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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患: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面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藩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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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
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在那时心灵中的天性,透出精神的单一,旧文人的阴暗、诡谲在其身上看不到的。他们有时单纯得通体透明,像未曾染尘的湖水,涵蕴着清澈的情思。奇形的、晦暗的、无序的思想之流在心里没有位置,或说受到了抑制。他们倾吐了苦水,却未跳入苦海;嘲笑了黑暗,却有意逃逸了鬼影。在最残忍的画面后,却可体察到一种安宁的美。例如沈从文,笔触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抑制不住对善意之光的捕捉,以至把故土的一切单一化和唯美化了。徐志摩写己身的经历,亦常有悲腔的运用,别离之怨与失恋之语,有着童贞的气味。但毕竟是稚气的、浅层次的诉求。未去黑暗的王国进行心灵的追问,清词丽句之间,照例脱不了贵公子式的缠绵。至于陈西滢,讲学理与诗文,与梁实秋较为接近,只是绅士的架子未落,端着面孔,文章未尝不是戴着面具,激进的青年大概不会亲近于他,可一般青年读者,从那舒缓有致的文风里,窥见了天下的一种常识。学问深切的潘光旦,写起文章毫无废话,他那时注重民俗与国民性的研究,泼墨之间,有着逻辑的张力,《新月》上的文章,让人窥见了社会学家严明的思维,其谈论日本与德国民众气质的长文,不设虚言,材料丰富,显示了那代学者的气象。20世纪20年代末的学术较为活跃,流派亦多。《新月》里的面孔,是高贵的教授之影,不是布衣的对白,你绝听不到粗野的国骂和神经质的仇语。他们穿着西服或长衫,有一条深深的沟,把饥色和忧郁民众隔开了。
与《新月》杂志相亲的作者与编者,在态度上沿袭了大学讲台上的学人不苟言笑的风气,言必谈修养,行必讲姿态,知耻,有礼,且止于规矩,绝不让非理性的魔影袭到面容上,于是一些价值走向相近的人如邵洵美、陈梦家等均步入其中。徐志摩还亲自邀请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邵洵美编辑《新月》和《诗刊》。徐氏的看中邵氏,大约是审美上的一致吧。他们办杂志,意在提倡高尚的趣味,摈弃低级的倾向,邵洵美有一个看法,“雕刻家都变成了裁缝,这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症象”。他在一个人的谈话中,高度赞赏了胡适与徐志摩,原因无非二人是高尚者而非低级者,在中国文坛,需要的恰是这样的人物。他说:
趣味的高尚与低级,在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有极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他们作各种的讥笑。最近摩拉在《批评的序论》一文里又反复中说对高尚趣味的要求,因为它和文学有根本的关系。我也觉得人总是人,而人又总是半神半兽的;他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譬如说。无论什么通俗的娱乐,去的人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一定有一种要看人家好看的心思。所以高尚的娱乐不只是感观的享受,它有一种宗教的力量,它会给我们一种生活的秩序。
当然,所谓高尚的趣味又是不容易找到定义的。有高尚的趣味的人,对于一切都极诚恳,都极认真:他能知道自己的力量;他能佩服人;他不说含糊的话;他不爱有使人误会的装饰;和天才一样,他不比较便能判断;他简单。
胡适之先生现在能不写小说不作诗,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志摩能不做官,也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
也有人把高尚趣味,和学究态度,当做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过,多读书,的确可以养成高尚的典型;但是所读的书却应当有最严谨的选择。
高尚的趣味也没有道德观念,因为它不被社会习俗来转移。道德的标准是跟着时代交易的。它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无论你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低级趣味总是要鄙弃的。
