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2月7日狱委讯】民生观察新闻稿/今天上午，著名异议作家力虹的妻子董敏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力虹近期一直在浙江省监狱总医院（又名浙江青春医院）接受治疗，但现在治疗快两个月了，病情却不断恶化。 据董敏今天向我们介绍，她昨天上午到浙江省监狱总医院看望了力虹，力虹现在身体状况很差，虽然医院一直在给他吃治疗神经炎方面的药物，也为他请了相关专家进行会诊，但病情不断没有好转，反而不断恶化，身上的肌肉不断在萎缩。 董敏说，力虹是2007年10月20日从浙江乔司监狱送到浙江省监狱总医院治疗的，虽然是在医院治疗，但医院方面不允许力虹看电视，力虹用一个小本子记录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医院也将这个本子收掉。 力虹昨天还告诉董敏，他已分别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浙江省乔司监狱、浙江省监狱总医院写了信，要求保外就医，但当局没给他任何回应。 董敏对我们表示，作为家属，她很担心董敏现在的处境。她说，力虹是2007年9月20日被送到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的，一个月后，力虹就被监狱方面送到医院救治，说明官方也意识到力虹病情的严重性。现在力虹虽然在医院治疗，但治疗的效果不仅仅单靠药物，而是综合性的因素，心情尤为重要。董敏说，力虹给家人的信被没收、不允许他看电视等，浙江省监狱总医院表示这是乔司监狱方面的意思。董敏说，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病人怎么能治好病。 董敏今天对我们表示，力虹的肌肉如果继续这样萎缩下去，是极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她作为家属非常着急，她紧急呼吁浙江当局考虑力虹的安危，给予他保外就医。 对于力虹先生现在身患重病和他面临的处境，民生观察呼吁浙江省当局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尽快给予力虹先生保外就医，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力虹先生现在的安危。 力虹，本名张建红，原是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总编辑。因参与89民运，被当局以“在‘六四’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2007年3月19日，力虹被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力虹今年春天在被关押期间，即患上神经源性神经损伤的疾病，手脚发抖抽筋，肌肉萎缩，面临全身瘫痪甚至死亡。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12-11

下课书 ——狱中“四书”之二 严正学

【黄河清按语：“下课书”原题为“《行为艺术下课！》——我的检查”，我简化其为“下课书”。这是严正学在狱中自缢后第二天（07年元月24日）在右下角印有“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稿笺上写的，共2页，文末有严正学亲笔签名和指印。现在公布的即据此手稿复印件打印稿，个别标点文字据严正学全权委托有在未违背原意情况下的改动。】 《行为艺术下课！》——我的检查 市局领导、胡支队长、看守所所长： 奈何路，奈何桥，路桥西行。我被押入看守所，就想着末日降临了。一个画家，不能超脱现实，不去涂抹丹青、弄墨泼彩，竟不务正业、不自量力地搞什么“行为艺术”……把官场抹黑，道听途说写文章，就成了犯有“颠覆国家政权”弥天大罪的人，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走上了绝路。 整整96个日日夜夜，我在囚禁中作着触及灵魂的反省和悔悟。但为时已晚。我陷入“政治”的漩涡中，许多问题，即使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明，连主办此案的王爱军警官在18日也说：“你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2007年元月20日，星期六，这天下午和晚上我心烦意乱想得很多。往事如烟，艺术人生如电视屏幕，许多艺术家走马灯似地闯入我的脑海。马雅可夫斯基饮弹身亡；三毛浴缸中销魂；现代诗魂海子卧轨粉身碎骨；万人追捧的歌星张国荣跳楼殒命；一代文豪王国维、老舍沉湖自尽；我还亲眼目睹我的老师——浙江美院油画系主任于长拱刀片割颈；以及世界美术史上最可悲的凡高，一百多年前的秋天，凡高正站在麦田中，用手枪子弹穿透自己的胸膛……还有许多艺术另类，我不想再一一列举。希望你们能从另一视角分析我的自缢是《行为艺术下课》，它跟看守所、干警和值班班长无任何干系。因我的作为而牵连无辜，我的灵魂将永不安宁。 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长着翅膀在太空游弋的天使。 六十四年前，我折断了翅膀跌落凡尘，无力回天，受尽了人世的苦难。如今，只有死亡才是回归天堂的唯一之路。“行为艺术”已到了非下课不可的时候。灵魂归去，义无反顾。 2007年元月22日凌晨，又是一个彻夜无眠，看着铁窗由暗变亮。肾挫伤的腰背酸痛，两膝骨刺胀痛，头晕骨椎胀，还有便秘引起肚饱腹胀一起袭来。我无法忍受，不知道今天又如何能熬到天黑！忧郁、烦躁、焦虑不安的煎熬真比死还难受。 6时30分，起床哨子吹响，约七时，值班协警开启监室和放风场间的铁门。我跟着两个在押人员到放风场，把昨天因下雨未晾晒好的被套挂好。两个在押人员抬起长凳回监室后，“咣嘡”一声铁门就关闭了。我独自一人被隔绝在放风场。我想，是老天助我，别离尘埃，别无选择，以“行为艺术”安身立命的我到了该了断人世的一切——《行为艺术下课》！ 协警的脚步声远去，“咣嘡”之声仍在我耳际盘桓。这是我人生最后的绝唱，丧钟正为我敲响！！！是非曲直、恩怨情仇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带着跳下黄河也洗不清的灵肉，去接受地狱的最后审判。我是个现代艺术家，是“行为艺术”的实践者。我追求艺术的一生构成了我“行为艺术”的总和。《行为艺术下课》为我的人生圈上了句号！人世的一切不再重要：世人的评论，世俗的牵挂，世间的审判以及名、利、禄、金钱、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家庭、子女、情爱、亲朋……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再是我赴死的羁绊。自由的丧失，就是艺术的终结。艺术家苟活就成了行尸走肉。我就是我！我行我素，走完我的人生。 我把洁白有如吉祥的哈达一样的绞索套上颈项，没有半秒钟的犹豫和留恋，腿一蹬，就悬挂在放风场上空，用钢筋焊接成的十字天网下。 万籁俱寂，濒临死亡的体验没有痛苦、没有挣扎，静静地灵魂出窍，脑海是一片空白，犹如银色的雪原。游魂归去，越飘越远，渐远渐凉，越走越亮…… 生与死，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跨不过眼前的坎，像坠入迷宫；第二，作为现代艺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艺术家的标新立异包括他的人生、艺术和生死。翻开《现代艺术史》，艺术史家有不少这样的评论：“艺术家是介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人！”如今，我却成了这句评语的注脚。是的，艺术张扬个性和创造，特立独行，才使艺术家在世俗中显得行为怪异而不可理喻，包括与众不同的离世。 过了奈何桥，真是虚无飘渺，三魂出窍，七魄归天。我有些快意。万劫不复，死亡真是真正的解脱。若存若亡，惚兮恍兮，在黄泉路上飘然远去……没有想到的是，逃遁到阴曹地府的我，仍被看守所干警逮了回来。我被拽回奈何桥，在阴阳之界沉浮，只觉得我被人和鬼推拉着。返回阳世的路真长、真颠、真苦。我身躯抽搐、痉挛、反弹，在垂死挣扎中快要被扯成碎片……这种痛苦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待我有些知觉，模糊地认出所长、干警和医生时，已躺在台州三院的抢救室。想到欲死无门，当天我流不出一滴眼泪。为什么要复活？醒来后面对的仍是这个世界！ 也许，我在害己害人；也许，我是错上加错。看守所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二天，我抑制不住情绪对着狱室中十六个狱友默默流泪，呜咽着写下上述文字。难道我是在证实：我尚不是铁石心肠的艺术另类吗？ 这是我的检查。 台州市公安局路桥看守所一区103室 严正学（指印） 2007年元月24日

