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夫人王淑玲哭灵

陈小雅告别

高瑜告别

金雁

刘霞杨冠三

沙门圣观

天安门母亲代表许珏尹敏

王思同

谢小庆

朱学文

 

哲儿一直在许多朋友的视界之外。方哲车祸遇难后，刘刚来电话问∶“方哲是你们的孩子吗？”1987年初，北大选举人民代表活动高潮时，刘刚几乎天天来我们家，居然没有注意到一个1.87米的大孩子。因为，方哲寡言。但不木讷，而极喜欢运动。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诉李淑娴∶“校园里每个球场上，都看得见你的小儿子。”高大，少言，身手矫健，这些特征被警官学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101高中毕业时，就有人来动员他报考警校。他没有答应。保镖专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哲儿时常给我们当‘保镖’，在中国，也在美国。

布什晚宴的新闻发布会

1989年2月，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老），来了中国。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人权。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颇有经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可能也有不同的标准。是以同一标准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回避中国的问题？总统有两难。总统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告别晚宴上，既邀请中国领导人，也邀请几位中国的异见者。按照西方文化，晚宴是一个正式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异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又不损害布什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姿态。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我们知道，这种姿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们就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我们收到了布什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们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们，以便适时地婉谢白宫。实在说，不参加宴会，也并不会有失落。说到底，那只是一个应酬场面。三天过去了，直到我们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们拒邀。2月26日，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们赴会。

该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妇和我们俩一行四人同乘一辆小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布什总统Texas BBQ宴会所在地─希尔顿长城饭店。方哲留守在家，北京天文台的刘大庆也陪方哲在家。以备有事，两人可以应对。

果然有事，6时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车辆通行。开初，我们以为是给布什一行开路。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栏截。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为了堵截我们的车。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打手型的便衣，一上来就架住方，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的中方安全特工最高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在我们拿出白宫请柬后，他们还试图抢走。

不能向前，只好向后。我们四人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証所谓‘特工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只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武警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车辆都被武警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建国门外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时，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四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穿制服的，穿便服的，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约上百，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

8：30，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们了解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于待命状态。

同时，在长城饭店宴会厅的不少记者已经发现我们的座位是空的，知道有变，就立即离开晚宴，去了我们中关村的家。一到Horley先生的家，我们即打电话回家，报告遭遇。方哲和刘大庆立即向在我门家守候的记者发布了我们赴宴受阻的消息。布什晚宴尚在进行时，“The Man Who Did Not Come to Dinner”的新闻已经传开了。

我们家小，记者太多，挤不下。我们不准备直接回中关村，而是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饭店。同时，让方哲和刘大庆也告诉记者快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个大厅是白宫新闻发言人专用的press conference.但当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还在布什晚宴上。大厅由我们佔用。晚11：30，我们四人召开了临时记者招待会，有上百的记者赶来（CNN记者后来说，因那晚太快太挤，他的摄影助手摔断了鼻梁）。我们讲述了‘晚宴’的经历。北京上百警察的一夜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抢了布什总统的镜头，成为美国2月26日一早的直播新闻。

方哲和刘大庆则一直在家实时报告我们的动向，成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中心。

进出美国大使馆

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开枪杀人后第二天，我们进入美国大使官邸避难。当时及后来的报导都说，方哲也同我们一起进入美国大使官邸。当局于6月11日发布对我们的通缉令。国安部武警和军队于6月12日抄查我家。但却发现，方哲正同他的同学在家里过他的生日（1989年6月12日是方哲21岁生日）。警察没有料到方哲居然在家。当时，方哲还声称有一间屋子是他的，不能搜查。我们的不少东西，抱括日记，之所以未全被警察拿走，而后慢慢带来美国，全赖方哲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警察时的镇静和机智。

