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别在伤口撒盐—-从“六四”大屠杀到包遵信先生逝世

 

没有人能够遏止时间的脚步,转眼之间,“六四”就已经过去了十八个春秋,在被统治者垄断的传统媒体上,有关“六四”的信息几乎很难寻找得到。中共当局对“六四”的敏感和刻意回避也许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那场大屠杀的不得人心。当年学潮发生的时候我才九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虽然当时的我仍然是不谙世事,但每天从电视里面所看到的很多场面至今还记忆忧新。

在中国,只要是在中共建政以后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被中国的这种教育所愚弄的,我也曾是中共的极力拥护者和毛泽东等人的忠实崇拜者。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我同样和很多中国人一样被官方喉舌媒体的宣传所误导,认为参加运动的人是暴徒,是反革命分子,为所谓人民子弟兵的戒严“义举”欢呼雀跃。然而,时隔不久,因为一个堂兄曾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就读,而且参加了民主女神的设计和制作,他向父亲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当我得知实情之后才感觉到被媒体的宣传所蒙蔽。

中共的意识形态管制和舆论导向在我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我的同龄人中,能够知道“六四”大屠杀的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认识当年那场运动的正义性了。不过,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在农村里面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不相信中国媒体对“六四”的诬蔑性宣传,你要是和他们谈起“六四”,他们往往会对当年的学生和市民感到由衷的钦佩,并对当时的镇压者义愤填胸。如果是在城市,那些朝九晚五的工人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你要是和他们谈起“六四”,他们中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在态度上却和中共当局没什么两样。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人忘记自己的过去也许至多成为一个麻木的人,但一个民族要是对历史集体失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些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可能在道德水平上比现在的年轻人稍胜一筹,但在胆量方面却相去遥远。关于“六四”的话题,在很多中老年人看来始终是一个禁区,所以你在公开场合几乎听不到他们对此事的谈论。但年轻人则不同,要是偶尔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六四”大屠杀的惨烈,他们在谈论时就不会在乎是否被不怀好意的人听到。只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能够知道“六四”的年轻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即使是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很多人也会感到陌生。

中国媒体经常批评日本不尊重历史,其实最不尊重历史的就是中共自己,中共不光将抗日的功劳完全归于一身,而且还故意淡化文革等给中华民族造成史无前例伤害的历史。“六四”大屠杀虽然在当时震惊中外,而且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中共的教科书和媒体里面,这件事俨然从未发生过。有些有头脑的人不禁会质问:“如果那场运动真的是‘反革命’运动,为什么你们不敢谈?”很明显,不谈“六四”是因为当局心虚。

“六四”大屠杀以后,为了纪念当年失去生命的民众,每年的6月4日前后,海外人士都会自发地举行各式各样的聚会,唯独发生过那场大屠杀的中国大陆和海外相形之下表现得异常冷漠。其实,很多身在大陆的人都清楚,除了因为中国民众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之外,更因为中共当局对民众集会的严厉控制。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每年的6月4日,依然会有不少人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

邓小平一句“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屠夫誓言使得无数学生和市民冤死在了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下,江泽民也因为对大屠杀的坚定支持而坐上了皇帝宝座。其后,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便成了中共奋力呼喊的口号,那些积极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纷纷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据称,至今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放出来。被诬为“六四”黑手的陈子明先生被判重刑;因为弄污毛泽东挂像的天安门三君子在被判重刑之后,喻东岳在监狱中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着“中国良心”之称的刘宾雁先生因为在出国访问时发表支持民主运动的言论而被禁止回国。因“六四”而失去自由和遭受迫害的人还有很多,也许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人因为是当年学生运动的领袖而为很多人都熟知,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王丹在“六四”后虽然被判刑期不算长,但他对民主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最终再次触怒了中共当局,他因为多次撰文要求平反“六四”,1996年再次被重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先生因为支持学生而在“六四”后被开除公职,后又两度入狱,出狱后仍然被严密监视,而且不许出境。这些民主人士因为追求民主和自由反而失去了自由,这种现状不得不使人扼腕叹息。

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与王军涛、陈子明、刘晓波等人一道被中共当局指为“六四”幕后黑手的包遵信先生是我以前所不太熟悉的。自从后来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关他的资料,才知道他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在当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家余杰曾在文章中写道:“包遵信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就因为支持民主运动而在“六四”后被开除公职,并被判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的他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还被禁止在国内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最为让人悲哀的是,因为身份的“敏感”,很少有人敢于同他来往。2004年,当包先生患上了脑溢血之后,还是刘晓波等朋友发起募捐为之筹集了几万元的医疗费用才让他渡过了难关。

2007年10月23日,当包遵信先生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的消息传出以后,无数的人都在为他的生命担忧,到28日凌晨,又一颗中国良心停止了跳动。包先生的良知和风骨堪称中国学术界的楷模,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探索中国民主道路时仍然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维权活动,他先后参与了因言获罪的刘荻与杜导斌案以及天安门母亲运动等签名活动。包先生的不幸逝世无疑会让很多人再度回想起当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共当局的神经也必然会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在将要为包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前夕,“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因试图瞻仰他的遗容和参加追悼会而被警方带走,民间维权人士胡佳被严密监控,处于软禁状态。

“六四”是很多人胸口永远的痛,而中共当局对悼念包遵信人士的阻挠则无异于又在“六四”这道深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六四”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中共草木皆兵的心态一直都未改变,这不禁令一些对中共启动政治改革存在期盼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共。集会本来是法律所赋予民众的合法权利,而悼念死者则更是古往今来的人之常情,谁都不希望会发生其他意外事件,更不会借此机会进行非法活动,中共对悼念人士的阻挡是对自身形象的又一次自我矮化。

永远怀念“六四”死难者,永远怀念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永垂不朽!

2007年11月3日

张  朴:西藏归来话西藏(之一)

 

《引子》

雪峰漂浮在云海上:一座,一座座,依稀连绵。晨光闪烁在舷窗边:一道,一道道,无尽耀眼。西藏就在万米之下:这片已经不再神秘的地方。

有太多的人谈论,有太多的书描写。那山,那水,那森林,那草原。寺庙的铜瓦金顶,僧侣们披着大红袈裟飘过。看不够藏族姑娘的圆脸红腮,乌黑眼圈,从微露的胸,溢出阵阵酥油味儿的奶香。

我急不可耐地踏上这终生可能就一次的旅途。我拒绝了朋友的沿青藏高原乘火车入藏的建议。在路上虚掷48个钟点,比让我来生变苍蝇,更加痛苦不堪。而从成都上飞机,仅花一个半小时,我就已经“空降”在拉萨城外。

西藏并不遥远。

前来接机的导游,按藏族人的风俗,为我们这个六人旅行团献上哈达。导游是重庆人,个头短小,体态茁壮,脸上挂着职业的笑。只听他高声宣布:欢迎到我们的西藏来旅游。我们的西藏?我顿感异样。毕竟,他是汉族人。可再一想,这不正是西藏的现状么。

往停车场走时,导游摆出严肃的神情对我说:旅行期间,请不要问敏感问题。去拉萨的路上,他又重复叮嘱。记得入藏前夕,成都的旅行社也这样提醒我。但,到底什么是敏感话题?却无人说明,我也没在意。

我的粗心几乎酿成大祸。两天后我游览哲蚌寺,措钦大殿里摆着历代达赖喇嘛的铜身坐像,同行的游客忽然向我询问十四世达赖逃离西藏的时间。我一时没想起来,顺口就问身旁看守大殿的僧人。这下捅娄子了。

我问僧人:达赖喇嘛是什么时候跑到印度去的?话音未落,我看见他的面孔已由温和变成恼怒,他冲我喝道:住嘴,不许你这样说!我仓皇离去。僧人继续对着我的背影警告:你要是在布达拉宫敢这样问,会挨打的!

