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国庆节翌日晚上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间”节目里，看到了一个对毛泽东共产党血泪控诉的节目——“大饥荒年代失散儿童寻亲团”的故事。其中有两个现场採访，讲者痛哭失声，听者无不落泪，这是献给中共“国庆节”最好的礼物！

话说四十七年前的1958年，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发了全国大饥荒。当年，毛泽东共产党实行严格的户口政策，城市人口凭証供应仅可活命的口粮，农民则无论丰收欠收都要按定量交公粮。而正是毛泽东一方面驱赶九千万农民上山砍树“大炼钢铁”，田里的庄稼被白白糟蹋了；另一方面又鼓励公社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使得农民交了公粮后，一无所剩。安徽、河南、江苏等地为重灾区，农民整村整村被饿死，引发逃荒潮。农村谣言流传说到城市去能找到吃的，於是上海南京等城市一时之间，出现了大量的街头弃儿，总计有五万之多。周恩来急得团团转，亲自找内蒙古书记乌兰夫谈话，说内蒙古人口少，有草原有牛奶可以养活这批孤儿，下令将他们集体送往内蒙古，还要求一路上经过的北方省市都要尽力收养。於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就出现了凤凰卫视节目标题的所谓“大饥荒年代失散儿童寻亲团”的故事，当年被遗弃在北方的儿童自发地组织起来，回到江南故乡寻找被大饥荒拆散的亲人。

以前，只闻说过战争年代有战争孤儿，抗日战争中很多日本儿童留在中国东北，中日建交后纷纷回日本寻找亲生父母；从未闻说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出现几万名被遗弃的儿童，可是，这样的世界奇闻就出现在我们自称伟大的祖国！

安徽农民陈孝和和他的妻子、女儿面对採访镜头痛哭失声，痛苦地回忆四十七年前那段恐怖的时光：陈先生所在的生产队一百多天没有发放过一粒粮食！大人小孩饥饿难当，他的妻子半夜里偷偷跑到公社田里偷捡些稻穀，被人发现，吓得连夜逃亡。他领着两个儿子惶惶不可终日，儿子饿得只剩下皮包骨，野菜树皮都被剥光了，村里不断饿死人，他唯有将大儿子交给老人家，自己带着小儿子出外逃荒。於是，陈孝和带着他的三岁小儿子和同村逃荒的乡亲一起来到南京。进南京城见到第一间麵店，陈孝和倾尽囊中所有，买了两个包子给儿子。可怜的儿子在乡下从未吃过包子，手捧两个热腾腾的包子狼吞虎嚥只顾得吃，此时同乡一边一个迅速架走了陈孝和，陈孝和一步一回头，泪如泉涌，几番挣扎想奔回儿子身边，同乡半威胁半劝解地说：“走吧，你想给儿子一条生路就不要回头，否则只有一齐饿死，求老天让好心人修养他吧！”陈孝和无力地向苍天伸出手，哽咽着乾嚎：“上天啊，为什么要割掉我身上一块肉啊！”

一家老小为了活命，走的走，散的散，四处流浪讨饭为生，直到“三年困难时期”捱过了，才陆续回到家乡，一间破茅屋早已踪影全无，幸好大儿子还活着。妻子回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我的小儿子呢？”陈孝和痛哭流涕，深深自责。形势好转后，陈孝和夫妇又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虽然从来未见过这个失散的哥哥，可是从父母平时的叹气和忧郁的眼神中，知道了这是父母的一块要命的心病。於是，待她们长大后和其他许多类似妻离子散的家庭一样，到处求助，张贴广告。一天终於从内蒙古来了一个来认亲的男子，同是天涯苦命人，大家都渴望亲情，尽管亲子鉴定结果是否定的，两个妹妹始终不忍心告诉父母和这个“哥哥”，虽然他们天各一方，彼此都愿意以一家人相称相处，以此来藉慰彼此数十年痛失亲人的心灵。

大饥荒年代不只是农村饿死人，城市居民也吃不饱，也同样上演着这种忍痛抛弃亲生骨肉的人间悲剧。上海居民王海庚先生痛苦地忆述说，1958年大跃进，他父亲受到政治迫害，被开除公职送青海劳改，母亲带着一子三女顿失依靠，毫无收入，二十五岁的母亲竟然哭瞎了双眼！跟着大饥荒席卷全国，共产党倾全国之力保上海，凭着购粮簿仅有的粮食定量活命，可是，就算是这少得可怜的活命口粮，他们一家都无钱购买。一天，母亲偷偷地把一岁大的小女儿遗弃在医院走廊里，王先生放学回来不见了小妹妹，问妈妈，母亲痛哭失声，王海庚猛然想起昨天晚上母亲紧紧抱着小妹妹一夜不眠，小小的年纪明白了一切，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是啊，人世间有什么比亲情更可贵呢？有什么比骨肉分离更痛苦呢？

父亲一去二十一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瞎眼的母亲带着三个小孩艰难度日。王海庚先生流着眼泪忆述说，当年两个妹妹，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帮别人清倒马桶，把沉重的马桶提到公厕，倒掉髒物，清洗乾净，天亮前放回各家门口。寒冬腊月，两只小手冻得通红，长满冻疮，每月只赚取区区八角钱的工资。可怜的二妹辛劳过度，二十多岁就得重病死了。直到1979年，毛泽东死后落实政策，有一天，王海庚在家居路口遇到一个拖着行李的中年男子，操着西北口音普通话向他问路，打听她母亲的名字，他才猛然省悟：这就是我的父亲啊！……父子相见不相识，真是人世间的悲剧啊！父母两人劫后重逢，抱头痛哭，王海庚呆呆地站在旁边目睹着这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人间悲剧：父亲问母亲，还有两个女儿呢？……王海庚亲眼看见父亲瘫倒在地，捶足顿胸，嘶哑地哭叫着：“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

於是，除了已经逝去的女儿，当年被遗弃的女儿就成了两个老人家搁不下的心头大石，直至王老先生去世，弥留之间握着王海庚的手说不出话来，直到王海庚发誓一定要找到失散的妹妹，父亲才瞑目。从此，王海庚先生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性自发的寻找大饥荒失散亲人的活动中，他对每一个遭遇同样不幸的人都深为同情。有一天遇见一个从大西北来上海寻亲的中年人，只隐约记得小时候家住的弄堂编号，王海庚陪着他找到了这个地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半世纪前忍痛抛弃自己的父母亲人不知是生是死？王海庚看见中年人眼里闪着泪花，这点闪光的泪花包含着活活被拆散一生一世的骨肉之情，包含着几十年异乡艰苦孤旅生涯，这是多么撕人心肺的人间悲剧啊！

