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再见,蒋介石—-心情笔记

 

再过几天就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象征着威权统治与党国体制的“中正纪念堂”与“大中至正”的牌匾将正式走入历史,而由“台湾民主纪念馆”及“自由广场”所取代。

1991年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改回她的原名圣彼得堡,东柏林的马克斯─恩格思广场也改回Schlossplatz广场,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爱沙尼亚也将苏联红军胜利纪念碑拆迁。为什么要有这些改变,因为必须诚实的面对过去的历史,对于威权统治之下所有的不公不义,不愿再沉默以对、视而不见。

中正纪念堂能不能够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应不应该被“自由广场”所取代,这绝对不是什么“暂定古迹”或行政程序上技术性的争议,而是我们还要不要把一位独裁者、一位迫害人权的极权统治者,继续当成神或是封建帝王来供奉的问题。蒋介石是“2.28事件”的元凶,派兵镇压及屠杀台湾人民,已是历史的定案,且依相关解密的政府档案,由他本人直接下令处决的案例也历历在目,继续保有“中正纪念堂”、继续维持蒋公诞辰与逝世纪念日,不但反民主、反人权,更是反台湾。捍卫中正纪念堂绝对不是在捍卫什么“古迹”,而是在捍卫蒋介石的神格地位,捍卫其背后所代表的党国体制与大中国意识型态。

蒋介石自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至1975年逝世为止,前后长达25年的统治,没有一天是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他统治的基础,完全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大中国意识型态之上。他自认为是全中国的统治者,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有权统治台湾;为了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台湾就必须戒严军管,台湾对蒋介石而言,从来都只是暂时的歇脚处,只是Long Stay.今天我们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不但凸显台湾人民在过去半个世纪为追求自由、民主与公义所做的牺牲与奉献,更要重新建立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是我们的母亲、台湾更是我们的祖国,海峡两岸、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政党轮替以前,法务部于1989年6月21日向立法院所做的报告:“军事法庭所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数约14万人。”同时,依据1960那一年,执政当局将12万6,875人列为“行踪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显示自“2.28事件”以来,接续的清乡及白色恐怖,遭到公开或秘密处决的人数,是极为可观的,威权统治对台湾的伤害既深且钜。过去的七年多,我时常有机会与政治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们见面或座谈,对于政府为他们所做的慰藉、赔偿和恢复名誉,是充满了感激,但他们心中仍然有痛、有疑惑,更有悲愤,因为历史始终无法还原,真相也尚未大白。

有些人说,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这就好象一件谋杀案,只有被害人却没有加害人,这样就要结案,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更何况要别人往前看的人,自己却不断的往后看,一方面接见“2.28”的遗族,另一方面继续到慈湖谒灵,这对所有政治受难者及家属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对于过去威权统治者所犯下的暴行与罪行,我们可以宽恕也能原谅,但我们不允许青史就此灰飞烟灭。每一位受难者及其家属,有权知道当年为什么被迫害,是谁下的令,又是为了什么。其中是否纯粹是政治因素或是有挟怨报复,甚至根本就是错案、假案与冤案,如果不追究责任,厘清真相,等于强迫所有的受难者及家属去遗忘对过去岁月及对先人的记忆。

南非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成功例子,证明没有真相就不可能和解,没有和解就更谈不上宽恕。追究责任、厘清历史,这绝对不是清算斗争,更不是怀恨报复,只是要还所有受难者与家属们一个公道,让他们了解所有的牺牲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这些都是对威权统治反人权与反人性的历史控诉与见证,更是2,300万台湾人民必须时刻记取的血泪教训。

丘岳首:中国可从澳大利亚2007年大选学些什么?

 

澳大利亚2007年大选,原总理自由党领导人霍华德“唱罢”,新领袖工党党魁陆克文“登台”,没有“乱轰轰”。

11月24日周六的悉尼,天空飘着小雨,打伞和不打伞的选民次序井然排队登记投票选择自己心仪的国家领导人。晚上,高效快速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落定结果,落败的霍华德致电陆克文祝贺,两位领袖分别在自己的选举总部发表告别和当选演讲,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同时播出实况,除了掌声欢呼声,国家政权平静转移稳妥过渡。大概是“由民作主”惯了吧,投票日选民多会举家前往投票并在晚饭后关注选举的揭晓。也由于上上下下成了自然,陆克文很快拜访霍华德,成者败者谈笑甚欢。25日周日,在市中心举行的庆圣诞大游行为大选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而大选前后,澳大利亚人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交通一如往常,夜总会酒吧的玻璃瓶也没有比平常多碎几个。澳大利亚人尊重由多数人决定的选择结果。

选民以平静的心态看“城头变换大王旗”,政客以冷静的目光看“潮起潮落”,这种“静静”的民主,是美妙的成熟民主,是成熟政党政治的美妙。

关于此次澳大利亚全国大选,不少人问我:你支持工党或者自由党?

你认为霍华德好还是陆克文好?我回答:都好,都支持。自由党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和自由的增长已令澳大利亚近十年的经济实力长足发展,工党的政纲有益于福利和环保的提高能让国民减轻生活压力活得更轻松自在;霍华德偏重于“安全”要与美国一起打击邪恶流氓并无大错,陆克文侧重于“牛肉”要从伊拉克撤军也有其理由……因为都好,选民才没有做出80~99%这样一边倒的支持,哪怕象这次自由联盟输得惨,两头的得票也没有严重失衡。成熟的选民自能运用手中选票的重量,自如地在自由和福利之间“走钢丝”。笔者隐隐担心的是,秦晖先生敏锐感觉到的“第三种可能”──西方左派歌颂中国的少自由竞争,右派赞扬中国的低福利从而可能出现的世界中国化,不会被因打中国牌而多得分的新总理及其“更靠近中国”的工党新政府未来的作为所印证。

民主=混乱,民主如节日般美妙,这是澳大利亚大选在宏观上也是政治体制层面上展示给世人的概貌。如果说中国目前还未到有福分过此“节日”的时分,那在我近距离的微观观察中,我以为澳大利亚选举过程中的一些程序和技术可以在已起步的中国乡村基层选举中尽快借鉴实施。

其一:将选举管理机构从“人大”分离出来。众所周知,“人大”相当于议会,而按照国际政治通则,议会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本身需要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却控制和管理选举机构,那么不但议会自身的权力来源是不合法和缺乏公信力,它所支配的“选举”也就明显是不公正的。

其二、将候选人与选举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选举工作人员回避被选举,这也是国际通行规则。候选人如果同时也是选举工作人员就象店主同时也是顾客的自卖自买一样离奇。

其三、设立常年的独立选举工作机构。选举工作机构不能此一时彼一时,打一枪换一个位置。除了选举时期的忙碌,选举工作机构平时还要负责选民登记,档案管理、接受投诉和处理纠纷等事务。

其四、制订不选举惩罚法规。投票是自由者的权利,但自由秩序下也有“懒得自由”者,需要给与一定的约束和推动。澳大利亚设有惩罚法律对“懒得自由”者推一把,而对于几千年不曾投票的吾国吾民,我想就更需推这一把。

“静静”的民主是成熟的民主、美妙的民主。但需要指出,“乱轰轰”的民主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它是初生民主的常态,也是从婴儿到壮汉的必经之路。恐惧“乱轰轰”的民主大可不必,将“乱轰轰”的民主妖魔化不是愚昧无知就肯定是别有用心。

笔者生活在澳大利亚,但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多大热情投入这“借来的时间和空间”。我承认,对于澳大利亚我是没有尽责的,诚如对于此次投票笔者并无多假思索,我认为只要自由秩序已建立民主制度框架已搭成,执政和在野的反对党在枝节上纵有千差万别,其大体的本质是差不离的。笔者思虑和关注的、无法挥去的心愿是:我故国同胞何日也能如澳大利亚人一样可偏左可倚右,可立此党可废彼党,也可享受到“静静”的民主的美妙滋味。

程美信:评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画展

 


(图为遇罗克与姚文元)

这个画展开启了中国文艺“直面当代”的历史新篇章。巴金老人曾提议建立“文革历史博物馆”,由于官方担心自身合法性而不敢面对这场20世纪最为惨痛的政治灾难。随着文革幸存的受迫害者不断地逝去,这段被搁置的历史逐渐地淡忘。不如说,这场人为历史浩劫又被人为的抹去记忆痕迹,意味着中华民族处于集体失忆的亚健康状态,永远无法摆脱专制集权的恶魔。反思过去是能够正确面向未来的唯一有价值的参照经验,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如果中国人一再回避历史错误,使得一切文革受害者的苦难与血泪全负于东流。或者说,那意味着中国人是个缺乏反思勇气而又没有历史前途的民族。