与妻书 ——狱中“四书”之一 严正学

【黄河清按语：郑重公布严正学狱中文字：“与妻书”、“下课书”、“更正书”、“认罪书”。 我早就受严正学委托，全权处理他的狱中文字。现在公布他在狱中所撰写的“与妻书”、“下课书”、 “认罪书”、“更正书”。凡严正学狱中文字未有我署名代发者请读者慎重对待，并请设法知会我。谢谢。 公开这些文字，是要让世人、让历史了解一个真实的严正学，一个进行双重颠覆“行为艺术”：颠覆专制、颠覆中国画传统画法的严正学；也是颠覆还原律师辩护词里指严正学“是应公安机关的要求搜集信息”、法庭判决书据律师的辩护词判定他“为了完成台州市公安机关要求严收集信息的任务”这一事实真相。这对严正学是所有诬陷、迫害、打击中最严重的伤害，是对严正学人格、个人利益最大的背叛和最阴损的侵犯；用严正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有背于事实，亦有悖于我以‘士’立命的做人原则。” 我一直关注严正学，尤其是他这次被捕判决入狱。我参与了声援救助严正学的全过程，对内幕情况知之甚详。我读“四书”，深为严正学的“烈士”情怀和其中的曲折震动。专制黑暗的摧残未能使他屈服，来自背后的暗箭和误解曾让他痛苦不已、痛不欲生。然而，毕竟是严正学，俯仰于天地间的严正学，未愧于历史，不怍于同道，专注于颠覆，尽忠于艺术；庞然大物的专制制度征服不了他，魑魅魍魉的鬼蜮伎俩更无损其丝毫。严正学狱中“四书”，正是他在艰难时世、六面碰壁的绝境中剖白自己、留给后世的并不多余的话；人性的光辉杂黯淡同在，爱情的忠贞偕热烈并存；在头顶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 下书写的所谓“认罪”、“ 检查”的文字中，我们读出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其千里之志仍跃然纸上、充盈于仍在继续并未下课的“行为艺术”的每一细微末节。这是一幅浓墨重彩永垂千古的画图，这是民族的丹青！ 谨作“严正学的烈士情怀”小文，以表我对严正学的敬意。 谨将东海一枭著“黑暗时代的火种”、“写给严正学”一文一诗以及拙小文作为“四书”的附件。  2007、10、12于西班牙马德里】 一、与妻书 【黄河清按语：“与妻书”原无标题，以“春柳我妻”开头，我简化其为“与妻书”。这是严正学在狱中自缢前一天（07年元月21日）在右下角印有“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稿笺背面写给妻子朱春柳的诀别信，共2页，信末有严正学亲笔签名和指印。现在公布的即据此手稿复印件打印稿，个别标点文字据严正学全权委托有在未违背原意情况下的改动。】 春柳我妻： 《春天，十个海子》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歌或哭/幸福一日/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里/死亡之诗/风很美/我请求：雨/女孩子/妻子和鱼。 这是现代诗人海子的诗。海子1989年3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我渴望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亵渎了神圣的使命。 一代又一代人来了，一代又一代人去了。生命的价值何在？生命在权贵们极尽感官的享受和灯红酒绿的喧嚣中是微不足道的。古人有《硕鼠》、《伐檀》，行泛泛之骂以泄愤。古人又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洞察幽微，在劫难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骚人墨客以“形而上行为艺术”的方式，树敌森森。兜老底，揭疮疤的颐指控诉。艺术家终于被生拉硬拽地拖向了政治的祭台。 长夜阴冷，流萤明灭，含辱忍冤，心事浩茫。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笛卡儿有言：“我思，故我在”。 我无愧无悔于人生一世，亦无悔无怨于我们夫妻一场。我坚信历史不会抹去我曾经的作为。何必探索生命的意义，何必权衡命运的因果。生命始于混沌，逝于混沌。生命降临人世本来就是一次冒险的过程——一个匆匆过客而已。原始反终：人活了一辈子，终于要死了。生命的结果只是一次休息，等于是天黑了，但黑色终究又将过去，明日将又会复升，等于一个轮回。我妻，你万万不可悲哀。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春柳，你用毛笔为我画过一张速写，并题词：“如此的皮囊下，竟有这般执着的灵魂。”历史上执着者多多： 唐，安史之乱，狼烟四起，长安陷落；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郑虔，在寒光闪闪屠刀下满腔悲愤抬起满面皱纹的老脸、战战兢兢的头颅，被刀下留命。七十三岁高龄的郑虔被流放台州。郑虔贬谪蛮荒的台州，致力启蒙教育，兴办学馆，开启民智。七年后，郑虔历尽苦难，远逝而去，身后留下一座被台州人祭奠的《广文祠》。 明，绍兴画家徐渭，落拓一生，狂放不羁，困苦之绝，竟以利斧击颅，头骨皆折。羁狱六年，长钉刺身。锤击肾囊仍不归。乃自曰：“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几乎癫狂潦倒中写下传世名作：《青天歌》卷。 宋，苏轼因“乌台诗案”逮捕入狱，解押黄州，几投河自尽，终溯长江而去。一个流放的苏东坡写下不朽的《黄州寒食》之墨迹。而顺滔滔长江而逝的是一片荒凉与孤寂、多少的怨恨和愤懑…… 逝者斯夫，存者已矣。 面对着天与地、远古与未来、存在与虚无，夫即将气息傲然归去。我的灵魂将走向黑暗，沉入永恒，进入无知、无欲、无为、无我的境界。每年此日，夫的灵魂将会匍匐于天际，倾听妻对我的倾诉与呼唤…… 晨曦在萧萧寒风中悄然而至，铁窗外天仍昏暗。风声、雨声在阴暗昏晓之际混为一体，黄鹤声声催夫归去……我失败的灵魂即将成为历史。 “将与爱妻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啊！如火如荼的如烟往事，海枯石烂的海誓山盟，山摇地动的恩爱情谊……刹那间都化作一缕烟云，犹如春梦一场无影无踪。哦！人生将留下长夜的痛哭和一声声悲绝的哀嚎…… 此刻，捏着口袋中洁白如哈达的绞索，它是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温暖，它将引导我的灵魂出窍，回归自由，安详地不再痛苦地归去。 我妻，我想，我一定像希腊雕塑《拉奥孔》。拉奥孔被蛇，我被绞索缠绕，都走不出死结。拉奥孔仰面朝天和我仰望苍穹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愤懑和绝望。我们都将被定格在只有痛苦、没有欢乐，只有扭曲、没有挣扎，并将显示着人类庄严、崇高的美学。请妻仔细看看《拉奥孔》并把他搬上我的祭台。这将是我永恒的一瞬。 春柳，为夫的先走了……既然夫选择了艺术，既然夫陷入了“形而上行为艺术”中扑、打、滚、爬而不能自拔，就让我无怨无悔地离去。让钟声成为生命长度的量尺，显示生命的价值在历史天平上清晰地展现出它本来的尺度。 唉，四十一年的相濡以沫，四十一载的肝胆相照，我们携手曾走过多少的苦难和坎坷。我对于你有着不可原谅的错，我只能对你谢罪，我的妻。此刻，我的心在颤抖，我忍着心灵的剧痛艰难地写下每一个字，我泪如泉涌，注入心田酿成的痛楚，并不能呼唤我良知的复苏。松开你的手吧，我的妻，让我归去兮归去。我以艺术的名义向你叩拜！并请转告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代我加倍地善待他们受尽磨难的妈妈。愿我的灵魂能在天国护佑所有苦难的生灵。 天圆地方， 凡尘权贵横行、人欲横流。 背负昏黄的苍天，脚踩燃烧的冥钱， 悠游天宇，由近飘远…… 天有病，人知否？ 银河彼岸不胜寒。 地黄黄，天苍苍，天老地荒首不回； 首不回，不调头，万劫不复永不悔； 永无悔，永无憾，魂归去兮不复返。 我以我最后的生命溶入我最后的“形而上艺术”——《行为艺术下课！》。 台州市公安局路桥看守所一区103室  严正学（指印） 2007年元月21日

 

11月11日清晨，纽约西奈山医院，一位即将步入85岁的老人因急性肾衰竭，在满屋亲友、儿孙的关注下离开了人世。然而，相比其偶像海明威的鸣枪自尽，选择寿终正寝作为人生的告别演出，恐怕是这个老人最不甘愿的事情。但60多年的笔耕不辍、嬉笑怒骂使他耗尽了激情，只能用最平凡的回归为自己画上句点。

他6次结婚、负债累累；他酗酒吸毒、攻击政要、诽谤女明星；同时他是两次普利策新闻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坛第一人。其桀骜不驯的言行和作品带着浓烈的当代美国“硬汉”气息，被称为“又一个海明威”。

他就是诺曼·梅勒。

突如其来的成名

大大的招风耳、深邃的蓝眼睛、直立的银灰头发使他如此醒目，就像他的性格一样锋芒毕露。

这位1923年出生在新泽西州、智商高达165的犹太作家，是家中的长子。他16岁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空间飞行技术。大学期间对文学作品的涉猎，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并开始在校园文学杂志上崭露头角。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新婚的诺曼·梅勒被征入伍，前往菲律宾的吕宋岛参加对日作战。作为犹太人，在部队的生活并不似梅勒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梅勒曾回忆说：“在军队里，你要是个犹太人，他们就会给你起各种外号，嘲笑你，让你不好过。所以我学会了用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说话，假装来自得克萨斯。这基本上是一种保护色。”也许正是从军的经历，造就了梅勒一生桀骜不驯的作风。

