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

于浩成敬挽

2007-10-30

 

（一）包遵信先生的大名，是出现在18年前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档案上，那时的他凭着自由思想者的良心和一腔爱国热情，反专制，反独裁，为民主自由而竭力呐喊。

我们熟悉的一个镜头是：1989年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知名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

5月14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包遵信、《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北京广播学院讲师苏晓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等12名知识分子发出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并表示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

5月17日，包遵信、严家其等学者公开发表了声明《5.17宣言》，提出结束专制下的”老人政治”……直到今天，这样的呐喊和呼吁都不过时，而且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我们痛苦地看到，一党专制仍在继续，专制文化仍然盛行……只可惜，不少当年热血沸腾的当事人，已有人抱憾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人流亡海外，白发苍苍，至今不得归。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的包遵信先生，正是这个争民主、反专制伟大队伍的杰出一员。

（二） 想起约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北京的冬天感觉很冷，我们多位朋友在北四环外一家火锅店吃火锅，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安徽籍著名思想家包遵信先生，在场的还有令后辈尊敬的刘晓波先生、张祖桦先生，以及多年老朋友余杰和王光泽等。那时的包先生言语不多，看上去有些年迈了。听余世存先生说，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患上疾病后遇到了求治等方面的难题，所幸有北京许多朋友帮助，使他度过了那个难关。可这次的难关就难以度过了，不久前他再次生病，是突发脑溢血，老先生没有挺过去，不幸离我们远去了。

（三）包先生是今天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人敬重的思想家，是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他领衔主编和金观涛、唐若昕、严家其、丁学良、王岐山、秦晓鹰、萧功秦、梁晓燕、董秀玉、戴士和等学者组成的编委于1983-1988年期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当年发行量很大，二十多年后在今天的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上还可以买到其中的散本。这套丛书包括[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金观涛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邓正来编著《昨天今天 明天》、陈越光和陈小雅著《摇篮与墓地》、茅于轼著《择优分配原理》、杨君昌编著《凯恩斯革命》、王小强和白南风著《富饶的贫困》、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王逸舟著《波兰危机》、怀效锋著《四朝政治风云》、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张五常著《卖桔者言》、何清涟著《人口，中国的悬剑》等等。

这一套书被称为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行动，他们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四）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包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领军人士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呐喊，呼吁，其勇气是何等的大啊，其德其行，后人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活动，到了5月15日第三天，已有上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周围聚集着很多围观的人。

广场上有百余人晕倒。15日，在形势和舆论压力下，李铁映、阎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大学生进行了不完全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只是反复劝说学生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由于没有结果，对话未能奏效。这一天，学者和作家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当时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0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

他们举起的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如今，这些可贵的镜头被封杀在中共的秘密档案内，六四不平反，这些历史档案都不能见到天日。

（五）包遵信先生曾说过，不对传统文化作一个清算，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实际上，他通过自身行动对中国的专制文化作一个思想的清算，以期后人能够尽快进入真正的现代化。可是，先生出身未捷身先逝，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腐而不朽的”后清”还很威猛……或许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才是这样，争自由的人往往为自由而耗费尽最后的生命，为反专制文化而牺牲自己，到最后，自由和现代化之路仍很漫长……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中国青年，我认为我们一代人，应该继续高举反专制的大旗，继续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呐喊，身体力行，为早日结束”后清”，早日走向共和而不懈努力，不惜牺牲生命……

 

2007年10月28日18时，包遵信先生在北京逝世了。两小时后，我就在网上读到了噩耗。震惊。哀痛。悲伤。无言。

我和遵信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谈自己的稿子时，顺便到设在同一大楼的人民出版社去对他进行了短暂的拜访。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我知道他是思想解放的一员骁将，颇为敬重，因此很想结识。可惜时间紧迫，未能深谈。更可惜的是，后来我离京到西安工作，就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了，而且没有任何联系。直到若干年后发生那场震惊世界的巨变，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遭受了五年困厄。这些年来，我贫病交加，被迫蜗居，自不可能与外界多有交往，好在尚可通过互联网与闻一些世事，对遵信先生的情况也才时不时地有所了解，对他的敬佩之情也就与日俱增。

遵信先生的功绩和贡献非我所能尽述，自有历史记载。但是我和无数敬仰他的朋友一样，对他不幸逝世深为痛惜。我说不出更多的话，惟有默然痛悼而已。

遵信先生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但是比我年长六岁。他也比我早一年罹患中风。如今，他先走了，而我还苟活着。我自然要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要尽量争取多做。这也可以说是对遵信先生的一种纪念吧。

10月29日17：26

 

吸食消散的大烟气也能“high”？

《太阳照样升起》这部电影画面真漂亮，几乎到处色彩饱和艳丽，很多画面都炫目，许多意象设计得很有想像力，视觉冲击力确实强烈。

剪辑也十分漂亮、帅气，一般般的动作都能剪出一种快速、利索的节奏感来。

创作音乐和配乐也很好听，作曲家很有旋律天分，写的旋律就是好听。影片最成功之处就是它的音乐，有时用点现成的音乐跟画面的舞蹈一配，立刻就有感染力，姜文同学的形式敏锐和对电影语言的掌控能力，不是一般的好。

