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正在开17大，举国瞩目，举世关注。

一个有7336万党员、并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政治文化势力崛起最猛的国家的执政党开会，世界不可能不关注。这样的大会决定今后5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所有方面的政策，国人不可能不注意。

国内17大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他的一位朋友是党代表，他看到有关报道中，他所了解的这位睿智而有个性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地在会上重复国家领导人说过的话，他问美国的政党也开这样的大会吗？我说，美国的两大党，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和其他几个小党都是开党代会的。这位朋友又问，那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还真没认真比较过。这两天我一面关注中共的 17大，一面翻阅美国党代会的资料。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

先谈相同之处，相同之中也有些不同：

1 ）这样的大会对任何一个党都是极大的财政负担。

中国新华社报道，2004年美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四天花费了 6000万美元。 17大会花多少钱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不同。美国的党代会的钱必须来自党部经费、党员捐款、支持该党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和媒体在转播大会议程时支付的广告费。中国的党代会的经费应该是来自国家预算。

2 ）这样的大会都和人事安排有关。

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大会以前和现在都是为了确定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所不同的是，在 1968年之前，不到大会的最后一天各党的党员对谁将是候选人没有多大的把握；候选人是由各州代表团的党代表投票产生的。有时候各个候选人所获支持不相上下，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票，因此党代会就会不停投票，直到产生一名候选人。 1924年，美国的民主党一共投票103轮才有一名候选人胜出。

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开会。民主党当时的副总统汉姆佛莱并没有参加任何预选但却掌握半数以上的党代表的选票，因此当选为本党候选人。但是，党内以麦戈文为首的反战派认为这种方式产生候选人极为不民主，在芝加哥聚集的民主党人和反战人士场内场外大闹党代会。会后，民主党痛定思痛，组成以麦戈文为首的预选研究委员会。自1972年党代会起（共和党也于同年采取了同样的通过预选产生候选人的方式），总统候选人不再在党代会上产生，而是由在当年年初和年中预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产生。党代会对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不过是走一个过场，一个给本党党员打气和造势的仪式。

中国党代会的一个主要议程也是确定人事。美国的党代会要确定的只有两个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只要他们两个人在晚秋的大选中胜出，那该党很多成员均会“鸡犬升天”。中国要确定的人选很多，包括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的委员。基本的程序是参加这个大会的 2200多名党代表会投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的204个委员选举政治局成员和党的总书记。这里的不同是，现在美国开党代会的时候谁能胜出已经家喻户晓，中国的竞争在会前和会间进行，但是不公开，也没有报道，因此显得神秘，也给急于知道中国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国外政府和机构造成一定的困惑和不安。

3 ）参加这样的大会的代表都是选出来的

2004年美国民主党开党代会时共有正式代表4353，候补代表611；共和党参加大会的代表是2509名正式代表，2344 候补代表。中国17大的正式代表2213（平均每33149名党员就有一个代表），特邀代表57人。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党代表的选举由中组部和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省、部委和行业再搞选举。美国两党党代表的人数由两党中央根据各州的人口数、上一次选举的结果等因素确定，但是代表的产生完全由各州党部自行决定。

另外，在中国，作为党代表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在美国作为党代表似乎只表示你是该党的一个积极分子。笔者问过几个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有没有碰到过党代表。都说没有碰到过任何党代表。或是碰到了他们也不知道。

4 ）这样的大会都和今后几年的政策有关

美国的党代会除了确定候选人外就是确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其实，大会的很多时间都是花在化解党内各派对“执政”纲领的文字和精神的表述的争执上。比如，在1996年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党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对执政纲领中关于堕胎的论述意见相左，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的党代会对中国未来政策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不同的是，美国各党在党代会上确定的纲领是否能够成为执政纲领并没有把握。两个党你上我下，谁的纲领可以左右行政机关无法预测。其次，如果该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在党代会上确定的纲领并没有约束性。换句话说，这些纲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倾向，而非公共政策的具体建议。

再谈不同之处：

首先，美国各党的党代会均是在不同的城市召开。 2004年，美国民主党的大会在波士顿举行，共和党的大会在纽约。2006年，东部的纽约和西部的丹佛都积极争取主办民主党2008年的党代会，最后丹佛胜出。美国民主党的主席迪安在丹佛被选定之后发表声明，说选择丹佛作为主办大会的城市主要是为了民主党在西部更加壮大地发展。美国共和党2008年的党代会将于 9月1日到4日在明尼苏大的圣保罗市举行。中国的党代会自从1949 年之后次次在北京召开。