高尚趣味是建设的。低级趣味是破坏的。邵洵美的看法,几乎和徐志摩、梁实秋一样,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出的声音,有着浓浓的针对性。即不愿意被粗糙的、杂乱的、仇视的声音淹没了自己的生存世界。这些留过洋的绅士阶层的文人,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到处是葱翠的草坛,木栅的古色,桥边荫下的绿梦,群雕下诗人的晚钟……中国布尔乔亚的梦幻,在这一群人中一直隐现着。由于此,一时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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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新月》以文学为主,并不怎么涉足政治,后来才渐渐对时局发话,自由主义倾向浓烈了。讨论中国现代知识群落的审美走向西化之梦,《新月》能给人提供丰富的话题,刊物引起的争鸣在今天亦难否定其大的意义。鲁迅就曾讽刺过《新月》的态度,至今仍受到新自由主义文人的指责。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及知识阶级的价值取舍。其实文人的干政,常常是诗人式的单相思,政客们对其言论或压抑,或不理,作用多大还是个疑问。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人的冲突,在蒋氏王朝看来不过是读书人的喧嚷,独裁者对文人者也,并未放在眼里的。
而《新月》里的诗人的吟咏与批评家的自语,在文坛有不小的影响。连激进主义文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修养迥于别人。我们拿徐志摩为例,他的诗就真而精美,像个天真的孩子,未受伪道学的熏染,如一泓春水,清凉而爽目。他的爱情诗写得尤为大胆,并不见猥亵的毛病,倒让人对其纯真之气表示新奇。他的散文也很溧亮,虽有点浓艳,过于抒情,可在学理上与为人的态度上都不能说是陋俗的。他推崇的作家比如易卜生、拜伦、萧伯纳,左派的作家也并不拒绝。有时看法还很接近。心目中喜爱的一些作家,其实也有激进与忧郁的色泽,比如曼殊斐儿,就感伤而压抑,甚至亦有病态的美,但在他和陈西滢的眼里,因为属于高贵的精神遗存而被不断肯定着。还有拜伦、易卜生,左翼作家看到了反抗与社会批判的伟力,而《新月》杂志的作者则赞美的是那超俗的品格。徐志摩嘹望西洋文学,常常把复杂背景简单成几个观点,抽象为一种教义。剩下的只是唯美的象征。有时你觉得他确实是皮毛的感受,深的精魂是缺失的。但他纯情、果敢、天真,在最苦恼的日子里,仍不忘怀于美丽的夜莺的鸣唱。他的诗没有胡适的乏味,亦无闻一多的格律,而是心性的自然喷吐,有时失之简单稚气,和过于自我,但谈吐中的快意我们是读后难忘的。他的散文也颇具特点,没有一定的程序,笔到意到,绝无庸人之累,轻松得没有枷锁。梁实秋在《徐志摩的诗与文》文中说:
讲到散文,志摩也是能手。自古以来,有人能诗不能文,也有人能文不能诗。志摩是诗文并佳,我甚至一度认为他的散文在他的诗之上。一般人提起他的散文就想起他的《浓得化不开》。那两篇文字确是他自己认为得意之作,我记得他写成之后,情不自禁,自动地让我听他朗诵。他不善于读诵,我勉强听完。这两篇文字列入小说集中,其实是两篇散文游记,不过他的写法特殊,以细察的笔法捕捉繁华的印象,我不觉得这两篇文字是他的散文代表作。《巴黎的鳞瓜》与《自剖》两集才是他的散文杰作。他的散文永远是亲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读者晤言一室之内。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信笔所之,如行云流水。他自称为文如“跑野马”,没有固定目标,没有拟好的路线。严格讲,这不是正规的文章做法。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本钱——热情与才智,故敢于跑野马,而且令人读来也觉得趣味盎然。这种写法是别人学不来的。除志摩的诗文受到好评,也缘于其人缘之好。周作人、胡适、林徽音对他都有好感与友情。林徽因夸赞他是“纯净的天真,对理想的愚诚”,大概写到了本质。我猜想创办《新月》的目的大概为此,即把心的诚奉献给世人,且让更多的人汇聚于此,那更有意味吧。
和徐志摩有相近的热度的闻一多,也是《新月》里耀眼的诗人。他和梁实秋、徐志摩有很好的交情,审美观差不多是叠合的。年轻的闻一多是个唯美主义者,自己深信为艺术而艺术乃永恒的追求。他在美国学的是绘画,而自己颇为敏感的却是诗歌,由美术而为文学,在他是因诗的冲动浓于色彩的冲动,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有了雕塑与油画的味道,一起笔就有了不凡之气。闻一多写诗受到了英美传统的影响,这与徐志摩没有什么不同。差异是前者的情感是内敛的,寻找到了一种格律,所谓带着镣铐舞蹈者正是。后者则奔放不羁,没有外在的束缚,信马由缰的,是赤诚热情的。闻一多的诗比徐氏要多一份忧郁的东西,内涵不都是己身之苦,还有大的悲悯在。他不像徐志摩被单一的爱欲所囿,心绪与社会的苦难也深深交织着。《新月》前后的闻一多,相信纯净之美的伟力。他认为美的精神是有其内在秩序的,这和胡适确信治学必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一样。其实那时《新月》的作家都差不多认为艺术是有一种信条的,每个人都在依偎着这样的信条。闻一多在《新月》上曾介绍过白郎宁夫人的诗及欧洲的“先拉飞主义”。这些译介有他的价值走向,那就是对超功利的美的静观,从复杂的艺术史里摸出一条光明的路。他那时何尝不是陷入黑暗之中?唯有艺术女神的光影,才是心里的唯一,他这样想。
