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曾任《美国研究》主编，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近年来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论文集主编并序）、《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的纪美国》）等。译著有：《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巴尔扎克著，法）；《啊，拓荒者！》（薇拉。凯瑟著，美，此书再版多次，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丛书》）、《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英）等。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就一些常识性的，经常被误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社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听到或读到一些解释，有好多我认为是误读历史。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就是为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辩护。

现阶段中国还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吗？

第一，初级阶段的问题。凡是我们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教育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现在还不能普及；遇到诸如矿难频发、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以及弱势群体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和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状况等等，我常听到以“初级阶段”来解释，甚至有人说是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都是残酷的，一部分人是要被牺牲掉的。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理清几个方面的思路，什么是原始积累？什么是初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是自称是社会主义吗？原始积累是指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我自己我体会到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小生产到大生产、从农业到工业，这样的一个过程。资本是需要积累的，资本不集中起来办不了大事，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是自发形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很残酷的，剥夺农民，但是其原因是因为发明了纺织机，有了大量对羊毛的需求，羊毛从哪儿来呢？原来是从外国进口，但是不够，而且很贵，那么就需要自己发展牧场，其结果就是把农田改成了牧场，在这个过程里大大地发展了英国的毛纺织业。这个过程里，当然有失地的农民，这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许牺牲掉了一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变成了工人，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我只是举这么一个普通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原始积累，第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的需要，从小生产到大生产；

第二，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发的，不是说政府下一个命令，说我要积累了，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政策，所有的农田收归国有，然后改成牧场。它都是在私有的情况下发生的原始积累。

第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里，几乎和政治改革、思想创新、宗教改革是同步的，一边是资本的积累，一边是政治制度开始改革，宪政、民主制度逐步形成，一边还要普及义务教育。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并不是等到一切都积累好了，都变成大的垄断资本，才开始有义务教育，或者开始有制度的创新，不是这样的。原始积累的过程里、资本积累的过程里，同时政治制度各方面都在同时、同步的进行。

因此，说我们国家还是在原始积累下我觉得有一点讲不通，一个是究竟是社会主义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向平等方面倾斜，为了是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在以“原始积累”来解释我们现在有许多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我觉得这在理论上、从逻辑上就说不通。第二，我们已经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了，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资本了，连嫦娥都上天了，还原始积累吗？中石油、中石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垄断集团，而且都能够跟跨国公司一争上下，并且跑到美国购买证券了，怎么还要原始积累呢？我觉得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就不对头。

我们现在实际上有很多企业是跨国资本，外国资本早就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然后把它的资本投入到我们国家，（姑且不论利弊如何，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企业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资本，早就脱离了原始积累的过程。

还有，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很残酷的剥夺，或者是剥夺农民的地，或者是拆迁等等，并不一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假设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块油田，这块油田需要开发，把周围的人迁走，这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在有很多拆迁，或者是占领土地农田，建什么东西呢？建高级别墅、超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甚至在南方不结冰的地方搞人造冰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吗？是不是自发的？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就需要了？

我们国家从1949年之后，假如说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的话，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我们回头看一下，确实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多少年统购统销、农民交税等等，为建立大工业积累资金，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没有得到回馈，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劳保、医保等等。我们确实建立了很大的工厂，而且在那个时候原子弹上天了，如果说“原始积累”，那可以算。大家都知道梁漱溟顶撞毛主席，被毛主席大骂之事，原因就是他为农民说话，提出剪刀差的问题。另外城镇职工的常年低工资，也是为这个积累做出了贡献。假如说建立了一些大工业，我们办成了一些大事，这些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我认为，在早期这个积累过程应该是完成了的。

后来回过头来，原来计划经济的路行不通，因此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很不完备的，因为权力并没有退出市场。我说权力退出市场，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完全两回事，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用政策来调控，比如说现在发达国家都是用税收制度来调控，或者以某种政策鼓励或遏制某种产业，这种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权力不退出市场，是直接的权钱交易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法治也不完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归之于我们还是原始积累阶段，说教育不普及也是因为原始积累阶段，就说不通了。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已经够有钱了，只要拿出一小部分来，义务教育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这笔帐谁都会计算。但是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很多遍之后，就似乎成立了，可以把本来应该大力改造的事情，说成是合理的事情，可以等着慢慢来，一句“初级阶段”就解释过去了。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而且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还要重新回头去经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三四百年前经历过的，对自己的老百姓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这种说法还不见诸官方文件，但是也不是无的放矢，确实是在相当的一些精英人士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我们官方已经把民生问题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这当然是好事。