其次，时间上有所不同。美国的党代会每四年一次。中国的当代会在规范之后是五年一次。另外，美国党代会的时间要比较短，一般在四天左右。中国的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长短不一（近年有在一周之内结束“战斗”趋势），其中最长的是1945年的7大，从4月23 日一直开到6月11日。

第三，美国的党代会的内容相对简单，除了象征性地确定总统候选人、敲定执政纲领外，基本上就是由党内的知名人士和积极分子发言，党代会的高潮是候选人接受大会提名参加11月的大选。 1976年卡特接受民主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发表演说，他说，
 
“我叫吉米·卡特。我要竞选总统。

“从我第一次说出以上的话到今天，已经过了很久时间。在走遍我们伟大的国家之后，我来到这里接受你们的提名。

“我用肯尼迪讲过的话接受你们的提名，‘我激动，我感激，我只有一个念头：用我的身体、大脑和精神的每一份力量领导我们党走向胜利，领导我们国家走向伟大。’” 
 
除了接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讲，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普通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工作人员也都有机会发言。偶尔，在党代会上的一个发言可以使发言人一跃成为该党的领袖之一。比如，1896年，一个刚刚36岁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在发表反对金本位的演讲之后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他那次演讲最著名并且成为不朽的一段话如下：

有本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在我们身后，有商业利益、劳工利益和产业工人的支持，我们对那些要推行金本位的人回答是：你们不能把荆棘编成的皇冠戴给劳工，你们不能把人类在金制的绞架上处死。 （ Having behind us the producing masses of this nation and the world, supported by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 laboring interests and the toilers everywhere, we will answer their demand for a gold standard by saying to them: You shall not press down upon the brow of labor this crown of thorns, you shall not crucify mankind upon a cross of gold. ）

2004 年，一个刚刚从伊利诺斯州当选参议员两年的年轻的黑人被邀请在波士顿的民主党党代会上发表演讲。他蓬勃的激情、流利的谈吐、对国情的了如指掌和对共和党犀利的批判使他名声鹊起。2007 年，这位黑人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就是巴拉克·奥巴马。2004年在党代会上的发言给了他翅膀。

在中国的党代会的全体会议上，只有两个到三个主要领导发言，一般是政治工作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对选举程序的解释的等等。中国是一个人将一个党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讲足讲透，党代表齐声附和，而美国党代表是竞相发挥，看谁讲得更好。

最后，美国的党代会象是过节，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来了会演讲的，大家竖起耳朵听，来了讲不好的，代表可以不听或离开会场。没有会议简报。商业媒体也只报道主要演讲的片断。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接受提名（一般在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各大电视网络都会转播，并插播广告。候选人确定之后，成千上万气球会从会场（一般是室内体育馆）顶端飘出，与会代表群情激奋，志在必胜。

中国的党代会太团结、太紧张、太严肃，少了活泼。太多的小组讨论，太多的重复，多了媒体千篇一律的报道，少了实况，少了评论，少了不同的声音。

总而言之，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都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也反应了两个国家的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政治传统。一个有趣的现象的是美国的民主之路似乎越走越窄，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刚刚启动，任何一点程序的改变都会引起巨大的变化，任重而道远，但是肯定会越走越宽。

图片说明：

1）中共17大闭幕现场；2）在美国民主党1876年的党代会上，吉米·卡特和华尔特·蒙代尔接受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场面；3）在2004年民主党党代会上，约翰·克里在发表接受提名之前进入会场；4）17大代表认真聆听胡锦涛讲话；5）189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赖恩受到共和党攻击的漫画；6）巴拉克·奥巴马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7）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发表接受提名演讲前向党代表报到。

《太阳照样升起》对1976年以前的中国有一种莫名的依恋，一种十分个人化的美丽回忆。在影片中，导演用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呈现了一种也许清醒也许混沌的往日迷情，那是导演觉得颇为深刻、满怀深情的怀念。导演让周韵抽打房祖名耳光教训他：你可以不懂，但是你不能说没看见。如果这部影片的奔腾直下的影像流确实是作者在表现自己的一种飞扬的高潮状态，那他是靠吸食过去美梦的鸦片烟而达到的。

当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爱好，而是当下的时尚思潮之一种：许多人或清醒地想回到过去，或糊涂地梦幻着那当年激进乌托邦的旧日豪情；他们把所有好的品质都在想像中拉进那个时代，或者把过去那个时代的污浊和邪恶都用语言过滤掉，然后再拿出来怀念。可是，在本片中我们就看到，在这种旧价值体系里，有别人跟自己的女人上床，那个男人就会恶狠狠嚷嚷：要出人命的！笔者就不大理解：跟你好过的女人跟别人好了，就非要杀掉那个别人？这是那个陈旧中国的典型思路、必然思路。