方哲在1989年6月5日，是随我们进过美国大使官邸。官邸里的中国职员，都是通过中国外交部僱用的。他们可能看到方哲与我们在一起。然而，两天之后，6月7日，方哲看我们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决定离开大使馆。进入大使馆难，秘密走出大使官邸更难。当时，整个官邸外已被军队包围，开出去的车也都被尾随。方哲逃离大使馆的行动是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当时美国驻京大使馆代理公使，现为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安排的。首先让方哲藏在一车中驶出使馆。然后设法甩掉或甩开尾随车。当车快速转弯到一个无路灯的黑暗街区时，让方哲迅速跳出车外。方哲算是一展了他的身手。

我们在使馆的一年期间（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方哲一直一个人在家里等我们。由于我们工资被取消，方哲没有收入，他靠许良英等老朋友接济，靠彭培根（清华建筑系教授）等新朋友帮助，靠他的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也常被亲友叫去吃饭。但他不愿离开北京。有香港来人找他，问他要不要去香港，可以帮忙。他拒绝了。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也希望他去美国找他哥哥，上学，唸书。

但他不走。他要等我们得到安全。一人在家里等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比他安全。“6？4”之后，申请美国签证的高级干部子弟仍像以前一样的多，甚至更多。有一次，国家教委副主任藤滕召见美国大使李洁明，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抗议完毕后，大使回到官邸。还不到一个小时，大使又接到藤滕秘书的电话。但其目的与一小时前正好相反，是垦请大使帮忙给藤滕夫人发放美国签证，原来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已在美国享受着‘容许滞留’，又垦请大使容许他太太也去美滞留。显然，这类一心巴望把家属送去美国滞留的官员，是不会傻瓜到强行闯进美国使馆抓人的。这种官僚，是我们们的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

由于世界银行贷款等压力，经过谈判，中共当局同意我们于1990年6月25日离美大使馆出境。当时谈妥的条件之一是，同时也要放方哲走。然而，在南苑机场，我们没有看到方哲。后来知道，并不是当局不放方哲，相反，当局于6月23日夜即把方哲骗到怀柔县的一个警察招待所，软禁。但方哲抗议软禁，也拒绝离境。因为，他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为了拖延时间，方哲向警察说：“我不走，我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又说：“我还要结婚呢”（当时他还不够北京的结婚登记年龄）。直到我们从南苑机场在警察按排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才知道，我们确实安全了。他的‘保镖’任务完成了。我们到英国剑桥大学后，又再打去电话。他才同意离开中国，赴美上学，比我们出境睌了约十天。

方哲生性随和，是个‘后发’的孩子。来美国后，他用Joe为名。很快就‘美国化’了。打球、登山、滑雪、跳伞样样喜欢。他的‘美国父母’，威斯康辛大学物理学教授Larson夫妇说：“From the beginning， Joe quickly became a treasured member of our family and attended all of our family holiday functions. He became like a son to us. He was such a good sport and our grandchildren loved him.”受聘为Central Arizona College（CAC）的Faculty后，他还居然代表CAC（美国）去沈阳与东北大学（中国）谈判，建立美中两校关系。我们心里好笑。方哲是个寡言的孩子。CAC怎么会要他一本正经地去谈判呢？的确，在我们面前，方哲总是个孩子，每当他面对著我们时，不玩，不答话，只有微笑。永远像一个乖孩子，一个忠实的‘保镖’。

哲儿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离奇的车祸，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保护妈妈爸爸。小哲，妈妈爸爸会永远想念著你。CAC也要纪念你，建立Joe Fang Memorial Scholarship.给你唸一首诗吧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曼殊大师的英译，好像就是专为你唱的一首挽歌，一首远去的、远去的哀歌…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Like the peach-blossom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I soar to a world of which you cannot dream.

