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他们不”禁摩”

到台湾的第一个早晨，是被摩托车的噪音叫醒的。拉开窗帘，不远处是一个十字路口，数十上百辆摩托黑压压地停在人行道后面，骑士们都戴着安全头盔，绿灯一亮，一拧把手，齐齐向前射去，马达声震耳欲聋。台北称摩托为”机车”，其数量之多几乎赶得上大陆的自行车，且速度极快，与其他车辆并驾齐驱，毫不谦让。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广州刚刚通过”禁摩令”——”禁摩”似乎成了城市发展和进步的象征，可是台北的摩托居然如此”猖狂”。我向同行的台湾学者、台湾大学的杜教授介绍了大陆的禁摩情况，并问台北市有没有考虑禁掉？

杜教授很惊讶，他说，这怎么可以，这是人民的行路权啊！机车是有很多缺点，噪音大，不安全，污染重。但是，它方便，占道少，价格低廉。你考虑过没有，使用机车的都是什么人？主要是中低收入者。仅凭这一点它就不能被禁掉。因为制定公共政策，要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你都禁掉了，他们买不起汽车，怎么办？

物价的高与低

台北的物价很贵。一”粒”普通的富士苹果30台币，约合人民币7元。芒果一”粒”60元，人民币15元。为了保护果农的利益，这个水果大省的水果可一点也不便宜。

至于其他日用商品的价格，也基本是大陆的三倍左右。一瓶纯净水25台币，约合人民币6元。书更是贵得离谱，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人民币28元，台湾版的价格是480台币，换成人民币是120元。

可是也有一些价格比大陆便宜，比如风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开完会，政治大学的曾教授驱车带我们去野柳地质公园玩。这里是一片风蚀海岸，处处是磨菇石，风景优美，景观独特，差可比拟为大陆的石林，票价40台币，约合人民币10元。

风景区和博物馆，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公共产品”，应该惠及全体国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祖国–大陆大部分风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对农民、下岗工人及其他城市低收入者来说，是否太高了些？

为什么台湾的穷人可以享用这些”公共产品”呢？原因很简单，在台湾，一个人再穷，他也和那些亿万富翁一样，拥有一张选票。

火车站的东西和外面同等价格

在野柳地质公园游玩，印象最深的是偌大个风景区，居然没有一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子，也没有一个流动小贩。没有人向你兜售纪念品，没有人拉你照像，纠缠你骑沙地摩托车……你所看到的，只有清可见底的海水，天工造化的奇石；你能听到的，只有天风、海涛。整个海滩安静惬意。

三月六日，我乘火车从台北去高雄。去火车站前，我背着沉重的大包，先去超市买了水，又到街上买了”便当”（盒饭）。按照我的经验，这些东西进了车站就要翻倍。等到了车站，我惊讶地发现，站内的物价居然一点也不比超市贵。上了车，巡回手推车上的”便当”也和外面同价。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火车站里的东西，是可以和外面一样价格的。

和气生财

因为被摩托车吵醒，我去找招待所的管理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很瘦的女人。她检查了一下我的房间，发现上面有一个小窗没有关严。她奋勇地踩着桌子椅子上去关好，然后不停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第二天早上，她特意跑到我的房间来问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冷不防地给我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连声说，谢谢您！昨天实在对不起了！

以后每天遇到我，她都会问我休息得怎么样，然后给我鞠上一躬，弄得我十分地不适应。

台北的大部分商家，从商场到小吃摊，在接到付款后都会向你道声谢谢。找你零钱时，许多人都是用双手奉还。

在台湾宾馆住宿，退房的时候，是没有”查房”这一环节的。

传统节日

这次去台湾，我留心的一个重点是观察”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留存情况。

三月四日是元宵节，这一天，台北街头非常热闹。台北市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灯会，许多文艺团体上街表演。当天中午，我们在野柳遇到”迎神轿”活动。在地质公园参观时，恰好遇上当地渔民举行”开渔仪式”，十数艘渔船在海面上兜着圈子，不停燃放烟花爆竹，以祈祷今年渔业丰收。在台湾，清明、端午、中秋，都会放假一天，传统节日的味道很浓。

台湾的”温良恭俭让”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在大陆，我走访过一些原本文化发达，因交通形势改变而衰落的小乡镇。比如以前的西塘、乌镇，福建的永定，山西的小县城。这些地方的人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待人和气，温文有礼。到了台湾，感觉也是如此。

1952年，从大陆溃退台岛后的国民党，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所谓”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其中，”保卫中国文化”，又因为扫除台湾岛上日式教育文化遗存的需要而愈为台当局所重视。当然，这一切者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下实施。民进党执政后，学校教育中”中华文化”的内容有所减少，但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曾经专程查阅过台湾的中小学教材，一、二、三册是伦语选读，四、五册是孟子选读，第六册则是大学、中庸讲读。这一套书，基本上涵盖了”四书”的主要内容。

电视政治

接触时间一长，你会感觉到台湾人身上的优越感。他们的优越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他们知道大陆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台湾。几乎每一个台湾朋友在和你聊天时都会问：怎么样？看到电视上打嘴仗了吧！台湾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可以批评。

台大教授说：”台湾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比如，政治是管不到大学的。政府只负责给大学拔款，别的，什么都管不着。在台湾，一流的人才都不在政界，而是在商界和学界。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学者只要做好学问，商人只要做好生意，其他的都不用他关心。”他的声音里透着某种自豪。

在其他场合，台湾人都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女人说话嗲兮兮，男人有点娘娘腔，文明得有些”文弱”。只有在有关政治的论坛上，火药味十足。

台湾的电视乏善可陈。那些滥得不行的综艺类节目对大陆人来讲一点也不新鲜。因此每晚只好锁定在政治类的节目上，听台湾人在电视上唇枪舌剑。

好在这样的节目不少。在台湾的那几天，正好赶上”中正纪念堂”改名。四五个频道长篇大论地讨论这个话题。请的来宾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反对改名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反对派呈一面倒的压倒之势，对在坐的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极尽嘻怒笑骂之能事。这位副执行长连话都抢不到，十分可怜。好容易抢到发言机会，他说，要把”蒋庙”改掉，是因为这是一座象征”威权政治”的建筑，建筑理念充满专制精神。

旁边的一位民意代表马上拦住说：”胡说！现在的’总统府’不也是威权政治的建筑吗？要知道，那是日本总督府啊，为什么陈水扁还住在那里……”

那个戴眼镜的民进党说：”所有这些威权时期的建筑，都应该改名。因此，党内的主流意见，是迁都，迁到中南部去……”

民意代表又打断他：”纯粹放屁！迁都？迁到中南部？这明显是为了选举。中南部是你们的票仓，你们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是为了讨中南部的好……”

看台湾的政治类节目，一言以敝之，就是”百无禁忌”，谈什么都可以，怎么谈都可以。越是老百姓，越是民意代表，越是要骂人。越出惊人之言，就越受欢迎。

从长时间的威权统治下解脱出来，物极必反的”反威权”心态正盛。长时间不许开口后，”嘴瘾”现在正浓。这也是台湾议会打架风盛行，”政治乱象”不断的一个原因吧。

“为什么不统一”

每一个大陆人和台湾人坐到一起，不可避免地谈到一个话题：”统一，还是分裂”。

辅仁大学的一位学者，自称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对”大陆观点”和”民进党观点”各打五十大板。他说，统一还是分裂，要从”利益”这个角度出发。大陆人往往认为，统一是先天地不需论证地”好”。民进党人则认为，”独立”代表了”正义”、”真理”、”进步”。台湾人考虑问题是现实的。让他们选择统一还是分裂，他们只会有一个考量标准，那就是对自己有没有利。统一了，大陆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将更方便、更顺畅地为台湾人所用，两岸交往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唯一的阻碍，是政治。台湾人的政治理念和大陆差别太大了。台湾人认为，民主政治才是可以信赖的，其他政治类型的不稳定性太多。