1949年，25岁的梅勒根据在战场上一年半的亲身经历，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部处女作虽然充满了大量士兵中流行的下流俚语和脏话，却被读者认为忠实地刻画了战争的残酷，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整整一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诺曼·梅勒正在巴黎大学攻读文学研究生。回到美国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夜成名。

梅勒后来说：“被称为一位重要的美国作家，这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我有段时间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叫诺曼·梅勒的人的秘书，要想和他接触，就得先找我。”

像海明威一样战斗

然而自视甚高的梅勒面对赞美和吹捧，从不感到脸红，他自认为《裸者与死者》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世界上写得最好的一本小说。而他的理想，是写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乔伊斯和弗洛伊德、司汤达和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施本格勒、福克纳甚至是已经腐烂的海明威都会来读的一本书。”

但此后梅勒的小说并没有获得意想中的成功，他随即转而投入新闻领域。由于写作出身，梅勒撰写新闻的手法往往模糊了新闻与小说的界限，这也打破了传统新闻的死板，给人一种更为形象的感觉，由此开创了被称为 “新新闻”的独特体例。

1955年，他与友人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非主流周报《村声》，由此开始了向文化评论家的转型。1967年10月，梅勒参与了民众在五角大楼举行的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被捕入狱。一年后，他根据这次反战活动的亲身经历，发表了记录这一事件的《夜幕下的大军——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被视为“新新闻”的巅峰之作，也为他赢得了第一个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他成了美国的“花儿一代”唯一推崇和信任的40岁以上的人。

1979年发表的《刽子手之歌》，是根据一个杀人犯的生平撰写的“非虚构性小说”，由此梅勒再度获普利策奖。但是他最看重的还是小说作家的身份，每当有人夸奖他是美国最优秀的记者时，他会当场翻脸。但只可惜他一生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成就带给了梅勒极大的满足感，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法国总统萨科齐等政要明星都是他的忠实读者。然而自命不凡的梅勒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最忠实的读者，曾屡次对其他作家表示出不屑。这种“自大”也使他几乎没什么朋友，还与评论界保持了终生的紧张关系。

一次，一本杂志以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作为封面，诺曼·梅勒恼羞成怒。在马路上偶遇那本杂志的出版人时，他上去就给了人家一个嘴巴。一直到晚年，梅勒才承认，“与海明威相比，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显得非常渺小。”

“布什是‘布屎’”

对高科技一直相当抗拒的他坚持每天用钢笔写作1500字。他的勤奋、多产以及想象力之丰富，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梅勒告诫那些后起的同行，写小说不要过分地依赖技巧，技巧就好像一个“摸彩箱”和一条“脖子下系着一小瓶白兰地的雪地救难犬”，它会给你带来一线转机，暂时渡过难关，却是妨碍你成为大作家的致命伤。

梅勒的兴趣不仅在创作领域，在拍摄过5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后，他又渴望成为活生生的社会英雄。1961年，他试图竞选纽约市市长，他的竞选纲领包括使纽约市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结果只是遭来无数骂名。

梅勒一生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对时政的针砭和对理想的探索。他狂言妄语，直言不讳，曾被誉为“美国的良心”。尼克松、卡斯特罗、毕加索、希特勒、拳王阿里以及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嫌犯奥斯瓦尔德等人，都曾成为他的写作对象。

他随时准备拉开弓弦，瞄向靶心，被誉为美国文学最后的斗士。他声言，核弹是魔鬼，科技是撒旦最杰出的创造，他对有组织的宗教和无神论都表示反对，他认为比起在糟糕的婚姻里受罪，男女私通只是小恶……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分子打不垮我们。我们能打垮他们，但不是通过战争。我们可以通过数十年不间断的治安维持来打垮他们。我们选择开战，因为战争对有些人太有好处了，那些人的动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就是冲着赚钱。”

梅勒甚至讽刺总统布什是“精神上的恐怖分子”，抨击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愚蠢而狂妄。他说布什想在“9·11”之后以军事强权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帝国”，由此成为这个美利坚帝国的“皇帝”，而美国的民主将因此大幅减少。梅勒对布什的强烈不满甚至使他将“布什之流”蔑称为“Bushites”——因为从发音上与“bullshit”相近，或可译作“布屎”。

下辈子做飞得最快的蟑螂

正如他自己所说，感情丰富的作家是不适合婚姻生活的。在40岁之前，他已经结过4次婚，最短的仅持续数天。其中与风流情人坎贝尔的姻缘更为人们津津乐道。

面对曾经是三位总统情人的坎贝尔，梅勒表示他就是想得到这样的诱惑。梅勒把每一次婚姻比作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家，经历一次不同的文化。但是，频繁离婚所带来的巨额赡养费给他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赚钱，他写了大量招致批评的作品，其中为玛丽莲·梦露写的传记更被人指责为抄袭。梅勒高傲地反驳道：“我就是抄，也是要抄莎士比亚的。”

步入晚年的梅勒看起来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家里摆满了其艺术家夫人丘奇女士和女儿麦琪·梅勒的画作，9个孩子和8个孙儿的各色相片也在桌椅上济济一堂。可他一面饱受膝盖关节炎和听力衰退的折磨，一面因为酗酒而羸弱不堪。

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梅勒毅然在1995年远离了酒精。“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厮混一整晚，然后第二天又开始写作。”梅勒用自己热爱的拳击运动来比喻与病魔的斗争：“我可从来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菜鸟，我还要再来上几个回合。我要站在那里半蹲着，随时准备出拳。” 2004年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医生因为担心牙周的细菌感染而拔掉了他的四颗门牙。“我不该答应的，”他后来仍十分尖锐地说，“因为这样我就失去了咬人自卫的能力。这很原始，但人最后一个自卫的手段就是咬，没了这个能力我觉得自己就少了点什么。”

年老体衰的梅勒依然极度自信，弥留之前他说道：“我认为小说正走在消亡的路上，所以我深信，世界会因我的离去而遭受损失。”他还风趣地调侃自己说，他正在排队等候着上帝安排转世重生。

“当我被点名后，看到天使招手欢迎我，她先庆祝我可以重生；然后问我下辈子要当什么，我说想当一名田径运动员，在任何地方生存都可以，只要是田径运动员就好。天使打开手中的本子，犹豫了一下。她说下辈子太多人要当田径运动员了，最终她决定让我做蟑螂，一只飞得最快的蟑螂。”

 

最近，海外媒体不断披露中共十七大的高层人事变动内幕，为习近平为升为“準王储”、李源潮只能当中组部长，以及马凯缘尽政治局委员等，作出非官方解释：“海选的结果”。言下之意，十七大人事安排，是党内高干“集体决定”，体现了党内民主。但“海选”只是中共高层无法就政治局组成达成共识下，所作的妥协，与党内民主风马牛不相及，更非中共民主化改革露出曙光！

民主选举，无论党内党外，除了每位党员或选民一人一票，最重要的就是公开、公正和公平，选举过程及结果固然要公开，选举制度及规则，也要在选前公告天下，让参与选举的所有候选人、选民，甚至受此选举结果影响的人，都能知悉。中共今次“海选”，又是否符合上述原则呢？

十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披露，中共最高层的四百多个成员，於今年九月二十五日以一人一票方式，在中南海举行“党内民主选举”，向十七大举荐了一份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的预备人选名单。这次破天荒的党内选举，是否就是海外媒体近日所说的“海选”呢？中共没说，官方传媒也没报道，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好将两者等同起来（如果两者并不一样，更显示那次海选完全是黑箱作业，外界连半点讯息都不知晓）。

事实上，今次中共的海选，根本与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那次海选活像秘密社团的选举，搞得非常神秘，事前外界被蒙在鼓里，更不知道其规则，甚至连选举结果，也得靠那家海外媒体独家披露才能获悉，至於是否真确无讹，外界不得而知。官方《人民日报》除了那篇资讯极有限的报道，再没相关讯息，这样的选举，还能叫党内民主吗？

因此，这次海选（如果有的话），与其说是党内民主化的第一步，不如说这是中共高层在权力分配一事上出现严重分歧，大家各不相让，只好以这种方式去决定来届政治局的组成。这个权力分配方法，与以年龄死线决定谁人退休的做法，有异曲同功之妙。

以前，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主要是邓小平与陈云等几个元老讨价还价，但邓握有最后的决定权。谁退谁进，虽有激烈争论，但争吵之后大家都要接受邓小平一槌定音的栽决。到了江泽民时代，虽然他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但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在权力分配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经常遭到很大的反弹，於是以年龄这个“非人为的因素”去决定大家的去留，在十六大又以“所有十五届政治局委员晋身常委”的方式去解决纷争。