由于怀旧，这部影片在美学上也是一种颇显出暴力的文革式语言。许多观众都说看不懂这部片子，那是因为这部影片具有强烈的作者为中心的特征。再联系本片导演在影片公映前后所说的“看不懂再看一遍”之类的语言，可以看出姜文导演具有豪迈的伟人心态，他对那个逝去年代的怀念与沉迷于那个年代的话语方式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影片没有完整的故事，使用了宣告式、论断式的形式系统，导演的姿态很显然：作者有满肚子的思想要向观众宣传、讲述。从叙述手法上说，诸如周韵打着儿子耳光说的那一类台词不是叙事性的，明显是在对观众喊话，是导演要直接讲述什么深刻的道理。或许是由于这种要教育人的艺术观，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脱离出叙事内容之外的奇观画面。就艺术方法而言，导演吸食的是杂耍蒙太奇的烟气。前苏联的爱森斯坦提出的杂耍蒙太奇强调电影必须服务于宣传鼓动，他特别强调：要把观众当成敌人，要給观众冲击，为了表达作者的意念可以随便打破叙事来营造视觉冲击力以便表达主题。这种打破叙事、硬灌道理的方法是前苏联和中国的文革电影的最大特色。在今天来看，这就颇有点热开水灌输、高压水龙头洗脑的意思。

这类影片在美学上怀旧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不用通俗语言，反叙事规则，自己创立一套话语来讲话。从这部影片的投资规模、使用明星、宣传路线、票房追求等等来看，制片方是要拍摄一部在商业模式中交流的故事片。既然如此，编导就得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编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但是导演却不讲故事，不在叙事中解释人物行动的动机，不给观众提供一个可以拼接起来的叙事线索。姜文导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看不懂再看一遍，这是一种很暴力的话语。因为，你让观众来看故事片，可你给人家看的是无序涂抹、随意挥洒的美丽新画面，是形式的自娱自乐和理念的自言自语，是导演本人的“顾影自恋”；这就不是对话而是高声高调的宣告。这种高音喇叭心态很暴力，跟文革时的高音喇叭宣告是一个调调。影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语言冲动，这是抛弃叙事规则的个人化独舞。这样用反语言来吸引注意力，有时似乎能一下摧毁别人惯常说话的逻辑，能够非常有效、迅速地突出自己，但它却是靠打破我们的理性交往方式，强暴普通的人之常情来达到的。它是文革那个封建极权年代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在我们思想里留下的话语碎片，是一种话语暴力。其暴力性在于：它不按照我们习惯的话语方式讲话，它靠打破人之常情、靠粉碎文明社会的一般伦理来凸显自己的力量。它的内在逻辑是：我宣布了，你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反复看也要去理解。这是文革时那种“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强迫式、灌输式暴力话语的延续。这种话语不讲逻辑，不对话，只是宣称自己的理念，所以这部影片要用一种视觉上非常漂亮的意象和非常富有生理感染力的音乐来对我们的感官进行轰炸。

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一种混沌的怀旧是如何带来话语的暴力。在今天，这种怀旧和话语暴力有时是病灶，有时是传染源。有时我们也会看到，受伤后的失常症候和病态的施暴动作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以为是自由发挥，其实是缅怀昨日美梦的呓语，以为是极度创新，其实是旧病灶的复发。当我们用浪漫的眼光顾盼过去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怀想往日是与许多价值观的沉迷相伴随的。9月24日的《北京日报》有篇题文章，题目是《太阳照常升起》面面观： 有着史诗般建构的烂尾楼？作者刁婵认为影片结尾的鲜花和铁轨“只告诉人们——生活，该怎样就怎样，太阳，升起来了又如何？一股浓重的犬儒主义调子。”笔者认为，这部影片的犬儒主义表现在它的那种英雄姿态或者极度自恋上：作者假装看不到凌驾于我们生活之上的老大哥，却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谁都不理会，谁都不惧的老大哥，这是一种十分犬儒主义的态度。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威主义横行的时代，在当今这样一个严禁反思的年代，如果我们把经过计划、规定的笑声当作真正的欢乐，把指令导向下的硬做狂欢当作是真正的纵酒放歌，这就是一种心知肚明却照旧服从、归顺的犬儒主义。如果我们把形而下的感官享乐当作先锋突破，如果我们在简单的话语放纵中自鸣得意，我们把这种形而下的感官崇拜当作形而上的思想探寻，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影片故意改写历史，它把一个黑暗年代涂抹成一个为鲜花盛开的村庄，把简单的个人独白当作必须让观众去理解的深刻思想，这就是把犬儒主义当作英雄主义。