笔者想藉此文告诉更多的读者曾经发生在我们祖国的人间悲剧，也想藉此文告诉陈孝和、王海庚以及所有大饥荒期间骨肉分离的、以及数十年来被共产暴政迫害的同胞，一定要认清楚是谁使你们妻离子散？是谁使你们家破人亡？陈孝和嚎哭问苍天：：“上天啊，为什么要割掉我身上一块肉啊！”不是上天要割掉你身上一块肉，是毛泽东共产党割掉了你身上一块肉！王海庚父痛心自责：“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不！请王老先生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害了你的家人，是共产党毛泽东害了你的家人！千千万万个陈孝和、王海庚们，不要自责，不要怨自己命苦，不要光懂得流泪，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命运都和社会息息相关。如果你们都希望这样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不要再次发生，希望全中国的同胞都不再像你们一样撕心裂肺痛失亲人，就勇敢地团结起来挺直腰桿向独裁专制的政权说不！团结起来向他们作斗争！有一天人民当家作主了，我愿意再一次陪着你们落泪，但那是在公审判这些政治杀人犯的法庭上。

（3/10/07纽约）

（刋於《争鸣》杂志07年11月号）

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包遵信鼓吹心灵自由解放，启动中国一代学子思想转型。

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武汉的全国青年史学会上。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巅峰岁月，名动天下的包遵信则是这巅峰岁月的领军人物。我想像中的包遵信，应该是深沉庄严，且儒雅风流。哪知道实际生活中的包遵信，竟是那样随和而率性。恰逢夏天，皮肤黝黑的包先生，穿一条皱巴巴的西装短裤就进了讲堂，手上捏把大蒲扇，全无大学者的派头，活脱脱一个中学老门房。但他一旦开口，即判若两人，妙语如珠，睿智而机趣，不时引得台下一阵阵会心的欢笑。

再见到包遵信，差不多已二十年之后了。真是沧海桑田，当年精力过人、不知疲倦的包遵信，这时已是病魔缠身，举步维艰了。那时他住在北京的一座塔楼里，不仅早已失去公职，而且连卖文为生亦不可得，失去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只能仰仗年迈的妻子出外打工糊口。更可怕的是人为的隔离，使他越来越边缘化。但他仍不肯死心，仍在尽力保持与社会的联系。那天我与诸多友人一起去看望他，再到附近的一家馆子聚餐，餐馆老板听说是包遵信的饭局，马上变得十分殷勤，可见包遵信在当地社区颇有人望。谁知道见这一面，竟是最后一面。

说包遵信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那是一点也不夸张。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著名的《读书》杂志就成了我主要的启蒙读物。正是这本杂志，率先发表了哲学家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打响了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枪。此后，《读书》清算封建专制尤其是清算精神专制，呼吁告别中世纪，鼓吹自由思想的雄文更是连篇累牍，几乎将我的大脑彻底“格式化”，对我的思想转型起到了启动作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一九八一年第八期上，包遵信为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写的《迈向自由王国的足印》。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包遵信则从民族心理结构这一特殊角度说开，为其提供了历史的支点。

尽管包遵信笔下不乏名篇，但他作为出版家的锋芒，还是远远超过了作家的声望。在整个一九八零年代，他主要以主编的一系列出版物而独领风骚，不断把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从高峰推向更高峰。最巨者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莫属。包遵信与金观涛共同主编的这套丛书，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套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旨，以接轨普世价值为方向的大型人文普及读物。《以权利制约权利》、《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单看书名就不难知道，这套丛书在当时有著怎样烈的冲击力。“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丛书卷首所题的这句马克思名言，正好是这套丛书的写照。丛书确实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让普世价值的闪电，照亮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心。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那一代青年真正解放成为“人”，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未免有负丛书编者的初衷。

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这是包遵信八十年代全部努力的主题。他的最高成就就是《走向未来》丛书，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丛书时代，但无论以后出版了多套丛书，再无一套堪与《走向未来》比肩。《走向未来》丛书因此成了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高地的标志性景观，包遵信也因此注定了要写入中国思想史。

从“读书无禁区”到“思想无禁区”，包遵信跨前一步，踏上了“政治无禁区”的探索之旅。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包遵信则是这个时代激动人心的人物，他用出版物，不断给人们的梦想和激情注入新元素，也给时代增添很多亮色。后来的时代之所以不再那样激动人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太少像包遵信那样奋不顾身、同时又跟包遵信一样水晶般纯粹的先驱人物。

我们今天不乏“公共知识分子”，但包遵信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当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个时代，公民社会不过刚刚发育，体制外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旦被逐就找不到任何藏身之所，所以那时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道德勇气，是我们今天根本不可比拟的。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贵族”。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我们报以最大敬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先驱，包遵信也付出惨重代价。他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但最终还是被黑暗吞没。但即便被黑暗吞没，仍无改他的伟岸，这伟岸让敌人忌惮，也令自命为同道的某些后人惭愧。包遵信去了，伟岸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这或许未必是遗憾，一个平民创造历史的时代，或许是真的开始了。

于浩成在包遵信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致词

 

今天在这里，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送别敬爱的朋友和导师包遵信先生。老包（我们一向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担任过《读书》的副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引进世界先进国家的新知，使我们（包括广大青年人在内）受到启发和教导。他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位先知和导师。更加可贵的是他并非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或老于世故、明哲保身的“聪明人”。他从不满足仅仅“坐而论道”，而是闻道后就“起而践行”的人。

在“八九民运”中他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积极支持和参加广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他是1989年5月13日到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表示慰问和支持的十二作家、学者之一。后来当局宣布戒严，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担任“中国知识界支援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另一领导人是严家祺先生）。“六四”后的“秋后算账”中他被捕下狱，开除公职并判刑五年。近年来他不顾当局的对他的长期监视、不断警告、威胁和骚扰以及病魔，仍然以各种方式坚持维权活动和斗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令人气愤的是，当局直到他病危住院仍然没有罢手停止对他的迫害。

