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1月11日狱委讯】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东济南为孙文广教授参选担当义工的贵州异议人士陈西，已被贵州警方带走。 晚上九点左右，我们电话联系上了陈西先生。陈西先生说，他正在贵阳机场。陈西先生匆匆告诉我们说，他是刚刚被贵阳市三名国保人员从济南押回贵阳的。我们和陈西通话时，陈西说他正被三名国保一前一后地押着，到贵州后如何处置还未可知。 晚上9：47分，陈西先生给我们发来短信说：“我被带到贵阳市公安国保支队”。 2007-11-10

 

在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山西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提起的法律诉讼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意义。且不说受理的可能性有多大，更不必寄希望于胜诉，关键是起诉者所声称的起诉权利具有正当性。如北京某事务所一律师所言：此项诉讼在法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告周正龙精神损害和向国家林业局举报等，此举在客观上肯定有利于加强社会各界对此事件的关注度。

在尚未获得正式权威的结论之前，暂且撇开华南虎照片真伪的定性，我认为郝劲松提起的法律诉讼其意义不仅仅是引起更大的关注而已，而是更为深远。

首先，起诉人所针对的行为是传播虚假新闻，受害事实是精神伤害。实际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这类行为与伤害事实大量存在，但是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那些更大量存在、以公共管理者的名义发布的虚假信息和造成的伤害，则更难获得澄清和赔偿。本来，任何个人和公共事业的管理者所发布的信息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有大量的虚假信息一直以种种人们不敢触及的名义逍遥法外，而长期以来人们也已经熟视无睹，表现出责任冷漠。比如说，一张历史照片，即使已被历史学家研究证明是经过伪造的，仍然可以继续出现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一件历史事件真相，仍然被有意遮蔽和歪曲甚至被禁止探测和研究，而神话般的虚假故事仍然在公共教育中被充当着真实的历史事实——凡此种种，难道不是给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带来极大的伤害么？针对华南虎事件的法律诉讼不管结果如何，它的深远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所发布信息的真实与虚假是可以被检验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话语体系的包装与宣传均不得逃避法律的监督与制约。

其次，起诉者认为国家林业局如果不对事件进行调查鉴定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也将被依法起诉行政不作为。这里凸显的意义就是对公权运用的监督与制衡。长期以来，公权对于发布信息的监督与惩罚常常是出于长官意志，而且多有与宪法不符的做法。因此，当出现如发布虚假的历史照片等等行为之时，公权的监督与制约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长期以来有太多的虚假信息被反复浇铸为人们必须接受的认知，而社会公众或是无法辨别、或是只能保持沉默。现在，起诉者以法律为依据提出的要求，将使我们看到另一种前景：比如说，当我们在一本国家正式出版物上发现存在着虚假信息(比如说歪曲历史、隐瞒真相等等)的时候，除了可以对作者提出起诉之外，还可以对国家的新闻出版主管机构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要求，责成其履行相关的行政职责。过去人们习惯于单方面地被公权机构管辖，而缺乏对于公权机构行政责任的问责与监督。起诉者郝劲松对国家林业局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打破这种公权片面性与不作为，将使受侵害的公共利益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

当然，一张老虎照片的意义说到底还是有限的，无数比真老虎更凶残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在等待着现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进行辨析和甄别。我相信老虎的真相是不会自动显露的，正如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掌握在人们手中最好的扫帚就是法律。

 

不乏有人谈论北岛，北岛的诗歌已经有几十种译本。至于《今天》杂志的传奇，也是已经有人作了专题讲说的。我只能从我所认识的北岛说起，说到我对《今天》的印象为止。

我与北岛相识很晚，晚得让我和北岛全都惊诧不已。二十七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抄写过北岛的诗歌，当然还有舒婷等人，那群被称作朦胧诗人的作品。其中，我最为认同的是北岛。他写遇罗克的那行诗句，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北岛的诗歌本身，其实就是从弹孔中流出的黎明。其中，凝结着郭路生的悲怆，遇罗克的英勇。虽然北岛曾经声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最早的诗歌评论，评说的就是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其中，以北岛居首。这并不仅仅因为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中，北岛的影响力至今首屈一指，而更是由于我不知为何，特别共鸣北岛的诗歌。

在我热衷于八五年以后的先锋小说之后，北岛不知不觉地淡出了我的视线。当我流亡到美国之后，听到有关北岛的传闻，几乎全都是负面的。那些传闻让我感觉到，北岛已经不是当年诗歌中的北岛了。我为此在备忘录的初稿中，对北岛写过一些相当愤怒的文字。