到了胡锦涛掌权，他的权威更难服眾，除了继续死守六十八岁这条退休年龄线，还能用甚麼标準去决定各人的升迁呢？无论政绩、思想、能力，这些衡量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全凭考察者的个人喜恶，以这种评核结果去决定一个高干部的生死，必定招致强烈反弹，不利於党的团结。因此，类似“退休死线”的新标準便横空出世，以此来决定谁可升任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如果“海选”就是这个新标準，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解决今次党内权力斗争的调停工具，与民主化并没必然的关係。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个“调停工具”日后会演变成党内民主选举的机制，但是，以它目前的秘密性、小圈子等特点，跟党内民主化相去甚远！ 别把两者混为一谈！

本文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

图片：江棋生

因为说了一些真话，再有就是凭良心做了一些好事，我自1989年秋以来，被当局关了三次。不过，每次出来之后，我却总不长记性，还是憋不住想说真话——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因而牢狱之灾对我压根儿不起作用吗？不是。实实在在的，是自己更受不了不说真话带来的窝囊和痛楚。而这种脾性的形成，部分缘于打小就有的性格因子，部分则归因于后来对人权理念的服膺。

我至今记得孩提时代父亲有时对我动怒之事。他要我承认自己“错了”，否则就“不准吃饭”。我怎么办呢？如我觉得自己的确错了，我会认账。而当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时，我就宁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愿开口认个错。还有，高一时，校方要求每人写学毛选心得，指定第一篇是写《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真诚地写上为人民服务是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类话后，觉得意犹未尽，忍不住加写了一段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涉及、自己心中也没想清的话，大意是：“人民”作为整体，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个人存在的意义不还是会落空吗？加写这段话是我做人天性的反映：心中有了疑团，不说出来就难受，就不舒坦。我记得自己特意找了一本新练习本，启用了一支新钢笔,逻辑严谨、字迹工整地把我的心得写下来，交上去。当时的我不是不清楚班主任所期待的，一定是些百分之百“政治正确”的话，他肯定不希望看到这类越位、越界的东西。我也知道，我童言无忌地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就等于给他出了道难题。他怎么表态？他要是表扬我，说我有独立思考精神，说不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独立思考，能思考伟大领袖的着作还有力不能逮的地方吗？他要是批评我，说我不该信马由缰，想入非非，这又能让人心服口服吗？无奈我脾性如此，不吐不行，也就顾不上他了。后来，他淡化处理，不回应我。而我也见淡就收，没有叩问下去。

高二时，还是这位班主任。在一次评“三好”活动前夕，他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我有“白专”思想。我在底下琢磨：不就是我对微积分表示了一点兴趣这件事吗？怎么就跟“白专”挂上钩了呢？我心中不服，下课后去他办公室理论，他不仅坚持他的说法，还追加批评我“骄傲”、“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天回到家里，我全然顾不上什么课外作业，提笔给远在四川的哥哥去信，希望他支持我直言抗辩的做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然而，心中委屈、满怀希冀的我，却在信中读到了他从亲身经历中悟得的“真知灼见”：积十余年工作经历之教训，须知领导是不能得罪的。不用说，哥哥说的一定是大实话，但当时的我，却实难接受。我甚至在心中对自己说：长大了要这么过日子，那还能活个什么劲儿啊？

后来我慢慢清楚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顺应天性说真话和被迫扭曲人性说假话，这二者常常互相掐架；而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真是谈何容易！1987年夏，我在英国当访问学者。当时，曾和几个中学生聊起中国的事。当我说“在中国，说真话需要勇气”时，只见他们一脸惊讶，睁大眼睛看着我，直以为我是在编瞎话蒙他们——这一点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国度，说真话就如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从来没有大人会对他们说：“说话一定得注意，可别招祸上身啊！”

是人性不同么？他们是白皮肤、蓝眼睛，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人种不同，人性就不同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根子在社会制度的不同——他们生活在一种人权得到切实保障的制度下，一个人胆子小，可能见了游蛇就会躲，见了耗子就会叫，但是，绝不影响说真话；而在中国，行使言论自由权却要拿出不服从强权的勇气来！因此，也就难怪会有许多“小乖人头”（常熟话。指有意无意地养成了鉴貌辩色生活习惯的人），他们为了安全和保住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多少在做人尊严和体现生命质感上委屈自己。不知怎么，我是从小就不太愿意当“小乖人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知晓人权理念后，更是逐步将说真话确立为自己做人的底线。我的想法是，13亿中国人，总不能全都等着，总得有人先这么去做；我自己，现在就算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而一部份人先这么做了，其他人早晚也都会这么做。人生苦短，谁会乐意老是心口不一、带着面具过日子？谁不愿意痛痛快快一吐心声、不枉来到世上走一遭呢？

一个人痛痛快快说出真话，既顺应了天性，又安顿了灵魂，这样的人生就肯定不能算是白过了。而象我这样不善赚钱，又不甘平庸的人，要是还能有些独到见解和创新思想，并且经过检验能站得住脚，那这辈子就算活得饶有兴味和意趣了。十分幸运的是，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思考和求索，我对物理学中的分立对称性问题给出了与原有定论大为不同的全新见解，并且在“爱因斯坦年”中一口气写出了14篇论文的初稿。尽管前面还有能否通过同行评议及最终能否得到物理学界公认两道大坎，我心中还真是先就窃喜开了——不知道是因为充分自信，还是源自人性弱点，反正翘尾巴的冲动我是感受到了。

我是不是又犯“骄傲”的老毛病了呢？从小学时代到中学时代，我一直背着一条缺点：骄傲。虽然我在不少情形下能够在口头上认账，但是，我一直觉得别人并没有把问题说准，说到位。有时候，我会抗辩说，骄傲自满才能算缺点，骄傲而不自满，能算吗？现在，我觉得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那时的人们往往把“自信”、“执着”、“敢于坚持己见”等说成是“骄傲”，因此要你“克服”、“改正”之，以达到培养驯服工具的既定目的。其实，人身上易犯的一种毛病是傲慢、轻狂和虚妄。病因则是：缺乏谦卑之心。

不用说，如果一个人既说真话，又有创见，并且怀有谦卑之心，他活得就会很有意思，很有境界。这些年来，我的一些朋友通过信仰和敬畏上帝来达于谦卑。我对此十分尊重和理解。但我明白，自己很难这么去做。爱因斯坦在他67岁那年写的《自述》中说，他的宗教信仰在12岁时突然中止了，原因很简单，“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我也一样，比较相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不愿相信由神来干预事件的进程。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信念很难改变，就如同自己老是不能把《红楼梦》读完一样。我让自己趋于谦卑的办法是：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从人权角度看，人应当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由权利，这就使居人之上的傲慢失去了基本立足点。认识到理性有限，即自己的见解难保没有错误和缺陷，这就对轻狂进行了有效的釜底抽薪。

我发现，有了这样的谦卑，“容忍”两个字就有点多余了。胡适先生是一代自由主义大师，说理论事公正持平、质朴明慧，但是，他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则似乎尚欠斟酌。依我之见，自由这个道理十分根本，无需从容忍派生出来。而且，说清了自由这个道理，实际上可以没容忍什么
事。这是因为：自由，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也就应当互相尊重而不能去限制、侵犯和践踏他人的自由。在这种理念烛照之下，人们把自己和别人的自由看成天作之物，不会心生非分之想——看不惯别人的自由，并要去干预别人的自由。因此，也就无需启动禁戒机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容忍别人的言行；当然也就无需在这方面加强修养、提高雅量以大肚容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去看自由和容忍的关系：有了对别人自由的尊重，就自然会有足够的雅量，就自然使肚子扩了容——这是以自由赋予容忍新的内涵和新的意蕴。一句话，有了内在的对自由的尊重，就或者免除了你的容忍之劳，或者更新了你的容忍基因。当然，也就更不需要忍不住也要忍了。

不过，容忍这个词在别的方面依然会很有用处。例如，对别人不太礼貌、不够得体的说法和做法，不妨有所克制，有所容忍。对别人的冒犯和过失要视情形有所宽容隐忍。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理解，因而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的时候，要多一点忍耐。在应对某些急不得的、不能快刀斩乱麻的烦心事时，要耐着性子忍一忍，以及在面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后果时，只能无可奈何地容忍等。

我的办法——通过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来趋于谦卑，是不是带有普世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留待开放和从容的讨论来解决。我在这里能肯定的是，它在我身上的确比较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粗暴地将有神论和有神论者说成是“邪恶”的。今天，我从内心深处尊重他们的存在。不过，今天的我同时认为，无神论和无神论者也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至少，如果有人说我是“邪恶”的，我会觉得冤得慌。不难明白，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承认一个共享的宇宙，并且敬畏这个至大至妙的宇宙。