由于官方的忌讳,文革问题进入90年代被彻底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文化和拜金主义,以致文革这样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成为大众娱乐的商业文化,就连一种网络上流行游戏也冠以“斗地主”名称,可谓中国人的历史失忆变相为一种麻木的道德堕落。所以,年轻一代对文革真相的一无所知,甚至把它当作充满激情与浪漫的时代,如王朔自编自导《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电影,它不仅隐饰了整场文革的血泪悲剧,反而释放出一种扭曲的浪漫美感,尤其对充满学习压力年轻一代人而言,影片中画面充满自由烂漫的无限想象。几年前,有一组关于食用油的电视广告便采用文革的画面、音乐与话语,仿佛使人回到文革造反的躁动年代,为什么历史悲剧被变成一种“浪漫情调”,许多文艺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在美化文革,特别曾是文革造反派的历史过来人,他们对那段灾难性历史不但缺乏反思认识,反而采取一种“青春无悔”的麻木态度。在中国大江南北的KTV包间里,文革歌曲仍使“过来人”情有独钟。这便是回避历史与拒绝反思所引发一种麻木不仁的社会现象。事实证明,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仍旧保留着文革话语系统,并意味着中国历史并没摆脱集权专制与奴性愚民的效应惯性。

在中国,一方面要求日本人诚实地面对二战历史,可中国人自己却一直缺乏勇气去面对自身新近文革历史。可以说,这种不自省的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仅说明了缺乏民族自好的反省意识,无形中给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提供了合法的历史态度。因为,反思历史悲剧是出于正义的普遍人性,对死于非命的受害者的同情与追悼是防范悲剧的重演,并不仅仅文革受害者是我们同胞,即使它发生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社会,这种政治专制主义的野蛮暴行同样遭到人类及全体中国人的谴责。何况,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对于那些受文革迫害死去或伤害的人们,除了怜悯的恻隐之心,在文化上应该有一种集体忏悔的罪恶感,因为专制主义暴力不光是统治者单方行为,它显然离不开奴性愚民的相应作用。愚民思想与封建专制仍是中国文化所无法摆脱的历史惯性,文革悲剧除了毛泽东这一总导演之外,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盲从帮凶。正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所培养出的奴性国民,只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便爆发文革这样的人间浩劫。无论德国纳粹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有多么野蛮残忍,他们的狂热与残忍是基于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采取残暴行动,但不至于出现类似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那般内部相残的不自好的暴行。因此,这应该引起每个中国人的反思与检讨,在谴责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暴行,同时需要更大勇气去面对自身历史与专制暴政。

文革的“政治文艺”之所以能够构成今日中国娱乐文化元素,人们对此一方面是表现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乐此不疲的眷恋,根源在于没有全面正视那段历史悲剧。试问,如果在德国把纳粹政治文艺当作广告台词和娱乐节目,肯定是公众难以忍受的耻辱,势必遭到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再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文革归咎于当时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形趋于紧张,导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观上过于严峻的估计,它成了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客观上有林彪与“四人帮”作用,导致文革灾难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如此为文革寻找主客观理由和轻描淡写显然是推卸历史责任,致使暴君毛泽东以及盲从大众的罪孽一笔勾销,历史真相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最可怕的是,一些文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盲从虽带有一定被动性,可他们丝毫不反思忏悔的个人行为的道德责任,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历史受害者。正如中国美术界许多名家均是文革受惠者,靠吹捧伟人和讴歌阶级斗争的“政治宣传画”起家,丝毫没有一点检讨的悔意,并将不齿行为当作政治资本,仍在体制内与艺术界呼风唤雨。一些人都拿亲历文革作为人生履历的炫耀资本,近年电视节目频频出现一些文革期间的文艺明星,他们不是要向公众反思那段可耻历史,而是以当年的“拿手戏”再现辉煌,这足以说明了整个社会缺乏荣与耻、是与非的麻木态度。

在所谓粉碎“四人帮”之初,“地反富阶级”被平反,遭受文革之苦的受害者陷入一片“皇恩浩荡”的感激涕零之中,其声势淹没了本来便微弱的谴责声,再现中国人在思想中的扭曲奴性。特别将张志新定为“党的好儿女”是极为滑稽的平反,这如同一度遭受暴行而再度遭受强奸。要知道,曾经折磨与处决她的名义也是一个“党”字。可见,中国人要走出历史阴影是多么困难,时至今日也不见具体的人站出来代表“党”向人民以及那些文革受害者“谢罪”。文革如同中国文化以及罪恶根源的大黑洞,它吞没了一切是非与良知。这一切不是一个抽象的政党,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人、具体思想与具体行为。可以说,文革历史实质证明奴性文化与封建意识的原生体,它无时不刻地破坏着中国社会的健康。

徐唯辛的《历史众生相1966-1976》系列作品,以巨幅黑白肖像所构成超级组画,从气氛上给人一种历史震撼力,唤醒人们对历史记忆的是非意识;尤其将文革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以相等肖像尺度出现在画面上,使一个单纯美术画展切入到历史实境当中。它是一次对专制暴政的历史审判;是还原历史真相的装置艺术;是唤醒人性力量的文化行为;是缅怀受难者的纪念碑。这次画展虽是画家个人与民间行为的文化活动,但它标志着正视文革历史的一个全新里程,尽管此前有艺术家通过绘画手段去反映文革,大都以扭曲而晦涩的手法去表达,但徐唯辛以巨幅历史人物肖像为组画装置,不仅从视觉上将人引入历史之中,一幅幅人物目光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反思那场惨绝人寰的政治悲剧。这一切无不是画家有意识的创作思路,让一张张黑白肖像画构成一个历史场景,每个人物的命运与故事都唤起人们那段历史记忆的追思。可见徐唯辛在创作这超组合的系列绘画之前,已经过一个漫长的思考与准备过程,也说明了他是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又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事实上,中国历史的亚健康状态一直需要有良知者去揭示其病灶,从而推动全社会反省与历史进步。否则,中国历史永远沉陷于专制传统中恶性循环。

中国艺术一直处于“贫血”状态,其根源在于我们的艺术家对权力的畏惧与现实的规避,艺术的贫血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与文化病态。我曾概全地说: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但是,我又坚信中国要摆脱权力专制主义的历史厄运,必须通过文艺张力去唤醒全社会的人格勇气和正义力量。尽管中国在工具上已开始了现代文明,可整体文化上还处于半封建状态,需要类似文艺复兴运动那般进步力量,激发全社会的人性康复与思想解放。它不是直接地对西方古典艺术风格的表面仿造,更不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直接形式挪用。换言之,只要构成社会进步的文化力量,不论它是何种形式手段和内在思想相出现,都必将受到历史的肯定。通过艺术的非暴力的观念革命,至少避免了“以暴黜暴”历史代价和社会成本。因此,中国需要一场还原人性,重塑历史、自我拯救的“文艺复兴”运动。

我一向都反感“历史自有公论”的惰性化犬儒思维,因为文明历史不是自在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对历史认知、判断、批评都极为重要的;一切历史功过绝不是由抽象的“后人”去评定,尽管任何人都存在时代性局限性,只要敢于承认并即时纠正错误的开放历史态度,社会发展才有真正的光明前景。此外,我还认为“国民性”具有一定可塑性,几乎所有现代文明社会均从封建历史中解放而来,关键在敢于正视历史及全民觉醒。拒绝反思和回避错误成为中国专制集权的顽症,同时也扼杀了社会良知与国民人格。

此外,我始终认为一切艺术必须通过现实来决定其最终价值,不论它们以什么样形式或内容,最重要的是它赋予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孤立的感官美感。因此,期待有思想、有良知的艺术家站起来,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揭示文革的历史真相,使那些政治暴徒和盲从大众无法逃避历史的制裁;目的不止于还所有受害者们一个历史公道,更是为了整个民族不再重蹈历史悲剧所确立了光明前途。只有这样的艺术才真正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可以说,徐唯辛的《历史众生相》作品是反思历史、抗拒专制、呼唤人性的艺术先声。它对于画家个人虽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人格勇气,可证明了本时代中国艺术家不再是“贫血艺术”的工匠、不再是危惧权力的懦夫。希望更多的艺术家为了本时代艺术赢得历史尊严,开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文艺复兴”运动。

樊百华:子尤周年祭——把教育留给生命

 

此间近日的大会在我心中的重量远远比不上一个孩子。

2006年10月22日,16岁的吴子尤在北京去世。死因,胸腔肿瘤。报道称,子尤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

什么故事?当然是生命的故事。对于孩子来说,生命的故事与教育息息相关。

几个月前乡下的外甥女来信让我替她买子尤文集《谁的青春有我狂》(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1月)五一节带回。买了,读了,一定要写一点感慨也出于很私人的考虑。一个外甥女就值得我认真写一些感想来交流的了!