Tucson， 2007年11月9日

 

中共党魁权威逐渐衰落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於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除了最高决策层换几张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体路线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没有。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现了中共党魁的权威进一步衰落。

尽管，十七大闭幕的公报称「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也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然而，这不过是每届党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迂腐传统，也是找不到方向的现政权的自我安慰。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於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

意识形态合法性难以重建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着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註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註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展，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改革之初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官方意识形态说教的口是心非、言行背离，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常态，也是党员和官员的常态.无论官方发动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也无法取得差强人意的劝诱力。因为，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再愚昧的人们相信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亲历，而非中共宪法上的条文和党魁报告中的说辞.比如，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於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对於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於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寡头格局下的弱势党魁

虽然，十七大之前党内外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胡锦涛报告也从六个方面宣示了政治改革，篇幅也多於十六大报告，但依然延续着口惠而实不至的门面活，那些面面俱到、空洞乏味的老调重谈，全无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所以，十七大不会在改革的方向上和具体政策上作出实质调整，外界对十七大关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层人事变动上。

也有评论认为，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但事实上，胡锦涛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既无打江山的党内资历，也无掌权之后的突出政绩，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钦定接班人了。中共掌权五十八年，党魁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邓小平不如毛泽东，江泽民不如邓小平，胡锦涛不如江泽民。独裁体制使接班人变成大难题.一方面，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另一方面，强人之后的党魁难以维系权力终身制。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只能任两届，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力量。

邓小平死后，中共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十七大才一再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人事安排只能靠寡头们之间的较量与交易；争执不下时，只能靠不成文的年龄划线。而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制度规定，所以，如何形成十八大的接班人产生机制，便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我看来，现行的「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和政治决策上，当任何个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之时，寡头之间必然出现内部的制衡局面，可以避免一个人说了算的极端决策。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已经退下五年的江泽民仍然具有影响力，九名常委基本上是江派和胡派平分秋色。

如何确定胡的接班人

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确定胡的接班人问题上，以中共现在的精於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寡头之争不会走向不符合权贵多数利益的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年内，虽然政治改革不会有实质性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客观上会形成不成文的高层制衡规则，既可以扩大党内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的参与面，也会为非党精英的参与和民意表达提供一定的作用空间，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於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中共须开闢新的合法性基础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於大劫难之中。

虽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徵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现政权，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现在，面对此伏彼起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闢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於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家中

我从住家附近的超市买完两大袋日用品，沿着人行道，慢慢走回家。

最近又开始发懒，除了购物缴帐单实在懒得出门。

 

突然下起雨来，豆大的雨滴从天空直落下来，带着一股灰尘的气味。

走过一列双层的公寓，阳台上忽然有人对着我喊：「你需要雨伞吗」？

抬头向上仰望，是个皮肤黝黑的大鬍子年轻人，正坐在阳台上读一本书。

「我家就在前面啊，不用啦……」我急匆匆地往家方向走。

「雨很大，你会淋湿的」。他好像就要奔出来拿伞给我。

「我就住在马路那边」我大声叫上去，并用手指向隔着窄窄马路那个转角。

那是一个眼神深邃伊斯兰教的陌生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邻居。

回家后真的一身湿。然而刚刚身后的那个呼喊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一定是阴雨天里躲在阳台上的天使）。

伊斯兰教有没有天使呢？

 

不久前和驻墨尔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严处长吃饭，曾派驻到世界各个地方外交经验丰富的严处长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他说：他有次派驻到回教国家，听过当地流传的一个笑话。

有位伊斯兰妇女找台湾去的牙医看牙，牙医告诉她，「请你把面纱拿掉」。

那个女人说：「不行，除了在我丈夫面前，我不能拿掉面纱」。

医生说：「那我怎么替你作检查？」

女人说：「如果你要检查其他地方，我可以把全部衣服都脱掉，只有面纱不能除」。

医生不解地说：「全身都可以裸露？为什么面纱不能除？」

女人告诉医生：「即使你看了我的身体，只要我不除面纱你终旧不知道我是谁，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如果我把面纱拿下来，即使我全身都还包得密密实实…你也就知道我是谁了…」。

这虽是个笑话却令我产生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据说在伊斯兰的教义中，夫妻在做爱的过程是不允许脱光衣服的。