在高雄，我和那位支持民进党的司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看法居然与辅大的教授基本一致。他说，用屁股想都会知道，大陆那么大，如果政治再民主了，对台湾当然有吸引力，为什么不统一？毕竟，我们的祖宗都是从大陆来的啊！（作者系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地位，通常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的体制不适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出问题，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认为全球化是对中国的改造，世界会用比较先进的规则改造中国，中国将会和世界接轨，首先讲的是和市场经济接轨，还有讲民主制度接轨，只是没有明确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来看，除了这两者，恐怕也有第三种选择和第三种可能。

这第三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中国演变了国际规则，而不是世界演变了中国呢？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讲要解放全人类，要用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拯救世界上2/3的苦难兄弟，现在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转变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在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面前，国际上经济学界一片唱赞歌的声音，这包含了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办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无奈。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应该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的，但是现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国的高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注解，所以出现了左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由竞争还不是很发达，右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福利水平很低。

随着全球的资本拥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世界的两大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趋势：福利国家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而自由贸易国家好像最后将不得不重塑贸易壁垒，否则对中国都无法应付，而且这仅仅是开始，这的确是很值得研究。这个现象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批评，国际的批评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谓要求 人民币升值只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很初步的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左派赞扬中国低自由和右派赞扬中国低福利的状况，不久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判中国低自由，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于低工资，我觉得仅仅说中国低工资不能概括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中国所有要素价格都很低，如果说中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力充裕，那中国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土地显然不多余。中国低成本使用资源，低成本使用环境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显然也不是资源大国，也不是环境特别好的国家。而且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别廉价的，尤其我们长期以来采用追加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可能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进行招商的(就是说你能够招来多少钱，我的公共资金会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劳动的使用都是廉价的，所有这些因素汇到一起，根本在于目前中国体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会的进步很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反常地压低所有的一切价格。因此，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福利国家的趋势不能持续，而且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实际上也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紧张，全球化机制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稀释到全世界，我这里讲稀释而不是化解，因为这种现象很难说是化解。之前，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博弈，但是在福利国家往往看到责任比较大的国家，当然权力也比较大，所谓自由放任是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它的责任也不会很大，就是说它一边要求权小责也小，一边要求权大责也大一点，但是很少有提出权要大，责要小的主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

法国5月份大选出现的萨科奇，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强化在权力上国家更加强大，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福利包袱要卸除，就是在责任方面他要妥协，这就要求更大权力和更小责任是兼而有之的，这种倾向在以往的西方权力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你很难说萨科奇是传统意义的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说他是左派，他主张低福利，你说他是右派，他又主张大国家，这个东西很难说。劳资关系失衡、失业增加、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困境，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积聚，最后一些人会发现，像中国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萨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着萨科奇的道路继续往下走，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最后我讲得不好听一点，世界中国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国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福音，而是这两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我觉得也很简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作出努力：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的确，我们应该继续扩展全世界已经被证实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扩展现代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保证这种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是真正的“正福利”。我们国家长期一直搞二次分配，过去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负福利”，就是有权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无权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比一次分配下降，反而还升高了一些。

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现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二次分配，由于我们的体制缺陷，反而变成了向有权有势者倾斜，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盖福利房，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觉得，福利房就看什么企业在盖，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是全部开放竞争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为他们的职工盖福利房，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如果是 垄断行业，如果是用垄断的方式获得了高额利润的行业，在他们很不正当的高收入的情况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效应”，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不管是实行放开的政策还是收紧的政策，都有那么一些得利者，另外相当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利比较少的。

比如，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老实说，自由多，这些人就会私搭乱建，就会形成所谓贫民窟，如果福利多，就会出现大片的福利公屋区，但是中国这两种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单身住工棚，两亿多人生活在单身工棚中，我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有很大隐患，也会产生畸形的一代。中国很多的留守儿童，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过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围中成长，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价值判断，乃至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设想。我想，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国家给他们解决一些福利房(中国最近在花力气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维持两亿多人的家庭生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作者：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厦门房地产老板侯昌财近20年来投入慈善事业的捐款累计超亿元。按说，在这个慈善事业举步维艰的时候，这是应当大大赞赏的。但新闻报道说，“部分市民”却对这位老板的善举大加质疑：“开发商搞慈善，目的是为了宣传，为企业挣更多的钱打基础。”

这位老板如何想，无人知晓。作为慈善的受益者，社会也毋须去追问。有趣的是，当这“部分市民”在猜测企业家动机时，却不假思索地将其归结为利己动机。

这种情形，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位企业家是不是君子，自可撇下不论，但至少人家掏出真金实银。而对此事发表评论者，肯定是按照某种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来解释他的行为的。当这部分市民不假思索地仅仅用利己动机去解释这位企业家的行为时，人们就可以窥见这部分市民的价值体系了。

这种价值体系就是绝对的利己主义。在他们眼里，人永远都是自私的，他们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伦理戒律。他们自己是这样行为的，在他们眼里，这是世间唯一可行的伦理原则。所以，他人也必然信奉这一伦理原则，并据此行动。

发表这种评论的市民，恐怕还会以清醒、理性的质疑者自居。但恰恰从这评论中，人们大约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伦理崩溃的现状，慈善事业缺乏心灵动力的根源。

任何社会都不乏自私自利的人，不过，论起利己主义伦理的信徒之比重来，当代中国社会或许是最高的。而且，这些信徒的信念也十分坚定。因为，这个时代集古今中外全部利己主义伦理之大成。

首先是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谋略文化、厚黑学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伦理原则，早就潜伏在人们心灵深处。其次是源于西方的物质主义的哲学教育，这种哲学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物质利益，所谓的善、同情，都不过是物质利益在心理上的一种反映而已。接下来到了90年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借助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渗透，变成全社会信奉不渝的伦理准则。

这样的知识和精神氛围塑造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体系。说起来，这种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发挥了不小作用。因为，几乎所有人，从农民到教授，从老板到政府官员，差不多是没有任何顾忌地追求财富，毫不犹豫地把一切东西，从资源，到权力，到诚信，任何信仰，都变成了创造财富的工具。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财富当然会增长，GDP当然会高速增长。相形之下，别的社会就要差很多，因为那里总是有不少人有宗教信仰，不觉得财富那么重要，创造财富的精神力量当然就不如中国人。

但这几年来，人们突然觉得，生活在这充满财富的世界，似乎并不那么幸福。钱少的人苦恼，钱多的人为挣更多的钱而苦恼，所有人看到比自己钱多的人都十分苦恼。有些人则在种种因缘际会中，走出了这种物质主义的陷阱，寻求精神上的救赎，做一点点善事，他们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只是普通白领。而整个社会舆论也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对此种行为有更多的赞赏。

这种赞赏，乃是中国社会趋向正常化的珍贵种子。我们的社会太缺乏温情与善行了，而社会主流舆论对行善者的赞赏，将会鼓励更多的人行善。善是一个社会的人们相互鼓励的结果。人人都可能有某种同情心，但这种同情心可能很微弱，而假如人们预料到自己的同情心和善行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承认、赞赏，他就会更乐于拿出自己的精力、资源去帮助他人。这个社会多数人能够反观自己的心灵，对他人多一些同情的理解，那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反馈机制，将社会向上提升。

当然，总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愿意放弃物质主义的伦理哲学的控制，物质主义精神会让人们相互描黑彼此的行为，推动整个社会一路堕落下去。其实，即使那位老板真的是用行善给未来赚更多的钱打基础，也不妨碍善行内在的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价值。

 

老包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真的诚惶诚恐。无论从治学资历的角度讲，还是从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的贡献的角度讲，我都应该尊他为先生。学生为先生作序，实在是一种狂妄或僭越。

这本文集中收录了大量写於八十年代的旧作，从中更能体会出老包後来走上与现存体制彻底决裂的不归路的必然性。无论是对明清思潮的反省、还是对“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的坚守，无论是与新儒家的论战、还是对自由民主宪政的执着，其主题直指中国绵绵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儒学制度化，制度伦理化和暴力化；辫子没有了，精神却长存……这一切把我带回了那个激情喷涌的岁月。

在我读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尽管丛书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古老传统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无疑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所以，称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第一任主编为先生，是名副其实的。