比较《新月》派的作家,闻一多和徐志摩一样,兴奋仅在美学上,顶多是从诗文里涉猎到现实,但也只是涉猎,重点还在美的精神的营造上。不像罗隆基、胡适、梁实秋有较浓的思想倾向,或对政治现状发言,或回答文艺思潮中的难题。连同沈从文、凌淑华等人,也无政治倾向的冲动。他们还是较单一的书生,外面的风风雨雨,似乎与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徐志摩看来,办《新月》乃力主创作,希望在中国能出现曼苏斐儿那一类精致的作家,而他的友人闻一多、沈从文正是往这条路上走的人。徐志摩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艺术女神的姿影,《新月》创刊初期,看到一本精致的杂志问世,他内心一定是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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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那是文化生态使然,校正着文坛单一化和功利化的一面。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些文人以美为极致的存在,且顶礼膜拜,是有种类似宗教的冲动的。他们认可泰戈尔的宁静里的肃穆;热爱白郎宁夫人的赤诚;欣赏波特莱儿“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纡遛的轮廓”;礼赞罗艾尔诗中的印象色彩。大凡有神圣灵光的艺术之作,悉入眼中,不分中外,既引介域外诗神,又研讨传统诗文,给人宽厚的感觉。《新月》派里的人热衷纯粹之美,对杂色与晦暗殊不满意,以为是乱世之音。本来他们可以接自己的思路平静地走下去,无奈有几个作者耐不住寂寞,遂引来一些论战,在文坛的声势反而更大了。梁实秋在那时是《新月》的理论家,许多看法集中了众人的观点,但又自成体系,精神从其老师白璧德那儿过来,把古典主义美学情调加大了。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都有着针对性,把左翼思潮看成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将精神源头直指法国思想家卢梭身上,以为其大有偏颇之处。这引起了鲁迅等人的不满,两人便交起锋来,遂留下了文坛的一段旧怨。
鲁迅看不上《新月》派,由来已久。因为那里的作者多是从《现代评论》派过来的,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他都不太喜欢,要么拿其打趣,要么与之交恶论战。当梁实秋出现在上海文坛时,鲁迅似乎看到了陈源当年的余影。
1927年底,鲁迅看到了《复旦旬刊》发表的梁氏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时,觉得颇可商榷,遂写了篇《卢梭的胃口》,谈到评价历史人物时的尺度。梁氏以个人胃口来取舍历史人物是不确的。这篇文章并无什么恶意,真真是学理的交谈。梁氏却对此大为不满,遂作出自己的反应,与鲁迅的交锋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三,关于批评中的态度。
1929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从人性论的角度抨击左翼文学的问题。应当说,有一些现象的把握,未尝不准,但立论却大有漏洞。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进行了反击,那文章写得很妙,为一般文人所写不出来的。梁氏认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区别。”这等于说,人性是不变的,没有异样的统一体,而鲁迅则看到了人的进化与多样性,即社会属性。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还用归谬法,指梁氏“作品的阶级性和作品无关”、“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等看法的破绽。梁实秋明明主张文学无阶级性,但却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无疑是站在了阔人的立场上,故其文字也有了阶级性。人性的话题,要说清楚的确太难。要做超阶级的文人固然不可,但屁股总要坐在板凳上。而这板凳有人就座不起,身份不同也。《新月》那一派人,其实是有产阶级里的雅士,他们的趣味,未尝不是艺术精神中的一类,但以为文坛只应有此而无彼,气量就显得小了。
