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关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并多把此事说成对袁及筹安会起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其根据就是这位教授应袁世凯之请提交了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备忘录，译成中文后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在1915年8月3日的《亚细亚报》上，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8月16日的正式宣言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说是”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到此事的原委和古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有关各方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经过
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有关”筹安会”情况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7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世凯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对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作了检讨，说是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于政府体制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事实上，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备忘录》内容提要
那么古德诺的备忘录全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今以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英文本为据，作一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备忘录》实际是一篇学术论文，相当长，分六大段，概述如下（小标题是原来的，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1）”君主制源起于个人”。文章开宗明义说，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所有君主制归根结底都源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此人统治英明，又很好地解决了继承问题，就可能建立一个王朝，否则生前身后都会发生因争王位而引起的混乱，乃至内战。继承人应通过得到公认的一种制度产生，而不是由在位君主指定，否则仍免不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宫廷阴谋迭出。在这方面，英国的长子继承制最好。
2）”欧洲诸共和国”。这一段把美国也包括进去，比较了英、美、法建立共和国成败的历史：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的原因之一是克伦威尔没有解决好继承问题。美国建立共和制是最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是乔治·华盛顿本人坚信共和；二是实际上北美大陆继承了英国的宪政和议会制的原则，在独立之前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三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为全体人民所熟悉，杜绝了因争继承权而引起的混乱。法国原来没有任何实行宪政或议会制的传统，一向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人民没有自治的训练，因此法国大革命后几次王朝复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才确立了现在的共和国制。现在的法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都解决了继承问题，亦即建立了一套全民确认的选举制度；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都有了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和经验。
3）”各拉丁共和国”。这里指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南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诸国独立之后大多仿效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制，但基本不成功，却出现长期动乱。其原因一是在争取独立的曲折斗争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争权不已；一是人民教育水平太低，习惯于君主专制而无自治能力。这些国家曾有过的短暂的稳定期都是在强有力的军人专政下出现的，但是这种稳定正孕育着动乱。到目前为止，共和制稳定时期较长的是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建立宪政方面相对来说进步比较显著，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期的混乱，在此过程中人民有了一定的参政的经验。
4）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文中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和在宪政制度下参政的经验；二是继承制度的解决。而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5）列强不允许乱。当前欧洲列强将不允许与它们利益有关的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动乱。列强可能并不关心别国实行什么制度，但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局势稳定以保护它们的投资利益，如果因政局动荡而损害其利益，它们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涉，直到破坏有关国家的独立，甚至直接接管该国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各国都必须制定某种能够维持安定的治理方法，否则就得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6）对中国的需要的思考。