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或许可以充当主导角色，但前提是它必须探究、清理其以往一贯恐惧、仇视宪政民主的历史，即“恐宪病”，不找到那个难于化解的“结”，谈不上真正的“转变”。
⊙ 追随共产国际，与宪政对立
中共的建立固然与“五四”有密切关系，但直接的助产婆却是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议会斗争道路，策动世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理论，第三国际在广大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俄国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中共就是这个部署中的一环。还在中共成立前，第三国际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串联”，作了许多思想与组织的动员。从中共的一大到五大，都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并直接指挥，六大则更干脆搬到莫斯科去召开。当时一些重大决策，如国共合作，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决定的，甚至一些非常具体的事，譬如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也是第三国际直接指示的，后来却栽到刘少奇头上。按照第三国际的设想，中共一成立就应当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只是一大的那些代表还“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马林语），到中共二大才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共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无条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和第二国际相比，第三国际最大的特点，是反对议会斗争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既然把自己绑到了第三国际的战车上，也就和民主宪政分道扬镳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曾经高喊“德赛两先生”的陈独秀，成为中共创始人之后，也转而批评民主，否定宪政了：“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而特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0、67页）当时并非陈氏一人思想转向，而是全社会形成一股时下称之为“左倾”社会思潮，即“以俄为师”、反帝革命。
陈独秀的思想转向，典型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变革，是循着技艺（洋务）——政制（戊戌与辛亥）——思想的路径，政治始终充当了变革的有力杠杆，文化、观念则比实际历史进程总是落后一步，由于“五四”以前两度政治变革的失败，使启蒙思想落到现实层面，倒像不是为新制度作导引，而是给失败了的制度唱挽歌。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孙中山，他们并没有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内涵，而只是在制度层面将民主自由区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而在理论上导致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则强化了民主与自由的工具性与实用性，消解了它的价值伦理意义。
“反帝”的口号，对于饱受列强帝国侵略的中国人，也总给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谁也不能对它说“不”，但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的“反帝”，实际就是反对英美，并且主要是反对以它们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至于维护国家主权，好象没有一件与中共有关，租界的收回、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四九年以前的事，四九年以后的“壮举”，就是关闭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医院、学校，没收了他们的资产，这样的“反帝”，跟反现代反文明的历史倒退并无区别。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且点明英美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当时胡适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的中国》的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完全不懂国际交往的游戏规则，根本不符合事实，“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胡适“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与其根据这种没有事实的分析去反帝，还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胡适是以“陈独秀的朋友”的身份提出这一忠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中共朋友哪还听得进去？他们已经上了共产国际的战车，铁了心“以俄为师”，直到后来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系统论述，就有了完整的“亲俄反西方”理论，不仅是政治信条，而且还法律化了，这样的“一边倒”，后来可笑到苏联已经变“修”，中共依然坚定不移，干脆宣布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
⊙ 农民武装革命道路对宪政的本能排斥
如果光凭某种决定、口号来判定它的性质，最多也只有思想史的意义，在中国“以俄为师”和“反帝革命”不只是口号，它曾指导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因而其影响就远不是思想史所能范围的，必须从它的“革命实践”中来具体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自然要经过“本地化”的发酵，以民族主义为包装的民粹主义，就成了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进行武装革命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第33页），李大钊就曾呼吁“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这与后来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许多话非常相似，正是这种“劳工神圣”、“尊劳主义”的民粹精神，在大革命时期鼓动起农民的造反行动。
按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大革命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北伐战场，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北伐军打到哪儿，农民运动就开展到那儿。以湖南为例，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农民协会的会员顿时发展到二百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有一千多万人，有不少县几乎全体农民都被组织在农会中，他们抄家、抓人、打人、刑讯逼供、抢夺财产，没有任何程序、任何法律、任何纪律，“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时所谓红色恐怖，弥漫楚湘大地。这一切毛泽东都认为“好得很”，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的这段语录，五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曾熟读过背诵过，却决不会设想它与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及思维方式相距多么遥远！
果不其然，这种反理性反宪政化的运动模式和夺权方法，到了三十年代苏维埃运动中，就在“苏区”被普遍推广开来。所谓“苏区”就是“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瞿秋白语），最近读到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中列举大量资料，揭露当时江西、福建各个“苏区”诸多非人道的事例，真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份当年红一军团政治部编的《筹款需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户敲诈绑架，勒索钱财的，那行径与土匪有什么两样？
一般老百姓这样遭殃，那些参了军、入了党的“自己人”，也同样逃脱不了劫难。所谓整肃“AB团”，清查“社会党”，大抓“改组派”，那一串串事件都是惨不忍睹，死伤人数至今也没有个准确的计算，据李锐的估计，不下于八万人（？）。仅一湘鄂西地区，四次“肃反”就死了数万人。贺龙后来回忆说，经过“肃反”，红三军中党员仅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与贺龙四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 反智主义的极至
