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七年，张爱玲的心死了。她是在小说《色戒》中告诉了人们，杀她的人是汉奸男人。她好比是王佳芝，胡兰成好比易先生。易先生是汪伪政权搞情报工作的小头目，胡兰成是汪伪政权搞宣传工作的大秀才，而张爱玲质问的是他们俩作为男人，如何对女人下了手。王佳芝不能活，尽管她救了易先生一命，但易先生最多承认对她是有好感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有更多的感激。一九四四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次年胡兰成又和周训德结婚，和范秀美结婚，张爱玲说，她无论如何是不喜欢胡兰成了。于是，她心死了。在三十多年后写的《色戒》里，她告诉人们，是谁杀了她。
张爱玲文福太厚，人福太薄，究其一生，凄苦孤独的时候占了太多时间。人们都喜欢拿她的祖母是李鸿章女儿，来说她出身的高贵，还要说她的祖父张佩伦如何于朝政有见解，才学不一般，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个人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这个儿子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第二次是和一个妓女，那是在张爱玲五岁的时候，第三次是在张爱玲十几岁的时候，和另一个女人。张爱玲的父母是典型的生娃不管娃、娃跑了不撵娃。张爱玲的父亲整天不做事，看戏喝茶读报抽大烟发脾气，甚至跟自己的妹妹也说不到一起，他不会过日子，急了还要打人：过日子就得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把家里的人安顿好，使家里人能在这个屋里呆住。张爱玲的母亲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就出国，十六岁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又出国了，再没有回来过。他们俩一样处在无能为力的人生中，我估计他们没一天不在怨恨和焦虑中度过，他们没有心思、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管到两个儿女的生活，更没有可能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和她弟只能自己管自己。她抓周的时候抓的是钱，她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想着做什么工作更好，她一生都在想着抓住一个东西。
要说张爱玲是大聪明人与大糊涂蛋，太成熟又太幼稚，也不为过。她这种人，也许可以只过内心生活，活在自己的内心里，欲望少，不企盼生活中有更多的温暖的东西，彻底把自己封闭，现世的美好与自己无关。但她不能够，她生活的家不像自己的家，后母和父亲欺负她，她早早有了恨，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象有一颗炮弹落在她们家，大家死了干净。她又多看了报纸杂志，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在她的内心划了一道一道爱情童话的烙印，她看传统小说，于人情世故有了透彻的了解。她很小的时候就用文字来想象自己的生活，比如写过少女失恋自杀，写过姑嫂相斗的家庭悲剧，还写过一个快乐村，类似于陶渊明的世外桃园，那时候她才七八岁。她感受过世态炎凉，有太多的时间把身边的生活一遍一遍地分析，她还可以把这些生活写成文字。那时候她就想，上帝就是给了她这样一个手段，可以用笔写人生，她还想，她可以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愿望，然后在现实中实现，比如有更好的家庭，更多的人生，更好的自己的生活。但是生活比她复杂。
这个傻女子，连上帝都欺负她呢。在她二十三四的时候，一下子给了她那么多惊喜和幸福。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她的主要的小说都已完成。这些小说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就跟高山一样，没有人能超过她。她有了意想不到的声名，地位，金钱，成绩。她还和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她自信，她的才华等于她的第二容貌，就如同男人把自己的才华当作第一容貌一样，才华和容貌现在是一种资源，她要用来拴住一个男人。她期望百年之好，胡兰成还允诺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现世安稳须得人心安稳，岁月静好须得生活静好，她安稳于一人，静好于一人，她觉得胡兰成头上一敲脚底板都叮当响的聪明，于是一心欣赏，以为胡兰成也同她一样，甚至她也可能大度地想，她可以给他自由，只要他能在外面野够了以后，知道家门在哪儿。