我曾偶然从电视上看到过子尤和柳红,且默默深铭于心,但子尤文集出版了我并不知道。现在我敢肯定:子尤的精神生命将会延续,很多人会被子尤淹没。一个叫雅楠的女孩,是子尤的病友和挚友,也是癌症,今年10月15日请子尤的母亲为她的一本书稿写序。柳红序言的题目是《子尤看作你》。是的,子尤的眼睛看着雅楠,也看着我们,看着全中国的孩子,看着中国的教育。

“子尤的名字是我起的,取自由的谐音。”妈妈柳红一年前这样写她刚刚离开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子尤是世界上最美最真最善、最有智慧、最有涵养、最有境界、最有趣味、最明事理的好孩子。”在子尤“化作星星飞上天”的24小时后,柳红妈妈将这样的文字置于儿子文集的拦头。

评说任何一个人都很难;评价一个孩子比评价一个成人更难——想想我们的老师们给孩子写评语那样的轻松,轻松到近乎可以由复印机代劳,我的感觉便近于恐怖。我来评价子尤,一是才华不逮——抛开才华子尤还能是子尤吗?一个才华平平者可以对艺术少年说三道四么?二是我的心灵已然糙砺,很难回到少年的鲜嫩、天真、率性。但人们若限于为可欲可为之事,至少柳红不肯同意,子尤也不会同意的,明知不可而为之是她们与病魔抗争的照人光彩,也是子尤批评妞妞的父母、周国平夫妇的尺度。

才华是们父母心里面都有的对孩子的期待,即便不是第一期待。人们对天才津津乐道不就是说才华么!子尤让我又一次特别清晰地想到才华。很多人一辈子拿不好筷子,不稀奇,一如苏南人善做馄饨、北方人善做饺子不神秘。才华不是神秘的,才华的赋得一是要有耦合的环境氛围,二是要有充分的操练。奥地利人多音乐才华全在耳濡目染的丰厚传统。中国鼓浪屿的孩子善弄钢琴不需要父母特别操心。子尤的自述很有价值,至少让我又一次对着子尤的生命历程,将此前形成、获得的看法强固起来。

子尤说:“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有一个难得的生活环境,从小视野就是开阔的”。爸爸、妈妈并非天生的教育家,也干过“逼我弹钢琴”的勾当,好在他们有条件(经济收入当然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也有自觉,给予子尤及时而丰富的激发,使得子尤可以选择“无数条美妙的道路”。(《子尤自序》)“为了培养我的幽默感和快乐的性格”,柳红给小子尤买来相声磁带,“刚听了一点儿,我就顿时像着了魔一般,开始跟着相声磁带学说、学演,连那些演员的说话腔调也学了下来。疯狂地学相声的劲儿,促使妈妈一连给我买了二十多盘磁带、几大本书”;子尤喜欢卓别林,家人就配合他搜集卓别林的相关资料,“从喜爱卓别林电影,我又喜欢上了电影艺术,接着马不停蹄地开始收集奥斯卡经典名片,至今已有200多部。美国电影史我背得滚瓜烂熟”……“这就是我的创作经历:四岁听故事,五岁说相声,六岁看卓别林电影……”(《我的创作经历》)八岁开始写作的子尤,其实是把写作当作文字游戏来玩的。子尤很小的时候就从柳红妈妈学诗词,“看什么就学什么……读什么词牌就写什么词牌”,可见这一学习过程是相当游戏的,用子尤自己的话说:“我的古诗和儿歌差不多”。(《子尤自序》)当然,所谓小说也必定与子尤耳熟能详的儿童故事差不多……小说、新诗、旧体诗、散文、随笔、杂文等等,在大人们觉得难以摆弄的文体,在子尤不过都是文字游戏花样稍换而已。子尤的文学兴趣发端于一套《西游记》磁带,“我天天听,所有段落都能背下来。我还听姥姥念书,像《超人》、《三国演义》、《水浒》等等。这些书的章回当时我都能倒背如流,逢人便讲。”(《我的创作经历》)人们注意了:这里的“背”肯定不是子尤的妈妈、姥姥们的强制性要求,而主要是子尤用心专一、心思集中、热情投入的结果,妈妈、姥姥们顶多一起投入地参与子尤的学习游戏(例如充当忠实听众、观众满足子尤讲故事、表演的欲望)罢了。

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研究子尤的才华诞程,我关心的只是“早期优良教育”的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快乐教育?不是,因为快乐是无法“制造”、“制作”出来的;教育要让人快乐,但不可能有一个快乐教育,好像你只要把这种教育拿过来用上去,就既有快乐又有教育了。但快乐是可以触发、可以生发的!靠什么来触发、生发呢?没有别的办法、方式、途径、秘诀,只有一个,一个人人都熟悉的活动——游戏!也就是让孩子放开来玩,玩什么、为什么玩、怎么玩等等,都不要刻意谋设,只要从孩子自身的反应出发,尽量丰富、尽量有趣生动即可。父母、大人们也必须是游戏中的游戏人,而不可拿捏着教育的分寸出现在游戏中。也就是与孩子互动得越多、越界限不明,越好。

还是要坚持这样的观念:游戏是孩子们的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游戏之外无教育。最好的早期教育只能是游戏教育。想想现在幼儿园的孩子们,拿着各种作业回家让父母“签字”(让父母了解孩子的“学业”),进入“重点幼儿园”要抽签摇号,中签了还要接受考试选拔,我就感到头痛欲裂。

是不是富裕的家庭早期教育一定好呢?一般来说,富裕家庭的家庭气氛、亲子(父母亲与子女)互动要好一些,至少父母亲不会为了基本温饱、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智慧、聪明、玩乐是需要空闲的,广大贫困家庭数代、几辈子人,实际上可能往前几百年间,大人们都日出而作、累死累活啊!子尤的父母显然是具有相当高文化水准的有闲人士,至少子尤说到的大多数文化活动,一般贫困家庭是望尘莫及的。那么,拿现今农村贫困家庭来说,穷孩子们面对子尤该作何想呢?不应当只剩下自卑的。须知,很多的富裕、有闲、知识家庭,都没有子尤幸运。一个优秀的画家不一定比激发孩子视觉反应的大师——大自然,更能把孩子送上美术之路;一个故事大王不一定比拙嘴笨舌,却让孩子有充分表达机会的父母,更善于把孩子送上故事文学的道路……教授的孩子往往比朴实农民的孩子更害怕学习……这些都不奇怪的!因为草根阶层与孩子的互动更多散漫、更无心机、更随意,因而更多游戏成分,或者更少对孩子天性的扼杀——朴实着想,大自然也跟人类做着丰富的游戏啊。当然,若是贫困加抑郁加暴戾加种种恶习加……那是一定要把孩子弄糟糕的。而当下的“教育”,似乎是把家庭(无论穷富)“教育”较为糟糕的方面集中了起来,只是把这些糟糕非人格化、无形暴力化、模式化了。这种对孩子天性构成集团犯罪、集体谋杀的“教育”,竟能堂皇推行而毫无自省、忏悔、愧疚,让人不能不叹服恣意妄为的超生物麻木。这一点,子尤在文集中也做了沉痛、痛切的描述——这是子尤留给这个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在《因为那被埋没的声音》中,子尤写到:“前些天,在离我所在的北大校医院不远的地方,一个03级的北大中文系女生跳楼身亡。她,身体肯定摔出了不少血吧!……没过几天,我的几个好朋友来医院看我,送给了我生日礼物。我常常从同学的电话里感受他们学习生活的压力与痛苦……他们告诉我,一个我们小学时的同学,现在在北大附中的女生小C自杀了。……刚刚开始生,怎么就死了?……我眼中最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小L休学了,最懂事稳重的小H开始看心理医生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哀叹,我惋惜。又没过几天,班里的一个女生小Z也休学了。我哀叹,我惋惜……”在《新狂人日记》这篇不无魔幻现实主义悲愤的寓言体文章中,子尤写的最后四个字是:“救救孩子!”在《生死间的随想》中子尤口述、柳红记录的一段“意识流”中,子尤说道:“我的害怕之处在于意识极其清楚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还不能动,心里就想起小鸡鸡来着。……我跟王钊说了三年抽!抽!抽!……其实死在五四挺好的……五四归魂……”感谢小子尤!是的,子尤说“我的求生欲望多强呀!”谁不是这样呢?一个社会到了刚刚开始生命旅程的孩子,为了来自“教育”的压迫便要么不知生活滋味了,要么干脆作别生命,尤其是发生了这些却还不能让“教育者”警醒起来,这不是超生物麻木又能是什么呢?