我在10月25日到东方医院探视他的第二天，当地派出所所长就突然到我家询问我是否去过医院？还有哪些人去过？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连一个垂死之人都不放过，真是无比的残暴和凶狠！对这种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权行径，我在这里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在我和老包的多年交往中，他的为人有两项突出的高贵品质使我深受感动：一是他的真诚、老实，待人诚恳、热情。我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半并被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正局降为正处），中国法学会和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均被解除并禁止发表文章、讲话，遂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后侥幸得返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于利害考虑对我的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切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诚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老包给我另一深刻印象是他毕生追求真理，好学不倦，活到老，学到老，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就在不久前，今年7月初我从方庄神州书店买到《胡适日记全编》其八册，偶然告诉老包后，他就乘公交车去神州书店也买了一部。他那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行走不便还这么渴望读书，追求真知，实在令人感动！

包遵信先生年仅七十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使我们痛失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老包，永别了！作为后死者，我们将学习你高尚精神，接过你的担子，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下去。老包，安息吧！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

2007年11月3日

 

早晨打开手机，意外看到远在南国的一位女编辑于昨天深夜发来的短信息：包遵信先生已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敬请各位师友同道相互转告，以缅怀这位引领八十年代青年走向未来的启蒙者！

上网搜索，又看到俞梅荪发布的消息：六天之前，包遵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处于深度昏迷之中，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

身居北京，对于包先生的病情竟然一无所知，自己的懒惰无礼实在是无法原谅。能够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翻检日记，为先生留下一点纸面上的纪念。

“2004-7-1，星期四，阴。到陈小雅老师家，见到包遵信老师。……回家时与包老师同车，40元。住牡丹园小区。路上谈到一些年轻人太过聪明，到了21世纪还想扮演传教士角色，并且像鲁迅、陈独秀那样以专制思维反抗专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只许自己骂人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包先生，在场的有俞梅荪等人，记得是为答案谢小雅老师帮我从美国带回新书《民权保障同盟》，由我邀约几位师友在一家饭店聚餐，没有想到平时十分节俭的俞梅荪抢先付了餐费。

第二次见到包先生是2004年9月8日下午，日记里只留下一行字：“包遵信老师来，送给他三本书。”

这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里讨论一些事情。我连忙说不敢当，应该由我去拜访。先生说家里的狗太厉害，执意要来我这里。我不知道先生要讨论什么重大议题，也不明白“狗太厉害”是不是另有所指，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下午三点多钟，我站在小区门口迎接先生，先送上自己的三本著作《戏剧大师曹禺》、《影剧之王田汉》、《民权保障同盟》，然后很惭愧地表白说：家里只有小小的一居室，连客人落座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旁边的小餐馆里坐一坐。

包先生坚决拒绝此项建议，两个人只好站在路边谈起来。先生问我曹禺是不是戏剧大师？吴祖光是不是戏剧大师？应该如何评价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曹禺肯定是戏剧大师，吴祖光的戏剧作品能够留下去的几乎没有。从正直勇敢的角度上看，吴祖光应该比曹禺高尚一些。从洞察事理、参悟人性方面看，曹禺是现代文坛除鲁迅之外的第一人。若干年之后，20世纪中国能够留传下去的大概只有鲁迅、周作人、曹禺、张爱玲、沈从文等几个人的文学作品。老舍的《茶馆》没有北京人艺的经典演出，也是留传不下去的。

先生解释说，他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只是与吴祖光先生私交很好，所以想知道从专业的眼光应该如何评价？

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包先生临走时告诉我，他与我的导师苏国荣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苏先生是很真诚的一个人。送别包先生，我感慨地对妻子说：“没有想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竟然主动来和我这个小辈人讨论历史人物，现在哪里还有这么认真的教授学者啊？”

第三次见到包先生是2005年初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在日记里留下记录。记得当时有张祖桦、王德邦、高战、古川等师友。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并且见识了他那条总是与客人纠缠的小狗。先生告诉我，他对于我写的几部书有一些意见，以后要与我单独交流。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对待，错失了向先生学习的机会。

第四次见到包先生是2006年5月21日的晚上。这一次由我做东请包遵信、江棋生、陈小雅、张祖桦、刘晓波诸师友聚会，并奉送新书《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席间有一位老兄闹酒，引出包先生就余、王拒郭一事对于我的相关言论的批评。我接受了先生的一部分批评；对于他因爱护余、王而表现出的在多元社会里依然坚持正邪敌我分明、忠奸善恶两立的二元对立意识或者说是路线斗争意识，至今依然持保留态度。好在先生并不是计较别人错失的一个人，6月16日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是那么慈祥随和。

与大多数1949年之前出生并且接受过那个时代最低限度的启蒙教育的老辈人一样，包先生并不是十全十美，却有着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所罕见的诚信和良善。和这样的老辈人接触，总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亲切之感。随着这样的老辈人越来越少，人世间将变得越来越乍炎乍凉、乍暖乍寒。

最后一次见包先生，是两个多月前的2007年8月11日。一位上海朋友在浙江大厦的陈生记请包先生和刘晓波夫妇吃饭，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应邀作陪。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搬家到左安门附近，以后见面没有以前方便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

包先生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主持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影响过一代人。只是我当年还是河南农村的中学教师，对于这套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丛书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倒是对于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王富仁、钱理群等先生比较粗糙也比较情绪化的文史著作颇为热衷。当我自己成为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一名学者时，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细读这套丛书了。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包先生为《拒绝谎言》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先生在1989年之后身陷牢狱，恢复自由后依然站在中国自由思想的前沿地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从而成为一部分年轻后学追随效仿的精神旗帜。在我看来，光荣伟大、永垂不朽之类的假话套话，是不足以形容包先生的真精神的。“拒绝谎言”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才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可珍贵的精神资源。

2007-10-30于北京家中

 

挽联

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
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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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男，安徽芜湖人，1937年9月1日出生。2007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病复发，医治无效，于28日下午6时逝世，享年70岁。

包先生是中国知名学者，中国思想史专家，一生活跃于思想文化领域，中年以后反专制、除蒙昧，其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成绩之卓著，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

包先生父母早亡，13岁就成为孤儿，弟妹先后饿死。然而，孤苦的生活并没泯灭他求知的欲望，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向上意志。他为了读完小学，靠教低年级学生挣学费；读中学时，他为买一部《红楼梦》，整整饿了一个月。正是靠着自己的顽强努力和天生聪慧，包先生先考上全国重点中学的芜湖一中，继而考入北京大学。

1964年7月，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随即进入中华书局任哲学编辑。和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在无休止的令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浪费了20多年青春年华。1976年国家出现了大转折的契机，包先生被调入国家出版局研究室，198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副研究员。新的历史契机令他英姿勃发，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展宏图。