但是，胡兰成这个人，跟她有根本的不同。他算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应该是有悟性，但没有对复杂多样的世界和无法穷尽的知识的谦卑感，没有知识和才华用以热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理念，知识和才华恰恰成就了凌驾于世界之上、人之上的自大狂心态，于是一切人与一切物皆成为他的工具，万物皆备于他的自私功用。他要的不是一个女人，一个家，而是同时、也不用任何掩饰地需要许多女人、许多家，道德、责任、与人的尊重、必要的廉耻、内心的不安、可能对别人的伤害，他一概不用考虑。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它需要两个人的相互属于，并且排它。基于这一点，它需要两个人的平等和尊重，需要相互欣赏和珍惜，也因而，它必然是小心眼儿的，有嫉妒的，不允许感情背叛的，占有的。同时，爱情是应该放进婚姻里的，放进生活中的。由此出发，就可以得出结论：检验一个人爱你不爱你，是看他是不是把你看作他的唯一，会不会平等相处，有没有珍惜，会不会怕伤害到你，能不能给你婚姻，能不能经得起生活中琐碎的事物和彼此缺点暴露的考验。看一个人值不值得爱，不是看他有多好，而是看他对你有多好，不是看他有多少才华，而是看他经营感情的时候有多少真诚和多少付出，不是崇拜对方和为奴的心态，而是看他把你当不当回事。胡兰成会和那么多女人结婚，而张爱玲所需要的一个男人，一个家，那个梦就破灭了。
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女生，要做人妇，自己组织家庭，选择合适的可以一辈子住在一起的人，并且要生儿育女，天天面对，真是天大的事情，生平头一回的经历，让人心虚得不得了的决定。人没有前后眼，看不见未来如何变化，喜欢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最终会变成自己喜欢的呢还是自己讨厌的呢，谁也说不清。所以你千万别相信，人有料事的精明，就必然会有处事的得当。一个人在决心要结婚的时候，哪一个敢说自己心里绝对有底。假定张爱玲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多，可以有很多人给她参谋，她的生活或者会是另一个面貌。父母会悄悄议论，这女子最近变了，经常一个人偷偷地笑，走路还哼哼唧唧地唱歌呢。姐妹会说，爱上一个男人了吧。然后一家人在饭桌上会看着她笑，逼她坦白，并且要她把男朋友带回家吃饭。后来见她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带回家，终于打探出来，胡原来有妻室，且年龄大张爱玲十五岁，还是汪精卫政府的高级官员，于是全家合力阻止。女人们怕的是这样的人守不住，怕中途闪了她，兄弟们觉得这样的人对自己的姐妹起歹心，一定要教训教训他，父亲会知道在大是非上，汪精卫政权是让人不齿的，是逆了良心的行为，日本人终究会从中国退出去，胡兰成的人生终究有污点。她会抗争，说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但那些眼泪、劝告、态度、观点、经验、常识会时时闪现在眼前，出现在脑海中，她得一遍遍在心里推演自己的正确。也许她会表面上顺了家人的意思，暗底里仍然来往，也许她会就此冷却这段感情，变成一种回忆，也许她就钻在里面拔不出来，一意孤行，家人让步，最后胡兰成离婚，来她家见父母和家人，一起吃饭打牌闲话，大家再从细枝末节推敲这个人，父母私底下把胡兰成找去，一为了托付女儿给他，二也要话里话外敲打他，让他不敢轻易生了外心，抛弃了张爱玲。然后家人会争取到明媒正娶，宣告于世人。一旦胡兰成和周训德、范秀美们结婚，张爱玲可以再回父母家，休养疗伤。张爱玲也可以打一开始就找一个平庸的男人，开始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然后中途出轨，有了情人，那样的伤害也要轻于现在的局面。
但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注定，命运里有铁一般的逻辑，注定了每个人只有属于他的一条路。她的命运如此，早已排定了每一个步骤。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她的福气开始衰减，幸福从手中滑掉了。胡兰成是个汉奸，被通缉，她被人叫作文化汉奸，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婚姻和想要的男人，正如同她给胡兰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胡兰成早已不喜欢自己，所以张爱玲才决定，不再喜欢胡兰成了。那时候她心死了，也没有退路了。按理说，以她那样的文学成就，后来的人生足可以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但她所处的时代，政治上有党争，要她站队，民族情绪上有忠奸，要她检讨，文学要求上有压制自由的各种标准，要她服从，人情世故上有太多她不知道的东西，需要她妥协、压抑、卑屈，娘家无爹娘，夫婿归了别人，她只有两眼一闭，痛苦决定，从此出国，离开了这伤心地。
