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左与右
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左与右常常用来表示在某些价值问题上的不同取向和不同立场。维基百科举出了一些例子：革新为左；保守为右；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偏好“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更小的”政府为右；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世俗政府为左；宗教政府为右；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但是，当代最重要的左右之分是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左翼主张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右翼则主张保留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右翼主张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左翼则主张要对个人自由有所节制。
起初，左右之分与阶级之分有着严格对应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派是指那些支持贵族和教士利益的人，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特权利益的人。在19世纪中后叶，右派通常与大资产阶级拴在一起，左派则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所关联。到了20世纪中后叶，这种严格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了。在发达国家，上层的多数固然支持右派，但也有一部分上层投左派的票；底层的蓝领工人，有时也成为美国共和党这样的右翼政党的票仓；中产阶级在橄榄型社会中成为社会的主体，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时左时右，成为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的原因。
宪政与专政
宪政与专政，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简而言之，宪政就是“限政”，包括对政治权力三个方面的限制：权力主体、行使范围、有效期间。在宪政制度下，不允许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手中，政治权力要分配给若干不同机构（立法、行政、司法等），让权力来制衡权力；政治权力的行使也要限制在公共事务的范围内，不能侵犯基本人权，不能随意干预私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执政者的权力要定期由选民来赋予，每次选举就是一次调整政策的机会。专政是与宪政相反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所谓“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镇压之权”。在专政制度下，实行“阶级专政”、“党专政”甚至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乃至金日成、金正日式的世袭统治；实行“全面专政”、“统一思想”，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社会领域；毛泽东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长达几百年，在整个过渡时期都要实行专政，甚至说，红色政权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从贯彻价值观的有效性考虑，人们首先都会倾向于选择专政制度。马克思时代的右派政权都是实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时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当时的左派针对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斯大林主义者认为，利用专政手段剥夺农民，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有利于建立人人平等、标准划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今的威权主义者则为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和东亚国家的专制统治者叫好，认为右派专政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有利于保护私人权利。
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这是由于政治学的铁律在起作用。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政治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国家政权是一个利维坦（巨兽），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吞噬一切，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官僚阶级既不要自由也不要平等，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印尼的苏哈托给自己的家族带来了无限发财的自由，但并不给其他资本家以同样的机会。北朝鲜的金氏父子给老百姓带来了赤贫的平等，自己却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专政制度既不能带来自由，也不能带来平等；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
二、 政治生态：四个象限的分野
如果不划分宪政左右派和专政左右派，就很难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产生共识。举例来说，在1930年代，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称为右派，但除了他们都反对共产主义之外，这两位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显然大于共同点。在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的红卫兵运动都是左派运动，但这两种运动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其政治追求是不一样的。红卫兵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与喜欢嬉皮士的欧美青年显然大异其趣。
我们以“宪政—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右”作为横轴（为了更加简明，此处不考虑中派问题），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评论。
宪政右派
第一象限是宪政右派，通常称为自由民主主义或民主自由主义。18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欧洲大陆1848 革命和1860年代美国内战之后，自由主义与大众民主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到20世纪初，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英国、法国、北欧国家等陆续建立起来。但是，随着英国工党取代自由党在政坛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崛起为国会第一大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自由民主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被叱咤20世纪风云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遮蔽了往日的光彩。一直到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自由民主主义才重振旗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意识形态。在中国，自由民主主义一直是稀有品种，正宗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少之又少，1949年以后，在大陆和台湾均受到持续的打压，幸而有赖殷海光、顾准等哲人保留了一脉香火。大陆的自由民主主义从197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股“地下的潜流”，到1990年代后期则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根据一部分人的看法，自由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舆论界的主导倾向。
宪政左派
第二象限是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先后形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和一种政治党派。在20世纪初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达到了两个发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面夹攻，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场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坛的主角。社会民主主义于上个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曾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政党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的命运却十分不济。在前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扮演非常边缘化的角色。1949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连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都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但种种接近于、类似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仍然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写道：可以预期，它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势力。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这一趋势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专政左派