从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歌，到在纽约与北岛相遇，整整隔了二十七年。有趣的是，与北岛相遇之后，我发现又回到了当初对北岛诗歌的印象。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仿佛一张对比鲜明的黑白照片，伫立着一个不屈的身影。与诗作中的激昂不太相同的是，北岛说话时的沉着。听上去不像个诗人，而像个无数次诗歌运动的组织者。

这真是个奇妙的反差，在诗歌中激情澎湃的北岛，在现实生活中恰好相反，冷静理性，宛如学者。虽然北岛连大学本科的学历都没有，但他却在欧美许多大学里先后教了如许年的文学课。他的一本随笔，《时间的玫瑰》，如同一部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著。从诗作的分析到诗人的故事，从诗人的个性到诗歌运动的发生，连同其历史背景和年代标记，历历在目。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甚至连那些诗歌在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都被一一指出。这本书说是随笔，其实又是评论，还是条不紊的叙事，叙述成一部由九个诗人生涯组成的小说。不仅生动，结构也十分精致，经常可以看到蒙太奇跳跃，从异国诗人的传奇突然剪切到北岛自己的亲历故事。最后一篇叙述狄兰。托马斯的，竟然采用了倒叙手法，从诗人之死写到其童年记忆。

以前，在北岛的爱情诗歌里，曾经读到过他特有的细腻。这样的细致，也同样见诸北岛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北岛对他人的阅读和理解。在我此前认识的诗人当中，好像只有韩东具备如此品性。诗人大都以自恋为其特征，有的甚至自恋到了仿佛不自恋就不是诗人的地步。北岛是很少的例外之一。

阅读随笔《时间的玫瑰》和阅读北岛的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诗歌里的北岛里是个充满自由精神、阳刚之气十足的北方男子，好像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随笔里的北岛，却像一个事无巨细全都乐于躬亲的南方女子，一个优雅、细致地从事园艺劳作的园丁，悉心栽种和照料着那片叫做诗人的花草树木。他在后记中提到，其中所有篇什，或者说一草一木，其第一个读者，都是他的妻子，甘琦。

我所见到的甘琦，是个以尽可能女性的风格，在言行之间掩饰其男性豪迈的北方女子。按照某种阴阳互补的原理，我相信，北岛之于甘琦的吸引，与其说是北方气派的诗歌，不如说是南方格调的随笔。以此想像甘琦之于《时间的玫瑰》的阅读，是一幅相当奇妙的图景。我猜想书中有些细节，可能掺有甘琦的内助。我后来问过北岛是否如此，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无论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歌阅读的入门，还是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研究，《时间的玫瑰》都提供了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本。文学评论最忌讳的是学究气。尤其论说诗歌，没有洞微烛幽的功力，成千上万的文字，顷刻间成为一堆废纸。能够让人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这般挑剔的读者。我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随着作者走进了那些诗歌，走进了那些诗人各各相异却又息息相通的精神世界。不知为什么，阅读《时间的玫瑰》，让我时时产生写作小说的冲动。虽然此书写得相当冷静。甚至，过于冷静了。尤其是比之于俄国流亡思想家之于俄国文学的激情，那种《旷野呼告》式的深邃苍茫，北岛的描述，线条清晰而纤细，色彩微暗而清淡。倘若那些俄国流亡者展示的是原始森林，那么北岛的浪子情怀所构筑的，则是一个优雅的美丽花园。

北岛仿佛一个天生的流亡者，自从1989年发起释放政治犯的那个签名信之后，便开始流亡，至今已经历时将近二十年，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是当他坐下来与人谈话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行色匆匆的急迫。由此，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相当从容地写下一行行充满叛逆精神的诗句的。从容的叛逆和焦灼不安的叛逆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基于不认同专制的叛逆是从容的，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由嫉妒而生的叛逆是焦灼不安的，比如孙中山，比如毛泽东。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言下之意很清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岛早年的诗歌，是林昭的续篇。虽然北岛当年写诗的时候，并不知道林昭的故事。但林昭在黑暗中划亮的一根火柴，在北岛的诗歌里变成了一把通明的火炬。北岛的这几行诗句，就像是献给林昭的颂词：在黑暗中划亮火柴，举在我们的心之间。你咬着苍白的嘴唇：是的，昨天……（《北岛诗选》）

昨天的林昭如同遇罗克一般地倒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带着普罗米修士盗火之后的微笑。那样的微笑由北岛作了承继：从微笑的红玫瑰上，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北岛《北岛诗选——微笑。雪花。星星》）北岛不仅采下了歌谣，而且还作出了那个烩炙人口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诗选――回答》