1984年至1986年，包先生任《读书》杂志副主编，协助主编组织和编发了大量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书评和论文，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的名牌刊物之一，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

创建于1984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为当时知识界和文化界著名的学术机构，包先生任书院导师之一。1978年至1987年，包先生任《中国哲学》主编，1988年至1989年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除了倾力编好这些刊物而外，包先生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以及《中国论坛》、《明报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约百万字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中的著名人物。这些文章中的上品，后来集结在《跬步集》和《民主与启蒙》等著作中。

包先生非常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微，但他从来不是“尊孔派”，他对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一贯采取批判态度，有人因此而称他为“反孔派”，他则很恰当地认为是自己是批判继承派。包先生的这种严谨而公正的学术态度，为许多同行所称道。

包先生一生事业中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个是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一个是在80年代末那场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中可圈可点的表现。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包先生先任主编，后任顾问，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籍起，整个80年代一共出了80多种，每一种都再版重印。丛书展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了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了那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成为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最为看好的启蒙读物，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念念不忘。时隔二十多年，参与编辑、翻译和写作的青年学者中，已经有不少人成为各自领域的著名人物。包先生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成为他们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

一九八九年是当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的4月-6月爆发了席卷全国、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为中国当代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包遵信先生以他一贯的践行精神，积极投身于“八九民运”的全过程。作为中生代意见领袖，从89年3月知识界的公开信活动到戒严后的一系列活动，他参与了知识界发起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堪称八九期间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包遵信先生为争取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不避风险、大声疾呼，尽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

“六四”惨案发生后，包遵信先生被捕入狱，获五年刑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他失去了工作，原有住房被强行收回，没有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但是，他无怨无悔，除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之外，还不辞辛劳，提携后学。与此同时，他一直热情地参与争取自由与人权的社会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参与知识界呼唤社会宽容的公开信，参与呼吁重新评价八九运动的签名，参与了声援天安门母亲、北师大学生刘荻、湖北作家杜导斌；即使在2004年脑干出血、身患重病以后，仍然初衷不改，直到今年8月，他还在中国学者、作家关于北京奥运呼吁书上签名。

包先生那瘦小的身躯中，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和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不已！

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大面积沦落的困境中，包遵信先生以知行合一的勇气，诠释了“人怎样活得有尊严”，从而赢得了向往自由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

包遵信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包遵信治丧小组
2007年11月3日

包遵信先生与女儿包瑗（独立中文笔会独家图片）

 

爸爸，今天全家人来为您送行。

自从您第三次脑淤血发作住院，您就再没有醒来，虽然还有心跳，但大脑已经死亡，身体也渐渐变硬变凉变色。最后的下午，我守在您的床前，盯着监护仪上残酷的数字，不时伸手摸摸您的胸口，用双手揉搓您失去知觉的手指。我多希望，你的心跳渐渐增强，你的手指恢复温度。但我知道，冰封的时刻一点点逼近，让我无法躲藏。眼睁睁地，看着监视仪上的曲线变成不再有任何起伏的直线，我知道，那一刻到了。奇迹般地，我没有嚎啕大哭，甚至没有一滴眼泪。我的心，麻木了，如同您已经发凉变硬身体。

在生命面前，一切都那么渺小；在死亡面前，生命又那么脆弱；您能熬过孤苦伶仃的少年，熬过监狱的孤独，熬过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的生活，熬过没有基本人权的压抑，……但熬不过死亡。

面对生命的逝去，我是那么无助！七天来，我仿佛都是在白色的梦中，声音和影像都是白色的。您蹒跚的脚步声，是白色的；你看着外孙哈哈的微笑，是白色的；您从书房里缓缓地向我走来，是白色的。令人窒息、麻木、变成空壳的白色，让我难以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白色，我宁愿，世界和梦都漆黑一团。

你离去，我陆续近距离地接触到您的生前朋友，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您在家庭之外的大世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是一位风云人物，据说是您编过的丛书影响过不止一代人。而对于我来说，那个风云人物的人物的您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您是遥远的，即便您在家里，也总是坐在书桌前，要么看书，要么写作，不停地抽烟。我读中学时，您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我不知道你外出做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感觉您好像是去各地讲学；您的毛笔字写得漂亮，我从小就模仿您的签名，但您从未给女儿留下一幅墨宝。直到难忘的1989年，你被捕，家被抄，原住房被没收，你才在被捕之前向我交代了几件事。

爸爸，八九以前，您在家的时间太少，您给女儿的时间也太少，女儿多希望积攒足够的时间，用更多的记忆填补您留下的空白。

高墙隔断我与您。只有在您长时间远离的日子里，我才更加想您。三年多以后，您出狱了，您回家后的日子，变得最最令我难忘。您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您终于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吃到您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看见哈哈，你的烦恼全消，声音悦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动，四肢灵活。我知道，你对哈哈的爱是全身心的，不留任何余地。

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在刚刚过去的短暂而漫长的一周里，我们悉心整理着您留下的一切，您的朋友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准备今天的送别，我慢慢知道了更多的您，知道您在朋友们心中的重要地位，知道你为人的忠厚和义气，知道您在压力面前的气节。

今天，我们来为您送行。当我想表达对您的情感和怀念时，才感到自已的贫乏，有一种任何言语都说不清的遗憾！有满腹的心酸和痛苦堆积在胸口，您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让我坚强、挺住，无论多么压抑，都不得发泄。如同你被捕前对女儿交代，让我在面对恐怖的抄家时，理性、镇静，完成您交待的事情。

我相信，您一定正在天上的某个地方看着我，听到了我的倾诉。

爸爸，在这样的时刻，请您原谅我没有继承您的事业，原谅我不擅长文字表达。但我觉得，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

爸爸，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畅游，大笑。

女儿：包瑗

2007年11月3日

 

美国媒体记者们曾自称”黑幕揭发者”，他们对社会中发黑财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大胆揭露，公开曝光，这便是世界新闻史中著名的”扒粪运动”，而媒体记者则被称之为”扒粪的人”。美国由于有了这样一批扒粪者的推动，致使其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当下中国官办媒体，也有不少媒体从业者，他们中却不乏劳碌奔波于利用”黑幕”，掩盖”黑幕”的”发黑财者”。他们不是在”扒粪”，而是在”累粪”。为此，本文称此类活动为中国媒体的”累粪运动”。