第三象限是专政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与之类似的格瓦拉主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左派的祖师爷是一手创建共产国际的列宁，但是要到斯大林统治时期才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同出于马克思主义的门下，前者强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者则修正和扬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专政左派在发展势头上一度压倒了宪政左派，几乎成为左派的代名词。斯大林与希特勒联手，差一点就彻底扼杀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文革中曾宣称，毛泽东发展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开创了全面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但在实际上，毛泽东是个半截子斯大林主义者和半截子毛主义者，正是他自己的这种两面性导致了文革派在他死后迅即崩溃。在“苏东波”和“颜色革命”之后，专政左派在它的故乡和中心地区大势已去，只在原来的边缘地区——朝鲜、古巴等国苟延残喘。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专政右派在中国愈来愈不得人心，毛派、文革派在被压制多年后，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专政右派
第四象限是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双雄并起，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民主与独裁”争论中，连英美派知识分子头面人物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也主张“试行新式独裁”。著名宪政学者钱端升说：“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东亚国家实行威权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样给予中国执政者以深刻的印象，坚定了他们在专政体制下搞市场转型的决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对于社会的控制强度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的专政体制，其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三、 政治锋面：四个时期的演化
锋面（或锋，front）是一个气象学用语，指分隔冷、暖两种不同性质气团之间的狭窄的过渡带。在三维空间，锋面自地面向高空冷气团一侧倾斜，垂直方向可伸展十多公里；在大尺度的二维坐标图上，锋面只表现为一条线。锋的长度一般可有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由于锋是冷暖气团交界地区，空气活动十分活跃，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云、雨、大风、降水等天气。锋的活动常经历着生成，加强，消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政治锋面，是指政治气团（政治派系）交锋的主要界面。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
专政右派vs.专政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度丧失了自信，这股思潮也刮到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最早把宪政民主介绍给国人的梁启超，在1920年访欧归来后写道：“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随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表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至1949年中共建政，专政右派和专政专派之间的斗争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锋面。国共两党都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将政敌称为“反革命”，实行最严酷的镇压手段，并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理念。虽然国民党内也有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共产党内也有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但都影响不了基本的政治格局。两党之外也曾有过弱小的“第三种势力”，但最终还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较倾向于自由民主主义的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则参加了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协”和“人民政府”。
专政左派vs.宪政左派
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出现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所说的世界“第二次民主化短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在欧洲复苏，随后，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早期的修正主义是列宁主义者指称社会民主主义的用语，现代修正主义则被毛主义者用来称谓疏离斯大林体制的各种思想倾向，例如铁托主义、陶里亚蒂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现代修正主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性，但没有后者走得那么远。譬如所谓“全民国家”，就是一种介于专政与宪政之间的政治构想。在中国，从1949年至1976年，不论是民间自发的政治运动（如1957年5月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兴起的“五一九运动”）和政治力量（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和“反革命集团”），还是执政党内的派系之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路线之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独裁暴政的反对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宪政和民主的倾向。即使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满极权专制的政治现状，要求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反对派，主要是左翼反对派。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典型话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林希翎语）。四五运动的著名口号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1950年代被取缔之后，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胡适的传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新一代自由民主主义者又重新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足以成为运动的主流。
专政右派vs.宪政右派
缺乏创新能力使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苏联错过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航班，尼克松跨过太平洋与毛泽东的握手撕裂了世界枢纽地带的战略同盟，中国文革的破产和柬埔寨的惨剧彻底败坏了激进主义路线的声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活力，这一切的合力导致了全球风向的转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毛泽东死后不到十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就出现了一个大换班。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新启蒙运动，这些争取民主的运动统统被当权派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确实，这些运动的主流与“五一九运动”和文革时期“异议运动”的主流不同，是既要民主政治，又要市场经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当权派，现在已经重新被毛派称为“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政右派与宪政右派的斗争，就取代了专政左派与宪政左派的斗争，成为中国政治风云的主要锋面。八九民主运动，是二者斗争的一个高潮。由于宪政右派在一时间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专政右派在没有了政治制衡的情况下，得以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到1990年代中后期，体制内外的宪政右派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并在新世纪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主导力量。宪政左派的高调出现和专政左派的重新活跃，使得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但还不足以动摇两种右派的主角地位。
宪政右派vs.宪政左派
在发达国家，宪政体制已经牢固地确立，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轮流上台执政，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像是气候上的冬夏交替、雨季与旱季更迭。虽然还有像毛派和新纳粹这样的左右翼极端组织，但是它们已经掀不起什么政治风浪。在新转型国家例如俄罗斯，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都还没有发育成熟，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仍然有相当的号召力，这是欧美国家始终对于俄罗斯有所防范的原因。在中国，虽然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有其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演化过程，但是它们正式“浮出水面”——1949年以后得以在官方媒体登台亮相，还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李慎之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通常认为，李慎之的上述言论，标志着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的上述言论，可以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宣言书。随着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实现，未来中国也会像今日发达国家一样，宪政左右派的对峙将成为主要的政治锋面。