更为让我们为难和深思之点还在于：即使我们对过去有所认识，试图进行反思，但我们在诅咒一个过去时代，在拒斥一个摧残我们生活的强力形象时，我们往往不能意识到我们会不自觉地使用与之同样的思维模式和同样的话语体系来对其进行反叛和诅咒，这时，我们就会被我们要逃避的话语场和我们本想抛弃的价值体系所吞没。

是的，今天还有很多人还在吸食过去年代飘散过来的精神鸦片，还在遍地寻找话语风流；这就是打破说话常规，积极地创建一套独特的反语法、破除普世伦理的东西，把现有的世界和我们的试图建立的公民社会都当作一张白纸，自己在上面画一套规则，还说这叫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我们要多少有些警惕，这种激进的反语言冲动，是当年文革话语的流传。

稍有庆幸的是，时代变了，由于有了商业社会提供给我们的公共领域，所以现在我们很少那样讲话了。由于有了话语的公共舞台和公开对话场地，现在的观众也不再喝别人硬性灌输给我们的十全大补汤了。现在的商业电影要讲究故事，要探究人之常情。在商业社会中，我们喜欢讲故事、听故事，其实这也是在弘扬的一种对话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对话。姜文导演有才气，有个性力量冲动，可是他不知道时代变了，自己还在极度自恋中声嘶力竭地高唱旧日的颂歌。

看《太阳照样升起》，让我再次琢磨中国的当下社会，琢磨自己。我们认清过去，反思昨日世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开始。而认清昨日对于我们认识当下、思考当下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最好能在艺术活动中笑着向过去告别，切切不可在混沌怀旧中或盲目糊涂或目标明确地去复活那昨日的腐朽价值观和粗暴灌输的艺术趣味。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的权利意味着最根本的权利，从一定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状态也就决定了人的权利状态。

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现代民法，将所有权分解为四种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其中前三种都可以与所有权分离，唯独处分权不能与所有权完全分离，即使在当代世界债权物权化的潜流中，处分权虽然受到限制，但其大体上的最终权能依然是雷打不动的。

中国土地的二级处分权

自西周以来的3000年，中国人在土地权利上的享有方式祇发生过一次革命，大致的时间应该是秦。

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宗法封建制，这与西欧的feudalism（封建）含义有重合，有分殊，其中两个方面的差异最值得重视，它们是分析后续中国与西方为何不同的一个重要起点。

西周的封建制，其目的在于捍卫周王室，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谓的“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之一，就是分封诸侯，将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数量很少，而第一次的周武王分封则几乎是完全按照血缘来分封的），这些诸侯的土地权利相对于后世是更为完整的一种权利，但依然是凭籍血缘关系和一些软性的礼制规范来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诸侯在理论上不具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当他们将土地再分封给他们的封臣：卿的时候，或者卿作为封君再分封时，由于土地权利本身的不完整，到后手们的手里，其权利也就不完整。但是西欧的feudalism中，封君和封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依靠的是契约这种刚性的权利义务规范来连接封君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处即见出东西方两种封建制的差异。

谈到西周还得谈及井田制，井田制具体如何实行，在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授田制，因此这进一步证明周朝的封建诸侯与耕作田地者没有完整的所有权，祇拥有占有权、部分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但没有处分权。鲁宣公15年（西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种对私田的承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蒙蔽了史家们的眼睛，因为私田的被承认意味着它可以转让，这似乎就是处分权了，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土地权利，即土地的二级处分权。

当皇帝或者官僚不动用暴力机器的时候，私田主人可以处分自己的土地，例如转让，这是初级处分权，无论转让多少次，在政府征收之前，其转让都从属于初级处分权，如果政府没有使用暴力征收，那么其初级处分权也就侥幸地成为最后的处分权，但是当政府或者官员借皇帝名义需要某块私田时，他完全可以立刻征收，理由很简单：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或者后来的皇帝。这是土地的终级处分权，它是土地权利所有权的本质性特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授田制的土地制度。即使被公认为是弱皇权时代的宋代，其土地制度总体含义上也依然没有改变“王有”性质，否则王安石变法就不可能让那么多地方富族倾家荡产。

