到国内执行破坏俄国战争潜力的使命，如果他不按照密约行事，德国政府就会揭露他的真实身份，让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英美法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导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失效，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早就脱离了俄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苏联。

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继承了列宁的衣钵。1929年，在苏联红军与中国东北军作战并入侵黑龙江省的时候，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竟然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连它的创始人陈独秀都听不下去了，陈独秀因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而被开除党籍。1941年，当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附加两国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时，中国朝野上下一片谴责之声，惟有中共出来为苏联的可耻行径辩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如果说八路军还多少与日本军队打过几次硬仗（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一再指责，成为彭德怀的一大罪名），新四军的所谓战绩基本上都是歼灭“国军”的有生力量，抢占“国府”在敌后的地盘。在潘汉年的牵针引线下，日本皇军、汪精卫伪军和新四军建立了针对国军的“非神圣同盟”，彼此之间则相安无事。毛泽东后来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他对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中共执政之后，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别向朝鲜和越南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六四”之后，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江泽民不但承认了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还搭上了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的部分领土。专政派在牺牲国家领土完整和利益方面，劣迹斑斑。

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台湾同胞就不会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专政的大陆吞并宪政的台湾，用马英九的话来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大陆一定要平反六四事件，两岸才可以谈统一问题”。王小东说：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挤不进“民主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

只有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才能成为国际社会中堂堂正正的博弈者，不因为背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包袱而在经济上吃大亏；才能如李文所说的那样，“名正言顺”地“终结祖国台海分裂局面”，进而“打造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和‘新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相应军事实力”。

 

曾经犹豫是否要写下后面的文字，因为它将部分涉及孙先生的个人生活，我不喜欢随便透露这样的信息，毕竟，政治异议者更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问孙先生，他平和地说：“可以写，由你决定。”这可真是个好脾气的老头，尤其是，多年的交往已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他对我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那天晚上，孙先生去隔壁找资料的时候，师母坐到我的对面：“小杨，你赞成孙文广这么做吗？”

摸不清底细，只得含糊道：“孙老师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那也要看年龄，他可是73岁的人了，反正是选不上的，做做样子就行了，用得着天天往食堂跑吗？”看来师母并不赞同孙先生的做法，“他孙文广能有多少钱？一场选举下来，一万多份材料，一万多块钱就没了，他还到处冒充有钱人，捐款一千一千地往外拿，这其中可都有我的一半，他这是拿我的钱做好人。还有，每个月光打字费就要一千多，可你看这个家里有件象样家具没有？”四下环顾，是没做任何装修的房子和陈旧简陋的家具，确实很难想象这是一位知名教授的家。

孙先生从隔壁回来，看师母正义愤填膺地数落他的不是，扭头就走，师母更来火了：“02年孙文广跑到香港去反江泽民，我单位同事听到外电报导后打电话告诉我，我知道这篓子捅大了，第二天就去北京找徐显明，心想人要是被抓了总得有个律师吧。他倒好，反完江泽民又整法轮功的事，这些我都支持，他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反对的道理。可他还不算完，六四又要去北京，去完北京又闹什么选举，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么不要命地干有什么用？别以为能整出什么名堂，共产党厉害着呢，不搭理他就是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师母的话。其实我知道，这天最让她不高兴的，是几位素不相识的拜访者。一开始，是师母接的电话，对方却不肯对她说明身份，这让她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而拜访者又是带着小孩子来的，一进门就在客厅里拉屎撒尿。尽管拜访者也有她们的苦衷，但对她来说，生活确实被弄得一团糟。“孙文广能管得了天下事吗？我看他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搞选举，中午一回家就要吃饭，吃完就走，就连我病了都不管，晚上我要他住在隔壁照应一下，他答应过了，开着灯，却偷偷跑到书房去写文章，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死了他都不知道。嫁给他实指望能过个舒心日子，谁知道老来却过成这样！”

正说着，孙先生又回到客厅，看师母真生气了，便坐在沙发上点头认错，师母的气还没消，“平时一说你就和我吵架，怎么小杨来了你倒没话说了？有你这样的民主人士吗？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关心，能关心全中国劳苦大众吗？难道民主人士都是这样？未必，我看刘晓波就不是这样，陈西也不是这样，他们都懂得关心自己的爱人。我看你是假民主。还学者呢，坐在这个屋子里你是学者，可你到国外看看，谁认识你？不就整几篇文章上网吗？别以为就你会写，我是大夫，难道写病历就不是写字？我也要写文章上网，揭露孙文广。”

孙先生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侧身对我说：“你师母有气可以理解，我对她关心不够，以后注意。”

我则顺着师母的话说了孙先生几句，渐渐地，师母没那么生气了，大家又一起扯些闲话，师母才起身去了卧室。

“这段时间白天搞选举，晚上还要赶文章，身体确实吃不消，没顾上照顾她。”
孙先生解释说，“原先学校给我压力，我不怕，他们又找她，也给她顶回去了，他们就通过做她女伴的思想工作，间接地给她说三道四，她对我不满意，可能有这方面原因。她各方面压力确实很大。”

我坦白地对孙先生说：“师母的抱怨有道理，毕竟在多数问题上她还是支持你的，在这次选举之后，你该好好休息，多照顾一下师母，你又不是职业革命家，首先还是要把家庭生活搞好。至于明年的六四，我看你也不一定非去天安门广场不可。”这时候，我有点后悔让孙先生卷入去年夏天声援陈光诚的沂南之行，不管怎么说，那次远行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另外，他曾长期关照和提携原临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李群，从私人感情上讲，那次沂南之行意味着他与李群私交的破裂。如果没有我的提议，他本不必前去。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提议是欠考虑的。