也就是说夫妻能认出对方的脸，却认不出对方的身体。

我想像那一个台湾医生会不会因为看不到这个神祕女病人的庐山真面目，却又想像着那似乎可能允许揭去的衣服，而想入非非起来？

面纱和罩袍遮得住美貌？还是引来更多遐想？

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或文化因素产生这样的传统？

有人说，中东地区经常整片荒漠，如果因为美色引来任何的冲动或攻击，确实求助无门。伊斯兰罩袍和面纱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遮美」。

然而尽管艰辛包裹，伊斯兰世界里的女人遭到强暴的数字，还是不在少数。

有人认为面纱是伊斯兰妇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纱使妇女与外在社会隔绝；另外有人说，不允许伊斯兰妇女戴面纱是缺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种族歧视。

延世大学有位Minwoo Yoon 教授曾探讨在《一千零一夜》中女性面纱的意涵。在这部阿拉伯语文学巨着中，处处呈现出与基督宗教中禁欲、俭朴、贞洁迥然不同的无节制纵欲享乐。并揭橥伊斯兰文化中，性解放不但有助灵修，亦表示对先知默氏的敬仰。因此伊斯兰女性人人所穿戴的面纱（veil orhijab）有了双重意涵：既隔离需索无度的女性性欲以保护男性，又确保女性的性自主权。这位教授为伊斯兰女性面纱提供另一种的解读空间。

这个故事还让我有另一个思考。那就是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

是谁立下那些所谓的标准、规范、和禁忌？谁有权力要人缠脚、绑脖子、遮面纱、带胸罩、穿高根鞋……？

在文明社会面纱是除？还是不除？

我们看见的是面纱和遮住身体的软布，但我们却往往看不见遮蔽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间的那道高墙。

 

71、如何看待中共的权力斗争？

从建党之日起，权力斗争就一直伴随着中共。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在许多时候表现为彼此陷害和仇杀，如毛泽东屠杀10万红军（AB团）、灭绝西路军和坑害新四军，以及下毒王明、虐杀刘少奇等。残酷而惨烈的权力斗争，乃是由中共的独裁性和野蛮性所决定的。

中共权力斗争以各种名目进行。早期以“路线斗争”为名，后期又以“改革”或“反腐”为名，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目的只有一个：最大程度地攫取权力和不顾一切地固守权力。

中共权力斗争常常放大为巨大祸害，转嫁给无辜大众。比如，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政敌，不惜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令整个民族卷入疯狂、整个国家陷入浩劫。又比如邓小平等元老为了死守权力，不惜逾越党章，超越宪法，先后强行罢黜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不惜制造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截至“文革”，中共官员和党员，死于“自家人”之手的人数，超过死于敌方之手（包括战争）的人数。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的黑暗和残酷本质。要结束中共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带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出路只有一条：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将全部权力置于社会曝光和民众监督之下。

72、如何解读“为人民服务”？

凡事打着“人民”的招牌，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 “人民”一词，从苏共开始，苏共领导人自称“人民委员”。到了中共那里，“人民”被发挥到极致。“人民共和国” 、“人民政府”、“人民公仆”、 “人民军队” 、“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银行”、“人民币”，等等招牌，应有尽有。

在“人民”的招牌下，绝无人民。说“挂羊头卖狗肉”，还嫌太轻；名称与内容，完全相反，等于“反话正说”。比如，中共自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甚至于，连“中华”都没有（中共当政时期，中华文明、文化、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中共本身信奉马列洋教）。换言之，这一国名，本身就是由三个谎言组成的一个天大谎言。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发明，是中共的又一大谎言。毛泽东和中共的所作所为，明明是歧视人民，压榨人民，迫害人民，屠杀人民，哪里有“服务”可言？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从充军打仗，到民工支前；从私有变国有，到粮食换军备；从牺牲农业，到积累军工；从官商勾结，到贫富悬殊。人民见证的，不是中共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中共服务（甚至一度只为毛泽东一人服务）。

无数天灾人祸也证明，这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制，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每一场灾难发生的前、中、后各个阶段，中共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无视生命、怠慢生命、草菅人命的冷血本性。对中共而言，任何时候，保住权力，都是其压倒一切的最高利益。这一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截然对立。