可是这部电影没有故事。它用杂耍蒙太奇串联起作者的一系列理念，它用漂亮画面托起一系列的生活感受碎片，虽然其中有些是具很坚硬的时代特征和很有感觉的碎片，但是我们看不到作者有跟我们好好讲这个故事的能力，我们看不到作者跟观众对话的意愿。

一定要说这部电影“嗐”，也行吧，那每天我们看到的主旋律MTV都很“嗐”，那张艺谋拍摄的什么申奥片啊、申博片之类的申请片也都很“嗐”因为那些片子也都是画面、剪辑、音乐上绝对的“唯漂亮主义”。

还有的人是为了影片的那些怀旧物品（老歌曲、旧军装、马靴、猎枪）和那个时代“嗐”。我对此觉得很好玩，你看，那些吸食大烟枪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姜文跑来在空气中四处闻了一通，再想想先前跟什么伟人、最可爱的人一起抽那个乌托邦激进迷幻剂时候的情景，猛吸一口空气中残留的烟气，自己把那口气吞在肚子里憋半天，高歌一番、蹦跳一宿，然后长吐一口气对着朝霞大叫“high——呀”！

如果这影片的影像流确实让你觉得作者在“嗐”，那他是靠吸食过去美梦的大烟。

导演吸食的是旧价值观的大烟。有别人跟自己的女人上床，那个男人就会恶狠狠嚷嚷：要出人命的！我真不懂，跟你好过的女人跟别人好了，就非要杀掉那个别人？这是当年的中国社会典型的思路，第五代电影里头很多都是表现这个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就会想，如果是你自己不行，再杀十个人 你还是硬起不来。

导演吸食的是杂耍蒙太奇的大烟，杂耍蒙太奇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各种观念可以随便打破叙事表达主题。爱森斯坦跟姜文一样，特别讲究要把观众当成敌人，要給观众冲击。这种打破叙事、硬灌道理的方法是前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特色，要是让我说白一点就是热开水灌输、高压水龙头洗脑。

宣告式、论断式的话语暴力

姜文不讲故事，好像是一种自言自语，好像是一种沉迷于形式快感的自娱自乐，但是这部影片是放在电影院里让大家看的，是花了制片人的几千万人民币拍的，姜文跟人家说，看不懂再看一遍，这是一种话语暴力。因为，你告诉人家来看故事片，可你给人家看的是无序、随意挥洒的美丽新画面，你让人家听的自言自语，这就不是对话而是高声高调的宣告，这种高音喇叭心态很暴力，跟新闻联播是一个调调。

目前中国电影中我至少能看到两种话语暴力。

一种是主旋律电影，那里是讲硬道理，总是强力曲解人之常情，强力阐释爱情，来为意识形态教条和当下的宣传任务服务。例如，《雍正王朝》中导演就用乔引娣终于爱上雍正，给他端洗脚水、端人参汤来让我们知道那个“朕是什么人”。例如陈坤在《云水谣》中听到李冰冰改名叫王碧云就能把她幻想成自己的爱人王碧云！大作家刘恒不知道是怎么编的，刚才他还告诉我们陈坤死爱这王碧云，矢志不渝，就用这一个幻想中的假反打镜头，爱人就换过来了，然后陈坤就一把抱住了李冰冰结婚了。我们都知道，这样硬写只是因为大作家这时候需要陈坤跟李冰冰结婚。可是这种硬写好像有点强奸人性。

还有一种话语暴力就是硬讲硬说，就是不用大家通用的语言，反叙事规则，自己创立一套话语来讲话。从投资规模、使用明星路线、宣传投入、票房追求等等来看，姜文导演的这部影片明明是要拍摄一部在商业模式中交流的电影。但是姜文却不讲故事，不在叙事中解释人物行动的动机，不给观众提供一个可以拼接起来的叙事结构线索，这表现了他强烈的反语言特征。其实这就像小孩睡地打滚和农民起义造反一样，不过是靠犯规来突出自己，最终还是归于对那个底层秩序的认同，对那些坚硬、稳定的价值观，他们碰都不会碰，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得到两块糖和一个新的皇帝龙椅。这样用反语言来吸引注意力，有时似乎容易，有时似乎能一下摧毁别人惯常说话的逻辑，对于突出自己来说，效果来得特别快。

这种反语言的激进冲动，在中国社会很有基础。这就跟以前的那个M伟人一样，打破说话常规，自己搞一套反规则的东西，把现有的世界和我们的BBS和聊天室都当作一张白纸，自己在上面画一套规则，还说这叫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M伟人死了，可是他的红卫兵还在吸食他吐出的精神鸦片，还在遍地风流。

更值得担心的是，这种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还迷漫渗透在我们的社会中，就是一种不容别人说话，只想着自己对别人耳提面命地教育、灌输、导向。这种暴力的话语透露出我们思维方式的粗暴。别人不说，就我自己也说话、写字式也时常不自觉就露出一种急赤白脸的口气，露出一种着急上火的自信，时不时也出现一些自己觉得把握道理的语言洪流冲击而下，其实这也是一种话语暴力，人家真会写字的大家，绝对不需要这样的。当然我总算还知道不会动不动就呼唤权力、权威来给自己话语定调子压制别人。