孙先生沉默不语，我知道，在每年六四去天安门广场一事上，任何压力都不曾动摇过他。孙先生女儿就读的大学党委曾经向孩子施压，要她回济南做孙先生工作，无论如何要阻止孙先生六四去北京，可孙先生就一句话：“做我的女儿，就要承受这些。”孙先生五十岁结婚，膝下只有这一个孩子，孩子学习成绩很好，高中升学考试获全济南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品学兼优，但父亲的敏感身份始终使她的前途笼罩着阴影，孩子年龄还小，不理解父亲，在警方和校方的双重压力下，对孙先生产生了怨恨：“人家说没有父亲的孩子可怜，我比没有父亲的孩子更可怜，我还不如没有这样的父亲。”

我再三问孙师母这是否孩子的原话，在得到确认之后，我决定如实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今天的政治异议者遭遇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异样的残酷。多年来，接触过许多政治异议者的家庭成员，他们承担了不应有的压力，甚至，有很多家庭因为政治缘故而破裂，原本好好的家庭转眼就妻离子散，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悲剧，如今，孩子对孙先生的误解和对立，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伤害。政治上的抗争本只是孙先生一人的选择，但在株连政策之下，孙先生的选择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可这能怪罪孙先生吗？在良心与亲情之间，如何能够找到巧妙的平衡？如果不能，异议者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冲突？

这几乎是中国的每个政治异议者都曾面对的冲突，压力之下，有的人为了亲情而放弃了公开发言，有的人则为了抗争而牺牲了亲情，要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既需要生活的技巧，又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现实往往迫使异议者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做出牺牲。

孙先生不曾对外界说出这些，并不表明没有遭受政治压力；他在坚持，并不表明他内心就没有痛苦。去年的那次抄家，穿制服的警察隔几米站一个，从孙先生家门口一直站到家属院大门，声势之浩大，显然是要给他制造心理威慑，这很让人担心，因为他和师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人生在世，谁都无法回避亲情的牵绊，面对女儿的怨恨和师母的指责，究竟是什么让73岁的孙文广老师顽强地坚持着？莫非，孙老师天生就有一种偏执狂热的性格？可生活中的孙文广十分谦虚平和，而且，曾经担任的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的职务，也证明他懂得与人相处的技巧。应该说，他的坚持来自于对专制政治的本能反感，从个人经历上讲，不到30岁他就被打入另册，屡遭磨难，接近五十岁才重获自由，五十岁，对一个人来说，是思想和性格已经定型的年龄，事实证明早年所受的政治迫害，不仅未能将他压倒，相反却坚定了他以反抗强权专制为己任的终生追求；但另一方面，早年不正常的受迫害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粗疏和简单的习惯，从这方面讲，不得不说孙先生是有欠缺的。

我不怀疑孙先生会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但问题是，对立志追求自由的公民来说，来自政治上的迫害只是横亘这条道路上的阻力之一，在长期的坚持中，生计、亲情、挫败感往往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有效地消磨着抗争者的意志。近年来，古稀之年的孙文广先生一直站在争取言论自由、公民维权的前线，不曾稍有犹疑和退却，而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更是捅破了所谓直接选举的谎言，并以事实和数据证明了“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判断，但是，除了良心的力量，孙先生并无其它资源，有些网民或外电听众得知孙先生家庭住址后找上门来，希望能从孙先生这里获得帮助，孙先生对我说，除了安慰之外，他其实帮不上什么忙，说到这里，孙先生显得有些愧疚，我想，也许这就是他屡屡拿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捐给人权受害者的原因。在我们的一次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孙先生的那种无奈，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陷入沉默，是的，我们不知道中国社会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民主化进程，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凭着良知和信念顽强坚守。写到这里，想起贺卫方先生的演讲词《宪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引用的文字，“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哪些人的说法，他们说法治要寄希望于法律、宪法和法院。不是这样的，法律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话，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也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是的，这样一个无声的中国，总要有人坚守下去，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那么，整个社会将无自由可言，只有向着我们的内心呼唤自由，自由的声音才可能成为时代的洪流。

孙文广的坚持无疑便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可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唤醒自由，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就孙文广而言，他几乎不可能承担更多了，在他的每一个炽热文字背后，都是生命意志的超常规透支，事实上，他走得很累。我想，至少我必须让自己意识到，不能再给孙先生任何负担。

好在孙文广并不孤独，好友李昌玉、老教授孙柏录、来自贵州的陈西、我与孙先生共同的朋友车宏年以及众多的山大学生和教师••••••这些支持孙文广行使其公民权利的人，他们心中的自由都没有死去。也许，这些不曾沉睡的心灵，会给孙先生足可感到慰藉的欢喜，并使他可以不必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山东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传统深厚、凡事不为天下先的地方，由于孙先生长期的公开发言，山东大学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心群体，这在目前的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孙文广先生以一人抗衡一个制度的精神力量，几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这种局面的产生。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孙文广先生则用其韧性的坚持阶段性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尽管政治高压和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良心坚守十分困难，尽管我希望他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家庭生活，但我很清楚，这个屡遭政治迫害的老人是不会停下来的，由良心指引的抗争早已成为他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的言行，客观而言，是这个时代民族财富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孙文广这个瘦弱老头的身上确实蕴涵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感动着展板面前的师生，我相信也将为他最终赢得女儿发自真心的敬重。

而孙文广先生的尝试告诉我们，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谁都不可以只接受现实的压力而不试图改变现实。事实上，除了良心和勇气，孙文广先生几乎一无所有，他也不是那种以思想能力见长的人，但孙先生活得简单、真诚、透明，他的行动和语言遵循着相同的道德尺度，因此而感动和激励了很多人。孙先生的存在证明：有赖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适价值，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可能呈现并迸发出力量。

希望未来的中国不要忘记这些民族良心的艰难付出，尽管他从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多年来，孙先生完全是用自己的退休金在坚持，每印一本书就要花去几万块钱）；希望未来的人们能够拥有一份感动，对孙文广先生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来说，为了维护内心的自由根基，确实已经拼尽了全力，他们痛苦、无奈，最终却无法选择放弃。

 

在全国总工会义救山西黑窑民工的德政之后，“工会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正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显性政治问题。同样，在这个显性政治问题之下，对于劳资双方的纠纷，“工会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也成了一个关乎社会公义的大问题。