在埋头物理学研究之余，我编定了一本题为《一生说真话》的自选文集。里面的文章，皆按时间顺序排列。凡是发表过的，都标明了原载何处。未标的，则为首次发表。书的附录中，收了《本人简介》、莫少平律师为我作的一审辩护词和章虹写的五封信。

在文集即将付梓之时，写下自己的一点人生感悟，是为序。

2006年6月16日初稿
7月10日改定 于北京家中

目录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思考
迷人的客观性疑难
台湾政治转型意义试析
台湾选举制度及大陆选举制度变革刍议
也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和平宪章》之我见
在清明节的光天化日之下
诉诸公民意识 争取首要人权
欲与王山对话
让我们尊重逻辑
为不稳定性正名
建设性断想
从陈希同下台说起
立国之本应无恙？
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
一封给友人的信
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
我看一国两制与中国统一
天怒有余 民魂不足
致联合国人权工作小组的公开信
江棋生访谈录
善待中国的母亲河——长江
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
五四前夕读报随想
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
对武侠小说的一点看法
良知安在
牢中染病 一大不幸
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我的年终总结
迎马年 办实事
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假如我是朱熔基
多一些清醒 少一些狂热
江泽民的新衣
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信
行使法定权利招谁惹谁了
识时务者得善终
聊说十六大
大道之行：从“小三分”走向“大三分”
冷眼观大墙 热血度春秋
羊年春节贺卡六封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心路历程（上）
我的心路历程（下）
说真话的自由
给凤凰卫视资讯台的一封信
美中略有不足
大悲剧与小悲剧
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
尝试建立制度性救助机制
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
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
人权、特权与分权
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
悲情悼紫阳
一次迟到的吊唁
给伯恩斯坦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和台湾同胞说个事
怀念耀邦 拥抱自由
痛悼宾雁先生
猴年马月搞普选
汲取文革教训 不容践踏人权
人自重 人重之
我将公开挑战所谓“宇称不守恒”
从官方拒不批毛说开去
就林牧先生猝逝发出的唁电
林老与三份历史性文件
大雁塔见证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岁末读书随想
为邬书林一辩
再评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法国记者并没有误解温家宝
一个老三届人的春日感怀
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回首，为了重新出发
关注六四抗暴者
一国良制 人间正道
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
我为什么要竞选笔会理事
评点历史唯物主义
我的当选感言
老包，一路走好
包遵信葬礼缺席者声明
周钰樵先生的这段话与事实不符

附录
本人简介
莫少平律师一审辩护词 莫少平
给监狱长的第一封信 章 虹
给布什总统的一封信 章 虹
给监狱长的第二封信 章 虹
给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处的一封信 章 虹
给朱熔基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章 虹

另外，还配有几十幅照片。

江棋生
2007-11-29

越揪心的电影，越不敢下笔。

我为一篇文字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苦难有多长，祈求就该有多长。所以知识分子的罪过永远是写给人的太多，说给神的太少。《盲井》之后，李杨以他的方式继续对一个瞎眼时代的记录。这次是被拐卖的四川女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陕西山村不断逃跑的故事。中午我问家里的钟点工，老家有没被拐的？李阿姨是我同乡，她说村子里有三个，一个被卖到内蒙，因逃跑被挑断了脚筋。家里5岁的孩子已经15了，天天说长大了要挣钱，把妈妈接回来。

想起半年前李阿姨第一次来我家，她丈夫坚持要陪她上来，说别看这里人模人样，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坐在沙发上，他嚅嚅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山西的黑砖窑……”

原来黑砖窑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刻，只有0.5米。李杨说，盲就一个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来形容人心中的漆黑。

在某个意义上，李杨讲述的苦难，有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就是在“善良”这件事上，对于民粹主义的无情颠覆。和《盲井》一样，影片最震撼的冲击力，就是每一个在被拐卖的白雪梅眼里“禽兽不如”的乡民，都有一张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的脸。尤其那个和老伴一起把买来的姑娘按在床上，帮儿子黄德贵强奸的老父亲，真有一张最中国、最底层、最朴实，也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中变成人性乌托邦的“最善良”的脸。

就如黑砖窑事件令人极震骇的，不是激发我们义愤的大多数“奴工”的遭遇，这“义愤”容易使人也自以为“义”起来。最震骇的乃是一个悲凉透骨的提问，“50元人民币可以做什么”？

借用我的弟兄何当的回答：

“在北京，50元可以买到：50根冰棍；25个煎饼果子；5张D5或者2.5张D9的盗版影碟；一张话剧学生专场票；半条美特斯邦威牛仔裤；八分之一个2G内存的三星MP3；二十分之一瓶100ml雅诗兰黛特润修护露；一百分之一台宾得K100D数码单反相机；四千分之一辆07款雅阁2.0轿车；或者，一万分之一套北京郊区的普通住宅”。

但在黑砖窑的尽头：

“你可以在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之后，嫖一次跟你一样劳累不堪的小姑娘”。

李杨的《盲山》被公映，或许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刺破了罪人对于人性乌托邦的想象，和对一个世俗的“他者”的道德偶像化。在最底层、最受压迫的大地深处，有一种人性的罪与盲，陷入一种普遍主义的光景。这光景无关乎阶级，无关乎身份，无关乎左右，也无关乎东方或西方，甚至也无关乎贫富：这个社会中最最弱势的一群被凌辱者，在他可以凌辱的人面前，是禽兽。

在一种西方式的左翼文化中，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见解。若把古代以色列人的苦难与中国人的苦难作一比较，或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在灾祸中承认，“耶路撒冷城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当人性的乌托邦倒下，救赎的上帝就成为信心的唯一对象。而中国人无论受过什么苦，对人间的“义”之坍塌，也绝不认账。

影片的第二个颠覆指向文化传统。李杨不怀好意地选了中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当年老子讲学、孔子拜师的陕西周至县作为拍摄地。当雪梅第一次逃跑，全村乡民一起追赶的时候，黄德贵的表弟，正在学校教孩子们诵读《孔子拜师》的课文。这个后来欺骗了雪梅感情的伪君子，对她说，“你的学问比我们村的人都大。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故事里的第三重颠覆，指向国家权力。当收养猪费的乡干部来到黄家。被锁的雪梅在窗户后面呼喊“救救我”。干部说你家的事我管不了。转头对黄德贵说出了电影中叫人仰天长啸的一句台词，“拾掇媳妇，光说顶个球用。这就跟收费一样，必须上硬的”。

这话如白描，描也白描。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处境，在古老文化的中心地带，家与国，在罪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隐秘关系。到最后警察穿着制服来，也救不了人；第二次便装来，被全村围追堵截，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扔进面包车，落荒而走。被拐卖的意思，就是被裭夺了一切可识别的人的LOGO，身份证，公民权，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当这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人的尊严如何继续成立？

村里其他被拐卖的老乡，来劝雪梅。一个说，生了孩子，就不同了，你只能忍。一个说，活着真没意思。在我看来，影片的第四重颠覆，也许不是李杨的本意，就是对处境的颠覆。电影以描写极端的处境来颠覆处境的意义，意思是，如果人的灵魂与尊严，是被处境决定的，那么彻底翻转你的处境后，你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假设我们真要一辈子活在某种制度下，真要一辈子被关在大山里，电影怎么拍，人要怎么活？

可惜李杨没有继续追问，他还是将肉身的“逃亡”当作对生命意义的挣扎和塑造。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格调。处境真的太尖锐，使人在抵达灵魂真相的途上，忍不住折回。但在第四重的颠覆上，你无法回避这个逻辑，宇宙人生若有确定的价值，这价值就必带给人信心，说人的灵魂，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尊严和自由。宇宙人生若没有这一确定性。离开影院人就恍惚了，我走在都市的繁华中，因着无数的LOGO而被识别；那我的意义，是否也只是一种可被褫夺的LOGO.