如果说，老包在八十年代的文字，还主要是借直接批判传统来间接批判49年後的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六四以後的文字则是直接指向现存一党专制，并通过对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的清理和分析，揭示中共骨子里的专制主义和犬儒化的功利主义。“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後，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再明白不过了，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正是这种清醒而执着的信念，使老包能够对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保持难得的警惕：“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有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闹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於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已经二十年了，又经历铭心刻骨的“六四”血案，我重新翻开家里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几乎所有人的当下处境都优越於老包，其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小康时代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该随主旋律和世俗潮流而变的人早就又成为新的弄潮儿了。而惟独老包，这个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却於九十年代消失了，他变成了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异类，在他曾经熟悉的文化界变成了真正的边缘人——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但是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无耻而残忍的制度，身处一个健忘而麻木的民族，想做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进而以高贵的人性自我期许，那么，除了叛逆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总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不为自由、尊严和高贵的健全人性付代价，就要为奴役、乞求和委琐的病态人性付代价。老包选择了前者，那么他所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想以头撞墙就不能抱怨头破血流！

2000年9月14日于北京家中（《北京之春》2000年12月号）

 

作者：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前，韩国政府“过去事件真相究明委员会”发表了关于34年前民主化运动领袖金大中在日本东京遭绑架事件的调查报告书，首次承认事件为当时的韩情治机关“中央情报部”(KCIA)策划的有组织的暴行，表示“深深的遗憾”。

其实，调查工作本身在去年夏天便大功告成，因担心结果公布后日方会要求道歉，结果的公开曾遭到韩外交部门的顽强抵抗。出于对日方“接受心理”的顾虑，韩方在对外公布前夕，特意私下向日本政府通报了有关结果，以求得日方的“理解”。对此，日方反应强烈：25日，外务省副大臣召见韩驻日大使，对韩方表示“遗憾”；各大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在要求韩方彻底公开事实并道歉的同时，呼吁日政府引渡犯罪嫌疑者。

1973年8月8日，光天化日之下，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著名反体制活动家金大中从下榻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Grand Palace饭店被KCIA特工绑架，5天后，在汉城的家中被解救时已是伤痕累累。

对日本来说，如此赤裸裸的主权侵害，事实上已构成外交事件，是可忍，孰不可忍，警方旋即展开调查。从现场检出被认为是KCIA要员、时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的指纹等证据来看，韩情治机关参与的嫌疑浓厚。日方向韩方讨说法，并要求有关嫌疑人出面配合调查，但遭到韩方的严词拒绝——誓死不承认政府公权的介入，随后，嫌疑者也被安排回国。

斯时冷战正酣，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尽管朴正熙政权是军事独裁，但鉴于其与朝鲜的艰难对峙，客观上成了日本列岛“反共的防波堤”。出于对自身地缘利益的权衡，日并不乐见其动摇，竭力避免日韩关系陷于对立。在这种大背景下，谋求事件的政治解决，力避其上升为外交问题，成了日本的最优先考量。为此，两国政府于1973年11月和1975年7月曾两度交涉，不惜将国家犯罪、主权侵害的性质和责任暧昧化，硬是把盖子死死捂上，乃至对事件的调查、事实关系的澄清都不过是做样子给国民看的美丽的Pose而已：在事件早已“风化”，受害者金大中本人也已经从总统任上引退有年的今天，虽然东京的警视厅至今仍保留着旨在调查事件真相的“调查本部”的组织建构，但韩国政府去年2月解禁的外交密档却显示，当时赴东京“谢罪”的金钟泌首相，与田中角荣首相间，其实已达成了“终结调查”的妥协。纵然是关涉国家主权的事体，也未尝不可以在政治家的碰杯中交易——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

但事件到底坐下了日韩两国战略互信缺失的祸根。196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虽然向韩国注入了巨额的经援，但两国却始终缺乏紧密的战略性联系；从冷战到后冷战，两国虽同属西方阵营，但对缓和地区矛盾、化解紧张贡献甚微。这既反映了东亚的牌局依然是大国坐庄的现实，同时也诠释着政治家私下的“政治解决”之不靠谱的道理。

不过，当人们陶醉于“历史真实水落石出”的时候，却不能不问一句：为什么尘封34年之久的历史悬案偏偏在今天重新浮出水面？毋庸讳言，这里自然有韩国从“军政”到“民政”成功转型而生发的公开性、透明性的一面，但在其背后，亦不乏现任总统卢武铉在即将到来的12月大选之前，通过暴露昔日军政权的旧恶而借机打击伺机夺权的保守在野党大国家党的用意。

而就此番公开的调查结果本身而言，虽然韩方承认了政府公权介入的事实，并承担了主权侵害的责任，但作为事件的焦点、最为关键的所谓总统(朴正熙)命令之存在与否及有无暗杀计划的问题，仍无明确结论，很难说是对过去的“清算”。对此，前总统金大中本人也表示不满。

不仅是韩方，日方的屁股也未必干净，其咎难辞：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有可能一开始就知道绑架计划，却未加阻止；而且，事后与韩方达成的终结调查的妥协有明显的“交易”色彩，板子只打韩方未必公平。

金大中事件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同一时期，还发生了朝鲜频繁绑架日本人质的事件，无一不是发生于冷战时期的骇人听闻的国家犯罪。这些历史悬案之所以被长期搁置，得不到彻底解决，与有关国家把历史问题政治化，总试图从战略层面谋求政治、外交性解决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尘归尘，土归土，还历史以本来的客观，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是东亚社会能否放下历史的包袱，走向开放的关键所在。

 

1、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由主义定义？

我想可以区分广义的与狭义的、以及政治的与学理的不同层面。广义上说，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差不多已相当于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共识（common sense）。这一共识深刻对应着89年的事件。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新诸子百家与民主浪潮，一度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为“89共识”的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一共识还相当模糊。64屠杀摧毁了现实的政治变革势力，但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对这一共识构成颠覆性的冲击。反而促使这一共识向深度延伸，当然也有分化。譬如一个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未被注意的变化，是在89事件之后，基督新教在传入中国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第一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世界。最初的一批具有“89共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支在国内，逐步形成了十几年后以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为主体的城市家庭教会的雏形。一支在海外，一批民主运动中的领袖与参与者，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北美华人教会。大概主要在2003年以后，这两个部分才开始凸显在当代社会和主流思想界的视野下，开始影响当代自由主义的走向。

90年代初一条腿走路的市场化改革，终于慢慢摧毁了整个社会的“89共识”。在被压缩的政治空间中，自由主义首先作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士出现，所以习惯上把中国的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而一条腿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实在摧毁“89共识”的过程中扮演了很微妙的作用。它至少激发了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等思潮，在不同层面上的回应和反驳。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政治腐败、弱势群体大规模的利益受损及各种社会冲突日益加剧，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基本上已失去了对于未来的一个common sense。这时，“政治的自由主义”在1998年浮出水面，开始以自由主义学理全面思考政体问题。从此，自由主义也被主要理解为一种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在最近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看法，一种广义上的“自由主义”，已替代“89共识”，成为中国主流社会对未来宪政与社会转型的一种最完整和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它的主体，基本上等于在忽略欧洲与北美一切政体、宗教与思想差异的前提下，所得到的一个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最低共识的全部知识。

这一自由主义立场，几乎涵盖了李慎之、李锐、朱厚泽、最近的谢韬等中共的党内民主派；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袁伟时等主流的自由主义学院派；刘晓波、余杰、江棋生等国内异议分子群体；曹思源、吴敬琏、茅于轼等倾向政治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魏京生、吴弘达、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群体；以“民主党”成员为主体的国内民运派；近年来以“法政系”为主体的维权派，以及孙大午、武克钢为典型的自由派工商界人士，以及以南方报业集团、中国新闻周刊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等。在当代中国，我不认为有任何思潮及其所影响的人群，无论是中共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新左派、权威主义或新儒家学说，还能够对这一自由主义共识形成有力的挑战。如果给出我的一个所谓适合中国国情的定义，就是当代中国在反对一党专制、结束“共产中国”这一根本性诉求之下，所形成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政体转型的一种强烈的和逐渐清晰的政治学共识，它包含了关于宪政主义、分权理论、法治原则、政教分离、权利法案、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市场体制等核心内容的一个基本认同。