华为辞退5100名职工的事件发生了，四川剑南春酒厂辞退498名农民工的事件发生了，媒体也予以了真实的报道，但我们却听不到企业工会的声音，甚至疑问：华为与剑南春两大企业是否有工会？对于影响较大的华为事件，全国总工会先是声称“不急于表态”，随后又王顾左右而他：“现在根据方方面面掌握的情况，华为可能有它的特殊性，目前因为它的职工没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其中，“这方面的意见”是指工人对企业违反劳动法的指控。全总确认劳方“没提这方面的意见”的时间是2007年11月5日，五天后即11月10日有媒体消息称：广东省总工会的负责人于9日约见了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华为事件十分重视，要求坚决纠正对《劳动合同法》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差”，以求“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云云。

广东省总工会的约见行为，没有涉及劳动合同法与工会法的具体条款落实，仍是政治性说词并且大有驴唇不对马嘴之态，比如第一条说为：企业加大员工维权力度。让侵权者维权，岂不是奸幼惯犯当了幼儿园园长？第二条就更加滑稽，一如我曾用过的一个判断那样——“缺德得有些可爱”，其云：“企业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听取职工意见，并与工会协商决定。”其中，若无理解上巨大偏差的话，“工会”二字是指华为企业的工会。可是时至今日，连与华为总部同城的《南方日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报纸）都发表专文，指出“华为事件在程序上存在纰漏”，而华为工会仍未出来说话。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被辞职工起诉企业工会的不作为。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工会早已工贼化，它就是资方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广东省总工会一套政治说词倒算有法可依，即工会法第三十八条上半部分所云：“企业、事业单位研究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工会意见。”

几乎与华为事件发生的同时，四川省剑南春酒厂也以规避新劳动法为取向，辞退了498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是农民工，不在酒厂正式工人名册。公开报道说：“他们由绵竹辖内17个乡镇招募而来，主要按件计酬，分布在卸酒、装酒、烤酒不同岗位上，约80%为女工，多数在酒厂做工超过10年，年纪超过40岁。”虽然说事后企业收回“成命”，但是498名被辞退工人中只有160人返回。

猜测而言，其余338人应当是尊严上受不了，才不愿“吃回头草”。

在这场无耻的资方强权裸奔大戏里，绵竹市劳保局支持资方，中共地方党委支持资方，其原因在于：“剑南春是绵竹市的支柱企业，贡献给当地的财税占当地总财税的50%以上，最鼎盛的时候达70%，一个酒厂养活了一座城。”——职任中共绵竹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地方要员如是说。

在资方受到党政二系强挺之际，全国总工会没有发言，四川省总工会没有发言，企业是否有工会也仍是一个疑问。与工会“集体失语”相对应，工会法第三十八条的下半部分称：“召开讨论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剑南春酒厂对农民工如此刻苛的低工资设置，以及如此规避法律的欺诈，“工会持何态度？”似乎成为一项重大“国家机密”！而单位是否有工会，既有之，“工会代表与会否？”也成为一个知情权项下的“哑谜”！

指称剑南春刻苛的低工资，有抽样依据：一位从早8点到晚上5点半、工作八小时以上（中午应有一小时吃饭与休息时间）、周六还要加班的女工，一月干满，才能拿到600块钱的工资。她在剑南春酒厂已经干了19年。说合同欺诈，则不用抽样，因为每年一签的劳动合同都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形成每年只有11个月合同的陷阱。谁能相信干了19年的一个职工，还须在同一岗位上“年年试用”呢？

可以说，无论华为事件还是剑南春事件，都说明中国正处于最粗俗的血汗资本主义时期。作为学者，我个人也欢迎中共权力核心层最近一系列的关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讲话，但是，在粗俗的血汗资本主义境况下，工会缺位，首先不是个立法问题，而是政治伦理问题。工会缺位的根本原因又在于立法伦理的缺失，因为工会法的“五坚持一协助”实际上扼死了工会的传统活力，使它们不得不选择工贼化方向。

此“五坚持”即工会法第四条规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此“一协助”即工会法第五条规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这样的法条表明：尽管现有工会系统基本上工贼化，但是要绕过“五坚持一协助”去组织工会，必然发生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是否废止现行工会法、重新立法，即给予民间自治工会以合法权力，也成了检验中共权力核心层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之政治诺言的一大现实标准。同时，工会不能去工贼化，民间维权的政治风险将越积越高，毕竟今后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政治的“双危”高峰期，强力政治镇制会随着“双危”的显性化而加强。

——————

2007年12月6日，写于绵逸书房

 

12月16日国务院公布《放假办法》 （注）决定清明、端午、中秋定为公民假日，各放假一天。这是个大好消息，是盼望多少年的好事，其意义重大，本人表示坚决支持。

2005年我曾给全国人大政协写公开信，建议把清明定为公众假日，从那年开始，每年清明我都去英雄山，并送上悼文或悼念条幅。

把清明定为公民假日，是我多年的美梦，现在美梦终于成真。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国务院近年来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很值得称赞，意义深远。这是复兴中国的悼念文化、清明文化、传统文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也应该是深层改革的一个好的开始。

《办法》从明年元月一日开始实施，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第一个清明公民假日的到来。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准备如何度过这几十年来第一个清明公共假日。让我们在那一天做出些有意义的、让我们终生难忘的事情。在那一天，我要悼念自己故去的亲人，我还要走出家门，悼念历史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悼念在历次运动中的无辜受害者，悼念那些值得纪念的英灵。

我们应该通过清明悼念活动，重温历史，不忘祖先，不忘过去，慎终追远，溯流求本，重塑清明文化、悼念文化、传统文化，把我们祖先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2008年元旦国务院的《办法》就要实行，这也向人们展现了2008年的乐观前景，愿在这新的一年，大家再接再励，开创新的局面，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附上我有关清明的几篇短文，也是表示对国务院决定的坚决支持。

