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琴心剑胆俞梅荪(之1)

 

“琴心剑胆俞梅荪”,放下电话筒,这句话脱口而出。

为参加包遵信先生追悼会,俞梅荪被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他是怎么被
抓到派出所的呢?

11月2日下午6时,三位警察来到俞梅荪家,劝他明天不要参加包遵信
先生追悼会,一直谈到12时仍未果而离开,由一位老警察来换班。梅
荪已经谈了六小时,很累也很烦,问这位警察,“你上个月没有任何
理由地把我非法看管近一个月,现在又来了,这是为什么?凭什
么?”他说,“不知道,你去问领导,和我没关系。”俞问,“领导
者是谁?”答:“不知道。”俞说: “我要睡觉了,请你出去
吧。”答:“你睡吧,我不出去。”俞怒吼道,“你不走,我走
了。”接着夺门而出,愤怒之极,照着门外安装监视器的电线杆子狠
狠地踢了两脚。他来到院子门口,老警察追来,大门已被锁住,保安
员不肯开锁,他使劲踢门,正好有居民要进来,在开门的瞬间,他冲
了出去,老警察和小区物业保安员一起阻拦。在推搡中,俞被摔在地
上,眼镜被摔坏了,他爬起来喝斥保安,说保安的职责是要维护居民
安全,保安员顿时老实作罢。他冲出大院,老警察紧追其后,并打电
话告急来车来人抓捕。由于他的年纪大,个子瘦小,俞当时完全可以
走掉,即使被抓住,也可以自卫摔开对方。可是俞担心这样会把老警
察弄伤,也担其因为没看住自己而“失职”,会在临退休前被撤职或
开除而影响其一家老少的衣食,在恻隐之念中走了一公里,警车终于
呼啸赶到,俞梅荪就这样被“请”到了派出所。

电话中,我不禁说了一句乡谚感叹道:“梅荪啊,你是没毛鸡替鸭
愁!”梅荪哈哈大笑曰:“我与日夜监视我的警察关系很好的,都成
哥们了。他们确实很辛苦。我一方面强烈抗议,一方面拥警爱民。他
们都是50岁左右的一、二级警督警官,我有时半夜里去传达室给他们
送一壶开水,一位腰疼,我把母亲用的膏药送给他用;一位犯了胃病
而连续两顿没吃饭,晚上我就熬粥送去;还请他们来我家看电视直播
“十七大”和奔月号卫星发射。发现在我家门窗十余米处安装了监视
器,我劝他们干脆直接装到家里,接到派出所,这就可以在派出所监
视我,不用这么辛苦了。在个人情感上,他们对我也很好,尤其是这
位老警察总是给我抽好烟,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却在抽廉价的烟。”

在派出所,梅荪从被拘禁的房间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警察法》,逐条
对照该法中所规定的警察的职责和权限来说明并且抗议他们彻头彻尾
地严重违反警察法。梅荪原来是赵紫阳执政时参与立法起草的,是立
法专家,讲得警察们哑口无言,心服口服。

到了11月3日5时,因派出所长说过,早上会通知能否去参加追悼会。
梅荪坚持要回家作准备并等候通知,老警察不仅不许,还叫来大个子
年轻警察动手推搡梅荪,要关到禁闭室。梅荪被拖拽了几十米,到了
禁闭室门口而抵死不从,在扭打中被摔在地上,四脚朝天。被激怒了
的他在地上反抗,没想到踢中老警察的腿。见难以制服,老警察人性
中的善又浮上来了,示意愣头青警察松手──算是不关梅荪进小号
了。

日前,一位梅荪朋友的朋友关律师,不知道包遵信是何人,听梅荪电
话里说包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因“6.4”被判刑,二话不说
地要开车来接梅荪一起去。身困于派出所的俞给他打电话说自己的处
境,要他自己去。他立即从通县驱车赶来派出所担保和接走梅荪。警
方不让保,更不让接走,老警察还诬梅荪损坏公物──踢坏了监视器
的电线杆子,犯了法,要处理要赔偿。关律师要拿钱、证件连同车子
押给警方作担保,请求先放人,警方就是不放,还是梅荪劝关律师赶
紧走,不然就赶不上追悼会了。

关律师走后,梅荪捧着《警察法》大哭,哭着对警察们说:“包先生
死了、我死了,都没关系,但是我们国家的法治死了、政府死了、民
族死了、国家死了啊!!”

电话中,梅荪说到此,哽咽了,我也不自禁地陪着热泪盈眶。

梅荪平静后又说道:“我踢了老警察,很过意不去,就给他揉腿。”
“为什么?”“我踢了他嘛,他年纪大了,一定疼。”我听着好笑,
又重复了一句乡谚:“真是没毛鸡替鸭愁!”梅荪正色道:“后来,
他也替我揉痛处。”

下午,警察以“涉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为由,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第82条第一款,宣布对梅荪进行24小时的强制传唤,并作询问
笔录。梅荪说,这是由于警察半夜三更非法入宅扰民,才被气得去踢
监视器的杆子,且没有损坏,拒绝口供、拒绝签字,僵持了几小时。
警察不敢承认监视器是他们装的,说是物业部门的公物而接到其报案
才要处理的。

梅荪对警察说:“人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是立法的遇
到你们这些司法的,有法说不清。你们曾说,刘晓波等人有问题,我
和他们不是一回事,是好人,劝我不要与他们搅在一起而对我不利。
为什么他们倒能去参加追悼会,我是好人,却被你们关起来了。”直
至晚上8时以后,他被释放,去看了电线杆子,根本没有损坏。

在电话中,梅荪对我说:“我被关进派出所而惊动你和大家,为我担
心着急,很过意不去。”我说,大家为你担心,更是为国家而着急。

最后,他大笑道,这实在是一场闹剧,又一次亲身感受司法的现状,
很有收获,不虚此行。

我认识俞梅荪是在赵紫阳去世的日子,深交是在反右50周年纪念的日
子。年轻一代中,俞梅荪是我认识的一位最本真、最执着、最善良的
学人。

谨记俞梅荪悼包遵信的逸事,以见琴心剑胆男儿行。

我将陆续再记俞梅荪,这样的人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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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俞梅荪提供;图片从略〕

底下是从9月29日至10月24日(国庆节之前至“十七大”之后),俞
梅荪被警察日夜看管在家中,被非法剥夺自由26天的图片。

1、(1~3)对着俞梅荪家的门窗十余米处新安装的监视器
2、底层右侧两窗的灯光是俞梅荪家──在监视器处摄
3、(1~2)在马路对面的警方监控车(京A-D1766),日夜遥控俞
  家门口的监视器。
4、被警察日夜看管中的俞梅荪,在住家的大院门口

(2007-11-04) 

 

施  英:一周新闻聚焦:包遵信逝世 当局草木皆兵(下)

 