而在当代中国，除了中共的官方政治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学之外，并没有第三种携带了足够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的政治学。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1945年这个概念之于欧洲、以及1950年这个概念之于台湾的那种意义，简言之，就是一种更加学理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坚决的政治学上的“反共”立场。这一立场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政体革命，但这一立场已不可逆，甚至已不可能被另一场89屠杀所摧毁。几年前，英国《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访问北京，与新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会谈。之后在成都与我有一次谈话。我问他，对欧洲的新左派而言，市场体制和宪政体制是否仍是一个确定的前提。他惊讶地说，of course。我说，这正是中国的新左派刻意淡化的、但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概念里最核心的那个部分。这一部分的共识与89屠杀之后的中国政治语境密切相关，也与一个否定一党专制的明确的“反共”立场融为一体。没有这个，就没有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上述是广义的和政治的层面。而从狭义的和学理的层面看，自由主义在十年之前的复兴，得益于在政治高压下对于胡适、储安平等“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回顾和梳理，和对哈耶克、伯林、阿克顿等英美自由主义资源的译介，以及政治流亡所造成的国内与海外思想资源与共识传承上的一个断裂。因此狭义上的自由主义，也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主流，可以程度不同地被四个定语所修饰。一个是“古典的”自由主义，一个是“英美的”自由主义，一个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法治的”自由主义。而刚才提到的“宗教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刚刚凸显其影响的分支，尚未产生整体上的影响。这一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更加接近、并且越来越接近于欧美的保守党或共和党。其与党内民主派、海外民运派以及国内的民主派，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野。尤其近年来在“维权运动”这一现实的宪政运动的实践中开始凸显。举两个明显的例子，一个是十年前的1997－1998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民主党”组党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却完全没有联系。这既与政治高压与恐惧所造成的隔绝有关，也与学理与政治上的歧见有关。第二是最近两年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在走向上的混乱与分歧，这到底是一场新型的、被那四个定语的自由主义所影响下的“新民权运动”，还是一次海外民运思路所影响下的“新民运”的翻版？其代表人物高智晟、杨茂东（郭飞雄）所选择的路线在自由派中激发起的分歧，以及他们受到政府迫害的遭遇，使当前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受到一定的挑战，意味着当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学理进入政治，它需要一个共识的沉淀，以及在这个旗号下的更加细致的分野。

2、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此议题曾产生过许多议论。但是，香港回归已经10多年了，您认为香港对大陆有过什么影响吗？

香港对大陆的影响很大，我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后者的影响是政治性的和戏剧性的。但前者的影响是民间性、观念性和日常性的。换言之是一个循环：北京（中南海）影响香港，香港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国社会影响北京。后两个是间接性的，广义上说是文化性的。而前者是直接性的。所以前者更受到关注，也更容易令人悲观。

举例来说，香港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对大陆民间社会潜在的冲击性与影响力，是回归之前若发生类似事件所不能比拟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成为“香港自由行”的一个隐藏的观光点。香港的自由派刊物，其发行量在开通“自由行”之后均有大幅增长。香港的资源，为大陆空间狭窄的NGO、NPO组织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民间刊物的潜流、以及教会的成长、政治异议活动的临时平台，都比以往提供了更多合法化和掩护性的渠道。商业往来、沿海地带的传媒与舆论，一切民间交往所携带的文化与观念资源，具有中南海的政治影响所不能设想的渗透性。这种作用并不完全是一个越来越被北京制约的香港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自由派思潮占主导的大陆民间社会的内在渴求所决定的。无论北京怎样施加政治及经济的压力，香港的回归仍然犹如干柴烈火。不错，文化影响的速度通常会低于政治影响。但香港对大陆格局的演变，显然在回归之后，日益扮演着一个微妙的和重要的角色。

3、在管理、法治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什么才是中国优先解决的问题？

其实中共在89之后对这一问题持续不断地作出了它的回答和路径选择。这一系列选择构成了今天问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即中共的改革模式迄今为止所作出的选择，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以至于在今天，“什么才是中国应当优先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89年之后经过短期的停顿，政治收缩下的市场化启动成为中国政府一条腿走路的选择。在90年代中期，当跛足的市场化日益带来行政腐败与公共管理的危机时，政府再次选择了“去政治化”的法治主义路径。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私法领域内的大规模立法，与市场化全面衔接。公法的改革基本没动。到第二阶段，在公法内推动了行政法的发展，有学者称为“以行政吸纳政治”，但宪法的变革基本没动。到第三阶段即21世纪初，民间的宪政运动出现了各种雏形，分散的社会利益冲突，开始逐渐形成一个无形的、模糊的和普遍性的压力集团，就如胎儿在母腹中接近三个月时的状态。宪法的私法部分（财产权）被迫在2004年得到了回应。但这仍然是私法变革在公法领域内的一种延伸，而非宪法体制本身的变革。目前的中国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体制的一种结合；在政体上，是专制主义与行政法为主导的法制主义的一种结合。有学者认为这一新权威主义的模式已经形成。若照这种看法，中国今天就没有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一模式的定型，来平衡处理“管理、法治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

但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中共的选择有它内在的逻辑性，也不能简单否定它的效果。但中共的改革模式，第一，是一种将问题与冲突尽量延后的机制。延后也不见得不好，但却给未来带来了“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性。第二，这也是一种必然将各种问题混杂与复杂化的机制。换言之，“管理、法治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些议题，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单独处理。因此，上述的两个结合并没有构成一种稳定的模式，而是处在持续的、高度的动态之中。尤其当中共的核心领导机制，从个人独裁不可逆地转向某种集体主义的寡头体制之后，这种动态所蕴含着的危险性就越来越高。因为除了诉诸民主与宪政改革之外，日渐衰微的传统政体已无法给一个最高领袖带来领导社会转型所必需的个人权威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权威与合法性在目前虽然还没有非常明显的失去，但却只能由一个集体（政治局常委会）来笼统的继承。这种集体的最高权力模式只能处理日常局面，而不可能领导一场重大的政体变革，或应对一场复杂的社会危机。任何人想要重新从这个小集体中将“股份”收拢在个人手中，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局面，这个局面要么是政变、战争、重大社会危机，要么就是宪政与民主改革的启动。

因此中国目前最需要优先处理的是两个局面，其一，中共政治局的寡头体制一旦形成，中共当局处理重大社会危机的能力，就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与隐患。因为任何重大危机所具有的复杂程度，对一个“股权分散”的委员会机制都将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其二，经济发展、社会冲突、法治进程、民主化与社会管理，已经形成了一盘彼此胶着的棋。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任何新的、重要的制度改革都几乎再难推行了。因为每一个问题，都正在以一种加速度变成政体问题。

在这两重的挑战面前，或者回到独裁，或者走向宪政民主，不可能有第三条路。所以最佳的、最优先的选择就是在出现任何重大社会危机之前，回到独裁（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启动宪政改革。这不但对中国是最安全的，对共产党、甚至对全世界而言，也是最安全的。在当代中国，这比在任何领域处理一个单独的问题都更重要。或者说，在任何一个领域处理一个单独的问题，都会加剧这种整体上的紧迫性。

注：作者于2006年10月应法国外交部“未来人士”计划的邀请，作短期学术访问。

2007-10-10于成都。

 

一、 中共政权申奥的驱动力

2001年7月13日21点（北京时间），国际奥委会开始就确定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进行投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北京获得44票，多伦多20票，伊斯坦布尔17票，巴黎15票，大阪6票。没有城市首轮得票超过半数。根据投票规则，大阪被首轮淘汰。接着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是北京以超过半数的56票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消息以电磁波的速度转回中国大陆，北京和许多城市为之沸腾。按中国新闻单位的说法是40万北京民众迅时涌向天安门彻夜狂欢。

如果说中共官方新闻部门有夸大之嫌的话，我们不妨看看身在北京的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是怎么描述的。他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

如果说留在我们这一代中有太多太多的官方组织出来的“狂欢” 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狂欢” 不是官方组织出来的，而是来源于民众的自发。中共政权申奥成功，民众狂欢，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志士们是一个多么不堪的现实。