这是那个过去那个封建极权年代伟人思维和伟人话语方式在我们思想里留下的话语碎片，它是一种话语暴力。其暴力性在于：它不按照我们习惯的话语方式讲话，它靠打破人之常情、靠粉碎文明社会的一般伦理来凸显自己的力量。它的内在逻辑是：我宣布了，你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反复看也要去理解。这种话语不讲逻辑，不对话，只是宣称一些东西，所以姜文的电影跟主旋律MTV一样，要用一种视觉上非常漂亮的意象和非常富有生理感染力的音乐来对我们的感官进行轰炸。

普希金是哪国人都说不清，瞎怀念什么

我总觉得，在今天的大陆做艺术，先得对，然后才能好。就是说你不能强奸历史，不能强力解释人性，不能指鹿为马，这个有了，你才可以来琢磨艺术上有趣味，有品味，有了趣味、品味作品就好。

我这么想，其实也不是很坚定，艺术史上有反例。1932年纳粹德国的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坦给希特勒拍《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从政治上评价，人们都认为她的作品给纳粹做了非常有力的宣传，营造了纳粹国家主义的胜利。可是作为视觉艺术来评价，这个女导演和这几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绕不过去的高峰。顺便说一句，瑞芬斯坦用得最好最强化的技法就是爱森斯坦和社会主义美学最爱用的杂耍蒙太奇，这也是《太阳照样升起》里头最见长的视觉处理的大路子。

跟很多朋友一样，我也觉得《太阳》对1979年以前的中国有一种莫名的、或糊涂或深刻的怀念，那也许是导演自己藏着深刻、满怀深情的怀念。影片反复唱些什么最可爱的人啊、太阳照样升起来啊、喀秋莎站在河岸上呀。导演让周韵打着无数的耳光对房祖名说些这一类的言词：你不懂，你不能否认你看见了。这里导演明显是想跟观众说什么深刻的道理。从叙述手法上说，这几句台词明显是在对观众喊话，这在故事片里是很土的，很笨拙的。其实导演对一个很糟糕的年代说就是好也没啥，这在艺术上并不犯规，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是要有话好好说，要编一个故事把它说出来，要跟大家按照我们平时说话、讲故事的常理说，这是有规矩、有伦理的。

怀旧就怀旧吧，可是你先把那个旧稍微搞清楚再来大唱颂歌长跪不起呀。普希金什么时候成了“苏联”诗人？姜文同学应去图书馆看一眼，即使在89年以前，书报杂志也是清楚地把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这一大批俄罗斯文学巨匠跟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区分得清清楚楚。在日常语言中，凡是看这些人作品的都会清楚地知道哪些人是俄罗斯作家，哪些是苏联的主旋律文学旗手。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出版社有苏俄文学部，那不是混淆而是清楚的并列，就像他们的英美文学是一个部门。也不知姜文同学是故意混淆还是无知露怯，影片的画面打的英文字幕也标明普希金是：Soviet Union的人。那鲁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旗手（他还真是了，现在还有人在死撑这个旗子），那龚自珍、顾炎武啊都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诗人。姜文同学大概是真的不知道，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苏维埃这个东西，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了，现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以前都是苏联，现在不是了；世界很多地方以前是有过苏维埃的，现在没有了。拜托啊，普希金死了33年，列宁才开始出来吃第一口奶，普希金鼓吹为人民歌唱，列宁鼓吹暴力，亲自下令杀了沙皇全家，建立了他的苏维埃。可列宁哪里知道，在他死后多少年，还有人捆绑了普希金到他水晶棺前面给自己献祭。

这就是现在许多人或清醒，或糊涂混乱的怀旧，他们或者把所有好的玩意都拉进那个时代，或者把过去那个时代的污水都用语言过滤掉然后再拿出来怀念，才三十年五十年的东西，就想把它打磨成老旧文物，不易。这些怀旧都是为了装点旧关山，好说出那个“今朝更好看”。

文化沙尘暴中的话语亢奋病

要说那段时代就是快乐就是好，在艺术创作上是完全可以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既然叫电影你就得把这个快乐和好编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可是姜文这一次不会编故事。姜文、黄秋生、陈冲那一段好歹像个故事，表演和念台词的口音也还将就能接上，三个人的关系有点意思，有些性感，有些张力，时代的味道也还对。可是姜文就是不肯好好说，非要忽然把黄秋生挂到门洞上去，还有一些台湾大陆的电影专家出来说什么这里头有密码，要自己去破解啊、勾连啊、解密啊，还说这就是High的电影啊。抱歉，观众是看导演编故事的，给了钱的，不是来自己编故事的，这种重大的动机和转折，是考导演功力的时候，导演不能来一个“我就是不说”。

其实黄秋生跟姜文陈冲那段故事，怎么都能编出来，要我说，用电影里眼面前的东西顺手一编就能圆，把这三人关系写成电影里出现的那本书《怎么办》里的故事也就通了。姜文是普罗霍夫，他的好友吉尔沙诺夫（黄秋生）爱上了自己的妻子薇拉（陈冲）。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要写伟大的利他主义，要超越自私的爱情。可姜文要写的是爱别人的老婆（这一点在影片里没写清，更多是表现黄秋生被别人的老婆爱）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女人爱上别人就要出人命，大概是因为这个，所以黄秋生就得死。我这样乱说，也许人家导演就是那样埋藏密码的，只是我自己没看懂，但是这个片子这种密码也太多了，直接对观众喊话的地方也稍多。

