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4年江泽民任国家军委主席，人大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增加了“三个代表”，2005年他辞去国家军委主席。坊间传说江以“三代表”进宪法做为辞军委主席的交换条件。

现在我建议从宪法中除去“三个代表”，理由很简单，这是论述共产党始终代表什么的，专讲共产党，这既非公民权利义务，又非国家构成和纲领，将其写进宪法很荒唐。

（一）中国宪法，不是中共党章

按照政党一律平等的普世原则，既然专指中共的“三个代表”（简称“三代表”）能进宪法，当前大陆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是不是每个党派都可以把该党“代表什么”“坚持什么”之类的内容写进宪法呢？如果也进宪法，岂不把宪法变成各党纲领的大杂烩？如果开放言论自由，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都会提出这样的诘问，请问江泽民等如何作答？

有共产党人要把“三代表”写进中共党章，那是他们的自家事；但中共只是国民一小部分，中共要代表什么，完全没有必要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中国宪法不是中共的党章。

（二）“三代表”的来历

根据中共宣传，江泽民最早完整提出“三代表”，是在2000年2月25日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讲了：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1）这个描述还写进了“山东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统编教材”。（注2）

在这之后江泽民对“三代表”自吹自擂，当年5月14日在上海他说：“’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注3）

2001年7月1日在中共建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注4）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注5）后来有人吹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江泽民想把自己与马、列、毛、邓并列，使自己成为伟人的谋划早已昭然若揭。

2002年秋天要开中共“十六大”，看来江泽民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所以在这之前他要为自己树碑，梦想自已成为历史伟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江泽民最后如愿以偿，他的“三代表”不但在中共的“十六大”上（2002年）写进了中共党章，在2004年又加进了中国宪法。

（三）“三代表”是什么玩艺儿？

“三代表”是说中共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文化），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认真回顾历史，每个态度严肃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中共绝不总是代表先进、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共领导的十年“文革”，能代表先进文化吗？那场运动是对文化的大破坏！中共领导和发动的公社化、大跃进、暴力土改，能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吗？那是对中国生产力的大破坏！

近年来中共当局开枪镇压六四学生民主运动，镇压不同信仰者，这是代表哪家的先进？这些倒行逆施只能代表中国的最顽固、最保守、最残暴的势力，是代表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由中共的过去可以预计他的将来，如果不放弃一党专政，他根本不可能做到“三代表”。

（四）“三代表”是假、大、空

“三代表”所说的“始终代表”实际上是假话，大话，空话，这些话和五十年前毛泽东所讲的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一样假、大、空。如果在五十年代，说中共是“伟、光、正”还有很多人相信，今天讲“三代表”就已经没有多少人会信以为真了。

像“三代表”这样的假、大、空的套话，到了21世纪还在报纸上，广播、电视中，大庭广众之下，翻来覆去的讲，六年、七年的讲，不是个别人讲，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在讲，这真是一出闹剧、丑剧。这样的丑剧在2004年竟搬到了中国的宪法上，这有损宪法的尊严，这是开中国历史的倒车，也是中国的悲哀。

几百年前欧洲的童话家安徒生写的《皇帝的新装》成了传世之作，我相信中国将来会出现以当今历史为背景的伟大讽刺作品，有人会写出传世之作，江泽民将会是讽刺对象的原型。

（五）“三代表”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

还在“三代表”进入宪法之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成了高等学校的必修课。大学生被强迫灌输共产党是如何代表了先进，是如何成了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试想共产党那么先进，已经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的领导也写进了中国的宪法，既然有了始终代表先进、代表广大人民的共产党来领导全国，青年人岂不是只要学习、只要紧跟贯彻执行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必要思考国家大事？还要有什么忧患意识？还要有什么政治创新？这样的政治必修课，不是让大学生吸食精神鸦片吗？这不是精神鸦片又是什么？

今天建议在宪法中清除“三代表”，可能三五年不会实现，但只要我在世一天，我就会坚持争取一天，不应该误人子弟，不要贻害中国。我相信，总有一天，包括“三代表”在内的很多荒唐内容，会从大学生的必修课中消失，会从宪法中删除。

（六）关于中共十七大

两天后就要召开中共“十七大”，据说这次大会仍然要以“三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为指导，但是代表中是否会有人提出异议？党内的开明派、维新派，是否会在党内发出一些不同声音？哪怕是微弱的声音？这些都要拭目以待。

五年以前中共召开“十六大”，在会场大厅高高悬挂的横幅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此我在2002年写了一篇《中共“伟大光荣正确”辨析》，提出批评，发到在海外网站，后来收入《百年祸国》（注6）。

这次开十七大，横幅可能要换一下，是否会换成“三个代表”呢？这也是“十七大”一的个看点。

（七）谁授权中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

江泽民提出的“三代表”中有一条“中共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谁授权江泽民宣布中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呢？现在中共掌控了中国几乎所有政治资源和权力。这种权力是依赖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夺取到的，取得权力后又靠专政手段维持，剥夺公民表达权利，人身权利，中共如果真想代表广大群众，就应该首先废除一党专政，还权于民，还政于民。

但是中共自从1949年用暴力夺权至今将近六十年，有哪一级官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直到现在，甚至最低层次的乡、镇长中共都不敢放手让民众直接选举。江泽民如果真想让中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选举？原因无非是自己也不相信能成为代表。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共的腐败，中共的倒行逆施，至今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就是这样一个依靠暴政统治广大群众的政党，没有经过民众投票授权的政党，也是从来不知道做民意调查的政党，江泽民竟说这个政党是“始终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写进宪法，这真是荒唐之极。

现在还有理性，还有人性的国人，都会识破江泽民的花招，一旦公民有了表达机会，行动有了自由之后，江泽民之类散布的乌烟瘴气就会烟消雾散。

（八）“三代表”是一党专政、一党垄断的思想

“三代表”说：中共始终代表先进，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由此推论，谁要反对中共，谁就是反对广大人民，反对先进，谁就应该成为“专政对象”，谁就犯了“颠覆罪”，几个人聚会批评中共就成了“反动组织”、“非法组织”。所以说“三代表”是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

“三代表”写进了宪法，实际上就允许中共垄断国家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注7）。这是中共垄断权力，垄断资源的思想。

（九）“三代表”为江泽民立碑

江泽民在快要退位时，大力宣传“三代表”。利用他自己的权势把“三代表”塞进中国宪法，这实际上是为他个人在宪法中立碑。

“三代表”从公开提出，到撒遍全国，占据全部媒体，充斥各种会议。都是江泽民等人的推动，“三代表”始终带着江泽民的印记，现在全国上下，提起“三代表”，无人不知是江泽民的作品。“三代表”进宪法实际上也是江泽民进宪法。

江泽民在全国胡乱题词，2003年9月我曾写了《江泽民题词与个人崇拜》（注8），对此提出批评，江泽民下台后他的很多题词已被撤掉了，江泽民的“三代表”和他的题词都是污染环境，正像不肖之徒的随地大小便一样，不久就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愿江泽民的“三代表”能早日从宪法中清除。