73、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宣称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却从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诸如公有制、社会福利、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等等。国营企业，不过是中共官员洗劫国有资源的“合法”招牌；社会福利，仅仅是属于各级官员、公务员、和部队官兵的垄断利益；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没有地位，没有福利，陷入绝对贫困。如果说是“社会主义”，这是最坏的“社会主义”。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共贪官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和祸乱之源。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无商不奸，假货泛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社会道德彻底崩盘。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刻意诱导和恶意教唆之下。如果说是“资本主义”，这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思想上专制，精神上奴役，政治上独裁，肉体上灭绝，中共迷信的，不过是谎言、暴力和仇恨。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封建主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上，有的是爱民如子的明君和精忠报国的贤臣。却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随时高举的枪杆子，随处可见的文字狱，铺天盖地的谎言，无孔不入的特务。恶法酷刑，无所不用其极。

最虚伪的社会主义，加最肮脏的资本主义，再加最血淋淋的封建主义，这一总和，就是中共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不伦不类的名词。无非要掩耳盗铃，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挂羊头卖狗肉。

74、是“现代化”？还是“伪现代化”？

当代中国经济增长与民众物质生活改善，是相对于大饥荒和“文革”时期的历史最低点而言。说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艺术丰富和文化多元。当今中国，只有经济改革，却没有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仅仅是增长，而不是发展。或者说，仅仅是恢复，而不是发展。

说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和精神的现代化，硬件（环境）的现代化和软件（人文）的现代化。当今中国，物质过剩，却精神贫乏；经济膨胀，却制度腐朽；高楼林立，却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官场腐败泛滥。物欲横流，人欲横流，肉欲横流。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到北宋西门庆时代，再现《金瓶梅》式的糜烂。这不是“现代化”，而是“伪现代化”。

有人穿金戴银，整日山珍海味，言谈举止却粗陋不堪，俗不可耐；有人名列富豪榜，却从不捐款行善、扶困救危，而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有人崇洋媚外，唯洋是尊，处处模仿西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鄙视人权价值，咒骂文明世界，扮演极端民族主义的“愤青”。

互联网本是先进文明的标志，中共却利用同样是先进文明的高科技，全面过滤，全力堵塞；经济实力提升，本应用于张扬爱心、缔造和平，中共却用以支撑流氓国家，抗拒世界潮流，制造仇恨，散布战火。一句话，当今中国，展现的，处处都是“伪现代化”的特征。

75、当今中国：“盛世”还是“末世”？

中共以其手中掌握的大量宣传工具，大搞新闻封锁和“舆论导向”，隐瞒乱象，粉饰太平。江泽民等人甚至动辄吹嘘当今为“盛世”，号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愚弄百姓，瞒天过海。

号称“盛世”，必须经得起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文景之治”（汉朝）、“贞观之治”（唐朝）、“康干之治”（清朝），都被公认为盛世。其依据是：从纵向（看历史）而言，属于国泰民安的最好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从横向（看世界）比较，那些时期，中国经济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往往占世界总量一半以上；政治清明度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由于那时，世界上都还没有出现民主国家，以中国君主“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阔大胸怀，以及“谏议官”制度，就可以称得上当时的“开明之至”。

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世界总产值的4%或6%，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更何况，政治独裁黑暗，官场腐败透顶，社会冲突频仍。在同时期的地球上，民主国家已经多达三分之二，中共却昧着良心，死守独裁，与人类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换言之，不论从世界横向，还是从历史纵向来对照，当今中国，都绝无领先可言，与所谓“盛世”，根本沾不上边。

今日中国，民众摆脱官方教条，纷纷追求各自的精神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等等纷纷兴起，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这一现象与历代王朝没落时期具有惊人的相似。百教兴，王朝末。从这一角度洞察中共，它实际上处于末世，风雨飘摇，穷途末路，日子屈指可数。

 

