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梧桐绵密的绿叶遮掩远处几株零散的古松，树荫下山石嶙峋，绿茵起伏，栏杆前一张矮矮的小桌上高高的方瓶插满莲荷花叶，亭亭然陪伴一卷书，一枚砚，一枝笔，一个小小的铜炉。那位美丽的古代仕女身就矮桌半倚半踞对书凝思，右肘支案，左手纤纤五指轻轻抚在桌面上，端庄的高髻飘逸的罗裳一静一动给一座萧瑟的庭园多添三分旖旎，只恨相对一张坐墩没有人坐：「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共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友朋都说这件清代初年的竹雕笔筒雕的是宋代词家李清照填词图，也许赵明诚负笈远游留她独守离情，也许赵明诚赴任湖州知州途中染病死了：「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元代伊世珍的《琅嬛记》里说，赵明诚的父亲要为儿子择妇，明诚昼寝，梦中诵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父亲为他释梦，说是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拔去头上的草自成「之夫」二字：你注定要做个「词女之夫」了！传说尽管是传说，我读他们夫妇搜集书画奇器金石古籍的故事常常惦挂那段梦里前因，惦挂她孀居再婚离异的伤痛，惦挂那些藏品颠沛流落的悔恨：「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竹雕笔筒桐荫下的仕女就算雕的不是李清照我也情愿当她是李清照了：雅玩玩的不就是这份雅趣？顾小姐的砚香楼里那个桐荫仕女笔筒七十年代初几位父执长辈也都情愿相信那是李清照填词图：「我倒没在意，」顾小姐说。「是战前南京美术学院一位老师送给我的，他没说是李清照，只说是填词图是吟诗图，反正珍贵的是构思的不凡雕工的高妙！」上个月第一眼见到这件笔筒我瞬间想起三十多年前砚香楼的那一件，旧梦翩然飘回，毅然用了三件雅玩跟藏家交换抱她回家。都说囊无钜资而喜爱收藏的人用藏品换藏品是藏品升级的权宜上策，我真的这样权宜了好几次，每次总是逃不掉离散之痛也逃不掉偶聚之喜。砚香楼我在《从前》里写过一些，是香港半山西摩道一幢老洋房，我至今难忘楼里的藏品，册页、扇面、手卷、斗方那些顾小姐说的「小东西」堆在几个红木书架上，上百个装着官窰名器和文房雅玩的锦盒夹杂其间，我好几次跟着几位长辈去长见识。顾小姐人很随和，客人爱看哪一件她都让客人自己拿来看。黄老先生喜欢竹雕，家中集藏了一批，砚香楼里那几十件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教我认识明清竹人的风格，张希黄、朱小松、吴之璠、封氏兄弟、顾钰、周颢、邓渭我都记住了，笔筒、臂搁、香筒、笔山、竹杯、人物有的确然很漂亮，有的我看不出艺术价值，好多件不带欵的反而格外标致。记忆中顾小姐那件李清照填词图布局刀功跟我这件十分相像，细微的小地方我记不清楚了，竹色包浆却都这样红也这样亮，难怪黄老先生好几次要顾小姐卖给他顾小姐始终不肯，说老师那份心意她要留个念想。我那篇〈砚香楼〉收尾说：「好多年后我从英国回来，黄伯伯说顾小姐移民美国了，家藏的字画珍玩这几年暗地里分批托人拿去拍卖，异乡生涯更比十里秦淮多了八分月色」。