腐败会必然产生又自然消失吗？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反腐败的问题。腐败是全民所诟病的，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力反对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腐败每个国家都有。有一种研究，说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到多少美元的时候，腐败最厉害，就是说原来不太发展的时候就不太腐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特别腐败，然后再接着发展下去，慢慢腐败就下降了。这是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一百年前的GDP，每人一千美元和现在每人一千美元价值完全不相等，购买力完全不一样，起码要乘15到20倍以上。另外说腐败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消失，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不进行大力的斗争，腐败不会消失，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腐败就会滋生，不会自然跑掉的。我觉得这就是对外国历史的误读，这些发达的国家，在发达的过程里都有腐败的现象出现，但是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败的斗争，而且是锲而不舍的斗争，才能遏制腐败。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对美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是在它制度特色下的钱权交易。美国的特点是国会议员特别容易腐败，因为他掌握立法权。当然还有比如说政治献金，也是很严重的。还有州政府的腐败，因为它掌握地，私商要建设铁路，政府可以批给它地，有一部分地是州有的，垄断大资本需要地的时候，批地的问题是一个腐败很重要的来源。

美国这些腐败的现象，如何得到遏制和治理的呢？有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进步主义”运动，反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靠什么东西呢？说起来，第一个就是群众运动，美国的劳工运动不如欧洲的劳工运动那么发达，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罢工是非常厉害的，这是底层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舆论的监督，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是媒体人，一定都听说过“耙粪运动”，专门揭丑。一本著名的书是一个女记者写的，深入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把它怎么小鱼吃大鱼，怎么样用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揭露无遗。当时这成为一种风气，所有的杂志、报刊都是以揭丑为主要的内容。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的考虑，因为可以使杂志、报纸的销路非常广。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威力非常大的，被揭露对象，无论是官还是商，都坐不住了。问题在于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宪法保证的四大自由，无论哪一届政府、哪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封报纸，不能对媒体施加压力说你不能报道这个或者不能报道那个。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报纸，还不仅仅是美国报纸，西方报纸就是报忧不报喜，哪一个官克尽职守做了好的事，那是应该的，纳税人养着你，如果不尽责就撤了吧，所以没有报纸说某某部长好的不得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出现丑闻就进行揭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威力比较大。同时被揭露者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各级议员是选出来的，如果太臭了就选不上了。 然后改革派的人物得到群众的拥护，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慢慢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提起民主很容易就想起选举，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是表面的。民主制度是整个配套的机制。

所以，决不是说经济越发展，就自然而然不腐败了，那些既得利益就都收心都做好人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好人与坏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使得腐败的成本特别特别高，而不腐败的好处特别大。另外还要有非常刚性的法律，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能够逃过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腐败还是不断的。这么大力的斗争，锲而不舍的斗争，丑闻还是要出。如果都捂起来，那就更加要发酵腐烂了。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必然总会产生腐败的，只有靠全社会锲而不舍大力的反对。所以我认为腐败无害论，或者自然而然等到经济发展就会消灭腐败，这是不可能的。

别的国家丑闻不断，不等于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国家的廉洁度是非常高的。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X时间系数，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如果有很多丑事，却没有丑闻，不闻于世，这就很成问题了，有病不治，慢慢就会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烂掉了。

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古今中外的政府设置中都有监督机制。例如中国皇朝时期都有御史、监察史以及皇帝派钦差大臣下去检查地方官。但是腐败的孳生本身离不开权力，历史证明只靠内部监督效果不大，必须有外部监督，乃至全民的监督才有效果。

另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不是腐败之源呢？有的人认为，当初我们没有搞改革开放之前，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腐败。一般的老百姓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时刘青山、张子善一贪污多少钱，毛主席就把他们枪毙了。现在有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闹的，有了贫富悬殊、钱权交易。还有人认为，私有制是腐败之源，国有企业的改制是造成腐败的原因。