为了恢复我的工作，我曾经承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第一不去北京，第二不离开所居住的城市，第三不发表文章。虽然这个承诺在享受着自由阳光的人们看来是多么荒诞和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我还是准备认真执行。现在我要收回这个承诺了。因为李和平律师的被绑架殴打，让我看到那个红色的小本子已经毫无意义。在一个人权律师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生命都随时可能被蒸发的国家，那张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允许你维权的执照难道不是一张废纸吗？

流氓怕谁

跟李和平律师一样，我也曾经接触过不少异议人士的言论案。在许多对异议人士的指控中，最常见的是某某以造谣污蔑、侮辱诽谤的方式诋毁我国国家政权，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造谣污蔑、侮辱诽谤的内容，大都是指异议人士批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黑社会化，如非程序劫取民财、强制拆迁、非法绑架抓捕殴打异议人士等等。检察官在法庭上总是理直气壮、面不改色地声称这一切都是造谣污蔑、诋毁诽谤，都是歪曲事实肆意抹黑我们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现在，李和平律师在首善之区的首都北京被无辜绑架、被滥施私刑，我不知道伟大光荣的党和爱民亲民的政府会作何解释？

其实，党和政府已经用他们雇员们的行为做了解释。

第一、在国保的监控之下将人绑架，两辆无牌照的轿车横行北京城几十公里，是谁干的不是昭然若揭么？

第二、扬言李律师涉嫌某案，使用电棍殴打，十几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特征，明言让律师“滚出北京”，不是在显示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吗？

第三、不要钱财，祇取或毁坏对律师执业有用的证件、资料、手机卡和电脑硬盘，这是一般黑社会成员的政治觉悟能干出来的吗？

这些行为都在明确无误的告诉李和平律师，告诉文明世界：第一、这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干的，你不用考虑别人。第二、我们就是不理睬你们民主、人权、法治那一套。法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块破抹布，我们想用就用，想扔就扔！

如果要总结一下，王朔的那句话最经典：我是流氓我怕谁？！

脱光了衣服的政权

暴徒们在殴打和平律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就是他们要和平脱掉衣服然后才动手殴打。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和平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硕士，国际上知名的人权律师，是个有爱心、有身份、有名望的堂堂正正的基督徒，而这群暴徒则是些连制服都不敢穿、连正当的法律手续都不敢走的无赖、流氓，一群窃取了政权却不敢正当使用权力的超级土匪。他们在李和平这样的仁人君子面前，就是一群不穿衣服、没有廉耻的畜生，他们要扒掉李和平的衣服，说明他们害怕那些象征着文明、理性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衣服！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并不缺乏对文明、理性的认知，相反，正好揭示了他们仇视文明、理性、法治的卑怯、阴暗心理。有人猜测他们是一些下层警察出于私怨而行报复，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奉了当局的指示对维权律师实施法西斯恐吓。我觉得这些区别没有实际意义。还记得春秋上赵盾弑君的记载么？不管是不是赵盾亲手杀了国君，历史的记载不会有任何不同。同样，不管对李和平律师的绑架殴打是某个基层部门的自作主张还是来自中央高层的战略部署，我都敢说，它都标帜着我们伟大的党创建的这个红色政权已经一统江湖，重上梁山，官匪合编，黑白通吃了。尤其是发生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首都北京，更标帜着这个政权已经彻底脱下了它的楚楚衣冠，张开毛茸茸的魔爪朝我们扑过来了。

终其一生，与你为敌

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之后，广州的艾晓明教授撰文说：“这是在中国首都，这是在北京，这是针对一个和平的、完全守法的公民、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实施的、有组织的、集体肆虐的暴力，一种针对和平、理性和良知而发挥的极端的权威、极端的不讲理、不在乎任何法律后果的暴力；它固然是要摧毁李和平律师的尊严并施以肉体的折磨和心理的威胁，但它却不单单是针对李和平律师一个人的。”