砚香楼里那几位长辈先后辞世，两三年前我辗转听说顾小姐也在美国过世了，遗产全部捐赠教会办的慈善基金，半生集藏的那些宋元字画那些文房雅玩几经拍卖有的进了博物馆，有的还在古董铺，更多的是散入收藏家的私人藏品中。我这件填词图竹雕笔筒上一手藏家说他是在纽约找到的：假如是砚香楼旧物该多么好！那年新春人日，顾小姐在砚香楼摆了两桌酒席说是给大家庆生，饭饱酒酣之际，她从卧室里拿出一幅小条幅，是沈尹默替她写的李清照〈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词意悲深婉笃，书法字字曼舞，历史小说家南宫搏先生那天也来了，他说那是绍兴五年暮春易安寄寓金华之作，胡适认定双溪在绍兴，有些人又说在余杭，在临安：「其实肯定是金华丽泽祠前的双溪，李清照同年下半年才回临安！」南宫搏说。词人迟暮，雨泣鬟冷，心事难寄，那时节，她和赵明诚在静治堂里翻茶校帖的恩爱岁月已是绵邈的往事了。那天大家谈起李清照再嫁张汝舟的事，谈起南宫搏先生笔下的李清照传奇。顾小姐说她偏爱这位词女〈金石录后序〉里写人事之飘零和文物之流离：「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她喃喃背诵这段慨叹。「我避秦南来，心情有一点点像易安南渡的忐忑。」她说她此生遗憾身边从来没有一个赵明诚，也没有一座静治堂，如今春归秣陵，人老建康，情怀匆匆如水！说完，顾小姐浅浅一笑，一口干了半盏女儿红。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吴宓说“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当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在“红色恐怖”下面临的可悲处境:不敢对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难表示哀痛。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典故: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

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各种“罪行”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

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这天日记中,他还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恐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

此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先是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权,打垮了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着八三一纵队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被迫解散,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4月初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与春雷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演变,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始终处于被惩罚、被批斗、被监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监督管制他们的人员不断更换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国务院已于1月29日宣布:“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因此吴宓当天仍在教师“劳改队”参加了劳动(做三教学楼和中文系办公室的清洁)。当晚,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春雷造反兵团获胜后撤走。7月,八三一纵队被赶走,春雷造反兵团打回学校重新掌权。因为两派已陷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而让他们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进行学习(读报纸和毛泽东的《语录》、著作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信心和勇气。十天后,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所谓“写大字报”,是指他们被强迫为春雷造反兵团抄写大字报。凌道新,是历史系教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们这个学习小组,而在“劳改队”(后于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

“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察视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

但是,吴宓仍不甘心。此后他又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

12月7日:

“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后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春雷人员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这天日记中,吴宓还写了当晚凌道新来看他时,他“命新以《印光法师嘉言录》带交樊阅。”“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师,“右派分子”,与凌道新同在“劳改队”昼夜看守学校的茅厕(不让外人来偷粪)。

12月25日,吴宓“得寸进尺”,向成文辉提出要求:

“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颔之而去。”

两天后,12月27日上午:

“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

“谭君”指谭优学,中文系教师,与吴宓同在一个“牛鬼蛇神”学习小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青春小说作家曾炜的新作《蓝色换日线》近日在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在首发式上，曾炜对处于低迷状态的青春文学出现的一些非正常的、有损青春文学发展的抄袭以及写作流水线化生产提出质疑，矛头直指另一青春小说写手郭妮。“一些所谓的作家不动脑，几个人坐在一起，开个会，东拼西凑就成书，这样对不起读者。”

曾炜炮轰青春文学“流水作业”的言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记者看到，在郭妮的贴吧留言里，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对曾炜的言论表示支持，一位前郭妮的粉丝甚至把自己从崇拜到鄙视郭妮的过程用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此，曾炜表示，她的本意其实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这种现象。她认为青春文学的发展现状非常不利于那些踏踏实实创作的青春文学作者。

 

斯德哥尔摩11日下午1点（北京时间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公布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究竟会花落谁家？在所有的提名者中，意大利小说家、随笔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则被列为大热人选。然而，名单还未公布，国内几大出版社都开始跃跃欲试。

上海译文出版社尹晓冬昨天告诉记者：“在最终获奖者还没公布之前，各个出版社应该都不会有大行动，大家都静静等候，时机一到自然会开始一场争夺版权的‘暗战’。”她透露，“我们已经获得了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的著作版权，他能胜出的话，当然是最理想的。”