倘若说，林昭是中国专制历史上的自由女神，那么北岛的诗歌则是自由女神举起的那把永恒的火炬。自由，乃是北岛诗歌的灵魂，也北岛与生俱来的个性。我对北岛及其诗作的内心认同，就在于此。心灵因为自由而息息相通。彼此第一次见面，就投契得毋需赘言。彼此没有同是天涯流落的感觉，只有因为共同的自由脾性而致的投契和相通。

百闻不如一见。与北岛的会面，使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流传着的种种传闻，烟消云散。彼此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一次不够，再一次，又一次。耳边时时回响着他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这首诗其实也同样献给林昭以及和林昭一起倒下的《星火》文学社那些英勇无畏的盗火者。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在我听到的有关北岛的传闻中，其中不少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我当时觉得，北岛不必那么在意这个奖。我如今更觉得，北岛根本不必在意这个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喜欢把桂冠戴在某个陌生人头上。比如以戴在赛珍珠头替代戴在伍尔芙头上。北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在专制黑暗中走投无路的人们的鼓舞，对于普天之下所有向往自由的读者的意义，并不因为诺奖的有无而改变。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几个学者教授的文学爱好，跟真正的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林昭，并没有得过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但林昭跟任何一个荣获该奖的伟大人物相比，都毫不逊色。当文学走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那样的山巅，无论什么奖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自由的黎明，因为是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的，所以站在黎明中的北岛，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专制的黑暗没有将北岛给淹没，艰辛的流亡也没有使北岛日渐消沉，诺奖的有无当然更不会给北岛增色，或者，减色。

北岛说起在流亡中倒下的顾城，语气十分沉重。一再对我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说，也许有位朋友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说，比较准确：一条小河向往着大海，可是真的流到大海，却又想退缩了。悲剧于是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诗人的心路历程，就是从叛逆到流亡。比起当年的《星火》诸君，《今天》诗人显然要幸运得多。这不仅在于，《星火》诸君划亮的不过是一根微暗的火柴，《今天》诗人点亮的乃是一炬火把；还在于当年的存在以生存的终结为代价，而《今天》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求生的希望。其中，除了倒下的，消沉的，或者高升或者消声匿迹的，还有继续挣扎的，还有像北岛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顽强地把《今天》一期一期地出到如今。这是一种罕见的生生不息。当我听北岛说，《今天》依然还在办的时候，不由唏嘘了一声，简直是个奇迹。

今日的诗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专制的黑暗，还有商业文明的冷漠。大洋的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盛宴，大洋的另一边是科技文明的疯狂。诗歌，自由，心灵，存在，完全成了被边缘化的陌生世界。就诗意的存在而言，大洋两岸的世界全在发疯。而对那个发疯的世界来说，依然在写诗依然要存在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当今的世界，不在于有没有疯子，而在于究竟谁是疯子。

当然，人们不会理解什么叫做疯狂，什么叫做自由。一如人们阅读北岛的诗歌，总是怀念早年的激情，难以进入他后期的美学追求。事实上，假如诗歌不止是时代的号角，而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北岛的后期诗歌更为走向诗歌本身。虽然北岛早年的诗歌是令人怀念的，但这并不能因此构成北岛诗歌人写作的一道高墙。当诗人越来越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诗歌所出示的审美景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由时代而诗人、由历史而诗歌的变换。这里例举其中的一首，对应早年《回答》那样的激昂。

    给父亲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树终有悲哀的尺寸
    父亲，在你照片前
    八面风保持圆桌的平静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掌中奔流的命运
    带动日月星辰运转
    在男性的孤灯下
    万物阴影成双
    