“李和平律师的遭遇，显然已经在很多人那里发生过了，我们很多人一直在沉默，包括我自己。我们还可以继续沉默，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某一天离开家或者工作单位时被带上黑色头套，塞进一辆不明牌照的车；我们就可以保有自己的小康之家、自己的电脑，可以拥有与亲友通讯的自由、孩子放学不受攻击安全回家的自由。这一切的前提是，不要看见别人的痛苦，不要为他人的痛苦说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那么害怕看见真相，听见人们的痛苦，究竟为什么要遮蔽这样的痛苦呢？”

艾教授所感知的，也正是笼罩在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心头的痛苦。好多年了，我们小心翼翼，不去碰暴政设置的所谓警戒线，我们忍辱含羞，对周围发生的那么多人权罪恶视而不见，我们强调理性、信奉法治、对党国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即使明知是婊子的牌坊也曲意逢迎，可是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换来的是这个国家公然脱下他们的制服，以黑社会的形象维护他们的法西斯统治；我们换来的是他们公然亵渎他们制定的法律，把它扯得粉碎丢进茅坑！今天，在首都北京，对一个国际知名的维权律师，他们连非法绑架滥施私刑这样的下三滥手段都使出来了，我们对这个政权还能有什么指望？

作为基督徒的李和平律师在声明中说：我对这种公然的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做法，完全不认同，拒绝了打人者要求我不得在京做律师，“滚”出北京的要求，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打人者，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爱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是的，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光明的、被法治之光普照的中国。但是，法治之路是个痛苦的、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无数像李和平律师这样的人为此支付成本，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被黑暗所吞噬，我们的灵魂为恐怖所屈服，我们将永远沉沦于独裁专制的黑暗之中。未来的人们在翻阅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轻蔑地吐出四个字：你们活该！

为了不被后人耻笑，也为了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能早日沐浴自由、人权、法治的星光，我们必须现在就站出来，站到这个丑陋地脱光了衣服、一步步滑向邪恶帝国的独裁政权面前，喊一句：请穿上你的衣服，回到文明世界来。否则，我将终其一生，与你为敌！

（2007年10月6日于家中）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介绍海内外媒体对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所作的截然不同的报道。

包遵信女儿在葬礼上致悼词

包遵信去世以及追悼会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上。北京的街市，依旧是灯红酒绿，到处呈现出官方媒体所展现出的“和谐盛世”景象。

而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的消息，除中国媒体无动于衷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世界三大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都从北京向全世界发了电讯，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纽约时报等平面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等电视网、欧洲的媒体、澳大利亚的媒体、港台媒体等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中国警方对死去的包遵信仍然如临大敌。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定于11月3号举行的包遵信追悼会之前，骚扰了很多追悼会的参加者，警告他们不得参加追悼会。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字对很多今天的听众，特别是年轻听众朋友，也许生疏了。他的去世也许在中国大陆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人们更关心的也许是股市的涨跌，油价房价的飙升。然而，包遵信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的去世和他的追悼会，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如此对比强烈的反应？

包遵信在89六四期间

包遵信1964年文革前夕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经担任过《读书》杂志副主编和《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

在中国几十年闭关锁国之后，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向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普及了西方民主人权的理念，这套丛书深受当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喜爱，改变了当时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包遵信先生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可惜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因胡耀邦的去世、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赵紫阳的被废黜而中止了脚步。
 
1989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他反对政府强行在北京实施戒严，并且派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包遵信因此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六四“黑手”，判刑5年。

包遵信度过了3年半铁窗生涯，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之后，毅然投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先后出版过一些关于民主和六四的书籍，并且发起并参与了多起联名维权的事件。

据报道，包遵信3年前曾患脑栓塞，后来恢复，但是今年10月23日凌晨6点多，在原发病的脑干部位再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医院抢救一直处于深度昏迷之中，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在跳动，生命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10月28日傍晚，包遵信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路透社报道说， “包遵信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经是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派智囊”。

包遵信去世之后，中国警方对北京的一些准备参加包遵信追悼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骚扰。曾经为包遵信辩护的律师浦志强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无法去参加追悼会。他当时在接受派出所的约谈。