我这才弄明白所谓“敏感话题”的含意。一天前我刚参观了布达拉宫,幸得当时的我,只字未问,无意中避免了皮肉受苦。

阿弥陀佛。

《五星红旗前的布达拉宫》

都说,不去布达拉宫,等于没到过西藏。

哪知,一票难求。

布达拉宫的门票定额为每日五千张,其中散票两千,游客须昼夜排队购买,还经常买不到。余下三千被分到各关系户手中,任由票贩子层层倒卖。门票的官价为一百元一张,我们曾想请旅行社帮助购买,一问,只有议价票,每张七百元!据说还算便宜的,通常每张要一千元!我听说大部分议价票都落入当地驻军手里。有某四川人利用军队的人缘倒票,仅两个月就获利上百万元。

好在有成都的朋友鼎力相助,一个电话打到拉萨某身居要职的哥们处,几句话便搞定了。官价门票有了,更为欢欣鼓舞的是,我们钱袋里的银子,无形中增量许多。

人们常把布达拉宫与北京故宫并列,称作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当我站在普陀山下,遥望布达拉宫时,我深感震撼的,却不是它的“形”,而是它的“势”:雄踞山顶,傲视众生。就建筑本身而言,布达拉宫更像一座色彩单调的巨型碉堡,无数个黑洞洞的方形窗户,仿佛枪手们高度警惕的眼睛。

布达拉宫的年龄有多大,拉萨的历史就有多长。自公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朝的藏王松赞干布在这里挖下第一锨土,垒起第一块石,布达拉宫几经磨难、兴废,最终形成现有规模,才不过三百年前的事。从1653年到1959年,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们的寝宫,死后的墓穴,发号施令的舞台。

以宫墙的颜色划界,布达拉宫分白宫和红宫两部分。白宫曾是西藏的最高行政中心,也是神权的象征。

进入白宫前,必过一座陡峭的木梯,游客只能从两侧攀援而上,因为中间的阶梯,专供达赖喇嘛使用。

执政者并没有刻意抹去十四世达赖的存在。我们浏览了他的卧室,处理政务的房间,导游特地指着一处铺着氆氇,看着像东北大炕似的一溜长椅说:当年十四世达赖就是在这里跟中共代表团长陈毅会谈的。

身在欧洲的我,周游过无数皇宫和贵族的城堡。相比之下,布达拉宫内部显得格外寒碜、简陋和拥挤。就连达赖喇嘛召见百官的“措钦厦”(类似故宫的金銮殿),据说有44根柱子支撑,也远没有想象中的气派。整个格局既狭小又杂乱,似乎表明了当时统治西藏的无序和简单。

据信佛的人的说法,达赖喇嘛为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转世。藏族人几乎个个都是佛教徒,这使得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无人可敌。有这样一句话:天上有太阳,地上有达赖。把一个凡身肉体的人崇拜成太阳,跟把毛泽东比作太阳来欢呼,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前,我读了些有关西藏的史书。我没想到“达赖喇嘛”的存在,至今不过五百年,而佛教一千五百年前就从印度传入西藏。更令我意外的是,达赖喇嘛这个称号,不是源于某种宗教形式的“神授”,而是来自明朝万历年间蒙古军阀俺答汉的恩赐!

神圣的西藏佛教,竟扑满俗世的尘灰。

中共指责十四世达赖不安于做宗教领袖,首先是个政客。这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藏传佛教的领军人物们,从来就垂涎世俗统治权,跟内地的大乘佛教,有很大不同。早在公元九世纪,僧侣们对军政大权的攫夺,引起世俗力量的反弹,藏王郎达玛大杀僧侣,圣地大昭寺被改成屠宰场,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里。此后一千年,神界与俗界的权争,从未休止,有时异常惨烈。

僧侣们的不灭的世俗野心,除了来自宗教自身的排他性和唯我独尊,人性中的贪婪,对财富的控制欲,或许还跟西藏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有关。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僧侣们的脆弱:要保住对尘世的统治权,神既靠不住,顶礼膜拜的老百姓更是些没用的散沙。唯一能仰仗的是外力。于是我们看到:

十七世纪中,五世达赖在藏王藏巴汉的打击下危如累卵。他向蒙古部落首领固始汗求救。固始汗率军入藏,灭了藏巴汗。就是这个固始汗,不仅拥立五世达赖为西藏的政教领袖,还下令以西藏的所有赋税供养达赖喇嘛。至此,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一人独尊。

贯穿十八世纪,清王朝五次派军队入藏,清除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解决达赖转世危机,平定郡王内乱,驱逐廓尔喀入侵者。我们熟知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就是在乾隆时期确立的。把政权和神权全都交给达赖喇嘛,乾隆爷的初衷大约是想省事,却埋下了未来不断分裂的种子。

人们喜欢把西藏形容为宁静的佛天净土,只是这佛地何时平静过?

我没见过十四世达赖,但他的前世们,我在布达拉宫的红宫里都一一瞻仰过。红宫的主体为灵塔殿,八座灵塔各装着从五世到十三世达赖的遗体。青灯古佛,暗影摇曳,曾掩盖过多少不为人知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安葬在红宫的八位达赖喇嘛中,只有两位活过了五十岁。其余的死时最高年龄不到三十岁。有四位达赖喇嘛很可能是被毒死,还有一位不知所终。他就是著名的情种六世达赖。灵塔殿里没有他的位置。

六世达赖生性浪漫,留下情诗无数,传说布达拉宫背面的龙王潭,是他当年与情人幽会的地方。可惜生不逢时,他成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康熙皇帝废了他,另立了一个六世达赖。看来世俗政权干涉活佛转世,并非自中共始。

我不懂风水八卦,但凭直觉:当初把墓地(红宫)跟政治中心(白宫)建在一起,让死人与活人终日终夜为伴,能趋吉避凶么?莫非因此注定了西藏的命途多舛?

对灵塔殿里的等级制,我也不敢恭维。五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的灵塔,高过十四米。而八世、九世的又矮又小,还被放到配殿。好似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那些骨灰室,等级森严,哪怕你是夫妻,若级别不同,也只好被棒打鸳鸯。

看来远离尘世的活佛们竟不能脱俗。死者甚至比活着,还要享受荣华富贵。我们的导游一路喋喋不休地惊叹:这是五世达赖的灵塔,光是黄金就用去十一万两!从钻石到翡翠各类宝石一千五百颗!那是十三世达赖的灵塔,你猜塔座上的金箔用了好多?一万一千八百两!至于那些被冷落的达赖喇嘛们的灵塔,据说有的连半两金也没沾着。

释迦牟尼在世时,要求比丘们舍弃财产、远离金银、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是写进了戒律的。我只能浩叹:佛的至高、至尊,在红宫里却以“如何值钱”来炫耀,幸乎?不幸乎?

布达拉宫里没有十四世达赖的像。我后来听人说,早已准备好的,时候一到,就摆出来。只是这个“时候”何时能到?

十四世达赖最近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我不寻求独立已经说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样经常在念,他们(中共)还是不相信。

可,怎样才能让中共放心呢?