今日中国，随着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自身却因为缺乏监督，正在利用舆论的监督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 湘中名记” 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 名记者 “黑幕”案发。这两件事，纵横大江南北，充分展示了今日中国媒体”累粪运动”的现实。南面的伍新勇，利用媒体，私心膨胀，为所欲为，案发后还辩解 “我是政法记者，政法记者有权佩带枪支”，可见无知狂妄到极点；北方的11名贪腐记者，借着一支笔的威力，竟然在震惊全国的繁峙矿难发生后，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为其掩盖事实真相。更具典型意义的是，《鄂东晚报》报社内部出于创收的冲动，自2003年以来，达成以威胁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他们为此上下互动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集体利用官家新闻特权，像屎壳郎滚粪球似的为发”黑幕财”，大肆进行”累粪运动”。  

2006年11 月底，北京朝阳区法院以敲诈罪判处中国投诉网记者李凌有期徒刑4年。李凌在调查完美(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时，向该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孙波发了一条敲诈380万元的短信。后来，双方协商到10 万元，李凌在该公司刘某处取得10万 元，当他离开时被等在大厅的警察抓获。中国媒体从业者此类行径使被监督者不堪重负，于是社会上便有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民谣。曾有一位县委宣传干事向媒 体证实，他们每次接待上边来的记者都要好吃好喝地招待，有时候还要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走时一般都要”封个红包”。某县环保局副局长也苦笑着向社会曝光说，经常有记者到他们县”监督”企业环保问题，但都是以索财为目的，最终多是拿钱走人。《河南商务新闻》曾报道：在 2005年8月的一次大型矿难发生之后，河南某报社的记者们一阵风似地奔向事发地；其实，他们与其说是急于报道事故，倒还不如说是急于知道地方政府究竟会给他们多少”封口费”。当这批记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事故现场时，地方政府官员们苦笑着说， “今天已经来过好几批记者了”，而且他们都已经”拿了钱并承诺封口”。 然而，还是有一批批记者接踵而至，拿不出更多现金的地方政府官员只好对发生矿难的矿主施以重压，逼着他们出钱收买记者。就在矿工死亡和重伤的矿井附近，记者们竟排着长队等候领取贿金。据悉，那些记者甚至发生推搡和口角，有的还试图插队，现场一片混乱。短短几天，来自不同媒体的那些敲诈成性的记者们共领取了多达20万元的现金。曾对《华盛顿邮报》记者透露这一消息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他亲眼看到过记者领取现金后签字的一长串名单。事后那家发表过暴露性消息的媒体《河南商务新闻》即被勒令停刊。
 
《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坦诚，收受企业用于堵媒体之口的钱，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特殊收入。北京一家公关公司负责人也披露说：” 封口费”的数额通常较大，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要看事情大小，如果被媒体调查的事件被报道后足以让企业倒闭，那么这个 “封口费”的数额可能更大。另据报道，一家全国知名的饮料企业就曾以广告费的形式，给北京一家不太知名的行业报纸支付过60万元的 “封口费”。 由此可见，一些媒体记者成了 “新闻杀手”，搞起了利用黑幕，敲诈勒索的”累粪运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单位的顾问，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 社会关系”，民间称之为”危机公关部长”——充当违法乱纪者的”保护伞”。

发”黑幕财”，进行”累粪运动”最普遍的当属媒体驻各地的记者站。中国河南省，连续三年对记者站的整顿中都问题多多，已取缔非法记者站32 家。这些非法记者站有的在基层实施新闻敲诈，有的乱拉广告、赞助，严重败坏了新闻界的声誉。《中国食品质量报》、《经济日报农村版》等4家报社记者站负责人都曾因涉嫌敲诈被拘捕。这4家 记者站以新闻报道为名，向不同单位和民众敲诈骗取财物，其中《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的诈骗行为尤其恶劣。此据媒体报道：卜军在另一家报 社记者站工作期间，与另一犯罪嫌疑人一起，利用记者的身份骗取某建筑公司两名职工的信任，以帮助”曝光”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名，骗取受害人” 曝光费” 1.8万元，然后伪造了一份《国内维权动态内参》寄给受害人。同年5月，二人以同样手段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村村民”曝光费”4万元，并伪造《消费日报》浙江记者站内参。

中国媒体”累粪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各级单位或领导为突出自已的政绩往上爬，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拉关系上省级国家级的报纸、广播、电视 ,与 媒体互动，欺上瞒下，坑害百姓。人们熟知的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陈良宇、杜世诚这些大巨贪，哪个没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红到紫的成长过 程？哪一个不是得益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众多官办媒体的大肆宣传，无耻吹捧发迹来的？他们大都是借媒体宣传指鹿为马，欺世盗名，利用笔头和镜头推波助澜， 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做成气候的 ，但却没有哪一家媒体曾对有违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新闻造假行为 ,承担过责任?

中国媒体腐败”累粪运动”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只要你给我好处,我就可以在报纸上给你发文章 ,发大文章,发头条 ,发专版，在电视上给你上新闻,上专题,上省台,上央视，有的还明码标价，不同级别与版面就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一些媒体对腐败分子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 ,反而利用其特殊地位为其掩饰罪行，塗脂抹粉。一旦其罪行彻底暴露后 ,这些昔日的吹鼓手，又摇身一变，撰文揭露内幕，转而成了反腐英雄。