子尤把生病视为上帝的礼物,联想到他反复表达的不再为上学烦恼的幸运感,这是一种怎样的幽默呢?呜呼!

这里需要对生命长短说一点看法了。子尤的看法是只要生命是精彩的,长短并不重要。这是对的。年龄记录不等于生命的价值,否则,最长寿老人就真的太重要、太值得吉尼斯不知疲倦地搜寻不止了。但是,没有吉尼斯人类的意义不会减损丝毫,人均寿命的长短与一个社会的福祉、快乐、创造、平等、正义,没有因果联系。(例如人均寿命长未必表征了公共福利的优沃)子尤的早逝本身当然是令人痛惜的,花了巨大的代价没能逃脱病魔也有令人惋惜的地方,但我真的并没有多想这些。值得我多想的真正是子尤的生命为什么能够如此绚丽辉煌,比太多太多的寿者不知要珍贵多少倍——当然是对于活着的人们的珍贵。

子尤走了,他的爱还在延续,在我的心中温暖着、勃发着。

生命的质量最重要的莫过于爱了。爱的愿望、冲动、激情、能力,简直就是生命的整体、全体了。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子尤们相互之间的爱。子尤的率性、朴直,他对美的感受力,是我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曾经深深折磨过我,差一点将我的一生毁了。在这里,爱,是的,爱,曾经是羞耻、堕落、颓废、肮脏的共同所指。当少年的我对一位少女的吐露被她慌张地掷弃于路边,很快我就被漾开的叫做耻笑、鄙夷的巨型漩涡淹没了。恐惧让我离开学校长达40天之久,幸遇班主任陈义哲老师来到我家摩顶放踵,说我是个聪明的好孩子,只要回去上学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多么值得羡慕的权利、尊重啊,子尤们终于有了爱的空间了,虽说还有些窄,但毕竟已被挤出一些了。

不过,面对子尤不无手忙脚乱却也并不抑郁的对少女同伴们的爱的表达,我在为子尤们高兴之余,还是有不少的困惑啊!

人们说,应当像欧美社会那样,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科学、理智的性爱教育。当孩子成人后应当充分尊重其爱与性的权利。但是,与一层薄薄的处女膜相关的问题还是太多太多。

人们说,那些少数人或者“极端个人主义—极端集团主义”分子,总是有意无意将快乐垄断起来的社会,有太多的老百姓对情感生活知之太少,比怎么当官、发财,或者怎么捞取财富、往上爬,(这些多少还有官商们的半公开表演)懂得更少,得之尤少。这里老百姓的人生形同枯槁草木。

人们说,良好的教育一定会使孩子们因为种种学习、种种活动的繁忙,而冲淡爱欲。不论这样说是否已经是一种消极防御,子尤的坦陈已经证明这种说法的不可靠。子尤生病了,子尤的兴趣太广泛了,子尤也够忙了,但子尤爱欲的炽烈却一直缠绕住发育后的子尤。友谊不算,至少有好几个美少女都是子尤愿望中的恋人。子尤常常深深陷入相思的疼痛。离开了学校的子尤已经没有了考试与自由之间的紧张与撕裂,但子尤热爱和热爱子尤的少女,有的却被撕扯得去从茫然、不胜彷徨。

对着子尤沉思:少年如何与爱欲平和相处、相安无忧呢?

爱欲不可欺骗,不可忽视,不可敌视。可以因为忙碌而有所冲淡,但不可能用劳累躲避爱欲。可以戒烟、戒毒,但爱欲是种植在生命的根性处的,能够禁戒生命么?

人怎样照看饥饿、食欲的呢?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要吃,但不止吃一样东西。爱欲也不能拘陷于一点、一面。与妈妈同枕共眠的子尤苛刻挑剔、数落妈妈的容貌,那是一种审美游戏,无性恋母;与男同学知根知底的无话不谈,那是一种心智游戏,无性友谊;与第一位美少女恋情款款,妈妈也平常面对,但空间时间的安置使恋情止于公共空间的拥抱;子尤的兴趣广泛,爱好多样,心思机敏,创造欲旺盛,这极利于造成注意的积极转移——任何人,若将心思置于一点、一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求知么,大可不必头悬梁锥刺股;探索么,大可不必弄到走路不避窨井的沉迷;偶像、美色、性、酒、权利、地位、名望、金钱……等等,不说游戏规则、逐之有道,即便成本是零、得之无碍,也要适度。人类的大患在求“美”者如过江之鲫,求真求善者寥寥,气盛少年若病于相思万事无味,本身就是爱的资格的坍塌,就是占有欲畸旺、心思偏狭、神志蒙昧。爱需要落实却不限于落实,因为爱是有普泛性、灵动性的,滞碍之则死!这不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为新旧、本异不是爱的分别所在。

爱是无法强求的——子尤一定深谙此理。爱是自然的一部分,本须循自然大道。率性不是蛮性。进出异性之爱都会有爱所特有的疼痛,譬如天地美景,别之无憾?有的!但哪有收天地美景于镜匣之中的?小云、泓姐、安宁……子尤生出大喜欢的少女不下十位,若将天年还子尤,众丽寻他犹自由。若将不相干的杯水主义撇清,天涯何处无芳草,便是爱之灵动性、普泛性的形象诠释。若此,“为伊消得人憔悴”,何苦来哉!

我不想把子尤当作少年之爱的范本,但子尤情感的丰富、热烈、疼痛、舒展,应当是寓有相当的启示性消息的。健康美妙的少男少女呵,请从子尤共同思考,共同触摸爱的脉搏,安静些、灵动些、朴实些、敞开些。

我喜欢子尤,但也有或许不同于柳红女士、子尤朋友们的异想,例如面对人们对《英雄》、《十面埋伏》的批评,对胡兰成、张爱玲、李敖的偏爱,对周国平夫妇的批评,子尤固然是真实的子尤,也是难得的子尤,更是不无独特气息的子尤,但我注意到子尤既然多少有了些信仰襟怀,本可以多一些平和、沉静的。子尤还小,毕竟来不及知道得更多。子尤是一个“这孩子”,有他自己的来路、历程,而任何既成路径都只是“这条路”。少年才俊我还喜欢韩寒,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面对少年才子,做无愧于21世纪(?)的人生思考的时刻了。我心中也有青少年才俊的模糊的范型,能否将“安静”加入其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的。但在直觉上,将少年与安静联结起来是有危险的,尽管例如韩寒、子尤比太多的成年人还安静。我固无才华,但我坚持认为:孩子们应当尽可能知道得多些,要说、也要做,但不在意早晚、快慢、公私、隐明,且尽可能说得、做得审慎从容些。                                                                                                     

我心中永远活着子尤这孩子!