以上述理论和条件衡诸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既低，又一向习惯君主专制，从无参政经验，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是不适宜实行共和。”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维持下去，实施宪政势在必行，这应是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根据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国比作为一个共和国来完成这一渐变要容易得多。可惜清朝末年未能完成已经开始的制宪就被推翻，否则按照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的设计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立宪，情况会好得多。有一个公认的皇族，也较易解决继承问题。辛亥革命四年来实际上继承问题（即下一个总统如何产生）并未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对满清的异族统治积怨太深，早就想推翻它，不可能让它维持下去，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推翻王朝后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既然已经建立了共和国，是否应该恢复君主制呢？这才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氏恰恰回避了正面作答，只说要十分慎重，提出了由共和变君主制的几个必要条件：1、不会遇到国内人民及外国的反对，以至引起动乱。维持目前安定的局面至关重要；2、一定要解决好继承问题，使国人对此没有疑问。因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最重要的优越处就在于较易确定继承人，但是尽管皇帝比总统在老百姓心目中权威更大，也不能由君主本人单独指定继承人，而是要建立一个得到承认的制度和程序；3、必须对在君主制下实行宪政的方式作出规定。中国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在人民中间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精神；国家要抵御外侮则必须有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为激发爱国精神或是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必须让人民更广泛地参政，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使人民感到政府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行为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最后，古德诺说，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具备，则恢复君主制显然有好处，但是这几个条件是否能实现，只有了解中国并对它的前途负责的人才能作出判断。
在8月18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基本上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
关键在于立宪
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决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州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问题在于联系到当时的中国的特定的情况应该怎样看。对于中国是否回到君主制，古氏坚决不表态，而是提出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质上都与宪政有关。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学家，他注重的是建立一个为国民（people）普遍接受而大家（包括君主）都要遵守的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必须立宪。他用的”people”一字大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实际是指各种可能对政治起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发起足以引起动乱的反对行动。换言之，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力压群雄，一时无人反对，也还不够，还必须做到身后也不会因争继承权而引起动乱。袁要传子也可以，只要传子的制度通过立法得到确认（按：这最后一点是笔者的发挥，古德诺并未明说，但是对恢复帝制最热心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洪宪”朝廷在全国讨袁声中83天而亡，印证了古氏的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其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且是以人头为代价，证明在中国要在君主制度下”有秩序地”逐步实行宪政是行不通的。在这点上，古德诺的诊断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把辛亥革命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反对异族统治，那可能是由孙中山最初”驱逐鞑虏”的口号得出的印象。事实上辛亥革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王朝不可能自觉地完成立宪的任务，与其民族属性无关。满清入关后在主要的典章制度上早已汉化，清朝盛时汉人也早已臣服。晚清之所以政治动荡，各种改革和革命蜂起，主要不是满汉之争，这毋须赘言。这位美国学者看到了人民教育程度和参政能力对实行共和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在君主这方面顽固的传统和缺乏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对实行宪政的不可逾越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最高统治者从来是超越一切法律制度之上的，而”立宪”的实质恰恰是要把宪法置于君主之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君主自觉地自上而下来实施等于缘木求鱼。诚然，在晚清所处的那种特定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用说光绪，即使慈禧本人也被迫接受了某些变革，还有五大臣出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但是这离真正的立宪差得很远，而且随时可以翻过来；另外，这种变革只有在王朝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才被迫实行，此时君主已没有古德诺所说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优越条件；而如果王朝强盛，还有威望，就不会感到有变革的需要，这是在中国国情下的悖论。