确实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比较多，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问题比较多，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因为权力， 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腐败的原因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不健康、不完备、法治不完备的问题。是不是都国有化了就解决了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掌管这些企业呢？是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吗？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很多国有大企业在国外投资，大部分是赔钱的。当然我对此没有调查，但是不管是赔了还是赚了，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怎么是全民所有呢？都不向我们报告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些私营经济是腐败之源吗？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逻辑的混乱，说来说去，追根溯源，腐败都跟权力有关系。比如说土地，很少国家跟我们一样土地是完全国有，但是既然是完全国有，国家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得它最有利于广大人民，但是为什么一大片宝贵的地就开发只能极少数人享用的高级娱乐场地？怎么就不建低价房广庇天下寒士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政府也变成了市场，而政府是最应该超市场、超利益集团的。正常情况下员工的待遇不应取决于这个部门有多少收入。而我们现在政府部门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别非常之大，有一些部门是“肥缺”，有一些部门是“清水衙门”，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完全扭曲了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

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落后的标准是什么一百年来，中国人老是觉得自己落后要奋起直追，我们想到的落后，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生产的发展，最开始的时候是船坚炮利，然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围绕着GDP转，发现我们的GDP是很了不起的，现在有一个说法，GDP的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三，比德国还要大。应该说经济的发展，我们这些年经济的突飞猛进，还是一个业绩，你不能够否认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跟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释放出这么多能量，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还要有全面的社会进步，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举一个美国和欧洲的例子吧。那个时候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也就是明年要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从1900年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在世博会上开始有一个展览厅，不是讲新发明、新机器，或者是新产品，而是讲新的有关劳工福利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展览。当时走在前面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比如说英国就展出了工人免费浴室、改造贫民窟的方案，德国当时是俾斯麦掌权时期，是所谓的国家福利主义，展出它的关于初步形成的劳工保险制度，美国在这个方面比较落后，因为它发展阶段比欧洲稍微靠后了一点，大西洋两岸关于福利问题的交流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去开会时受到了指责，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矿难和其他的工伤事故最厉害的时候，而缺乏保障劳工权利的法律，因而受到了当时与会欧洲代表的指责。老罗斯福回去之后，就说我感觉到很羞愧，因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人道主义的游行队伍里排在了队尾。这给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从此开始大力推动劳工赔偿法的通过，以后还有食品卫生管理法等等。另外，就是当时社会科学开始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始论证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因为自由竞争是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原则。这些改革理论家论证垄断资本是妨碍自由竞争的，妨碍了机会平等，所以政府出台反垄断的法律是合适的。全社会的舆论，包括媒体、理论家、开明政治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才逐渐确定一系列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比如说关于禁止童工法、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安全保障条件等等。 这样，我们才看到了现在一个比较人道的劳工环境、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国家。

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落后，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当时的美国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很多指标都已经领先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落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叫做“进步主义”运动呢，这个进步就是指的整个改革向平等方向倾斜的一种改革，叫做进步。什么叫进步、什么叫做落后，除了生产力的标准之外，还要有一个社会标准。这个标准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举一个例子，1845年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说到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确实是非常非常悲惨，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从英国开始，因为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和两极分化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在1892年，就是过了近半个世纪， 德文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时，恩格斯写了一个序言，说从第一版发表以来，英国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已经不是当时的那种很残酷的情况了。工人生活，伦敦的贫民窟改造，公交车票价等等，这些市政改革都是一步步来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到了矛盾两极分化尖锐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要关注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就象马克思说的，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会起来革命，结果没有革命，因为情况改善了。这是我的解释，我不知道有没有权威的解释，为什么英国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关系的。

国家的兴起是文明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我过去写过一篇“说不尽的大国兴衰”，发表在《南风窗》，《炎黄春秋》也曾转载，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读，现在简单讲一下。