土地权利的非稳定状态

这种土地的二级处分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土地权利总是处于一种非稳定状态，而且它在秦始皇灭六国、废封建、建郡县之后，依然是帝王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自秦至清，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权利无论田主拥有何等权利，其头顶一直笼罩着“土地王有”的紧箍咒。自秦以后，宗法封建制基本上废除，在建立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过程中，新产生了官僚体制，这是财富支配的一种新形式，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被韦伯称为家产官僚制。通过官职这一中间地位的权力，皇帝与官僚们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法制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制度是家产制与官僚制的混合制度，其核心特征是，家产制在人事安排和财产支配上的随意性、等级性与官僚制的平等性（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将官僚制的平等性夯到实处）相结合。由此而产生的家产官僚制，虽然存在平等性，却无法像后来西方的官僚制那样通过可预期的规则建立比较精确的行政，这种制度对于身处其间的官僚群体而言，是在随时可能被皇帝剥夺的恩宠基础上，建立其在家族内以及本辖区的权威，并且置产，但由于其地位的非绝对性，以及产业权利本身的非绝对性，尤其是连西周那样的较为刚性的土地权利关系也不存在，也就无法产生春秋战国那样的强宗大族，豪门之间无法建立基于刚性利益关系的联合，因此对于皇族而言，避免了来自这种联合的威胁。虽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豪门依然存在，但它并不能达到西方庄园堡垒那样的稳固，原因还是在于“土地王有”的幽灵。

我们可以看到，自秦以后的2000年中国，皇室所受到权臣的威胁随着官僚制的稳定程度而递减。汉代七国之乱，是缘于汉高祖刘邦的分封，这是因为相对于中央，封国权力膨胀之后中央试图削弱他们的力量，从而引发战争；唐代的藩镇割据，也是因为武将尾大不掉、文官力量有限所致；宋代扶文抑武太过，则导致边患频仍，最后祇有偏安一隅，但至少这不是内乱所致；明代燕王入京篡位的情况与汉代类似；清朝三藩之乱，虽然最后被镇压，但依然可见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与文官政治的成熟度相关。这些内乱大都发生在王朝的初前期（唐例外，这可能与科举制尚未成熟有关），这是因为，整个帝国的官僚政治尚未及有效地全面运行的时候，武将在改朝换代时期形成的势力尚未被文官系统控制住。韦伯认为社会的稳定程度与官僚制的稳定程度成正比，这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历史上的这套文官系统以科举制为龙头，它的平等性是不言而喻的。韦伯认为，正是家产官僚制使得中国的家族财富基本上被投入到培养官员的行动之中，当一个家族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之后，他就有义务通过在辖区内的盘剥，全面地荫蔽本家族，由于官员数量少，同时缺乏以可计算的理性化治理即明确的规则约束，辖区内的官员在给中央交纳一定份额的税赋之后，凭藉其权力即可将剩余的盘剥作为自己辖区的行政开支和家产增量，这种全国上下默认的贪贿传统使得王亚南先生将古典中国的官僚制看作是贪污犯群体。因此，各个家族培养官员的投入，阻碍了脱离政府行为的财产增值方式，即在法治护佑下自由的市场经济难以建立。

然而，无论家产官僚制多么发达，我们依然不能遗忘，悬在官僚们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土地王有”（这意味着无论是官员还是人民，他们的财产都是皇帝赏赐的）——随时都可能落在自己头上，中国历代豪门往往瞬间被皇帝褫夺一切财产甚至包括身家性命以及家人眷属的自由和生命，便是明证。而在地方上，政府官员一方面需要与当地豪门联合，以期政令畅通；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势也常常可以为所欲为，所谓“知县破家、府尹破族”便是这个原因。

当然，历史总是有一个平均值的，我们既不能将古代中国视为鲜花一朵，也不能将古代中国看得一塌糊涂。在大多数情形下，家产官僚制下的中国，官员们的行为并非毫无忌惮，例如在辖区内刮地皮，都有一定的度——这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祇凭人们对传统的记忆和默认，超过了度，不但人民不能接受，即使朝廷也要弹劾，在限度内，大家就都相安无事。历代王朝末世，往往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越来越弱，这就容易导致家产官僚制下的官员不断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最后，人民造反，王朝轮替。“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句话是很到位的，并不是古人傻，以为皇帝都是好的，而是他们知道，官员的恶行并非皇帝的旨意，这句话可谓最充分地解释了家产官僚制下的中国经济政治特征。

由于中国土地制度历2000年而无本质性改观，因此，在这2000年中，虽然各个方面并非全无变化，但是其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大体也就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明清时代科举制进入巅峰时代，家产官僚制理当更为稳定。但是自唐朝两税制开启税制改革以后，直到清朝初期开始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税收仅仅与拥有的田土挂钩，人口不再成为税收的考虑对象，于是，人口激增，这终于导致了科举制难以为继，到清代中叶，科举入仕已经变得像中六合彩一样困难。这时，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的家产官僚制遇到了真正的难题。加上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中国的大门终于洞开。

当中国进入民国以后，原有的家产官僚制并未寿终正寝，它对资本主义以及宪政法治的拒绝几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科举制早已在怨声载道中难以起死回生，因此家产官僚制失去了传统的宿主。