浦志强说：“警方并没有说为什么我和其他几个人不要去。他们只是说这是来自上面的指示。”

不过，浦志强补充说当局可能担心，有很多敏感的人会出来参加为老包举行的葬礼。 

包遵信送别会在北京举行

美联社在报道包遵信追悼会的新闻中说，仍然有100多人出席了包遵信的追悼会。一些人在追悼会上发言，回忆了包遵信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活动。追悼会是另一位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发起的。刘晓波也因为参加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

在北京殡仪馆的大厅里，穿制服的警方人员不多，不过身穿殡仪馆制服的一个人对外国电视媒体小组说不要拍摄。他还说，拍电视需要获得特别的许可。

目前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警方对他和他妻子的监视加强了。远在离北京1400公里以外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殷卫红在温州对记者说，当地国安部门定期对他进行监视，并且询问他是否计划去北京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殷卫红说，他相信如果他去北京，他们肯定会阻止他。

据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从香港报道说，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江棋生也被警方堵在家门口，不让他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被警方禁止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北京的莫少平、刘军宁、俞梅荪、浦志强。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齐智勇、胡佳、贾建英，刘风钢、张先玲、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陈子明等。他们都无法参加追悼会。在上海，浦东的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亲切”地陪同李剑虹女士看电影。

美联社报道说，和很多老一代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包遵信获释之后，继续从事民权运动。为此，包遵信曾经两次被当局短暂地拘禁。

1996年，包遵信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通过决议，让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从而反对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包遵信批评中国缺乏公开的政治辩论，政府权力没有分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来对腐败现象进行制衡。

包遵信在公开信中说，靠政府官员本身的良好愿望和道德情操来打击腐败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没有理睬包遵信的公开信。

目前旅居美国华盛顿的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写文章说，“ 偌大一个国家，沸沸一个‘盛世’，汹汹万千警察，面对一个已然逝去的老病书生，竟然如临大敌，战战兢兢。这与前述表层社会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它彰显了包遵信真实的赫然存在：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灵”。

陈奎德认为，拥有国家安全部和众多秘密警察的庞然大物，“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的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分量”。

陈奎德在纪念包遵信的文章中说：“今天，见满世界旧雨新知对老包的真情流露，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人而言，绝大多数显然并非谬托知己，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众多警察也赶来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刘晓波在为包遵信的文集所作的序中，高度赞赏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刘晓波在文章中说：“在我读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80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

刘晓波谈到了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虽然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刘晓波承认，他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无 疑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

刘晓波指出，包遵信在六四以后的文字对现存的一党专制，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包遵信在分析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

刘晓波认为，这段话再明白不过的说明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

现在离开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已经20多年过去了。当刘晓波重新翻开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必读的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不胜感慨万分。长长的名单中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惟独主编老包，这个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却于90年代消失了，他变成了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异类。

刘晓波说，六四后，包遵信成了一个边缘人。他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刘晓波认为，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

刘晓波分析说：“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美联社向全世界播发的一组包遵信追悼会的照片中，包遵信女儿包瑗致悼词的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包瑗在追悼会的一段话呼应了刘晓波的观点。包媛说，虽然六四之后包遵信被关押3年多，他出狱之后“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基本人权受到压抑”，但是，包遵信却在家里和享受了15年父女天伦之乐。

包媛回忆说，她小时候，包遵信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狱后，回到家中的日子，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包媛说，包遵信出狱后，他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终于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了。

包媛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看见哈哈，你的烦恼全消，声音悦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动，四肢灵活。”

包媛深情地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

包媛在悼词中请爸爸原谅她没有继承包遵信的事业，也祈求父亲原谅她不擅长文字表达。包媛说：“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女儿：包瑗”

中国著名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在悼念包遵信的一篇长文感叹说：“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

余杰说：“18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

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位著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朱学渊将包遵信称为“失败的英雄”的原因。

Norman Mailer, a dissenting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