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雨季不再来

 

小疏观字画眼界高,跟人论字,不论字美恶,只说纸墨不好。言有些写字的朋友非云南纸日本墨不用,是以材质胜人。我师傅俭朴,用便宜的夹江产毛边纸画画给我我也认定那是好的。毛边纸薄如蝉翼,可透视竹茎竹脉,淡土黄,如小时乡下屋里一豆煤油灯光,别有风致。墨流泻其上自有一段古意破土而来,如春笋逢雨萌发。穷乡僻壤哪有那些奢华讲究,论材料,谁比得过宋徽宗?赵佶光是画具都要胜人一筹,好在他是史上皇帝画家中最知珍惜自己的身份对作画提供的便利的。很多也写字画画的皇帝,不懂得珍惜字纸,绢呀墨呀都是暴殄天物。最恶俗的是乾隆,诗文字画皆不好,却喜四处题字,看到名画一激动便跃跃欲试,无话可说时,即书“真迹无遗”。

绢名贵,尤其是上等素绢用来作画,有两种可能。一是画家胸有成竹,断定此幅不会画坏;二是如赵佶,错得起,丢得起。以绢作画并不利于保存,裱后易被虫蛀,易发黄。可质色真是好看,黄黄如惶惶的黄昏,暮色起,夕照淡淡撒在绢上。若画竹石,简直就是江南,灯下粼粼雨光返照,夜雨剪花,孤寂和古意透绢而来。

《芙蓉锦鸡图》就是绢本,锦鸡配素绢,历长久的年月,美成孤本。成为孤本的还有赵佶的身世和才华。《芙蓉锦鸡图》是亡国恨或身世叹,尤其是在作此画时的繁华富贵,倾刻转眼即空。“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树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芙蓉锦鸡图》就是旧繁华,沦为阶下囚,不要说锦鸡,怕是乌骨鸡都看不到一只。芙蓉未央,粉色花朵;锦鸡毛洁神爽,黑豆子样的眼睛与蝶对视,蝶恋芙蓉,物与物的三角关系,动植物都有了生命活力。小小画境,是赵佶在后宫台阶前凝神,那一刻的欣喜忘言。欣喜忘言的还有身为艺术家而非政治家隐隐的忧患,或自我麻痹,“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李煜、赵佶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如此神似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他们是世间的弱者,却穿上与体不适的龙袍,于国于民于已,都是悲剧。错的不是赵佶,而是天意。一个王朝的气数已尽,需要一个笔法工致的小心翼翼又刚愎自用的艺术家来结束残局,来替祖受刑。

小时学画,老师拿工笔仕女和水墨山水给我选,我选了后者,他舒心一笑,怕小女子落入工笔的细致入微。如同绣花,一针一线跟岁月厮磨,穷经皓首,而活泼鲜活的精神终生都在细节里研磨,淡去,未曾挥洒就已磨灭,年纪越长,写意精神越式微。一个掌握一国之政的男人精研工笔,笔意里又有强硬的“守”,守内心一隅如同城池,不开不敞,小心谨慎,大化和万千气象都被隔在尺幅画意之外。芙蓉锦鸡或竹禽,都如女子针下的尤物,哪有半点帝王相?那些华贵,终究镜花水月,南柯一梦。无论工笔好到无言,也只是无言,让我哭让我欢喜的还是水墨写意。小学五年级,学校有匡姓男生擅画水墨,展出的杨柳岸的残月,那线条和墨色浓淡、意境之美,让人呆呆的,中国写意画里的潇洒,让男童足俱成人风流。

二十五年帝王生活短暂,赵佶没想到一晃就经过了。亡国后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到死都不认错不后悔,真是无药可救。《芙蓉锦鸡图》上的瘦金体侧锋如兰,横画收笔带勾,如屈铁断金,笔法追劲,意度天成,这些都是表象。艺术眼界的敏锐和政治眼界的狭窄,一笔一勾,都勾成了铁监牢笼。