▲赵诚:送别包遵信先生

明天将在北京东郊一个殡仪馆,在瑟瑟寒风中,在朋友和亲人送别中,包遵信先生将化做一缕青烟和一堆骨灰。他走了,走得凄凉,贫病交加……,他走了,走得有尊严,他无怨无悔。他在文化上给了一个民族很多,而这个民族给这位文化之子的太少。

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一代人的一大套文化丛书,他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说教,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接受的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因执于自己的信念和良知,包先生卷入十八年前的那场风暴。在那个中国前途攸关的历史十字路口,他是知识界较早挺身而出站出来支持学生的几个中国知名文化人之一。为此遭当道者忌恨,入狱五载。

包先生是懂历史的。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史家笔法写了《未完成的涅槃》,没有渲染地记述了他在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所为所见。中国人是讲历史的,在历史里,无论谁都无法逃避道德的审判!近代以来,没有一个大人物是不惧怕历史的,据单少杰先生考证,就是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对身后的历史评价也是很敬畏的。

我对包先生早已景仰,80年代曾在北戴河听过先生做讲座。大概是七年前的一个冬天晓波给我引见了包先生。那是晓波二次出狱不久,我去他家看他,他和刘霞共同打电话请了包先生与我共进晚餐。当时包先生头戴礼帽,穿着呢子外套,他告诉我已六十二岁,但能抽烟,善饮酒,谈笑风生。席间与包先生相谈甚欢。一看他就是性情中人。先生对我们的文化是清楚的,所以他不盲目乐观,但不放弃希望。记得他席间他曾说,他几天前对监管他的有关部门的人说,”我虽不信XX功,但你们这样迫害这些人,这完全是错误的。”自己已是没有生计,依然有着天下关怀,真正的国士。那天我们散席后,我和他一起打车走,先把先生送回了家。一别几年不见,前几年,忽得韩三洲先生来信,说包先生脑溢血病危。我给朋友打电话询问,说是昏迷正在抢救。后来先生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又走了回来,2004年包先生去我一个朋友家里,那位朋友叫我也过去,我因正在郊外办事,无法赶去,颇为遗憾。但听说包先生要去东郊游玩,先生居然又能跑能动。让我高兴不已。

前年,有一朋友到京,请了很多友人吃饭,很高兴我又碰上了包先生,但先生的衣服已不像前些年鲜亮,脸上而更多了些岁月的风霜。我劝他不要饮酒,但他还是饮了几杯好酒”刘伶醉”,兴致上来还抽了一支烟。当时能听得出先生的气管嘶嘶作响。

我听说,先生晚年更多的是与89年后新结识的一些年轻朋友交往,过去很多熟人对他很冷漠。在这种只能讲经商、不能谈政治,把文化当作商业炒作的时代,也只有盛行的好处文化,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对此真是一点就通,可能与秦汉之后的中国人也一脉相承吧。从司马迁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已经不会对失败的英雄表示敬意了。对于包先生,我是很愧疚的,对这个在文化上曾给了我滋养的人,关心太少。

包先生出狱时,已年近六旬。他是一介书生,一个文化人,但这十八年来,他不能以文化业为生,他又不会干别的行业。他的生活一直是窘困的,生病以后更是雪上加霜。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对待一个在文化上对民族有着重要贡献的人,难道不是悲哀、罪过?不是知识人的耻辱?

走笔至此,想起海峡那面专骂蒋家父子的李敖,老蒋把他关进牢里,但他在里面把《千秋评论》的杂志办的火热,曾经每月出一期,卖得火爆。李敖出狱后,小蒋曾请他进台大供职,为李敖所拒。同源一个文化,相近的一种体制,可那面当权者的器局和文化人的风骨真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社会要尊重文化,不是空喊的口号就能济事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国士一去兮不复还!先生远行了,遥祝先生走好!

● 追悼会纪实和报道

▲明报4日报道:包遵信举殡 异见人士送别

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的丧礼昨日上午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包括刘晓波、杜光、黎鸣、郑旭光及前学运领袖王丹的母亲王凌云等百多名包遵信的生前好友出席了丧礼,这也是继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丧礼后,内地异见人士再一次大聚集。

告别民主运动主将

丧礼在上午11时举行,众人面带哀伤向包遵信作最后告别,其间并无任何不愉快事情发生,但一些准备参加葬礼的人士,例如维权律师浦志强等而被当局阻止出席。

丧礼结束后,大批参加丧礼的人聚集在告别厅门口闲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杜光表示,包遵信是80年代民主启蒙运动的主将。“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文化和社会却出现倒退,中国其实很需要包先生这种人。”

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的丧礼昨日上午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包括刘晓波及前学运领袖王丹的母亲等百多名包遵信的生前好友出席了丧礼。

著名哲学家黎鸣称,包遵信在那个年代贡献很大,在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时候“应运而生”。“以后的历史将会赞美包先生所做的贡献,他将在历史上留下一段很大的篇章。”

而在六四后被列入首批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中排第九的郑旭光也表示,包遵信在开启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1989年时的包先生展示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风度。”

▲王德邦:民主导师包遵信先生追悼会纪实

11月3日上午,中国民主导师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

早上8点多,我赶到殡仪馆大门等候头天约定在此会合的张祖桦老师他们。从电话中我知道他们被有关方面阻扰而无法按时赶到。于是我就在大门外徘徊等候。约8点20分,忽然接连开过来六辆警车,其中两辆还是中巴车,上面坐满了身穿制服的警察。这些车没有直接从殡仪馆的大门进去,却往北开了一段路而进入另一个门。见此情景,只听殡仪馆门口一家卖花圈的店铺老板自语道:“今天莫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在此告别?怎么会来这么多警车、警察呢?”对此我当然也有些奇怪,于是就上去搭讪:“请问平日这里常来警察吗?”只听那老板说:“平日他们才不愿来这咧!没事谁会往这跑啊。”我于是又说:“那些大人物应该都拉去八宝山了,不会来这里吧?”那老板也醒悟地说:“那倒也是!不过这阵式——”听到此,我心里猛然惊了一下,心想这阵式莫不是奔着包老的追悼会而来的?