    时针兄弟的斗争构成
    锐角，合二为一
    病雷滚进夜的医院
    砸响了你的门
    
    黎明如丑角登场
    火焰为你更换床单
    钟表停止之处
    时间的飞镖呼啸而过
    
    快追上那辆死亡马车吧
    一条春天窃贼的小路
    查访群山的财富
    河流环绕歌的忧伤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同样是那个生他养他的城市，同样是那个弃他离他的国度，同样是亲近而遥远的亲人，北岛的晚期诗歌，呈现了与早年很不相同的意像。时代成了景深，而内在的感受被置于了诗行的前台。倘若有人将此称为知识分子写作，那么我宁可以零度写作命名之。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北岛的另一首诗，《零度以上的风景》：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但我也同样注意到，北岛在这首诗歌里流露出来的倾向：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这句诗的潜台词，丰富而微妙。须知，北岛的父亲乃是一位共产党人。北岛的这声自白，虽然并非是对专制的认同，却是对与共产党有关的信仰的一个下意识回归。毋须讳言，北岛在长年的流亡生涯里，建立了他的左派信仰。那样的信仰跟共产党的革命和专制，并不是一回事。那样的信仰有点像青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热情。虽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结束，但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热情，却在西方至今犹存。西方有不少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出自善良和平等的理念，出自由此生发的正义感，坚决不认同资本主义和财富巨头。这和中国有些新左派以冠冕堂皇的左派理念掩饰他们卑下的生存动机、摄取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北岛的左派信仰和左派理念，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性。虽然我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北岛，但从我认识他之后，就将他视作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友情是大于理念的。即便是不同的信仰，都可以互相容忍，更何况彼此之间，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 中共执政五十多年，屁股上位、脑袋还停留在地下党时代，没有执政党的气度。十七大的保密程度，令中外记者大感惊讶。

● 10月22日17屆一中全會選出新常委後，和中外記者見面的場面。（人民網）

海外记者到北京採访中共十七大，报名者甚众，中共是世界最大的政党，其党代会应有新闻价值。虽然都知道会议的大部分内容不公开，记者能够採访的非常有限，还是随大流去了一趟，有些见闻，可与看官分享。

的士司机不准谈政治

在北京少不了搭计程车。过去常说「北京的计程车司机是政治新闻传播者」，北京司机的能言善侃，在中国是出名的。不过此次在北京搭计程车，司机多沉默寡言，即使客人逗着说政治，司机也不怎么搭理。原来北京的有关当局在十七大之前向计程车司机下了封口令，不准与乘客议论政治，尤禁传播小道消息，并多次安排卧底扮乘客，发现违规的司机即予处罚（吊销一个时期的执照），於是司机噤若寒蝉。

拆上网专线收缴代表手机

十七大代表来自各地，三十几个代表团分别住在若干国营的饭店和酒店，但不对外公布，故记者均不知代表团住地。代表下榻的酒店，食宿条件自然不差，可以使用自己带的笔记型电脑，但是不能上网，房间里的上网专线都被临时拆除（大陆的酒店现在普遍可以在房间上网）；收看的电视节目全部是大陆的，原来酒店的海外卫星电视在开会期间全部被停止；代表外出要请假，其实是不能随便外出；代表自携手机全部上交，每人发给一部临时用的带号码的手机，会后换回。

会议的议程保密。每天晚上才发翌日的日程。各省代表团讨论中委候选人，只能讨论本省的，不讨论外省。代表手中的候选人名单，也必须以党性担保不外泄。一个外地媒体来京採访十七大的记者说，没想到中共开会还像地下党一样。确实，中共执政超过五十年，屁股执政，脑子还停留在地下党，即使习近平、李克强这些所谓改革开放后培养的文科博士，也无法摆脱地下党的思维方式，执政党而没有执政党的样子。

确保贾庆林周永康进常委

中委人选，事关内定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故中央煞费苦心，务使内部已经取得共识或妥协的名单能够当选，如果不能当选中委，则政治局和常委都无从说起。

在最高层人选中，贾庆林的选情最为紧张，几次内部民调，贾均在榜末，显然很不得人心；江泽民坚持贾庆林和周永康必须是常委，胡锦涛后来也同意。为了防止贾庆林在中委选举中落选，主席团常务会议多次向各省代表团打招呼，并且通过主席团会议、各省代表团召集人会议、预审、预选等各个环节，防止出现邓立群和萧秧落选事件重演。贾庆林在预选和正式选举中均得到过半数票，虽然很不好看，但毕竟当选了，江泽民因此情绪甚好。

据说胡锦涛主张十七大中委名单按照八大的方式，按得票多少公布，江坚决反对。北京一家中央媒体的老记者戏称：「这就是中共的可控民主」。

江极力干预习李换位庆红求退

江泽民亲信、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贾庭安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名列倒数第一，也可见一斑。周永康一度被排除出常委候选人，他因此特地视察基层派出所，在镜头面前做了十下俯卧撑，显示身体甚佳。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位置互换，也是江泽民极力干预的结果。江泽民本来是要让陈良宇在中共十八大成为核心的，不料胡锦涛曾庆红联手在去年九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陈去职，打乱了江的部署。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内部的民调中名列第一，各方都能接受。