中共政权如此热衷申奥，驱动力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要来纠正说：不是中共政权申奥，是北京奥委会申奥。那我祇能请他别装扮政治天真。） 有人说是经济驱动，办奥运可以赚钱。此话虽有理，因办奥运赚钱确有实例，但事情并不绝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奥运会多以赔钱收场，如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达20亿美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扭亏为盈，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又亏损2.2亿美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更是亏损至天文数字，从几十亿到100亿美元不等，至今还理不出一个确实的数字。中共办北京29届奥运是否赚钱祇得且听下回分解。或许这终将是无解之谜，共产党不会公布真正的账目，也无人可去细查。当然某些官员通过主持某些奥运工程而中饱私囊则是无疑之事，这也会成为中共官员热衷办奥运的经济驱动力。但是对于中共最高层来说驱动力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层面。办奥运赚钱与否并不在中共最高层的关注之中。中共在外界批评它人权记录恶劣没有资格主办奥运时总是说：不要泛政治化，不要把体育运动泛政治化。其实真正大规模把体育泛政治化的正是中共。从毛的“乒乓外交” 到邓的“女排精神” 无不充满政治内容。体育项目的每一项胜利、每一个奖牌的获得都上纲为党领导的英明。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以主办奥运来为自己涂脂抹粉，是中共政权锲而不舍地争奥运主办权的最主要驱动力。

二、中共手中的民族主义牌与欢乐牌

现今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已完全破产。六四屠杀之后它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修补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发展经济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固然是稳定政权的要素，除此之外还得在精神层面上收拾人心。中共政权经过探索得出认知，收拾人心兵须分两路。一路是打民族主义牌；一路是打欢乐牌。

中共政权对民众说：当代霸权主义继昔日帝国主义列强之余绪欺侮中国。银河号事件、轰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南海撞机等都是它们欺侮中国的证据。而中共政权顶住了这些欺侮，维护了民族尊严，自然是好样的。还有，中共把太空人送上天，弘扬国威，是好样的。中共政权对台独严厉强硬，为保护国土不分裂将不惜一切，也是好样的。……这许许多多的“好样的” 叠加起来，中共政权就在无形中金蝉脱壳，从民众的屠夫变成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守护神。

中共政权的欢乐牌由1999年《北京日报》社首开省市党委机关报主办“选美”活动吹响号角。其后2001这场名为“第二届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 历时一年半。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深圳等地数千参赛少女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在北京决出冠、亚、季军。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遗孀于若木、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赵宗鼐为优胜者颁了奖。由于得到中共官方鼓励，中国的选美活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由此给社会营造了一片欢乐的气氛。除此之外，到处举行大规模的演唱会。请港澳台名角来壮场。青少年追星族呼啸全国。整个社会处于不间断的嘉年华会之中。多么欢乐的国度啊！一个能造就如此欢乐局面的政权如何不是人民的政权？

如果说过去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牌和欢乐牌是各行各路的两张牌，那么申奥就是把这两张牌有机地化合起来。这化合反应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共政权的形象抬上云端。2001年7月13号化合反应成功。力度巨大的化学能把几十万北京民众瞬时卷向天安门广场。既有载歌载舞，也有狂呼乱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 的呼喊伴随着歌舞，欢乐中有政治；政治中有欢乐。江泽民之流在天安门上踌躇满志、洋洋自得地欣赏着这一幕。

三、应予面对的现实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欢呼雀跃中国的民主志士何其悲愤。那不就是18年前中共政权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地方吗？中共政权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我们清晰洞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专制一代把东北江东64屯地区让给苏俄；把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印度；把云南江心坡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缅甸；对琉球、钓鱼台的脱幅无所作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专制新一代继承毛的衣钵，卖国胆子更大，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虽被俄国占有，但一直没有法律认定的土地，最后确定地让给俄国。这个政权谈何维护民族尊严、利益！

我们民主志士还清晰了解，当今中国占全国人口0.4%的富豪占有了全国70%的财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那个报告还指出：中国一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金钱的巨大拥有使之生活极度奢侈。德国600-1000万美元的名车迈巴赫和劳斯莱斯都在中国找到买主。但是，贫穷人们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仅以中共政权自己承认的数目，2005年统计2004年农村经济情况是2610万人年收入在人民币668元以下。4977万人年收入在668-924元之间。以当今中国的物价，一千几百元的年收入，不算住房、医疗、教育，即使是最简单粗劣的衣食两项都不足支付。故此，中国起码有2-3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人群。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耿之士如何能欢乐得起来？

可是数量巨大的普通民众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早在1993年中共政权第一次申奥时，刚坐完10年大狱的武汉七九民运老战士秦永敏奋起疾呼，反对中共申奥，历陈一个镇压、剥削人民、践踏人权扼杀民主的专制政权没有资格举办奥运，并上街呼吁民众支持他。结果在民众漠然的眼光中被中共警察拳打脚踢地抓进监狱，第二次被判刑。（1998年秦参与民主党组党运动，第3次被判刑，至今仍在狱中。）

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十几年来，中共政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通过引进外资；通过对自然资源毁灭性的浪费使用；通过对知识技术精英的优待，使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发展的成果除让占人口0.4%权贵富豪穷奢极欲、一掷千金外，也造就了城市中的所谓中产阶级或和亚中产阶级。他们虽不富豪，但也小康。衣食足而觅快活。如果这个快活中还捏合着民族主义情怀，就可使欢乐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使之快活得心安理得。欢乐的群体也将大大拓展。可以想见，办奥运的欢乐人群将远远超出选美和演唱会的规模。仅仅是青少年追星族的呼啸将扩展为男女老少各年龄层次人们的喝彩。即使是生活相对贫穷的人们，循着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苦中也要寻乐的民族性格，也会去凑奥运的热闹。持与此相反态度的人有没有？有，但一定是相当少数。

有一个情况大家不要忽略。现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征地农户的维权运动。但是在有些地方，由于地产商的补偿相对合理，中共官员的贪污也不太猖狂，以至征地户手中分到的现金颇多。许多大城市近郊的卖地农户少地可耕乃至无地可耕。时间富余手上又有钱，于是麻将声响遍整个村庄，甚至嫖赌吹都盛行起来。看奥运比赛、凑奥运热闹必将成为点缀他们空虚生活的重要项目。你若要抵制奥运，他们都不会赞成。

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课题。共产党的政治需要与民众的生活需要纠合在一起，解不开、理不清。如果我们对中共办奥运持认可的态度，那有违我们的理念。如果祇对中共办奥运予以抨击、反对、抵制、谴责，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滑到与相当数量的中国民众情绪对立的境地，对中国民众失去感召力，甚至会被中共政权趁机抹黑。与民众脱离的民主运动会是什么样前景？

四、不能类比柏林奥运和汉城奥运

有些民运组织和人士对中共政权办奥运存在过高的忧虑。他们把2008年奥运与希特勒柏林1936年奥运相比。以此劝说西方民主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但效果微弱。世界上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洞悉，当年希特勒德国的凶暴是外向形的，而中共政权的凶暴是内向形的。竟然把麦可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国土让给国力弱于中国的印度；把云南江心坡的大片国土让给弱于中国不知多少倍的缅甸，这样压内惧外的政权谈何会把2008年奥运变成1936年奥运？

有些民运组织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把2008年北京奥运变成1988年汉城奥运，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1960年春南韩爆发民主运动。李承晚政权垮台。民主政权建立，但两年后被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所篡夺。朴正熙政权的做法极为类似邓小平、江泽民。在政治极端强硬的同时竭力发展经济。从1963年到1979年韩国经济以9.2℅的年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仅仅87美元猛升到1980年的1503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杀。全斗焕军人独裁政权建立。1980年5月发生反对它的光州起义。全斗焕政权进行血腥镇压。1981年全斗焕政权为改变其恶劣的国际形象而竭力申奥。本因其恶劣记录成功率会极低，但后来由于雅典、墨尔本、名古屋等几个竞争城市自行退出而意外成功。

