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二弟瞿景白(1906－1929) 采自《瞿秋白画传》
王明自中山大学毕业后，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留校任教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国共两党的许多名人、要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左图为旅俄时期的瞿秋白。
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瞿秋白的理论权威地位，成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上升道路上的绊脚石。米夫联合王明，打击和迫害瞿秋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瞿秋白来苏联求学的瞿景白，也成了陷害的对象，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从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
1925年前后，有许多中国人在苏联的所谓“大学”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四十多人。——说起来，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开办后，原东方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转到了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国民党方面，蒋经国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其他如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那时在国民党上层也是一种时尚。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曾进入中山大学。至于共产党方面，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就更多了。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曾在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都毕业于中山大学。
瞿景白进入中山大学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进行筹备工作。4月底，瞿秋白出发赴苏。此行先从上海辗转至满洲里，然后从满洲里秘密出境，进入苏联，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也于此时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瞿景白为瞿秋白二弟，生于1906年，小瞿秋白7岁。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当时十分著名的“浙江一师”(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秋，瞿景白来到上海，随瞿秋白进入上海大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瞿景白走在示威队伍前列，因此被巡捕房逮捕。在审讯时踔厉风发、慷慨激昂。上海大学期间，瞿景白加入了中共，后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1927年3月，瞿秋白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瞿景白随行，在汉口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成为瞿秋白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瞿景白还与邓小平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为“八七会议”做了会务工作。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景白与会担任秘书工作。
会后，又与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
俗话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从不多的资料看，瞿景白与长兄瞿秋白个性颇为相异。瞿秋白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而瞿景白则敢作敢为，抗直有肝胆，喜怒形诸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客死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死无葬身之地。
有操纵中共野心的米夫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身份赴苏联，在此期间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2月，在莫斯科由常州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引起陈独秀注意。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命瞿秋白随自己回国工作。此后几年间，一步步进入中共中枢。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为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到达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在次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便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35年6月被国民党枪杀，在这7年间，瞿秋白在党内饱受打击迫害。
有两个人，严重影响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运：一个是苏联人米夫，一个是中国人王明。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1917年，米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兼任了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年中山大学开办，米夫任副校长。当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米夫与瞿秋白
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在与米夫相遇前，也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当然不能认同米夫对中国问题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所谓“研究”。瞿秋白的“书生意气”虽然不像陈独秀那样强烈，但毕竟也有着一个“书生”起码的节操。瞿秋白不会当面顶撞米夫，也能对米夫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必须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时时处处在并无真才实学的米夫面前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以“粉丝”的面目，无限崇拜地仰视着，这瞿秋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东方出版社，1998，第二册，第381页)对于瞿秋白来说，更要命的是，又与米夫同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对米夫的夸夸其谈，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驳，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谓“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在这次会上，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虽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不再是“常委”，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与米夫这顶头上司保持一种日常性的接触，要常常去请求他隔靴搔痒的指导、聆听他自作聪明的教诲、接受他居高临下的训斥。——对于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一心攀附米夫的王明
严重影响和左右了瞿秋白命运的另一个人，是中国人王明。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5岁，小米夫3岁。1925年夏，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共。当时，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王明作为首批学生之一，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2页)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
米夫与王明联手
为了达此目的，王明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于是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当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了道路。”(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瞿秋白挡了谁的路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
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的，是米夫
我以为，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这当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挡路，而是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学养意义上的挡路。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样好的人，不要说当时的中共党内，就是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共产国际几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控制中共，必须在精神的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当米夫想要这样做时，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们可以通过一次会议，甚至仅仅是一道命令，就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
王凡西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前引书，第80页)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王凡西又说：“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前引书，第82页)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当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这几年间，米夫、王明们打击、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种多样，事情经过也很复杂。这里只简略说说发生在中山大学的两件事。
一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王明虚构了一个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这罪名虽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却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现在该说说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们的所作所为，是怒目而视的。其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瞿景白在“清党”中的抗争
王明们借以打击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学的“清党”。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发动“清党”，中山大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第二册，第406页)当其时是王明打手的盛岳说：“我们同时审查他们(引按：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时间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前引书，第228—230页)
在1929年的苏联，以退还党证的方式表达对“清党”的抗议，就算有一百条命，也是活不了的。瞿秋白其实非常清楚这个追随自己参加了革命，又追随自己来到了苏联的胞弟，最终去了哪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弟弟的“失踪”，他又岂敢有半句怨言。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景白的死，一定令他很悲伤。但他在人前不能流半滴眼泪。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被处决。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写于狱中的《未成稿目录》，记录着他打算写的文章题目，其中之一，是《忆景白》。可惜未来得及写便死了。——我真想知道，关于23岁就死于非命的景白，他会写些什么。
北京这个星期正在召开中共十七大，中共的领导人们正在表决党的政策和领导层变化。同时，一场严厉打击“庸俗”和“不健康”文化的战役正在打响，不合要求的电视节目被删除、黄色网站被关闭，地方电台中的“带性的声音”被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