注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见《论“三个代表”》第1—3页

注2：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第47页

注3：《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5月14日）《论“三个代表”》第7页

注4：《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第49页

注5：《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第50页

注6：《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第242页

注7：转引自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

注8：《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第208页

2007年10月13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0531——88365021，13655317356

 宗凤呜和赵紫阳夫妇合影。

2005年12月23日访谈宗老

【2005年12月23日（星期五）15：30-17：30访谈宗凤鸣先生】

一、谈《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书稿若干问题
（2006年12月13日、12月15日、2007年1月5日、6月13日—7月5日核）

单少杰：宗先生，您老那部书稿（《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宗凤鸣记述》）送出去征求意见的结果怎么样？

宗凤鸣：李锐看了三个月，看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都改了不少。杜润生看了，安志文看了，紫阳家属也看了。另外，还请蔡德诚（原科技导报副主编）从编辑的角度为稿子把把文字关。蔡德诚说看了三遍。

单：您又对稿子作了修改吧？
宗：10月后，我将他们提出的意见作了一些协调，又对稿子作了一次修订，现在已修订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修订了，算是定稿了。我不想再动它了。

单：关于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问题，老先生们的意见一致了吗？
宗：李锐的意见是一定要出，要早出。ＸＸ的意见是缓一缓出，过五年后再出。

单：ＸＸ的意见呢？
宗：开始不同意出，后来态度有点变化，说缓一缓再出。

单：您本人打算怎么办？
宗：我已想好了，只要对传播紫阳思想有益，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算近年内出这本书。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出这本书。紫阳去世周年忌日（2006年1月17日）是赶不上了，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面还有这样一些时间点：一是“六•四”（2006年6月4日）；二是紫阳生日（2006年10月17日）；三是紫阳去世二周年忌日（2007年1月17日），要等一年多时间，有点晚了；四是在这期间突发某个相关事件时，具体时间就不好说了。

小单，以前我已说过，现在我还要再说一下：这本书的稿费，我分文不要，都捐出去。至于捐出去的用途，我想，一是捐给紫阳，看能不能为他立个像；二是捐给六•四流亡学生，看能不能帮他们一点。不知这稿费能有多少，能不能办这些事？

原先我还想用这本书稿费中的一部分钱，来补偿我家的阿姨（付梅竹）。她为这本书出了不少力，一是帮我打印稿子，二是帮我跑腿送信 [1] 。不过，我已想其他办法补偿她，就不用这稿费了。

单：您不给自己儿女留一点稿费吗？
宗：不留。他们都已成年，都已进入社会，是社会上的人了，完全可以靠自己劳动生活。

单：晚辈明白宗先生的意思，就是要把这捐献同中国民主事业联系起来，同“六•四”联系起来。赵紫阳和那些学生都赞成中国要走民主的路。他们都是“六•四”受害者：那些学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赵紫阳则成了“第二个张学良”。
宗：事实上，赵紫阳的处境还赶不上张学良的处境。张学良在软禁期间还可以会见许多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最终获得了自由，没有被软禁至死。

单：宗老，我有一个建议：您将稿费与其捐给“六•四”流亡学生，不如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因为，“六•四”流亡学生在海外打拼已有十六、七年了，大都站住脚了；“六•四”死难者家属则一直生活在失去亲人的阴影中，大都处境不好。听丁子霖老师说，她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另外，国内生活水平与国外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大，有限的稿费用在国内比用在国外更起作用些。

宗：那好，就这么说了，这本书的稿费一是捐给紫阳立像，二是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
……
宗：小单，告诉你一个情况，有人在《明报月刊》杂志上登了几篇有关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的文章。

单：这几篇文章与您那本书稿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从您那本书稿中截下来的？
宗：《明报月刊》的人还打电话来，向我介绍了这几篇文章中的一些内容，要我确认真伪。我听了后就觉得这些内容是从我那本书稿中摘录下来的。我就对打电话的人说，“这些内容是剽窃的，是从我的书稿中剽窃的！”

宗：他们告诉我，发文章的人还要和他们谈出版《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事宜，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说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了。

单：这件事有点严重，说明您的那部书稿已经被人偷出去了，已经被他们拿出去招摇撞骗了。不过，这件事也有点奇怪：您允许看这部书稿的人也就是那么几个人，都是您比较信得过的人，不会去做这种不讲信义的事；何况他们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做这种盗卖文章的事。
宗：这些老人我都很了解，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单：那么，会是谁呢？
……
宗：小单，你看过紫阳的那些谈话，知道紫阳的最可贵之处，就是他的思想，就是他的精神。

紫阳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看得很透。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体制从本质上看，就是一党专政，就是集权统治，带有很多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

紫阳认为，中国如果要真正改革，就必须在国家生活中限制这个党的权力，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机构不设党的专职队伍，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还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不设总书记以防止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保障人民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说，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最大失误，就是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从而导致愈演愈烈的体制性腐败：越来越多的执政官员大搞权钱交易，大肆侵吞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公共财产，结果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猖獗，如今这个党已基本上烂了。

另外，紫阳在“六•四”问题上，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硬是不做违心的检讨。小单，我告诉你，当时紫阳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的。就这一点而言，耀邦不及紫阳。

非常不容易的是，紫阳在这十几年被软禁期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我在这些年里，与他有过上百次接触，看不到他对自己所受到的冤屈有什么激愤的反应。谈到那些待他不公的人和事，他都很理智，很冷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使用那些情绪化的过激言辞。

宗：小单，我从广播里听到，一本书可以同时由五、六家出版社出版。你看《赵紫阳在软禁中谈话》这本书能不能以这种方式出版？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出版，就有可能将紫阳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广。这也是我出版这本书的最大愿望。你觉得这种方式行吗？

单：我也不太清楚出版方面的事。不过，我觉得一本书同时由五、六家出版社出版是不是多了点？这样做有一个很难操作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五、六家出版社之间进行协调。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引起法律纠纷，把事情弄糟。
宗：有这种可能。

单：我想，如果这本书一定要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的话，那么，这多家出版社最好不要超过两家；并且，这两家出版社最好不要集中一地，比如，一家在香港，一家在台湾。在香港的出版社可以在本地卖书，但不能到台湾去卖书。同理，在台湾的出版社可以在本地卖书，但不能到香港去卖书。至于香港和台湾以外的市场，都向两家开放，由它们去竞争去打拼。当然，我这个想法也是一相情愿，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宗：我们都不大了解出版方面的事。小单，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顺顺当当地出版这本书，能最大限度地传播紫阳的思想，让更多的人理解紫阳。
……

二、谈有关部门为赵谈话书稿事找宗先生谈话
（2006年1月27日、12月13日、2007年1月17日、6月13日—7月5日核）

单少杰：宗先生，向您老核实一件事。听李锐先生说，因为您写书的事，有关部门除了找您谈话外，还找您的家属谈话。有这回事吗？

宗凤鸣：不错，他们在找了我谈话后，又找了我的老伴和我的孩子谈话。
……
单：他们是怎么谈的？
宗：他们威胁我的家属。他们对我的孩子说：你父亲写的书，是同中央关于“六•四”问题的决定对着干。这件事如果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当然啰，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你父亲毕竟是老干部。我们希望你们家属能劝劝他，劝他不要那么做。如果他硬是要那么做的话，就会对他不利，对你们家属也不利。 [2] 他们这是在搞威胁，威胁我的家属，也威胁我本人，警告我如果不听劝告就会连累家属。