80年代中期南韩民主运动再次高涨。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突然发表讲话，悍然决定在1988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下届总统仍将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南韩11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闻讯立即进行示威抗议，要求全斗焕下台。甚至天主教大主教金寿焕也号召160万天主教徒为在南韩早日实现民主而祈祷。1987年6月，汉城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宪。仅在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南韩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史称“6月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全斗焕政权仍想重演光州故技，血腥镇压6月抗争。但是世事已大变。美国明确警告南韩当局不可妄使镇压。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南韩民主化决议案，支持南韩民主化。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南韩民主化决议案。在美国与国际奥委会不惜取消汉城奥运主办权的警告下，全斗焕选择了妥协，由卢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悟出三点。一、南韩政权世系混乱、自相残杀，没有类似中共那样的“革命” 经历，没有坚强的政党作脊椎。二、南韩民众没有被经济的发展所蒙蔽、腐蚀，仍然具有强烈的民主政治热忱。三、美国和国际奥委会强力介入。

这些条件我们今天都不具备。中共政权远比南韩全斗焕政权坚固。中国人民远不及南韩人民具有民主政治的热忱。在反恐、控制北韩、贸易等方面有求于中共政权的美国根本不会在奥运事务上对中共采取什么强硬态度。更不消说布什竟已表示愿意去北京观看奥运会了。

五、中国民主志士务实的态度

在中共申奥之时，我们可以广做舆论，可以游说国际社会：让一个压制民主、扼杀人权的政权主办奥运，不符合奥运精神，以期阻止中共政权申奥成功。而在中共取得奥运主办权后，我们应有清醒的估计，若非发生极端严重的情况，奥运主办权一旦取得就不会失去。这时我们再谈抵制北京奥运就不具实际意义。非但如此，由于中共办奥运的政治目的与千千万万民众看奥运的娱乐目的编制在一起，我们的抵制就会站到相当多数民众的对立面去，这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抉择。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无所作为。我们仍然要强烈地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揭露中共政权以办奥运来为其专制政权涂脂抹粉的企图。指出以“不要把奥运政治化” 为由拒绝国际社会批评其恶劣人权记录的中共政权，其实有着把奥运政治化的深层居心。

我们要揭露中共对国际社会的欺骗。它为了骗取办奥权，作出种种改善、尊重人权的承诺。但在取得办奥权后，却尽食前言。1997年中共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十年过去根本不予兑现。2001年中共申奥成功，此后几年，中共政权连年抓捕重判思想犯、政治犯。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王小宁、还有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何德普、张林、杨天水、师涛、许万平、郭飞雄……他们都因言获罪，被中共扔进黑狱。我们还要揭露中共为办奥运强拆民房；强占农民土地；强力拆除上访村的种种侵民、扰民、害民的丑恶行径。

我们要告诉热衷于奥运的中国民众：如果中国不是被一个专制政权所劫持，我们的申奥热情绝不在你们之下。我们想提醒你们的是不要把中共政权等同于我们的祖国——中国。什么是中国？中国是那广阔的土地和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以及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共政权祇是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政权中最近的一个。而凡是专制的政权都是与国家分离的。祇有民主政权才可与国家合一。我们也建议你们尽可去观赏各项奥运比赛，去喝彩、去欢呼。但在兴高采烈之中要保持起码的清醒，不要把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上的成功归于那个压制民主、扼杀人权，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贪腐和贫富悬殊的中共政权。

我们还想提醒你们的是不要被中共政权煽起的狭隘民族情绪所操纵。支持申奥与否并不能作为是否具有民族感情的分隔线。80年代日本民族的民族感情不可谓不强烈，可是当名古屋申奥时却遭到许多名古屋市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承办奥运会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场馆设施，使名古屋的古朴面貌受损，影响市容和生态环境。同时还担心承办奥运会可能使名古屋象当年蒙特利尔市那样背上沈重经济负担。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05年的纽约。纽约人“9.11” 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申办2012年奥运时，许多纽约人都起来反对，甚至为此组织集会。因为他们厌恶奥运带来的嘈杂和交通拥挤。如果不是有如此强烈的反对，伦敦未必会在与纽约的竞争中胜出。我们能说这些名古屋人、纽约人没有国家爱、民族情吗？现在在中国，民族感情已经被中共政权操弄到昏昏然、谬谬然的地步。如果你们真正具有民族情、国家爱，请去对中共政权不断地把国土让给四邻而义愤填膺吧！

海外的民运朋友们，请以平常心对于中共政权申奥成功。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政权给自己贴的那层金很薄，并遮不住它满脸丑陋的疮疤。奥运的喧哗并不是专制政权益寿延年的灵丹妙药。它的绝症——贪腐和贫富悬殊并不会因奥运而减轻。我们不抵制却尽力揭露才是最务实的做法。有民运朋友提出要中共政权让我们回去观看奥运，这又何必。这既不可能也有自贬之嫌。我们要去就去，不去就不去，与中共让与不让何干？要它“让”还真抬举它了。朋友们，把关注点转移到更重要的方面吧。29届奥运就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民主之路还很漫长！

 

本来应该在10月上旬公布的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推迟到10月25日才蹒跚而来。即便不说此中的政治因素，分析人士仍能明白：不能让居高不下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影响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气氛。奇怪的是，正是由于不给十七大添麻烦的“蹒跚而来”，使深沪两地的股市骤然下跌，至今未见全面反弹的迹象。更奇怪的是，到9月份时单月的CPI涨幅仍在6%以上（达6.5%），到了计算前三季度时却是4.1%──这个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之口，即正式公布的数据。

在“更为奇怪”之前，还要添一个“更”字，那就是为什么中共十七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正部级，原任陕西省长）陈铭德却能在10月16日党代会说出十分准确的数据？陈副主任在十七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称：“中国2007年1月至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较2006年同期增长4.1%，1至9月核心CPI增速为0.8%.”陈副主任的这个发言证明了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早出来了，只是选个时机公布的问题。

之于4.1%这个“精确数据”，虽比9月份的6.5%“小多了”，但仍然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其实，无论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还是国家发改委的陈副主任等等什么人，分明知道推迟公布宏观经济数据会打击市场，让那些炒股、买基金的人们一夜之间财富缩水，但对于经济过热引起的政治责任是他们不愿承担的。

政治责任由股市并基金的财富缩水埋了单！

我们没法要求媒体记者有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素养，但大肆报道CP I的相关题材还是能让报纸吸引读者眼球的，尽管这样专业的题材只吸引了非常小众化的学术精英们的眼球。但很不幸，他们忘记了报道生产者价格指数（PPI；Producer Price Index）。先别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说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7%这个数据，就说明中国经济过热的状况丝毫不见改观。楼市，再一次挫败了所谓的宏观调控政策。仍是国统局的发言人李晓超先生说：“第三季度72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8.2%，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9%.”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从美国1902年编制批发价格指数（WPI）到1978年正式改为PPI，70多年，此工具屡试不爽。对于中国，政治上坚决不向美国学习，经济上总尽可能复制。话休絮繁。那么现在该问的是：这个媒体根本不懂又被重要官员如陈副主任“忽略不计”的问题，是不是也有统计方面的政治原因呢？

至少来说，不能排除。属于PPI系列的钢铁价格都快“长（涨）疯了”，以致于现在有人呼吁要求建立钢材期货交易市场。

就世界经济中的期货交易看，有色金属与农产品两大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至于钢铁期货市场，即便是伦敦那样经典的期货交易重镇，也只是在拟议中。那么，中国何以着急呢？