常常从赵佶的画里看到北宋淫雨天气。公元1112年,漫长的雨季下得皇宫诸物都要发霉了,人脸上差不多起了绿苔。赵佶把朝政都交给高俅们,把自己关进后园写字画画。宋朝东京汴梁城中,正逢元宵佳节。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行五天五夜的盛大灯会,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在御街上观看各种歌舞烟火表演。喜欢热闹的徽宗皇帝,自然与民同乐,闹到半夜,方回宫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告诉他,说宣和殿前有一幕罕见的吉祥景象:云烟缭绕的清晨,不知从那里飞来了十几只丹顶鹤,竟围绕着宣和殿盘旋飞舞,争鸣和应。赵佶过去一看,果然如此,有几只丹顶鹤还停在宣和殿的屋脊上,亭亭玉立,摇翅和鸣,似乎预示一派祥瑞、太平盛世的景象。赵佶观看后龙颜大悦,回到宫中马上把这幕带有吉祥象征意义的奇景,用半写生的方式画了出来,旁边则用他独特的瘦金书写下了这幅画的来龙去脉:“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 这就是著名的《瑞鹤图》。此图雕檐翘角的房顶仿佛在缓缓下沉,尘土弥漫上来,如同铁蹄惊起万里尘烟,灰濛濛的天空有鹤十数只盘旋不去。画面色调和气韵皆灰淡阴黯,鹤集众飞旋让人不安,真看不出祥和在哪里。赵佶是迷信的,据说其花石纲就是特意从江南运到开封的风水园“银(无金字旁)岳”的镇园之宝。可惜他还是悟不透人生的因果,固执,又软弱;狭隘的眼界和奢靡的生活都是因。

这一场雨下了整整一千年,淫雨菲菲,淋得人心都有了霉意。绢或纸上的笔墨是雨季里的心迹,把人生当作一场盛筵饕餮,雕栏玉砌,故国明月,转瞬就失去了。纸绢上雨意淋漓的奢华的生活细节,如此迷恋,如此不舍,如此怅惘。

爱情往事之:沈从文与张兆和

 

张家四位小姐,分别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和张充和,个个才貌出众,聪慧过人。她们的归宿也羡煞后来人,四姐妹分别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四姐妹之中当然张兆和最为人熟知,因为她和沈从文之间的爱情,已经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那是1932年的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10点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看门人吉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张家有大小姐张元和经常不在家,所以二小姐张允和就成了妹妹弟弟的头儿了。二小姐下楼来,认出这个青年人是沈从文。二小姐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听着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满脸通红,吞吞吐吐地说:“我走吧!”可是这话好像是对二小姐说的,又好像对自己说的。二小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把话转个弯说:“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还是不动。二小姐最终无可奈何了:“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的说了自己的住处是某个旅馆的名字,然后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中午吃饭的时间,张兆和回来了。二小姐张允和有些责怪:“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张兆和有些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张允和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毕竟是老师。”然后告诉三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张兆和有些吃惊:“旅馆?我不去!”“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张允和说。但是张兆和就是不去,最后两姐妹想了一个主意,还是决定把沈从文请到家里来。

这就是沈从文第一次来张家作客。几天后,回到他当时教书的青岛大学。次年,由于沈从文的介绍,张兆和也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张氏姊妹中,张允和和张兆和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那个时候她们分别是十八岁和十七岁。后来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下台了,接任校长的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聘请了几位新潮的教员,其中一位是沈从文。张兆和选了他的课,觉得这个人实在有趣,第一节课竟然结结巴巴的讲不出话来,成为了大家的笑谈。那个时候张兆和虽然小,但是已经收到了很多男孩子写来的情书。她不回复,但是也不撕掉,一律保存,还一封封的编上号。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且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兆和当然还是没有回信,而且没有给这封信编号。不过,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一封比一封厚重,张兆和一概还是不理,甚至有些信原封不动的送回。但是后来大概沈从文的信写的太多、太长、也太那个了吧。张兆和觉得老师不该写这样的信,实在受不了,就去胡适之校长那里去“揭发”。她告诉胡校长:“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没想到胡适之笑笑回答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急红了脸:“不要讲!”胡适之很郑重地对这位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的地不爱他!”没想到时隔几年后,张兆和还是“顽固地”爱上了沈从文。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已经是1969年初冬了,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要下放改造的前夕,此时的张兆和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张允和去看沈从文。一个人生活的沈从文屋里一片狼藉,乱糟糟的东西,简直无处下脚。闲聊了几句后,张允和要走了。沈从文突然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的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并没有给她。张允和正觉得有些好笑。沈从文忽然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些温馨的回忆来源于张允和的《最后的闺秀》(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一版),其中最后的关于“第一封信”的回忆,文字的背后注明了是“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默读这些使人温暖又莫名伤感的文字,我只是纯净的想到爱情的美好,再无其他。以此为记。