当黄母跪在怀孕的雪梅面前，说“黄家永远感谢你”。你想黄家是什么呢，原来每个人都活在他的意识形态里。“黄家”就如“国家”，不过是另一个LOGO罢了。

一个人在他的处境里被褫夺得最彻底的，是十字架上，连里衣和外衣都被分了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就是灵魂胜过处境，恩典高于意志。

2007-11-24写于成都图书馆。

 

1787年，当美国各州的55名制宪代表齐聚费城，始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思想终于催生出它的现实对应体，自此，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分立与相互制衡逐渐成为现实政治中被广泛接受的规则，而四年后批准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则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确立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宪政地位，此后，由于新闻业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中，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后盾的舆论监督逐渐演化上升为”第四权”，不过，作为第四权的舆论监督与一般所说的三权分立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立法、行政、司法权属国家权力，其运作均依赖税收和国家财政，而舆论监督则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权利，在民主国家中，媒体大都属于民间独立运作，依靠广告收入或捐款赞助维持生存，而不掌握权力资源。

这种不同层面的宪政组成决定了舆论监督与立法、行政、司法的不同功用。非民主国家或不成熟民主国家中，当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之间尚无法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时，社会层面上的舆论监督往往早先一步萌生出民主政治的新芽，与思想启蒙同步的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权利运动往往成为三权分立的先声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舆论监督力量并不掌握权威的政府权力，多数情况下，舆论监督作用的显效有赖于三权分立制衡作用的系统推进。

一般来说，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虽构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应首先体现为立法、司法对于行政权力的制衡，因为在政府权力的三个分支中，行政机构的权力是最不让人放心、而又最容易形成独裁与专制的：行政机构对军队、警察、财政、人事提名等大权的控制，使之掌握了最多的资源，作为执行机构，行政权力又往往需要对社会事件相机处置，使用权力的弹性空间较大。

由于这个缘故，立法、司法如果不能对行政权力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那么，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分权概念就只是一句空话。美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总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体现了美国宪法的基本理念，在当初的制宪代表看来，行政最高领导人总统的权力首先要加以制约，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首先就是针对总统而设、防止总统成为皇帝的机制，这种分权机制对总统权力的制约能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而且，我们不能假定行政机构领导人具有知错就改的道德勇气，恰恰相反，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员，往往会用一个个新的错误刻意掩盖旧的错误，这一点中外皆然，在旧的错误有可能被掩盖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的表现并无不同。

水门事件的真相本不复杂，但揭穿这一黑幕的过程却十分曲折。对当时的美国总统来说，由于水门事件扯出管子工等一系列滥用权力的黑幕，如不加以掩盖，其行政权力将会受到挑战。当丑闻逐渐被揭穿，非法”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开始寻求与法官的合作时，尼克松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他亲自披挂上阵，要求跳过国会听政会这一程序，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因为国会听政会是向全国直播的，尼克松此举是为避开立法与舆论监督这两权的锋芒——但尼克松很快发现，他的行政系统的部下、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同样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考克斯甚至对新闻界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法庭传总统出庭作证，这时候，尼克松被迫以更大的决心解决考克斯的问题，他向司法部长施加压力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独立检察官在美国权力制约体系中，处在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交的一个点上，总统有能力通过下属解除下属的下属的职务）。不过，尼克松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首先，美国的新闻媒体实在不好对付，《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见缝插针地搜寻水门事件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则在这个时候对副总统的受贿及偷税行为进行了报道，迫使副总统辞职；与此同时，国会的调查委员会也非常善于借用公众舆论的支持，他们直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提供真相；更重要的是，国会的弹劾程序即将启动；而新任独立检察官同样难缠，继考克斯之后，他接着对尼克松穷追猛打。终于，在国会弹劾程序、最高法院判决和公开转播的电视辩论等重炮轰击之下，尼克松被迫交出录音带，宣布辞职，至此，法治战胜了总统的权力。

回顾三十多年前的水门事件，我们会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行政权力欺骗公众舆论的能力不容低估，在赢得总统连任之前，尼克松曾以在任总统的权威打消了公众对水门事件的强烈怀疑。幸而当选连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大选期间，司法部门的调查并没有停止，美国开国先贤们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器一直在有效运转，而且处在自动运行状态，行政权力根本无法阻止立法和司法权的介入。随着水门事件调查的深入，负责调查此案的西里卡法官依照程序提出了国会介入调查的要求，这时候，察觉水门事件中存有更深内幕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增加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篇幅，于是，立法、司法、舆论监督形成一种轮动效应，让本来满不在乎的总统左支右绌，被迫露出越来越多的马脚，尽管尼克松足够赖皮，但在立法、司法以及舆论监督的制约之下，他根本就赖不下去。

当然，权力制衡机制不仅表现为立法、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权力也同样可以通过否决议案、大赦、任命法官、财政手段等对立法、司法予以制衡，最高法院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的法案，总而言之，三权分立就象一个结构牢固的三角形，其中任何两条直线都对另外一条形成牵制，更不用说还有社会层面的言论自由保障。

这种制衡机制在今天的陕西伪虎门事件中显然并不存在。种种迹象表明，在华南虎造假事件中，镇坪农民周正龙并非核心人物，镇坪地方政府和陕西林业厅才是关键角色，时至今日，作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它们仍在顽固坚守谎言，种种恶劣表现中透露出的无耻嘴脸远远超出三十多年前的尼克松总统，遗憾的是，伪虎门事件中，只有发育并不充分的舆论监督力量在孤身奋战，而立法、司法二权始终作壁上观，由于他们的沉默，尽管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民间舆论已经独立揭穿了谎言，造假者仍在胡搅蛮缠，试图蒙混过关。新闻舆论可以得出纸老虎照片做假的结论，但因为没有司法调查权和惩罚权，难以揭示这一恶性事件的具体造假过程；而没有立法对行政的制衡和威慑，无论民间舆论形成多大声势，造假官员都可以厚着脸皮”官照做，会照开”，这无异于对造假行为的鼓励，官员们发现，不管舆论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也无法伤及他们一根毫毛，他们完全可以继续赖皮下去。没有司法、立法二权的介入，伪虎门事件根本就无法画上最后的句号。

这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局限性。舆论监督无疑是重要的（伪虎门事件中，中国网民奢侈地享受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言论自由），但我们发现，没有三权分立与权力相互制衡，舆论监督的外部力量无法抗衡行政权力的强悍，即使倾举国之舆论，也无法打倒一只小小的镇坪纸老虎。不过，伪虎门事件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权力制衡与互动的契机。迄今为止，我们无法断言舆论监督对行政权力发起的挑战是否能够引起司法、立法的联动，或许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孤身作战表明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并不存在制衡关系，它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相互牵制的三角形，而是处于宪政混沌状态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立法、司法不能独立于行政权力而存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弱势的舆论呼声与强大的整体政府权力间的不对称较量。只要权力保持沉默，舆论监督就不具备个案突破的能力，只要脸皮够厚，赖皮官员便可以为所欲为——即使形成有效的呼应，舆论也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谈论权力制衡为时尚早，形单影只的舆论力量首先要正视其与整体权力间关系的实质。无论从悲观或乐观的角度，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舆论监督虽然乏力，却是目前唯一蕴含新权力概念的载体。

2007年12月4日于北京

 

阴历7月半，传统的鬼节，阵阵铅灰的雨雾，从苍山顶齐斩斩地切下来。而我，如游魂，还在暂居地背后的草坡走动。三三两两的农舍，闪闪烁烁的长明灯，左一滩右一滩的纸灰。我持棍子，拨打着比人高的野生大麻，还在沟坎下，骤然遭遇一只腐烂的死猪。

不觉抵拢了公墓门口，我迟疑片刻，还是进去兜了两圈。白惨惨的墓碑顺草坡蜿蜒，我在其间停顿，合十念祝着姐姐和爸爸，他们在天上已有些年月了。

没见鬼，不过迷路了，归途颇费周折，似乎条条都是绝路。走进去，退回来；再走进去，再退回来。眼看着苍山如冥府之门，吱吱呀呀地敞开，天色被颤抖的大麻叶子掩蔽得晦暗，裤腿及袜子都湿透了——铃声却适时响起。我惊醒似地掏出手机，对方竟是断掉联系多日的朱家孙女红英！我换了电话卡——她说，回音波纹一般扩散着——对不起，老威，我那个永不还乡的堂爷爷还等着你去呢。

我大叫好好。接着还魂一般调整方位，到底在天黑前绕回自己灯光大作的窝。

进入2007年10月下旬，本书接近收尾。于是我提前与红英联系，稳妥之后，我即于24日乘长途客车，颠簸8个小时，从丽江赶赴昆明。照老习惯，先跟孙医生碰头，放稳行包，然后约会红英。此时夜幕降临，原打算次日再从从容容办正事，不料红英在电话那端催促立即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寻访日期又得推迟。

偷不了懒，这是命。端起刚沏的茶咂一口，又烫了嘴。倒抽着冷气出门，自火车站打的去北郊，在一黑灯瞎火的所在等候10来分钟，红英极其男友终于浮现。互相打过招呼，4人就次第穿越两个建筑工地，花了1刻钟，又撤回到货车屁股密密匝匝的马路边打的。记得当晚月亮比较圆，天空比较深邃，飞扬的尘头如烟如雾。我们在出租车里热切地交谈。红英说，她考虑了半天，怕遭拒绝，没敢给堂爷爷挑明。我说，那这么风风火火上门，是不是太冒失？红英说，当然冒失。可为了你老威，也顾不了许多。我说，这次没挑明，上次总提过吧？红英说：我提过一个作家朋友要来拜访，堂爷爷没表示反对嘛。孙医生说：万一老人家认为你开玩笑呢？红英说，隔了一两代，有啥玩笑好开！