王德邦:极权统治的第六种暴力

 

后极权社会公开的暴力统治工具主要有军队、警察、检察院、法院、监狱等五种。当然中国现在还有一种介于军队与警察之间的武警,但从管理机构设置来说,这种武警是可以归于警察的,所以在此不单独划为一种暴力工具。然而随着后极权社会的发展,尤其近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极权社会的统治集团还广泛利用了另外一种暴力统治力量,那就是黑社会势力。这种黑社会势力被政权的广泛运用,以及由此带来对社会民众生活深入持久性的影响,使这种力量当之无愧地成为极权统治第六种暴力。作为目前地球上后极权社会的典型–中国,对于第六种暴力的运用可谓已达极致。所以要真切认识中国今日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黑社会状况。

黑社会原本是人类社会中存在已久的一种现象,对于其界定,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文与许永强先生有一篇《黑社会性质组织辨析》的文章如此阐述:黑社会,由英文词组“Underworld Society”转译而来,原意为地下社会、下流社会等。黑者,非法、秘密之意,故黑社会即是反社会之地下组织。之所以称之为社会,表明它已不同于一般有组织犯罪,比之犯罪集团更为严重,形成了“小社会” 的程度。也有的资料称黑社会为犯罪辛迪加(crime syndicate),意即犯罪联合体。黑社会的共性是:地下社会性、组织严密性、行为暴力性、经济敛财性、政治腐蚀性、地方称霸性。

应该说张、许两先生的分析是立足在世界黑社会的共性上,无庸置疑,这些世界黑社会的共性也为中国黑社会所拥有,然而中国今日的黑社会显然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本文在此所集中谈论的是中国黑社会如何成为极权统治第六种暴力工具的问题。

一、黑社会肆虐的国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呈现黑社会笼罩的态势,各种关系到社会群体性利益的活动上,都会有黑社会的影子,甚至有的公然就是黑社会在把持。黑社会那曾经只在书面或境外警匪片中才看到的东西日益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且让人无可躲避,以致使整个社会沦陷入黑社会的裹辖中。

在农村中,中国近年来一切的土地征用似乎都离不开黑社会的参与。如广东佛山、南海等系列土地案,河北绳油村土地案,黑龙江富锦、鸡西土地案,新疆克拉玛依土地案、四川温江、自贡土地案,等等一系列已经披露出来的土地纠纷案中,都有黑社会的直接参与。

在城市中,近年来城市发展下的拆迁基本是在暴力下进行的。参与暴力固然有国家公检法司各方力量,但同时我们总还能看到一支黑社会队伍会混迹其间,并且常常充当暴力实施的急先锋。这种城市拆迁中黑社会暴力现象,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特大型的现代化城市中都可说比比皆是,至于一些中小城市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在企业里,中国随着改制名义下大量企业的倒闭破产,大批工人被买断下岗,企业中固定资产的处置与工人的扫地出门,都相伴着暴力强制,而在这些暴力中也都会有黑社会的参与。当然还有大量牵涉劳工纠纷的企业,更是有黑社会的直接操控。如今年爆出的山西黑砖窑,与沿海一带普遍存在的企业黑劳工,都是这种情况。

在事关公民权利行使的公共生活中,如村委、街区干部的选举与罢免,乡镇、县区的人大换届选举等,公民参与行使选举权时,常会受到来自黑社会的干预。一些独立参选人,或不按当局意志投票的公民就随时面临黑社会的恐吓、骚扰、殴打。这在广东的太石村,湖北的潜江等等,全国许多真正试图行使选举的地方,都出现过黑社会殴打公民,干预选举的情况。

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投身于维权活动的人士都受到过黑社会的直接攻击。如广东的郭飞雄,山东的陈光诚,北京的高智晟、李和平,等等一大批维权人士与律师都受到过黑社会性质的恐吓、骚扰、谩骂、殴打。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边陲,从社区到企业,从公民的普通生活到政治权利的行使,无不面临黑社会的干扰,无不笼罩上黑社会的阴影。黑社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目前中国任何公权与民权交锋的地方,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产生冲突的地方,也即是公共权力企图侵害个体权利的地方,都有黑社会参与其中。从各种事实来看,今天中国黑社会已经成了政府解决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常规力量。

二、当今中国黑社会的本质

一般意义而言,黑社会应该是外在于正常社会与政府的一种存在形式,即它不容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性,同时它也应该不会容于政府,同样具有反政府性,至少有为政府所不容性。然而今日中国的黑社会却有脱离这种普遍本性的特点,在反社会性上中国黑社会是具有的,但在反政府性上,或为政府所不容性上,中国黑社会却不具有。不仅如此,中国黑社会与政府关系完全颠覆了既往黑社会与政府的那种分隔,而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依赖辅助的关系。

中国黑社会的存在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中共建政后,因强大的极权控制而使黑社会在一定时期面临绝迹。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中国黑社会随着经济改革而再次死灰复燃,并且在政府权力的助长、庇护下迅猛发展,以致形成今天遍布每个城镇的局面。显然中国今日黑社会的形成是直接得力于地方政府的支持的,这从黑社会活动的公开性与对权力的依从性可以说明。目前虽然对中国黑社会的态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从种种迹象可以确定它们在将黑社会变成政府非法职能的载体的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要认清中国今日黑社会的本质,应该从极权政府职能分化的角度来分析,只有认识到中国今日黑社会与政府的隶属与职能分割关系,才能真切地掌握其实质。

从前面我们陈述中国黑社会的普遍存在上可以看到,中国黑社会恒定地出现于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地方,成为公权与私权矛盾化解的常规力量。从人类已有的常识来看,任何冲突双方矛盾的化解只能通过双方协商、第三方裁决、一方消灭另一方(当然此消灭内涵着克制对方,使对方屈从,而将矛盾强力化解的意思)。那么黑社会在这种冲突中是否充当外在裁决的第三方呢?在文明世界的第三方就是代表中立、公正的法院,然而由于极权统治将法院变成一种统治的工具,从而使其失去了第三方裁决的本质。在极权连法院都作为自身统治工具的情况下,黑社会自然不可能成为公权与私权,或政府与民间冲突的裁决方。事实上,从中国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冲突解决方式来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冲突的解决只有暴力下政府对民间一方的压服。在这种没有第三方裁决,也不存在冲突双方协商的情况下,黑社会的出现、参与只能是依附于政府,作为政府暴力的一份子,而不是相反。

作为政府暴力一份子的黑社会,在政府与民间冲突上自然充当着政府的打手。从中国近年不断涌现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来看,黑社会在其中完全扮演政府暴力镇压的急先锋与充当起平息争端的终极手段。说黑社会是一种政府镇压民间的终极手段,就是指那种对民间造成持久威胁与最终消灭民间对抗的手段。这种手段目前在中国政府与民间冲突中被广泛运用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军队、警察、法院、检察院与监狱。这种手段的残酷性类似于近年恐怖分子的超限战。

从中国今日黑社会普遍充当政府与民间冲突中的打手,并作为政府整治民间、剿灭异己的一种常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今日的黑社会本质上就是中国暴力统治的一个分支,是直接服务于政府暴力需要的工具,是政府统治职能的延伸,是政府管治社会的手段,因而是中国极权统治的第六暴力工具,起着其它暴力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产生中国今日黑社会的根源

应该说中国黑社会由来以久,从产生黑社会的根源来看,与世界其它地区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人性的罪恶。由于有人性的恶,固有出现黑社会的罪种。而社会发展的失衡与个体在社会中的经历,则是为人性中的罪种提供了生根、发芽、成长的条件。这是黑社会产生的普遍根源。

然而由于中国今日黑社会的本质特点,意味着产生中国今日黑社会肯定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极权社会统治的暴力工具既然有军队、警察、法院、检察院、监狱了,那么为什么还要黑社会呢?此中固然可以说黑社会是自然产生的,是先于极权社会而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今日极权统治对黑社会不仅不予以消灭,而且还利用来作为自己的暴力统治工具,大力扶持。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极权统治需要利用黑社会呢?对此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极权统治合法性缺失的现实在世界文明大潮前日益彰显。至今人类已经普遍认识到以暴力夺权为前提的政权都是没有合法基础的,否则抢劫就成为合理,而事实上任何的抢劫只能是一种力量的胜负,而绝不是一种法理的认同。文明发展到今天,一切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是它国家的全体公民授权,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那么任何武装夺取的政权都必须走过全体公民投票认可的程序,唯有如此方可获得合法性。中国极权统治是建立在武装夺取政权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走过全体公民投票认同与授权的程序,因而是合法性从来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权。这种没有走过合法程序的政权,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公民的日益觉醒,就面临着外界指责与内部质疑的双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要么是补追合法程序,要么是暴力压服质疑。显然中共至今选择的是暴力压服一途。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违背法理的东西,只可以暴力压服一时,而绝没有暴力压服一世的,更没有因暴力而扭转法理,使不合法变成合法的。这样暴力使用的合法性也必然缺失,暴力使用的持久性也让暴力持有者心生怀疑。面对这种暴力都缺少法理依据的情况下,一则是暴力的无法放弃,一则是暴力的无所支撑,在这种尴尬中,选择一种既具有暴力作用,又能躲避暴力名份指责的东西,自然是极权统治者苦心觅寻的目标。由于黑社会的去政府特色,及其阴暗、残暴本性,使它天然具有了极权统治所要寻找代替自身暴力的特点,因此黑社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极权统治者借用来实施暴力与躲避责任的首选工具。