这一国情与查里二世的英国，与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国相去十万八千里。清朝末年的中国也出不了彼得大帝。这里不详细讨论。所以古德诺为清王朝未能完成宪政即被推翻而惋惜，说明他确实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错。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的继承或接班之争长期间没有正常的机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内乱、各派势力的争夺和外国的干涉乃至公开侵略，人民真正的参政如此难产，不都让古氏不幸而言中吗？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对列强的态度所作的坦率的表述，即上文第（5）点，同时提出了中国为自救而必须激发人民爱国精神和加强政府力量之道，也算尽了言路。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中国人自己了。列强的这一态度，在上述马慕瑞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
梁启超的评论
古德诺的观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1915年8、9月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和答记者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是反对建立共和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而在1915年却坚决反对复辟君主制。在袁世凯假惺惺一再表示自己不称帝时，梁多次上书对他表扬，对”筹安会”诸公的论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在实质上，他的主张前后并不矛盾。8月20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意是：共和或君主是国体，宪政是政体。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他当年反对共和是认为在现行国体下群策群力进行政治改革可能还有希望，而国体一经破坏，人民对新国体尚不适应，骤然蜕变，”其危险痛苦将不可思议”。自辛亥以来数年间的事实已证实了当初的估计。现在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起，实在不理解也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段话，他说，古氏所作各国政体的比较，以及抽象地论君主、共和之得失等诸论点其实很浅近，本人早已有大量论述，可以说古德诺是”无意中与我十年间旧论同其牙慧”，但是现在这么浅近的道理”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君主、共和的利弊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辛亥革命之初，那个时候”诸公安在？”现在时机已过，主要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用大白话说就是”经不起折腾了”。关键还在于是否实行宪政：”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是他的意见的实质所在，因此先反对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前后不一致。古德诺的主张实质上也差不多，不过他没有明确反对回到帝制，而是提了一些条件。他是外国人，这样做也有其分寸。梁启超对于”筹安会”所说古氏主张恢复君主制表示一定的保留，在文中加了一个注：”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并未尝有此主张”。在9月4日答英文《京报》记者问中，梁又提到古氏的论调自己早已说得”焦唇蔽舌，而国人莫余听”，现在这位外国博士所述只得其半，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可见得梁氏对当时重洋轻华之风是十分愤慨的。（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笔者不敢攀附先贤，但对学术界此风却至今屡有同叹）。看来那时梁已读过古氏《备忘录》的全文，他对于复辟三条件中的第一条：不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认为到了国体必须变更之时已无反对之余地，只有”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才会昌言反对。因此他比较悲观，以为复辟能够实现，然后又要引起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这点他又估计错了，最后连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讨袁的行列中。
“筹安会”与古氏的关系。
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袁世凯的公开表态还是坚决不当皇帝的。但是从古氏备忘录的内容来分析，不见得毫无所知，至少有一股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势力他是知道的，否则”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命题从何说起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窃以为，古德诺不见得看不出来以当时中国之乱，派别林立，他所提出的条件很难做到，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办不到的事–不论是统一中国还是立宪–难道一当皇帝就能办到？如果他有意鼓励袁称帝，就不必气急败坏地大张旗鼓地加以澄清。因为他的澄清是在”筹安会”声明一发表之后立即进行的，是在当时列强估计袁有可能成功之时，不是在讨袁运动兴起之后。不过他的备忘录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袁世凯之请提出的，明确提出君主制更适宜于中国，尽管是作理论上的阐述，不可能不被袁所利用，这点除非他真的是书呆子，本应估计到。