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2007年12月18日 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建议清明节为法定公众假日——再致两会公开信

（ 2005 年3 月1 日）

“清明”是祭奠故人和祖先的日子，也是悼念自由民主战士的节日。

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明文规定“清明节”为公众假日，放假一天。

大陆应该向他们学习，尊重传统，尊重历史、不忘先人，不忘祖宗，明令规定“清明节”放假一天。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交往日益增多，由於法定节日不同，增加了很多不便。大陆增加“清明”為公众假日，有利于两岸三地在节假日上逐步走向统一。

香港的公共假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都是公众假日。香港另一部分假日，受伦敦银行假期的影响，英国银行休息，香港也放假，如圣诞节等。（《港澳知识手册》 P116）

近年我国的“国庆日”、“五一节”改为放长假七天，是谓“黄金周”，本来想刺激经济，几年下来，才发现不少弊端；如“黄金周”为交通和某些地区（旅游地区）带来了沉重负担，给社会资源带来压力和浪费，使政府部门和多数企业陷入停顿状态，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也给国际交往增加障碍。

因此建议 ：减少“十一”“五一”放长假的时间，增加一些传统节日為公众假日 ，先从增加“清明节”放假一天开始。

以上当否，请答复。

2005 年3 月 1日 于山东大学联系电话：0531－ 8365021

建议四五清明悼紫阳

（2005年 3月 24日）

（仿杜牧清明）

清明时节闹纷纷，

路上思念紫阳魂；

借问花圈何处有，

老者遥指天安门。

赵紫阳先生今年一月十七号去世，很多人都想前去悼念，参加告别仪式，但多数受阻于紫阳故居之前和八宝山礼堂之外。有的大学生竟被困地铁站中，看来有些领导人害怕民众追悼紫阳先生。

** 大学生要清明公祭赵紫阳**

赵紫阳因为同情大学生，反对开枪射杀学生，因而被罢总书记，软禁 15年，至死不悔。学生们对此心知肚明，充满感激。

紫阳逝世后，在今年的二月一日，北京大学的十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份《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公祭赵紫阳致全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呼吁全国大学生，在清明时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赵紫阳先生，他们希望得到支持和声援。

我想，他们的正义要求，应该得到大家的回应。

** 到英雄碑前悼念紫阳 **

每个城市，都有悼念历史英雄人物的去处，在很长一段时期，各大中小学，在“清明节”前后都要组织学生去英雄纪念碑（或烈士陵园等纪念场所）悼念先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让每个人，特别是青少年，利用清明时节，悼念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出贡献的先人，向那些受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致死的人致意。通过这种行动，使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脱离现实，传续先人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人格，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

清明纪念先人、英烈，是正义的行动，很有意义。凡是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都会支援这种行动，会提供一些方便，贡献一份心意。

至于到底哪些人值得悼念？民众之间、官员之间，可能有不同看法，在这里应该多一些宽容，我不反对他人悼念自己的领袖、革命家、军事家；也希望别人不要介意，我们有自己的英雄和偶像，在清明前后，我们不妨在公共纪念场合，各自举行悼念活动。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只要互不妨害。

**1976 “四五运动”值得借鉴 **

1976 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消息突然传出，适逢严冬季节，人们一时难於表达哀思。但是经过一段沉淀，在四月清明节前的三月下旬，有很多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送花圈，张贴纪念诗词和悼文。他们的悼念活动被定为“四五反革命事件”，参加活动者遭到残酷镇压，很多人被抓，被判刑。

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五个月后当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锒铛入狱。 1978年，“四五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当年的“反革命”，成了“英雄人物”，当年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成了阶下囚。天上地下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我估计，今天的某些掌权者，不会学习“四人帮”，步“四人帮”后尘。

** 黑衣上街悼紫阳**

今年的 1 月，有些青年人提出黑衣上街悼念赵紫阳，我写了一篇“支持黒衣上街”的文章。我认为在某段时间，采用穿黑衣的办法，悼念紫阳，是很有创意的，这种办法在清明前后也可以使用。有心悼念紫阳的人，在清明时节穿上黒衣服上街，或者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其他纪念场合也可以）转一转，这是寄托哀思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既简单、可行，又不过分张扬，风险极小，何不试试看？

不久前我给“人大”写公开信，建议把“清明节”按台湾，香港的惯例，定为国家公共假日，放假一天，为悼念先人提供方便。但是至今没有回音。

今年清明节（四月五日）是星期二，不是公共假日，为了考虑上班族的方便，悼念活动不妨从星期六（四月二日），即清明节前的第一个假日开始。

利用清明时节，悼念自己心目中，争民主、争自由的英雄，不但今年可行，年年都可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小水滴可变溪流，小溪可成大河。只要有信心，从小事做起，表达民意，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终能成就中国自由、民主的大业。

2005 年3月 24日 星期四于山东大学

（大参考、新世纪、大纪元、博讯）

英雄山上祭紫阳——四五清明纪事

（2005年 4月 10日）

4 月 5日 清明节，我穿黑衣去济南英雄山在纪念塔祭奠赵紫阳先生。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 3月1 日，我写了给两会的公开信《建议清明节为法定公众假日》，该信没有得到回应。

今年 3月24 日我又写了一文章《建议四五清明悼念紫阳》，建议有意者，穿黒衣服，去公共悼念场所，悼念心目中的英雄赵紫阳先生。

山东，济南有英雄山，山上有纪念塔，每个清明都有学生等，到此举行祭奠活动。 今年 4 月5 日我和朋友一起，到了英雄山，在纪念塔旁，贴了一位老朋友的诗，这首诗是山东大学一位八十岁的退休老教授所写，无处发表，他已无力登山，征得同意，我将此诗贴了出来。诗曰：“清明祭紫阳，百花献灵堂，傲菊寒霜打，春色难阻挡。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