一个国家的兴起，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是一步步来的，而且是一个文明的发展的过程，而不光是物质上的生产力。英国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整个的民主制度是最成熟的，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大宪章，一步步的走过来，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开始强盛，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号称“日不落帝国”，其实“日不落帝国”只有不到一百年。到二战之后，殖民地都独立了，又回到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又变成二等国家，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人民的生活、完备的民主制度、人民所享受的权利还是很好的，为什么一定要非得占领这么多殖民地才行？而且假如说过去的殖民地供给它原料，或者说是它的市场，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靠平等的贸易来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是大还是小，我觉得关系都不是太大，而且现在过得最好的一些国家，就是北欧的那些小国家。你不要说这些国家不先进，不要眼睛只看着美国，今天发明一个什么，明天又有一个什么创新，其实像瑞典这些国家的创新还是很多的，它也不跟别国一定要争什么，比如说空客和波音就在争飞机的市场，它不来，但是瑞典在某些医疗器材方面，还有比如说丹麦在耳朵助听器方面，已经垄断了世界市场。瑞典的特种钢是供给瑞士做手表的，也不用发展很大很大的钢铁产业。它们的心态也很平和，不参与军备竞赛，而致力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创新，例如最近瑞典提出要设法成为第一个不用油为燃料的国家，也就是创造新的能源，果真成功了，将是对人类很大的贡献。这些国家的廉洁程度都是名列前茅的。最近联合国出的人类发展报告，前十名都是这些小国家，第一名是冰岛。人类发展有很多的指标，例如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基尼系数小，也就是贫富悬殊小，等等，都是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幸福的程度。

我们总是想到国家怎么辉煌，想到的是开疆括土，皇朝盛世，汉武帝、康乾盛世等等。就是过去的王朝多么气派。但是今天既然说以人为本，就从以人为本来看历史。历史不可避免要经过这个阶段，而且不可否认，在皇权专制时期中国也曾经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皇权专制时间太长了，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英国开始有《大宪章》是十三世纪，我们这时是南宋，从这之后的发展轨迹就不一样了，就已经分开了。我们现在常常说明朝就很先进了，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GDP就已经相当于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觉得明朝是皇权专制到了最黑暗、最腐败、最难以为继的时期，有人说崇祯皇帝是比较英明、比较有为的，假如他可以再多活几年，也许可以使明朝再延续下来，但即使延续下来也绝对走不到现代化。当然中国历代都有非常优秀的人，在这样的高压下，总还是不绝如缕，出现很多优秀的人才，做出一些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没有一个是能够系统地造成生产力的发展和成体系的思想创新。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就被扼杀了。而欧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发展到哪一步，思想就到哪一步，交替促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所以马克思所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是根据欧洲的经验，思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再促进思想的发展，欧洲是非常典型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一直是循环的，皇权专制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实在受不了，就揭竿而起，然后那一个比较强的人做了皇帝，他又开始皇权专制。如果不大力打破循环，是不可能前进的。所以才有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中无数先贤、先烈的奋斗。

把“五四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是荒谬的最后我想说一下“五四运动”和“文革”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它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需要打破。那么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的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种状况下，方向是向民主和科学的。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的旧文化的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连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走出来，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是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母亲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我也受惠，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初中一比如说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中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中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的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主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日本侵略，大批迁校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起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今年是西南联大70周年，有许多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恰恰是证明了“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说“五四运动”的产物，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新的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所以从效果来说，你也不能够说“五四”是使得文化断裂了。

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又是批周恩来，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需要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与“五四”风马牛不相及。

其二，其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其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文化的断裂，就是有一代人根本就没有文化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完全无知了，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 受害者这一代人和“五四”受益者那一代人相比，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用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民主就更加不用说了。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还不够，但是这两样东西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深的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最近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把自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的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不可战胜的。这种的精神才是他们认为的荣誉贵族的精神。我想我国的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可以说非常地道的英文，或者是骑马、打球等等，但是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这只是顺便想到的例子，回到“五四精神”，我认为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

 

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年底前清理完毕。尽管官方给出了理由，说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挣的是处理环境污染的钱，养猪并不划算云云；尽管给出一年缓冲期，而并不像许多县乡官府“逼农民致富”，说要农民改种什么，立马就逼农民砍青苗翻地。然而，此举还是引起了舆论关注。虽有少量文章为东莞市府的做法辩护，比如说有“减排”死任务在前，东莞是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但主流观点是持强烈质疑态度的，其中就有直言“禁猪运动隐喻公共治理的软暴力”者。

本人无意参与具体的禁猪是非的辩论，我从中看到的是，人们对政府职能转型的热烈期待，即期待政府从管治型转向服务型，从自负专断的无限强权型，转向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至于“科学执政”我就不提了，我相信每个掌权者都会说自己的决策是“科学”的，并随时可以找出几打“专家”提供数据论证其决策的科学性，是“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的；而事实上，行政命令除了极少数是为假公济私、谋利益谋政绩，大多数通常也总是可以找到不少正当理由的，只是这个理由能否“压倒一切”的问题。）