萨拉马戈:我们可能还有未来

 

葡萄牙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译·萨拉马戈本月16日在马德里度过自己85岁生日时说:“如果所有的好人,如果所有喜爱美、有情趣而又真诚的人,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反对世界的残暴,我们可能还有未来。”

多位名流和友人出席了生日晚会。演员埃查诺维还现场朗诵了萨拉马戈代表作《修道院纪事》的片段。

何清涟:强国的基础在于富民与人权进步

 

自世界银行公布2006年各国GDP总量排行榜以来,中国行将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并于若干年后超过美国这一说法,几乎成为中国媒体的最强音。11月间一项来自“欧美的民调”更支持了这一说法,原来欧美人民也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于是网上有评论说这证明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强国之路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国之路是什么?那就是“富国强兵”之路,不谈“富民”与人权改善。今天中国人并非毛泽东时代的群氓,不少网友在网上的留言表示了对这一结论的不信任,也指出民众依然穷困这一事实。但他们毕竟受制于舆论环境,只能半吞半吐地发表看法。但最近中国物价上涨导致的多起抢购事件,终于让个别外国经济学专家意识到一点:沿用多年的“购买力平价”可能有误差,必须重新评估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强国”的经济实力。

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他在那篇题为“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直译为“限定在一个更小更贫穷的中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4日)的文章中,以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一份报告为基础,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核心是对“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加以分析,其结论竟是:“在世界银行今年年底公布预期的购买力平价修正资料时,中国经济规模将比以往估计的规模小40%”。

根据这一计算,盖保德提出两点:第一,世界银行根据80年代末概要资料所作的估计,可能从一开始就夸大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至今为止,世行对此估计修改甚少;第二,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需要重新估计。购买力平价资料调整,降低购买力平价消费估算值,会大大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

盖保德指出,亚洲开发银行是第一个使用购买力来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而根据新分析,“中国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实际上应为3亿。”对于中国,这一资料校正还需要追溯到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时,中国生活在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更有可能是5亿多,而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约3亿。国际社会这些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项任务可能远比多数人想像的更为艰巨,而所获成就则被世行估计资料夸大了。

──如果盖保德因为这一分析而被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看作别有用心,我只能表示遗憾,因为盖保德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强调:鉴于中国政治与安全演变上的不确定性,这幅更为温和的中国经济规模图让人放心,因为实力不足,国际社会不用担心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军事威胁。

盖保德对中国经济重新估量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从来未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矜夸经济高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其重心永远放在“富国强兵”之上,而不是如何“富民”上──表面上,中国当局当然从来不会忘记标榜自己是何等地“爱民、重民、亲民”,但事实却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权经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经济目的而受到严重侵夺,比如近10年中国到处都发生的征地与拆迁,就是地方政府侵夺民众生存权并批量制造穷人的过程。

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困窘,可以从许多新闻中找到雪泥鸿爪。穷人家庭的女子毫无出路不得不成为“性工作者”,而性服务业的恶性竞争使得服务价格猛跌,比如苏州那些一次服务收费10元人民币的下岗女工,比如北京那些为民工服务一次只收一美元的年轻姑娘。一个贫困人口占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实际比例可能更大),一个底层民众出卖尊严尚不得温饱的国家,政府依靠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并牺牲生态环境而堆积出貌似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好比在流沙之上建构大厦,难奠磐石之安。

充斥着穷人的强国,永远只可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民众的生存权都不得保障的国家,哪怕政府再富,也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寒  山:古巴革命和古巴华人的历史