8点半多一点,张祖桦先生开着车带着江棋生先生的夫人章虹女士到了门口。我上车后知道江棋生先生被阻拦在家中,而俞梅荪先生已经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他们都无法赶来送别包先生了。而在2号的晚上,北京全城出动警察同时约谈了张祖桦、刘晓波、江棋生、刘军宁、俞梅荪等几十名学者,劝阻他们不要参加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但大家没有想到3日早上还会出动警察强行用堵门方式来拦阻。

我们进到殡仪馆停车场中时,车辆已经停满。大家都困惑当天怎么这么多的车辆前来。

8点50左右,我们到了殡仪馆告别大厅,在门口碰到先来的刘晓波先生一行。由于大厅的门没开,他们只好聚集在门外。按照当时租用的协定,早该开门让人进去布置了。但殡仪馆不知接到哪里的指令,居然拒绝按时开门。我看到刘晓波先生那一尚严肃的脸上挂满了凝重与哀戚,同时也还流露出难以克制的愤怒。张祖桦先生了解此情况后,马上只身前去找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交涉。在他耐心说服下,我看到那工作人员用手机与有关方面联系了一阵。大约在9点半左右,终于可以打开大门,让人进入告别厅布置。

随着参加告别仪式人员的陆续到来,大厅紧张有序地布置开来。包遵信先生那充满刚毅、达观、睿智神色的遗像被高挂在大厅的正面中央,两边一幅写照他生平的对联是“上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下联: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两侧依次摆开包先生的亲人、故交、学者送来的挽联、花圈、花篮。由于太多,花篮一直摆出大厅很远。

在布置告别大厅时,一名外国记者前来摄像,结果被殡仪馆中的工作人员拦阻了出去。事后才知道有警察穿着馆中工作人员衣服混在大厅中,并阻止记者进入,还强令进入录像的记者删除机中影像。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为告别老人而紧张布置的大厅工作中。

10点半左右,全体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员手持白花,肃立在大厅前面道路两边,静静地等候包先生的遗体运来。一会,在沉重、肃穆的哀乐中,包先生的灵柩缓缓来到大厅前。肃立的人群中传出一阵阵低低的抽泣声。大家目送包先生灵柩进入告别大厅。

11时左右,参加告别仪式的三百多来宾,依次进入大厅,并排于包先生的遗体前,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刘晓波先生主持,包遵信先生生前好友于浩成先生与女儿包媛致追悼词。当张祖桦先生将八十二岁的于浩成先生搀扶上前致悼词时,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风雨在于浩成先生陈述与包遵信先生交往那平朴的话语中飘荡着,包遵信先生的至诚至性待人,矢志不渝求真,不畏强暴,敢担责任,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勾起在场者们的回忆,许多人禁不住哭泣出声。后来包媛的悼词,让人了解到更多包遵信先生生活中脉脉温情的一面。

追悼会后的最后告别,来宾凝重的脚步与饱含泪水的双目,流露着对包先生的深切缅怀。

12点左右,包遵信先生的亲人与生前好友们最后缓缓送包先生灵柩离开。于浩成先生在张祖桦先生搀扶下坚持送到最后看不见灵柩,方鞠躬告别。

在沉痛送别包遵信先生后,当我们回到车上前往饭店时,路上张祖桦先生陆续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了解到江棋生先生依然被控制着不给出门,俞梅荪先生因愤怒于警方无端阻止他出席告别仪式而在派出所中绝食抗议,并被警方宣布拘留24小时。之后还了解到刘荻、李海他们在赶到殡仪馆门口时被警方绑架押回。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就有近百名学者、律师、维权人士被强行阻止出席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

中午聚餐时,来自北京及外地的朋友们在深沉缅怀包遵信先生对自己思想影响的同时,都说包老最后离开还给大家提供个交流的机会,包老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在席间敬酒之时,我问到深圳来的赵达功先生将在京停留多久,结果他说:“深圳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席散后,我就得离开北京。”闻听此言,我久久无语。包遵信先生一生追求的自由与民主看来与这遍土地距离还很遥远。不过我想不管多远,我们也将沿着包先生追求的道路继续前行,直到将理想实现!今天这些不畏险阻前来悼念包老的老中青各方人士,就是宣示着对包先生生前追求的承继!

包老千古!英名永垂!

▲小毕:送包公

1

2007年11月3日,北京。

我早早起床准备,穿上正装,系上领带,庄重地到东郊殡仪馆去参加老包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没有人邀请,是我知道后自愿去的,悼念是自发的。

清晨的太阳冉冉升起,火红的。这是北京初冬的太阳,阳光在寒风中照耀,洒在我的脸上。我不由想起雪莱的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2

因为老包特殊的”六四”印记,活着受到监控,就是死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也遭到干预。子明夫妇昨晚打来电话说:有关部门不让参加追悼会,他们去不了,让我代为致哀。我的悲痛化为悲愤:”六四”已过去18年,难道一名共和国的公民死后享受亲友送别的权利还要被剥夺吗?!我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朋友们大多也都经历过生死。老包已经死去,而我们还活着。今天活着的人去送死去的人,难道还会怕死吗?!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去——为死去的老包,为苟活的自己。

3

远远看到殡仪馆烟囱冒出的黑烟,把太阳抹成灰色,我似乎听到亡灵的哭诉,这是不屈的亡灵!也许只有到人生归途的终点才能体悟到生命的含义,人的生命是那么短促,是那么脆弱;死去的留下遗憾,活着的承受着悲伤。我要勇敢地承受,坚强地活着——为着难以忘却的昨夜,为着真诚向往的明天。

4

晓波、祖桦、徐晓和张显阳早就到了,他们忙着布置灵堂,摆放花圈,几乎顾不上寒暄。看着他们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身躯,我知道自老包走后的这些日子,他们在悲痛之中顶着巨大的压力为老包的丧礼奔忙,他们的心在流血。是的,老包所有朋友们的心都在流血!但我坚信,在这个冷酷的时代,我们的血是热的,我们的血不会凝结。

5

原以为我是来的早的,但比我早来的人已很多,人们聚集在灵堂门前,气氛凝重。我在大厅门口已摆好的签到薄上郑重地签上名字,并代子明、之虹签上。周围都是身着殡仪制服年轻漂亮且”训练有素的相关人员”,我开始不明就里,感叹时代的进步——连以前无人愿干的殡仪工作现都是靓男俊女,后经人点拨方才醒悟。老包若九泉有知在他的葬礼上还有这些人特殊关照,不知会是什么心境。

6

这是东郊殡仪馆最大的灵堂,大厅有200多平米,外厅还有贵宾休息室,于老等前辈坐在沙发休息,我上前问候。灵堂布置的庄严肃穆,大厅前正中挂着老包一张大彩照,当年的风采依旧。厅柱两边是一幅大对联:

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

照片前摆放着家属和胡绩伟,鲍彤,丁伟志,王元化,于浩成,胡治安,孙长江,孙伟,方励之李淑娴夫妇,严家棋、高皋夫妇,万润南,苏绍智敬献的花圈,灵堂四周亦被花圈围满,一直排到灵堂外面。墙上挂满悼念的条幅,还有大幅老包生活历程的照片。挽联恸人至深,回肠荡气:

领军启蒙志在走向未来却是身陷囫囵

愤笔圣人基于洞透历史实为民主自由

——(马少方、郑旭光)

立足当下走向未来得风气先为后人师始信独立自成蹊

风刀霜剑亡命幽禁屈也不馁折也勿悔可叹直道难成行

——(丁子霖、蒋培坤夫妇)