除了画面漂亮，如果要当故事片看，这个电影杂得很，揉不到一块。各段之间味道相差太大，五味杂陈也行，但是你必须用一个味道把它调和起来。房祖名跟周韵的段落，就像两个爱人在调情，或者是姐弟两个在笑闹，就是不像妈跟儿子。表演风格也是，姜文和黄秋生、陈冲是比较实，比较讲究入戏的表演，而周韵和房祖名整个是外在的表现式表演。

跟别人影片借鉴东西也用得没有翻新，房祖名打一个喷嚏山洞里的碗和玻璃就碎几个，那是从“新德国电影”导演施隆多夫的《铁皮鼓》当中借鉴过来，可是那当中小奥斯卡尖叫把玻璃叫碎就有感觉，这个片子里这么借用就让人觉得生硬。几段拼接，这一段的情节在另一段中也出现一下，这个结构是大家都熟悉的《低俗小说》里用过的。可是姜文同学没注意，昆廷。塔伦蒂诺那里头的故事拼接起来之后十分完整，结构清晰，有一个经典式的故事起伏发展在里头，里头的人物都处于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有十分偶然的戏剧性变化。怎么到了《太阳》里头就成了只要拼接，不要故事。

这些风格的杂乱和故事的失控让我觉得这电影一点都不嗐，其实紧张撕扯，把画面的包装处处撕破。

这也不奇怪，也不特别可叹，我们也见得多了。在中国大陆，貌似纯粹的话语创新好像在革命，好像是在什么都不管不顾的“high”，其实是首先进行了非常仔细小心的设计的，先不说西方的后现代结构话语在911之后看来也是痴人说梦的话语乌托邦和乌托邦话语，中国的假后现代其实是经过了小心的策划、仔细的计算的，这种中国式的假后现代小心地把革命限制在话语领域，这些学者和艺术家在跳出后现代舞蹈的第一步之前就小心的自己画好线躲避很多障碍（用所谓的内行话说叫地雷），他们首先要在地上捡起一片树叶挡住自己的眼睛，以免自己被看到的历史和现实吓着，以免庙堂的红墙被碰到。

姜文的这部影片有这种话语飞扬、自娱自乐的性质。他的大胆阐释其实是非常合乎主导话语的，比如对文革前17 年的看法，比如对文革的虚化表现。姜文high 什么啦 ，他那么小心地在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面前闭上眼睛，他对文革和之前17年的看法那么合乎主旋律话语的调子。

姜文的太阳升不起来，作为个人来说很是可惜，也许没道理，可作为时代来说，这么多的姜文都脚步摇晃，我们就要想想。艺术这东西，不好弄，有点把不住，气就漏掉了。我觉得这不光是姜文一个人的事情，我们的文化氛围有一半功劳。几乎隔一天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犬儒主义文化氛围把许多作者给泡软了、泡酸了、泡成了沼泽泥汤。作为创作者个人来说，姜文有十足的才气和冲劲，但是我看到又一个作品沉没在我们的文化沙漠中，我原来以为，有了像姜文那样的才气和性格力量，他会冲出这个黑洞。《鬼子来了》前面多好，有幽默感，想的事情也有趣，有沉思。可怎么到了那个结尾胡乱接续，为了表现日本鬼子以怨报德这个意思，非要说国民党军官命令日本俘虏来砍马大三的头，不像，这是姜文讲故事不注意历史大环境，不注意基本的人之常情的另一个例子。多好的一部电影，尾巴软掉了。

姜文，挺有才气的人，挺聪明的人，挺有感觉的导演，可是这一次可惜了。我着急上火的是，怎么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好好的苗子怎么长着长着就成了歪庄稼，这些大导演们，老的小的都是这样，男的女的都这样。是啊，女的导演也是这样，你看那个胡霉，在《雍正王朝》里头唱的主题歌其实就是一句话：世间万苦，皇帝最苦。她那部电视剧也塑造了她自己的形象，让我又看到一个拜倒在权威面前磕头的女文化弄臣形象。

是啊，今天，不止姜文同学这样做，这样想。很多人都觉得扯起一块红布挂在那里，再拿一个手电筒在后面照着晃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太阳又升起来了。

有道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2007年10月2日于巴西黑金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中国总理温家宝追求真理的感慨，估计也反映了许多人对中国政治的困惑。观察中共十七大，预测中国未来政局的难度不亚于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即冷战时西方研究苏联政治，在”铁幕”一边，在为数不多的公开材料上寻找蛛丝马迹。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评论说，中国政治和中国被污染的河流一样，浑浊不可测。

港媒：2012年十八大是”习李”体制。

中共元老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中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有人说这下中国进入了”太子党”时代。在中共新政治局中，中共元老的后代占据的位置不下7个。显然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胡锦涛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被树成新一代领导核心。

满城尽是太子党

“太子党”指出身上层社会因为亲缘关系而占据重要职位者。因带有贬义，中国是否有”太子党”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戏言，中国除了共产党，还有太子党，那中国不成了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了？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太子党不独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在台湾那些父辈是党政要人的政客也是太子党。香港也有太子党，只不过香港的太子党都在商界和娱乐业。日本的太子党现象也很严重，日本许多政治人物都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日本政坛的政治联姻现象也很普遍。