当日山顶风很大，很多花圈已被吹走，少数绑在铁栏杆上的花圈和几朵小花还在，署名和祭文都已不见了。我心想花虽不多，诚意可贵。

在英雄山顶，我流连徘徊，浮想联翩。

现在中国大陆，没有可能召开 “赵紫阳追悼大会”，有心者只能到英雄山，英雄碑之前去悼念英灵。大众的悼念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谁也不该禁止。如果有什么人，要制定出一个什么“文件”，说不准悼念前总理、前总书记、共产党员赵紫阳，那这个人必会遭到大众的谴责。

年年都有清明，年年都可以悼念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悼念那些为自由，為民主，为信仰而作出贡献的先人。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呼吁，早日把清明节定为国家公共假日，让上班族也有时间在清明祭奠故人。

2005 年4月 10日 于山东大学

我想清明出门悼烈士

（2007 年 4月 1日）

清明节就要到来，让我们走出家门，悼念自己心目中的烈士，悼念那些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烈士，悼念那些为争取信仰自由而牺牲的、为捍卫人权而牺牲的烈士，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英勇行为将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中国必须重建悼念文化。

（一）关于清明节的建议和行动

2005 年3 月初，我给两会写了公开信，建议学港台，把清明定为公众假日，放假一天，以便悼念故人，（注 1：见《呼唤自由》 P358 ）。时至今日，两会没有回音，清明节还不是公众假日。

当年 3月 24 日我写了《建议清明悼紫阳》（注2：见《呼唤自由》 P359 ）。 4月 5日清明，我身穿黑衣去了济南英雄山上烈士碑前悼念紫阳先生，并送上了好友史若平老师写的诗文《悼紫阳》（注 3：《呼唤自由》 P362）。

2006 年清明我又去了英雄山，在烈士碑前祭奠。

今年清明，只要条件（外界条件和身体状况）允许，我还要再去济南英雄山烈士碑前，悼念英雄，悼念烈士，可能傍中午才能到达。

（二）清明节悼念哪些烈士？

应该悼念为争取民主，争取信仰自由而牺牲的烈士，为捍卫人权而牺牲的烈士，从历史上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军烈士，如山东的抗日烈士张自忠（注 3： 张自忠山东临清人，抗日战争中，任国军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壮烈殉国）。还有国内战争中捍卫人权的烈士、 1949年后有反抗暴政，维护自由权利的张志新烈士，以及英雄事迹尚未被公众所知的无名烈士，这些烈士的英名将永垂千古，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四五清明节正是纪念这些烈士的最佳时机。

（三）悼念烈士，有分歧怎么办？

谁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烈士？各人认识不同，差异很大，为了避免冲突，可以先“求大同”， 有些烈士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如辛亥革命中的烈士、抗日战争中的烈士、“文革”中的张志新烈士，都不会有分歧。“悼念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烈士”，这也应该没有分歧，我们总不能悼念哪些维护专制、邪恶的人吧？。对有重大分歧的“烈士”，我们也可以互相保留看法，各人纪念自己心目中的烈士。

中国必须重建悼念文化。

（四）何处悼念烈士？

悼念烈士的地点，应该选在在交通比较方便，众所周知的位置，如很多城市中的英雄纪念碑，烈士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等地。纪念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在清明那天，到纪念地去走一趟，看一看，有时间可以多停留一会，忙碌者可以看看就走，开车者可以转一圈，重在心祭。有人愿穿黑衣服，南方愿穿白衣，有人想送上一份小小的悼念物品，如纸花，飘带，悼词，小诗，花圈等都是可以的。悼念形式要简朴、易行，如果参加人多可能会遇见些熟人，得到意外收获。

（五）警方会干涉么？

警方理应保护公民悼念烈士的权利，我想不会干预，如果有人无理干涉，应该少和他们纠缠，讲道理就是宪法第 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宪法第 37条：公民人身自由不容侵犯。如果他们人多势众，仗势欺人，一定要记住骂不还口，打不还口，避免吃亏。另外不要忘了，当他们要带走人时，请他们出示证件。

2007 年4月 1日 于山东大学（0531－ 88365021） .

【2007年12月19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道/本台记者星期二打电话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询问情况。她表示：“是有这么一回事吧,是用凳子把他打了,额头被打破了,我是九月份去看得她,那时候没有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原来关的人都挺多的,什么犯人都有。” 本台记者于是又打电话给监狱的狱政支队了解情况：对方起初说不了解,后来又不承认有这样的事,但他却对消息的来源很感兴趣。 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记者：我是记者。 官员：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哪个网站？我想看一下。我不是很清楚，我先看一下好吗？不可能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对此，身在西班牙的黄河清向我们证实说：“我写的事非常客观的，我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就写了，已经晚了，那么他被打之后呢，是别人看见了转告了他们的亲友，我的来源是绝对可靠的，十一月五号被打得，他拄着拐杖是人家十二月看见的，拄着拐杖一定是腿被打坏了，腿是不是精神病人打得，这一点我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脑袋是精神病人用凳子砸坏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黄河清还说：早在严正学这次被打之前，严正学曾经托人带出了一封长信，里面详细披露了他在狱中所面临的危险境地。因此，黄河清一知道严正学被打坏脑袋，就赶紧发了信息。黄河清说：“在这被打之前，曾经他有过信出来的，他的那封信不止我看见，好多人看见了，这封信里就披露了他跟社会上的流氓头子关在一起，这中间也有精神病人，这是很长的一封信，他托人带出来并被披露了，但是不是公开披露，是私下的，就是说他在被打坏脑袋之前也曾经被打过，而且他在那封信里表现得非常恐惧，认为自己会被整死，所以我就赶紧的发了这个信息”。 今年六十三岁的严正学是一位作家，画家，长期关注百姓的权利，并为他们维权，他因此十三次被关押。据他的妻子朱春柳讲，严正学身体很差，血压很高，肾病，眼睛出血，腰部也有问题。但是他还要每天八小时的在狱中劳动。 本台记者问到那位官员有关逼严正学劳动的事时，他表示：”我们了解一下，他身体不好不会给他劳动的。” 严正学的律师李建强表示，本来他以为严正学被提前释放的可能性很大。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容易在服刑期间释放，首先他年龄比较大，再有就是他的态度也不是很对抗，他又是个画家，在监狱里有这个专长我觉得，监狱那边应该对他有好一点的待遇，提前释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也呼吁外界关注严正学身体及其他状况，使得他能够尽快保外就医。