二
一九七八年，她写了《色戒》。她要给自己一个交待，给世人一个交待，也给她那段爱情一个交待。
人都爱看热闹。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热闹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自己的生活总是有很多麻烦，令我们不满意，又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扔掉，不如从自己的生活中跑出来，在别人的故事里说三道四，品评指点。尤其是张爱玲，一个女人，一个才女，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作家，被别人抛弃了。现在大家都像看西洋景一样，渴望张爱玲说说，你后悔了没有，你原谅了胡兰成没有，你觉得他现在是不是还让你喜欢，你是不是还是不在乎他是汉奸，你对那段爱情还怀念不，爱情会不会大过政治态度，大过政治选择，大过怨恨，大过曾经有的不愉快，爱情里有没有一种诗意，让你不在乎生活中的种种卑微不妥之处。
张爱玲并不傻，虽然她曾经傻过，那是在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当时，但她是作家，她的本能里有对世事的清醒，她必须世事洞时，才能讲一个人们信服的故事，她必须看透所有的傻，才能让读者上当。我们可以假定读者是傻的，因为，读者都愿意傻呵呵的相信作家，认为作家所说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形态，不是他们现在所遇见的生活。读者经常在生活中精豆子似的，然后在作品阅读的时候让自己弱智化，这样不费脑子，也是一种快活。但聪明的作家，就是不让读者傻下去，如果大家都傻，这世界就完蛋了。
张爱玲三十二岁到香港，三十五岁到美国，三十六岁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赖雅大她三十岁，四十七岁的时候赖雅逝世，七十五岁的时候她病逝，病逝一周才被人发现。她把自己放逐了，也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她没有孩子，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多少朋友，她完全陷在孤独中。街道是热闹的，美国是热闹的，别人的生活是热闹的，她只拥有寂寞。没有人可以说说闲话，比如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甚至和她吵吵架，让她发发小脾气，有一些牢骚也可以，甚至有一些抱怨。没有这些，没有人陪她逛逛街，购购物，给她做顿好吃的饭，让她回家的时候不用自己做饭，她累了的时候给她捏捏肩膀，在她睡不着的时候陪着她。女为悦己者容，她为谁容，谁来悦她，不知道。她也会想起胡兰成。不想才怪呢。但这是痛苦纠结的想，是怨恨交集的想，是恨不得咬死他杀了他才痛快的想，是带着仇恨，他已经不是亲人，他更像仇人。没有大气的人，大道理谁都会讲，要原谅别人哪有那么容易，分明是他毁了她的生活，而且从生活的基本常识上，从一般经验上，从自古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是非判断上，胡兰成是不道德上，不尊重她的，伤害了她的。冤家，这时候真的是冤家，但不是那种亲亲昵泥、打情骂俏的冤家，是真正有冤有仇了的。想可以，但别说这是爱，这种搁不下，只是心里去除不了的别扭。你也可以叫它心理阴影，叫伤痕的痒痒难熬。
也许新的爱情可以为旧的爱情疗伤。虽然悲观地讲，性格即是命运，有的人总是会犯同一个错误，在跌倒的地方，总是重复跌倒，有的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这一个男人骗了她，说不定下一个男人又骗了她。但我们宁愿相信，人总有一天会吸取教训，学聪明变乖，运气也不总是倒霉到底。许多人看到张爱玲是骄傲的，眼头高，轻易不会看上谁。岂不知，越是骄傲的人越是掩盖自己的脆弱，越是掩盖越是积累了更多的脆弱，看起来铜墙铁壁的内心，一旦攻破，就跟纸糊的一样顿时洞开。还可以说，张爱玲是善良的，也是现实的人，她对爱情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们很容易被她的才气吓倒，忙不叠地崇拜她，仰视着她，并且期望以才气来捕获她的内心，而最关键的是应该把她看做女人，或者看做脆弱无奈的众生中的一员。