光阴随轮胎飞驰，出租车在某个巷子口嘎然而止。我们摸入云南省歌舞团宿舍，红英在前领路，抵拢最里面的单元，上2楼，敲门。一个鸟窝发型的老太太隔着铁栅，定睛辨别了分把钟，才开锁放人。我到底见着了有些神秘的主角朱家万，胖得像尊不倒翁，正坐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我厚起脸皮蹭过去，挨着坐下，使眼色让左右张罗的红英快快切入正题，红英却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与老太太拉家常。孙医生更是如坐针毡。没办法，我只好开门见山了。

老威：老人家，我们摆谈一下，不要紧吧？

朱家万：老了。经不起折腾了。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炎，左心室亏空，也就是冠心病。我坐在这儿都累啊，还摆谈？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朱家万：轻松的话题还可以。你是哪里人？

老威：成都。我专程来看你。

朱家万：不敢当。不敢当。

老威：我是专门写土地改革的，曾到元谋县城采访过你的堂姐朱家学老人。

朱家万：她的记性好，经历过好多事，你采访她就足够了。

老威：你呢？

朱家万：我这辈子，几乎就没在元谋生活过。

老威：为啥子?

朱家万：我1929年生，解放前就来到昆明，上昆师附中。1950年11月，由昆明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考取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工团歌舞队。1953年上调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在乐队，也兼搞创作。1956年转业，返回昆明，在云南省歌舞团工作至现在。

老威：哦，原来是个老艺术家！可听你的履历，好像跟家乡没丝毫瓜葛。

朱家万：我为啥要有瓜葛？

老威：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父母嘛。

朱家万：革命就是我的源，我的根，共产党就是我的父母。

老威：老人家，我又不是政审干部，你对我说这个干啥。

朱家万：不是政审干部？那是干啥的？你的录音机开着，以为我不晓得？

老威：我要真实地记录此时此刻，我需要录音机。

朱家万：你记录？为了啥？

老威：为了写书方便。

朱家万：过去就过去了，忘就忘了，为啥要写进书里？

老威：老人家别紧张，现在不是毛时代，社会还是进步了。右派、大饥荒、文革都可以写，只有这个土改嘛，缺材料，写不了……

朱家万：有啥用？

老威：嘿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嘛。否则，一提到地主，人们还以为是我的成都老乡发明的扑克游戏“斗地主”，岁数稍大的，也只晓得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

朱家万：历不历史跟我没关系。

老威：元谋赫赫有名的朱氏家族也跟你没关系吗？

朱家万：我读中学就出来了。

老威：读中学之前呢？

朱家万：记不得。

老威：是吗？

朱家万：是！！再次请你关掉录音机！这是我的老伴杨老师，她刚才不眨眼地盯住你，她很紧张！

老威：内心有阴影？什么造成的阴影？

朱家万：请你关掉录音机！你刚才说关，直到现在都没关，出于啥子目的？

老威：没目的。机器早关了。

朱家万：为啥有红点？

老威：通着电，就有红点。好好，我把它揣进衣兜，这样，可轻松些了？

朱家万：我嘛，破罐子破摔。我老伴轻松些了……她是彝良县人，中农成分，家里没受过冲击。我们1956年结的婚，她在军区教幼儿园。

老威：难怪她把我盯得死死，像监视一个两三岁的捣蛋鬼。哦，她可回过自己的老家？

朱家万：年年都回。

老威：她都回，你为啥不回？

朱家万：你明知故问嘛。

老威：土改时期，你们家族被杀害多人，你怕受株连，不敢回去，你是地主子弟，却苟且偷生，将革命队伍当避风港。你肯定要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大势所趋，是我，选择也和你差不多。可是后来，时代不同了，不搞阶级斗争了，你为啥还不回老家看看？

朱家万：我病了，懒得动。

老威：病之前呢？

朱家万：断肠人永不还乡。

老威：啥子？

朱家万：断……没啥子，啥子也没说。

老威：你父亲排行老几？

朱家万：老四。叫朱洪。我还有个妹妹，叫朱家茹。

老威：我晓得你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你妹妹呢？

朱家万：还活着。

老威：我可以拜访她吗？

朱家万：不可以。

老威：你真的连回元谋的念头也没转过？

朱家万：隔开57年，还有感情吗？你想想，人和人隔开57年，还有没有感情？所以，不听，不看，不联系，好得很。中国人被捉弄得还不够吗？我既改变不了历史，也改变不了现状，甚至改变不了身上多种要命的病。哪天腿一蹬，完了，烧成一把灰，也不要埋回元谋。不瞒你说，因为在昆明混出点名堂，元谋政府方面亲自来人，数次邀请，我都推辞掉。

老威：这么决绝？可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嘛。

朱家万：没有必要。

老威：祭祖也没必要？

朱家万：解放了，划地主了，早就无祖可祭了。

老威：哦。

朱家万：不行不行。对不起。心里有点慌……

守候一旁的老太太急忙扑过来，又是喂药又是抹胸口。我等随即仓皇收兵。瞟一眼壁间挂钟，进门还不到个把小时。万般沮丧地下楼时，红英还在埋怨我莽撞，称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大家都负不起责任。我随口问有多大责任？红英闪着哭腔强调，堂爷爷是著名艺术家，命可比我这种小小打工妹值钱。孙医生急忙连声道歉，我也回过神来，顿时冒一头冷汗，土改专题快完工，如果附带牵出这么一桩命案，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容易啊红英！我站在黑黝黝的街口，冲着楼群之间明晃晃的月亮大声说，出门在外多留神，愿老天爷保佑你，保佑你的家人。

心事重重地返程，在街边胡乱享用“鬼饮食”，孙医生不饿，就按科学配方替我安排，几乎全是素菜。他解释说：过一会儿睡觉，身体放平，内脏全处于休眠状态。就不要自己给自己增添负担了。

但是我今天只在旅途中吃过一顿。

好啊，你今天很健康啊，孙医生嘿嘿笑，况且你不正吃着吗？

没沾粮食，越吃越饿。

这就对了。节奏放慢，再放慢，细嚼慢咽，饿的感觉就消失了。

自己骗自己？难怪你瘦得像麻杆。

瘦好啊，过去的人都瘦，耶稣也瘦，可特别能走路，传播一种有意义的宗教或者思想都需要走路。

我不能走路吗？可吃饱喝足才能走，饿肚子走不了。

你说得对。可现在不需要走路，需要休息。所以，嘿嘿。

所以，嘿嘿，我还需要一碗肉面。

让胃部再度兴奋，再度充血？这违反生息规律。

我违反了几十年。我是夜行动物。

那么，这样吧，我们回家削梨，你一个我一个。

我承认是3岁小孩，可我的胃不是3岁小孩。老板，来一碗肉面！

别咧着嘴叫，不太雅观。好吧，我去要面，肉就免了。

两个岁数偏大的光棍汉拐入一个十分落伍的大杂院，穿过高低不平的两个天井，再爬某一单元煤窑似的楼道，5层，上顶，便是孙医生的窝。我在临窗的办公桌前坐下，而孙医生坚持站立，似乎时刻都在操练动手术的基本功。我摸出手提电脑，打开视频，准备看律师滕彪为我下载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叙述魔头毛泽东怎样利用文革，打倒政敌，掀起个人崇拜，最终彻底葬送自己，葬送革命的记录片，正是《翻身》作者韩丁女儿韩倞的力作。“东方红，太阳升”的序曲刚响起，习惯早睡早起的孙医生竟探过头来，与我一道兴致勃勃地欣赏，直至午夜1点多。

革命是死了，但暴力的根子还埋着。他紧接电影的结尾台词，边发感慨，边进卫生间洗漱。我明白这要花去一二十分钟，直到从头到脚，一尘不染，他才缩回黯淡的卧室，去独自祈祷，独自做梦。

我则不洗不漱，即刻闭门入室。我靠床呆坐一会儿，不禁抽出洞箫来吹了两段，幽幽游游，飘飘忽忽，父亲和姐姐的亡灵围绕身体，秃头发麻，似乎有掌心在嚓嚓抚摸。唉，这次未遂的寻访太悬乎，幸好没出事。我这样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也不能出事啊。我自语道——如此轻微的语调，既像是自己的祈求，又像是来自身外的亲人的叮嘱。