【2007年12月19日狱委讯】严正学在浙江省衢州市监狱被与神经病 人关押在一起，遭神经病人用凳子砸破脑袋，血流如注。本月初， 有人看到严拄着拐杖行走，脑门有伤。  严正学是行为艺术家、画家、作家、维权英雄，是独立中文笔会会  员，年近古稀。他曾100次为民请命，与官府对薄公堂，13次被抓捕  关押；今年4月，被浙江省台州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  三年，现关押在浙江省十里丰监狱。  严正学抗议衢州监狱当局将严正学与神经病人关押在一起，强烈要求  迅速改变这一非法现状，让严正学在狱中得到医治，得到正常的人道  的待遇。  呼吁独立中文笔会及时救助严正学，呼吁人们关注严正学，给严正学  送温暖。值新年春节圣诞将届之际，请给严正学寄明信片，请寄往：  浙江省衢州市106信箱64分箱严正学收。（邮政编码：324019）明信  片请只写关心祝福文字，儒学、圣经、佛典语，否则，寄不到本人手  中。  吁请有心人给监狱方打电话，要求改善严正学狱中待遇。现关押严正  学监狱通讯资料：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地址：衢州市衢江区十里丰电  话：  纪 监 室：86-570-2926-516  狱政支队：86-570-2926-056  黄河清 鞠躬叩谢！  （2007年12月17日于西班牙）

 

出生于非洲埃塞俄比亚，逃离祖国残酷战火，移民美国后一直努力寻找个人认同的年轻作家迪纳夫。孟格斯图（Dinaw Mengestu），上周以其自传色彩强烈的小说《革命儿女》（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获得了英国的卫报处女作奖。

去年得到这一奖项的是多获好评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的作者、旅美中国女作家李翊云。

 

新《江南》改刊两年以来，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新《江南》进一步瞄准市场，金秋推出精心制作的《江南·长篇小说月报试刊号》。试刊号由目前图书市场最有人气的领军人物海岩、韩寒同时登陆，再次掀起《舞者》(冰卷和火卷)和《光荣日》的热读高潮。据悉，此举旨在把《江南》杂志打造成中国影视长篇小说第一刊。

 

●本周人物：姜昆、赵本山、余虹、郭沫若

黄集伟在《一周语文》里引用了程永新一句话：“在王蒙的小说里，既不会拷问自己，也不会拷问别人，他用机智和幽默把自己混过去。”牛人也是人，所以也免不了有些三长两短，但牛人之所以为牛，就在于人家能混过去。不管用机智、幽默还是厚黑，反正是本事。

姜昆很忙，刚在艺人公众形象满意度排名夺冠，又搞曲艺新人新作汇报演出，还张罗纪念马季的专场晚会，姜昆有着马不停蹄的充实。在一次采访中，姜昆谈了相声衰落，“我们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一方面是来自商业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没有用创新思维来写出好作品。”至于自己承担的职责，姜昆这样描述，“主要精力放在曲协主持工作，包括怎么样把曲艺振兴起来，引导大家进行创作等等，这是我目前工作的本质。”

姜昆一向引领相声界的风潮，做主持，开网站，办报纸，当领导，机智不在王蒙之下。在相声衰落这个问题上，姜昆每每谈起，虽然隔靴搔痒，倒也都有话可说，还挺意味深长。但是，我从没见他拷问过自己。不知上面的回答，算不算把自己混过去？

赵本山最近有点麻烦，父亲去世，拍广告有后遗症，还被全民追问到底上不上春晚。要说这春晚，我看是一定要上的，一来，“过除夕，吃饺子，看本山”是全国人民过年的三大件，不好不上；二来，一旦不上，大家一定猜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至于本山是否善用机智幽默把自己混过去，不好说，反正从来没见过他拷问过谁。葛优曾代言过一个造林的广告，后来该项目犯事了，非法集资，葛优除了向大家道歉，还上缴了自己的代言费用。其实，如果想混，也不是就混不过去，看来葛优不缺少幽默，但缺点“机智”，是个实在人。

人大教授余虹自杀成了网络热点，让我有点意外。浏览了一些评论，都醉翁之意不在虹，都拿人民大学作靶子，说些风凉话。大致论调是：是自杀没问题，学者没受迫害，学术上也正走上坡，但人是你人民大学的人，总得拷问你人民大学一下。我打听其所作所为，没什么料可供时评家发感慨，我们尊重死者死的自由，没必要上纲上线。但看遗言，有“自杀不易，活着更难”的话，于是我大胆“索引”一下，余虹应该会拷问别人，同时也拷问自己，而且不太机智，也不太幽默，实在没办法让自己混过去。再往前数，梁巨川、王国维、傅雷、、老舍、海子这些人，大概也是没有让自己混过去的本事吧。

《南都周刊》搞了一个活动，评选新诗九十年十大诗人。听说第一名是穆旦，有新意，第二名是北岛，不意外。第十名是郭沫若，估计争议不小，如果我来拟争论的题目，可能会这样起：不拷问自己的的诗人算不算诗人？

 

一，派系斗争妥协无民主内涵

海外观察者热衷于中共派系斗争。一些人说，无论如何，这种派系的存在比不存在好，斗争比无斗争好，一来二去，说不定就假戏真做，变成类似民主国家之竞争游戏了；他们的游戏规则虽不成形，却会逐步从半生不熟变得较为成熟，最后乃至滥透喷香。