神界,是以世界与宇宙为目标,普度众生。俗界,是以势力和地域为范围,争权夺利。任何屈服称臣的政治领袖,如果他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土地、语言和文化传统,鲜有不寻求独立的。

纵观近两百年的历史,当中央政府实力浩荡时,西藏就安守在国家版图内。一旦出现衰败征兆或竟要改朝换代时,僧侣们便策划独立了。

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十三世达赖乘势谋求独立。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丰率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避难。是后来成立的民国政府,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权利和称号。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西藏上层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官员百余人悉数赶走,争取独立的狂潮在即。次年中共军队攻占西藏东大门昌都。九年后藏族人举行武装暴动被镇压,十四世达赖最终流亡到印度去成立政府。

西藏的幸与不幸在于:十三世达赖推动独立失败后,他面对的是政局动荡的中央政权,只要西藏仍处于中国的版图之内,其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都能维持原样。十四世达赖尝试独立时,他碰上的是毛泽东。当西藏和藏族人落到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残忍暴君手上,灾难降临了。

结束参观的时间到了,我仍在徘徊。透过方形窗户望出去,布达拉宫对面是中共修建的巨大水泥广场,取名为“解放”。广场中心高耸的旗杆上,飘动着五星红旗,如同在向布达拉宫挑战:谁是这块土地的大老板!

我仿佛又听见历史的叹息:越过禁佛的郎达玛政权,再到今日的十四世达赖,一千年过去了,西藏什么时候以主权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从来没有。六百年前宗喀巴的佛教改革,虽然催生了占统治地位的格鲁派,但决定西藏神权和政权命运的,始终来自西藏之外。有谁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

身边,游客在川流不息。前来朝拜达赖喇嘛的藏族人也在川流不息:有的带着年幼儿女,有的扶着年迈双亲。从他们虔诚的脸上,我看到的不仅是朴实,还有顽强。

究竟谁是大老板?看来,胜负依然未决。

(下一篇预告:走过寺庙——西藏的文化会在“十五年内消失”么?)

陈破空:“诺奖”授戈尔,浪费!

 

戈尔获奖,引发争议

今年 10月 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 2007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 ·戈尔、以及与其合作的 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 )。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零星的赞扬之余,全球各地响起的,更多的,却是争议和质疑的声浪。不少专家认为:”授奖于戈尔,是轻率的决定。””评奖结果,是一项错误。”一些评论家抱怨:”气候变化与和平问题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其中,捷克总统瓦茨拉夫 · 克劳斯的公开质疑,最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他对戈尔获奖感到”非常吃惊”,指出:戈尔所做的一切,”与世界和平并没有太大关系,更谈不上对世界和平有正面贡献。”非但如此,戈尔一些”耸人听闻的怀疑论调 “,”甚至还破坏了世界和平
。”

法官裁定:戈尔成果存在”谬误”

实际上,针对戈尔的质疑,先于他获奖前。戈尔获奖,源于他对环保事业的热心和投入。 2006 年,戈尔制作的记录片《不容忽略的真相》,赢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他为此名声大噪,被誉为”环保斗士”。该片,也成为戈尔获得诺奖的主要资本。

然而,年初,当英国政府把该片寄到中学播放时,肯特郡的一间中学却提出抗议,指该片不适合在学校播放,并入秉法院。英国高等法院审理此案,做出裁决:该片存在”夸大”和”危言耸听”,具有九处”科学谬误”,只有在附上警告字句后,才可在学校播放。

细数英国高等法院裁决戈尔记录片的九处”科学谬误”,包括:第一,戈尔:冰层溶化会令水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上升 20 英尺;法官:这种情况要”上千年”才会发生。第二,戈尔:太平洋低洼环礁正被掩没;法官:无证据显示发生此事。第三,戈尔:墨西哥湾流消失;法官:可能会减慢,但消失的机会很小。第四,戈尔:65 万年间二氧化碳和气温上升的图表”完全吻合”;法官:两个图表有关系,但不足以支持”吻合”的假设。第五,戈尔:乞力马扎罗山积雪因全球暖化而消失;法官:无证据支持全球暖化是其主要原因;第六,戈尔:乍得湖干涸是全球暖化的明证;法官:无足够证据支持。第七,卡特里娜飓风是全球暖化所致;法官:无足够证据支持。第八,戈尔:北极熊被发现长距离游泳寻找冰层而溺毙;法官:只有四只北极熊被发现溺毙,原因是遭遇暴风。第九,戈尔:珊瑚礁因全球暖化和其他原因褪色;法官:该结论没有考虑过度捕鱼和污染等影响。

谁应该获奖?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戈尔本人,无疑是巨大荣誉。回想 2000 年,戈尔与布什竞选总统,以微差落后,引发美国历史上最长的重新计票和法律诉讼程序,最后,戈尔仍以落败告终,引为终身恨事。之后,戈尔捡起老本行,转战环保,略有成绩 。但不可忽视,其背后,大有”名人效应”。镁光灯的追随,使他享有”信手拈来”的得天独厚。当不了总统,却意外中了诺奖,对戈尔来说,岂非”失之东篱,收之桑榆”?

国际上的质疑声浪,反映一种深深的忧虑:就”和平”而言,诺贝尔委员会,似乎忽视了那些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领域和重大事件。事实上,只要将目光投向真正影响世界和平走向的重大发展和重大事件,应该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的,不乏其人和团体。

在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就有: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们以中国母亲的深厚情怀和顽强坚韧,抵制遗忘,唤醒记忆,推动”六四”昭雪,十九年如一日;以关注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维权人士,如盲人陈光诚、律师高智晟等;还有凭籍个人壮举,无私救助爱滋病人的高耀洁医师;等等。在国际上,则有英勇抗暴的缅甸僧侣、传播自由之声的”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他们,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最佳候选人,才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荣至名归的得主。

2007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对被奴役阶层”雪中送炭”,却是为某些名人”锦上添花”,何其奢侈!何其浪费!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2007 年11 月号。该刊改用标题为”文明世界的奇闻”

— 言重了— 作者注。)

德国之声:雅虎高层向国会和师涛母亲道歉

师涛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师涛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本周二,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再次就因特网巨头雅虎在中国记者师涛案中扮演的角色举行听证会。受到二十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轮番质问的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和雅虎总法律顾问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首次向国会议员和列席听证会的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表示道歉。

“你们在技术上和经济效益上是巨头,但在道德上却很卑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在听证会对两位雅虎高级主管予以了严厉的斥责。正是利用雅虎提供的用户信息,中国方面才得到了所谓的证据并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中国记者师涛十年徒刑。

 

这里涉及的所谓“国家机密”是中国政府要求记者不要做关于六四15周年报道的通知。师涛当时通过在雅虎的电子邮件信箱向境外人权组织发送了一封含有上述内容的电子邮件。尔后,雅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提供了师涛的电邮账号,登陆记录和邮件内容,帮助北京警方找出了师涛。

 

在周二的听证会上,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和雅虎总法律顾问卡拉汉向美国国会,以及坐在观众席前排的师涛的母亲高琴声鞠躬道歉并请求原谅,高琴声不由得伤心落泪。

 

杨致远对雅虎当时的所作所为作了辩解,他说,没有人想做错事。卡拉汉表示,雅虎今后将寻找不让自己掌握的信息落到专制政权手中的途径。

 