 

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我们仍然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三个华裔古巴将军的故事》(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见图 是2006年用英文出版的一本有关华裔在古巴革命历史中的作用的书,在海外的华人研究和古巴革命研究中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华人前往加勒比海始于1840年代,当时由于废奴运动在美洲的开展,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奴隶主意识到必须为黑奴寻找替代,于是前往中国招募契约劳工。从那时到1876年,大约有15 万左右的华工来到古巴,从事各种苦力劳动。当合同到期后,很多人选择留在古巴谋生。这部分人的后裔加上后来的中国移民,就构成了古巴的华裔社群。

古巴的华裔积极参加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很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当卡斯特罗从事武装斗争时,也有很多华裔加入了他的队伍。当时华裔还组成了一个支队,在革命后的哈瓦那负责清理中国城,主要是对付贩毒卖淫和赌博这些海外中国城常见的陋习。在这些华裔游击队战士中,少数人后来身居高位,这三个将军就是代表。这本书是由美国左派”探路者”出版社组稿和出版的,书中的多半内容是出版社的编辑和这三位将军的采访记录。

这本书的书名《我们仍然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反映了对冷战结束后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企图表明在古巴,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没有终结,还在继续发展。

但拜读之后,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说在60 年代,革命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各种激进政策的出台,那么到了50年以后的21世纪初,”革命”又以什么为对象呢?今天的古巴所需要的到底是维持所谓”革命”的成果,还是另起炉灶呢?

在这个意义上书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个将军回忆说当他小的时候,古巴不但生产而且大量出口蔬菜,但到了 90年代,古巴市场上蔬菜极其罕见,为了招待给古巴带来外汇的旅游者,古巴政府不得不花费巨额开支从墨西哥和牙买加用飞机进口新鲜蔬菜。古巴飞行员甚至称这些航班为”国家的耻辱”.

为了迎合为古巴革命辩护的政治需要,这三个将军对华裔古巴人的历史也作了片面的描绘。在他们那里,华裔古巴人在古巴历史中的重要性是先是黑奴的替身,再是种族歧视的对象,最后是革命战士,因此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也是符合古巴华裔的利益的。这种历史描绘忽略了华裔古巴人通过辛勤劳动和苦心经营在银行和餐馆等服务行业取得的成功,忽略了很多华裔通过小本经营 ——例如街头的小商小贩——不但解决自己的温饱,而且给其它族群带来方便。华裔在革命前的古巴的经济上的成功或者说立足,显示在他们在自由经济制度下的活力和创造力。但古巴革命后,华裔社群发生了分化,在一部分人通过参加革命而成为新贵的同时,很多经济成功的华裔选择了移民。那些留下来的,在 60年代国有化运动中财产被充公,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切知道其数额。到了1968年,当卡斯特罗发起他的和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类似的”革命攻势”运动,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时,街头巷尾的小摊贩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一夜间被打扫干净,财产没收,人被集中送进劳动营强制劳动。这中间到底有多少华裔,是又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由于这些历史事实没有在书中得到反映,因此当书中写到90 年代一些华裔发起”振兴中国城”运动,要恢复中国城的经济活力和商业重要性的时候,不了解这些历史的读者就会十分困惑:那个一度繁荣的中国城和那些辛勤致富的华裔到那里去了呢?因此,卡斯特罗的革命不但毁掉了古巴的经济,而且灭掉了古巴华人的生计。

人民日报评论员:面对公众,政府无权保持沉默

作者:卢新宁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事情真的被人们“不幸而言中”了。

“如果纠缠于外界的争论,这是对镇坪、对陕西乃至对全国人民的不负责任”。陕西省镇坪县林业局局长的最新表态,将40多天来备受关注的“虎照之辨”,上升到一个特别的高度——继续“虎照之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负责任。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虎照”的真伪,虽让当地政府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但面对外界疑虑,相关人士和相关部门,还是做出了种种积极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众的知情范围。而今,按照镇坪官员的说法,他们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论上”了。