她的内心现在有一层坚硬的壳，她没法放下架子，毕竟，第一段爱情和第一个男人给了她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即可以是一个好的标准，也可以是坏的警戒线。她会要求第二个男人得有才，不能弱于第一个男人，要不她就吃亏：这是个面子问题。受过伤害的人心理都会这么要求，第二个爱情毋宁是争气工程，别让第一个男人看扁了自己，说她离了我就找不着更好的人，这也是向世人宣告，我离了他同样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男人爱。还有，她会用第一个男人的缺点看所有的男人，然后保持一种警惕、矜持和审慎的心理。得打击她的这种戒备心和参照对比心，证明爱的方式的多样，和爱的实质在哪里，以及爱情需要双方如何放下身段，新的爱在什么意义上会有别于旧的爱，新的爱为什么会更好。但是这样的男人没有出现。
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张爱玲写下了《色戒》。她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这是一种告白，一种申诉，一种检讨。这个小说有两个前提性的立场，一是政治正确。爱国的学生要刺杀和敌国相勾结的汉奸。这种刺杀虽然失败，爱国的女学生被汉奸枪杀，但它的正义性是存在的。二是对爱情的质疑和对逢场作戏的男人的绝望。批判性是明显的。张爱玲需要洗清自己，四七年有人说她是文化汉奸的时候，她就有过剖白，说个人感情和政治是非是无关的。她和汉奸男人结婚，不等于她是汉奸。这个小说进一步明确了她的大是非观。那群在香港的大学生对香港人爱国情绪的淡漠是不满的，他们并非是某党某派，也不是职业的特工人员，只是因为他们要爱国，所以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她还一再在小说里说易先生他们，因为投靠了汪伪政权，生活优裕，享有特权，跟周佛海他们比赛着把家庭收拾得更舒适。虽然在小说里，她要把汉奸还原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逢场作戏的同时，也对爱情有感觉，有期待，但他通过爱国学生的刺杀行为暴露后冷酷无情地下手杀人，在道德上判了他们有罪，用人性必有的悲悯来说明他们冷酷的非人性。同时，她以易先生对王佳芝的无情，以多处说他并非只给王佳芝一个人买过东西，来说明这个爱情的轻飘、可爱、不扎实，让人们有理由为王佳芝打抱不平，同时也把这种爱情放在了审判台上。最能反映她的爱情态度的是，她在小说中很突兀地插入的引用别人几句话，一是说权势是男人的春药。既然权势是男人的春药，那么，权势是外在的，男人如果没有了权势，则值得爱的价值就减少，这几乎是一种嘲讽。二是引用辜鸿铭的二句话，第一句说，女人通往男人的心要经过胃，男人通往女人的心要经过阴道。通往胃，是把他放在生活里，通往阴道，是把她放在性上。第二句话说，辜鸿铭认为，男人有几个女人，就如同一个茶壶要有几个茶杯，是正当而合理的。而一个女人要有几个男人，就如同一个茶杯要有几个茶壶，是不正当合理的。她对辜鸿铭的这段话，用两个字概括：下作。她把自己比拟为王佳芝，把胡兰成比拟为易先生。她和王佳芝一样，都是初涉社会，遇见了一个以为爱自己的男人，胡兰成和易先生一样，都是汪伪政权里的重要人物，是汉奸。但是，她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她还把自己当成了张爱玲，张爱玲比王佳芝清醒，她是在三十多年对人生的观察后，以一个女人，老女人，把人生看通透了的老年人，来站在王佳芝的背后，冷眼观察的。胡兰成也不是易先生，易先生只不过是男人身不由己的出轨，而胡兰成是没有羞耻心的戏侮女人。她还把自己看作作家，作家超越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个人恩怨之上，超越于政治态度之上，超越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之上，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有太多的女人，为了得到一个优秀于自己的男人，不惜把自己放得很低，甚至不要尊严，不要是非，不要在乎那男人对自己有没有爱惜，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女作家，就是一直把胡爷看得很高贵，很值得敬佩，张爱玲在小说中，其实是想骂她们二十句：“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糊涂蛋……”
“当年我也是糊涂蛋”。张爱玲想，“王佳芝也许也是糊涂蛋，但事出有因”。
她要写普遍的人性。
三