和这种反人道暴行相联系的，还有对知识的蔑视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到了三十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则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后来的延安抢救运动，矛头也是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有的虽然了解一二却并无好感，单凭一腔爱国热枕，在抗战时期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跑到延安，以为那儿才是报国献身的圣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陕北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抢救运动”或曰“审干运动”，被当作“特务”的人，隔离、禁闭、吊打、刑讯……有的自杀，有的神经失常，有的妻离子散，甚而有的全家自焚……当然，“特务”不只是外来知识分子，本地的也难幸免，绥德师范是陕西东北一个乡村学校，竟然成了“特务窝”，教师、学生有好几串，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成了专职的“特务女性”，最后扩展到小学，许多小学生是也成了“小特务”，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见韦君宜《思痛录》）。
一九四五年曾参加“青委”和“民委”抢救领导的蒋南翔，写过一份《关于抢求运动的意见书》，列举了“青委”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
蒋南翔的观察与分析并不到位。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绝不是什么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和三十年代的整“AB团”“社会党”，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传统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以后，就系统化经典化了，所以后来才会有文化大革命。
⊙ 中共参与宪政的历史
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参与了宪政民主，又该如何解释呢？
长期以来，中共进行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遵循的是一种反宪政民主的文化与行为模式，它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而又以放弃这种模式为重要条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则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毛还提出了争取民主的两项目标，一是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256～257、274～275）。
抗战时期中共参加民主运动，不是某些党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部署。在国民参政会的会内会外，在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桂林，都有共产党员活跃在各种形式的民主活动中。如果说办刊物、写文章、作讲演，这些带有学术文化性质的活动，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主持其事的话，那么游行集会以及各种类别的宪政促进会，则只能是共产党员唱主角了。为了配合国统区的宪政运动，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多次下发文件，明确告诉全党：“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因而在宪政运动中，必须争取：①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这是宪政的核心、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②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反对圈定的国大代表；③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它有权制定宪法，选举国民政府；④新宪法要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大法，而不是一党专制的装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宪政，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还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宪政，要揭露各种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行，“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遭致灭亡的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六大以来》[上]第1072页）。
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国共“双十协定”，于一月十日召开，通过了五项协议，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实行委员会制，委员的一半要由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宪法草案还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它由选民直选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它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同时又规定：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献，今天去读，依然令人兴奋与钦羡！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遗产，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信口雌黄，用给它扣什么“资产阶级”或“西化”的帽子！
政协的成就是参加政协的所有党派所有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协的成就主要反映了民盟的主张，中共与国民党都不过是被动地举手赞成而已。这样说是不公平的，至少对中共来说不公平。不错，政协通过的协议，与民盟一大颁布的纲领，精神完全吻合；五项协议中最重要的一项宪法草案，也是民盟提出的，它事先征求了中共意见。
中共自己也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保侨，共十项内容。它的基本政治取向和价值原则，与宪政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关于人民权利一项，包括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困、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政等检查制度；政府机关与军政人员无论是谁，凡有侵犯人民自由的行为都应该给以惩处。公民权利列述这么多这么具体，是中国已有的宪法不能相比的。
1946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说，“这次政协已‘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次政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2月3日该报又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坚持真理与言行一致，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与出发点。五项协议既有中共参加决定，既合于国家与人民的需要，我们就一定全心全意促使其实现。……这里没有任何条件，任何犹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说到做到的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精神和态度，适用于所有的五项协议。”
抗战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宪政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可是谁曾料到政协的协议终被抛弃，宪政又成泡影。对此，执政的第一大党国民党自然负主要责任，不过毛泽东也认为，宪政已经过时，中国走不通，不能走也不许走；必须也是唯一可走的路，是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难怪当时有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很讲策略，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
中共的既定目标是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当时跟在民盟后面嚷嚷宪政，不过是幌子。三年以后又有一个政协，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得再清楚不过：“那次会议（指四六年政协）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原来在毛的心目中，要打倒的只是国民党，并非“一党专政”。
十年之后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当众教训彭德怀，提到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同蒋介石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与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192页）与人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对方，所谓国共合作将是怎样的结局，政协决议最终会流产，不是意料中的事吗？
⊙ 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