尽管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提出了雅虎向师涛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的要求,但雅虎方面并没有同意。卡拉汉表示,有关决定相当复杂。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就因美国方面表示愿意向其提供资助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

 

外交委员会议员还质问为什么雅虎在师涛事件后没有开除任何有关当事人,并指出卡拉汉去年2月份在国会作证时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 卡拉汉当时表示,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有关师涛在网上活动的信息时,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调查他。但后来,他又承认雅虎收到的中国当局的文件中的确提到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

 

在周二的听证会上,卡拉汉对没有直接向国会外交委员会补充这些附加信息表示道歉。对此,兰托斯主席表示,一个理智的人在收到这样的文件时马上就该知道这一事件关系到一名政治异议人士或宗教异议人士。

傅国涌: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中国的政治是统治者的事

有媒体说,中国的“政治黄金周”到了,指的是中共十七大的召开,至少媒体又有一段时间好热闹。每天可以把镜头对准北京的会场内外,对大陆的媒体,这是硬任务,是不得不为之。对於海外的媒体,也许可以提供一些聊胜於无的谈资,也许能捕捉到中南海人事变化的某些新动向。但是,对於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只是极少数人的会议,只关乎个别人的官运,毕竟权力舞台上的角逐和表演都和台下的芸芸众生无关。既然有遥控器在手,人们总还可以选择娱乐、电视剧频道。看报纸,头版可以忽略,尽管其他版也没什么值得看。即便勉强被拉到台下,也是打瞌睡、嗑瓜子、玩手机游戏,各寻各的乐趣,打发时间,连自发的掌声也不大有了。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和政治远远地保持着距离。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当然是指普通人、大多数人。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官员的专利。政治在一般人心目中几乎成了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饭碗。换言之,政治是统治者的事,是被统治者无法分享、也无须参与的事。在这里,政治完全与权利无关,只和权力有关。我们被告知生活在共和国,按照粗浅的政治学常识,在共和国,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选择代表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过程。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参与,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失去它唯一的正当来源。所以,选择代表的权利对每个公民而言都是神圣的、至关重要的。

人民无权,多数党员也无权

根据现有的宪法,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号称是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最基层的说是直选的人大代表,选民自发推荐的独立候选人只是凤毛麟角,多数还是官员事先划定的,更不要说其他的限制。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按规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间接选举出来的。这样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多数还是各级官员,剩下的也是官员选定的企业主、模范、明星等等。选择代表的权利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以说是虚设的。

如果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摆设的意义大於实际意义,那么,出现在宪法序言、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党无疑是钢铁图章。从去年起,有关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就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私营企业主是“双新”组织最主要的部分,为了争取代表名额,有些地方的竞争极为激烈,曾见诸媒体的报道。结果出来,除了民营企业主、一些明星,还有例如写“帝王”系列的作家二月河、宇航员杨利伟这样的代表,十七大代表中佔大多数的仍是各级党政官员。在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这个大党,普通党员是否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权力的源头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权力的正当性靠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官越大,官意越强。官权官授,大权授小权,层层授权,甚至是自我授权。

宪法的公民权利也是空的

官民之间有一条几乎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沟正变得越来越深。官场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普通人终生乃至世代都将与政治无缘。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以权力为指向,以做官为唯一目的,只是官员之间的游戏,是各级官场圈子内部的事,官员的进退也不是凭民意。这种政治一般公民自然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的可能。即使是只关乎权利、不关乎权力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也是不许关心的。普通公民能不能在公共场合或公共媒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各种团体、组织,还有集会、游行等等,这些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使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这些只和我们的权利有关的广义政治,我们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会头破血流。说到底,现行体制绝对容不得普通公民以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关心政治,只允许以他们圈定的方式去关心,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那是要付出包括砸饭碗、入狱或其他难以想像的代价的。宪法第四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禁区,都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一切都等於零。无论狭义政治还是广义政治,都不能关心。久而久之,中国人清楚地看到政治的严酷性,还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政治?

怎样看“八○”后的一代

中国的“八○后”一代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发表一篇报道,将他们称为“我”一代,以“我”为中心,只为“我”而活。他们深受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刺激,喝星巴克,穿耐克,玩网络游戏,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关注政治也对政治起不到丝毫作用,还不如不谈它,也不参与进去。”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大约有二亿四百万人诞生,这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也就是说“八○后”这一代在数量上至少有两亿人,他们正处於青春年华,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代人。不少人担心这一代缺乏社会责任感,承担不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往深一层想,这种情况难道是他们造成的吗?他们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政治是不许关心的,关心政治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一切潜移默化,已渗入他们的骨髓。避险是基本的人性,不能指望大多数年轻人逆流而行。不过,也不必太悲观,在一九八九年的抗议风暴发生之前,北京大学校园里对那一代大学生也曾流行相似的评价,说他们分成了“麻派”(麻将)、“恋派”(恋爱)、“託派”(託福)。历史往往在人们忧心、焦虑乃至无比失望之时,悄悄地开出了自己新的通道。

包遵信先生追悼会现场人物图集

包夫人王淑苓

包遵信妻子王淑苓

包遵信妻子王淑苓

包媛在父亲火化前

包瑗

包瑗读祭父文

包遵信生平花板

包遵信生平花板

贺卫方

吴思

徐友渔

江棋生写挽联

刘青峰

刘晓波布置灵堂

刘晓波在老包遗像前

刘晓波签到

刘晓波在场外

刘霞

天安门母亲代表

赵达功签到

赵达功刘晓波

祖桦与显扬

外国记者

外国记者

【访谈】韩寒: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

 

这一次,也许我们错怪韩寒了。那些博客上的针对白烨、高晓松、陆川、郑钧、现代诗人的骂战,和某女导演,某女歌手的绯闻,“携枪登机”的新闻,找枪手写作的“谣言”,“炮轰”于丹的新闻,加上新书《光荣日》的隆重推出……这一切,都并非有意为之。

盛夏的尾巴,韩寒在北京试车。提前四天到了赛车场,在烈日下等待,他并非玩票。“赛车就像演员一样的,所有的妆都化好了,不管时间有多长,你都得等着。”这一点他和那些明星歌星车手并不一样。“我是不会和他们赛车的,那不是欺负他们吗?”他甚至嘲笑某明星脸上因为流汗而显得不均匀的粉。

韩寒说,自己没有什么饭局、时尚聚会、Party去参加,连代言都没做过一个,所以,有大把时间赛车。

韩寒的车头,写着一个“寒”字。他参加赛车,到现在为止,总分已经排在第一。那一次比赛,他拿了第二名,成绩不俗。为了好玩,他远远地就把拖鞋向队友飞了出去,这是他的顽皮的一面。

韩寒认为自己并不叛逆。他的出版商路金波也对记者说,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善良、本分、不虚荣、热爱工作、对待朋友诚恳、不爱慕虚荣、不爱喝酒的“三好男孩”。“他不大会拒绝人,容易把人想得太好。”而韩寒也说自己的缺点是“心太软”。

实际上,韩寒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但他很享受这样的“不成熟”,“很多人想太多,想得很成熟,但他不一定能成功。很多的成功往往不是成熟的想法,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歪打误撞。”