名蒙先驱,自由书生

——(刘军宁)

“天道不公,痛哭包公

——(王凌云、王丹母子)

“天道不公,先生安息

——(流沙河、吴茂华夫妇哀挽)

7

此时无声胜有声。

8

我把花圈一一拍照留作纪念,其中有许多是我分别多年的挚友,还有许多相知却不认识的朋友。我知道这些人和老包一样都受过传统的教育;他们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责任与历史的负重;他们紧紧护守着人的良知与尊严的底线;他们在重压之下没有抛弃信仰的目标;他们在用坚强的脚步走向未来——这未来属于中华民族每一个人。

9

我默念着花圈挽联上的名字(按拍照顺序):杨冠三,王军涛,陈小平,陈子明、王之虹夫妇,王凌云、王丹母子,戴晴,吴稼祥,刘军宁,汤一介、岳黛云夫妇,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流沙河、吴茂华夫妇,王元化,李泽厚、黎鸣、陈小雅,徐友渔,李凡,吕嘉民、张抗抗夫妇,马少方,郑旭光,余世存,薛野,莫少平,浦志强,朱学勤,秦晖、金雁夫妇,刘苏里、张焕萍夫妇,贺卫方,卢跃刚,郑义、北明夫妇,金钟、蔡咏梅,武宜三,余杰、刘敏夫妇,王怡,王力雄,谢泳,傅国涌、金观涛、刘青峰夫妇,胡平、苏晓康,郭罗基,陈奎法,苏炜,张朗朗,张伯笠,杜光,崔佩亭,韩钢,圣观法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三味书屋,香港争鸣杂志社,动向杂志社等单位也送来花圈。灵堂已是花的海洋,上百个花圈带着人们的哀思静静地守候着老包在天之灵。

10

灵堂低迴着舒伯特交响曲,这是老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包的家属和所有来宾没有一个人哭泣,凝重的脸上透出坚毅。这是不屈的抗争,这是不泯的守望;这是不死的企盼,这是不灭的理想。

11

灵堂布置好,老包的遗体抬入鲜花簇拥的花坛。他人更显矮小,微胖的脸呈黑紫色,紧闭的嘴唇似乎还有话要说。化妆师仔细地为他做最后的化妆,浓浓粉彩还是遮不住他死前的痛楚。晓波深情地把白菊撒在老包身上,冠三伫立一旁低头祈祷,亲属紧紧围在他的身旁,祖桦搀扶着于老先生。灵堂安静极了,静得几乎听到逝者的心跳。我对他默默地问:你走前在想什么?是走向未来的目标吗?我似乎听到他的回答:

是的,我在走向未来的路上,我在追着明天、、、

12

11时告别仪式开始,人们手持白菊和鲜花伫立在包公周围;没有哭声,但我看到每个人眼中强忍的泪水;没有哀乐,但舒伯特的乐曲在倾诉着每个人的哀思。

晓波主持仪式,他悲痛的声音有些呜咽:送别包遵信先生追悼会开始,请于浩成先生致悼词。于老拄着拐杖在人搀扶下走上前台,我很难想象这位八十多岁耄耋老人此时该是何种心境。于老简述了老包的生平,他说老包是个学者,他编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 》和百万著述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他说老包是位勇士,在”六四”被指控为”黑手”判刑五年,出狱后矢志不逾,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和声援救助刘荻、杜导斌、天安门母亲。他说老包是重情讲义气的人,在他回国受监控时老包是第一个去他家看望的人。他相信老包的精神价值会发扬光大,老包的遗志会得到继承、、、

包公的女儿包瑗代表亲属深情地倾诉对父亲的哀思。她恸容地回忆了与父亲相聚的岁月,诉说去世后才从生前朋友那里知道父亲所做的事情,她相信怀念的小溪将汇成大海,这海是最为纯洁的蓝色、、、

13

追悼仪式结束,众人向遗体告别。人们依次向包公遗体三鞠躬,然后上前瞻仰包公遗容,把手中的鲜花放在包公身上。人们一步三回离别,没有哭泣,只是紧紧握着包公亲属的手,用坚强的目光相互鼓励。看到张显扬扶着灵柩倾身对包公说:”老兄呵,哎,我什么都不说了,你好好地走吧”,我几乎禁不住泪水。但我不能哭,不能哭!大家都没哭,因为泪水早已化为血液在胸中沸腾。

四位穿制服的礼仪合上棺盖,亲友们围上,要看上最后一眼,要挽住这最后的留恋……

14

棺椁在礼仪护卫下缓缓走向火化间,人们列队相随,伴着舒伯特的乐曲,踩着北京初冬的阳光。这阳光应该是明媚的。

包公被送入火化间,人们守侯在门口,这是最后的诀别。人群中发出了呼喊:包公走好!

老包,我们爱你!

包老师,我们一起跟你走向未来!

我木然站在火化间门前,这是阳阳两界的门槛。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为一缕青烟,人生的路上该留下多少遗憾!有的人活着,但他早已死了;有人死去,但他还在活着!

15

我仰望天空,对着太阳呼唤:

包公,你活的执著,你活的惨烈,你活的伟大。

包公,你死的屈辱,你死的其所,你死的坦然。

包公,你一定看到今天我们对你深切的哀思悼念。

包公,你一定听到明天人民走向未来坚定的步声。

16

包公,你安息吧。

● 异议人士和团体抗议警方阻挠参加追悼会及相关报道

▲维权网强烈谴责官方蛮横阻拦民间悼念包遵信先生北京警方践踏基本人道底线、压制集会表达自由

维权网获悉,11月3日,民间自发举行中国著名启蒙学者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亲朋好友表达哀思,本来属于人之常情,却遭官方横加阻挠,出动大批警察强制阻拦包遵信先生的生前好友前往参加吊唁告别。据当事人估计,至少有100至200名亲朋好友因此未能到场。如江棋生、天安门母亲代表代表张先玲女士、刘军宁、陈子明夫妇、刘苏里、六四镇压受害者齐志勇、维权人士胡佳夫妇等。连著名律师莫少平也被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强行阻挡在家中长达数小时,不准前往吊唁。维权律师浦志强、法学学者俞梅荪等多人还因此被带到派出所扣押,俞梅荪竟然在派出所被拘留24小时。一些公安人员不仅暴力阻挡一些人士出门,还用流氓、亵渎的语言侮辱当事人,如北京国保大队官员张阳用近乎下流的语言辱骂浦志强律师,毫无任何执法人员应有的基本素质。官方派遣大批便衣到现场监视,甚至试图抢夺吊唁者准备的死者生平材料。有些已到达现场的吊唁者如李海、刘荻等人在葬礼殡仪馆门口被强行绑架押走……对这些无理野蛮的行为,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包遵信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启蒙学者,八十年代以主编“走向未来”等启蒙丛书而广为人知,深受尊敬,且因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被捕入狱5年。对这样一位长者的去世,维权网的同仁和许多他当年的读者以及关心中国人权和自由事业的人们都深表痛心,表达哀思之意和送别死者,这完全是人之常情,属于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表达的权利。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接受生者的最后致意,平和地、不受任何干扰和亵渎、有尊严地告别这个世界,这也是死者的权利,是几乎所有文明千百年来都遵守的基本道德和文化准则。然而,在保权高于一切中国官方眼里,因包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对这样一个死者的纪念让人难免不联想到“六四”的应有的评价问题,于是便草木皆兵,不惜践踏他人情感、侵犯生者和死者的权利而阻挡人们去悼念告别包先生。