其次、公权私化必然导致权力与黑社会合流。极权统治合法性缺失下的公权是没有未来的、短视自利的、腐化堕落的,以权谋私成为权力运行的共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资本化成了权力的价值当然!公权一旦成为逐利的器具,社会的堕落就将如病魔般从政府向社会各领域漫延,直到摧毁社会一切高尚的价值。公权的自利,或公权的私用,是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耻的。同时任何公权私用都相伴着公权对民权的侵害,对普通公民权利的剥夺,这势必遭到文明社会的遣责与觉醒公民的抗争。面对这种状况,公权自身很难堂皇登场,于是假借起一种外在于公权的力量,来代行公权掠夺渔利的职能,实现公权资本化的目的就成为必然。而能当此肮脏使命者,自然非黑社会莫属了。

再次,规避法制,躲逃罪责。犯罪是黑社会的天性,极权统治常利用黑社会的犯罪本性来完成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律法成为公民行事的准则的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这样权力的行使就得顾忌法律的条文,许多公然违法侵权的行径就不便由权力直接出面公行。这样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当然就成为公权规避法制、躲逃罪责的防护体。

最后,极权社会恐惧与谎言的本性决定了政权祭出黑社会作最后挣扎的选择。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支柱是恐惧与谎言,黑社会那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阴魂不散、残暴无度的特性是充分制造人心恐惧的毒素,所以黑社会自然为极权统治所赏识与借用。用黑社会手段来胁迫平民屈服,达到掠夺侵权的目的,自然成为极权最后的依托。

四、挣脱黑社会魔咒

黑社会的统治应该说是人类最黑暗的统治,其残酷性、暴虐性与对社会危害的普遍性、深入性,是超越人类历史上除了战争非常状态下的任何统治的,因而这种统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是可以想见的。如何走出这种民族的灾难?这无疑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士所苦苦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挣脱这种黑社会的统治必须从人的改造与制度建设双重入手。

首先人的改造上:就是要提升人类精神,用宗教信仰来克制人性的罪恶,用责任道德来强化、坚定人们反抗极权黑社会统治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苦难如此深重,与没有广泛建立起倡善、求真,追求彼岸价值观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了人,才是从根基上消灭产生黑社会的人性罪恶,最大范围减少黑社会产生的人性基础,平衡社会心理。同时通过宗教可以筑起抗御极权暴力毒荼生灵的长城,最大范围拯救被极权摧毁的人类精神价值。

其次制度建设上:就是结束极权统治,建立宪政民主。极权统治的暴力本性决定着它必然要滑向黑社会统治的泥潭,而要想结束极权统治利用黑社会作为另一种暴力工具的现实,就必须从根本上结束政权合法性缺失的极权统治历史,让权力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予以确认,使权力严格框定在民授的范围,实现权力有限、行权受监、越权必究,达成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权力整体的自利性堕落将得到有效阻止,那种权力全局性与黑社会的合谋就将避免。应该说宪政民主虽不能消灭黑社会,但可以改变黑社会成为权力统治的第六种暴力工具,将黑社会与政权出离开来。我们应该知道黑社会固然有害,但最有害的是整个权力与黑社会的结合,将黑社会变成一种普遍而广泛使用的暴力工具,使黑社会成为社会统治的一种常态。在后极权社会的今天,如果不能根本性改变政权统治的形式,要使国民挣脱黑社会化的魔咒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扼阻中国黑社会统治就必须致力制度重建。

再次,现时条件下广大受黑社会暴力之苦的国民,必须联合起来,在“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张祖桦先生语)的“三民主张”上建立广泛共识。用非暴力不合作来瓦解极权统治基础,使权力消解于公民的不服从中,让极权统治暴力在公民的非暴力抵抗下肢解。中国公民的觉醒、凝聚、不合作,将最终汇成摧毁极权暴力的洪流,形成击碎极权黑社会化统治的坚石。

一切不屈于极权淫威的公民们,联合起来!为驱散笼罩我们头上的黑社会阴霾,为迎接一个光明、美好,没有恐惧的宪政民主时代,而努力奋斗吧!

2007年11月

人生如画,岁月如歌

2001年刘晓波、刘霞夫妇

到晓波、刘霞家送老包追思会的照片,已是深夜11点了。我第一次来,这是厨房、书房和客厅挤在一起的小屋,除了墙壁的书架,就是到处都摆着的烟灰缸,算是小舍一景吧。看到挂在墙上一幅大的黑白艺术照片很有创意,以为是买的,刘霞说是她拍的,我不免惊讶。另一张是晓波在背后搂着刘霞的彩照,笑得这般灿烂。我问是哪年拍的,刘霞说在2000年,她说和晓波的诗集封面照片用的就是这张,是她的密友李红拍的。

一晃七年过去了,真快。

我欣赏着刘霞捧来的摄影作品,都是黑白照片。黑暗背景中的主体迎着高光,画面黑白分明,每张都显得那么沉重,凸显出作者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构思与创意,符合我的胃口。似乎都是在黑暗中向往,我的博客就叫”黑夜给了我真实的黑色,我的真实只对黑夜诉说”。正好是晚上,昏暗的灯下,作品更增添了一种艺术意境。

我提起他们的诗集,还没看过。晓波从书架角落里找出,我翻阅,这是他们两人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走过的20年人生之路,是他们心灵的写照。从初恋,到相思,到相拥,到携手,到现在过的日子、、、在说给对方,也在自己倾诉;不仅是相互的情思,还有灵魂的呐喊。真难以相信,动荡的岁月,晓波还是这般多情,颠簸的日子,刘霞这般坚贞!我说我回去要仔细读,请他们签名。晓波想了想,在扉页写上:供晓毕同志朗读。他哈哈笑着签完,叫刘霞签上,而不是代签。从这细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认真。

说来我和晓波相识已久,但并不太熟,在一起共事不多。那是89年5月,他刚从美国回来,下了飞机就到了广场,折腾了一宵没睡觉,下午又到我们所里开会。那天很热,他黢黑的脸上流着汗,说话很激动,急的时候结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我每次到广场都见到他在那里忙活着,后他又和周舵、侯德建、高新发起集体马拉松绝食行动,一直坚持到”六、四”清场。那几天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活着。后得知他被抓,出来又进去,进去又出来,风风雨雨十几年就这么折腾过来了。但他没有被岁月腐蚀,磨难中越发”臭”硬,他的头没有低下。

不知底细的人,决不会相信他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文学博士。他不修边幅,说话直白,口无遮拦,伤人无数;处事不知好歹,交人性情使然。例如他无论何时都会真实地讲出他的看法,他也会不分场合说出让你下不了台的话;爱的是那么挚热,恨的是那么冷酷,真实得让你看得到他的心、肝、肺,甚至生殖器。我想这种真实也许残忍,但总比温情脉脉的虚伪,口心不一的阴暗要好的多。和他相处,你不用提防,什么都挂在他脸上,这脸色告诉你,他真实的心,他的诚实。他就象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天真,幻想,固执,甚至”混蛋”得不懂事故。在我们这个缺失本真,要戴着面具才能生存的社会,这正是他让人喜爱可贵之处。

刘霞说他老是受骗。我说:这就对了。

他跟我说,这些年若能做点事,也早成千元万元户了。

我想这不是在吹牛,若不是身受控制,以他的才华和执著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起码要比现在的一些”成功人士”强吧。但他为人生价值而坚守着,忍受着重压和清贫。希望有朝一日他俩的生活不再艰难,日子有所改善,能有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

记得上小学第一节课,老师对我们说:你们的人生就象一张洁白的纸,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话刻在我心里,一直在努力画着人生。相比之下,我没有朋友们画的灿烂,他们如歌的高贵在感动着我。

晓波在诗中吼道: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
直到最黑的时刻降临。

我读着,黑暗中,我看到了他那颗高昂的头。

有机会,我会朗诵他们俩口子的诗,但愿已不是黑夜。

2007年11月28日    北京 午夜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具体是参加”省级机关工作队”,要立刻乘车连夜奔赴离昆明200多公里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的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回民闹事”现场作善后工作。我们这30多个来自省直机关的工作队员,都是这样在单位负责人指派下毫无思想准备仓促来到沙甸,住在离沙甸数百米的鸡街糖厂等处一个多月,亲身经历了沙甸被枪炮袭击的整个过程,参与具体的善后工作,对遭受炮火之后满目疮痍、断垣残壁的沙甸进行重建的规划安排。