《色戒》有三个破绽：一，王佳芝是一个女学生，初涉社会，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而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她的朋友，对她的关心和指导、对她的干涉和不放心，却没有任何描述。她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家庭背景是空白的。这一点像张爱玲自己。她就是从那个没有任何人关心她的家庭走出来的。二是几个学生能策划这么大的行动，也不太可信。就因为几个同学谈得来，形成小集团，又和汪精卫或者陈公博的副官认识，就动心起意要杀易先生。从一个人的想法，到大家的想法，从想法到行动，从一时的兴起到两年的坚持，又要大家全不动摇，又要有一个主心骨，还得王佳芝情愿，而王佳芝是女的，需要她献出肉体，同时承担风险，她为什么就把自己的肉体看得很轻，也不在乎风险。就是决定要干，还有个能力的问题，能演戏不等于有能力一群人把这样一个大的行动贯彻始终。三是易先生是搞特工的，他就不会查查王佳芝的底细，能让她轻易近得身，且长达两年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这些破绽并非不能补救。小说是虚构的，它有谎言性的一面，作家可以通过文字来作必要的交待，抹平这些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
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故事中这两个人物的交往和情感的产生。
先看王佳芝。作者说她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人追求，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抵挡各方面的攻势。这说明王佳芝是吸引人的，尽管在那个时候，追求她的应该是她的少年时候的同学，小时候的玩伴，这跟成人社会的爱情是两码事。她随着岭南大学迁港，和一班同学结成小集团，青春期的活泼，没有家庭之累，还不用操心生计、工作、孩子、周围邻居同事关系，有闲心思来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演戏演出了对时局的关心，于是要杀汉奸。这得用美人计。她是美人，模样儿赢人，胸前丘壑媚人，当得起无情的灯光照射，平平展展的皮肤上没有皱纹。她是爱国的工具，要扮做少妇，那就把处女的那层膜拿掉，于是给了她的同学梁闰生。革命和思春同在，她也会有隐隐的不痛快，处女变成少妇，他们看她异样，她也看他们不上。梁闰生在她面前自惭形秽，不自信，邝裕民也似乎对她有看法。这些生涩的小男生，还没有学会哄女人，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足以把女人的物欲满足。
她有好色，就像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成文武技，货与帝王家”一样，女人都是从这里开始，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青春姣好，这时候找个好男人嫁掉，然后再开始慢慢地长皱纹，长脾气，懒散，暴露若干缺点，美丽如仙变成黄脸婆。一个人整天想啥？对国家、社会、时事的关注，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欲望芜杂丛生，斤斤计较，处处琢磨，每一个小事都会触发各种情绪，要判断，要做决定，要承担后果，心情时好时坏，行为有优有劣。海明威对苏联作家卡希金说，人没有完美无缺的，比如写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许有各种高尚的革命行为，但他也许会手淫。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要演戏，她同学欧阳灵文对外称作她老公，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可以搞到各种手饰衣物，于是她可以借此理由和易太太接近，然后和易先生接近。以色诱他，必须诱到，才能有机会采取行动。她得入戏。我要显出来真心爱他，我要让他觉得我可爱，我的魅力值得他来冒险，还要让易太太她们接纳我，认可我，那么，我就得喜欢她们的话题，喜欢她们的兴趣爱好，和她们坐在一起打牌。牌桌上优裕生活的女人的闲适放松，手饰的华美，生活的无忧，在在使她先受到诱惑。这才是生活，她想，牌桌上就像钻戒博览会，她来来去去都是一件翡翠戒指，她觉得让人笑话。她也为自己成为这些女人中的中心而高兴，青春就是这样不费气力地战胜了被青春甩开了的女人。