美国作家也专门写过美国精英阶层的裙带关系，列举了肯尼迪、布什和戈尔等政治家族经久不衰的政治影响力。英国资深报人也写过英国的贵族阶层如何在英国民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天然的竞争优势

显赫的家庭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精英教育，就像面对有钱人子女的昂贵私立学校一样，让精英阶层的子女比平常人更熟练掌握上流社会语言，即小到说话的口音，大到指点江山的口气和自信，以及编织强大的社会关系网。

外国的”太子”和中国的官宦子弟在这点上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在社会阶层流动上，这些人自然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优势。这就像许多貌似公平的体育比赛，实际上是在比”药”（以防奥运人士读拙文，所以先声明一下，这是开玩笑）。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尽管天生不足很多(略去11条)，但还是成功地两次获选总统。

许多美国人说小布什上台是通过”舞弊”、”政变”等等，但不管怎么说，美国选民是到投票站自由地投了票的，就像看台上的观众，听到号令枪，亲眼看着竞赛选手跑完全程，至少在程序上没什么可抱怨的。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中的太子们和他们在商界中暴发速度一样神奇，中国的政治观众看不到太子和别人一起赛跑，只能看到他们上台领奖。

太子的合法性

其实中国政治之水比外国更混浊还是清澈，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都一样。在中国，随着领导人换代，打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然需要有自己人在新的政治董事会里面代表他们”坐江山”，就像香港富豪霍英东身后坐董事会还得是姓霍的一样。

按理说，一个”无私”的革命政权没有必要靠血统来保证”红色江山万代传”，但问题恰恰是，中共政权丢掉了意识形态，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的时候，这些利益就必须要有干部保证、血统保证。”革命的后代”坐进政治局，占据重要军职后，真正董事会中的”革命后代”们才能坐得更踏实。

网络政论家芦笛说，中共领袖”权威逐代递减”，意思是说，”打江山”的老一辈中共领导人的个人权威难以被后辈继承，中共领导人越交替越平庸化。这里的权威，也相当于合法性。领导人的权威性，就是德国社会学者韦伯说的那种靠个人魅力树立的个人权威，有人把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归入此类。

个人魅力不能树立足够的权威时有什么办法呢？韦伯还提到另外一种政治合法性，那就是理性的、靠官僚制度维持的、结构性的合法性。此种类型包括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扩大中共党内协商民主，加强制度化，或许也是这方面的尝试。不过十七大中太子党窜升引起负面议论，说明中共在制度化合法性方面所为甚微。合法性不够的时候，要维持政治秩序和经济利益，就要撕下脸皮，靠赤裸裸的暴力了。

模糊是中国特色

面对政治上的两难，时髦之举就是开辟第三条道路，如克林顿改造民主党，布莱尔改造工党，中共似乎也在政治合法性上开辟第三条道路，避免尽露狰狞（大棒要裹上棉花套）。于是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接连出笼：中共对老百姓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非要代表你的根本利益不可（”3个代表”）；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社会矛盾危及政权的时候，缓和矛盾就是当务之急（和谐社会）。

中国政治如果像英国报纸评论员说的，如被污染河流一样浑浊不透明，那”摸石头过河”就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且是救命法宝。其实”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因为其模棱两可，和”摸石头过河”一样实用。强调通俗的经验或灵验，而不去刨根问底，就像老太太拔火罐，说不出什么科学名堂，能去火就行。这也许算是中国特色的合法性理论。

“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但”太子党能走多久”的问题还没有。满清帝国后的共和，前朝的王公太子党的私产和爵位受袁世凯颁布条例的明文保护，他们面对革命不得已而全身而退。如今太子党并没有改朝换代的被动，虽然没有法律规定的待遇和特权，但他们似乎在”与时俱进”地适应，甚至积极参与中共的转变，他们同中共政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又成了新闻人物。他出任总统后颁布的第一个命令，是强制要求全国高中生阅读二战时期法国反纳粹小英雄的绝笔信。他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为当今法国年轻人树立榜样。但此举遭到教师、史学家及其他党派人士的批评。其中来自教育界的声音值得倾听，他们认为总统无权规定教师的教学内容。用一位历史教师的话表达就是，“虽然我尊重这位年轻人的事迹，但我不认为总统能命令我教什么。”

我也是一位教师，不得不为法国同行叫好，正如我不得不反感萨科齐强制性的阅读令。后者把手伸向了他不该伸的地方，尽管他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唤起国人爱国。就此而言，爱国如果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如何爱国。萨科齐身为总统，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制度爱国”的道理，国家的保障亦即人民的幸福全在于制度维系，这个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宪法。翻阅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无不是以制衡的方式分配或授予政府权力。因此，任何一个权力者都必须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越雷池一步。萨科齐的问题在于，他越界行使或动用了宪法并没有赋予他的权力。在宪政国家，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权力越界即是对制度的破坏，权力越大破坏性也越大。一个高端权力者如果以破坏制度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爱国，毋宁是在害国。