现代的党产官僚制

但是，祇要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状态未能改变，尚未死去的家产官僚制就会寻找新的宿主，这次它找到了一个更有力量的寄生之所（但也可能是不能持久的一种力量），这就是1927年以后群（党）产制与官僚制的结合所催生的群（党）产官僚制。这种制度具有非常独特的特点，第一，它摒弃血缘关系的组合（也部分地隐性保留着，但不以此为主导），代之以宗奉某种观念的群体，该群体的领袖在实质意义上扮演了原来的皇帝角色，因此它创造了一种拟制性的宗法制，原有宗法制的那种纵向血缘关系被修改为横向类似于教权制的关系；第二，这种制度也奉行一种官僚制，该官僚制的选拔机制不以平等为特征，不需要考试，但是它的官员几乎全部从上述群体中选拔；第三，群（党）产官僚制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家产制都反对商业。

从制度的稳定性角度看，这种群（党）产官僚制避免了原有家产官僚制的一些缺陷，但也新增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第一，建立在土地王有和科举制基础上的家产官僚制，在遇到人口迅速膨胀的情况下，无法满足社会对仕途的需求，因此而引发的怨恨难以消除，但群（党）产官僚制不需要考试，祇需要加入某个群体即可能走上仕途，并且从中获益；第二，群（党）产官僚制的官僚数量可以无限增加，祇要有人愿意加入这个群体，或者通过其群体内的同志推荐、鼓动，总会有新人加入，同时由于它结合了现代技术，因此它可以避免古代社会中央的弱权力状态，而将权力贯彻到它希望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真正做到无远弗届；第三，由于群（党）产官僚制的群（党）产制部分，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当其所宗奉的观念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原来许诺的成果时，其最初的卡里斯玛将迅速递减甚至完全丧失。群（党）产官僚制与家产官僚制相比，其卡里斯玛的递减速度远高于后者，当该群体的观念衰弱之际，也就是群（党）产官僚制即将转型之际；第四，由于群（党）产官僚制与家产官僚制具有卡里斯玛统治的共性，但是它的卡里斯玛不但容易耗损，而且本身即不足，因此它比家产官僚制更加彻底地反对商业尤其是自由贸易就是必然的，但是反对商业祇能带给它一时的稳定，长期实行必然导致经济上难以为继，于是，它最终必须接受商业；第五，当群（党）产官僚制无奈地接受商业之后，理性化的官僚制就会逐渐兴起，因为商业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市场不能没有理性化的规则保护，于是在法律与群（党）产制之间就形成新的矛盾，商业处于不稳定和扭曲状态；第六，群（党）产官僚制在接受商业上，具有不可逆性，即它不可能在无法忍受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再次拒绝商业，因此商业尤其自由贸易将冲破群（党）产官僚制的束缚；第七，群（党）产官僚制在遇到上述两难困境时，祇有一条出路，就是实行全面的理性化的官僚制，结束群（党）产制，但是在它徘徊期间，官僚群体极有可能出现寡头制。这种寡头制如果都仅仅是为了急功近利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产生，则其最后结果祇能是混乱；而如果寡头中存在某一股或者多股力量，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向全面的理性化官僚制转型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最后的结果就要看力量对比以及全社会的配合程度而定。

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表明，要让家产官僚制转型到理性化的官僚制，土地的最终处分权必须归于具体产权人，而不是国家或者某个群体。目前大陆的土地制度与古代中国相比，许多地方不是进步了，而是严重退步，土地的二级处分权设置是古代王朝的致乱之源，今天，这种二级处分权甚至还不如古代。因此，土地改革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可谓当务之急。

综上，中国在自西周以来迄今为止的3000年里，由于土地制度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形成的特殊互动，造就了相异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种特质，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路径的道路。西周以来中国经历了宗法封建制（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家产官僚制、群（党）产官僚制，正如韦伯所言，家产官僚制是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过渡阶段，而中国的过渡阶段居然延续了2000年之久，至今未息，这是很让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2007年10月3日于追远堂）

27日晚上，我在故乡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包遵信先生病危，此前有朋友曾说起包先生的病，我内心里还是希望他能挺过去。昨天接到一条消息，包先生已过世，终年仅70岁。

2007年10月30日

2006年11月26日，有几百人在北京的严冬为张思之先生祝贺80大寿，这几百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所熟悉的师友。可惜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没有机会参加盛会，内心深处一直引以为憾。