行政强权是个老问题。它作为政策政令时，可能是“软暴力”；强制推行遇阻，它就立刻露出了硬暴力的真容，因为行政强权所倚仗的，并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而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这一点很多人早有领教：从“大跃进”时代的“强迫命令”（后来纠偏时反的“五风”之一），不服从者轻则批斗、吊打，重则投狱，到不久前还普遍存在的“城管”掀摊砸物打人、“计生”强流时扣家属办“学习班”，征地拆迁中的“夜袭”，概莫能外。

这种行政强权在改革开放前虽有危害，但人们还可以忍受。作家高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名篇叫《陈奂生上城》，写出了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只要不是专门针对我的，就不算欺负我。也就是俗话说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比如，上边强迫我们江汉平原的农民种双季稻，那是给生产队干部下命令，社员们虽有腹诽，也不会出头抗争。如今，时代早变了，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写进了《宪法》，人们大多各自谋生，政府的决策往往会直接影响某个人的生计，用老办法管理社会，怎么还能叫人忍气吞声？所以，城市拆迁中有了所谓“钉子户”；禁行电动车后了有相关行业协会的维权，有电动车主起诉交警；有东南某市的市民为抵制重化工项目在市区上马可能造成的污染，而提出大声质疑……总之，随着私有经济和合法个人财产的大量出现，及民众权利和法治意识的觉醒，“刁民”（其实是不同于顺民的“公民”）大量出现了。

禁猪这事，还让人想到它与防核扩散之间的关联，我的意思不是说禁猪与防核扩散一样，是为了防止污染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为了公共安全。国际社会为什么要订立防止核扩散公约？美国为什么那样紧张伊朗造核武？主要理由是，掌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国家越少越好；尤其是不民主国家的决策不可预期，一旦掌权者喜怒无常，人类社会头上就悬了一柄随时可能造成毁灭性灾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禁猪与“防扩”二者的关联点，就是都涉及一个对未来可否预期的问题，即决策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决策不民主、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可预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个人和企业决定投资养猪业的时候，是要安身立命的，既考虑了实物与资金投入，也考虑了机会成本，希望有个较长远的发展前景；政府既然批准了他们开业，就不能说禁就禁，随意改变人家的预期。如果想制定涉及群众合法权益的公共政策，就必须经过公众辩论、民主协商的程序，让大家明白为何要这么做，“死也要死个明白”；如果损害了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作出补偿和符合人道的安排，而不能像从前用“服从大局”的大帽子“牺牲个人利益”。

“禁摩”、禁电动车，禁养猪是如此，整顿某个行业、关闭某些企业，改变城建规划、拆迁房屋，莫不如此。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与民众利益相关的决策都要学着讲民主、要依法行政，要给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这样的政府才有公信力，才无愧“人民政府”的称号。

 

外国评论家说：“共产党是一头嗜血成性的怪兽，先吃敌人，后吃朋友，最后吃自己，连自己都吃了，就灭亡了。”说得非常对！全世界的共产党莫不如此，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一个典型。先是和国民党兵戎相见，血染干戈；夺得政权后，“反右斗争”将友党朋辈一网打尽：“文化大革命”更将本党同志斗死迫死，弄到今天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香港着名评论家武宜三先生说过：“凡是替共产党卖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千真万确，广东籍中共老党员、前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饶彰风便是一例。

据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回忆饶彰风”一书：饶彰风一九一三年生於广东大埔，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无钱升学，入读广州陆地测量公费学校。一九三O年靠自学考入中山大学预科，期间和进步同学办“天王星”等进步杂志，鼓吹革命，被国民党通缉，开除学籍，回乡办“文化书店”，售卖革命书籍，兼作祕密工作。一九三六年祕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中山大学组织“突进社”，被国民党追捕，转到香港参加“救国会”活动。抗战期间，任中共“南方临委”、“东江特委”宣传部长、东江纵队司令部祕书长。抗战胜利后，奉令到香港筹备“华商报”复刊，后来的许多中共大官及着名民主人士乔冠华、连贯、许涤新、夏衍、廖沫沙、范长江、萨空了等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和同志。一九四六年东江纵队北撤后，大批中共干部疏散到香港，饶彰风代表共产党负责接待安排，尽心尽力。廖沫沙回忆说：“当时华商报就等於一个接待站，站长就是饶彰风，里里外外，他是大总管，工作量之大，不可想像，那时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是怎样的局面。”后来，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又被派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搞统一战线，为共产党贡献了许多人力和物力，立下汗马功劳。一九四八年底，饶彰风奉周恩来令，亲自安排众多的“民主人士”分批离港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其中有：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郭沫若、章伯钧、柳亚子、马寅初等等。“解放后”叶剑英亲自兼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任副部长，华南分局撤销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属於中共高干，被誉为“统战能手”。一九五八年反地方主义，被撤职降级调到粤北山区连平县任县委书记，一九六O年甄别调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文教办公室主任、科委副主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监禁批斗，一九七O年被打死於粤北乐昌监狱，年仅五十七岁。