严复、扬度诸君子都是饱学有识之士，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容人怀疑，在他们探求救中国之道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件事上证明是错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各自一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有其自成逻辑的思路，不可能是受了洋人一篇文章的蛊惑。其中严复是最德高望重，对西学研究最透，主张变革最力的。他的一贯思想比较清楚。与这件事有关的主张简言之就是：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所以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这是他的名言。对于西学，他认为首先应学习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实行政治变革，否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他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比康、梁更激进，而在政体变革上却主张缓行。他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但谴责康、梁戊戌变法的做法是”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结果是”幽其君而杀其友”，自己倒逍遥海外。依了严复，西太后天年易尽，到那时光绪政权独揽，徐起更张，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法成功。对于辛亥革命他当然反对，理由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反对把矛头指向满族，认为这必然引起民族分裂，而中国之败，汉人也不能辞其咎。这点，孙中山后来也改正了。到”筹安会”成立时，根据严复自称，他是被杨度强拉进去的。严表示自己是赞同君主立宪，但是谁来当这个君主，是绝对难题。显然他并不拥戴袁世凯，对此事尚有所犹疑。但是杨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公布的名单。帝制失败后，严复说，他当时没有断然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以后也就不好再辞其责。但是他仍认为”弃共和而就君宪尚未大差”，错在有人自矜手腕，想做到一致赞成，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是非常失策的。他还认为袁之失败不在于他称帝，而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系列过失，因而不得人心，但是当时的中国，舍袁无旁人可以领导，因此他也不肯参加劝袁退位的行列，反而认为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该毅然负起收拾局面的责任来。可见严复主张君主制立宪是一贯的，在先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种种论述中未见提到过古德诺的名字。
逝者已矣。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自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很难简单地说主张君主立宪就一定反动，主张立即实现共和制就一定进步。如梁启超、严复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激进”，在那个问题上又显得”保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并不那么不可理解。不论国体如何，关键在于立宪，而要实行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先于一切，这在原则上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按部就班、好整以暇地进行改良，理由已如前述。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无论如何开启民智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有一个”训政”期。问题不在这”训政”期有多长，而在于如何”训”。可惜的是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掌权的人物绝少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训导”人民，更多的是相反，生怕民众被外来思想启发出要自由要民主的觉悟，而实行愚民政策，至使”开启民智”一直是艰巨的任务，实行民主的条件迟迟不够成熟，这是怪不得洋顾问的。事实是在古氏备忘录之前”筹安会”诸公基本主意已定，在梁启超为之痛心疾首的崇洋风气之下，抬出洋博士来可以多一个说服国人的有力依据，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古德诺是被利用的，不过至少严复与他无关。
1 见《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第48-61页
2 本文完成前未见到古德诺于1915年8月3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中文本。感谢杨天石先生在我遍寻无着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文件（载1915年出版的《君宪纪实》）。经与FRUS 的英文本核对后，内容完全一致，唯一区别是中文无小标题。中译文为文言，忠实而流畅，似出自高手。今有两种文本互相印证，更为可靠。为方便今之读者计，在转述及引用古德诺文章时仍用笔者的译文，不另录过去的文言文本。
3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6-679页，所引语见669页。
4 前引书，第681-683页，
5 “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三册，第539页。
6 此语见”救亡决论”，前引书，第一册，第48页。
7 这一段内容见”与熊纯如书”廿九、三十、三十一，前引书，第629-635页。关于辛亥革命的议论见”与张元济书”，前引书，第556页。
戈尔
戈尔当副总统，有点浪费人才
10月12日当地时间上午11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IPCC今年宣布，有九成以上的把握可以断定：人类活动是造成近50年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戈尔因长期研究、成功向国际社会宣传警示同一议题而获奖。
戈尔曾是克林顿时代连任8年的副总统，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特殊意义的新闻。纵观这样一个人的道路，也非常有意思。
提起戈尔，不由自主跳出来的一个词，就是“好孩子”。戈尔是南方农庄主的儿子，浸信会的虔诚基督徒，他的父亲曾任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达35年。可以说，戈尔的信仰、教育和个性的结合，使得自己的天分发挥到最佳处。戈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努力积极上进的性格与教养形成的行为规范相结合。