单：您老的态度呢？
宗：我不怕，不怕他们搞这一套！我早在六十多年前参加革命时，就过了家庭关、亲情关，就做了有可能会连累家庭的心理准备。

我父亲当时就说过：“没有杀父之心，就不能干八路军、干共产党！”我父亲这样说，虽说是气话，但还是有一些根据的。当时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参加了“八路”。敌人抓不着他，就把他父亲给杀了 [3]。

再说紫阳为了中国民主事业，长期失去自由，被软禁至死，付出很大代价。与他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想到这一点，我就更不在乎什么了。

我曾与李锐谈过这件事。他说，株连家属确实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考虑一下的。我说，紫阳已经为中国民主事业失去了自由，被软禁至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顾虑什么？李锐又说：你就尽量保护家属吧。

我想李锐是深受株连家属之害的，被整得妻离子散，所以有这个体验。我比他幸运，我的家庭还是完整的。我没有他那个经历，也就没有他那个体验了。

宗（以下为2006年12月13日、2007年1月17日、23日核补、再核补内容）：后来我对找我谈话的人说，上次Ｘ书记对我的家属谈的那些话，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是“极左”的语言：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敌我矛盾”。他这样说话，就是在威胁我的家属，也是在威胁我本人。我很不满意，我也不怕！

我还对他们说：我的心脏病很严重，一旦给搞“爆发”了，我就会出名了，他Ｘ书记也会出名了。我是一个已死过好几次的人，无所谓了。他和我不同，他还年轻。

三、赵紫阳谈邓小平性格
（2006年1月27日、12月13日、2007年6月13日—7月5日复核）

单少杰：宗先生，上次我在电话里问您：赵紫阳对邓小平的为人有什么评价？您谈了几点。今天我还想请您老谈一下，好吗？

宗凤鸣：紫阳说过，邓这个人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八四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他看到后很高兴。可以看出来，不是一般高兴，而是非常高兴。八九年，示威学生又说他是“老朽”，是“慈禧太后”，搞“垂帘听政”。他听到后又很恼火，非常恼火。

紫阳还说过，邓这个人固执得很。他自己决定下来的问题是不会改的，即使错了也不会改。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五七年“反右”，百分之九十九反错了。他还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话怎么能说得过去？百分之九十九搞错了还不算错？不像话。（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还不是因为他本人就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关系？他是搞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说这场运动搞错了，也就等于说他搞错了。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4]）

又比如说，像“六•四”军队朝学生开枪这件事，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事后有人希望小平同志能够自己转弯子，自己给这个事件平反，不要把这个问题留到身后去解决。社会上也有这方面的传言。这个想法是善意的，但只是一相情愿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要邓小平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搞错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邓小平只要活着，“六•四”就不可能平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据宗凤鸣先生回忆，付梅竹曾为他送信去过杜润生家两、三次，去过安志文家一、两次，去过朱厚泽家一、两次，去过鲍彤家四、五次，去过赵紫阳家六、七次。
 [2] 2007年1月17日，宗先生告诉访谈者，说上述话的人是时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分管老干部处的校党委书记Ｘ某某，只记得姓，不记得名。2007年1月23日，宗先生又告诉访谈者，此人全名叫ＸＸＸ。
 [3] 参见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香港：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67页。
 [4] 2005年12月23日，笔者记下此括号中的话，2006年12月13日笔者向宗先生复核时，宗先生说他记不清讲过这几句话了。

 

 

● 英國自由主義者潘恩的《常識》被公認是催生了美國獨立戰爭的號角，是一本改變了美國歷史的偉大著作，亦是人類自由史的一部不朽文獻。問世三百年後，首次有繁體字版本在台灣出版。作家曹長青應邀為之作序。

● 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潘恩。

每次从美国来到台湾，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朝气蓬勃向前迈进的足音。而每次观察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的艰难和努力，都让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之路。虽然时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样目标，走着相同的道路。

回顾美国的独立之路，比今天台湾的奋斗更艰难。在内部，由各种移民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国移民佔四分之三。他们在血缘、情感上自视「美洲英国人」，缺乏独立意识；在外部，有大英帝国的军事镇压。但最后美国人成功了。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从个人来说，有三个名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潘恩是美国建国三大功臣之一

一是《独立宣言》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傑佛逊。他提出，人生来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护这些权利，否则人民有权改变、或推翻政府。这个宣言奠定了美国独立和自由的理论基础。

另一位是首届总统华盛顿。这位当时独立军统帅，身先士卒，率领美国人和英军作战。撰写这段历史的畅销书《一七七六》作者、美国史学名家麦卡洛（ David McCullough ）说，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华盛顿超过傑佛逊，因他直接领导了独立战争，并在最艰难之际，独撑局面并独自做出重大决定。

第三个最重要贡献者，是强调人民有选择独立权利的《常识》一书作者潘恩（ Thomas Paine ）。纵观美国独立的历史，如果说傑佛逊奠定了独立的理论，华盛顿指挥了独立之战，潘恩则是用文字的号角，吹出了独立战争的士气和激情。三个人像「三角架」，为美国撑起了一个伟大、自由、独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逊、华盛顿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这位思想家为美国的独立，以至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其独特之处，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视理想是非大於族群

潘恩完全超越「大英帝国情结」，视美国人民独立的「权利」高於他作为英国人和英国的共同「国族」利益。他在《独立宣言》发表近两年前就来到北美，然后迅速发表了鲜明而坚定支持美国独立的《常识》一书。指出选择独立是天赋人权，美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说，「从广义上来说，美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整个人类的奋斗目标。」这个宣称至今仍激励着美国人领导全球在通往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道路上跋涉。

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争利益和权利当然难能可贵，但能超越本国、本族群的范畴而争取更高的人权价值则更难能可贵。但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知识份子，绝大多数对大英帝国的忠诚都超过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且知识份子的「国族情结」、「民族主义」都远比普通民众更强烈。

超越「民族、国家」的艰难还在於，他们不仅会被本族裔知识份子责难、攻击，更会遭本国政府迫害，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像潘恩的书就被英国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国独立十年之后，回到伦敦，希望为英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却一度要被英政府逮捕；而且英国还曾通过议案，永远拒绝他回国。但潘恩完全不考虑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并亲身实践「权利高於国界」的人权价值。这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认知比美国人清晰坚定

当时美国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统、独之争，那些「大英帝国」的维护者，尊崇英国的君主体制，主张保持现状；即使那些认为美国应独立者，也恐惧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独」。