最法西斯的是饶被打死后，当权者向下佈置“绝对保密”，连家属都不准通知，直至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居然“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

关於这灭绝人性的屠杀，书中罗培元“深切的怀念”一文是这样描述的：“一九七五年夏间的一天，我在北京路遇见了相别十多年的彰风爱人何秋明，彼此如隔世相逢，大喜过望。但是大街上不便深谈，两人不约而同到了儿童公园，找个偏僻处坐下来。不用说，她将所知道的彰风在文革期间受尽的迫害，惨死粤北的经过一一告诉我。当她讲到在干校被通知彰风的死讯，同时命令她不准哭、不准告诉任何人、不准有任何异样、必须照常劳动、照常排队吃饭……的时候，她竟顾不上此刻是在公园里，放声恸哭了。我担心她过份激动对心脏不利，百般劝慰，都止不住。……我们离开公园后，由於她身上装有心脏起搏器，我便送她到教育路汽车总站，扶她上了车才分手，不料祸不单行，秋明在此别后次年，竟也去世了。”

书中另一篇赵元浩“沉痛追忆党的好儿子饶彰风”中是这样描述的：（何秋明含着眼泪对我说：）“一九七0年，有一天，两个解放军干部到干校找我谈话，只有我们三个人，不让别人听见。

——我们同你谈话，不准告诉别人，对你的儿女也不准讲，如果泄露出去，一切后果自负！

——到底什么事？

——你要同饶彰风划清界线，不要同情他，他已经死了！

当时，我忍不住一阵心痛，但又不敢放声痛哭，只好咬着牙关，忍着，忍着！

——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死的？是怎样死的？请你们告诉我！

——总之，他是死了，已经死了六个月，现在葬在粤北，你不用问了！一定要同他划清界线，要以党员的组织原则保証不准对任何人讲这件事！

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又怕别人知道，泄露了祕密，违反了这两个解放军的命令，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只好用被子蒙着头，在被窝里暗哭，几天都吃不下饭……。“

饶彰风的子女饶海珠“怀念亲爱的爸爸”一文中说：“更横蛮无理的是，他们给妈妈规定了三条”组织纪律“——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及亲友。妈妈血压高至二百四十，仍要独自忍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遇到别人关心的询问，都只好违心回答。……就算是犯罪枪毙，临刑前还准许与亲人见面，死后还准许收屍，为什么对我爸爸就这么残酷？死前不准见，死后不准讲？这是甚么王法？还有什么天理？”

当时同狱的中共前广东地下党难友李嘉人、吴有恒等人在该书中的回忆文章说，饶彰风经常被毒打，甚至被拉出去假枪毙，假活埋，土填到胸口才拉起来。死前那个晚上，半夜里听见饶的牢房里传出凶狠喝骂声、拍台声和最后一声厉声惨叫。第二天便叫他们入饶的牢房撒石灰消毒，他们心里已明白饶彰风遇难了。死后数年开棺验屍，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如此看来，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比之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其血腥残酷的程度毫不逊色。