当一向忠实厚道的孙国栋先生约我为《张思之先生庆贺文集》撰稿时，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件事情。然而，提起笔来，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应该说，我对于张思之先生更多的只是单相思式的神交，或者说是法律爱好者一厢情愿的精神崇拜。我与他礼节性握手言欢的经历，迄今为止也不过二、三次，促膝恳谈的机会一次也没有争取到。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却有过两次文字上的缘份，从中可以见出刚烈似火的先生宽容温暖的另一种境界。

2004年的“两会”前夕，赵岩、李柏光、俞梅荪参与组织秦皇岛、唐山地区桃林口库区移民要求罢免当地官员的万人大签名，为人实在的俞梅荪为了帮助来自唐山的库区移民维权代表张友仁逃避唐山警察的追捕，在香山脚下的一处库房里因煤气中毒而咬破舌头。此情此境中，与这次罢免活动毫无关联的我，激于义奋挺身而出，调动自己在海外网络媒体的全部资源，替危难之中的俞梅荪、张友仁摇旗呐喊。一方面于第一时间把这一事件放大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维权案例；一方面也使没有精神准备的自己陡然间陷入孤立无援的恐惧之中。是俞梅荪拿出的张思之先生的一封来信，给了我莫大的精神鼓舞。抄录如下：

“梅荪：友人寄我你的《大逃亡日记》，所叙事实，不仅震惊，难禁愤慨！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呢？赵岩为什么也不告诉一下，也好商量商量如何应对才是。方才与戴公（戴煌）通话，他同样十分关心，深表愤激，嘱我尽快与你联系，看看需要我们做点什么。考虑到电话多被人私自使用，‘旁听’有术，只好先写这封短笺了。舌头愈合了么？至以为念。你身体不好，有事可请赵岩吩咐。珍重！思之上。2004年3月13日17：05。”

事情缓解后，为了巩固既有的影响和成果，我和俞梅荪把相关文字整理成一本《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由俞梅荪出面征得张思之先生的同意，把上述信件的影印件用为“代序”。

有了这一次的文字之缘，我对于张思之先生的敬仰之心日益迫切，只是一时回忆不起和他初识时的情境。

2006年6月14日下午，由中国律师观察网主办、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嘉言论坛”，专门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进行研讨，100多名律师和学者到场参与并且争先发言。作为中国律师界最具标帜性意义的老前辈，张思之先生的发言，一下子把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时，坦率地讲，我被激怒了。因为我觉得，十三万之众，而且这十三万可不是一般的人，应当说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领导集团居然制定了这样一个文件，我觉得这有失我格，可以说有失我们‘律格’吧，所以我愤怒了。……但是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消息，说了这个文件产生的过程，特别是文件最后的定稿人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在诸位面前我坦率地讲，大家应该体谅我，在律师队伍里面我的身份比较复杂，有人会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和我们年轻人生什么气呢？我们写的东西你指点一下也好，怎么能跳出来批我们？说实话，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些不大合适，因此，我住手了。……面对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我还是想说说心里话。我想说，今天看到全国律师协会——我们律师行业的领导集团终于开始发言了，这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协会经常不断的就我们律师的事务公开地发表一些意见，哪怕是错误的也没关系，错了改正就好，只要是光明磊落的，这是我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想法。”

接下来，当时的《中国律师》主编、参与制订这份“指导意见”的刘桂明，充当了遭受批判的活靶子：“首先我要对桂明主编讲，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第二点，既然这是一个指导意见，你就要给我们点什么。现在应该给我们些什么呢？办理这类群体性案件，首先我们需要智慧，怎么把这类案件办得大一点，这需要智慧。第二需要勇气。……这里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刘主编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专政。要专政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听听也就是了，不应该把它放到一个重要的文件中，还要让我们如何如何，这绝对是大煞风景，我们律师不应该这么愚蠢，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所以从引言开始，我就持否定态度。”

落实到“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张思之批评说：“通过对这类案件的总结，我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是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律师必须介入。很凑巧，今天的人民法院报就登了这么一版消息，题目就叫‘为了546个养殖专业户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广东的一个群体性案件，搞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们律师的身影，律师哪里去了？被你们给吓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对于这类案件，如果有可能，律师千万不要回避，一定要介入。第二，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的律师要多难有多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就被收进去了，没准就被送到菜市口了，这都有可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文件制定者统统未予考虑。所以从总体上讲，你们的指导意见是很让我们大煞风景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你们的立足点错了，指导思想错了。从文件来看，我归纳了一下你们的指导思想：第一条，你们只是给了我们轨道，而不告诉我们怎么运行。这个轨道很有意思，就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如何如何’，废话！你后面又让我们上访﹑汇报，这些是什么途径？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吗？这根本是前言不搭后语。第二点，你们只给我们任务，手段﹑方法统统没有。……第三点就是你们的指导思想只考虑怎样限制我们，不考虑我们律师业的发展，不考虑律师事业的发展。告诉你主编，律师是一个事业！我们是要发展要壮大的，你们是限制不了的！”