这种逻辑递进主义真让人哭笑不得！对于这个说法，我们给予的回复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确的：你的逻辑缺少一个起码的前提条件——就是独裁者之间的博弈和民主竞争的同一性。民主的党派竞争之前提是国家的民主制衡机制和机会均等机制，而极权国家政治派系的内斗，则祇包涵权贵本身狭隘的私利及其特权。这个区分是很明确的。你要转变这个区分，就要转变这个利益分配和权利产生的机制，否则，他们后面的利益驱动有异，民主和独裁也就泾渭分明。

先说民主竞争。这个竞争虽是各地方，各阶层代表之间利益的争夺，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他们都不是上层几个政客的排位游戏，其终局要适应选民的多数即多数人的利益。即便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竞选，也是基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他们的复兴主张的认同，且伙同到国家主义的报复情绪中，而背离了民主的其他选项。他们的选举过程亦堪称民主，而且是德国全民狂妄多数的权利意志展现。虽然这个选项大错特错了，但是却符合全民意志和国家意志。其关键在于，他们实行了对于民主的负筛选，连兴登堡这样的元老也不懂得俾斯麦的均衡外交政策，一味支持希特勒的崛起。于是，说希特勒利用了民主，含意正好在此。不管怎样，他至少没有取消这个选举过程。包含他的GDP增长30%，都是德国人欣喜若狂之由。

中共代表大会是不是在内涵上，甚至在表面上实行了这个过程呢？他们的差额选举和独裁决定论是不是某种普世皆宜的政党竞争法，来出台他们的决议和选出他们的人员呢？所谓他们在此会议上出现的派系斗争和派系妥协政策，是不是已经正在转变成为民主和前民主游戏了呢？至少从历史出发，人们尚未找到可资借鉴的例证。中共派系争斗并非从今日始。中共党内在夺权前后都不是铁板一块。从陈独秀时期就开始了以他为借镜的党内派系斗争：陈是托洛茨基观点的代表，周恩来等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了毛主席下台时期，更是显出党内斗争的复杂和严酷。但其间都不乏妥协和所谓的制衡。以后八大也是有派系的，他们取缔了毛泽东思想于党章，却未见不妥协而你死我活。文革里的派系就不用说了。毛始终在玩弄左右两派——周恩来的官僚体系和江青即毛自己的文革体系。两相对峙也不是你死我活。死了的既有毛派，也有周派。到了邓时期，邓、陈和胡、赵之间也是某种斗争和妥协，还有他本人和陈云、彭真等各种潜在和台面上的斗争。直到这个妥协在六四后完结。可以说，毛时代前后的党内派系斗争，并不因之多少产生过妥协，就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处在民主转型的新阶段了，这个新阶段还很远，道路还很长。人们等到邓时代来临，又说这个邓会带领我们民主了，政改了；但是坦克说明了一切。现在人们又说，隔代指定没有了，他们派系了，制约机制就要来了，民主就要来了。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的看法根本之错何在？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没有民主进程的萌芽和开始，就没有正常的政党竞争机制可以启动。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在极权国家里先行开始民主前进程，到了民主时代，就连带把这个美丽的极权后尾巴一并带入健康社会这回事，所以，说这个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健康竞争的党，甚至正在逐渐脱离无规则状态，这个判断，有多少正确性可言？

再有，极权主义之派系和制度化机制的建立，是有利他们的统治，还是不利于民主派的民权进程呢？如果说毛文革是一种走到“崩溃边缘”的社会瓦解，共党今天汲取教训，预图建立“稳定”的游戏机制，也不是给民主进程带来契机。事情刚好相反，如果他们真的排斥了“你死我活”，达成和谐和妥协，并且在某一天出台他们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化建设——这个事情，是对于民主派的挑战，而不是对于民主派的顺应。一个有着成熟“游戏规则”的极权主义政治，在左右摆动他们的历史钟表。毛的你死我活，对于民主不利；他们建设了和国际接轨的政策策略，一百年统治下去，对民主也不利。

共党的“健康化”进程，如果真是在某种压力下自动变通，进步日新，所有独立知识分子和民运分子不是可以提早退休了吗？独裁体制的人治制度是无可更变的，起码在实质上无法更变。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看，除去毛、邓代表那个红色系列（包括周恩来和江青）的利益，他们是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呢？他们什么也不代表，祇是代表自己。他们的派系内涵不是那么重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无规则运动，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历史上，就是类似毛、邓、刘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的政客不会，也不能进行这个斗争了。但是斗争不斗争，都没有改变这个什么也不代表的政治存在。这些失去人民后盾的党代表们，谁也不代表。这样，他们符合或者反对某个派系，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无意义。这是所有极权主义政治的无意义所在。现在，很多自由派学人以为不必改变这个前提，祇要他们派系斗争了，另一种前提就会应运而生。他们搞错了。

二，代表们不代表的含义

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这个整体思想在北朝鲜那里，表现得最为完整。金家世袭和极权，就是一切。中国邓以后，“社会”好像出现了，但是，你若悉察，这个所谓的社会，其构成资源，还是垄断在红色系列的权贵手中，基本上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特权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资源共享，其来源还是一党垄断，官商勾结和商伺于官。包括多少有些规模之民营企业，哪个不是县市、地省官员的结合体？（就连关进大牢判，判过徒刑的大商家，也还是官商勾结，处于一种甚至可以逍遥法外的养尊处优境地。为了一个偌大的云南烟商的坐牢，专门修建一座豪华监狱，一座单独的小楼。这个资源共享，到了什么地步！）这样的脱离工人和农民甚至市民的上层格斗，和欧美日的民意选项，究竟有何关联？