童年戈尔在农庄的勤奋劳动、乡村的宗教引导和父亲在首都参院办公室的宽阔视野中度过。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进入陆军服役，以军事记者身份被派往越南。退役后他在家乡田纳西州的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尔任记者，进法学院学习，以记者身份揭露市政委员会主席的弊案。此案最后成功地被法庭定罪。1976年，28岁的戈尔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他主持了有关制药业控制物价的国会听证。遏制了制药公司的价格欺诈。1984年，36岁的戈尔以超过60%的选票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1988年，40岁的戈尔尝试竞选总统，虽未成功，却成绩不俗。1992年大选前，44岁的他再次准备竞选总统，却因为小儿子车祸重伤，他放弃一切竞选活动，在医院守了一个月而失去机会。最后由克林顿相邀为竞选伙伴而成为副总统。也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讨论环境问题的《濒危的地球》。8年副总统生涯，戈尔的舞台是有限的，美国副总统按照传统是个闲差，任何政治作为都由总统一肩担去，副总统有点形象大使的味道，反而还不及在议员位置上更能有所作为。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戈尔推动对二氧化碳排放收取“环境税”，推动一些与防止气候暖化有关的项目，可当了8年副总统，还是有点浪费人才的感觉。这个阶段戈尔应该算是个关注环境问题的政治家。
戈尔在副总统任上8年静候，是在为克林顿任满后的2000年大选做再次竞选总统的准备。虽然戈尔在选举中获得全国统计的多数票，却在按照选举制度确定的选举人票上失利。他输在一个甚至需要惊动最高法院裁决的非常微弱的选票差异，当时戈尔还在壮年的52岁。2004年，戈尔宣布不再参加竞选，如同承认自己已经是被翻过去的历史一页。
戈尔今日成就，远不下于总统
所幸的是，戈尔还有他长期的学术研究爱好。摆脱“总统”情结，戈尔真正开始把全部精力用于他学生时代就开始怀有强烈兴趣的、对气候暖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个时候，戈尔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家，不再把政治仕途看作是唯一实现理想的途径。他反而获得了释放和自由。
他编辑补充了自己以前做的一段幻灯片，加入了非常重要的有关气候暖化和工业化关系的多媒体简报，正是这段简报，最后引出拍摄《不愿面对的真相》记录片的机会。此记录片是戈尔的多年研究的结果，不仅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也获得绝大多数该领域专家的认可。他同时也出版了同名著作。虽然同时获得和平奖的IPCC，作为联合国机构，为这个议题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可是记录片的视觉冲击，使得一个枯燥的科学议题，一个有关地球和人类命运的预测，能够强烈刺激和深刻地教育每一个人，影响更大。
此时戈尔做的工作，有可能对人类的未来行为决策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人是倾向于短视而急功近利的。假如没有一个振聋发聩的世界末日警讯，几乎无法把人们从眼前利益的陷阱中拖出来。而这部影片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警讯。确实，戈尔作为一个“个人”，这是他能够释放的最大能量了。
现在再回头看前总统克林顿，退休的时候也一样仍处壮年，也一样有过再干一番事业的勃勃雄心，可是克林顿在退休之后基本处于“吃老本”状态，只是以他前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世界各处巡回演讲，并且随着时间逝去，光彩也在迅速褪去。相比之下，戈尔超越政治家的学者气质，他的整体素质，能够在一个失败处境中，引领出追求人生理想的再生。
虽然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可是在现实中，成为顶尖政治家之后，放弃犹难。很多人认为，假如戈尔曾经在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国家会走出一番新局面。其实这纯属主观猜测。一个好人和好学者，未见得就一定是个好总统。在大的世界政治变局中，处于漩涡和矛盾焦点的位置，能否走好，能否不踩空，须有政治家的智慧，也有命运的安排。我们只能够说，今天戈尔取得的成就，远不下于一个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能以身作则吗？
在《不愿面对的真相》记录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媒体在充分肯定记录片成就的同时，也广泛报道了对戈尔的一些批评。例如，一些环保组织质疑戈尔关心“气候变暖”问题的诚意，提出一个事实：戈尔住着一栋堪称豪宅的大房子，根据电费计算，其耗费的能源是普通美国家庭的十几二十倍。电力能源的生产，本身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之一。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有点带有哲理意味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否必定意味着他自身的道德完善，是否至少在相关领域能够“从我做起”，彻底抑制自己的弱点和欲望，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这样的。人的理想追求往往是相当“抽象”的，通常只是在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完成一桩事业的雄心。假如这样的追求恰好对社会有利，就可能作出巨大贡献。而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和他个人的道德完美、个人克服弱点的能力并没有必然关系。
戈尔并非没有追求道德完善，在记录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他和妻子决定把《不愿面对的真相》影片和同名书的营收，全数捐给他创办的环保教育组织，“气候保护联盟”。这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戈尔也立即在自己的网站宣布，把获得的奖金也全数捐给同一组织。可是，要他放弃他高耗能的大房子，很可能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深悉人的弱点，我们不会因此否定戈尔取得的成就。可以预料，他的工作成就可能会促进节能立法和节能措施，因此节约的能源，将远远超过他本人对能源的超额消耗。通过这样的细察也可看到，人的弱点与生俱来，是多么根深蒂固地在影响环境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即便是一个最透彻了解气候暖化危机的人，他仍然可能在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无法放弃约束自己的享受而实践自己的理论。