在这种背景下，潘恩写出《常识》这本书，清晰、坚定地指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基於一种简单的「常识」 ｜｜北美人民没有必要继续接受君主政权统治，人民有权利选择，独立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趋势」。他呼籲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和英国决裂，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留给后代」。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来的，因而他被称为「独立战争的号手」。

当时北美的精英对美国到底该不该独立、是否应建立一个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心存疑惑；只有潘恩一个人鲜明、坚定、强烈地指出，「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争中都抱着这种胆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孙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

第三，《常识》产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天赋人权思想，用一种口语化、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出来，因而很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当时美国才三百万人口，《常识》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册，最后销售了约五十万册（等於每六个美国人就有一本），是当时仅次於《圣经》、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对美国人的独立战争具有强烈激励作用。

美国的独立之路相当艰难，因当时美国没有正规军队，面对的是几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国。华盛顿招募的独立军从没打过仗，更无军事训练，用华盛顿的话说，「营地上全是武装起来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军队。」所以战争之初，华盛顿的独立军一败再败。

在此关键时刻，潘恩不仅参加了独立军，和美国人并肩作战，而且在战地上写出了振奋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机》等十三种小册子。这些充满激情、胆识、洋溢着必胜精神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

独立军统帅华盛顿曾亲自向士气低落的军队朗读《北美危机》以振奋人心。英国有家报纸甚至说，「在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坚决反对独立思想的人，读了潘恩的书之后，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连华盛顿本人也是被潘恩的《常识》说服和打动，而完全放弃对英国的幻想。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

因而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这只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功。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於潘恩。」当时率军助美的法国将领拉法耶特（ Marquis de Lafayette ）甚至说：「如果没有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像。」

第四，哺育自由思想的经典

回顾人类的自由思想史，人们自然想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之作。但这些宣言，都从潘恩的《常识》那里获得了思想营养。

《独立宣言》甚至可视为《常识》的「姊妹篇」，因为在《常识》发表半年之后，傑佛逊起草了《独立宣言》。这个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参考了《常识》（还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权价值。而且在形式上，《独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识》的模式：先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然后历数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后宣布，独立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傑佛逊曾表示，他对借鉴引用《常识》而感到骄傲。

疾呼美国必须独立的潘恩，并不是把独立看作终极价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国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和英国的君主制、法国的贵族统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个能为全人类树立样板的伟大政治体制。他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他强调美国要通过「新宪章」，成为一个既无任何国王和世袭，也没有贵族和权贵，真正法治的平等社会。他响亮地喊出「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从而把「建国」和「共和」联到一起，把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这是潘恩支持美国独立的初衷和理想。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铺设的基石上，或者说是他的梦想成真！

因此美国当代着名哲学家胡克（ Sidney Hook ）为《常识》再版所写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美国革命，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局限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他坚信，他为美国所做的努力，就在为英国、法国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争自由的努力。」

后来潘恩所以支持法国大革命，因为他相信这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因此当他到巴黎参与起草法国《人权宣言》时，就毫不迟疑地把美国的原则，包括天赋人权、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等思想，写入法国的人权文件，强调法兰西应该走「共和主义」道路；同时反对处决路易十六国王。因此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把他投入监狱，差点上了断头台。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满拿破崙的帝国，因而返回美国。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权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响深远。他当时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甚至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

第五，终身坚持理念独立不群

潘恩总是秉持良知，敢於说出「与众不同」。晚年时，他写出《理性时代》一书，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评基督教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认为信仰只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当时美国三百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八是基督徒。华盛顿领导的独立军，除一名上校外（当时还没有什么将军，较高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会的牧师。在这样的基督教社会背景下，潘恩敢强调「理性」，结果遭到教会强烈反弹，指责他是「无神论者」。潘恩还曾发表公开信批评指责华盛顿。敢挑战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为建国之父的华盛顿，等於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遭致美国人的反感、厌恶甚至痛恨。当时潘恩在美国的地位从「号手」变成「众矢之的」。

在声望一落千丈、处境十分艰难时，潘恩也从未动摇对独立而自由的美国之爱，更没有对自己支持「美独」而有丝毫后悔，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来美国是因为对我来说，美国代表着未来，象徵着，至少我认为，可能象徵着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热爱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国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国总统傑佛逊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即使上流社会有人讥笑他，「升起像一只火箭，坠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为所动。当他身体衰弱，经济拮挶，孤独一人，甚至周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仍栖居在纽约的农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潘恩始终没有妥协，坚持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展示了一个知识份子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不靠群体壮胆的坚强心灵。哲学家胡克曾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样，在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的时候，遭到他的前战友们那么严重的、不可原谅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对待。」

今天，《常识》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经典着作，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二○○三年美国最大连锁书商「邦诺书店」统计的影响美国历史的二十本书中，《常识》位居榜首。

《常识》问世二百年后，这是台湾首次有繁体字译本。译者陈水源先生的努力，给更多台湾的读者带来一个重新认识「独立价值」的常识世界。对於这个「常识」的实现，潘恩在《北美危机》中斩钉截铁地预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

二○○七年九月於纽约

 

● 中國社科院中年學者張博樹發表對中國憲政改革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共一黨專政是憲政改革的最大障礙，預期實現中國民主憲政的初步建立需要二十年時間。

● 江澤民長子江綿恆為中共權貴資本的典型代表人物。

中共十七大已定於十月十五日召开，人们最关注的是政治局和中常会的人事变动，以及谁将成为未来的「皇储」，没有人会奢望十七大对党内民主或中国政制改革有什么新的重大步骤出现，因为大家都已看透了胡锦涛的性格和才能，他充其量只是一位守成者，能将毛邓开拓的江山守住，不败在他的手中，於心已足，他决不是开创伟业的人，开创伟业需要雄才大略。

张博树报告像一份行动纲领

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特别是在权力外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奋斗。

八月间，我在《观察》网上拜读了张博树的一篇有关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大为振奋。这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副题标明这是一篇属於他写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据作者自己说，在主报告之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三个附件，可见整个报告的规模相当宏大。大概那些分报告尚未杀青，现在我能读到的只是一篇主报告和两个附件，附件一题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附件二题为《台湾民主转型与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光是主报

告和两个附件，已共约十六万字，洋洋洒洒，确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最完整和最透澈的作品。

通观全文，这不是一般书生式的学术研究论文，而是一篇政纲式的行动纲领。作者条分缕析，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很理性很平实地分析了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和阻滞因素，相当周详，值得海内外关心中国民主宪政人士认真阅读，并参与讨论。

作者拿俄国和东欧，以及台湾的经验来作参照是非常合适的。俄国和东欧同中国一样，原本都是共产党管治的国家，彼此性质相似。俄国和东欧能够从共产党专政中急遽转变成为民主国家，其中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值得汲取的？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是中国人生息的地方，台湾的中国人能够从蒋介石的独裁制自动转变成为民主政体，这对大陆将有什么启示？拿这两方面来对照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或阻力，很恰当。这使得张博树的整个研究更博大，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成了一个紮实的完整体系。