这样的说法,佐证了人们的担忧。曾经热情关注“真伪”的公众,在经过质疑、争辩、期待种种曲折的“情感历程”后,早有悲观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压力的缓解,名噪一时的虎照事件也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政府将不回应、不调查、不处理、不追究”。

其实,上级政府部门并非不调查、不回应,只不过调查和回应的,不是虎照的真假,而是华南虎的有无。就在不久前,国家林业局派出了10位专家赴陕西进行了10多天的第一阶段调查,确定20万平方公里范围,希望揭开“华南虎真相”。

遗憾的是,公众期望的真相,还不仅于此。在他们看来,科学意义上的“华南虎真相”自然十分必要,社会学意义上的“虎照真相”同样不容回避。“保护动物”和“实事求是”,既不矛盾,也不冲突。前者事关濒危动物保护,后者涉及政府部门公信力。因此,保护华南虎固然刻不容缓,但捍卫一级政府的诚信、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样不容小觑。

有媒体称,虎照事件“真相虽然逼近,但却并未大白”。而真相所以能被如此“逼近”,是因为在过去40多天里,无数公众的主动参与和积极追问。公众质疑政府部门的信息,不仅是在行使表达权和知情权,更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甚至决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持续月余的虎照事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以公众参与的巨大激情,见证了时代的进步:一个信息日趋多元化、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必须学会容纳多种声音。

这样充满热情的民意表达,如果换来的只是“争论毫无意义”,得到的只是“无言的结局”,不但真假虎照将永为悬念,更加受挫的,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损伤的是政府公信力。

公众是否关注公共事务,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能否充分行使表达权,保障参与权,捍卫知情权,落实监督权,关键在政府对每一个具体社会事务的处置态度。当虎照问题演变成公共事件,面对公众的疑惑,政府便无权保持沉默,有责任让公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缠“虎照之辨”,并非没事找事。公众追问真相,政府给出真相,才能在捍卫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时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保护公众参与热情,重振政府公信力,才是真正对地方、对全国人民的“负责任”之举。

《人民日报》(2007-11-30第05版)

连  岳: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证明“周老虎”照片为假,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科普活动,据称,连拓扑学都用上了;对观察能力的培养,也让我们这个一向不重视细节的国家(可悲的是,连骗子也是如此)受益匪浅。11月26日,41张清晰度较高的“周老虎”照片公开以后,11月27日,网友“雅俗共赏”就在华商论坛的“华南虎论坛”公布了他的发现:“老周说年画虎是根据他拍的照片仿冒的,这没错。但当时陕西林业厅放出的虎照里是没有这些胡须细节的,仅精细到虎纹。那年画的虎须是根据什么仿冒的呢?如何能仿冒出网易新虎照里一模一样的胡须呢?(年画先于网易新虎照)未卜先知?那是不可能的!各位路过的大侠,都来顶一根虎须!!”

其实11月18日,新华社就已经发了英文新闻,称华南虎照片是假的。这几乎可以视为盖棺论定。之后再来讨论真假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传统的格局中,此后的发展应该是相关人员认错,然后找一个人承担责任。可是“周老虎”事件中,周正龙、关克及朱巨龙副厅长都表现得相当镇静,一点也不认同新华社的结论,这在网民与媒体中引起了公愤,现在人们反而关心他们什么时候会认错,或者公权力什么时候会站出来裁定。

毫无疑问,媒体与公众的幼稚病又发作了,相比之下,关克与朱巨龙更知道真实的现状:真相不是求证出来的,而是赐予的。

“周老虎”太过戏剧性,处于焦点的时间会长一些,再过几天,降温以后,遗忘规律将发生作用。不信的话,我可以用另一条新闻来证明,11月22日,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黑龙江视察发现:两年前造成171名矿工遇难的七台河11.27特大煤矿事故中,11名本该移交司法处理的责任人竟逍遥法外。他愤怒地问:“我是事故调查组组长,有权力责问事故责任追究。事故发生快两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处理结果?”为什么?因为不想追究。两年前的矿难,引起的震撼,一点不比“周老虎”小,171具尸体现在只不过换来一句苍白的愤怒,又怎么能指望“周老虎”的相关造假者太过受伤呢?