又补充说,虽然那一年的“新概念”作文他拿了一等奖,但实际上,他的第一个长篇《三重门》是早就写好了。他是有准备的,并不是单凭运气。

路金波认为,好的商业品牌就是简单的,好比波音是卖飞机的,耐克是卖运动服装的,而韩寒的作品,是卖给叛逆期的青年的,如17到20岁出头的男生,12到18岁的女生不等,为他们提供的是简单的、易于辨认的文学作品。郭敬明的销量在100万册以上,韩寒的销量在60-70万册左右。然而实际上,在图书市场上,韩寒并不是卖得最好的。更好的已经是新人甚至“90后”了,如可爱淘、饶雪漫等,郭妮的甚至已经卖到了380万册。之所以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这些人的读者群虽然大,却是沉默的,暂时没有发言阵地。

80后已经登堂入室,韩寒明显是有话语平台的。“但他是不讲究规则的。”路金波说,“在他心中,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对错。比如徐静蕾是他朋友,他就永远不会骂她;而高晓松不是,他就可以挖苦高晓松。”

韩寒甚至说,他和“白烨”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大乌龙”,是一个巧合。只是白烨的名字在拼音排序里靠前,被他“不小心”看见,加上长期以来对“老师”、“体制”、“纯文学”心存看法,不吐不快,于是引来一场意外“战争”。

于是有人认为他是“柿子拣软的捏”,“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有人认为他说出了同龄人想说的话,而且说得比别人好。

关于韩寒的写作,新老出版商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路金波认为韩寒是靠天赋,靠文字、幽默感和批判精神来吃饭的。“但他的小说有问题,不会讲故事,有头没尾,人物不明显,只有小说的细节。”“目前为止,记住韩寒小说里主人公的名字的,比不上记得韩寒名字的人的万分之一。”

当年出版棉棉《糖》的出版商丁晓禾拿“70后”的作家和“80后”的比较了一番。

“2000年4月,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同时遭禁,导致‘70后’的文学出版或者说文学创作集体陷入低谷,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禁书’了。文学永远需要生力军或者说新生力量,‘70后’积蓄已久的‘爆发’就此夭折。打着‘新概念、新思维、新表达’的‘80后’乘虚而入,提前登堂入室。2001年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走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踏着‘70后’的“白骨”,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春树的‘残酷青春’与棉棉的如出一辙,但是棉棉已经‘光荣献身’。直到今天,‘70后’之所以仍然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同2000年的‘最后一场雪’不无关系。不过,没了‘80后’那种‘集体标签’,今天的‘70后’们倒显得自由自在,百花齐放,比‘80后’潇洒。‘80后’的‘青春文学’现在似乎青春不起来了。”

丁晓禾没看过韩寒小说,倒是看过韩争论的文章,以为有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的一面,也有气度不大、强词夺理的成分。“在我眼里,韩寒既不是青年代表,也不是娱乐分子,算一个按捺不住自己的80后的‘新闻发言人’。”

而韩寒却说,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

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有些单纯、有些痞气、有些倔强的、喜欢嘴硬、说些笑话的、偶尔带儿化音的、有些瘦的韩寒。无庸置疑,他是有才气的,谦逊的,他也是好脾气的,但依然掩饰不了一点点的优越感。

“我觉得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别人”

人物周刊:像这样的赛车,你一个月要做几次,一年要做几次?

韩寒:一年大概有十二三场比赛。我们跟足球一样,有一个赛季,这段时间比赛会比较多,在三月到十月,一个月有两场,一个月有两周基本上都花在比赛上。

我们有个车手总积分,一共有六场或者八场比赛,每一场有积分,谁积分最高就是年度的总冠军。目前我是所有车队里积分排第一的。

人物周刊:据说赛车是拿命去搏,是不是真的?

韩寒:其实不是。越是危险的运动项目,它的安全设施就做得越好。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出过赛车上的特别大的事故。我出过事故,也翻过车,但我知道,这还是很安全的运动,比街上的车要安全得多。

赛车是非常静的,要大部分人想象的安静,因为你只有很安静才会很冷静,作为一个好的车手,他是非常冷静的。我们做过那种关于心跳的测试,一个好的车手在赛车时的心跳和不比赛的时候差不多。

人物周刊:作为职业车手,是否领工资?

韩寒:车队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成绩差或者没有成绩的时候,那可能就相当于普通坐办公室的,如果成绩好,奖金多的话,可能要多一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样想去赛车的?

韩寒:我从小就喜欢。我小时候还想当售票员呢,可以天天不用花钱坐车。后来实在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没去当。

小时候的梦想,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他们有了条件后,就不去实现了。我不一样,一旦我有了这个条件,肯定马上去做。我从不考虑赛车的人多人少。就算人多,只要我喜欢,我也会去做。

人物周刊:在赛车里你好像一直没有盈利?

韩寒:只要不亏钱我就很开心了。当年我朋友做了一个车队,我去他的车队开,基本上用自己的车,改装什么的花的是自己的钱。我有好处,可能稍微容易拉一点点赞助。没名气的车手要花两百万,我稍微有一点名气,可能能找到20万赞助,但还是要花180万啊。

人物周刊:你在赛车里最享受什么?是速度感吗?

韩寒:应该不是。作为一个车手,对于速度的刺激已经很麻木了。就像你是一个AV女或者AV男一样,别人看来,你是不是天天享受做爱的感觉,其实人家早就麻木了,职业而已。偶尔坐一次赛车你会觉得很爽,(要是)天天在车上,天一直那么热,赛车服这么厚,你也受不了。

人物周刊:在同龄人中,你算富裕的?

韩寒:可能吧。但这种富裕都是因为我的同龄人还在大学吧。等到三十岁时,大家都发家了,合法发家的发了,不合法的也发了。现在大家都刚从学校毕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金钱?

韩寒:我来这个车队比赛,工资多少都不知道。年底跟他们结一次,爱给多少给多少。我搭了两三百万进去,到现在总体来说还是亏了。我不指望靠赛车来赚钱。

我就管好我自己的那一块,包括在基金、股票这么热的时候,完全没动过那个念头去买。我只挣分内的钱。

人物周刊:你写书,写博客,在赛车时能完全投入吗?

韩寒: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希望只要我出场,所有的人都拥戴我,我从小有这样的情结。就是说,我不出场的时候就算了,你们玩吧,但我一出场,你们就别玩了。所以我不会满足于参加明星赛,就一心想做全职的赛车手。

人物周刊:你很想赢吗?

韩寒:那是肯定的,任何一个车手都想赢。

人物周刊:赢了有什么好处?

韩寒:就是赢啊,冠军!这个是运动员的目的。不是说你来比赛,你真以为是来挑战自己的啊?我觉得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别人,而不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那是自我安慰的。

“其实我并不叛逆”

人物周刊:你小时候被打过吗?

韩寒:那肯定会。

人物周刊:你父母有没有说儿子要怎么样?

韩寒:没有。我从小属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如果我父亲说儿子你要干什么,我肯定不会干这个。

人物周刊:你高一退学,父母支持吗?

韩寒:他们至少没有很强烈地反对我,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人物周刊:你从小不喜欢学校,是吗?

韩寒:对,不好玩。

人物周刊:你对官方、体制的东西反感吗?

韩寒:其实不是。官方的东西也可以搞得很有趣,很人性化。只是我们的官方太官方,没有任何的创造力,这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大家觉得你比较叛逆。

韩寒: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我只是在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结果恰巧这些事情被大家认为是叛逆,我真的一点都不叛逆。

人物周刊:但你多少有勇气。

韩寒:勇气也说不上,我喜欢这个我就去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国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叫做叛逆,那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大家都在做苦力吗?

人物周刊:听说复旦大学给你录取通知书,你拒绝了?