原来胡决由习近平接替黄菊，李克强接替曾庆红，江力迫习近平接曾庆红，李克强接黄菊，十六届政治局常委开会表决，江的提议获得通过。江以此报了胡曾一箭之仇。曾庆红是否因此萌生退意，不得而知，但他在中共高层人脉之深，江、胡或都不如，曾退而不休，仍以某种名义继续发挥作用是完全可能的。

王乐泉反疆独有功留局高位

此次中共高层大搬风，惟有王乐泉毅然不动，王主政新疆多年，早已超过在一地任职不得超过十年的规定，他在新疆、北京和山东都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又以严打疆独出名，其子已经成为第二代太子党的领袖，鲁能事件即与其有关，中纪委也无可奈何。

北京的民众不关心十七大。会议期间中宣部下令各地电视台必须在节目的背景突出红色，民众笑曰：不要绿色要红色，如此科学发展观，横批「河蟹」（和谐的谐音）。

 

● 几位中共老地下党员，对揭露毛早已预谋绞杀地下党的指示，甚为关注。并有知情者向作者提供进一步的补证。国人迄今不少怀有崇毛情结，乃是因为官方长期的愚民宣传，资讯封闭所致。人民币一色毛像即为一例。

● 原有四领袖的人民币（下），被换成毛一人。是谁干的？

〈绞杀地下党的十六字决策揭密〉一文（载《开放》二○○七年第一期，原题为〈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回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列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正」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產党的怀抱完全奔著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產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辞汇联繫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一九四九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歷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裡，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文章受到一些老地下党员的重视

我的文章提及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说，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產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后曾任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档案选集》（ 1946-1947 ）第 16 册 572-579 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於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画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画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 …… 在阶级关係上，不但大地主大资產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產阶级、上层小资產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產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 …… 其中一部分自由资產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產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 …… 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產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 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档案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產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於解放以后歷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

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歷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復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著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歷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李锐评毛：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早在一九七九年復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產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著真相的不断揭密，歷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五十八年后仍冒著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人民币显示毛仍是一个罪恶图腾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準像还高高掛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裡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著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麼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歷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七十四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了二十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寧要「补丁」，要麼是一种特殊癖好，要麼是一种表演，演一齣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蹟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歷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著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著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

这些有著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资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资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歷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一、

11月6日，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就“雅虎向国会提供错误资讯”（Yahoo Inc.’s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to Congress）一事举行了听证。

该听证缘于2006年2月雅虎公司首席法律顾问麦克。卡拉翰（Michael Callahan）在国会的声明。其时卡拉翰表示他个人并不清楚中国司法当局基于何种原因要求雅虎协助调查师涛。然而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国家安全局曾向雅虎出示了一份协助调查书，上有“兹因国家安全”等语。这明白显示师涛案是一起政治性控罪。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指责雅虎对国会的陈述不实──“从小处说这是不可宽恕的疏忽，从大处说是恶意欺骗。”卡拉翰则解释称，他个人是稍后才知晓师涛案的详情，而国安局的调查书为中文文本，听证之时他并不知晓该件，他没有意图也无必要隐瞒这份文件。卡拉翰并举2006年10月雅虎的书面声明及2007年3月香港隐私专员公署的报告为例。这两者都对师涛案的“国家安全”性质有详述，并为公众所熟知。

卡拉翰还引述国会调查人员早前对雅虎律师们的表态，调查人员认为雅虎2006年2月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是真实的，并不存在误导成分。卡拉翰强调，

“服从当地法律是公司经营的准则。我不能要求雅虎的中国雇员抵制中国法律而置他们于危险，即便我个人认为这些法律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宽泛且含糊的。”[1]

雅虎总裁杨致远也接受了质询。在正式证词开始前，杨致远表示

“我个人就他们（师涛和王小宁）的遭遇表示歉意。我们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2]

兰托斯议员在听证会上力促雅虎公司向两名中国受害者的家属（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王小林的妻子俞陵）道歉。法新社报道说，雅虎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就此的反应是回头向坐在自己身后的一名家属点头示意。[3]

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听证过程中乃至法庭内外，雅虎公司及其代表都没有向师涛、王小宁或其家属们道歉。雅虎只是就其证词的误导效果（Misleading）向国会议员致歉并捎带上对受害者的个人同情。

事实上，就一项尚在司法审理中的诉请（师涛、王小宁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雅虎则促请法院撤销该案，目前法院还未就是否受理案件做出裁决），希望看到作为被告的雅虎向原告致歉，只能是人们的善良但不切实际的愿望。