共产党专政是宪政改革的最大障碍

张博树一九五五年出於在北京，今年才五十二岁，完全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他一九八二年从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八五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要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得哲学博士学位，自九一年起一直在该院研究所任职至今。他研究西方哲学，也同时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终於专注到中国宪政改革这一论题。他的论点最令人折服的是，作为一位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士，居然能够说出：「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党专政体制本身」，因此他认定，若要中国实现宪政改革，「那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再造共和。」这里所讲解构，用的是一种学术性词彙，所讲终结，只是讲得比较暗晦些，实际上等於说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

本来道理很简单，宪政与专政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有宪政没专政，有专政没宪政；不结束一党专政，又怎能实现民主宪政？宪政不等於打倒共产党，它只要求共产党结束专政而已；结束专政后的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取决於人民的抉择，正如台湾的国民党，经蒋经国结束一党专政之后一个相当时期，仍是国民一党执政一样。

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一党专政是他们开国以来固有的体制，这个体制在他们脑子里就是江山，正如当年王震等所说「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一样，他们要保江山永不变色，完全是一种由农民战争所产生的皇朝观念。现在打江山的老一代头目都已故世，新一代当权者没有打过江山，不便再说江山，但他们懂得保权，觉得继续保卫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他们承继先人的职责，决不能让政权在他们手里丧失；越是感到有丧失可能的时候，越要收紧控制，胡锦涛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所以张博树认为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共产党本身，是很正确的判断。

不过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皇朝自我改革的实例，且不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欧化改革，最近的例子就是蒋经国的开放报禁和党禁，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改革。这两位都是专制掌权者自我解构一党专政的实行者，由此导致民主宪政在台湾和俄国实现。但这类教训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看来恰恰相反，正是有了戈尔巴乔夫的先例，越使他们提高警惕、防范和平演变，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将一切和平演变的因数消灭於萌芽状态。

权贵资本出现使宪政改革更困难

张博树另一个重要论点认为，自「六四」之后，中国明显出现权贵资本，而权贵资本对宪政改革的抵制比没有权贵资本时更严厉，因为「对这些新权贵来讲，维护党专制早已不再是什么认知上的原因，而是出於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当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时，任何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改革都会受到拚死的抵制。」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依照西方自由经济的学说，许多人都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民营资本和中产阶级成长，促成公民社会诞生，有利於政治的开放和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由经济发展自然促进政治改革的理论，只是西方的模式，并不适用中国。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并非真的自由经济，而是一种由共产党国家垄断、便利权贵及其子女和亲属发财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从中央一直分佈到各省市和各县乡镇，已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生财之道，主要靠权力；凭权力控制资金，控制企业，甚至进行钱权交易，所以称为权贵资本。

最显着的例子是江绵恆。如果他没有父亲江泽民的权力，怎会突然间能拿出几十亿美元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夥开设晶片制造企业？怎会上网通、上海汽车、上海机场三大企业的董事，成为当今着名红顶商人又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上海中科院院长？同样的事例无数，差不多所有中央大员的子女都与国家企业或民间大企业有关。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是个例外，他在未当驸马爷之前已是在美国上市的新浪网执行长，属於资讯科技界的大富，不算权贵，但将来其富与权会否结合，只能等着瞧，但胡锦涛儿子胡海峰显然因权势关系当了清华同方属下的威视技术总裁。温家宝夫人张培莉原是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蒙得宝石的总裁，温家宝当总理后，她名义上离开戴蒙得，实际上仍是中国珠宝界炙手可热人物，其子温云松是北京网络公司优创 (Unihub) 的老总，被人称为隐形大亨。

权贵资本越发展，中国宪政民主越困难。这方面是有明显轨迹可寻的。权贵资本最初发韧於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当时出现邓朴方的康华，邓质方的四方国际，吴建常 ( 邓林夫婿 ) 的中国有色金属等等。这是权贵资本诞生之初，那时候，中共尚能产生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么两位开明总书记，尚能让朱厚泽当中宣部长，尚允许有《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等独立性强的报刊存在，并有蓬勃发展的许多民间研究机构，但到了江泽民时代，权贵资本越发展，官场越腐败，那些初步代表言论自由雏形和公民社会雏形的东西全消失了。中国不要说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维尔、华里沙，或者蒋经国，就是连再次出现胡耀邦第二或赵紫阳第二的影子都没有了。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时代，经济是大大地发展了，政治镇压卡得更紧。这固然同胡锦涛个人原教旨思想浓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社会基础｜｜权贵资本势力更加巩固了。胡锦涛的倒退，客观上正符合权贵资本保权保利的需求。

预期需要二十年时间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中国何时实现民主宪政？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转机？猜测时间和条件，多少带有猜谜的意味。张博树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演变提出三种可能：一种是党内改革派抬头和民间改革动力结合，达成平稳转型；另一种是社会矛盾激化，走向崩溃；再一种是专制死而不僵，持续维持下去。

我认为，死而不僵不是结局，历史毕竟没有真正停滞的事，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社会矛盾激化，也不等於社会崩溃，激化许多时候是一种催化剂，它会促进党内改革势力兴起和民间有组织力量抬头。社会的变局实在很难预料。起码，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在胡锦涛第二届执政期内，决不会有掌权者自动放权的事出现。但这并不等於说他的政权稳如磐石，许多难於预料的变局往往是出於人的意志之外、在不得不爆发的情形下爆发的。谁能料到孙志刚之死会激起巨大社会公愤，终於导致遣返法的废除。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这也不等於说，在胡锦涛之后，第五代领导者仍是食古不化之徒。

历史的必然性不少时候是由偶然事件触发。孙中山在海外策划革命多年，搞过许多次军事袭击（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他想不到结果竟有四川保路风潮导致武昌起义的成功。今后中国局面，如果有大变局发生的话，多数也是由一些偶发事件引致，它可能出於两个方面，一种是社会偶发事件，另一种是党内偶发事件。社会偶发事件一旦导致社会全面公愤，便有可能冲破舆论封锁，打开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闸门。党内偶发事件，多数会由内部权力突然失衡引致，派系斗争的决裂，继承人的纷争，都是导火线。

张博树预期中国民主宪政的初步建构需要二十年左右时间，这是一种稳健的说法。若真是二十年之后中国才能走上民主宪政，那末，中共专政的寿命比俄国更长（俄共专政七十三年，中共专政将有七十八年），岂不成了共产世界首屈一指。

从今开始，二○○八年是台湾大选年，二○○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一个甲子）；二○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二○一二年是香港人争取双普选的一年。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宪政，在各方努力下早日到来。

 

8月底，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短暂地访问了这个邻邦。北京到东京的飞行时间是三小时一刻钟，跟到广州时间差不多。航班属于国航与全日空代号共享那种，其实就是国航的飞机和机组人员。飞机上有几份当天国内的报纸，其中就有《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题曰“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几种知名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以及蝴蝶牌缝纫机——的黄金时光，历数了后来合资过程中一些民族品牌——例如香雪海冰箱、沙市日化的“活力28”洗衣粉等——是如何遭到遗弃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制造大国”却又是一个“品牌小国”。随后文章的作者们又提出如何保护中国品牌，一位受访者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质量和技术方面高人一筹。但是，困难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在质量和技术上高人一筹？