韩寒:其实那不是录取通知书,他们就是有意愿,你可以来旁听,有旁听的资格。旁听要资格吗?我不是那种一点点小利益就可以收买的,要不然我早就去走红地毯,参加聚会了。大概有将近3万到10万的出场费,但我最穷的时候都没去。但有个度,如果有人说,去讲座,1000万一场,那我肯定得去。

写作的时间和版税

人物周刊:你对待写作和赛车是不同的吗?

韩寒:肯定不同,但我都很喜欢,就像对两个姑娘的那种喜欢一样,你也分不清楚更喜欢哪个。赛车看似重要一点,但赛车不会为你以后留下什么东西。一百多年来,该用的技术大家已经用了。书随时可以写。

人物周刊:你觉得怎么样才具备写作的能力?

韩寒:我觉得首先第一得有好文笔,好文笔怎么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肯定得有好文笔。如果一个人的文笔很好,那他肯定不会笨,也不会思考问题的角度有问题。

人物周刊:什么叫文笔好?

韩寒:写的文字很幽默,很有趣,很灵性,很聪明,有这种文字的人,我相信他的观点、思想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有骨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为几斗米折腰,但这个很难做到,我们的文化市场有盗版,作家的收入都很少。

你不能特别强烈地要求人家要有骨气。如果我现在还是赚很少的钱,养家糊口都成问题,父母、女朋友都过活不下去,连饭都吃不饱,那如果有人给你一万块钱,给我楼盘写个广告,那我也写啊。

人物周刊:一个月比赛时间至少是两周,你有固定的时间写作吗?

韩寒:没有,我赛完车回酒店就可以写。我写书不是日以继夜的那种,想写了,有空了再写,不想写了就不写。

我在打开电脑之前从来不会想任何的东西,是随着Window的打开才想今天写什么,我不记得前面写过什么,我得往前面追溯两三千个字看一下,不构思,直接往下写。

这对我来说就像比赛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我只要有一辆赛车,你让我跳上赛车我马上就可以开,不需要在那里想两个晚上,应该怎么办。

人物周刊:像你这样的一个版税比较高的作家是比较少的。

韩寒:应该算是比较少的,在中国,出书、写作、赛车都是赚不到钱的,但我都赚到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商业性?

韩寒:我的商业性,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出书到现在,连发布会都没做过,签售也没做过。

人物周刊:会不会也有部分原因是自己长得比较好看,书卖得好呢?

韩寒: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像郭敬明,于丹,易中天啊…….大家是看书,而不是看你的长相,但是我承认,这一点对我是有帮助的。

“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对这个社会有了解吗?

韩寒:怎么叫对这个社会有了解?任何人站起来说我很了解这个社会,我觉得都挺拽的,会被人嘲笑。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比你的同龄人成熟一点,但我觉得也没有真正触及到中国现实,或者你自己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里。

韩寒:首先我们所谓的中国现实,你要知道,真正的中国现实你是不可能在出版物上看见的,也不可能在报纸上看到,所有发表的都不是中国现实。

人物周刊:你从哪里获得这样的认识?

韩寒:这是你自己用脑子可以想到的,用眼睛可以看到的。

人物周刊:那你看到了些什么?

韩寒:我不能说我看到了什么。但很简单的道理,比如你在网上有些东西是被屏蔽掉,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说明真正的出版行业的、媒体的舆论环境是怎样。你书里说中国现实,你在那里假装非常地悲怜、悲悯、假装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底下的小人物,(我)并不认为这是关心中国的现实。

人物周刊:你很少涉及到比较现实或者重大的题材。

韩寒:首先我不明白什么叫重大的题材?厦门的PX游行算重大题材吗?我写了让我发吗?不能。主流文学就是上床,这就是主流文学的重大题材。

什么叫重大题材,包括五十年代的那批,包括我们现在的作家关心人性,我觉得这都是很可笑。自古到今几百年都在那里写人性,有什么好写的。

人物周刊:不写人性写什么呢?

韩寒:其实怎么写都是有人性的。你以为《故事会》里的文章没有人性吗?虽然他们看这种题材档次挺低的,但很多人物、很多描写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不一定非得在小说里花这么大的篇幅教人家道理,原来人之初,性本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玩弄人,完全不需要。

人物周刊:据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

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

人物周刊:小时候不是看挺多的书吗?为啥没看四大名著?

韩寒:我不喜欢看小说,我就喜欢看杂志,军事类的东西。我自己会写,干嘛要看你们是怎么写的?就像赛车一样,我是一个优秀的车手,一流车手,我不会一天到晚看别人怎么开的,我就管自己怎么开得更快就行了。

赛车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更快。但文学没有一个目标,什么叫写得好,什么叫写得不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借鉴,也不需要启发。

人物周刊:自古以来出现你这样一个作家,不以整个文学史为底子的一个作家?

韩寒:但是我读了很多别的东西。很多人说我高中毕业知识面很窄,但是我想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我会很多很多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会什么?

韩寒:反正合法的、违法的我会很多。总之,我不光看很多书,还干好多事。

人物周刊:你都干什么事?

韩寒:好事,坏事,能说的,不能说的一大堆。

人物周刊:能说一下你干的坏事吗?

韩寒:不能说了,说了就不能参加比赛,就抓进去了。

我不会刻意看别人写的杂文,因为一个事情它总有一个观点,观点一共就三个,正方,反方,还有不正不反的中立,任何事情都是这三个方向。如果我看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会情不自禁地受影响。

一场乌龙事件?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跟高晓松、陆川在博客上有论战?

韩寒: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高的音乐的,对他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很多外人误会,说我骂陆川,骂高晓松,骂陆川他爸,其实不是这样,都是反过来的,是他们在骂我。陆川有一个特点,会直接骂对方你这个二逼,你这个臭傻逼,这才是真正地骂人。这其实是挺大的一场乌龙事件,我跟他们一点都不认识,现在也不认识。

人物周刊:你在网上和白烨争论,很多人去骂他,于是他不得不关闭了博客。

韩寒:一样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博客,无数人在博客上骂我。我不认识他,我搜索引擎的,当时完全不知道,真的以为他是白桦,因为小学课文里有个人叫白桦,我以为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呢。

人物周刊:你在网上与人论战心态如何?

韩寒:我相信我的心态肯定要比很多作家要好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而且是一个优秀运动员。我原来是跑长跑的,但不是国家级的,在区里是第一名。我从小就在乎输赢,除非我自己不想赢,要不然,你们就赢不了。

人物周刊:白烨第一篇博客登出来时,似乎不是针对你的。

韩寒:白烨的意思很简单,只有进了作协,我们这些人被像他这样的专家认可了,你的作品才叫纯文学,否则你就是那种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的商业垃圾。

人物周刊:那你认为你写的是纯文学还是什么?

韩寒:任何文学都是纯文学,只要你写出来了就是文学,哪怕是博客。我不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叫不纯文学,卖不掉的就叫纯文学?那些作家你自己的书卖不掉,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就是没怪过自己,就像我们车手一样,车开不快,你怪技师不好,怪车不好,怎么就从来没想过自己?纯文学(作家)有那种自欺欺人的意识,就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

人物周刊:那你对文学的态度又是怎样?

韩寒:可能我现在能力有限,写得不够好,但那些东西都是我想写的,不会有人、有出版商逼着我写,说最近什么男女上床题材、或者是最近革命题材特别火,你马上跟风写一个!没人可以这么要挟我。文学就是写自己心里要表达的,卖得好,卖得不好,不关文学的事。纯和不纯,是从内心的动机来分的,而不是白烨说了算。卖得好就不是纯文学,卖得不好就是纯文学,我觉得这特别愚蠢。

人物周刊:你对写作好像没抱得奖的希望吧?