也许有人不解，总统向国人下令阅读爱国读物有何不可。但1791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得很明确，“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如果萨科齐仅仅是萨科齐，或者他此时是以个人的身份发表这方面的推荐，这当然是他的权利。可是，他现在不是行使他的权利，而是动用他的权力，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权力，宪法并未“明白授予”给他。由于权力对他人具有强制性，它会涉及或侵犯别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出于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民主国家在授予政府以权力时，常常在宪法中以“一二三”类似条文的形式以明确。政府只能在这个范围里作为，换言之，在授权范围外，它只能不作为，哪怕它很想作为，甚至这种作为可能是对的、正确的。萨科齐想推荐爱国读物没有错，但他以“未明白授予”的权力下令推行就是他的不对了。他虽然贵为总统，但他并没有统治一切包括统治国人读什么或不读什么的权力(顺便说一下，“总统”这个词是严重的误译，在权力制衡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可以具有总而统之的权力，在此不妨建议专家重译这个词)。萨科齐的阅读令，往轻处说是滥权，往重处说是违宪。从中我们可以习得宪政国家一项重要的知识：权力不仅在于它做得对不对，更在于它做得该不该。正如该做不做是渎职；不该做，即使对，也是错。

萨科齐的阅读令错就错在此举有“政教合一”的嫌疑，而“政教分离”却是现代国家保障个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的价值底线。民主国家主权在民，民所以用自己的部分收入供养政府并通过宪法授权予它，是为了让它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因此，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障公共安全、提供公共福利、持守社会公正、调节社会平等等，这些都是世俗性的事务，由此构成政府从“政”的基本权限。这个权限虽然会有弹性，但绝不会弹辐到政府可以掌控国民的阅读，因为这是属于思想信仰上的“教”的范畴，是任何权力的禁区。缘由很简单，作为纳税人，谁也不会把管辖自己思想和信仰的权力，交给由自己用税金供养着的人。不仅连白痴都不会，而且按照英美法等国的宪法精神，包括阅读在内的思想自由等属于人的自然权利，它经常被表述为“不可让度”。因此，和中世纪不同，现代社会，政权不管教权，前者是国家权力，后者是个人权利。前者为社会提供服务，后者则由个人选择(包括社会选择)。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而萨科齐的举措，却使社会有向专制转化的可能——这就是法国教育界抵制他的原因。

 

包遵信先生走了。昨天下午。北京。享年70岁。

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

1978年以来，他做了多少事啊！那时候我还是工程师，小老包出手的一件件思想启蒙“小”大事：《读书》杂志、《走向未来》丛书……已经在我们中间传开，已经为我们后来的努力（包括所谓“成绩”），铺洒下第一缕阳光。

他的见识、他的学术成就，会有人撰文论述的。我在这里只想说，以我亲身之经历，体会最深的，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感觉地、彻底无私地——帮助别人。

那是1986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刚刚完成。我手里攥着草稿，不大有信心，也不大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除了军方，可能还没人用电脑。

偶然间，他见到这稿——我那时候还不大认识他，既不是向他投稿，也没有请他审阅。他什么都没说，只拿着这稿，迈着他的鸭步，到他供职的人民出版社，不仅请打字员打了出来，还印了好几份。三、四份吧，8开，厚厚一大沓。有了稿子在手，我开始找出版者……于是才有在黎澍先生“共同作弊”之下，打“时间差”，混过温济泽先生可能的阻拦，险情跌出地出现在《文汇月刊》上的后情。

到后来，到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已经引起不小的轰动的时候，他除了呵呵地笑，从没提过这事，也没对这篇文字做什么评价——他可能根本就忘记了打字那节。因为类似的事，他实在做得太多了。

所有当年受他提携的小女子、小青年（其中有些眼下真可说名声赫赫了），你们还记得他么？

对他的告别，当局定会高抬贵手吧？这里仅将《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再次发出，呈现于读者诸君尊前，一同分享包先生当年的感触与心怀，作为对它的第一个赏识者、眼光锐利、且永远无私地帮助别人的小老包，表达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随着2008年台湾大选的临近，中国大陆公开舆论一般认为，民进党加紧了台独步伐：入联公投问题上，对大陆的警告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的反对，陈水扁不以为然；公投制宪与选举捆绑的可能性日益提升，连国民党内部反对“公投制宪”的力量都在减弱。对此，胡锦涛称：“推动入联公投，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就是台独分裂主义。”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称：“公投制宪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动••••••陈水扁当局推动公投立法，就是试图为其今后搞台独公投提供法律依据，图谋通过公投来实现台独主张。”胡锦涛和王在希的谈话较之大陆学者的口气显得策略一些。按照大陆官方学者的说法：“公投制宪就是台独制宪。”而大陆官方此前已公开说过“台独就是战争”——王在希对这一等式的解释是：“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与社会上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起公开搞台独，公然向祖国大陆挑衅，那武力恐怕就难以避免。”无论胡锦涛还是王在希，似乎都为“公投制宪”留下了转圜的空间和对“台独”保留解释权的余地——虽然“台独就是战争”，但迄今为止，不见大陆权威官员“公投制宪就是台独”的直接表述，而王在希谈话中使用的“公开”、“公然”两个概念，也很难有准确的标准。也就是说，尽管成百上千枚导弹对准了台湾，但只要面子上别太难看，大陆并不愿开启战事。