她得抓住这个男人。这是一种争胜心。如果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处在一群人的中心位置，异性的潜意识里就有得到他或者她的想法。这也是曲折证明自己。她在不断地心理暗示中，让自己相信了这是一件赏心乐事。有的是“春宵一刻值千金”，他枕在她的胸前，感慨于“两年前还不是这样”，连她的同学们都对她日渐丰满的胸部目光流连，虽然她有时候觉得她简直要提着两乳在他面前晃荡，这使她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轻贱，也有一种怅恨，但是也有一种成就感。她觉得和易先生在一起，就像冲了一个热水澡一样舒畅，因为他们有一个目的，而她的同学们只是把她做为工具，他们没有怜香惜玉。性，使她和易先生相连了身体，毋宁证明了一种私密的亲切，相互拥有的感觉。有人形容做爱，就是男人在女人身体上盖章，倒有几分形象：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身体，不是随便与人的。有了性，也就有了骄傲的资本，社会上的各种道德和习俗见解，认为如果女人把身体给了一个男人，那她就不能再随便给其他的男人了，如果再给，就是不道德，不贞洁，被称作破鞋。所以有了性就有了要求对方的权利。这个纽带是有力的。但她仍然可以如一般女人那样，保持着精神上的清高，她不是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者风流寡妇，自有尊严和纯洁的目的。
偷情总能偷到情。一来二去就有了依恋，舍不得对方，想有更多的欢娱。然后要给这段情贴上标签，这标签就是爱或者不爱。爱情没有定义，没有尺度衡量，全在于一心感受，而心里永远将信将疑。她也没有经验，她如一般恋爱中的男女一样，总是在判断，总是判断不清。而且在感情的上升期，她对于易先生这个又矮又小的男人，大她二十来岁的且有鼠相的男人，总是会发现他的温柔怜惜，他的取悦自己的愿望，他的种种可取之处，哪怕他是她的目标敌，是她们费尽心机要处死的对象。她甚至开始想，他是不是新鲜劲儿一过，就不把她当回事了。她心里想，一定要尽快完成任务，但潜意识里，仍然期望任务永远不要完成，如果任务完成了，她怎么办？这一段故事就这样完了？她带着易先生的烙印，将走向哪个男人？她还会爱上其他人吗？她已经“残花败柳”的生活将要由谁来接收？所以她肯定是一次一次地想着，今天必须完成任务，然后今天一再推后。
钻戒是这个小说最重要的道具。它象征了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和一个男人所能提供给女人的虚荣。张爱玲心目中的这个王佳芝是冰雪聪明的。她知道，易先生不会认为她看上他，他心里明白自己年纪大了许多，又不英俊。要有所图，图个钱才是正常的，如果不要钱反而让人起疑。第一次两个人幽会，易先生就说了这个日子值得纪念，得买个戒指，并且由她挑，他陪着买。她也知道，这种做法不光是对她，在她之前跟易先生好的女人，有的最后就落了一套公寓房结束。他有的是耐心，也会揣摩女人心里，她不叫，他不会找她，怕她先腻味了。约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早到，得让她等半天，然后一脸歉意地说有公事在身，迫不得已得应酬，才脱了身。就这次约会，看着等了半天，她在珠宝店等着，马上店要关门，来晚了就买不成东西，她还不敢催促，觉得催了自己就跟妓女似的，掉了价了。在珠宝店买东西，然后她的朋友下手，这是计划之中的事情。在店里看珠宝，六克拉的钻戒，十一根金条子，这足以感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女人们。她也不无酸楚和鄙薄地想，特权阶级是从来不自己口袋里掏钱买东西，她见过易先生的做派，大概都是副官掏钱，然后公家报销。六克拉的钻戒现在属于她了，她觉得店里只有他们俩了，她想这只有一千零一夜才会有的故事，说一声芝麻开门，财富滚滚而来，也或者是天方夜谭，跟做梦一样。在这种密切又拘束的氛围里，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是真心爱她的。
当张爱玲写到王佳芝心里轰然一声，若有所失，认为这个男人是真心爱她的时候，她会有一声冷笑。爱情有时候非常简单，有时候又非常复杂。爱与不爱的判断，都是某些瞬间的判断。今天觉得他爱她，明天可能因某些事情质疑他的爱情是真是假。但是，这一个时刻，这样的判断是重要的。倒不如说，王佳芝在给自己找借口，并且成功得到。她心软了，下不去手了。她的内心是纯洁和善良的，她不愿意看到一个生命的消失。毕竟是她第一次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不但她不忍心杀了易先生，就是其他人，她也会心软。