受此屈辱和亵渎,我们不能不为包遵信先生哀,为其家人哀,为包遵信先生的友人哀,更为中国哀!尊重生者的权利,才能尊重死者的权利,尊重死者的权利,也就是尊重生者的权利。“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口口声声建设“和谐社会”,但却如此践踏和亵渎死者的尊严和生者的情感,有何“和谐”可言?17大“构建文明”言犹在耳,实际上却是野蛮执政,不顾人们基本情感和尊严,以及世代相传的传统,“文明”何在?“以人为本”、“人文奥运”等政策和宣示世人皆知,可人死尚不能安息,况且生者,“人文”又体现于何处?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能够言行一致,切实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让中国所有公民,生能享受基本的自由和权利,享受生命的快乐,具有基本的人的尊严;死能有所安适,受到应有的尊重,安详地告别人世。让现代文明能在中国生根发展。相反,如果一味倒行逆施,既不尊重生者也不尊重死者的权利,只能加剧社会冲突,毁灭社会和谐的希望,到头来必将自食其果。

包遵信先生千古!

维权网

2007年11月3日

▲铁流:中国到底是“法治社会”还是“黑治社会”?

中国法律工作者、著名的维权人士俞梅荪先生,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丧一事,竟被北京警方无缘无故从11月2日下午6时就被控制,在午夜3日零时与警察发生推搡,俞梅荪被摔在地上,1时被关押在派出所,至晚上8点以后才释放,共26小时(其中在派出所20小时)。在此期间,我先后5次去电话,他家无人接听,到了晚上9点才打通。他告诉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我是俞梅荪的朋友,一个74岁的右派老人。鉴于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们右派的后代,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我,有权利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公诸于世!

我们决不能让此种无法无天的黑恶势力,践踏宪法、国法、党纪、警纪,真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如果再不站出来说话,明天就是张梅荪、李梅荪和更多的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老百姓就无法活下去!为了捍卫国家的法律,我希望更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说话!我说过,铁流的脊梁,只能打碎不能压弯!我相信中国人的脊梁也是一样:只能打碎,不能压弯?

俞梅荪何许人也?我和俞梅荪已是十五年的朋友,知道他是个书生、学者和性情中人。他直率、坦诚,心无杂质,像颗无尘的水晶珠子,且有知识分子的傲骨与傲气,凡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义无反顾,纵是割头也决不后退。1993年,我是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团的委员,负责承办“四科一府”(四科: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一府,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人才交流大会”,需要请时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先生为大会提字支持。他当时是国务院的秘书,经朋友介绍找到他,他欣然接受,在三天就将李鹏先生的题字送到大会来,赶上了“3.18”的开幕式。后不久,他参与起草中共十四大文件,受中共上海《文汇报》总编之骗而提前几天弄走复印件,结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泄密罪”被捕而起诉。他是立法工作者,参与不少重要法律的起草,也是“国家安全法”的催生人,对他的蒙冤受屈,法律界极为不服,大法学家并大律师江平先生两次亲自出庭为他作无罪辩护。但是,不公正的中国司法,在权力纵容下仍判处它三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一直上诉,由于他在服刑时曾不顾安危而奋力制止了一场犯人打架事件等,成为“全监狱的劳改积极分子”,依法应该减刑1年,但当局却以“必须认罪”,写出悔罪书为条件。他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宁愿坐满三年,死不低头!1997年他满刑出狱,我们便成为忘年之交。此时我才知道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爷爷俞颂华是上海《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最早访问苏联,面见过列宁,瞿秋白曾是其翻译助手;他父亲是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办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跳楼自杀,当时他才4岁。逆境催他奋发,不平激励他向上。他自学成才,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时被选入中南海,成为法学界后起之秀。这样一个有为之士、国家有用之材,竟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贱民”。

“不平则呜,不公则愤”,这些年来他成了中国维权的勇士,为社会弱势群体经常义务地提供法律援助,不怕威胁打压地站出来为他们呼吁呐喊!于是,自此成为北京以至全国有关部门重点监控和看管的对象。只要北京一有什么重大活动,比如全国人大会、党代会和一些敏感时段(“六四”),公安、国安,就要派出大批警力监控他:不准出门!不准上街!不准会友!而无任何法律程序,全是口头宣示。9月底从国庆日之前至“十七大”结束的期间,他和我一样均被有关部门严密监控,只不过他的“规格”比我的还高,由警察日夜看管,人员多达四五人。

这次包遵信先生逝世,他是治丧的操办人之一。昨晚六时他要外出,看守他的警察不准他出门。他理直气壮问:为什么?警察说:不为什么?就是不准出门!拿手续来?没有!这是上级指示。哪一个上级?不知道。他再次出门,警察公然出手,他被摔在地上,眼镜被摔坏,相机被摔坏,还被拉到派出所,又被几个警察推搡而两次摔在地上,关押起来。他抗议,他绝食,可是警察并不理睬。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有关当局:到底中国是“法治国家”还是“黑治国家”?你们还执不执行胡锦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真痛心,想不到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国家,竟然如此卑劣!

▲李海:老包-包遵信,李海在这里向你告别了!

咫尺之隔,没有能够见到最后的包遵信,心里存留下了非常的遗憾。

恰好当我们来到殡仪馆的正门时,我的小灵通响了。我接到胡佳的来电,他开始告诉我要代他向包遵信老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但是他的话我并没有能够听完。因为这时我的视界里忽然出现了几个警察的身影,当他们扑过来的时刻,我的专注于电话的意识恍惚发现有熟悉的面孔,那是在多次非法软禁中我时常看到的两位国保。其中一双眼睛里仿佛流露出“终于抓住你了”的那种得意。来到我面前的是五个警察。

几双手同时抓住我,要我“走,到车里再说”!

本能地,我诉诸他们的理性,向他们要求让我进去看一眼就走,你们这么多人,难道我还可能出什么乱子吗?都是中国人,总该知道讲讲人的感情吧?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不由分说,一片“歇菜”“不行”的胡乱回应。

他们开始从各个方向抓住我,向汽车里推和拖。我用力地抵抗,却发现我离黑色汽车那打开的车门越来越近了。

这时我知道,我很可能看不到老包最后的一眼了。我用手拼命抵住车门,对抗着背后的大力推搡。同时我仰起的头,望见了通向灵堂的大门。因此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出来:老包,包遵信:李海在这里向你告别了!