北岛先生有句名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时觉得很悲观了,不过对比现在“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已经是乐观情绪了。正如关克一直以来偷换概念的强悍:质疑“周老虎”就是不想保护华南虎。

质疑虎照的人,小心求证,想来都相信科学,可惜的是,只有利益需要的科学才是科学,也只有利益需要的法律才是法律。不要感叹“公信力丧失”了,普通的中国人早已经用另一种判断方法了。比如6月份,厦门市民曾经反对过某座政协委员与科学家都反对的化工厂,而几个月来,所谓的重新环评还没公布,那些勇敢的市民早就心知肚明,反对关乎尊严,不过,科学与民意之类的东西,有时候还真的只是一只纸老虎。

我们每年都经历那么多类似的事件,为什么还以为能赢纸老虎呢?它可比华南虎还凶狠。

熊培云:“周老虎”到了第几季?

作者: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

世界上从来不乏“用谎言教导谎言”的例子。比如母亲为了教导孩子做人要诚实,便会对孩子说:“小朋友千万不可以说谎喔!否则他的鼻子就会变的很长,像小木偶的长鼻子一样。”与此相比,对于那些不断地掩盖真相的人来说,所要做的则是“用谎言守卫谎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撒一个谎,就得用一千个谎来圆它”。

这是一场平民与真相的恋爱

当然,这里的“守卫”,并不意味着说谎者只是龟缩于精舍,他同样走街串巷具有进攻性。比如你刚拿出一个证据,他便会一口咬定证据是伪造的,怀疑你的人格。然后再动情地向大家表白自己如何被人陷害,如何为了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爱国,等等。

这些特征,在近一个月以来的“周老虎”事件中已有充分体现。当“打虎派”不断地扒粪报料时,挺虎派要员用以说服大众的理由竟然是“母亲的泪水”、“可怜的农民”及“为了伟大的祖国”之类大而无当的修辞。显然,这些自我授权的伟大情感与泪水、口水一样都不是证据本身。如果它们还有什么作用,那就是一厢情愿地将反对派置于某种“不义”的境地。

就在人们努力寻找真相之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挥起道德的大棒教训人们多关心“民众疾苦”,仿佛它们是因为关心民众体力不支才跑到这个娱乐场上来喘口气,或者搬援兵来的。显而易见,这种表白不仅无视了在意见市场里每个人都有各自言说的权利,同样忽略了追寻华南虎真相所负载的意义。

或许“周老虎”的虎头虎脑不会像格瓦拉的头像那样流行,但是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人们代言真相与谎言交锋的一个符号。同样重要的是,透过这次刨根问底的追寻,我们看到了对真相的渴望使社会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团结,在此意义上,寻找“周老虎”背后的真相更是在重建或者重申一种价值伦理与道德风尚,而那些指责媒体陷于混乱、丢失责任的人,只是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看不到时代在孕育。

这是一场平民与真相的恋爱,如诗人海子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里的“你”,就是真相。

网聚真相的力量

我曾经无数次谈到互联网的发展对今日中国以及世界所具有的史诗性的意义。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追求真理的方式。

“纸老虎”事件同样表明,真相不是凭着几张照片与几场煞有介事的新闻发布会便可以“宣布出来”。真相必须经受检验,只有通过对场景的不断还原,不断寻得与拼装、交叉验证,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相。有关真相的观念与方法上的变革无疑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大进步。也正因为此,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而这种能力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进步之源。

在不久前有关记者节的专栏文章中,我曾谈到“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关于这一点,“全民打虎”的出现无疑是个极好的见证。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形容往日的中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所谓“统计学家的地狱”,正如黄仁宇所批评的旧时中国没有真正的“数目字管理”;而“记者的天堂”则一语道破转型期所蕴含的无穷机遇。我想,这个机会不只是对于外国记者和中国本土记者来说的,而是对所有人说的。探寻真相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则,是永远未竟的事业,因为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获得全部真相,而只能不断地获得真相。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旧事物尚未消褪,新事物正在生长,任何一个人,只要心怀追求真相的使命,甘于在困厄中前行,定然不会浪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资源,并且能够因之大有所为。