二、

雅虎听证会历时约三小时。雅虎公司如临大敌，议员们也并不轻松。

那么本次听证会的法律性质如何？是否会影响到雅虎等跨国公司的在华经营？为明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设定国会的调查听证权。一般认为，最高法院1927年对麦哥莱诉道格尔迪案（McGrain v. Daugherty）[4]的判决是国会听证权的起源。该案事关总统哈丁（Warren G. Harding）

的油田腐败丑闻。参议院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之进行调查，并传唤总检察长的弟弟道格尔迪（Mally Daugherty）到听证会上做证，但道格尔迪拒绝与会。参议院的警卫麦哥莱（John McGrain）因此将他拘捕。道格尔迪立即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并获释。法院更判处参议院强迫当事人作证违宪。参议院不服裁决，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原判，认为听证是参院实现其立法功能的辅助性权力（auxiliary power），当事人有到场作证的义务。麦哥莱案事实上确认了国会的听证权。

国会听证权的大规模运用是在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1953年和1954年，仅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就主持了161场听证会，约500人受到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传讯。拒绝到会者即以“藐视国会罪”

（Contempt of Congress）论。麦卡锡的听证方式粗暴蛮横，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1954年6月17日，在有关陆军部庇护共产党员的一次听证会上，麦卡锡因违背事先的承诺遭到作证者的愤怒指责，“参议员先生，难道你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吗？难道你就没剩下些羞耻感吗？”2，000万美国人通过实况转播目睹了这一幕。麦卡锡声名扫地。

参院随后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麦卡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称麦卡锡的听证是“粗鄙、侮辱性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参院更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滥用听证权、违反国会的传统行为方式。麦卡锡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红色恐怖”的麦卡锡时代也成为历史。

最高法院也对麦卡锡听证方式进行了抨击。法院并在1957年的瓦特金斯诉美国案（Watkins v. U.S.）中为国会的听证权设定了严格界限。该案原告瓦特金斯（John Watkin）是一工会官员，曾参加共产党。国会就他所熟知的一些共产党员情况进行质询。瓦特金斯认为这些问题和国会无关，并拒绝作答。瓦特金斯被控藐视国会，初审判罪名成立。然而最高法院否决了控罪。法院认为“出于立法职能的需要，国会应当拥有听证权。但调查听证必须服从于立法任务本身”。

法院强调国会的听证权并非无限，对公民个人生活进行调查即逾越了立法权的边界，

“国会不是法律强制部门，也非司法审判机构，它应该谨守自己的职责。参议院和众议院应该确保听证是用于促进立法工作……

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操控公众情绪的听证或试图惩罚被调查者的调查是不能被接受的。“[5]

70年代以来，国会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当下，美国国会的大部分调查和听证都可自由旁听，一些重要的听证还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手段实况转播。应该说，国会议事制度的公开化是美国民主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议员活动受到大众监督，国会的党派领袖和委员会主席们也更难控制这种权力游戏。

就雅虎案而言，国会出于立法的目的质询雅虎在法律上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稍早前，主持本次听证的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草拟了针对雅虎等跨国公司的2007年全球网络自由法案（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of 2007）。该案由斯密斯议员（Chris Smith）发起，要求制止美国公司参与极权国家的网络审查。

全球网络自由法案目前正等待众院商业委员会（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审核，而商业委员会尚未将其排入日程，至于进入众院全员大会更是遥遥无期，遑论还有参院和总统等多道立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斯议员在2006年提出过同样的议案，也同样通过外交委员会的审议，但最终却未能提交众院而胎死腹中。

应该看到，拟议中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涵括了许多实体性条文，这使它有别于传统宣告性的政治议案。然而试图将一部美国国内法适用于全球各地，这在理念上违背了“属地管辖权”原则──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领域管辖──这一各国司法的最根本规则。我们可以断言，这部在技术上基本不具备操作性的议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

雅虎问题的悖论是雅虎遵循了经营地（中国）的法律向北京提交了用户资料，而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不认同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的法律进行约束，另拟新法不仅缓不济急，更有技术上的难度。

就当下的情势看，正在北加州聆讯的雅虎案不容乐观。或许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斯密斯议员多次建议雅虎，“你们应该同他们（师涛、王小宁等）庭外和解，提供优厚的补偿”。他并敦促，“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明天或者本周结束前就这样做”。斯密斯议员还呼吁雅虎支持赞同他提出的网络自由法案，并助其通过。雅虎的回答是简洁的，“我们当然会考虑”。[6]