这个内斗无论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都祇是那个权贵阶层分享资源的游戏，这里从来没有转型的任何可能。更何况他们现在正在沆瀣外国资本，实行一种权贵开放，做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崛起还来不及呢，这个事实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他们的“合法性”带来国际根据。如果人们不能弄清这一点，国际民主势力施压的条件就会大打折扣。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中国政权，为之输血和拯救于斯的行为模式，就不会改变（从杜勒斯弃蒋；到华沙谈判；基辛格访华扭转林彪事件危机；到斯考克罗福特六四后朝见；到现在美国人正面肯定17大……都是明证）——国际势力，他们在内外两张皮的政客行为中秉承其历史传统，还是会对中国——中共一面谴责，一面支持，最终不得所终——他们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唯独一个例外，就是当中国政权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市场，局势变得拆滥污和失去控制，他们就会默认更换主子，哪怕是共产党掌权——他们对待老蒋就是这样。

这样一来，党内派系的发生和发展如果没有改换旧范式，无论如何不会循序渐进滑向民主。就是他们出现了一百个派系，对于进步也是丝毫无关的。

派系是历史上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日本也好，在欧美也好，都是皇族，贵族，武士，市民，工人，农民，独立知识人……各个阶层社会运作的代表。而在中国这个切断社会资源的极权主义统治里，毛时代消灭社会的做法，祇是程度上有所改变，实质无变，极权主义代表们成为举手机器，真是十分正确和十分必要。

三，进步说的虚妄

海内外都有这样一些学人，他们操持着几乎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样的语汇，为“皇帝的新衣”说三道四，且把这套虚无主义说得天衣无缝。他们说，第一这件新衣是绝对存在的──中共十七大确是朝向历史进步迈进了，虽然迈出的步子很小，但是很好；二是，中共绝对智慧天才，不搞民主，避免大乱，循序渐进，恰到好处；第三，当问起如何建立制约机制，他们说要在一党专政里搞一些各自独立的单位，互不隶属，各自独立，形成三权分立之前之制约机制，等到这个良性专制水到渠成，就开始民主之进程。

这个幻觉是不是很大、很色彩呢？

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的改革创新，这种主张完全违背了三权分立学说的普世性质，并以其完全不可操作的方式，在提供一种既非学说、也非实践之谬说。有些人道貌岸然，行走于美国和中国两道──黑白通吃，左右逢源，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利益驱动或者无形利益之驱动，形成了一种“但书”文章──这种文章其实和“正统”语系本无不同。这些逻辑表达就是：民主好，“但是”现在不可施行；法制独立好，“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司法，大稳定；新闻自由好，但是要从“民间”、“边缘”开始；云云。这些人之所以一次次被美国人（美国黄人）邀请到电视台胡说八道，正是他们前了解中共的意图，后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图。们说，十七也好，十八也好，总还是在进步过程中。集体领导很好；选举制度化很好；关心民生也很好。个人迷信和威权色彩逐渐让位给集体领导了──这个利益分离体体和利益共同体，在一个集体堂殿里磋商共事，可以形成党内“派系”的制衡机制，且可以代表各省利益，比起毛、邓时期是一种进步。

他们说，日本就是一党独大，且形成派系，成为正常竞争之所在。中共现在正在朝向这个好处发展，虽然老太婆的小脚很慢。故此这个层次上的意义就此表明了。殊不知和日本国民主机制相比，这里丝毫没有共同之处。日本国议会和报纸是一种公开化操作。派系公开，且有历史渊源；报纸分成不同观点倾向，且有着不同的读者人群。中共有这样的议会争吵和报端异见吗？再说，中共派系的形成和日本派系的区分之明显不同是，日本派系来自他们逢迎的部分阶层，地域和传统之间不同的民意（从明治维新时期土藩，长洲和萨摩派系开始，到现在的不同政党和一个政党内的公开派系，是历史形成的）。中共有有关乎于此的不同民意指数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说，民主有文化和文明背景不同， 也等于是一种废话──我们说的是民主的基本元素，说的不是民主在文化上的区别──就象我们是说面包这件事情，不是说意大利面包和英国面包，有什么风格味道上的区别。而“民主面包”说，就是以面包为前提来说面包——民主。

四，权威不再和寡头形成

说毛、邓权威不再，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进步。如果这个极权主义内、外条件不变，祇是内涵中人从权威变成不权威就是进步，这不等于是说开国皇帝不进步，其后代一代比一代要进步吗？可惜事情刚好要反过来说才切合历史。威权主义统治条件的最大前提是强人政治，不是衰人和民主人政治──现在的威人不再，根本不能说明威权体制的任何进步，反而是说明这种体制操作的难度现在越来越大。“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一个证明。如果这个极权主义、全能主义、整体论操作不变──其经济、政治、媒介和职能部门的垄断，党文化垄断（一部好莱坞也要审查）不变，即可说明他们的威人统治的什么进步。强人缺失正好是政治变革的内在因素，而非极权主义的任何进步。

说该中央委员会已经施行某种选举和差不多要施行差额选举，比起毛时代是一个进步，我也不苟同。我们不知道那些委员的来源，不知道党员选举、还是未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不见他们具备秘密选举的政治设施。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选举的。一般而言，选举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独立可以成就的事情，该事宜需要配套措施。也就是说，选举──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要配套以政治自由的政治设施，要配套以言论和结社的公开存在，要配套以报纸和电视的批评──祇有所有这些名堂产生，并且运作起来，加上大量的金钱投入，选举才能进行。

五，反人权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为甚发展很快──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小学生算学问题。我说，如果美国人一下子汲取中国经验，罔顾人权，破坏生态，他们也可GDP上扬10%.如果美国老板给美国工人一月100美元，美国的产品即可以因为成本巨降而获外贸大赢；如果美国工会一律取缔，工人劳时剧增至10、或者12小时，生产效率将会超高达到；如果美国破坏美国的江河湖泊，森林矿产，大量掠夺生态资源，美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一夜就会凸现；如果美国不问人权和正义，也不付出任何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干预，而回到孤立主义，美国对外支出就会大大压缩，转而为生产性、投资性GDP；还有，如果美国人粗制滥造的廉价产品，忽然和中国假货俱在世界市场，美国人赚的钱会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他们还占有科技优势。可惜，民主经济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完全不可能学中国。

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挫折，正好和中国罔顾人权的经济发展，形成反向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