感谢互联网,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让那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们心怀忧惧,但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当博客、DV、数码相机及其他便捷的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开始改变传统新闻业的面貌,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在进入一个“我们即媒体”(We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当人人都可以书写网志、上传自己拍摄照片与DV时,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在这个倡导“人各有志”、鼓励“录见不平”的新时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遭际、所见所闻,并且能够借助网络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却又真实的桅顶瞭望者,或“惊爆内幕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可以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翻开历史多情的一页。

回顾有关“周老虎”的整个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无数网民的努力,也看到了媒体与企业的努力,看到了保存原始记忆(比如这里的年画)或者记忆碎片何其重要。当各方力量参与其中,成为网聚真相的力量,当各种记忆与文本被重组与激活,还原“周老虎”事件的真相拼图便指日可待。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或许有朋友会问:中国人探寻真相的能力都已经扩展到了月球上了,为什么在自己国家里找到一点真相就这么难?在真相与谎言对峙之时,我们是否能够赢得这场持久的战争?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手表定律,大意是一只手表会告诉你确定的时间,但如果有两只手表,你可能反而无法确定时间。在此,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场景:有两只手表,一个时间为真,一个时间为假,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事情一定会糟糕到令人窒息地步,因为无论真假,两只手表都有50%的可信度。其实,这也是撒谎者可以咬紧“铁嘴铜牙”、任人评说的原因所在。

然而,今日世界,是谎言总还是要被揭穿的。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渐次开放的社会里,而不是在一个黑屋子或者地下室里。一个人,即使没有属于自己的信得过的手表,总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佐证时间的真伪,更何况是一群人。否则,我们为什么在生活的道路上拒绝盲从,在关键的时候还要仰望星空?

假如大家已经望见了满天星斗,你还要说你的手表是“进口货”,要说现在就是正午时分,阳光正好,说自己童叟无欺,那大家就只能嘲笑你了。

俾斯麦曾经感慨,“在打猎之后、在战争之中、在选举之前,都是一个人说谎最多的时候。”无论从政治、生活,抑或是人性的角度,理解俾斯麦的这个观点并不难。只是,在影像流行的今天,“说谎最多的时候”似乎还应该包括“在拍摄之后”。而这,正是“纸老虎事件”的时代背景。但是,如“名侦探柯南”所说,无论谎言有多少,“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自从11月15日“年画虎”跃然网上以后,这场追逐真相的游戏已经接近尾声。有关专家与年画印制厂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这已经是亲子鉴定的概率了。甚至连著名的“挺虎派”也开始公开“反水”,直言“周正龙虎照片为假”。有关真相的另外的“1%”大概也只剩下周正龙的正式表态。或者其他知情者“惊曝内幕”。

我知道,事已至此,许多人只是在等待一个投降仪式。

“周老虎”到了第几季?

当然,我从不怀疑“周老虎”带来的娱乐化倾向。就在前几天,仍有不少朋友问我“周老虎”已经拍到了第几季?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生活与娱乐中探寻真理同样是符合人之性的,难道非要每个人都愁眉苦脸,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既然在人们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发现这只华南虎越来越不像野生的,而是从马戏团里跑出来的,就没有理由不享受这一荒诞的街头戏剧。更何况,自从“周老虎”跃上网络之后,人们迅速发现远隔大洋的美剧远不如国产的老虎剧的精彩。如你所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无厘头的,当人们真正需要真相的时候,有人却送来了一场场马戏。

在我看来,和《越狱》一样,这出老虎剧也已经播到了第三季了。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季的高潮是北京专家与陕西农民比拼脑袋。第二季的高潮是“年画虎”与“周老虎”对质。如此跌宕起伏的情节,想必即使是好莱坞的导演也会自叹无才。显然,一场新闻发布会变成“周老虎”剧组,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编下去,权当是将计就计了。而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季了。“周老虎”剧组的如意算盘大概是,从第三季开始,索性对周老虎的真伪只字不提。当惊心动魄的声音响起,镜头径自摇到了那一片广阔的原始森林,由各路英雄豪杰组成的寻虎队正在那里寻找老虎。当然,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们笔下的第三季结束时的场景:伴随着某位寻虎队员的神秘尖叫,外星人的影像从原始森林里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第四季……就这样,追寻真相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一到关键时候真相就转移了。