综合评估本次听证，笔者认为，尽管雅虎到国会接受质询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但加州法院的司法进程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会听证的政治意义浓厚，听证程序由倾向性的议员及其助手主导，他们有选择地邀请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代表，同时限制对立方的立场表达，此种听证会常常是制造意见而非听取意见，听证结果也易受操纵，最终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混乱和不真实的。这也是政治性听证备受诟病的原因所在。

有别于国会，司法机构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听证手段，不受国会程序的影响。在雅虎案上，法院拟于明年1月31日就雅虎（香港）公司的管辖权问题举行听证，以决定是否接受雅虎要求撤销该诉的请求。法院并要求布什政府就本案中的国际法问题表态。美国司法部早前已宣布将在原告答辩后向法院提供意见书，说明政府立场。这也是雅虎所一直企盼的。如果联邦法院最后认同雅虎的主张，并出示一宣告性的裁决，那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它将关闭以后类似诉讼在美进行的可能。

尽管如此，本次听证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国会听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经由公开的程序满足人民知的权利，激发民意，形成舆论，促成真正的民主政治。例如，1974年参众两院分别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就水门事件进行调查听证。尽管众院尚未议决弹劾，参院审理，但迫于听证引发的强大民意及舆论压力，尼克松总统已于8月8日宣布辞职。

如果雅虎公司能够借由听证会感受到美国社会的舆论压力，就师涛、王小宁案显示出积极和解的姿态，并在未来的中国业务中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这对促进中国的自由进程，未尝不会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诚如是，则中国幸甚，师涛、王小宁幸甚。

我们期待雅虎的抉择。

【注解】

１、参见Testimony of Michael J. Callahan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6, 2007。
２、原文为I want to say we are committed to doing what we can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I want to personally apologize for what they are going through。
３、原文为The Yahoo executives responded spontaneously, turning to Shi Tao’s mum Gao Qinsheng, who was sitting immediately behind them, and nodding several times。
４、参见McGrain v. Daugherty, 273 U.S. 135 (1927)。
５、参见Watkins v. United States, 354 U.S. 178 (1957)。
６、原文为Settling the case would be a good step forward. And you should settle with them generously in favor of  the families. ……You can settle that tomorrow or by the  end of the week if you’d like to。

 

中国和解智库新闻稿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所有舆论宣传媒体就中国的民主问题连篇累牍对国民党政府展开激烈的抨击。中共理论家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无视民意和世界潮流，顽固独裁，以生产力落后、教育水平低下、法制未健全、国情不同欧美等等借口阻拦和拖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参阅《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近七十年过去，中共执政已近一个甲子，而切实保障“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早年中共党人追求的民主宪政并未在中国大地兑为现实。在经济、教育、法制以及综合国力已有长足发展的今天，中国政府拖延中国民主化的“理论”恰恰正是七十年前国民党政府所秉持的。

从七十年前至今天的十七大，民主之声不绝于共产党人之口。本次胡锦涛主席的政治报告中，民主一词较之先前的党代会又更加响亮。中国和解智库认为，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是否已真正意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能否在这一任上切实将中国的民主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从而刷新中共党史记录，可在香港能否尽快先行民主这一点上得到判别。

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其光亮不只来自贸易的自由度、信息的密集度和法制的完善度，更来自港人对民主价值的意识和热情空前的高度。这个“橄榄型”社会有着强大和成熟的中产阶层、发达的商业经济、先进的教育医疗、稳定的管治秩序、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可以说，建设民主社会所必备的条件这里都已俱全。然而，200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却已“未准备好”的理由否决香港2007、2008年双普选。我们认为，这一否决实质上体现出中共对民主的恐惧心理未除，而正是这种心理构成香港普选的民主进程停滞不前的最大障碍。港人自治、香港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最终达致普选，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初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这一承诺曾成功阻遏其时的移民潮，稳定了香港的人心政局。今天，中国政府应该用行动来显示自己的诚信。

香港政府今年7月推出的“政制改革绿皮书”表明政府与民间已普遍形成确认普选的必要的共识，剩下的分歧只是时间和形式。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有近七成的受访者希望在2012年或以前实现普选。陈方安生等人用数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也于今年推出集中了港人心声、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稳步迈向普选——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建议》普选方案。中国和解智库认为，退一步假设中国政府迟迟不愿在大陆进行民主政制安排的某些说词成立，拖延香港??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普选至2012年之后的任何理由则是明显站不住脚的。中国政府应明智顺应多数港人迫切的民主愿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尊重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不但不要以种种理由设置障碍或暗中操控，而且要大开绿灯，大力保障香港自治，支持香港尽快实施普选。