以此推开去，我们就可以知道，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件多么遥遥无期的事情。因为在抽象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接受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批评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大企业、对政府、对他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符合逻辑的批评，而落实到每一个人本身，我们往往都无法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正在破坏着环境的个人享受。我们行为的集合，徘徊于这个可悲的悖论，这就是地球灾难本身。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和环境议题有关的组织和个人，以进一步提醒大家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包括对自己的审视和检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改。戈尔相关报道详见2007年10月19日出版生活报道A叠P33）
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随笔文集、《西班牙旅行笔记》、《带一本书去巴黎》、《扫起落叶好过冬》等。
一场大戏，有条不紊地落幕，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有意思的事情，都在台面的下面。
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一中全会，“总结经验”、“部署”，这两件大事，比较务虚的，表现在胡总书记的报告，大肆宣传的所谓“十七大精神”，也主要集中这里。它的特点，看来有三：
其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体系”吹嘘成为“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标语口号上的花样翻新，正在达到一个空前未有的水平，令人叹服。
其二，以“突出民生问题”的姿态，回避造成诸多此类问题的根源，即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三，大吹大擂的“党内民主”进展，党代会代表的任期制以及“票决制”的实践，尚有待观察，而其目前唯一的进展，仅体现为选举之“差额比例”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也就触及到十七大之比较实的部分。
大会的决议说，“同意报告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部署”。看上去挺自然挺正常的，这里的关键是，没有看到有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出现批评意见的报导。这也同样挺自然挺正常，因为这些大会代表们都是来表达“同意”意见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身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到北京来就是来“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的。这个“精神”，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因而大会才能“胜利召开”，然后再“胜利闭幕”──大会代表们如此驯服地匍匐在中央脚下，当然是伟大的“胜利”呵。
有趣的是，媒体一面报导十七大如何“数招齐下扩大党内民主”，一面也报导，代表们不能上网，对外联络还专门配发手机，人身限制颇多。对代表们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们选举时是否真的“听话”，于是要安排中央委员选举的“预选”，以确保正式选举时不出意外。如此处心积虑地防范，因为代表确实有可能在不记名选举中以选票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而这种举动恰恰与中共的“党内民主”相悖。
这样，人们看到了颇具“经典”意义的一幕。曾庆红等人未列入预选名单，有关传言得到证实，而贾庆林、李长春列入名单，就造成了一个机会，让人们看看，“传言”是否真的会影响到“党心”，或者，“党心”是否能够独立地表现一下，把这些名声很差的人排除于中共中央之外。结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有消息说，贾庆林得票较低，但那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机密，外人无缘得知真实情况。人们看到的是，贾某人顺利当选中央委员，然后就连任政治局常委。
大会代表们如此“听话”，事情就好办了。
中央委员会当仁不让自行其事，选出新的中央机构及领导人，径自与媒体见面，一切都与大会代表们无关了。过去，代表们没有“任期”，会一开完就散伙走人，算是理所当然，现在据说有了“任期”，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变化。
国外媒体对此看得很清楚，德国《新苏黎世报》指出，“中央委员会由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任命，而党代会代表的挑选工作，则由中央委员会进行。这样，党的执法部门就控制了党的立法部门，也间接地控制了党的监督部门。正因为中国政治精英缺少民主合法性，才提出在党内实行更多民主，但这样的民主也只局限于向党员提供的候选人数比当选人数多出15％，以此进行差额选举，而候选人的挑选仍然由党的机关负责。”
党的机构的力量，人们应该不陌生。斯大林就是依靠党的机构的力量，逐一击败那些党内的对手，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力。
中共的党的机关的控制力，典型地体现在将人们对其“党内民主”的注意力集中在“差额选举比例”提高，似乎这就真是意味着其“民主的扩大”。这不禁让人想起，有一位很着名的撑杆跳高运动员，他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每次将其纪录提高一点儿。中共高层以它的组织部、宣传部两“杆”齐下，将这个庞大的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功力着实不凡。中国共产党以“循序渐进”来应付香港人民对普选的要求，人们看到，它自己，不愧为“循序渐进”的行家。
当然，更具魅力的是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猜谜”游戏。这个游戏能够达到“可持续”的高度，因为这份名单基本上不是取决于代表大会，而是由中共高层确定。它体现中共高层意图，也体现其权力博弈，是最具实质性的权力“部署”。它基本上属于中共高层的内部事务，唯一的“外生变量”是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名单上的人是否能够顺利当选。控制这个变量的方法，是中央委员的“预选”。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党内民主方面真是有了些进步，它是由党员普选的“初选”产生党主席候选人，最终的“票决”也仍为普选。
中国共产党的“预选”花样，在中国国民党面前，已相形见绌。它自诩有“先进性”，让人觉得很好笑。
从表面上看，“以人为本”很好，因为你我都是人，将来有好处你我都有份。就像瘟疫一样，这句话全国上下，从官场到市场，非常地拉风。
有脑子，不喜欢跟风的人，不妨想想，这话和“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两样吗？
为人民服务很好，干吗不提这个口号？