 

一．

王兵先生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几年前，身边的朋友多次称道他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但我一直无缘观摩这一作品。人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有了惰性，自动屏蔽，失去了接识新异世界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每日发生的陌生的人物事件有可能只是我们旧有经验的重复；如同诗人感叹的，三十以后还不认识的人也就不想认识了，我们自身已经建立了关于世界的框架和秩序，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这一框架和秩序足以容纳他而不必改变自身。更重要的，我们都为中国所同化，难以平等友善地面对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自夸改革近三十年取得了天大的成绩，它的阴谋论思维惯性没有改变，它治理国人中最深层的不平等观念没有改变。一个无业的同胞在首善之区的官吏眼里仍是一个可疑的异类，他们想像不出一个中年人怎么可以不找个单位，又不去挣钱；而这样的人要到地方省市去游览，跟人交流更需要长篇的解释。至于NGO 、志愿者一类的机构和个人，到了地方省会城市，极难给自己正名。生活在权力和发财双管异化下的人们难以理解，政府部门之外有机构，党和国家、市场和奸商之外有不做坏人坏事而专做好人好事者。人们的世界秩序就是权力和财富，这是改革的成绩。

这样说，也过于冤枉了我们的改革。我们还是有一些其他成绩的，越来越多的人在表达个人的权利就是一个例子。甚至懒散如我，虽然人近中年虚无了许多，但并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不想认识的陌生人。我知道，每一个陌生人，只要我们打开他的人生心路，他就是一个摆脱了其当下所是（佚名者的群众或大众）的人类；别的不论，他至少是莎士比亚意义上的人性角色，经必由之路而抵达当下，有反思能力和自辩权力；他的自叙甚至是一种寻求温暖理解的善意。这也是宗教、传统和现代文明都倡言博爱、兼爱的缘由，奥登诗说：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我虽然没看过《铁西区》，不认识王兵，但从朋友对作品的描述中，我理解王兵属于那种“埋头苦干的人”（鲁迅）。这样的人多了，我们中国人之间那种极度撕裂的不平等才有机会得到熨贴平复。我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纪录片作品是真正向文明史上的大师如狄更斯致敬的作品，他的纪录片展示的有如狄更斯的小说所展示的；尽管写小说的余华先生声言他是在向狄更斯们看齐。

因此，当“小武”王宏伟（被朋友称为70年代的影帝）介绍我跟王兵见一面时，我同意了。小武不参加聚会，我临时有约，就电话通知王兵见面地方由中关村改到动物园附近。王兵赶到那里跟我的几个朋友一起认识，原来是我的同龄人，一个很谦和的朋友，说话声音都低得像女孩子。我们都是内向的人，一个个的话题结束得很快。很快分手，王兵说给我带了他刚拍的纪录片《和凤鸣》，希望我能看一下。
 
二．

回家看片，原来是跟《铁西区》一样极端的影像作品，长达三个小时的《和凤鸣》，几乎是一个镜头拉下来。和凤鸣老人是一位退休的教师。1949年，不到二十岁的和凤鸣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革命进报社工作，1957年与同在《甘肃日报》当编辑的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1960年底王景超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营。和凤鸣带着两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党国运动中的失意者、贱民，是被党国抛弃和防范、警惕的对象，落实政策后到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社会开恩地允许和凤鸣过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她甚至重组了家庭，晚年的和凤鸣一人生活，她写了一本书，《经历：我的1957》。

王兵选择了和凤鸣来表达。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和凤鸣老师，坐在自家沙发里，讲述她的一生。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到后来的所有经历。晚年的和凤鸣因为长期独自生活，动作和体态都显得迟钝，家里的光线比较阴暗，这样的人家几乎就是“忧郁”“失意”等词语的最好注解。

影片从傍晚时分开始，和凤鸣老人回家，坐定在沙发里，对着摄像机讲话。一个平淡的开始，但随着讲话时间的推进，一个人的一生经历越来越波动、激烈、惊心动魄，家中的光线越来越暗。和凤鸣讲她20多岁就被当作右派批斗，同样挨斗的丈夫晚上回家将她搂在怀里，捧着她的脸轻声唤她“小姣姣”，半个世纪过去了，和凤鸣老人面对摄影机嗫嚅着说出当年小夫妻间的亲昵称呼。和凤鸣讲她在极端艰难时期的自杀。她去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和凤鸣讲她从自己劳改的农场出发，去夹边沟寻找丈夫。在夜晚走路，她没有想到路上会有饿狼出没。她的丈夫半个多月之前去世。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透过屋顶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她在想：他们的灵魂不会走远吧？他们齐齐地还在不远的天上，朝向人间看望，她的丈夫也还在看着她。和凤鸣讲她30年后又回到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光线在和凤鸣的讲述中逐渐消失。等天全黑了，和凤鸣才打开电灯。

王兵想表达的意思足够丰富，一段历史，一名普通右派的人生经历，一个中国老人的内心情感，人们可以随意发挥出足够的意义。但这部影片更有意思的是，王兵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讲述者，把历史、内心和个人统一地表达出来了。和凤鸣做过语文教师，她的表达流畅而本分，包容而节制，波澜而平静。一个参与过历史风云际会，或说一个被历史阴差阳错选中的中国人，她的生活更多的是一场悲剧、误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眼里毫不顾惜的工具，她也只能顺应生活的安排。但是，在她的晚年，在她退出党国社会给予的恩惠和羞辱后就有了生存的自由。是的，她的自由只是在她退休之后才获得，只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自由，并善用这一自由。和凤鸣在退休后有表达的意愿，也有个人表达权利的意识。

比起其他几十万沉默地进入历史的右派，和凤鸣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她自我争取来的，她越过了几个社会。在党国社会竭力掩盖自己的历史、把当代中国人带到“中国繁荣”的世界大戏之中的时候，这个在历史的暗角里正孤独地约会死亡的中国老人，从中共的“新中国”革命神话、反右大戏、文革神话以及拨乱反正大戏中穿越而出，对着影像设备讲述自己的一生。她表达了自己的权利，她善用了这种表达。
 
三．

对喜欢追新逐后的人们来说，如果置换这样一个人的讲述，比如是西方人来对着镜头讲上三四个小时，或单线条地讲述一个老人与海式的故事，等等，他们会接受得相当容易：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寻找意义也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任务。他们会很快把作品贴上标签，打上自己的印记：跟自己追求深刻、前卫、先锋、思想的内心印证了，而放入他们固有的消费型心理秩序中。即使他们并不从头看到尾，他们也消费了，甚至不羞于而乐于谈论作品。但王兵的《和凤鸣》显然与此不同，这是一个自家的同胞，也是中国人并不算陌生的历史。人们确实羞于甚至无意面对这一作品。

从《铁西区》开始，王兵执着地表达了一种坚忍的心智，他站在生存的边缘，竭力向人们提示他们参与的生活戏剧。这些神话般的悲剧喜剧几如猴戏。王兵的悲悯在于，他一直在追问观众是否有看下去的能力。是的，人们始终有在某一剧本里表演下去的惯性，但人们没有旁观下去的能力。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启蒙。没有看下去的观众，愿意去阳光中扮演社会角色的观众，也许与其自以为是的趣味、意愿相关，但在王兵的追问面前，更多地是与其能力相关。

《和凤鸣》仍是在挑战我们的心智：能否安静地坐下来，听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讲述她的故事？观众赋予影片什么样的意义倒在其次，重要的在于观众有无倾听一个人一生的能力。这种能力跟尊重一个人的权利统一在一起，相辅相成。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权利如何至高无上，其权利如何为我们所尊重，但检验这一权利或落实这一权利的手段有时候极简单：我们有无倾听的能力。能力愈强，权利愈得以展示。因为缺乏这一能力，我们的倾听是极为主观的，我们往往把别人的一生当作印证我们自己的手段，无视他人的权利。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种极为深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不平等使我们先后最终都受到报应。直到今天，这种能力缺失所带来的不平等仍是惊心动魄的，它使得我们同为中国人，却活得都不像人。

情节的曲折、故事的起伏、内心的激荡，等等，都在其次。汉语世界或华人影像中，还少有这样集中表达一个人权利的作品，无论王兵的作品如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我更乐意把他的作品看成培养我们中国人能力的经典。

置身于当代中国大戏中的弄潮儿或成功者们，跟和凤鸣老人的人生相比，也许没有任何共同点。但王兵以他的专业成就，连接了和凤鸣与当代中国人。在王兵的作品里，有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善意，他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善待那些时空相隔、跟我们毫不相识的人们，我们跟她们的唯一共同点是同为中国人。
 
2007年12月，“反右运动”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