关于硬译现象,乃是一个学术问题,鲁迅和《新月》诸人未必看法一致。这是一个文字学与接受学的话题,观点分歧是自然的。梁实秋和徐志摩等人都喜欢翻译中的化境,即让人读得懂其意,达到中西合璧之效果。胡适看到《新月》上梁实秋谈翻译的文章,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并也参与讨论。不过梁实秋并不像胡适那么宽容,他对鲁迅的翻译大不以为然,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里,先引用鲁迅的恶敌陈源的话刺激鲁迅,遂又以鲁迅为例子,射其躯体,认为其译文离“死译”不远了。“有谁能看得懂这稀奇古怪的句法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回答了挑战,坦言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的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国人思维的不精确与语法有关,输进一些新的语法与叙述结构,对改造国人思维上的糊涂多有益处。两人的论辩,其实是两种人生境界的摩擦,《新月》派的人起初并未意识到鲁迅批评的要义。只是后来闻一多在身处绝境时,方感到鲁迅的深切,那已是后话了。
围绕人性与翻译诸问题的争论,后来大伤和气,渐次升为血气的厮杀。许多左翼文人也卷入其中。冯乃超等人撰文讥讽梁氏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答辩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作为一介书生,梁氏的表白,或是真话,但鲁迅却认为这正是“资本家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显示的力度,是梁氏无法招架的。也成了其一生的心痛。梁氏曾暗喻鲁迅拿了卢布,语意狠毒,可谓发难于前,鲁迅深知来意不善,便还手于后,杀伤力远过前者,文风之峻急、冷酷,使《新月》的理论家大为难堪。那年月的雅士、君子,遇上了软硬不吃的斗士,难说不是一种境遇的窘态。
其实,鲁迅与梁实秋为理论代表的《新月》社诸君的分歧,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梁氏在《论批评的态度》上,批评文坛一些人“不严正”,“我觉得中国人比较的不大能领略幽默讽刺,严声相骂才是中国人的擅长。”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却说:“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大概是理解鲁迅与《新月》社诸人冲突的根本点吧?喜欢平静纯美的东西并不错,但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要纯而又纯,不允有反混乱、反压迫的斗争壮举,侈谈“公理”,侈谈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无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起到“维持治安”的角色作用。《新月》派人物的天真与固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有时是有点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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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界是个众声喧哗的所在,并无定于一尊的局面。看法呢,也各有千秋,彼此纠缠着、并列着、重叠着,有大的趣味在。我读《新月》杂志里诸人的文章,一是觉得编者的意图之明确,绝无“学匪”的声音,节制思想的表达,左翼的倾向几乎是没有的。二是知识面较宽,趣味是较多的。菊农、彭基相的谈哲学,叶公超、余上沅、张嘉铸的讲西欧文学,邵洵美、胡适、徐志摩的文体自白,各显自我。他们谈理论时,滔滔不绝,思想亦有锋芒。常常也说出精辟的句子。比如一卷三号余上沅的《易卜生的艺术》其看法与左翼文人是接近的。文中说:
易卜生所创造出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浪漫的男女英雄,他们却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一般人。他们剧中所描写的生活自然也是日常实际生活,背景也是起居室一类的日常经见的环境。极平凡的人,在极平凡的环境里,说极平凡的话,做极平凡的事;然而在这极平凡的背后,易卜生却指点出一个也许不平凡的意象来:这是艺术家点石成金的大手腕。