韩寒:如果哪天我拿了矛盾文学奖,我会哭的。我觉得我堕落了,太过分了,我怎么可以拿矛盾文学奖?好比主流电影审查一样,能公映的很难是好电影,好的电影能公映吗?我得了金鸡奖、百花奖,我就会怀疑自己,我可能一辈子就结束了,我觉得我错了。

被女人包养比被体制包养要好

人物周刊:不是每个作者都能够有你这样的高版税,那些版税低的怎么办?

韩寒:一个作者,如果甘于被一个协会养着,那他注定不是一个好作者。你天生就不适合干这行。

这个就像做生意一样,有赚钱,有亏本的,有发家的,有破产的。我也会有破产的那天,会有倒霉的那天,会有做东西失败的那一天,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我们中国给作者的稿费太少了,出版社又黑,然后图书市场特别差,盗版市场又特别大。如果盗版少一点,至少这些写书的作者就会好一点。中国人口的基数那么多,但包括像我这样的,你的书能卖掉10万本,你都要烧香了。你不是号称文化大国吗?你不是号称人人都爱读书吗?书卖到哪儿去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以前的法国作家如巴尔扎克被贵妇人包养的事?

韩寒:我觉得被女人包养,也要比被体制包养要好。被体制包养,你就得替这个体制说话。被贵妇人包养,哪怕你写一首诗赞美贵妇人,说不定还能流传下来呢。

反正我觉得哪天我落魄了,估计最后能当我救星的只是女人。

“我没有追过徐静蕾”

人物周刊:你博客的链接一直都有徐静蕾?

韩寒:她是个很有义气、很爽快的人,应该算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没有追过她。

人物周刊:很多类似你这么大的男孩,多多少少都会喜欢徐静蕾这样一个有点漂亮,有点脑子的……

韩寒:(笑)我没觉得她多有脑子。她也是好多事都想去做、也是想到什么就会去做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表现得大大咧咧、没有脑子,但(她)不是很蠢的那种。

人物周刊:上次你在电视里和王朔突然见面,会不会让你有点尴尬?

韩寒:完全没有。你看这就是因为我没有追过她,所以就不尴尬。

我不愿意在电视上和王朔碰头,当然私底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在电视上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没说话,这不是害羞,真是没什么要说的。

我和王朔完全不同。你不能因为文笔有点相近,就说这是相同的两个人,郭敬明和琼瑶是相同的?其实文笔就那么几种,一种就是很绚丽,很悲伤,还有就是很平实,还有就是很幽默很聪明,你不能把很幽默,很机灵的人归为一类——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感情?

韩寒:我觉得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观,爱情观每分钟都在改变,都是根据你碰到的这个人决定的。

人物周刊:比如说你爱一个女孩子,你会给她买东西吗?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会不会觉得我要照顾她一生?

韩寒:我会给她买东西。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女朋友去工作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我打个电话说,哎老婆,我好想见你,过来跟我一块来吃饭啊,她就说不行啊,我要跟我们老板出去应酬。我会冲过去,把她老板骂一顿。

人物周刊:那就是说你希望她是一个家庭妇女。

韩寒:也不一定是家庭妇女,我不需要保姆。但是你和我在一起时,你是不能被另外一个男人支配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能保证她不被别人支配?

韩寒:多赚点钱呗。

人物周刊:付给她工资?

韩寒:不是,你可以不给人家钱,但你必须在人家要买什么的时候,就给人家,不能连饭都吃不起嘛。我挺幸运的,所接触的女孩子都比较懂事。

“其实我是一个乡下人”

人物周刊:你一直没在上海买房?

韩寒:太贵了,买不起,真的买不起。你写一本书,出版了可能是全国最畅销的小说,但版税还是买不起一套房。一百多万在上海市区可能买个七八十平方米吧。

其实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要比在城市长大的会有一点优势。我在农村长大的,长到读小学。初中在镇上念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乡下,等我以后手头钱宽裕了,我肯定会租一片地,叫朋友来玩,踢球,养狗养猫,可以做好多事情。

人物周刊:你在乡下种地吗?

韩寒:其实我的母亲是城市户口,我小时候是城镇的户口,所以,农村的那些小孩也不承认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生活在乡下,但是又从来不干农活,到了初中才分清楚西瓜和冬瓜,老被他们嘲笑。我从小就不是特别喜欢做家务,觉得这些是重复性的劳动,不愿意做。

很多在农村生活的人,老是想到城市去寻找什么。他们拼命工作,想把农村的房子卖掉,就为了镇上的七八十平方米房子,把老家几千平方米宅基地都不要了(就差那么两公里路),我完全不能理解。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成功?

韩寒:成功这个东西,很难说,我今天心情好,我会觉得我成功了,如果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不算成功。

人物周刊:比如说一个男人到了30岁,说我没有车,没房……

韩寒:那肯定不够成功。你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天才,还有想法,我觉得这种人也是神经病。成功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失败之母。就像我们赛车一样,如果你在一个拐弯出了问题,以后你每次到这个拐弯的时候,你都会心虚。如果你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你就会一直特别有信心。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包遵信先生追悼会现场花圈图集(四)

王丹母子

王贵秀

王建一李可

王军涛陈小平

王力雄罗艺

王天成等

王怡温克坚

王永江田士章

王元化

魏承恩

 吴稼祥

谢泳傅国涌

徐晓甘琦梁晓燕等

徐友渔

许良英王来棣夫妇

严家其夫妇

杨冠三

于浩成

余世存等

余英时夫妇

昝爱宗等

张思之

张显扬等

张耀廷夫妇

张祖桦田原夫妇

赵刚刘志国

争鸣动向

郑义北明

郑仲兵等

中国文化书院

中学老同学

朱维铮

主题挽联1

主题挽联2

包遵信被列为《新世纪》周刊和新浪网“月度人物榜”首位

 

所有的新闻都和人有关:或者由人制造,或者影响到人本身。

由《新世纪》周刊和新浪网共同推出的“月度人物榜”,旨在以月为单位,寻找那些对中国、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新闻人物。我们力求通过此榜的推出,及时客观地反应出公众心目中最具新闻性、争议性,对公共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月度人物”,把他们连缀起来,就是当下中国的样本和切片。

“月度人物”按照下列标准推荐榜单:1、当月最具新闻性、争议性;2、对公共生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以中国视角解读人物,以中国人为主。

评选流程包括:1,新浪网读者投票;2,由《新世纪》周刊组织资深人士投票;3,综合加权后,在《新世纪》周刊上公布得票最高的1位,成为“月度人物”。



候选人物榜截图

 

原文网址:http://news.sina.com.cn/s/2007-11-01/171114214127.shtml

崔卫平:张爱玲出的难题(完整版)

 

一、主题先行

李安对于张爱玲的无限敬意,体现在他对于张爱玲的体谅理解上面。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的“忏悔之作”,其中张“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是非常精准的。小说虽然只有区区28页,但是张爱玲声称写了三十年,啃噬她内心的那条蛇也存活了这么长时间。忏悔之作也可以看作“辩解”之作: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并不那样顺理成章,她是挣扎的,感到需要有所交代。