我觉得老包听到了我的喊声,我觉得那是悲痛、怀念、愤怒和无奈本身在喷发它们自己。

当挤得满满的汽车从它为了埋伏而停泊的殡仪馆门内要开出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先前站在旁边的一个人,长得很平凡,穿的也很平凡,走上来用平淡无奇的语气,要求他们交停车费。开车的警察觉得诧异,不耐烦地告诉他有任务,语气比较粗暴,显得毋庸置疑。但是竟没有发生任何效果:那人还是要停车费。右边的警察也大声喊说他们是执行任务,但是那人仍然坚持要停车费,并且站到了汽车前头。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在全身摸索证件,但是谁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交给了那人。

我和老包的交往次数并不很多,但是留下的却是温暖的印象。

在89年以前,有一次忘了由什么因缘,随着社科院的几十位朋友去怀柔和金海湖畅游了一天,那时就该有老包吧,但是现在已经不能确定了。那次保留的名单也在95年导致我被捕的抄家后不知去向。

这次出狱后,有位热情的朋友计划请老包去南方旅游,打算由我照顾他。而后来不知何故没有成行,老包一直热切地期待着。

在我与他不多的几次见面中,他总是微笑的,快活的。我只觉得老包敦厚而热情,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时我真的不大说得清他的过去,他的贡献。

就是这样的老包,竟这么早倏忽而去。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想再去看看他,向他告别。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正在和朋友散步的时候,忽然接到刘凤岗的消息,得知他和王美茹被警察软禁,并且公然要求他们不得外出参加对包的告别。随后片警就来电话对我问寒问暖,问我是否在家、是否回家,我知道,他们也来了。

我被迫小心地避开我自己的家,在朋友处过夜。尽管睡得不如家里习惯,但正是这种时候,我更加感到没有人时时刻刻在你身边无理骚扰、限制,可以随自己的心过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快乐。

当早晨来临的时候,我会合了老鼠等朋友,打的去殡仪馆。我问司机:你听说过包遵信吗?他一开始懵了一下,旋即想起来说知道。我告诉他,我们就是去参加他去世的告别仪式。

然而,终竟没有能够。

谁料到在这样的中国,执法者们一本正经地做着的事,就是把人的心中美好的东西阻止和毁弃,让麻木、卑劣和恬不知耻成为天经地义。如此简单而正常的情感表达竟会被当作洪水猛兽,会吓破某些胆,并且用暴力禁止。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没有能够参加老包的告别仪式,在我的心底留下了一份沉重的伤痛。这种伤痛是难以愈合的,因为我知道,见老包这最后一面的机会是再也不可能有了。

老包啊,包遵信先生:李海在这里向您告别了!

▲美国之音(VOA)记者海涛报道:北京警方阻止众人参加包遵信葬礼

包遵信女儿在葬礼上致悼词

10月底去世的北京著名学者、被中国当局定为“六四黑手”之一的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周末举行,但是有许多亲朋好友被限制了自由,无法前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莫少平是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这些年来,他经常奔波中国各地法庭,为卷入政治案子的被告辩护,很少有被警方限制行动的经历,但是星期六他在北京陶然亭一带被几个警察堵在了家中,限制了人身自由,目的就是不让他去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

他说:“ 我认识的,公安局的。大早上起来8点跑到我家,有7、8个警察,3班岗,在我家门口。我家单元是一道,楼梯一道,小区门口一道。”

*警察奉上级死命令*

莫少平说,这些警察有管片儿派出所的,也有分局和市局的。他们也没什么理由,只是说“奉上级的死命令”,禁止莫少平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莫少平当年在社科院法学所读研究生时听过包遵信讲课,因此尊包遵信为“老师”。中国和解智库说,包遵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杰出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百万余字作品。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人。

北京学者刘军宁平时和莫少平律师一样非常低调,只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写写文章。但这次也被限制自由,不得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他说:“对。一大早。好几个警察。
什么理由?他们也没讲清楚。只是说那边不适合去。他们跟着我,很长时间。”

刘军宁是北大政治学博士,曾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当研究员,90年代末被安排“下岗”,现在是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员。

曾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江棋生星期六也被限制自由,不得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他说:“去了吗?没有。他们警察把我堵在了家里。他们早就到了。7点半我们下电梯,一下来,就轰上来5,6个人,说是上头下命令,不让我去。”

*葬礼都不让参加以人为本在哪里?*

江棋生问警察是什么理由,警察无言以对。江棋生气愤地说:“你们的17大刚开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呢?我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你们都不让?你和谐在哪啊?以人为本在哪儿啊?“

不过,把莫少平、刘军宁、江棋生堵在家门口的警察,态度都比较好,姿态比较低,都强调是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办法。但是,家住北京航天桥一带的学者俞梅荪的遭遇就不一样了。他星期六凌晨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回了家。期间,他还有几次同看守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他说:“外面有人进来了,开了门,我就出去了。高警官就拉着我,两个人拖拽当中,我就摔在地上,把眼镜都摔折了。”

俞梅荪曾在中国国务院秘书局工作,参与起草了一些法律,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自由法律人”。他在警察把他限制在派出所、无法参加包遵信追悼会之后放声大哭。

他说:“我也去不成了。我就大哭一场。我当着高警官面哭,我哭的不是我自己,我自己去不了,无所谓。没关系。我哭的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完蛋了。我哭的是法律,哭的是我们的国家。”

因为被警察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无法前去参加包遵信追悼会,并且也因此大哭一场的,还有北京律师浦志强。

另据参加了追悼会的人士说,还有许多在北京的人士如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齐智勇、胡佳、贾建英,刘风钢、张先玲、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陈子明等,都因同样的原因和理由而无法参加追悼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报道:多名与六四有关人士被当局限制不得参加包遵信追悼会

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包遵信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星期六在北京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包遵信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举行之前,当局事先警告,仪式上不能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然而,包遵信的女儿包媛告诉记者,于浩成在致追悼词中还是提到了八九民运:“就是于浩成的发言辞中提到了,他没有提到六四,但提到了八九民运,也提到我父亲对民主的希望等等。”

包媛表示,父亲在中国目前这样压抑的政治环境下承受太多压力,或许离去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包媛表示,父亲离去时,她没有痛哭:“因为我听人家说在人刚刚要走的时候,不能在他身边嚎啕大哭或是摇晃他,这样对他不好。”