或者为什么中国经济界有一部分人在为此操谋呢？原因主要在于汽车行业及其相关产业链作为钢铁需求大户需要比较好的价格预期，而汽车及其产业链又是地方纳税大户。如设在湖南的有军工背景的长丰汽车集团，有望为湖南带来一个到2010年营业收入达1，100亿、税收130亿的汽车工业产链。设在河北的长城汽车集团，对河北经济也有同等功效。汽车产业正挟地方实力，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反复博弈，如经济大省山东的国资委主任谭成义在公开媒体上声称：国资绝不退出战略性领域，煤炭、钢铁、黄金、汽车动力将率先上市。目前，中国汽车工业进入了普遍“超生”阶段，如长丰汽车又有两款新车下线，并作好了年产四万辆到十万辆的计划；长城汽车也在吹风增产计划，并有两款新车下线；至于江铃、江淮等集团，也已经将新款车推向了市场。且不讨论北京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模式是否符合实际，也不讨论纯政治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一下中国钢铁市场的“烫人势头”，经济观察家不难“吓出一身毛白汗”：其一者，铁矿石的价格自2006年初到2007年8月末，已经涨价145%.由于这个涨价的传导动力，大量的劳动密集形的初级铸造中小企业已经进入“赔本儿赚吆喝”的时代。其二者，进口铁矿石的运费涨价，从2007年初到本年10月初，也呈现强劲升势，综合分析的单吨涨价（折算成人民币）已达到200元。目前是“一天一个价”，日增量（单吨）接近20元。

一旦钢铁期货形成并稍为规范地运作，钢铁行业鱼龙杂混的状况就会较大改观。同时，一些在其中“趟混水”的国企也会原形毕露。所以，山东国资委想将钢铁与汽车、黄金、煤炭“打包”即整体上市的打算，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

但是，在官媒大力忽悠钢铁期货的同时，国内钢铁垄断者兴趣并不大，尽管他们对进口矿石运费也颇感头疼。相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深怕这个期货市场引来投机商与金融资本的介入，把他们本来很肥的锅肉给捞净。这种担心很正常，因为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人民币的政治性升值，实际上是正往钢铁期货这个拟议中的市场“赶钱”。

“把铁头当黄金卖”也许不再是庄稼人嘲笑奸商的俗语，而导致经济崩盘的力量即策源地，除了股楼二市又多了一个钢市。

（2007-10-31）

 

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查阅复印案卷材料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在律师协会的独立性上没有任何改变，学者律师们想通过律师法的修改抵消刑法306条的恶劣影响的希望也完全落空。

更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7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为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设置了法律陷阱。

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所办案件的庭审中，对所发表的与案件有关的举证、质证意见及代理、辩护言论享有不受刑事及民事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享有庭审言论豁免权，是法治国家的通例。比如，

法国1881年法律规定：

“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的诉讼。”

《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

“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真实和准确，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

“出庭律师在出庭的时候，必须对法院保持应有的礼貌。”

卢森堡《刑法》第452条第一款规定：

“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庭提交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

1990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律师职业行为操守指引》也明确规定，律师在出庭代理诉讼时对第三者不负法律责任。

波兰的法律规定，律师在履行职务时，享有豁免权，即律师在执行职务时，除法官和检察官以外，如果侮辱了其他人也不受刑事制裁。

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亦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

法国有关法律补充规定，如果律师有不尊重法庭的行为，法庭可以要求该律师所隶属的律师协会对该律师给予纪律处分。荷兰与此相仿，规定：

“对于以口头发言或其他方式藐视法庭，轻谩或侮辱当事人、证人的律师，首席法官可以给予其警告和批评，但是，首席法官无权给律师惩戒处分，因为，这是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职权。”

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也被相关国际条约所确认。1990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第16条规定：

“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

1、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恫吓，妨碍或不适当干涉；……

3、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第20条则更明确规定，

“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面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或刑事豁免权。”

为什么需要这种制度呢？这和诉讼的形式要求有关。诉讼要求原告和被告地位平等，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曾说：

“平等先于司法，是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

在民事诉讼中，原被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而在刑事诉讼中比较复杂：控方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天然地比被告人及其律师具有力量上的优势。为了实现控辩平等原则，要求控方和被告“平等武装”，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对法官施加与众不同的影响；法官应严格保持中立，对双方的提出的诉讼主张和证据事实要给予同等的重视；对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应当给予相同的证明条件和机会，绝不能薄此厚彼。而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安排。

律师庭审言论的豁免也是由律师职业的性质和职业道德所决定的，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0条规定：

“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的”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

“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第24条规定：

“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律师为了实现上述职责，必须在诉讼中尽可能地搜集出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反驳对方的观点和证据，在举证、质证、发表代理意见时难免地会与对方或他人的利益相冲突，甚至与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所冲突。但如果这种行为也被认定为侵权或受到犯罪指控的的话，对律师制度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但在中国的检察院体制下，检察院不但作为公诉人，在一些案件中具有侦查职能，而且同时是法律监督机构，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使控辩双方极不均衡。加上法官缺乏独立性，公检法在法庭上合伙对付被告人和律师的情况经常出现，因此刑事律师如履薄冰，举步维艰。1997年《刑法》第306条，如同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规定

“在刑事诉讼当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毁灭、伪造证据，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做伪证的，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

这条规定使数百名律师遭到抓捕、指控或审判，即使检察机关明知不会得到有罪判决，也要利用此条对律师进行威胁、迫害和打击报复。

“306条”堪称律师杀手，自出台之日起一直受到人权理论界和人权组织的严厉谴责。打压律师的结果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越来越少，不少律师拒绝办理所有刑事案件，平均每位中国律师每年承办刑事案件不足一件，目前我国70%以上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

刑法306条未被废除，又来了律师法37条。这显然是一个法律陷阱。

前已提及，法庭上律师发表意见难免与对方利益冲突，即使言论失实或者过激也不应该受到“恶意诽谤”的追究。“扰乱法庭秩序”也同样如此，即使有扰乱法庭秩序之嫌疑，也只能建议律师自治组织进行纪律惩戒，而不能受到“法律追究”。最关键的还是“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样的言论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法律在法庭发表言论能够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样的国家安全如此脆弱？

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哪个更重要？这样的条文经不起推敲，缺乏清晰界定，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标准，根本无法防止被有关部门和官员曲解和枉法滥用。以国家安全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这类事情见得太多了。介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秘密罪以及法轮功等“敏感”案件的辩护律师，危险陡然加剧。律师法37条给维权律师设下了圈套。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于1990年签署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但至今未得到全国人大批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规定了，律师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律师应有权成立和参加由自己管理的专业组织以代表其自身利益。总体上说，就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压制言论自由的需要一样，单列律师伪证罪和限制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也是压制律师执业的需要。

（2007年11月1日）

 

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碰到了不需要再划分什么“体制内外”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另一批人当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具备复杂性、普遍性、迫切性和公共性，又有着相当的历史性。在当代，我们能够看到不是一个市，不是一个省，而是自上而下的全中国，都存在着这些问题。从事党政事务的，从事政治研究的，从事公民维权的，甚至包括部分弱势群体，大家都在逐渐看透、看清、看懂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权力效率。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集权式的，不是分权式的，职能部门的“唯上性”众所周知。具体要干些什么，不是民众自发的思路汇集，而是上面摊派和指定的任务。在最具影响力的“红头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员重视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人事变动，意味着权力变动；人民币下放，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机会。这一切，似乎与民众无甚关联，民众权利甚至连“民众”这两个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专制统治已不复存。错了，仍然有“上面的计划”，更有“上面的专制”。对于“下面”，不存在服务，祇存在任务和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民众的渴求，被臃肿而拖沓的行政效率所堵塞。同时，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宽的权力，导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复杂，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后门大开，还是由利益来推动行政效率。

权力必须释放、分化，甚至应更多地以“购买”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也就是社会组织——来处理。这比裁减人员更为有效，甚至比民主选举“好官”更有持续稳定的效应。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中国医改u形大回转？》，很有价值。就医疗改革制度，北大、复旦、国研中心、世卫组织、世行、麦肯锡、北师大、人大，这八家机构一共提出了八个方案，结果完全主张“政府主导”的方案祇有一个半（国研中心的一个和北大的半个），其余全部主张“市场主导”。这种状况，被一位参会的医改学者称为“这是真理的胜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今后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这一步。要让权力弱化到更小的程度，把市场和社会做大，这是基本的方向。市场与社会的强大，才有可能对权力构成最大的外部制约。尤其是当权力内部制约严重乏力之时，我们不能不走这条道路——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为最大强者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民意民智。