美国著名新闻奖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正因为媒体是社会的”良心”， 真实、客观、公正、诚信，当是大众媒体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和职业道德。因此说，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但当下中国媒体，有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竟把舆论的公 共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媒体毫无公信力可言。当一种制度缺乏民主监督的机制，官家垄断信息发布权，媒体在制度上就无法独立，也不可能独立承担责任，维 护声誉，因而也就必然导致媒体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各媒体对其从
业人员进行有偿新闻、借监督敲诈等行为熟视无睹，甚至从管理制度上，有意无意地怂恿、迫使 一些从业人员走上公权寻租的道路。 史迪文曾在《记者勒索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 专制催生媒体腐败》一文中写道：”长期以来惯于操纵媒体的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也一直是这个金钱交易系统中的同谋；只要有需要，他们也可以用金钱或其他好处使记者’闭嘴’或’停笔’。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人人均已陷入其中的大气候。”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媒体正呈现出政府、商业、公共服务交织一体的混乱。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刘明强教授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媒体制度最独特的就是 “一元体制，二元运作” 。媒体是国家的垄断行业，而且肩负着国家精神指导和舆论引导的重任 ，同时面对市场机制，又必须实行产业发展。所以，在运作时最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获取广告利润，而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便是，”右手的政治权用于左手的经济权 “，从而一开始就在制度上为腐败提供了可能。这种 “拥有政治权的经营”体制，加上信息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力，致使中国官办媒体，拥有巨大的”媒体权力”，且县、市、省、中央媒体级别越高，其权力就越大。他们可以借垄断媒体发声的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甚至 “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 新闻寻租的实质是对新闻报道权的滥用，这种权力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经济、政治利益。在寻租理论中，寻租是以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不力为基础的。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特色的媒体借垄断信息的发布，运用”新闻把关” 的控制权大发社会黑幕财，进行扩张腐败的”累粪运动”。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员工伦理道德手册中规定：如果记者要采访一家公司的高层主管，而只有搭乘该公司的商务机才能去采访时，该记者可以搭乘，但必须由 CNN来支付记者的交通费用；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必须每年两次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汇报其个人投资活动。诸如此类的严格自我约束，在美国媒体中很普遍。《华盛顿邮报》规定，假如该报记者有直系 家属在某公司上班，这位记者就必须避嫌，不得参与报道任何与该公司有关的新闻；《纽约时报》还设立了更为严格的”行规”，编辑记者及其亲属都不得购买其固定跟踪的企业的股票，记者一律不准接受戏院的免费票。

媒体本应是公民的”喉舌”、”扬声器”和 “眼睛”， 要为民众的利益发声，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记得作家莫言曾在《媒体与腐败》一文中谈到：”我对媒体有一种恐惧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媒体的霸权时代。去年夏天，我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采访，我说了这张试卷的好处，但也对其中的三道题提出了批评，但出现在节目里的，只剩下我对试卷的表扬，我对试卷的批评被剪得干干净净。观众只能从剪辑出来的节目里看到我对这张卷子的赞赏，并不了解我的全部态度（至于我是否有资格对高考试卷提出批评 另当别论）。由此我想，所谓民意，也是可以剪辑的。他们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强’剪’民意。报纸和刊物也是一样，只要他们需要，没有表扬，可以制造出表扬，没有批评，也可以制造出批评来。”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办媒体，不是公民的 “喉舌”、”扬声器”和” 眼睛”， 而是在权力与金钱的左右下，成为随意歪曲、阉割民意的剪刀。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当下腐败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官方媒体不但无法去监督别人，自己就已经是”腐 败食物链”中的一环了。于是媒体不再是反腐败的工具，而是搞腐败的工具；不再是揭露黑暗的工具，而是遮掩黑暗的工具；不再是揭穿谎言的工具，而是制造谎言的工具了。

中国媒体腐败的”累粪运动”，何时能够结束？

 

对于土改中没收地主的财产，才过了五十多年，主流媒体的报导，怎么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呢？请看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叙述。现引用部分文字如下：

解放战争时期，在炮火中实行土地改革，一些地区还出现（对地主）滥打滥杀、扫地出门等过火行为。直到建国前夕，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政策逐渐改变为：……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富农则允许其继续“发家致富”……

建国前后对地主的政策：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由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如货币、金银手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等，不予没收……

如果真的如此，则所有地主都会高呼“共产党、毛主席是咱地主的大救星！”、都会打心眼里山呼“毛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果真如此，则历史就真变成了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打扮起来，而化妆师正是那些不敢正视历史，反而阉割、歪曲、篡改历史的所谓“历史学家”们。

然而再高明的化妆师也不可能把屁股打拌成脸面。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几篇官样文章来书写历史、认识历史，那么我们怎样解释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保护不了；而宪法赋予公民自由民主的权利，却被毛皇玩弄于股掌之间，变成了他肆意整人的自由和公民随时挨整、检讨、认罪的“民主”呢？。同理，一些关于土改的的讲话、文件、指示之类，又怎能成为地主的保护神，而使他们多少享受一点人的待遇呢？毛泽东对地主“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吗？下面以我亲身经历来回答。

没收地主财产，除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之外，还没收地主的一切浮财。什么叫“浮财”？没人严格界定过，大概除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叫“浮财”吧。没收浮财在四川大约从50年冬一直持续到52年土改结束。其过程各地做法可能有些差别，但大致可分为交浮财、收浮财和挖浮财几个阶段。没收浮财是从50年冬天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开始的。其实减租在四川并不存在，因为四川是49年冬天“解放”的，那时地主早已收了地租，无法“减”了；他们所收的地租（黄谷）于50年春征粮时已全部被政府收缴；从50年秋收开始，就不准地主收一粒粮食，还“减”什么“租”？所有地主都现口无粮，那里是什么“只没收地主多余的粮食”？50年冬天在农村开展的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是退押，叫地主把押金退还给佃户。其实就是叫地主交出金银手饰、玉器珠宝、磁器古董、皮衫呢绒……总之交出一切值钱的东西，因为地主已无现金退给佃户。但是这些东西除了衣物拿给农民以外，其余都交给了政府；也就是说农民当年交给地主的押金，现在换个手交给了政府，佃户得到的实际好处并不多。这个过程就是交浮财。对于交出财物，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生存，大多数地主都很老实听话，都做到了，很少发现隐藏转移财产的现象。但是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他绝不会相信敌人的，也没的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整垮地主的目的。于是就大规模地、挨家挨户地没收地主浮财，包括换洗衣服、铺笼帐被、日常用品、锅盆碗盏、坛坛罐罐、棹椅床柜、乃至书籍笔砚……