然而，如果因为毛泽东的权谋就把所有参加抗战时期宪政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员的言行，一概说成是一种斗争策略，那也太简单化，与事实相去太远，当时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是没有什么权谋的，更不像今天的新贵那么自私。
我一直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思想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不相信它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空隙可以留存。尽管中共鄙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特别是抗战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出于爱国加入了中共。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思想上多少还保存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价值，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自由主义者，有的人即便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也未磨灭原来接受的自由民主的观念，甚而有人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而投身革命的。老作家韦君宜就讲到，她原来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是“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即使在入党以后也“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共产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思痛录》第2、3页）这可是一位有着将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的肺腑之言啊！我读后更坚定了一个判断：那些多少还保留着了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才是共产党内最可宝贵的健康力量。
但是这些人在党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进入不了权力的核心层；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比起那些出身工农、党气逼人的“老革命”，“党性”没有那么坚定，可是人情味、“小资情调”却浓烈得多，跟普通人更易接近、更好相处；每当运动来临时，他们大都逃脱不了被整肃的厄运，很多人历经劫难，累累伤痕；从延安到北京，从反右到文革，经过无数次的折腾，他们已经花果飘零，硕彦仅存，但他们是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中坚，在中国宪政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有着难于替代的作用。
一九九五年纪念抗战胜利十周年时，有位老共产党人谈了他反思历史的三点感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如果（一）经济上不选择计划经济，而是走市场经济的路；（二）政治上不走武装斗争的路，而是采用议会斗争的方式，走宪政民主的路；（三）国际关系上不搞“一边倒”，闭关锁国，而是对外开放，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触与交流，假如当时要是做了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将会是现代民主的富强大国了（大意如此）。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这位老人对历史的这番反思，要冲破多少思想的藩篱啊！固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当下应走的道路却可以从历史的假设中去正确把握。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前的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的前途有过精辟的论述：
“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目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滥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再论世界大势》，转引自《陈独秀最后的十年》第350页）。
当时陈独秀避居四川江津，又重病卧床，既然是“再论”，当然还有“一论”。那篇以《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为题的“一论”，就发表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大公报》上，不料竟引起轩然大波，重庆与延安同时都有批判，连托派小团体也哓哓上阵，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各种罪名铺天盖地。然而陈独秀不为所动，又带病写了“再论”，结果连发表也找不到地方了。就是在这样的遗憾中，他与世长辞。
陈独秀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分析，始终坚守了自由民主的取向，认为中国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于自己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发展”；对于国外侵略势力的斗争，不论它是来自轴心国还是非轴心国，“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即使对危及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尽力反抗”同时，也“不应该拒绝他的文化。”今天，我们不能不敬服这位老人的睿智和透彻！
⊙ 极权主义在中国已经式微
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过程的全球化，中国经过十五年努力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值得额首称庆。然而全球化并非单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同样也有它政治方面的积极趋势，全球化可以说就是民主化的同义语，既然我们在经济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没有理由、实际上也不可能拒绝政治的民主化——宪政民主。
令人费解的是，中共当道诸公一面大讲经济全球化，一面却又坚持政治多极化，以所谓“特殊国情”、“文化传统”、“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拒绝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以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为核心，以权力制衡为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它的要谛在于强调限权（对政府）和基本权利的保障（对公民），基础则应是法治，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政治模式，中共故意把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消融在具体的制度形式中加以拒绝，是说不通的，若讲政治模式，英国与美国不一样，法国与德国也不一样，哪有什么放诸西方各国都适用的共同模式？它们之间也无法照抄照搬，若说全盘搬抄，中国过去的确曾经照抄照搬过别国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和四十年代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连名词都照搬，什么“苏维埃”，说起来都诘屈聱牙，现在首创这一模式的苏联早已解体，中国有人却还在坚守它，还竟然用传统文化来包装它，好象它是我们的首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天宪政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空中楼阁。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加入世贸，为宪政民主铺垫了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为限制政府干预私人领域提供了社会前提。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权即将落实，唤起了公民个人的自主自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普通民众从老百姓到纳税人角色的转换，必然要导致真正的代议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政府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入世贸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加速了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也正在逐步形成。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已经式微，反对宪政民主已经提不出像样的理论武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极权主义必须改弦更张，宪政民主尽管在中国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还是最好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坚持不懈的努力。
——《民主中国》
(2/1/20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