四、 政治博弈：新形势与新组合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反对毛派当权者的是由三个在野派所组成的联合阵线。第一个在野派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民间政治运动中充当主角的社会民主派。第二个在野派是在一部分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露头的自由民主派。包遵信指出，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第三个在野派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初期称之为“走资派”，确实是冤枉了他们，但是在有了被“打倒”的经历，体验了民间疾苦，特别是了解到发达国家、东亚“四小龙”在近一二十年的发展实况后，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更加明确了。用邓小平的话说，“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非毛化联盟（即改革派联盟）发展的顶点。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民主墙运动内外呼应，拱倒凡是派，是这个联盟的共同胜利。当时的反改革势力，包括“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即毛派、文革派），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现在的毛派已经将其定义为投降邓小平复辟势力的毛派叛徒），以及党内为数众多的还原派（即斯大林派、计划经济派）。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他们都属于专政左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存在着进行全面改革和建立民主政体的可能性，但是，在邓小平先后对民间的自由民主派和党内的社会民主派下手，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之后，改革派联盟就破裂了。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经很清晰了。
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有些宪政右派还在一个劲儿地反左，一方面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是被假象所蒙蔽。王山的新秩序主义，何新的新国家主义，鼓吹把“国有经济”变为“党有经济”的所谓“太子党纲领”，是赤裸裸地为专政右派辩护的理论。比如王山就说得很露骨：新秩序主义是“新官僚”与“新的资产者阶层”所组成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意识形态。现阶段“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问题，而是发挥精英的积极性。”“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上述的言论并不是专政右派的“正统话语”，因为它们违背了“不争论”的禁令。“不争论”的玄机就在于“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继续凭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如果把专政右派当作专政左派来批判，把“左”当成主要敌人，就上了人家的圈套，成了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
左派联盟还是宪政联盟
在写于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一文中，笔者曾把社会民主主义列为中派的左翼，而把左派划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老左、中左和新左。在本文的四象限分析框架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属于宪政左派，老左即斯大林主义者属于专政左派，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左和新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
中左即毛主义者。“中左，不是指中间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间派，而是指中等资历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毛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和变型，从资历上说自然比老左要浅，同时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走资派’不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曾经真诚信奉过毛主义，乃至迄今痴心不改者，大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的年龄约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体上还可以算是中年人。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泽东逝世后，‘还乡团’们最担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义者利用年龄优势20年后卷土重来，于是便在政权机关和舆论阵地中开展了犁庭扫穴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在1980年代，掌权者认为文革已经寿终正寝，不可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但是，由于专政右派的一系列政策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精英联盟”垄断政经学权力，造成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怀旧情绪，昔日造反派在21世纪初得以重新崛起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网上政治力量。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
新左以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模板。一般而言，新左既批判发达国家的现行体制，也批判中国的现行体制。但是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与中国的专政体制又明摆着不是一回事，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要不要对二者加以区别，在中国首先促进宪政的实现，新左对此态度各异。甘阳以“自由左派”自居，又明确主张“全民普选”，自然应当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崔之元发表《小资产阶级宣言》，这是公然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唱对台戏。他虽然反对中国的“进步”力量“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却极力推荐昂格尔的“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其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他认为，可以把昂格尔的纲领性方案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综合”，“昂格尔有时把他的计划称之为‘超自由主义’，而不是反自由主义”。崔之元的上述观点，也可以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但也有一些新左在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保持缄默。近年来，经过中国思想界左右翼的碰撞与交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左亮明了宪政左派的政治立场。
新左除了面临自身定位的难题，还面临盟友选择的困惑。是与专政左派建立左派联盟呢，还是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建立宪政联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从来都是政治的首要问题。
如何对待专政左派
不仅宪政左派有一个如何对待专政左派的问题，宪政右派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根据一般的政治谋略，对手的对手就是朋友。宪政两派的主要对手是掌权的专政右派，在野的专政左派既然也是专政右派的反对者，自然可以有一种战略上的协同关系。但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与专政左派的政治目标截然不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残存的专政左派可以说是一种“永远的在野派”，没有任何上台的可能性。它们作为现行体制的最激烈的抨击者、批判者，可以起到一种在宪政体制中搅动漩涡、挑起争端的作用，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颠覆破坏作用。但是，曾经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掌权的专政左派，却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对于专政左派的理论批判和历史清算至今还没有真正展开，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着“指导思想”的正统地位。而且，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对于“党官僚集团”来说，左和右的招牌可以变换，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都可以牺牲，惟一不能改变的是“一党专政”。
因此，宪政两派在揭露和批判专政右派的同时，不能放松对于专政左派的历史罪恶和理论基础的清算，并时刻警惕其卷土重来的图谋。然而，如果专政右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于专政左派进行言论压制，宪政两派应当毫不含糊地加以谴责。套用伏尔泰说过的一句话：我坚决反对专政左派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专政左派说话的权利!李大钊曾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第一步是“争得民主”
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是在新世纪萌生的一个新现象。它将对于未来的民主化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至于那些仍然徘徊在这一联合阵线之外的新左派，很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者）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民主主义尚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他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指出了使普选权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两个政治条件：1，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只是绝对政治的软弱无力的辅助工具，而是要具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充分权限；2，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要得到保障。“没有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早期的列宁也曾说过：“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如果不能“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不论是左派的平等理想还是右派的自由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或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
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