报纸预告第二天还会再推出一篇相关报道：“外国如何保护民族品牌”。但是我不能第二天还赖在这趟航班上，不过，好在网络时代，跟踪阅读不成问题。第三天我在网上看到了那篇后续报道，结果基本上是分析美国、日本、韩国和法国政府如何通过法律和行政努力，给品牌以保护和宣传，等等。但是，对于那些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响的品牌如何能够产生却仍然是语焉未详。

在飞往日本这个品牌大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虽然对于经济学和产业发展自己完全是外行，不过作为一个消费者，某些感觉还是有的。另外，去年在名古屋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余，也曾参观过丰田汽车公司的产业展览馆和汽车博物馆，对于这家著名企业的创业史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在我看来，《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够出现许多名牌产品乃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对于著名民族企业和品牌的保护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所有权制度。在今天，所有驰名全球的品牌几乎都是私有企业的创造物，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行所有财产公有制或国有制的情况下创造闻名遐迩且持续久远的品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还是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财阀。例如，像三井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它早在十七世纪就在京都、江户和大阪建有纺织品商店和贷款机构”。作为武士企业家的典范的岩崎弥太郎，利用藩中剩余船只创立了三菱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极具声望的商业机构。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驰名品牌属于国有企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催生这样的品牌。试想，如果无论效益如何，企业主的收入都是一笔恒定的工资，所有管理人员的收入跟企业的收益都没有关联，人们凭什么要努力地把产品做得精益求精？质量优异、不断地寻求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的产品无从带来收益的提升，结果也只能是得过且过。从前我们的解放牌汽车居然可以三十年如一日，正是这种体制所带来的后果。

一个品牌的培养离不开经营者的深谋远虑。商业的品牌跟大学一样，它的声誉要依赖长时间的精心培育。怎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时刻不放松地去经营、去不断地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的持久信赖，这个问题跟企业制度的设计有密切关系。胡适曾经感叹汉朝的太学当年何等盛况，但是无从垂之久远，正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具有的确保其处变不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用保障正常运行的特殊体制。商业品牌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产品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吃惊地发现，许多字号都是我们百年前就遇到过的。爱立信是清末就进入朝廷的电话机。美孚一号，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装煤油的铝桶，上面就是那个熟悉的标志。当那些著名的日本企业又纷纷来华投资，不少人看到那些熟悉的标志，回忆起当年被这些公司抢掠到日本做劳工的悲惨经历。它们的字号居然历百年而不变，历百年而不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那种通过家族纽带、血缘忠诚带来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现代管理的重心仍然要通过各种制度去维护管理人员对于企业利益的忠诚。更不必说，像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维持企业声望于不坠的过程中，家族纽带的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企业要培育自己的民族品牌，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最值得深入研究和建设的。

此外，品牌培育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以确保那些苦心经营品牌的企业可以不受伪造侵权的影响。如果假冒伪劣盛行，一个李逵周围有无数个李鬼在，同时法律又不健全，或者虽然有法律但司法机构却无从独立和公正地揭露和惩罚李鬼，民族品牌一定会变成民族“伪劣”品牌，能够持续久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如何给品牌取名字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来往很少的时代，取名字只要注重本国语言的发音以及意义即可，但是，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需要注意商标的跨国或垮语言问题。这一点，日本人也是觉悟很早的。参观丰田公司的时候，获悉丰田最早是生产纺织机械的企业，到1930年代才开始生产汽车。开始仍然沿用从前的商标名称Toyoda，甚至第一批汽车的前罩标志上还有汉字“丰田”二字。但是，后来很快就改Toyoda为Toyota，这样对于西人而言读起来就更顺畅。汉字也不再使用。索尼公司如何费尽心力取名Sony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观察日本的商标，大多十分注重字眼在一般外人看来的内心感觉，试想Sharp在英文里的“锋利的”、“敏锐的”、“灵敏的”等意义，作为电器的商标是再合适不过的；Canon是很古老的西方词汇，来自希腊文，最初意义是丈量用的木杆或尺子，后来引申为规范、尺度等，天主教会的法律便名为“Canon law”，用这样的词作为讲求精确的照相机商标是何等的富于吸引力！

反观我国的品牌，这方面就考虑较少。基本上就是把汉字拼音一下，“春兰”便是Chunlan，“长虹”就是Changhong，“恒源祥”就是Hengyuanxiang，“中华汽车”就是Zhonghua，凡此种种，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这样的字在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看来没有意义，另外，一些名称我们自己会读，但是，像Hengyuanxiang或者Zhonghua这样的词，找些老外来读，大约十有八九是读不出来的。读音都困难，又如何能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驰名商标呢。当然，还有不少商标是意译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顾外人感觉硬译一气的现象。一个经典的误译是把“飞鸽”商标译成Flying Pigeon，这样的产品如果能在西方飞得远，成为畅销产品，那肯定是个奇迹。

原载美国《侨报》2007年9月21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完整版。

 

看看历史,哪个朝代的后宫没有弃妇?宠妃永远都只是少数派,弃妇才是大多数,所以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诗歌叫“ 宫怨诗”。很多诗人都作过“宫怨诗”,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常自比怨妇和弃妇,借他人而抒发自己的情感,这在文学史上已成为一种现象。

汉武帝的废后陈阿娇应该算是弃妇中的代表了。从“金屋藏娇”到长门弃妇,陈阿娇经历了从天上重重摔到地上的巨大落差。其实“金屋藏娇”,不过是个孩子具有童话幻想的一句戏言。想当年,汉武帝刘彻不过是个还坐在大人腿上的小孩子 ,他的姑母馆陶公主问他:“儿欲得妇不?”答:“欲得妇。”再问:“阿娇好不?”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童言无忌,但刘彻小朋友的一句戏言,却注定了阿娇一生的命运。

当刘彻借助馆陶公主的势力,做上太子,再登上皇位后,阿娇被立为后。一开始,阿娇也非常得宠,但此一时彼一时 ,当刘彻做上皇帝之后,她的娇纵跋扈,立马让他无法忍受,两人日渐疏远。歌伎卫子夫的出现,则让阿娇彻底挫败。正所谓新人笑,旧人哭,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在帝王之中,刘彻也是有名的喜新厌旧的男人。他见一个爱一个,然后弃一个。陈阿娇、卫子夫、钩弋夫人等都曾是他的亲密爱人,后来都被弃之如敝履。

被冷落的阿娇一哭二闹三上吊,更招致刘彻的反感,最后因在宫中施行巫术而被废黜,迁至长门宫居住。“金屋藏娇 ”的童言终成了一句彻底的戏言。弃妇的日子度日如年,阿娇再无法娇纵起来,她改变策略,打算演出苦情戏。听说成都的司马相如文章写得极好,于是阿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不惜用百斤黄金请司马相如为其量身定制《长门赋》,“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是感人肺腑,声泪俱下,惊天地而泣鬼神,也算对得起那昂贵的稿费了。汉武帝看过文章后,也大叫“好文章”。只是文章虽好,却难以撼动刘彻那颗绝情的心。《长门赋序》中的“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不过陈阿娇的黄金百斤,也不算白花,因“千金买赋”一事,她作为弃妇的名声更大了。另一方面也顺带成全了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也算是为中国文学做了份贡献。当年的司马相如,仕途不顺,想必也有种弃妇情愫,谁又能说得清他是在写阿娇,还是在写自己?