今人看这样的描述,深以为然,这样的话难说不对,在眼光上是独到的。但左翼作家那时的批评《新月》文人,大抵是感到多为纸上谈兵,仅是把易卜生供到桌上,只会赏玩,却不懂以其生活态度对待人生。再如二卷二号上黄肇年所译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的历史研究》,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发展,颇有学理价值。其文是社会民主党式的风格,亦拒绝社会极端之发生,有一段话给人深刻印象:
我们见到的地方,马克思也许未曾见到,也许见到未能料及能有今日的重要。然而无论用哪种眼光看来,一个脑筋清楚的人,不能不承认今日社会的需求,已完全改变。应当利用国家这个机关去取消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根本觉悟把人民永远划为贫富两阶级的国家,绝对不合社会正义。我们目前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现在掌权的阶级,立志表示一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大让步;二,若不然,那般认现今社会制度的基础者必群起而推翻之。各阶级之间。未始不可随时互相调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英国这种调和的方法,是过渡时期可能的事。
拉斯基的看法,是合乎《新月》同人的口吻的,基调是温和的、自由的。《新月》的许多有思想的文字。在色调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包括胡适、罗隆基诸人,深味此一色调的意义。我们读沈从文、林徽音的作品,也能嗅出温馨的气息,似乎和那些不偏不倚的理论描述共鸣着,虽然有时彼此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气质相反。《新月》诸人谈历史,讲学理,都有特别的地方,独独对现实发言时,少了穿透力,与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比,似乎天真了许多,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也。
中国历来的文人,喜欢师宗什么,倚偎在某一精神的靠板上。谈鬼说狐,讲梦述理,自有妙处。然而看人看事,单一的态度多,复杂的眼光少。议事非此即彼,殊难以诘问之姿进入问题,往往简化对象,未能进入心灵深处。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川。但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的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当自由主义按其理念设计什么的时候,他也可能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所以在鲁迅看来,警惕自己与警惕他人同样重要。问题不在于公理的好坏,而是对恶要有恶的思维,对善要有善的办法,疗救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新月》派文人天真而单纯,你如果进入那个团体,亦可感到彼此的暖意。但他们说梦可以,讲世故之风与人情之险,却被什么绊住了。所以鲁迅的讽刺他们,并非视其为恶人,只是觉得在魑魅魍魉的世间,以精神的躯体去肉搏惨淡的黑夜,也许更为紧迫,反抗与挣扎,甚至用溅血的声音叫出世间的苦楚、让无数人知道今天还是奴隶,且挣脱这种奴隶之锁,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成为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左翼文化中的这种血性之迹,在旧中国的价值,并非今人想象的那么低矮。比较一下《新月》文人与其分别,会看出些什么的。
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那是对《新月》派的一种反省与注释,大可看出其间的问题。4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黑暗后,当现实的苦难感深深地窒患着自己的时候,回想当年在《新月》里的文章,及私下与友人讥刺鲁迅的情形,有着深深的内疚。他忽地发现了象牙塔里的人精神上的浅,对世界认知之简单可笑。他说: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一个曾在《新月》社当红的学人,后来转而看到当年的窘态,总是让人感动的。闻一多的话,不仅是对书斋中的人的警示,也是对同仁们旧梦的一次颠覆。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被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的,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新月》人的后来的各自东西,便是现实的苦难所使然。对于当下生活,儒雅清高的文人君子,大多还是交了白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