当然,事情依旧没有按照“周老虎”剧组的意图发展,因为这是一部有关时代的剧本,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更不可能由着几个人在黑屋子里炮制出来。当网易公司将其挖掘到的全套清晰“华南虎”数码照片公布于众,并且暗示拍摄这些照片者可能并非周正龙本人,我们看到事件有了另外一抹亮色,时间重新回到了第三季,回到了有关“周老虎”真相的最原始的意义追寻。

胡  平: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台湾朝野正为”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而搞得热火朝天。因此很多人预言,中共将在十七大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十七大上对台湾的表态非但没有更硬,反而看上去好像比以前更软。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对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发出呼吁:祇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共都愿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们还记得,十六大政治报告有一句重话:”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十七大政治报告居然不提了。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发表”对台政策新主题:更强调和平发展 专家阐述十七大报告对台政策调整”的文章,由李家泉等”著名台湾问题专家”解读胡锦涛政治报告,证实对台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

我以为这表明中共的对台政策陷入困境。早先有人说,和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将会是”硬的地方更硬,软的地方更软”.但如今的情况却是,要软软不下去,要硬硬不起来。

乍一看去,中共对台立场似乎在软化。其实不然。不错,十七大政治报告没有再提”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那不等于说中共就已经打算放弃使用武力。 11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发表讲话说,如果陈水扁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解放军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见中共在这一点上并未退让。说到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知道,早在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第9届总统就职典礼上就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但当时却被中共扣上台独的帽子。事实上,台湾早就放弃用武力”反攻大陆”.若要两岸和平,大陆祇要作出相应的表态就行了,不一定还非要再谈判不可。

另外,中共呼吁双方谈判对话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它仍然象过去一样坚持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是要求党对党的谈判。而我们知道,在台湾,无论蓝营绿营都拒绝把一个中国作前提,祇同意把一个中国作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始终提的是党对党的谈判,台湾则坚持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这中间的差别很大。两岸关系本来是该由政府出面谈判的,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都无权越俎代庖。大陆是党国体制,党政一体。许多大陆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习焉不察,看不出党对党谈判与政府对政府谈判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中共之所以坚持党对党谈判而拒绝政府对政府谈判,是因为它想绕开台湾的政府,是因为它不肯承认台湾政府的存在。台湾方面当然不会接受。问题是,如果大陆摆出我中央你地方的架式,台湾自然不会来谈,如果大陆摆出我唯一合法政府你叛乱团体你伪政权,台湾就更不可能来谈。台湾方面坚持两岸政府的对等地位,可是对中共而言,一旦承认了双方政府的对等地位,差不多就等于承认了两岸分裂分治状态,就等于承认了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共又不干了。由此可见,如果中共真的要软化它的对台政策,那就应该把台湾当作对等的政治实体,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而祇要中共继续拒绝承认台湾政府的对等地位,它的政策就不可能真的变软。这就是我说的”软不下去”.

“硬不起来”是比较简单,比较明显的:文攻武吓都试过了,无济于事,且适得其反。既然中共眼下还不敢真的动武,所以它想更硬也硬不起来。

接下来,中共能做的不过是拖。这就引出我以前提出过的问题:时间会站在哪一边?从长远看,两岸在自由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的前景是乐观的,但在短期内,两岸恐怕仍将渐行渐远。大陆人应当认识到台湾想获得国际承认、想参加联合国的愿望是正当的;在中共持续封杀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台湾人产生独立的愿望也可以理解。台湾人应当认识到,祇要大陆还是一党专政,台湾就不可能获得它应该获得的国际空间;而伴随着中共实力的增长,台湾自身的安全也越将受到威胁。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权民主的普适价值,还是出于台湾自身的利益,台湾都应该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胡  平: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

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

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