小时候我曾经住在共产党的“机关大院”里面，不过父母都是党外人士，和那些当朝得令的南下干部子弟在一起，我一方面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又羨慕这些享有特权的共干家庭，总觉得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后来长大了，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看到共产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你们一起打下了江山，共享富贵，为何又斗得你死我活？文革结束后，因为想走后门调动工作，经党员高干舅父的介绍，认识了他的一班原广东地下党的朋友，包括本文提到的吴有恒先生。他们全是被“反地方主义”反下去的党内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谈吐举止和互相间的议论，慢慢明白了：虽然共产党的天下是拿枪和不拿枪两部分人共同出力打下来的，就像这本“回忆饶彰风”书内所说，抗战期间，饶彰风在东江纵队司令部出生入死，内战期间，又在香港负责策反国民党军队，成功策动了粤东起义多起，策划地方游击队会合南下共军……，本来都是革命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应该是来自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可是自从毛泽东支一派，打一派，发动“反地方主义”后，广东（包括广西福建）地下党系统就被彻底摧毁，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将饶彰风毒打致死，不过是冰山一角。据该书内文章分析，饶彰风之所以被毒打致死，就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在广州的余党，企图从饶彰风这里打开缺口，从他这里取得供词，不但将他打成“国际间谍”，更进一步証实他的上级领导叶剑英、周恩来招降纳叛，投降帝国主义，以供高层政治斗争的需要。

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一同出生入死为本党打江山的同志怎么突然之间势同水火，反目成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你死我活？最高领导层之间当面言笑艾艾，背后互相下毒手，可怜的下层干部却成了牺牲品！原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争夺的问题。还是毛泽东英明，江山还未到手，就已经意识到将来一旦坐了天下，共享太平，到了论功行赏，封官许爵，进行权力分配的时候，如何摆平出身农民大老粗的军队干部士兵们和花拳绣腿的地下党知识分子？两者出身背景、知识修养、理想抱负、风格兴趣完全不同，必然难以融洽共事；加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留下来的拉帮结派，“山头主义”，将来或会发展到势不两立，说不定红色江山就会毁在太平天国式的内讧上。於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叶剑英“关於接管北平的工作报告”中说的“军队干部必须了解地方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依靠地下党，依靠群众进行接管。”话音未落，就反其道而行之，未过江就祕密发出党内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据武宜三先生“胡一声及其现象：至死不悟的右派分子”一文说：“攻克南京之日，原潜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立即被撤职，降为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正副书记由毛泽东嫡系，井冈山旧部刘伯承和宋任穷担任。不久后，陈再被贬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到了一九五七年乾脆连同她的丈夫，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起打成”反党集团“彻底解决了。上海潘汉年、杨帆、顾准；广东古大存、方方、冯白驹；福建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广西张云逸；云南赵健民等等，在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文化大革命种种名目下，都被逐渐清除乾净。”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斗争的需要，连曾经被自己封为“白区地下党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以及他的手下大将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也以“叛徒集团”的罪名被彻底打翻。

历朝历代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先知先觉，总是走在前面，中共的共产革命也不例外，饶彰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队伍有农民的想法，正如另一个共产党老党员李普夫人沈容女士“红色记忆”中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怀疑国民党特务被斗争审问时，审问者问她：“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至多就死，你们有吃有穿，还读了大学，为什么还来这里受苦？”沈容说：“他们不明白，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信仰。”中共革命本质不过是又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式的自相残杀，註定不可避免，所以才有“共产党是一头嗜血成性的怪兽，……最后吃自己。”之说。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笔者但愿，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资讯的流通，中国人的知识水准、国际视野能够尽快提高，吸取国共斗争和共产党自相残杀的血腥教训，将来任何一场社会大变动，都不要再带来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不要再出现党内同志的互相残杀，大家都学会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才是中华民族之福，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之福。

（24/11/2007，纽约）

（刊於开放杂志07年12月号，刋出时略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一段时期以来，有一类口号流行得一塌糊涂：某某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某某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云云。

想想列宁和毛泽东吧，他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大师，但对于自己在“发展”问题上的贡献，好象一直都比较低调。

所以，乍一听说某某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我还真以为盼望已久的马克思二世、马克思N世终于诞生了；至少，还以为在具有庸俗特色的中国学术界，传说中的高人终于现身了。

然而仔细一瞧，才知道，这又是一出“窦娥冤”。

比如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比如厉以宁的“新公有制”——这些“理论”本来就和马克思主义攀不上关系，却非要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唉，眼下这个社会，越能“忽悠”的人，越是引领着时代潮流。难怪“赵本山卖拐”，能把全国人民都忽悠的跟横路镜二似的。

我不仿将谢韬的原话引在下面（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大家看看，这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谢韬说：“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赵按：瞧瞧，“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而且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谢教授太有才了！