不过，台海形势的紧张是确切无疑的，各种迹象表明，在大陆一方，“文攻武卫”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当此之际，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胡锦涛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大体归纳一下，仍不过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分裂、不得人心”、“经济合作、寄望人民”等老一套的说辞，当然，也少不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喊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是，谈并不是无条件的。对此，十六大时的表述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十七大的表述为：“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应该承认，十七大的表述比十六大灵活：首先，“任何政党”自然也包括陈水扁担任主席的民进党；其次，改正了十六大报告中文字上的不合逻辑之处——既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一一列举“可以谈”的内容做什么呢？人们有理由怀疑被列举的内容恰恰是一种限制；再次，是删除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字眼。

也就是说，当大陆舆论认为台独危险加剧的时候，大陆官方对台湾的喊话态度却越来越温和，要求也一再降低。在这种“低姿态”之下，台湾方面如果愿意在“承认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做些花样文章，给大陆官方一些面子，或许并不困难。杨建利先生在《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一文中写到：“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从历史渊源、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和生理特征方面都有着比世界任何其它地区的人民更为本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从现时来看，那只是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地理的’中国。对于赞同统一的人来讲，那是一个‘未来的’中国。”如果双方在“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上没有太大争议，那么，十七大的“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似乎比十六大的“一个中国的前提”更容易给台湾社会发挥的空间。假如台湾方面以模糊化语言声称在“文化”和“地理”上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对大陆官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胜利”。毕竟目前的大陆政权并不在意两岸能否统一，而是怕承担让台湾分裂出去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力和历史“罪名”。两岸分治和台湾“独立”早已是政治事实，大陆官方需要的，其实就只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空间罢了，只要台湾方面别把这点可怜的空间给压榨一空，别让它在百姓面前太丢面子，大陆并不会动武。

应该说，大陆官方的要求不高，对一个在国内问题上说一不二的专制政党来说，甚至可以说相当“开明”了。但台湾方面也并非有意与大陆过不去，排除因两岸长期分割、疏离造成的台独欲望，“公投制宪”确实也是一个正常国家民主化转型的需要，在很多台湾人看来，为什么2300万人组成的民主社会，具备了民主国家的一切要素，却要受制于国民党的独裁历史，受压于大陆的非民主制度，无法名正言顺地享受正常国家的待遇呢？

可以说，大陆与台湾象两股道上的列车，各行其是。不同的利益、心理需要和不同的话语体系使隔阂与对立趋向于尖锐化。这时候，只有本着和平的意愿，坐下来谈判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但是，大陆官方“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堂皇喊话，显然不会导致双方坐下来谈的成果。如果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谈判，其中首先存在一个信用问题。大陆官方经常对台湾领导人使用的俗语“听其言，观其行”，其实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听其言，观其行”的结果，人们在矛盾冲突问题上已经无法相信大陆官方的言语承诺。

不要忘记，台独不是中共面对的唯一挑战性力量。官方定义中，“台独”，“藏独”和“民运”都属于敌对势力，但施于三者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藏独和民运远没有对台湾社会的喊话那样“灵活务实”。我们知道，大陆官方一再对全世界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就可以来京”（语出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2006年谈话），有时候，相近的意思被表述为“只要达赖放弃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同他进行协商和对话”（语出温家宝2007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撇开“可以回京”和“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协商和对话之间的含义差别（这样的差别显示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政策可能并非“明确和一贯的”），“放弃分裂”可以说是达赖和西藏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许多年来，我们总可以在官方媒体上获知这一前提下的西藏问题表述。不过，当达赖通过与中共的谈判，终于公开对世界宣布他放弃西藏独立而寻求西藏的自治与民主时，我们奇怪地看到，大陆官方对达赖的批评反而升级，而且谈判的价码也提高了！现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要求达赖“必须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西藏独立的活动”，对达赖的要求还包括：“要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游戏性的文字转换，前提条件——“只要••••••”——背后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改变。如果说要求达赖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情有可原的话（尽管违背历史事实），那么，要求达赖对与西藏不相干的台湾问题表态，就是强人所难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有一天台湾方面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大陆官方完全可以进而要求台湾领导人承认“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眼人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谈判态度，而是有意为谈判设置障碍，说穿了，就是没有诚意，就是谈着玩。若非如此，人们自然可以追问：既然连一个台湾小党的党魁宋楚瑜都可以到北京和胡锦涛面谈，而且连美国总统布什也呼吁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达赖喇嘛，为什么已经公开承诺放弃西藏独立的达赖就不能到北京和胡锦涛见个面呢？这不过是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做派而已：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共控制下的西藏虽有离心倾向却不具备独立的实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台湾一部分人闹独立而且闹得越来越凶，才使宋楚瑜和连战获得了座上宾的待遇，才有了“只要承诺同属一个中国”的低姿态喊话。

相比之下，对民运的态度更不必说，持续了十八年的打压从未停止过。但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89年5月份，政府代表与学生代表对话时就承诺过：“今后还要对话，今后还要透明”，言犹在耳，六四的枪声一响，对话就成了历史。

综上所述，1，由于台湾具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有本钱，所以中共口头上的价码很低，“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流亡藏人有本钱，但本钱不够多，所以，为削弱西藏民众的离心力，对达赖又打又拉，以“只要••••••”为水涨船高的前提，以谈判消耗达赖和藏人的时间；3，由于民运力量被边缘化，表面看已无本钱，便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且置相关人员的人道困难于不顾，继续实施人权侵害。三种不同的态度，均以对手的现实“杀伤力”为前提，既不顾及过去的承诺，也不以公义为本。