我们这个工作队是由当时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长猛(回族)带队,他和我是在40年代云南大学时的同学,这次不期而遇碰在一起。他曾参加中共中央1975年1月在京召开由云南省委、省革委及有关州县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解决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汇报会,对这次沙甸回民事件整个过程知之颇详,他在工作队会上或私下和我谈了一些事件经过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现结合史料,写成此文。

一、”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沙甸地处从开远至个旧公路的中途,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它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是较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沙甸事件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里开始的。当时,造反派把沙甸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群众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整个事件的发展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加温并激化的。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主要负责人谭甫仁积极推行了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路线,主观地将全省群众组织,分成誓不两立的”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两派。省革委负责人公开声称”八派”是革命造反派,而”炮派”站错了队,是”保皇派”。此时沙甸的多数群众因倾向于”炮派”观点,被认为站错队而遭到打击、迫害。在与沙甸相邻近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革委会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施行大事抓捕、揪斗、游街示众的”红色恐怖”。有的干部群众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来到沙甸避难,多达500余人。与之对立的另一方个旧、蒙自等地的造反派组织,此时大量散发传单,四处粘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布”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流言蜚语,将沙甸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扬言是”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办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避难的干部群众集中关押办”学习班”,进而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滇南挺进纵队”。不久,开远、蒙自革委会派人到沙甸把避难群众押回单位,实行专政,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沙甸的宣传队还把回族群众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160人被打致残,并采取极端恶劣手法,强迫群众学猪叫,学猪拱,丢猪骨头到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严重违反民族风俗习惯,极大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那些”站错队”而被迫外出的群众被扣劳动工分,致使受害者生活困难,并在所谓”第二次土改”中查抄了140多户”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财物,强行将一部分人迁往非回族村居住以进行”改造”。

二、瞒上欺下,不断激化矛盾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云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从上到下逐级传达林彪外逃有关文件。通过学习,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1972年初,沙甸一些群众写信或到北京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群众进入寺内做礼拜,为受害群众平反。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要求撤换这些基层干部。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中共云南省委反映类似的问题,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73年10月,沙甸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族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群众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的名,逼得他们上京告状。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提出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群众意见,群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群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群众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兑现。在此情况下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如此,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这一通知传达下来,回族群众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红河州革委会却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族群众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极端。沙甸回族群众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之对抗。从这两个”民兵指挥部”相继成立后,双方都剑拔弩张,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群众抢夺军队枪支,并出现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三、”性质变了”,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197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在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等地区发生的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中央决定通知沙甸的群众代表及红河州委、州革委、个旧、玉溪、建水、蒙自、文山、开远、通海等县市负责人以及省革委及其常委中的有关人员(指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等共34人于1975年1月6日到北京汇报,重点讨论解决云南局势的是非问题。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指出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是错误的,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不要给民兵发枪。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作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提出六项措施以确保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又出现偏袒一方压另一方,引起回族群众更为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时长达三个月之久(从1975年2月17日至5月27日)。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曾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据此,省委、省革委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族群众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时被残酷打压的惨痛教训,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于是,省委、省革委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的文件,检讨了曾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发生逼供信,对回族群众风俗习惯尊重不够等,但这些文件发出后并没有实际措施,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仍不断发生,工作队仍进不了村。在接见时,王洪文一再说:”如再不让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6月下旬,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中共中央未同意。6月20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等十余人,指出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受阶级敌人所利用,要马伯华等人作好群众工作,欢迎工作队进村,要彻底收缴散发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并指出要解散武装组织,停止串连等。并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毛泽东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要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回族群众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回族代表马伯华等人知悉这一指示后,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翌日即从京返回沙甸等各村寨。对工作队进村的问题,马伯华等人提出只能进少而精的工作队,进入村内不要抓人等,这些要求和省里安排出现分歧并发生争执。马伯华等人及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批评省委向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此时省委向中央也写报告,强调马伯华等人的错误是抵制对抗中央指示,还积极进行武斗准备。因此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甚至具体说回族群众组织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这可能是进行暴动”,由此作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错误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应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省委书记周兴的亲自坐阵下,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驻于邻近的解放军部队,对沙甸以及附近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黎明时分,开始用榴弹炮轰击,其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大部分房屋被毁,并造成包括马伯华等人在内130余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我们工作队是在部队清理了被炮击现场之后才进入沙甸的,此时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为被毁坏的房屋进行实际勘测,作出恢复重建规划,由原来各家各户分散式建筑改为相连式分户建筑,其中清真寺等公共建筑则在原址按原面积恢复重建,计算出所需材料及费用后由省财政等有关部门落实实施。这些工作都是由分批来到沙甸的工作队具体实施的,直至一年以后才建成结束。
  
由于整个”沙甸事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因而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武力解决的办法。虽然在事后派出的工作队采取及时修复被毁房屋,安抚伤残人员等措施以缓解敌对情绪,但终因混淆了矛盾性质,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才于1979年2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报经中央批准联合发出通知为”沙甸事件”平反,检讨了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彻底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现在虽然已事隔30多年,但当年进入沙甸时看到的断垣残壁、血迹斑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死伤者的家属哀哀痛哭的声音仍在耳际回响。我心中在问,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岁月,却被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1967年初,章伯钧被民盟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不许他出囚室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时也有看管他的人跟着。

这年春天的某一日(具体月日忘记了),”造反派”——”燎原队”的队长突然找我说:”有个单位派人来要向章伯钧调查一件事,很重要。你与章伯钧熟,派你做记录,他可能少些顾虑。”我当时也想看看章伯钧成了什么样子,答应了。我到了指定的东院会客室,已有三个男青年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燎原队”队长领着章伯钧走进会客室,他向三个调查的人介绍章伯钧后就走了。调查的人最初表现还客气,让章伯钧坐在靠南墙的大沙发上,他们三人坐在靠西墙的大沙发上。北面大玻璃窗户前摆着一个大写字台,我坐在写字台东侧,与章伯钧对面。他看见了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大家坐定后,一位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对章伯钧说:”我们来是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你讲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1956年12月(或11月,未听清)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你应当把这个真实情况讲出来,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听完这番”启发”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讲道:”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政论、政见,解放前是公开讲的,许多人都知道。说刘少奇提出的两院制是受我的影响还可能像点(说时发笑,边笑边说)。至于刘少奇1956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难道你没有参加那次国务会议?你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你要老实讲!你讲老实话,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讲到”与刘少奇无关”一句,话音刚落,三个调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起来。六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章伯钧先生,气氛顿然紧张。我住笔看着这情景,不禁为章伯钧先生担心。只见他若无其事地背靠着沙发,低着头,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平静而严肃地讲道:”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老实话。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见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

章伯钧先生讲最后一句话时,两眼看着我,我会意,急忙记了下来。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先生始终不为所动,或者默不作声,或者重复说过的话。那三个人纠缠了将近一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份材料交给我们,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你走吧!”章伯钧先生站了起来,看看我,掉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会客室的门向东,来人看不见。

这三个人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当时”造反派”是不告诉的。但我后来对”燎原”队长讲:”从那三个人的神气和讲话口气看,我认为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是不是?”这位队长看着我笑了,点了点头。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听到我的小儿子讲,章伯钧先生的大女儿章诒学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我将我已写就的《回忆章伯钧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件感人的事》一文,抄一份让我儿子交给章诒学。当时李健生同志(章伯钧先生夫人)还在世,我也熟,意在让李健生同志知道。

1992年8月1日上午,我听到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位不认识的六七十岁的男子。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萧翰湘,是农工民主党的副秘书长,住在二号楼(指全国政协在团结湖的宿舍,我住在一号楼)。我听说你老伴患牛皮癣,我有一个偏方想告诉你们。”

我一听当然高兴地欢迎来人进屋。坐定后先谈治牛皮癣的偏方,他并答应给我们找药。

萧翰湘先生接着对我说:”我看到了你写的章伯钧先生应付‘文革’办公室调查人的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让我看的,文章写的很好。李健生同志对我说:“还确有其事。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统战部长)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的办哩’(大意如此)。”我听了萧翰湘同志讲的话后,理解了1967年春,我看到的章伯钧先生对”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来向他了解,他讲在我国实行两院制的话与刘少奇主席没有关系时,他的异样表情。同时也理解了我几十年来不理解的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没有在民盟多次举办的座谈会上听到章伯钧讲实行两院制的话,他为什么敢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