记得在父亲把金银手饰等贵重物品全部交出之后，第一次来我家没收浮财，大概是50年11月。村长率领一伙人闯进我家，父亲知道大劫到了，马上把房门、箱子、柜子打开，把全家人叫到一个屋角里，任凭主力军们洗劫。只看见他们翻箱倒柜，唏哩哗啦，一片忙乱，收的收衣服，抱的抱铺盖，下的下蚊帐、搬的搬箱子，抬的抬柜子，扛的扛棹椅，连镜子、梳子、泡酸菜的坛子也被拿走，《红楼梦》、《三国演义》、〈康熙字典〉等书籍也一本不剩地收走——不是有人要读书，而是按命令上交政府……收完东西以后，主力军们用目光依次扫视我们。弟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急忙躲在父母亲身后。原来他们来脱衣服，我的青布大衣，祖母的棉袄和三姑的夹衣，他们认为好一些的，都叫当场脱下拿走。这是有组织的洗劫，以后还有许多个人洗劫，他们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或单个行动，或邀约二三，搜寻农会没有拿走的东西。例如看见我家还有几千匹砖、瓦和二三千斤石灰，就挑的挑，背的背全部抢完了；铁钉、木板之类也被拿走；连仅有的一个泡菜坛里的酸菜，也被闯进来的小孩捞食……总之任何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闯进屋里来，对我们进行“共产”。而最后一次洗劫，是在51年6月，贫协主任任三兴把铺里的破枕头全部抢走，他说：“明天曹区书要来检查工作，看见地主还睡枕头，我们要受批评”。经过无数次的洗劫，我们就家徒四壁，变成赤贫，只剩四张破床、四条破被、两个破柜、一口破锅和每人穿在身上无法换洗，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的一身破衣服，全家14口人的财产总和不值3元钱！其他地主的遭遇也大抵如此，这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不管地主还是农民都可以见证的事实。

经过没收，所有地主也都一贫如洗，但共产党还不放心，认为地主都还藏有金银财宝，于是又开始第三阶段更为暴烈的“挖浮财”运动。那就是运用毛泽东当年在江西时期筹粮筹款的老办法，把地主捉来关押，捆绑吊打，进行勒索；再杀掉几个进行恫吓，逼迫地主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51年春节刚过，就把所有地主轮流斗争后进行罚款。罚款的根据是算“剥削账”，包括逢年过节给地主送礼等在内（不算地主还礼），1年被“剥削”多少，10年是多少，30年、40年又是多少。于是就罚款，从100万元（旧币）到1000万元不等，限期交清；无法交清者，一律捕捉关押。100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100元，但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数目，何况所有地主都一贫如洗，一元钱也交不出来，没有谁能交清罚款，因此所有地主都被关押。一边关押，一边叫各村农民押去斗争，于是捆绑吊打，淋冷水，跪瓦碴，吹土电扇……各种肉刑应运而生。单是我家所处的小小的大鱼乡（属纳溪县），被打、被斗、被逼后，就有女地主石汪氏上吊、沈应伦跳水，曹志廉、曹谋坤、曹光祖父子三人和何良等被枪毙；所有地主都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其中曹氏三父子于枪毙前一天下午，区委书记对他们说：“你们不把金银交出来，就只有今天晚上了。”三父子当即下跪哭求说：“已经到这种时候了，我们还不把金银拿出来买命吗？但是确实没有了。”这是我给被关押的父亲送饭时所亲见。当时12岁的我还以为是吓唬他们，殊不知第二天就把他们枪毙在乡公所宅边的草地上。这个挖浮财运动一直持续到52年初夏土改结束，把所的地主通通扫地出门为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地主们受尽了各种非人道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受害时间之长久，伤害之惨烈，规模之巨大，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政府，哪个党派能够相与之比；就是张献忠入川、色目人南侵、满鞑子进关那样的大规模劫杀，都不及其背项。这叫
“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吗？这叫做“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吗？这叫做“只没收土地、耕畜、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如贺币、和金银手饰等”“不予没收”吗？这和冠冕堂皇革命辞藻，相去何止千万里！

也许中共党内确有过对地主缩小没收范围的指示，刘少奇等人也有把一些财产留给地主的的讲话，叶剑英、方方等人在广东也有把土改搞得缓和一些的行动，但是这些措施一旦到了暴君毛泽东那里，就变成了“右倾保守”、“乌龟”、“和平土改”，就变成了“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毛泽东一贯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魔鬼哲学，正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的手段。土改中用残酷的手段挖浮财，直接受害的是地主，受“教育”——其实是被血腥暴力威胁、恫吓的是全国人民。在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这才是毛泽东反对“和平土改”，使用暴力的根本目的。

 

要体验中国历史的节奏，并不难。只需要走进一片竹林，扳弯一根毛竹，然后撒手，竹子会猛然反弹回去，像一匹骏马的尾巴抽向空中，风声飒然，击得邻竹落叶纷飞。你扳的弯度小，竹子的反弹力小；你扳的弯度大，反弹力也大。当然，你如果把竹子扳断了，便没有了反弹，一直等到根部的竹笋慢慢长成新竹，才会孕育出新的反弹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磨难史。

扳竹子的袁世凯

刚上大学时，我是其中一份子的77级学生与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发生龃龉，贴了不少大字报，被校方“扳”了一下。一年多以后，我们反弹回来，便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有些同学则反弹到西单墙上去了。官方大怒，用力反扳，力度越来越大。又是打地下刊物，又是“思想战线座谈”，又是“清除精神污染”，还不过瘾，再扳一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回更猛烈反弹回来的，是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怒吼的是整片“竹林”，这就是1986年的学潮。官方反扳得更厉害，把当时的总书记“扳”断了。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更大的反弹，和更暴烈的反扳，扳断了不少的竹子。于是没有了反弹，也没有了潇潇竹语。历史被扳断了。新竹和它的反弹力再生出来后，将以何等的猛烈反弹回去，不得而知。

“来来来，扳竹竹”，这个游戏我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就喜欢玩，袁世凯和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当然也玩。清末朝廷用中央集权扳了一下闹独立性的汉族封疆大吏，反弹回来的是以各省独立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和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分权程度最大的中华民国临时邦联政府，中央政府一度成了聋子的耳朵和骡子的那话儿 于是袁世凯为代表的统一派和中央集权派开始反扳，当他反扳到“洪宪”帝制时，新的反弹就开始了。连曾经最坚定地支持袁世凯“削督撤省”的梁启超，居然从军抗袁，不仅反对帝制，也反对中央集权。如果要他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义之间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全国流行“某人治某”，比如“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是一种新地方主义。

一只老虎和一群不会武功的武松

袁世凯的反动将当时的一大批名宿新彦驱赶到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阵营，比如蔡元培、胡适、章太炎、李剑农、李四光等人。但是，反中央集权能够超越前袁世凯时代么？反中央集权，中国便滑向武力割据甚至战乱分裂的泥潭；反地方主义，中国便倒向专制暴君甚至皇权幽灵的怀抱。中国再次但绝非最后一次面对无解的政治方程式。五四运动的雷声催生出国民意识的蘑菇，于是有人提出“国民直接干政”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国民直接参与政治来摆脱集权—分权的旧式循环。但中国太大，国民直接参与中央政治的“中央制宪”根本无望，希望就寄托在省级政治上。