处在辩解中的人是怎样的状态?遮掩、延宕、吞吞吐吐都是难免的。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一反张爱玲通常的洞烛幽微,在遇到自己时她不得不手下留情。作为小说它在布局上是不匀称的,打麻将这样无关紧要的东西占了太多的篇幅,而关于易先生如何“潜入”王佳芝内心,只是一些结论性的意见,明明灭灭地闪烁着。比如“洗了个热水澡”、“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之类,被人们遗忘的还有这句“权势是一种春药”。这些都可以看作张爱玲三十年间反反复复自我剖析的结果。

由于“目的地”是这些不同凡响的结论,小说本身是带有概念化嫌疑的,对于王佳芝本人的心理描写,是能省就省。比如她与不喜欢的男同学上床之后的感受,甚至她与易先生上床之后的感受都不为所道(“就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的睡一觉了”。)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很像是一篇说明文章,说出多年思考的结果,比展示过程本身更加重要。

张爱玲终于想通了的这些结论是用来干什么的?是在互相矛盾的身份之间架设桥梁,是要在一个人黑与白、阴与阳、正面与负面的角色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与胡兰成的关系当中,胡兰成的身份是双重的(通敌者与情人),那么张爱玲也随之被抹上了双重身份(通“通敌者”与情人)。说张爱玲完全不在乎那是将她看得太轻了。某种双重性还应该包括张爱玲这么一位骄傲的女性,与胡兰成交往中或许感到的屈辱,这个裂缝同样需要弥补。因此,在这个故事中,“性”远非它本身,而是要担当起一个“沟通大使”的角色。

而一旦李安拿下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他首先接受的就是张爱玲的这个难题,或者说不足。而他越是尊重张爱玲,便越是将张爱玲的缺点放大。被吵得沸沸扬扬的这部影片中的“性”其实并不扬眉吐气,它只是一个“通道”,一个“中介”,是一个被捆绑被利用的角色,一个历经曲折而送出来的结论。它不是欢快的,而是绝望的,那是因为它负担太多如同穿了紧身衣一样地不爽。这就使得观众观看它的时候不能不具有双重眼光,看得疑疑惑惑、提心吊胆一般。有观众提到易先生将王佳芝捆绑起来那一段,他想到的是姓易的这家伙要拷打女性地下工作者了。

二 结构开裂

因而这部电影不像李安说的那样“复杂和模糊”。特工、暗杀、秘密情人这些扑朔迷离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的,骨子里却是单纯和统一:当“性”浮出水面,王佳芝晦涩的处境得以澄明朗照。其实贯穿影片始终,年轻学生王小姐的内心一直是波澜不惊:她的爱国心是单纯的,当麦太太是单纯的,与易先生的关系也是单纯的,影片中那位老地下工作者特地赞扬了她心地单纯这一点。而越是不包含张力的叙事,其结构最容易开裂。因为一心想着要像捆口袋那样捆起某些东西,肯定有另外一些捆不住,于是就让它们放任自流了。说到底,这是一个具有深沉内心的故事,但是却裹在一些幼稚轻浮的外表之下,许多东西拢放不进来。

其一:其余学生的表现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在香港的那部分,年轻人作出决定、租房、练习打靶及选择谁是王佳芝的性启蒙老师,始终都像是涂着红脸蛋在台上演戏,尽管王佳芝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三年之后在上海重续旧缘,但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长进,对于此前的行为是否有过反省或改进,仍然是同样冲动与冒失,看起来他们更像是一群陪衬的小丑。如果说这是另辟蹊径的“讥讽”,像张爱玲说的不要落入此类英雄人物先前的俗套,那么可以说这种讥讽是十分概念化的,由概念化导致脸谱化。

其二:麻将牌的部分是游离的。有消息说有北美的批评家对冗长的牌桌戏感到不解与不满,没有看电影之前第一反应是想这些北美观众如何理解中国人在麻将桌上所下的功夫和心思,但是看完电影之后才明白——原来花了许多笔墨描写的麻将戏,并没有积累起更多的信息,以便带到下面的叙事中去,与总体叙事产生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它们属于易太太的生活,与易先生、王小姐关系不深。李安辩解说张爱玲小说本身麻将牌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但张爱玲那是欲盖弥彰,那枚六克拉的戒指也是欲盖弥彰,它是让问题浮出水面的道具而已。

其三:在汤唯与梁朝伟身上,都存在着难以缝合的漏洞。汤唯的表演应该是出色的,问题不是出在演员身上,而是结构性的,这个人物是由“人工焊接”而来:她既需要有一张单纯的娃娃脸,可以任意涂抹,同时又要深文周纳,拥有类似张爱玲那样的大智慧大深沉。而梁朝伟的问题则更大。张爱玲的小说中,易先生并没有两次受过美色迷惑的前科,目前影片中易先生作为专业情报家,多次与外来人员打交道不慎,差点翻了船,这种安排是经不起推敲和漫不经心的。梁朝伟的表演固然“深刻”,而当他一开口—— “(因为)你长得那么漂亮”,便露出浅浅的马脚。

造成这些游离与开裂的原因,根子在张爱玲本人。当她硬要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便对其余的人们及事情关上大门。影片中汤唯“娃娃脸”的表现,在某个程度上反转透露了张爱玲自身的经验不足。对于他人的洞若观火,并不代表她在处理自己事务上同样练达成熟。

三 权力关系

而张爱玲交给李安最大难题还在于——她用结论性语言交代的惊人谜底,李安则需要通过镜头来具体呈现。张说“热水澡”之类只需一句话,而这要让李安与他的演员们折腾数日,弄出好几分钟的出格镜头才能坐实。这就有了影片中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的“虐恋关系”,看上去这是表达刻骨铭心经验的最佳选择。它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有捕风捉影的体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权势是一种春药”那句话。

单独来看,虐恋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施虐者与受虐者一方是控制者,另一方是被控制者。但是如果将这个关系平移到现实生活中来,借此表达实际生活的权力关系,笔者始终觉得深为不妥。起码虐恋关系中的双方是愿意的,是互相享受的,受虐者远非等于现实生活中的被剥夺者权力者。虐恋作为一种文化或性心理方面的独立性,通过这个极端事实可以看得清楚:希特勒在现实中是一个虐待狂,但据说他在性生活中,却扮演受虐者的角色,他的现实权柄并不自然延伸到他在性生活里与他人的关系中去。

而要说明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只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最好的办法也是让这位易先生与王小姐调一个个儿,让他来扮演受虐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与他现实生活中大权在握的重要身份分开,他与王小姐的关系便不是他实际权力身份的继续。显然,这位王小姐也并非一上来就是爱好受虐,她与同学的第二次她本人是在上面的。因此,将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说成是“弱肉强食”的关系,恐也说得过去。从弱肉强食中产生脱胎换骨的爱情,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张爱玲通过几十年的反省自己承认的这点局限性,影片并没有体现出来。

这种弱肉强食的关系,几乎体现在王佳芝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上。包括她的同学,也包括那位地下党的领导。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佳芝习惯性地将来自别人的指令,统统转换为自己的意志,只有点头首肯,从来不说“不”字。她无权无势的屈辱遭遇,经过一系列中介转换,最终演变成内心的狂欢和新生的机遇,这就使得这个人物仅仅看上去秀色可餐,如刚出炉的妓女般新鲜诱人(票房的号召力一半在此了),但骨子里却像个木偶(玩偶)一样呆板、不好玩、不够有趣。

(原载《新京报》2007年11月7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