六四学生领袖江棋生被当局限制而无法出席包遵信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妻子则在出席仪式之后,星期一向本台记者表示:“当时我们租的那殡仪馆说好八点半就让我们进去布置,结果当局说不行,关起门一直到十点才让我们进去。所谓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其实我看就是警察吧,就一直围着我们,问我们一个装了挽联呀,照片呀的箱子,不停问我们里面装了什么。”

江棋生的妻子还表示,当局派出的工作人员也不让他们在现场发包遵信的生平材料:“当时那个老包的生平有个材料,他们不让发,当时我们就没发,后来是在吃饭的时候发的。”

据维权网星期天的报导,至少有100至200名亲朋好友未能出席包遵信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江棋生、天安门母亲代表代表张先玲、刘军宁、陈子明夫妇、刘苏里、六四镇压受害者齐志勇、维权人士胡佳夫妇等。齐志勇被限制不能出席包遵信遗体告别仪式,并被当局强行扣押达37小时,警方对他进行“刑事传唤”,指控齐志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齐志勇星期一告诉本台记者,当局要求他连他被绑架一事也不得向外界透露:“他们威胁我,不允许我上网向外界透露这事,他说因为我们正在立案侦查当中,他们给我那传票也是这么讲的。”

齐志勇认为,当局不让他出席,主要原因就是与六四有关:“因为我缺一条腿,如果出现可能明显一些,而且我又是六四的齐志勇,包老的女儿也知道我,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是让他们最最敏感或是头疼的,所以他们阻挡我,不让我去。当局还告诉我,说我没错,腿是没了,但历史已经过去了,国家和政府也有明确规定,也已经定性了。至于你现在还不踏实过日子,还要跟政府斗,跟共产党斗,那你纯粹是鸡蛋撞石头。”

六四学生领袖江棋生认为,包遵信和六四事件是分不开的:“包先生就是因为八九的事情,后来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在六四屠杀以后他又被判刑,判刑了以后又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他的后半生就和六四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提到包先生而不提六四,那么别的也就不要提了。”

▲亚洲新闻北京报道:天安门持不同政见者包遵信葬礼遭警方严格监控

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葬礼之际,活跃人士、致力于捍卫人权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等遭到逮捕、威胁、审问,阻挠他们参加民主英雄的葬礼

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去世的中国民主斗士,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的葬礼于三日星期六在中国警方的严格监视和威胁下举行。在场的公安人员向出席葬礼的人士发出警告、有关包老生平简介资料遭到收缴。此外,逮捕了多名希望出席葬礼的人士、并对他们进行审问。

十一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当地时间十一时,包遵信告别仪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大告别厅举行。大约二百多名各界人士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却看到了十几名公安人员在现场录像。并将其中仍在软禁中的人带走。他们是作家刘荻和民主活跃人士李海。警方还收缴了全部事先准备好的包先生生平简介及文章作品等文字资料。同时,禁止新闻记者在现场拍照。一名日本记者被警方带走,并被迫将数码相机中的照片全部删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包遵信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民主呼吁,深深地震撼了中共领导人。他热衷民运,最终成为学生和工人发起的和平示威运动领导人之一。而一九八九年初夏的这场运动,却在血腥镇压中告终。包遵信在示威者与军警发生的冲突中被捕。一九九一年,当局以“煽动反革命宣传罪行”判处他五年徒刑。但是,仅十一个月后便将他释放。他的友人兼同事陈子明表示,“获得自由后,他继续致力于中国民主运动,坚持要求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为此,他组织的许多活动都引起了政府关注”。

包遵信的葬礼由刘晓波组织。刘晓波也是一位活跃的中国民运人士、是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学生们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知识分子。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时,不得在葬礼期间提到任何有关六四的内容;聚众不能过多。

即便如此,警方仍然于十一月二日晚对包遵信的生前友好进行了审问和逮捕,采用恐吓的手段阻挠他们参加葬礼。三日清晨,警方对多位人士实施了软禁。他们中包括致力于捍卫人权的律师莫少奇(译音);科学家兼作家江棋生、知识分子刘君宁、陈子明、刘肃力;天安门母亲张献亮;活跃人事齐志勇、胡佳、曾金燕。据“捍卫中国人权”组织报道,为了阻挠这些人参加葬礼,警方甚至派出了十二名公安人员看守一人。

警方还逮捕法律问题专家俞梅荪、蒲志强,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俞梅荪被关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蒲志强连续五个小时受到威胁恐吓后,才获释。两人都因此未能参加葬礼。“捍卫中国人权”组织指出,由于警方的阻挠,至少二百人未能出席包遵信的葬礼。

包遵信女儿包瑗的鸣谢

包媛在父亲火化前

整整两周了,悲伤,焦急,忙碌,爸爸的后事终于在11月3日告一段落。虽然,对于爸爸的离世,即便在手捧爸爸的骨灰盒时,也仍然无法接受,但看到遗体告别仪式上那么多的人来为爸爸送行,我由衷地替爸爸感到欣慰。

爸爸走了。鲜花铺满灵堂,挽联环绕遗像,苏伯特交响乐回旋,爸爸走得庄重而温暖,走得尊严而光彩!

我没想到,在爸爸去世之后,会有那么朋友帮助筹办爸爸的后事;在遗体告别当天,又会有那么多朋友顶着压力前来吊唁。回想从2004年爸爸因脑干出血住院直到这一次离开,我们全家得到了数不清的朋友们的无私帮助。

在此,我代表全家向在爸爸危难时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捐助和其他帮助的每一个人表示感谢。正是您们的无私和慷慨,让这个无收入、无医保的老人渡过一次次难关并能尊严而风光地离开。

感谢11月3日被阻拦和在东郊殡仪馆被带走、未能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

感谢从全国各地冒着风险赶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

感谢不能亲自参加而通过各种渠道发来唁电、送上花圈花篮的海内外朋友!

感谢所有用文字祭奠爸爸的朋友!

感谢您们,爸爸的所有朋友!

爸爸走了,但您们的无私友情却常留我心!