长门弃妇陈阿娇是弃妇群像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古乐府因她而创了“长门怨”诗题。而在盛产弃妇的中国古代,这一象征符号甚至已成为文人的一种情结,也许可以称之为“弃妇情结”。元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李白的“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长门怨》);辛弃疾的“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摸鱼儿》);现代李金发的“长发披遍我的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弃妇》)等应该都是这种文人情结的体现。借弃妇形象而抒发自我,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手法。以此来看,陈阿娇于中国文学应算是有功的,这也不枉她作为怨闷弃妇的后半生。

 

 

晋国范宣子问叔孙豹什么是不朽，叔孙豹说鲁国有位先大夫叫臧文仲，死了以后，他的言论还被人记得，大概所谓不朽就是这个吧!

臧文仲生卒年不详，历仕鲁国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从政50多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贤执政。他死后，他和他的家族仍有深远的影响。终春秋之世，二三百年间，臧氏所知者有九代十卿，是鲁国唯一贯穿春秋始终的世卿大族。

臧文仲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好人好事，而且对人对事的评价都显得非常明智，有人说他是鲁国第一等的聪明人。他长于辞令、知识渊博、谙熟典章，常对列国时政发表个人见解、有识见和判断力。他不仅预言了宋国的崛起、轻视弱国的败局， 也预言了卫文公之死。只是作为先知，他对超验世界的强调略显不足，他的预言更多是一种理性的分析。

鲁庄公十一年的秋天，宋国遭到水灾。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宋闵公把天灾揽到自己头上:孤对上天不诚敬，老天爷降下了灾难，还让贵国国君担忧，非常拜谢贵国国君关注之情。年轻的臧文仲听说了这件事，他称赞宋国国君的“罪己”行为 ，说:宋国快要兴盛起来了吧!大禹、商汤罪己，其兴也悖焉;夏桀、商纣把罪责推给别人，其亡也忽焉。而且诸侯国发生灾荒时国君称孤，是合于礼的。言语中谨惧而称孤之名合于礼，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前638年，邾国以弱小之国向鲁国开战， 鲁僖公非常轻视邾国，去抵抗时根本不设访。臧文仲劝他说，国家不分大小，不能轻视，如果不防备，虽然人多也不可靠。臧文仲引用《诗经》的名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说明，以先王的明德，尚且不敢掉以轻心，何况我们小国。鲁僖公不听，结果鲁军被打得大败，鲁僖公的头盔都被邾军夺去了。前636年冬天，周天子派使臣来鲁国通报王室的祸难，周襄王的意思也很谦卑，但臧文仲回答使臣说:“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用今天的语言说，首长和中央的官员们在外面遭罪，我们怎么敢不赶紧慰问。据说，各国诸侯都派人去慰问襄王，只有卫文公没有派人去。臧文仲感慨地预言说:卫侯快要死了吧。列国跟王室的关系，就像树木和根的关系、水跟源头的关系一样，一个国君心里没有王室，就像树木失去了根本、流水失掉了源头。果然第二年卫文公就死掉了。

臧文仲不仅贤明，而且刚毅正直、知事识礼，德行和见识都非同凡人。处于神权、礼仪向世俗理性转化的时代，他在道统与治统中平衡，总是难以讨巧。但他也不是全无缺点，至少他对柳下惠就不够公平。前634年，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 臧文仲打算以谈判对付齐国。他自己觉得口才不够，去请展禽，也就是有名的柳下惠(后来的孟子尊称他为“圣之和者”)。柳下惠说他没听说用文采辞藻去对付敌国的，“乱在前也，辞其何益?”但臧文仲认为，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凡是可以抵御外敌的，没有不可以拿来用的，柳先生的文采大概也是可以起作用的。柳下惠因此受命于危难之际，最终使齐国答应讲和而班师回国，但是臧文仲只让柳下惠作了一个小官。

虽然臧文仲没有举人唯贤，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历史影响力的人。两千年后，黄炎培仍借用他的话请教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如果要让我选择这30年来，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年份，我既不会选择1978，也不会选择1989，而会选择1992。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个年份，让中国真正进入了大众化（democratic）时代，从而让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大词，获得了真实的可持续进展的基础。

 

1840以来，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中国，先是依靠传统儒生的力量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自此以后，向挑战者学习以改变落后之命运，就成为了百年中国的永恒主题，无论这一学习的对象是英美、是德日，还是苏俄。在这一过程中，拥有更强学习能力——这在现代社会首先意味着观念的领会——的精英人士通过声称掌握了先进的秘诀，而取得了极大的权力，这也是“训政”、“改造”之类词汇和实践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救亡或现代化过程中，大众依旧被看作是有待动员的基础和资源，而非行为的主体，精英迥临于其上，为其师为其主。这一景象落实到话语空间，就是少数精英通过其所垄断掌握的文化阵地，而对大众进行宣导启蒙。

 

即使在我所经历的改革时代的前半期，尽管小岗村这样的实践来自于草根，但其推行却不是经过自发的传播演进，而依旧是政治精英凭借组织与权力的推广。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文化热为高潮的“新启蒙”，依旧沿袭着百年以来的传统，自上而下地传播，因此，在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中，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呼吁，在广大民众听来既亲切又朦胧，既温暖又陌生，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也终究更多是少数精英而非大众的运动。

 

只有到了1992年，一种真正大众化的进程才得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自由首先带来的，是大众的消费自由，这一消费自由不仅催生了如《精品购物指南》这样的纯粹生活类媒体，同时也在许多报纸引发一场“比赛屁股”的竞赛：在政治优先的年代，头版一向被看作是报纸的脸面，副刊与社会新闻之类，则被称为报屁股，一直被看作是报纸的次要附属而已，但在消费自由时代，订阅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手中，媒体为了生存或为了过好日子，就必须对此加以回应，于是，在“脸面”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大动作的时候，“屁股”的竞争就成为必然。最终，当这样的“解放脚”也不为大众接受的时候，由“屁股”而派生出来各种“子报”，如《南方都市报》之于《南方日报》、《华西都市报》之于《四川日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背后，正是大众的消费自由所带来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大众通过消费自由而获得的权力，在一开始就冷落——换句话说也就是是冒犯——了以前一直以精英自命的人士，也立刻引起了以观念精英自命的知识分子的敏锐反应，一场“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迅疾展开，事隔多年，剥开这场争论的话语包装，可以发现，在大词背后，展现的不过是精英知识分子面对大众化——说到底也就是大众对于文化的权力——的焦虑。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众通过消费自由所获得的权力，说到底还是一种间接的权力，在文化的洪流中，依旧有着若干道闸门，掌握在精英人士的手中。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一种此前人们从未想到过的东西来到了中国，在其革命性的冲击面前，大众通过消费自由而获得的间接权力，一下变得相形见咄了。互联网建立在个人计算机这一大众化梦想结晶的基础之上，拥有连接上网络的个人计算机，最终就拥有了属于个人的“金喇叭”，从而让闸门敞开，让表达不再单向，让大众拥有了不再仅仅间接而是直接的权力。