谢韬说：“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赵按：原来以为只有甫志高这样的人才会叛变革命，真没想到啊！连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都放弃了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缴械投降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连恩格斯这样顽固的共产主义二号人物都当了甫志高，大家赶快弃暗投明吧！可惜了啊！如果辛子陵的考证早点问世，方志敏和江姐也不至于和国民政府顽抗到底嘛。

谢韬说：“（辛子陵）书稿《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

——赵按：天！“共产主义”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信，而这个“始乱终弃”的国际玩笑居然欺骗了我们100多年，直到今天才被一个叫作辛子陵和谢韬的中共党员爆料出来。谢教授好象也是七老八十的资深中共党员了吧，真不知道谢老党员把这个秘密在丹田里压抑了多久，如果没有做“卧底”的忍辱负重，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憋住这股气没有让它随便串了出去。我靠，谢老党员真是太沉得住气了！

谢韬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赵按：啊呀呀！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做大头梦，是民主社会主义把他们哥俩从梦游中拉回现实的。乡亲们呐，马克思的信徒们呀，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有死路一条，你们赶紧改信民主社会主义吧！信仰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哟！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说实话，如果不知道谢韬的身份，我还真以为上面的话出自某个市井无赖的“恶搞”。据说谢韬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想必还不是那种撒谎不脸红的鸡鸣狗盗之徒吧？可是瞧瞧谢教授的胡说八道，我真搞不懂：他到底是共产党的变节分子，还是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资深卧底？

咱先不说谢教授的身份如何定位更科学，就算谢教授把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好歹黏在了一起，如果这种东拉十八扯也算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请问谢老教授：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斯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从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发展着的斯密经济学”、“当代的古典经济学”、“真正的古典经济学”呢？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从此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发展着的黑格尔主义”、“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当代黑格尔主义”、“真正的黑格尔主义”呢？

今天的人们很喜欢把“创新”挂在嘴上，好象每天都有创新的喜讯传来，才能与时俱进。天天都有“新”创，是一件令人很爽且也很累的事情。谢教授“创新”出这么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自我感觉良好，难免有些自我陶醉，这个可以理解——想想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努力与时俱进，恐怕好几宿都没睡个囫囵觉，才折腾出这么一个“创新”，挺不容易的。

如果您关着门在家里自娱自乐，也就罢了，别人管不着；至于您的这个“创新”是否英明正确，这个也另说。但是，您把您自己编出来的故事，非要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白交代、沉痛忏悔，还一定要大家都认可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人世已经100多年了，他们当然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也不会和您当面对质，但您不能因此就栽赃陷害，做人要厚道嘛。

至于厉教授的“新公有制”，其谬误经济学界已经有人做了分析（诸位看官如有兴趣，可参考卫兴华、胡均等人的文章），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想强调：说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这当然不错。然而，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您尽管修正理论的辅助条件好了，您也可以放弃理论的“内核”。但如果把理论的“内核”丢弃以后，您还说这仍然是原来的那个主义云云，岂不是太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了吗？

这岂止是在侮辱大众的智商，这简直就是在侮辱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有人居然还把这种侮辱叫做“发展”，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其实，按照美国学者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这哪里是什么“发展”，这已经是“革命”了！

把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丢弃了也就罢了，您要“革”马克思的命也没人拦着您，可您偏要说，这被您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您还讲不讲道理？

这样一路“创新”下去，这天底下的一切理论，大概都可以被忽悠成“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

唐太宗当年看着莘莘学子鱼贯而入长安考场时，大喜过望：“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过这番“创新”和“发展”，从此是否进入了“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切！这也未免有点自作多情了吧。

将各种理论都招安到马克思主义的麾下，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英明倒是英明，可我估计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除了在下对这样的“创新”不以为然之外，像小布什、焦国标这样“脑子进了水”的反共分子，恐怕也绝不会领你的这个情——倒不是他们不同意“革”马克思主义的命，而是这两个白痴理解不了“韬光养晦”、“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战略部署，压根就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哪怕你挂在嘴上说说也是不行地。

如此“创新”，倘若不是在自作多情，那一定是在忽悠马克思。

马克思真冤，他老人家比窦娥还冤。

难怪马克思生前曾忿忿不平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后人如此“忽悠”自己的理论，或许他老人家早有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