2007年11月7日

雅虎的杨致远向入狱异见人士家属道歉

 

【2007年11月7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华盛顿报道/

杨致远和高琴声(左一)、吴宏达(左二)、俞陵(左三)交谈。(RFA)

湖南《当代商报》前编辑、诗人师涛在2005年因“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徒刑。中国政府在判决书中明确提到,法院判决的证据之一就是雅虎中国公司提供的师涛的雅虎电邮帐号的信息。2006年2月,美国国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雅虎公司的法律事务代表麦克-卡勒汉作证时表示,在中国警方要求雅虎香港公司提供师涛电邮帐号信息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个政治案件。但是后来证实,中国警方向雅虎香港公司出示的书面通知中提到这个案件有关“国家机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1月6号再次召开听证会,要求雅虎就向国会提供假证作出解释和道歉。

雅虎公司的杨致远和卡勒汉出席听证会,受到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轮番的、严厉的质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议员汤姆-兰托斯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雅虎公司代表卡勒汉向国会提供假信息、知道后又不主动向国会纠正的行为:

“说得好听点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说得不好听就是故意欺骗。”

卡勒汉解释说,他在2006年2月的国会听证会作证时,确实不知道中国国安对师涛的调查是个政治案件。他说他是在2006年10月才得知中国国安向雅虎提出合作的要求时,提到师涛案与“国家机密”有关。卡勒汉随后就他没有马上告之国会相关人员表示了道歉。

杨致远在作证时,首先向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同样因为雅虎提供的信息而被判入狱10年的王小宁的妻子俞陵表示了道歉:

图片:雅虎公司创始人、现任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在听证会上。(RFA)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坐在我后面的异见人士的家属们致以问候,我们将尽力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个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

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也出席了听证会。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杨致远。在听证会开始之前,杨致远和两位亲属以及陪同他们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在听证会上先后有几位议员都问到雅虎有没有向被监禁的异见人士的家属提供任何帮助,杨致远的答案是没有。在议员毫不留情的一再追问下,杨致远表示会考虑:

“我们愿意考虑向他们提供人道帮助。”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议员克里斯托佛-史密斯接着建议说,如果雅虎愿意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帮助的话,有一件事它完全可以做得到:

“你们知道在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有一个上诉案,原告是师涛和王小宁等人,你们可以庭外解决,给原告提供优厚的条件。”

师涛和王小宁的家人已经在加州法院起诉雅虎,目前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结束后,高琴声向本台表示他对雅虎公司的两位代表的态度感到不满:

高琴声:“我感觉对我是个侮辱。”

记者:“为什么是个侮辱呢?”

高琴声:“那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记者:“他说他会考虑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帮助,您不相信他吗?”

高琴声:“那为啥不痛痛快快在国会上表示呢?”

主持这次听证会的兰托斯也表示他对雅虎公司的两位代表的发言感到失望。

 

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划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

一所大学包括理念、体制、专业和课程等在内的实体的铸成,往往依赖于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大学校长。

张伯苓:一代人师

张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是一个芦苇杂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

张伯苓在此建起南开中学,此后一路“南开”,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创办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非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

20世纪30年代,沿学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桥一湖,夏季飘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斋 图书馆。同学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辍……

从盐碱滩到桃花源,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3百万银元(以下货币单位同)。

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个中艰辛,张伯苓说:“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

1918年底,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张伯苓和严范孙(南开的另一个创办人、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准备募集基金130万元。严、张南下,拜望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老乡、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恳请帮助筹款。遍访各省大员,募集大洋8.5万余元。

开办的钱勉强够了,日常开支还没有着落。张二次南行,重访李纯。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让人转告,筹集基金一事,他自有办法。1920年10月12日,张伯苓回到天津不到两周,李纯因病自杀。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兴建一座礼堂,命名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每年李纯忌日,校方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铜像前致祭。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

张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张伯苓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妥协。1919年5月上旬,触犯众怒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表示愿捐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苦于建校经费短缺,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接纳多方意见,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拒绝曹氏捐款。

对于一些难以拒绝的入学托请,张伯苓发明以“试读生”养免费生的办法。有权势者的子弟“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开校友郑家骏回忆说,“几十年来我和内子(也是南开同班毕业)在世界各地偶尔遇到一些绅士淑女,叙谈起来听我们是南开人,也会说他们也在南开念过半年或一年书,内子和我听了就会微笑对看一下,很有趣。”

“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所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但南开教师的薪金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顶尖教授坚守在这里。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

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是张伯苓亲自培养的师范生,梅贻琦和他是同班同学,曾邀请他到大学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张伯苓一样,也是一辈子只从事一件工作,耕耘于中等教育达50余年。南开人对他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南开这艘船是张伯苓掌舵,喻传鉴划桨。”

华午晴,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成为整个南开学校的会计课主任兼建筑课主任,总管全校的财务和基建。每一笔进账和花费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笔小小的经费,就算是张伯苓亲自提出来的,到了华午晴这里,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开师生取唐诗“白眼望青天”之义,给他起个绰号叫“华白眼”。

1939年,华午晴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张伯苓提议把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这座礼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礼堂,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建筑造型朴实无华,颇有几分华午晴生前的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

张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张伯苓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说,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难,不是从没缓解的筹款压力,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终其一生,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都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经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向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这篇文章的确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两大弊端:第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和美国生物课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南开1931~1933年 毕业生之职业调查为例,从事教育的高达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大为不满。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以退为进,出走北京。师生间的争执还在继续。“现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1925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轮回风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开的80余名同学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张伯苓改变教育方式,除了外语课以外,所有的课程应该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

1929年,他先后访问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麦、挪威等国,历时9个月。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他说,以前是研究学校的组织和外形,“现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以前觉得美国“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现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土货化”改革拉开序幕。新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重新定位南开:宗旨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改革之后,南开风气为之一新。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 汇率指数”等。

当年何廉的研究生、后来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杨敬年回忆说:“比如何廉讲的财经学,讲的都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读的英文教材,讲的是印度的财政学,所以南开大学的教材都是结合中国的,比如编写天津物价指数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了,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得非常密切,这个是在当时一般国立大学都很少有的。”

从师法日本,到仿效欧美,再到“土货化”,此举一出,连蔡元培也叹服。此前,谈到张伯苓,他曾两肩一耸,做不置可否状:他么?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么……

西南联大:一所充满奇迹的大学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1939年,联大新校舍建成,图为图书馆。(夏汝钧提供)



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北大校史馆提供)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西南联大校训。 (北大校史馆提供)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费孝通先生的题词。(选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数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心中,并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联大校友、教授陈岱孙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如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图书馆内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的书架。(北大校史馆提供)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条件的艰苦令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甚至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时隔70年,今天的联大校友仍然会时时提起“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消逝的西南联大再度传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更加令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感慨的是,几十年来,西南联大的爱国传统被老校友们传承、坚持着,近年来,仅为“希望工程”的捐款,就在云南等地建立了7所希望小学。“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习和发扬西南联大的爱国奉献精神,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担当起科教兴国、民族振兴的重任。”顾秉林说。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选自《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这是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吴有训(左六)等合影。(选自《周培源》)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则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图为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著作。(北大校史馆提供)

[链接:西南联大的诞生]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伴随着宛平城外绵密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其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

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陈岱孙)

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养之恩。(朱光亚)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杨振宁)

回忆昆明联大时清坐茶馆日复日设备简陋学习勤研究启蒙发源地——李政道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郑天挺)

联大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许渊冲)

正常的教学都如此困难,要进行研究几乎有些可笑。但我们这些避难的教授们坚定地相信研究是保持知识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任之恭)

回首往事,西南联大给予我的教育永志不忘,由此确立我的报效祖国的决心永世不移。(陈茹玉)

在联大的几年,给我脑海里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涂光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