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什么口号。问题根本是谁是人民，谁来定义人民，人民具体化是些什么人，如何保障那些手里拿着刀枪，揣着钞票的人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同样，“以人为本“的麻烦在于：
当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是以你为本，还是我本？
当集体利益面临公共选择的时候，是以多数人为本，还是以少数人为本？是公民投票，还是少数人暗箱操作？
是不是多数人的利益可以随意欺负少数人，如何保证少数人的“本”？
一个公司有两百口人，公司管理以人为本，很好。
是以老板这个人为本，还是以打工仔这帮人为本？打工仔以湖南帮为本，还是以四川帮为本。这些利益怎么协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有人说双赢，共赢嘛！
是的，请问怎么双赢，怎么共赢，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流程达到双赢，用什么措施保证某些权势人物，利益团体不多捞，保证弱势群体得到公平的待遇？
人类社会，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美丽的口号，历史历代都有许多施政的好愿望？没有一个国王愿意自己治理的国家乱如麻，贫困潦倒，没有一个老板希望自己的打工仔今天跳槽明天跳槽。
奉献是人的美德，自私是人的本性，最后自私往往压倒美德。
公司最后还是以老板为本，老板说了算，因为他有钱，公司内部各部门主管都是他的亲戚和亲信，跟官僚关系好，甚至黑社会大哥也认识不少。
一个公司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人口13亿，各种利益诉求无法穷尽的国家呢？
一句“以人为本”的话，对治国安民有什么帮助？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相同利益的，相同的思想，那么不会有麻烦，事实上不一样，人性之恶，人皆晓得。
就算是天使堕落就是魔鬼，撒旦之前就是天使长，何况是两个肩膀顶着一个脑袋的人呢？
任何天花乱坠的说辞，都无法掩盖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的利益冲突，小到兄弟夫妻，大到国家社会。
任何温情默默的面纱，在利益冲突下最终会被撕破，谁有实力谁说了算；中国人表面上习惯谦让，来掩盖自己实际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不较真，那么以人为本——也只是一顶虚伪的帽子
当然，它是新帽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结束了，这场既不用支付人民大会堂房租、也花不着代表个人路费的党代会，既让当年自费出席中共一大、二大的创党领袖们羡慕的死不瞑目，也让现代自掏腰包开会的外国政党领袖们嫉妒的口水直流，难怪，CNN在报道中共十七大时，总是用“weird”（怪异）来称述这个现代社会的古老政党。
10月22日，新当选的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海内外媒体介绍了所谓“新当选”的九大常委：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这场打着民主名义、黑箱操作出来的选举获胜者，其实早在十七大开会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已经被海外中文媒体曝光出来，现已被印证为100%精确。“民主”的旗号怎么那么好听？竟使中共妓女立牌坊，以名相许？
这场黑箱操作的政治舞台剧，其实早就在半年多前开始排练，在几个互不相让的幕后黑手的高超导演之下，比较顺利地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眼前；9个主角的最后亮相，为这场“暗战”画上了“胜利的、团结的”句号。
大陆这厢十七大演员凯旋回家、新贵们准备搬家之际，海外中文媒体的评论接踵而至，对新当选的常委名单，普遍报以“折衷交易”的看法。绝大多数的媒体认为，新出炉的政治局常委，其实既不合胡锦涛的初衷，也没能让江泽民满意，最失望的恐怕是李鹏，为儿子李小鹏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以近80岁高龄半年多各省奔波，竟然连个候补委员都没能捞着。
作为各方都不太满意（海外民运对中共“党内民主”也不满意）的十七大，恰恰由于各方都不太满意、也都不太失意的结局，最终将中国推进了寡头政治时代。
“寡头政治”（Oligarchy），是指政治权力被社会中极少数精英所瓜分的一种政治格局，这少数精英既可能是高干后代、财阀代理人，也可能是政治传统代表或军方将领代表。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构成，基本上是寡头政治的组合，他们有高干子弟，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更有实力强大、影响波及党、政、经、军领域的几大家族代理人。
从毛泽东的暴君独裁，到邓小平的垂帘独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半个多世纪之后，籍由开国领袖政治权威的逐代递减，终于走进了各方精英分割权力的寡头格局；一场十七大，更是一场寡头们政治分赃的切蛋糕Party。在海外政治家眼里怪异和落后的中国寡头政治，却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点一滴蜗牛般进步的一个台阶；一场值得讽刺的大会，引出了一个值得期许的时代。
其实，早在政治寡头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籍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寡头家族，中国的能源、电力、电讯、金融、保险、证券、军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很早就被幕后政治老人的家族瓜分完毕，政治精英迅速完成了与财阀的结合或者实现家族化；近几年来，潜于水面下的寡头力量，早已开始试着挑战政府的力量；十七大的权力分赃，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某些寡头力量的承认，并把它纳入到政治体系之内而已。
相对于独裁政治，寡头政治无疑是一个进步，由于它坚持共同分享权力和收益，因此它极有可能打开向其他社会力量分享权力和收益的大门，并因此成为社会变革的酝酿期。古典英国民主的起点，就来源于1215年英国贵族的联合并迫使英国国王签署的“大宪章”；最近的例子，则是1994年民主化之前的南非白人寡头政治。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经由江泽民“资本家入党”的推动，早己经变成全民党，共产党的社会构成和贫富差距，跟中国社会一样，悬殊较大、矛盾很多。同时，由于寡头成长的家族化因素，也导致了许多党外力量常常比党内力量更强大，这将造成在未来的某个时机，当寡头们与党出现利益纷争或形成对立时，寡头们将有可能推动党内民主的完善发展，或者直接挑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作为政治转型和过渡时期的寡头政治，并不必然推动民主进程，它仍然有相当大的机会，籍由政治强人的崛起，将中国重新沦陷为独裁的黑暗。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不得不常常警醒这一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