易先生几乎是和王佳芝形成一个参照。一个心硬，一个心软，一个有爱，一个只是聊解寂寞。可以把易先生理解为变易的人。他是汪精卫政府情报机关的首脑。他应该是出身贫寒。出身贫寒的人未必都没有气节。但他是没有气节的人。他也许就是二三十年后的梁闰生。也会有生涩，有不自信，有自惭形秽。搞情报工作需要不择手段，他能爬到首脑的位置，应该比别人更能做到不择手段。也许一开始有理想，有正义感，但后来被社会改变，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哪怕在汪政府做事也不在乎。跟女人打交道，他是经验丰富的。在身份地位财产都提高了的今天，他不缺各种各样的女人，只要他愿意，自会有投怀送抱。他知道给女人买东西，能让女人感觉到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但是，不能一开始就送女人东西，那样会让人感觉瞧不起她。当王佳芝对他说快走的时候，他对王佳芝是感激的，他认为王是他的红颜知己，只有真心爱他，才会告诉他快走。但他脱身后还是要杀了王佳芝，杀了她们那伙人。让别人知道一个情报机关的首脑家里居然住着要杀他的人，那不但丢人，而且与自己的前途有妨碍，是他的一个把柄。不能留活口，甚至他想到别人，比如周佛海也许会说他是杀人灭口，他也有自己的说辞，都是一些学生，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不必留着他们。当处理完这一切以后，他回到家，老婆还在和同事的老婆们打牌，他可以平静地看着她们打牌，他看着自己用整大匹布做的窗帘，就想到会有多少刺客藏在窗帘后，已经盘算着要换掉它，也许老婆会不愿意，这得做她的工作。他还想着要告诉老婆，要她说话小心点，有消息说麦太太可疑，她已经跑到香港了，再让别人走她的路子，借以接近他，会出很大的麻烦的。他知道时局会变坏，但他还得按自己的轨道生活。以前他曾经有一种沾沾自喜，觉得马太太猜疑他和王佳芝的关系，也是显示他做为一个男人的成功之处。现在，他只是感到了后怕，原来在他身边有一批要杀他的人。
四
听说，这个小说写了三十多年。她是用三十年的时间磨一把刀子。这是一个复仇之旅。三十年来，她的灵魂何曾安顿过。一个被人看做冰雪聪明的人，居然被胡兰成这样的人给骗了，伤害了，非常没面子，自尊心没地方放。而且胡兰成是汉奸，她可真是没吃上狗肉惹了一身臊。三十年前她已死，她如同行尸走肉，那鬼魂夜夜哭泣。一个复杂的疙瘩，在心里梗着。未必大家都同意她受伤害，有一些无知的女人甚至认为她爱上了胡兰成这样的女人，有了这么一段感情，真是幸福得五体投地，呼天叫地。她的鬼魂一样的灵上背着包袱，她必须杀掉那个追逐着她的幻影一样的过去，和那个动了刀子的男人。如何杀？揭穿他，臊他的脸皮，然后从心里彻底看低他，这样自己才能站起来，灵魂不再跪伏在他的脚下。用的办法是小说家的强项，那就是讲一个故事，编排一些人物，走到他们的内心最深的地方，对人性进行无留情的解剖。
我有根据做这样的判断。她在小说里，把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关系，说成是虎与伥的关系，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这个结论是易先生说出来的。但这是作者跳出来，易先生不会那么笨，从逻辑上讲，这样赤裸裸的说，不尽合乎人物性格。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没有新意。但虎与伥的关系确实让人惊心动魂。为虎作伥是一句老成语，原来里面藏着一个故事：老虎饿了要觅食。你可以把老虎的觅食看做老虎的形形色色的欲望的满足。他要吃人，不吃人不叫老虎。老虎比人强大，他有锋利的爪，嚼得动骨头和撕扯得开肌肉的牙齿，消化得了人的心肝脾肺四肢头皮肌肉骨头的胃口。老虎与人不是平等的，不是两个勾肩搭背的哥们。他唯一的愿望是要生吞活剥了人。好，现在过来一个人，他吃了他。那人的鬼魂就跑了。不可能不屁滚尿流。但是老虎不让他走，老虎把他的鬼魂抓住，他要让他继续跟着他，做他的奴仆，然后帮助他杀人吃肉饮血。那鬼魂现在叫伥，他慢慢适应了老虎，满心欢喜地跟老虎混在了一起，他在前面带路。他看见了另一个人过来，他抓住了那个人，他脱了那个人的衣服，他执着那个人，不让他跑掉，老虎可以从容走过来，又没有衣服碍他的事情，他张开了血盆大口，三下五除二吃了那人，然后悠闲地剔牙，伥在一边自在地看天。
话说易先生被王佳芝放走，到了晚上十点，就把王佳芝她们一干人全部逮住，统统枪毙。他的命保住了，他回到家，易太太她们还在打牌，有说有笑，那种温馨亲切的生活还在继续。王佳芝已经死了，她本来就不属于这儿，现在彻底离开了这里。这是易先生生命中一段插曲，一个过客，易太太她们也很快会忘掉她。他站在太太后面看打牌，喝着茶，抽着烟，也一边等着电话，看他的手下人如何把王佳芝她们一网打尽，所以，“连晚饭都没有好好地吃”。他想，都是他太太交友不慎，才会出现这样惊险的事情。他觉得中年以后还会有这样一位真心爱着自己的王佳芝，真是“想不到”。他又想，王佳芝会不会在临死的时候恨他呢？作品中有这么两段话：——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谁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请注意这个为自己行为辩解的过程。这两段话包含着几层意思：一，因为“无毒不丈夫”，他“毒”所以他“丈夫”。这个说法的另一个注解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过去人们常认为捣蛋的孩子长大有出息，老实巴实相当于无能为力。中国社会一直是讲究成王败寇，在这个社会里，不按规则，以力取胜，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往往更容易出人头地。