 

于是，从世纪之交直到今天，中国的话语空间始终是三维的：依旧有着固定边界的体制主流精英化的场域（各种学报、会刊、官方媒体）、受大众消费自由主导的市场化场域（市场化媒体、流行娱乐）、以自由、免费、即时互动的个人表达为指向的互联网空间（个人主页、BBS、博客、QQ群）。对于这三者，我习惯以主流、市场和草根而分别加以命名。或自觉或被迫，中国的知识活动由此在这样的三维空间里同时展开。

 

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主线，那就是市场化媒体对于体制主流媒体的地位的持续上升，以及更为重要的，互联网空间依托大众的表达自由，而日益占据了三维话语空间的强势地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主流的知识人逐渐向新维度的靠拢，比如在我曾经活跃的世纪沙龙和依旧出没的关天茶社中，一直有着早已知名的知识人的身影，更不用说市场化媒体中那些熟悉的名字所开设的专栏了；其次，也涌现了一批完全依托于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而成长起来的新兴知识人，前者我可以举出连岳（成名于《南方周末》，而如今也活跃于博客空间），后者我可以举出秋风（成名于自办个人主页自由主义评论，后更名为思想评论，并为同名论坛主持人，最后则成为了市场化媒体的活跃撰稿人）。

 

如今，媒体的记者编辑通过网络寻找新闻或评论线索、作者、资源，已经成为固定套路。互联网空间所提供的，不仅是海量的信息，更是大多数人的智力交锋，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东西在开放环境下找不到知音，也没有什么东西真有价值而在网络空间中无人问津，在这里，大多数人的智慧的集合，成为了知识话语的价值的最佳鉴定。在这里，开放的群体公议,胜过了特定群体的方法与智慧。因此，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空间的相对优势，来自于大众化所带来的力量：大众化拉平了原本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得社会进程可以会聚更大多数人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呈现出更强劲的势头。

 

当然，在一些人看来，在这里面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消费自由给予部分知识人以失落感，网络空间的话语喧嚣也让部分知识人不自在，我所尊敬熟悉的某位朋友就曾在激愤之下将网络空间描绘了“公共厕所”。而同样真实的是，开放的空间也会放大某种幻觉，在海量的人群中，哪怕是极端的言论也会聚集起众多的追随者，尽管相比起整个人群来说仅仅是一小撮，但也会给这种话语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以某种“声势浩大”的幻觉，也带给反对者过分的警惕和焦虑，但是，这种现象反映的与其是开放空间的固有弊病，倒不如说是我们还不能习惯多元话语并存，以及我们社会依旧缺乏对话语竞争加以评判的规则与标准。

 

在我生活的这30多年里，中国由“一报两刊”主宰过渡到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鼠标键盘即可汇入到言论洪流的时代，而呈现出主流、市场、草根多元杂陈的态势。在我看来，在这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晰可辩的主线，那就是大众化——从消费自由到表达自由——的根本决定作用，第一次，中国的大众不再仅仅是精英的附属，而平等自主地获得了对社会进程的决定权，尽管这一决定权尚在成长，因此并不充分完整，而在权利的确定上尚有待落实，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170多年前所看到的那样，依托市场和技术进步双翼起飞的大众化必然让“世界是平的”，从而让一个既平等又自由的社会不可阻挡地降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这一前景之于中国，已然清晰可辨，尽管尚需继续努力。

 

　　　　　　　　　送行

　　　　　　　　　朋友，当我们分别的时候
　　　　　　　　　请聆听，聆听我为你唱一支送行的歌
　　　　　　　　　我要用断了琴弦的金色竖琴
　　　　　　　　　弹奏高亢的旋律，在金色的彩霞里歌唱

　　　　　　　　　古老的乡音在冥冥的消逝中
　　　　　　　　　拨动着思念的激情
　　　　　　　　　幽怨的小船在清澈的河流里
　　　　　　　　　飘荡起流浪的诗绪

　　　　　　　　　每当我孤寂的狂饮山花酿酒的时候呵
　　　　　　　　　你的故土依然被酣酗的惆怅所弥漫
　　　　　　　　　那苍茫的山峰，那阴霾的土地
　　　　　　　　　母性的情怀呀，她在深情的为你孕育

　　　　　　　　　我的朋友，在浪迹天涯的路上你是否看见
　　　　　　　　　太阳沸腾，在我燃烧的掌中升起
　　　　　　　　　只是干完这杯含泪的苦酒时
　　　　　　　　　我的心和我的歌还在为你默默祈祷

　　　　　　　　　漂泊浪诗的小孩呵
　　　　　　　　　闯荡人生的游子
　　　　　　　　　让大自然温情的风
　　　　　　　　　轻轻抹去你的痛苦与悲闵

　　　　　　　　　牵牛花的疯狂

　　　　　　　　　当忧郁的夕阳，在山那边的薄暮里，
　　　　　　　　　耷拉着脑袋。
　　　　　　　　　当醉了的山风，踏着酣酗的步履，
　　　　　　　　　从峰岚的深渊舞蹈而来。
　　　　　　　　　呵！那牵牛花摇响着一串串，
　　　　　　　　　一串串的疯狂，
　　　　　　　　　在晚霞编织的金阴里，
　　　　　　　　　叮当，
　　　　　　　　　闪烁着辉煌的旋律。

　　　　　　　　　那座被遗忘的小茅屋，
　　　　　　　　　周围的竹篱笆，已爬满了
　　　　　　　　　五光十色的牵牛花。
　　　　　　　　　那清澈的小河，欢快地流过
　　　　　　　　　长满芦苇的沼泽地，转眼
　　　　　　　　　拐进无垠的天涯。
　　　　　　　　　群鸟飞过，发出哀叹的回音，
　　　　　　　　　峰岚耸立，低吟着苍劲的喧哗。
　　　　　　　　　那爬满竹篱的牵牛花，
　　　　　　　　　现已变为疯狂。
　　　　　　　　　喑哑的奏鸣在呼唤，
　　　　　　　　　你的倩影，你的足音，
　　　　　　　　　消失，
　　　　　　　　　在何方。

　　　　　　　　　当欣狂的月亮，站在那棵银杏树上，
　　　　　　　　　翘首眺望。
　　　　　　　　　当呼啸的星星，举着明亮的烛光，
　　　　　　　　　从天边蜂拥而来。
　　　　　　　　　呵！那牵牛花摇响着一串串，
　　　　　　　　　一串串的疯狂，
　　　　　　　　　在行云如流水的夜空下，
　　　　　　　　　叮当，
　　　　　　　　　奏响着银色的乐章。

　　　　　　　　　（出自拙著《北方音诗与一支悲闵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