中国和解智库认为，尽快在香港先行民主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较之台湾，香港与大陆地理相连，回归祖国十年之后，多数港人也已接受一国两制的事实，随着经贸、旅游的扩展，香港内地一体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若香港的民主实践成功，其宝贵的民主试验更易为大陆各地借鉴效仿，可让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少走弯路，降低成本。

中国和解智库也敦促北京当局与包括民主派在内的香港民意代表有更多坦诚的对话沟通，认为香港民主派提议、香港立法会2004年6月通过的《与中央合作议案》是积极和诚意的，中央政府应有相同的回应以建立双方更多的合作、谅解和互信。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的民主梦做了百年之久，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也已相继进入了民主国家行列。中国和解智库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期望已确立了新的领导地位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以新的思路和风貌引领国人步入民主自由的新家园。中共十七大再次承诺要“努力建设香港民主”，我们敦促新一届中央领导人落实专门机构研究和协助在香港先行民主的方案并尽快实施，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政府尊重港人的民主和自治诉求。我们也建议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尽快准备好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作为民主化试点的跟进。台湾的民主进程先于大陆启动，至今总体状况良好，各党各派遵循一定规则争权夺利，虽时有激愤争吵，却更多见协商妥协、欢声笑语。台湾人与我们同根同种、同文同俗，他们的民主经验与未来香港的民主实践都是我们华人应当看重和珍惜的。

中国和解智库

2007/11/10

《冲突与和解》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师涛，即使香港知识界也是陌生的名字。他是诗人和编辑，更是中国的异议者，因雅虎向中国提供其网址被捕，控以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而监禁10年。所谓国家机密竟是：六四15周年将至，防范境外民运分子闯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减少群体性上访，要安定团结等内容。

所谓国家机密，不过是六四的例牌新闻，读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师涛竟因而坐监10年，说明中国文字狱於今尤烈。事件争议在於：雅虎为了中国市场，竟交出客户网址，陷师涛於不义，是为无良。事后隐瞒真相，狡辩不知中国的要求涉及异见人士，是为无耻。

前天美国听证会上，雅虎行政总裁杨致远，终於怀深深的内疚，向师涛母亲高琴声再三鞠躬道歉说：我为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的行径深感抱歉，对於受害者的家人，我也感到难过。师涛母亲也掩面哭泣，但听证会的美国议员，也是纳粹大屠杀的倖存者蓝托斯狠批杨致远：你是科技与财富的巨擘，但却是道德的侏儒。

议员的批评掷地有声，但在中国人的心头，雅虎杨致远是助纣为虐，中国政府却是始作俑者。六四至今已18年，仍不放过天安门的母亲，连悼念死者也高度设防；仍然监控人民的自由言论，连网上的例牌消息也欲加之罪。师涛不过是无名诗人，对六四的心结伤痕犹在，说几句无关痛痕的话，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就是10年长的黑牢，难道这就是胡温新政的和谐社会吗？

师涛公开的诗作不多，读蒋品超编的《六四诗集》，有师涛写给天安门母亲的《复活》：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一切都来不及写，一切永无法再写！

我站在戒备森严的广场上，

矗立在坚硬的地砖上、同伴的血泊中

我站立在这里，我是青春的代言人

密密守护一段孩子的心香

师涛只有一颗赤子之心，写一些无力的诗句，为死去的青年说话。诗句流露他对六四的关切和执着，难免也在电邮中传递一些六四的消息，这怎能算是国家机密？不过是独立的异议者而已，这怎能算是瀰天大罪？

刚离世的包遵信形容这些异议者，为天安门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对事有自己的甄别与选择，思考问题有自己的角度和标准。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也不回避，也不刻意迎合，展露自己的个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师涛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也曾在诗中问自己：还要走多久？就这么一直走到殉教的勇士头撞列柱的地方。

中国民主的路艰辛漫长，六四天安门的死者曾以血相殉，老一辈的包遵信和刘宾雁亦郁郁而殉，难道还要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像师涛般写下更多狱中殉道的诗句么？

 

清末，由于制度存在重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一直宽松的情况下，不作体制性改革，而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涂饰”罢

 

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犹豫不决，郭嵩焘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郭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之所以命令他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郭嵩焘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地方官也因他破坏了官场“游戏规则”而尴尬不满。

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多。他立即采取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的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的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形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子上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郭嵩焘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

郭嵩焘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现在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造成的，因此不作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也是不愿冒“崇实政”，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所以也同样是“颟顸”，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而且，体制存在的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可以宠络、维系官员：“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争权时失败而遭斩首，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渎之辈，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欠缺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共同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不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