关于“指导意见”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张思之指出：“我想讲的是你们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就一个字，就是‘管’。我们不是不服管，关键在于这是个指导意见，应该讲治理而不是管理。说到治理，我无论如何要讲两句，我对你们的治理才能有些毛骨悚然。为什么呢？当时我为了写文章，因为我不认识于宁，现在也不认识。全部情况我一无所知，我想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就尽可能地找资料，我发现一篇叫‘于宁对话’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我想用到这里。对话人问于会长：‘你这一生最崇拜谁呢？’于宁沉思良久，回答说：‘我崇拜毛泽东。’于宁崇拜谁是他的权力，他崇拜谁都没问题，这个我绝对没有意见。关键在于下面，对话人又问他：‘你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呢？’他回答说：‘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天才。’哎呀，我的妈呀！几千万人的脑袋都被治理没了，还是个天才！要是我们的于会长用这种方法治理律师的话，那太可怕了！……讲到管理，我想我不是冒充高明，这个文件是我们所谓‘两结合管理方式’的最佳产品。什么叫两结合？看到了吗？就是这玩意！这是两结合的产物。桂明，前台是你们，后台是谁我清清楚楚，我也坚信，在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不管你什么样的两结合，必然的结论是大吃小，必然的结果是大压小，你谁也逃脱不掉，你甭想！什么叫两结合，没那回事！哦！全国律协的会长是你选的，是这样吗？是吗？千万不要忘记：全国律协有一个党组，党组书记是谁啊？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你司法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党委书记啊？！你是律师吗？你是我律师协会的人吗？你什么都不是你跑到我这里做我的党委书记，于是乎全国仿效,各省也是这样的，司法部的某位厅长或副厅长是省的书记，你选的会长啊！你可怜去吧！在大事面前有你屁事，都得听老子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立足点不找对，你们的指导思想不端正，你们就不可能产生出保护我律师很好的职业的正当权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通篇我看你们所提出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勉勉强强可以用的，与时俱进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只有这一条你们与时俱进了，你们是明目张胆的告诉全世界：我的律师办案子是在打关系的。你们这是的的确确，你们这一条宣告得清清楚楚：你们不搞关系，不搞好关系，你办什么案子啊？”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张思之郑重劝告在场的律师同行：“第一、我们一定要善于自我保护，我们不要依赖谁来保护我们，我说句难听的话，全国律协保护不了我们什么，诸位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那个，它绝对保护不了我们；我们有了事情之后肯定是我们担的，与他们绝对没有关系的，他们大不了在旁边‘吭’一声，这就了不起的了，说保护我们、没那事！例子太多了，不举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我保护而该干的事情不干，……那么我补充一下我们贺（卫方）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的同志，比如李和平律师，我曾经很坦诚的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现在桂明你也是第四代对不对，现在第四代要动杀戒了、对不对！……所以这类问题诸位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要动感情看在什么问题上，什么事件上？这类问题一定要从我们的事业出发从自我保护出发，我们不该做的就一定不要去做，这就对了。”

这次研讨会之后，我依据自己的当场笔录，加上赵国君先生提供的张思之先生的录音稿，整理写作了一篇《官办协会“指导”律师执业》，其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与会人员的主要发言。没有想到文章交给香港一家刊物，被掐头去尾处理成了张思之先生一个人的独角戏，并且添加了一个非常火爆的标题。

由于邮路不通，张思之先生在我之前看到这份刊物，并且责问过赵国君为什么要把他的发言稿拿出去发表。我得知此事后一直觉得有愧于先生，没有想到在不久后的又一次聚会中，先生只字不提，依然露出慈祥温暖的笑容。一向口拙的我想有所解释，终于没有说出口。

2006年底，我因为所谓的“擅自”到美国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而遭受“莫须有”的打击报复。情急之下，我第一次给张思之先生打电话要求当面求教。没有想到先生正在病中不便接待，而是声音嘶哑地在电话中给了我一些必要的教益。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尽可能低调避事，再也没有见到张思之先生。前不久偶然遇到来自武汉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先生，他告诉我张思之先生一直记挂着我所遭遇的麻烦事。由于事情还没有终局，我不好意思直接向先生汇报，只好把先生的一番好意默记在心头。

作为一名法律爱好者和公民维权者，我真诚地希望张思之先生健康长寿，并且与我们一起等到宪政民主的文明制度在中国大陆真正实现的那一天。

2007-10-11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