对于达赖和八九学生曾经的承诺更显示，这种“对话”并非可以影响对方观点的相互沟通，而是一方针对另外一方的语言策略，即使对手完全答应大陆官方提出的条件，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就能推翻此前的谈话，使之成为废话，而等到把对手玩“惨”之后，也就不必再陪他玩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相对温和理性的抗议者无法说服激进的同伴，他们有太多的理由怀疑党和政府“不秋后算帐”的承诺。

台湾人不会看不到这点。所以，他们直接连文字游戏也不陪大陆官方玩。一玩就上当！至少，对达赖和八九民运学生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教训。大陆官方如果真要向台湾展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诚意，就应从与“民运分子”或“藏独”认真谈点什么做起。

坐下来谈，或者说对话，是当代社会各文明国家的通行规则。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回答北大学生的提问时说：“如果外面有很多人向我示威••••••那么，我就会试图了解他们示威的原因，然后询问东道主我是否能够去跟他们谈谈，或者让示威者团体派一两个代表来见我，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让我来回答。”克林顿的这种开放心态，并非建立在对方的实力威慑基础之上，而是民主社会的通常做法，按照我的理解，要建立胡锦涛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有这种与反对者或者对手坐在一起沟通的胸怀与勇气，这样的沟通应该是经常性、制度性的，而不是附加先决条件的格外恩赐。

可是，从中国政府对待“民运”、“藏独”和“台独”任何一方的态度上，我们都无法看到这种平等待人的勇气与胸怀。于是，谈判便只是一种霸权和算计对方的语言策略，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这样的谈法，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谈得成。所以，台湾凭借事实独立的资本，拒绝按照大陆官方的谈话套路来谈。台湾自有台湾的语言套路，其对话条件似乎比大陆更“灵活”，陈水扁早在2005年就表示：“愿意邀请对岸领导人不限时间地点、不设前提条件，双方握手和解、理性对话，共同开启两岸民主与和平的‘机会之窗’。”不设条件当然就意味着不拒绝一个中国的可能。但大陆官方并不接他的球，于是，双方在各自的话语轨道中并行，谁也不理谁的茬。

大陆官方的逻辑是：如果与对手坐下来谈，一定要设置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让对方在未谈判之前首先答应大陆官方的要求。这样的先决条件，对于对手来说，一旦接受便是未谈先输，这就象1948年的国共和谈中要求国民政府领导人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一样，只能表明中共没有谈判的诚意。不同的是，1948年的中共一方，不想谈的原因是实力强大并准备主动出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的不想谈，却是根本就没法谈，不管“民运分子”、“藏独”还是“台独”，只要和他们坐下来谈，都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民主问题，但一党专政的狭隘意识形态空间已不具备与对手妥协的任何弹性，也就是说，既不可能让对手接受其专制统治，却又不愿意接受普适民主理念，于是，谈着玩也好，“什么都可以谈”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表面文章，本质上还是不想认真谈的。预设前提条件不过是为了阻止实质性谈判，或者说，拒绝接受民主理念的入侵。作为一个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中共在处理与对手的关系上，至今还只接受要么消灭对方、要么被对方消灭的简单二元思维，完全不具备与对手沟通、妥协、共处的意愿和能力。

于是，便只能让“敌对势力”一直敌对下去，尽管这样的敌对根本就不难化解。事实上，也只有在民主条件下，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民运问题才有真正得以解决的可能。作为世界范围内广受敬重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如果西藏实现自治和民主，他甚至愿意放弃达赖的头衔；作为台湾的民选总统，陈水扁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我不会反对，不过，如果这会发生，一定是中国先调整政治制度，也就是两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及言论自由。”对于大陆官方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陈水扁称“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国民党的2008年总统侯选人马英九也在最近的演讲中再次表示“（镇压民主运动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独立是国民党未来的选项之一，我们没办法等大陆民主化太久。”由此可见，民主问题才是台湾、西藏等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毛泽东喜欢说的“纲举目张”中的“纲”。

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下，许多中国人思想中存有一个误区，以为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是互不相干的，有人甚至认为民主变革会带来国家分裂，其证据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上世纪末的分家。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陆官方顽固拒绝民主变革的前提下，台湾与大陆不具备统一可能，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也一直无法得以消除。另一方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分家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未能及时与传统共产党分道扬镳，致使8•19政变发生而毁掉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关，不能由此得出民主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相反，在东西两德和北爱尔兰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因素有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

目前中国面对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看似复杂，矛盾焦点其实只集中于能否开启民主变革这一点上。面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大陆官方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战术，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和一党之私而抗拒民主改革，任由各种现实问题累积而无法得以解决，这一做法，其实是对中国前途的极不负责任态度，拖延民主变革的结果只能使各方与中共的隔阂与对立加深，渐行渐远，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恐惧症很可能使中共陷入左右为难境地，一旦台海问题的发展超出中共可以控制的范围，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很难预料它将面对什么局面。顽固至此，实属罕见。

 

中共十七大虽然已经结束一周，但媒体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中共太子党和权力分配上。随着李源潮出任中组部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