于是，国民直接参与省区政治的“省宪”思想与“自治省联合”思想应运而生。这就是兴起于中国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政治运动的思想来源。可以看出，此时的“联治”思想，比民国元年的邦联思想有了进步，它已经开始摆脱军阀主权意识，接近国民主权观念。这正是现代联邦主义的精髓。

但是，首倡于湖南的“省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注定不会有比民初邦联政府更长的寿命。说到底，还是中国当时没有市民社会，没有市民社会，政治自治就没有土壤。自治思想的脆弱种子不可能在石板上生根并长出参天大树。中国的政治社会分为一只老虎和一群不会武功的武松。老虎是军阀，武松是那些喊打的民意代表。况且武松们之间对于打到老虎后是炮制虎骨酒，还是革制虎皮也没有一致看法。因此在见到老虎之前，往往自己先打起来。

当时湖南就有谭派、议会派、商人派和学生会派，打得不可开交。而更有趣的是，打虎会议常常由老虎本人主持，最后打的是谁就可想而知了。湖南省的立宪是军阀谭延恺和赵恒惕策动的。赵在选举中获胜，谭便放弃联省自治主张，随孙大元帅北伐统一中国来了。而赵某，自然倒向北洋军阀的怀抱。至此，湖南的省宪自治运动实际上已寿终正寝。

中国的政治子宫曾经发炎

但毕竟“联省自治”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现代政治启蒙运动，它超越了狭碍的民族主义和老式的地方主义，突出了现代的自治思想和民主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炯明，他的自治思想最为现代。他主张自治从村开始，然后乡镇，进而县省，最后达成联省政府之目的。联省自治运动波及湖南、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12个东南、西南大省，其思想深入全中国。虽然三、四个拟议中的“联省政府”胎死腹中，最后还是留给后人一部“联省宪法”。

尽管中国的巨竹最后被北洋旧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苏式体制的铁腕扳向中央集权，联邦主义的自治思想已经给中国种下遗传基因，即便在最集权的毛泽东体制里，仍然能看到它的影子。

诚然，中国头胎“联省政府”流产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此后都不能生育联邦政府。也许，那时的中国政治子宫有点炎症，现在有没有痊愈还不知道。但只要中国还有生育它的欲望，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有过一次胎动，这是个不错的消息。中央集权的孩子中国生得太多，是该搞点计划生育的时候了。得想办法给联邦主义的孩子搞张出生证明，它事实上已经在第二次胎动。

 

这些天互联网上有条引起热议的图文并茂的新闻，转引人民网10月26日评论《法眼看邳州欢迎书记归来事件》开篇的叙述为：江苏徐州市下辖县级市“邳州市市委书记李某参加十七大归来，该市组织了大规模的欢迎活动，各界人士全部出动，列队守候，打出‘李书记辛苦了’，‘热烈欢迎李书记凯旋归来’之类标语，场面盛大而热烈，而李书记也毫无愧色地然接受。”

我是从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上看到的相关图片，借用该网站上“苏北老乡”《关于李连玉从北京返邳州的思考》一文的用词，我对此宏伟场面也感到“震惊”。“苏北老乡”写道：“从党代表进入该市边界的乡镇开始，到党代表下榻的宾馆，全都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该市沿途所有乡镇和单位都在显要位置挂起了标语，所有单位职工统一着装，赶到党代表经过的沿途公路两侧。再看看欢迎场面，只见鞭炮齐鸣，烟花满天……献花、标语、握手、口号、鼓乐队，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考虑的都考虑了，能做的都做了，就看党代表满意不满意了。”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当年从苏联谈判和签订友好条约凯旋，周总理1955年冒着被特务暗杀的极大风险赴印尼参加万隆国际会议归来，也没有这么“隆重”的排场。不仅有领导干部、少先队员、军警列队迎候，居然还让“白衣天使”们（不知是离开照顾病员的岗位还是放弃倒班休息时间）手持彩旗鲜花站在路边恭迎！毛周那个冷战年代，中国被西方国家孤立，国际地位不高，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归来、外国政要来访，都要不惜代价地对内对外造势，爱搞铺张的大场面还可以理解。如今，国家层次的这种迎送仪式已被大大压缩，基本与国际礼仪接轨；国际上也只有某些外强中干的专制国家才偏好这种劳民伤财的浮华场面。

这种做法的荒谬一望而知，有网友将它与安徽亳州原市委书记李兴民登上书记“宝座”后，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的“僭妄”相提并论。但一向争先恐后的纸媒时评却少有言说的。我猜测是，十七大刚开过，批评这样一位“党代表”不免让人扫兴，而且中国人有“投鼠忌器”一说，怕批评他而对党的形象有损害。我觉得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本来，网上批评已那么激烈热火，佯装不知是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十七大报告的最后部分“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再次强调“求真务实”，因此对于危害执政党形象的“城狐社鼠”当然不能纵容。

不论李某是授意组织还是欣然接受这种盛大仪式（我倾向于认定是其“手下”的市级领导班子成员投其所好。中国法院网那篇“苏北老乡”文章说：此前，这位党代表正是利用了党代表这个光荣称号，想尽办法在媒体上扩大宣传自己的政绩，居然在电视台等媒体宣布“某某某当选党代表是中央对该市工作的充分肯定”……该市电视台对这位党代表的“神化”宣传，在该市电视台的新闻中，基本每天晚上都要见到他的新闻，中间的特别栏目也有该党代表的标志性手势和气宇轩昂的身姿。诸如某某某党代表亲切接见某某贵宾的话语不绝于耳……），说他是“城狐社鼠”我觉得一点不为过。他不就是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吗？他的行为是明显违反十七大政治报告精神的。报告说要“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李某的做法岂止是奢侈浪费？ 别说一个党代表，他就是中央委员，乃至陈良宇一般高位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也可以揭露批评吗？所谓“形象”问题，早就不是某个党员干部丑行的挡箭牌。 “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级党委领导人对于当地干部群众影响甚大，岂能为之护短？

前面说到这事的荒谬一望而知，“李书记”这样做也不会是要“过把瘾就死”，按说他及其僚属的智商也不会太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荒唐的事呢？虽然他们可能估计当地人和媒体不敢公然非议，但这么张扬传到“上面”也于他的仕途不利呀。

只有一个解释，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所以说，这个事例是对领导干部进行荣辱观的活教材好教材，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什么是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