中国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应该是组织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单独观点。甚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内，也不足以与组织式的民意民智相提并论。组织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说民间智库，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集结起来，切合实际而终生致力的思想、路径、实验、项目等等，其眼光已经比政府超前得太多。还有媒体，必须开放言禁，引导整个社会来思索、批判和建设。当然，民间团体的直接行动更是民意民智，这些行动往往在组织力量、统筹力量和实施力量上，远远超过政府。当市场与社会足够强大之时，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在内，都将依附于这些组织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刚好相反。届时，民众之意之智，将不是“递奏摺式”的，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活动空间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规模、其影响、其效能，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民间抗争事件增加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强权、富者蛮横。权力、财力与智力的合谋，导致弱势者走向更为弱势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与之相随的是权利觉醒、自由觉醒的思潮推进，加深了抗争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走向了对立，民众向既得利益联盟集团宣战，各种僵化的控制和压制更加激起民众的抗争之心和抗争势态。民意高涨的同时，行政、司法成本昂贵，媒体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个社会充满了困境。熟透官方规则和崇尚“包青天式”的开明专制的人们，祇有通过“大官治小官”、“上级治下级”的办法，来捍卫自身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更加巩固了上层权力，迫使下层权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服从和献媚于上层权力。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更多人选择开明专制，而实际上还是人治，说到底还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结果。即使被吸收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因为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

第三个问题，形式官僚。

吴思的《潜规则》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解剖，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于对“成本”的计算。真正动真格地去解决民怨，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级利益和财团利益。在经济建设的时代，并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视，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题材那样，倘若彻底破案，牵出一竿人等，相关企业涉及的几百、几千名员工便衣食无着，这些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所以，睁只眼闭祇眼的情况特别多。人浮于事还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将、下班去泡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这些连中央电视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最糟糕的问题是，其腐败、其势力、其紧密程度，已经比一般黑道更为强大。“权力型黑社会”比任何贩毒、贩抢、拐卖、抢劫的团伙组织还要恶劣。电视剧《国家干部》里就有这样一群人物，有着烂熟于心的政治训练，有着结党营私的更大网络，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为“共产党里的败类”，其实绝非如此，而是这个体制之坏，将其强力集结于其中，无以脱身。

现在体制内最优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隐忍不发之人。如同当年的林彪，当年的汪精卫，当年的李鸿章，他们太知道这一切内幕，太懂得这一盘棋的黑局何在。他们无奈，无声，无以所为，能够在险恶官场独善其身就已经是极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点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通达显赫的命运，包括魏胜多、刘慎刚这批体制中人，固然推动政治改革，却都是悲剧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庞家钰案“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该报道说，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告倒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但其状况却是：“告倒了庞家钰，曹长征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化，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业余时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为自己当初被免职而申诉，但至今没有效果”。这批人都是铁杆的中共党员，硬骨、无私、有才、有苦，但这个体制却越来越淘汰他们。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我见过一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当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唯有深深怀念当初那个廉洁奉公的激情岁月。

第四个问题，依法行政。

“红头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为有用，在当代官场不懂得在这些文件与指示之中挖金掘银，证明其本领还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线，当行政越过这道防线，就等于在公共事务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独立负责、独立行动，催生了问责制的产生。比如说，你负责建设辖区内的水管系统，花了很多钱，结果水管总是爆炸，总是停水，你要拿话来说，你要负行政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确了你自身的权力界限，不可滥用。我们从媒体中经常能够了解到许多冤案，这些冤案被曝光之后，整个社会群情激愤，痛骂公安、司法。关于“国家赔偿”，我们也了解很多相关案例，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为冤案，事实上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比如栽赃陷害，比如强力破案，当然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最大问题——缺乏法律依据的定案。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行政系统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问题被专政化解决，而这个“专政”往往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党的利益考虑，诸如对不同政见者、不同教见者的打击、围剿和迫害，就凸现了核心问题的暴露。

宪政是法治国家的纲中之纲，但中国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样一条法令，可以用其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指示来予以消解，导致“大法无用，小法实用”，实际上就是弱化法律，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行政者具备强势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中国大案侦破实录》纪实片，贵州贫困地区60多名少女、女童被诱骗至福建等省，遭到暴力威逼卖淫，患上四种恶性妇科病。此案虽然获得侦破，但贵州当地的贫困、麻木、冷血更令人震撼。这说明依法行政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法律在维持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历来的“重刑轻民”执法传统，却导致民权弱势的结局。所以，行政绝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绝非法律本身，对于许多应当涉及到的领域，实在还有任重道远的更多实务要做。当贵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后，她们的父母却说：“我不管我的女儿在外面做了什么，祇要每个月能够汇钱回来就行。”当一位父亲狠狠地骂女儿：“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如杀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能对法律、对行政说什么？写到此处，我心极其冰凉。

第五个问题，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自由公平竞争，同时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则的经济模式。在中国，人们尤其担忧的是权力干预及过分干预，这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寻租”。寻租很容易解释，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寻租和社会财富的消耗起着重要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假设开发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们与政府商量，出钱买土地。假如农民不同意，他们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帮你们修路，帮你们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每亩两万，而后解决安置。开发商将土地推平，然后建立商厦或商品房，跟官员分点利，自己又卖出高价，几十平米就可以卖出几十万。这些“圈地运动”的规则，就是寻租规则。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残羹冷饭的贫困民众。贿赂、腐败，祇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必要环节，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不在乎合法与不合法，以及是否属于暴利性质。

招商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许多民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浪潮，最终都毁在政府的手中。吃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个项目，投资商不敢来，来一个吃一个。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投资商，灰色空间就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企业入驻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财政，民众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政府绝买农民土地，然后出租给企业。企业要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提供好处给政府。有的成本是不能减少的，比如有极大污染的企业却不排污，这对全民的身体健康都将造成威胁，物价的猛涨也将对原住民造成威胁，但政府在控制着这一切，它不管什么威胁不威胁。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灰色空间，政府可以几头吃钱，因为权力在其手中，就可以权换钱、钱滚钱，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几年前，浙江某个村的村民与警察、武警发生血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某企业的污染问题，而政府竟然以如此武力威逼村民，那同样是官商合谋所致。中国民众的弱势在市场经济之中就能看出许多，大家看中国的垄断行业也明白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普遍的贫穷，其猫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横行无忌。

第六个问题，NGO——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最顽强、最广泛的组织基石。中国大陆的NGO，有一半左右成立于2000年之后，是个新事物。业内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至今我都还在不断地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中国不容易做出有影响力的NGO，而有影响力的NGO又满受束缚，并且被束缚得越来越紧。其问题是：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说：“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化，这就决定了祇有极少数、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这种官本位化的制度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官方对NGO的歧视。”官方的研究机构倒是一大堆，但是其官方立场严重，这帮人总是不断揣摩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不能推动制度创新。中国的NGO极其弱小，纯粹的民间NGO更是几乎被当作“反动势力”来对待，仿似面对反对党，当局极其忧虑，时刻充满警惕。有次与几位官员吃饭，谈起某知名NGO，某官员居然说该NGO创办人是个好色之徒，如此下作地栽赃NGO，实属卑鄙。

NGO在中国的抬头和迅猛发展是必然的，即使是有意成立维权组织或政党组织的人，也需要对NGO有着深刻的了解。NGO的能力训练是绝对有利于任何从事公共事业的人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有的甚至缩小到具体祇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精、做专、做严，最终形成权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它有实力做政府的订单，而且越做越大，这一点似乎有意在模仿国外的兰德公司。我当年在尝试做“网赚”行业时，曾经接触过很多“调查网站”，有的网站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它们有意改革政策，绝不是普通的“网赚”那么简单。但是，政府正在限制类似的NGO，不允许它们在民政部门登记，祇允许在工商部门注册，并且收取它们的税额，禁止它们进行募捐，亦即从制度、资金上歧视这些NGO——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就是典型的案例。而利用体制内网络——无限利益的那张网络——的NGO则是如鱼得水，诸如许多不触及要害并发行畅销刊物的NGO，它们不容易与政府发生分歧，相反却是不断地帮助政府维持弱势群体的内部稳定。即便如此，那些充当各种社会力量——乃至官方力量——与弱势群体之间联系的中介的NGO，仍然在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吼声，这一点在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