在生活中，不是我欺人，就是人欺我。如果一个男人整天被别人欺负，就不能给女人带来保障。而这样的“坏”男人和“毒”丈夫，只要不超过人们的容忍程度，一般是被当作好男人的标志来看待的。易先生的逻辑从此推证，王佳芝爱他，正因为他有如此的成功；二，虽然她会恨他，但感情已经超越。会不会感情的方向是更强烈，以至于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比如爱情、亲情、友情），只是有感情？这正如胡兰成期待于张爱玲的。这里面既有自欺，也有欺人。伤害可以一笔勾销，甚至杀了那女人，也要说这感情更纯粹，更强烈，好象别人都是傻子，被人卖了还会帮着数钱；三，关系的性质。原始的猎人与猎物，那就是人和动物，没有温情，没有讨价还价，一个要猎杀，一个要牺牲。虎与伥，如上分析。四，死了也不放过。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最终极的占有，永世也别想离开他的手心。五，这个伥的功用竟然是浪漫的，他还是认为她是他的知己。如胡兰成认为张爱玲那样。他还要她做为影子来安慰他，依傍他。
一个作家能成为伟大，在于他给出了生活的真实，人性的根本，美好的标准，生命存在的意义。张爱玲对于易先生思想的揭露，只所以揭掉了最普遍的人性本能的辩解，让人物用厚颜无耻的逻辑做自我的暴露，就在于她认为，人性之高下，端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生命的态度。易先生对他人生命的态度，是认为生命与生命不等值，有一部分人的生命的价值高于另一部分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低的人是用来做牺牲，为生命价值高的人服务的，而王佳芝之所以放易先生一条生路，正是女性对于生命的本能的保护，在一个生命将要被消灭时突然的心头一软。这种生命价值不等值的态度，还带来了自认为生命价值高的人的借口，比如通过神圣自己的行为，取得道德上的豁免权和是非上的免责权，如果证明我的爱情很神圣，那么我对你的伤害就很轻，甚至伤害也是正常的，是我这种爱情中的应有之义。无知的人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愿意当精英们的支持者，他们相信有一些人就是与他们不同，与凡人不同，可以有与众不同的爱情，也可以有与众不同的是非判断标准。有一些读者，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胡兰成或者易先生式的人物，不愿意有这样的人伤害自己，在感情生活中锱铢必较，却愿意给作品中的、文学中的、或者远离自己生活的胡兰成和易先生以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并且把被胡兰成和易先生伤害的女人们的痛苦轻描淡写化，他们甚至于要劝服作品中的王佳芝们、张爱玲们，爱情可以分普通人的和不普通的人的，普通的人的爱情尽是烟火味，充满着世俗生活的欲望和低劣的惆怅怨恨，而不普通的人的爱情，是王佳芝们、张爱玲们再高尚一些，心眼儿再大一些，忍痛的能力再强些，因为这个爱情是神圣的，因为神圣，所以牺牲也是神圣的。
我相信，写《色戒》的张爱玲是立场坚定的。她站在了王佳芝的一边。我们都知道张爱玲透彻，有一种世事洞明。世事洞明不是玩世不恭，或者说，玩世不恭算不上世事洞明。世事洞明的人有是非，不会放弃应该生命价值的追问和生活意义的探究，他既有向上的能力，看清了真相，他又有向前的信心，看清了方向，他又有站定当前生活的本领，有悲悯，不冷漠，有失望，不绝望，有无奈，不放弃，有烦恼，不崩溃，有热爱，不糊涂。世事洞明后，她站在了弱者的一方，她声援了王佳芝，她也在声援她自己，在世界上人们必须不断选择成为强者或者弱者的时候，得有人为哭泣的弱者的灵魂来说话，表明他们在场，他们醒着，他们有什么样的委屈，他们在什么时候，被冤屈和被伤害。这种声援只是还原真相，不能超过真相，不能滥施同情，不能因为同情，而使强者变成弱者，弱者变成强者，新的强者欺凌新的弱者。这就是表达的逻辑立足于说服和让人信服的道理。作家的表达只是讲明了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当时是这样的情境，而不是那样的情境。这三点也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共通之点。也可以说，这是一切值得尊敬的生命对人性的共同的态度，不光体现在优秀的作家身上，也体现在优秀的人身上。这样的优秀，其实只要一个姿态，那就是生命平等。
当我们把张爱玲放在普通女人的地位上，用日常的生活情理来判断她的行为和她的作品，用生命价值的常识来决定是非，我们也会和她一样，把谎言看穿，从此不再有包袱，也不再惧怕任何装神弄鬼的人的伎俩，当再有易先生和胡兰成的人物出现时，我们就会说，噢，这套把戏我们早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