我今年已88岁,1945年在重庆参加民盟,1950年到民盟总部(后改称民盟中央)工作,现已离休。近年来,我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两本书,感慨颇多,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同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科学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3页)

有了这样的评定,回想我在1967年春看到的章伯钧先生与”中央文革小组”来人较量的那一幕,对章伯钧先生究竟应该如何评论呢?我决定将我的见闻记录下来,供大家研究。

(责任编辑 吴 思)

李大立:北京也是一个军政府

 

北京也是一个军政府 (修改稿)

近日全球新闻焦点集中在缅甸,9月26日,缅甸军政府已经向和平示威群众开枪,昨天甚至枪杀了日本摄影记者,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纷纷谴责缅甸军政府,北京政府却态度暧昧,究其原因,盖因本身也是一个军政府。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四:

顾名思义,所谓军政府,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上台,而不是靠全民选举执政的。缅甸的奈温、丹瑞军人政权是靠政变上台的;中国的毛泽东共产党则是靠武力打江山做皇帝的。

所谓军政府就是军人执政,军队首领出任政府首脑,缅甸的奈温、丹瑞都是军人;中共政权自毛泽东始,都是中共军委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事实上的政府首脑.军政府必然是独裁专制的政府,他们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就绝不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企图利用武力永久地维护政权。90年5月昂山苏姬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取得了国会选举胜利,但缅甸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软禁昂山苏姬;北京政府则执政五十八年来从未举行过民主选举,更千方百计地扼杀他,包括香港双普选在内。

军政府最怕人民大众上街游行,和平表达意愿,他们必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血腥镇压。一九八八年缅甸军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屠杀三千多游行集会的民众;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民主运动,中共政府出动坦克,杀害了过千学生市民。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文官政府和军人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的军队属於国家,军队国家化并且保持中立,军队的职能仅在於保卫国家安全,不允许参与党派政治,更绝不允许用来对付人民。而后者的军队属於党派,「党指挥枪」,军队成了党派的御用工具,成为维持专制政权和镇压民众的工具。

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严厉警告缅甸军政府不要再次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不要再次屠杀僧侣学生和平民,美国政府表示要进一步经济制裁缅甸军政府,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提案,而中国却投了反对票。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缅甸军政府得到了北京政府的背书,德国报纸以「缅甸是中国的一个省」为题发表评论,指出其满顸野蛮的举动简直就像北京政府镇压八九民运的翻版,今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缅甸军人持枪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的镜头,无不令人想起十八年前北京天安门的恐怖情境。对北京主办奥运极为不利,民主国家不少政界领袖、民间团体都提出了抵制北京奥运.

缅甸军政府自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共数十年来也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号欺骗民众,他们在高喊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扼杀中国大陆的民主和自由,践踏人权:监禁维权人士、拦截上访群众、迫害维权律师、逮捕记者、查封报社、软禁作家。每当人民大众上街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就像缅甸军政府一样,千篇一律地指责所谓「勾结外国势力」,千篇一律地以「暴徒攻击军队」为藉口血腥镇压群众。北京政府正陷於极其尴尬的处境:如果纵容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明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否办得成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强力制止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缅甸民主运动势必波及中国,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专制独裁政权都惺惺相惜的原因。

现存世界上的军政府已经不多了,只剩下小猫三四只,其中的大国只有中国大陆。现时中国大陆社会矛盾尖锐、危机重重,沸腾的民怨就像地下岩浆一样涌动,总有一天像火山一样爆发.今天的缅甸政局正是中国未来政局的预演,中国民众一定会因此受到鼓舞并且从中学习。希望北京政府也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首先在香港实现民主双普选,然后尽快地推向全国,主动地还政於民。这是代价最小的社会大变动,上对列祖列宗,下对黎民百姓,都是功德无量,在这一方面,共产党的前政敌国民党已经作出了正面榜样;若果独裁专制到底,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必然摧枯拉朽,今天的缅甸军政府很可能给出负面的启示,何去何从?如何抉择?且看「十七大」后的中共吧。

(07年9月26日纽约)

(原载「争鸣」杂志07年12月号)

 

于立生:中国大学本来就是官场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10月11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了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陈平原说:“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并非新见,当年“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曾对邀其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刻退后作揖;陈平原称:“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也不够直截,中国大学不是“像官场”,而是本来就是官场!

如不然,何来“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之行政标签?如不然,何来“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之怪诞现状?当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纵拒不了蒋介石“训话”于门外,亦可不安排“欢迎如仪”,声称:“大学不是衙门!”;当年清华可以出学生“三赶校长”之壮举,而今哪来此等事?哪一个大学校长,不是一纸行政命令,高来高去?何干师生半点事?

陈平原称:“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说的很对!仿而言之,大学亦应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特质,亦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学生自治……,亦即当年蔡元培所循“世界大学通例”!而观乎今日之大学,各种资源为权柄在握者把持,甚至有大学行政人员多过教职员工,教授也要仰行政人员鼻息行事,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何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据《新京报》报道:“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电子游戏。”,一副行政管理思维,视学生自立尚且不能,大一成高四,更何谈“学生自治”?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邓小平提出此语迄今已30年矣!我在一篇旧文中曾写到:“祇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而今日之大学中,本应为大学主体的教师、学生,却成附庸,却为“圈养”,这样的大学,如何不是官场?!

清华故校长梅贻琦曾讲:“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家耳熟能详;而今却偏成“大学者,非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正如陈平原——“几年下来,(大学)唯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祇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一语“笑”四座!自上世纪末扩招启动以来,各校大肆圈地,大兴土木,蔚然成风:天价校门,甫见报道;超级电梯,又上新闻。然而想当年,组并于全面抗战、硝烟弥漫中的西南联大,经济窘迫、掣肘犹多,尚且砥柱中流,涌现出吴大猷、闻一多、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殷海光诸多大师;今日之大学在大兴楼堂馆所的“财大气粗”之下,又出了些什么呢?以学术研究论:学术泡沫充斥,教授剽窃屡闻……;上海交大高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采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表现为主要评比指标的“200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排167位,北大排228位,遑论其他?被海外学者讥议为“中国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以人才培养论:高教资源被稀释,教育质量逐年下滑,博士教育硕士化,硕士教育本科化,大一成高四……;新近《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又成热门社会话题……既魂之不存,大学精神不再,如行尸走肉也自并不为怪了;——国家的大量财政投入,民众勒紧裤腰带的被动投资,没被用到实处,用到遵循客观教育规律的教育事业发展上,而不过成了官僚大搞“形象工程”、腆颜为其所谓“政绩”涂脂抹粉的粉饼!然而犹是如此,教育部部长周济年初在海南大学调研时尚且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一些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尚且喊的震天响,甚至如北大、同济等校尚如列出时刻表——表示于2015年还是20XX年实现,——直似不过时间问题,指日可待一样。

其实,“一流”还是“几流”,终究祇是外在评价;还当以做好自身实事要紧;既为中国大学,还宜立足本土,着眼于建功业于国家!于民族!陈平原说:“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然而就是这个“学术二流或以下的”的蔡元培,这个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奠基者的蔡元培,当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经这样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换言之,也就是,以其所主持下的北大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影响论,绝非当时“世界各国大学”所可比拟,未必“世界一流”,胜似“世界一流”!而观乎今日“财大气粗”大兴土木的中国大学的影响呢?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的“建树”姑且不谈,《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说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债务黑洞,填之不尽!而与大学扩招、大兴土木齐飞则是大学收费,连年突增猛进,以实际支付能力论,早比世界最高的日本还要高3倍。大学没有“世界一流”,学费早已“世界超一流”!据报道:一个西部农村家庭35年的纯收入,才能够培养一个大学生,这已严重影响民生,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学费致贫,已近常态;学费杀人,屡有所闻……民间没钱还债,有“拆床卖柜”之说;移植到吉林大学,则为“拍楼卖地”,亦正可谓新时代之新气象了!

58年我们有“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亩产万斤,结果饿殍遍地,为祸甚烈。然而经济上之“大跃进”,为祸终究一时;而“教育者,百年之大计”:关乎国家之发展,民族之未来,教育上“大跃进”,毒害也就更深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