大热门是意大利人

今年被诺贝尔奖观察家列入“候选人”的作家，大部分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竞争者，比如秘鲁裔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叙利亚诗人阿里。艾哈迈德。萨义德，以及韩国诗人KoUn.历年来在欧洲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英国博彩公司“立博”，目前已开出了获奖赔率。去年，该公司曾成功预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为文学奖得主。今年，“立博”把意大利小说家、随笔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列为大热，更为他开出5：1的赔率，而首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的澳大利亚诗人莱斯。穆瑞和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紧随其后。

版权争夺大战一触即发

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名单时，也就意味着出版界将引发一场版权争夺大战。去年，提前一年引进帕慕克小说版权的世纪文景成了最大赢家，《我的名字叫红》成了畅销书。

据记者了解，如今的国内出版圈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大外国文学出版社一直盯着各国大牌作家。按照国外版权惯例，尤其是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都只授权一家。于是，几家出版社多采取事先买一本代表作建立关系，诺贝尔文学奖一旦公布，编辑立刻联系安排获奖者作品的进一步引进计划。

今年预测有一定难度

作为沪上知名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却对猜测谁会胜出显得有些保守。该社市场部副主任尹晓冬表示：“这次我们对谁会胜出把握很小，因为去年的得奖者帕慕克其实在前年就应该获得，后来主要是为了平衡才把奖给了哈罗德。品特，去年帕慕克拿奖其实是意料之中。但这次除了黑马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外，还有许多知名的大作家，所以这次我们稍微显得保守点。”

至于是否已经有提前行动，尹晓冬表示暂时没有：“名单未公布之前，所有的出版社都不会有大行动。虽然版权费并不贵，但是谁都不会先买下一大堆书，毕竟还是要考虑市场。我们社把宝押在了菲利浦。罗斯身上，他如果胜出，我们会握有更多主动权。”

 

手机小说已经攻陷日本畅销书巿场，本年上半年度，日本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中，就有一半是由手机小说改编的作品，平均每部卖出40万本。

据报道，用手机看小说，已成为日本人阅读习惯的最新潮流，读者群主要是高中女生及20来岁的女士们。

手机小说网站Maho i-Land 经营7年以来，已吸纳了逾600万名会员，网站提供逾100万部手机小说。

手机小说多由新人作家撰写，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投身写作。

其中新人作家“美嘉”最具人气的作品《恋空》，讲述患癌少男与女友分手的故事，吸引了大批手机网民追看，并获得书商青睐出版成书，现在已经卖出了逾130万本。

《恋空》将拍成电影，准备于11月上映。

 

十几年前，我在太原的山西大学见到常风先生。当时他已生病，但还能下地行走，我去见他，想请教的是关于周作人、钱锺书和《新月》杂志的一些事情，当时我在《黄河》杂志编辑一个专栏，顺便也约他给我们杂志写些文章。

常风先生不久就卧床不起，时间很久。以后我再去看他就是坐在床边交谈了。《新月》晚期，常风先生写过一点散文和书评，当时钱锺书也给《新月》写书评，都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叶公超的关系。

我认识常先生的时候，对周作人的评价已不像先前那样简单，多少能把他在抗战时期的行为和他的文章分开来谈。常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很重。一提到抗战八年自己在沦陷区的生活，那种自责、愧疚就流露出来，虽然他自己是一普通人，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到重庆和昆明去，但在内心可感觉到作为一个念书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了亡国奴的那种耻辱感。

一提到八年在北平沦陷区的生活，常先生的表情总是很阴沉，这可能是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其实个人在大时代中的选择，有非常真实的处境，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感，在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身上非常具体，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国和家是一回事。国家沦陷了，他们向往的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境界，可事实是自己只能在沦陷区苟活，那种内心的无奈和耻辱，成为一种精神负担。

常先生那篇著名的《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就包含了这种历史感受，回忆的是和周作人的交往，但内心却有自己对时代的愧疚。他曾不止一次对我流露过，八年北平生活的无奈，确实有见人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那几年里，我隔一两个月就要到常先生家里去聊一次，听他讲早年中国文坛上的许多趣事，他有时也问我几个早年印象较深的朋友下落，比如他问过李影心、石璞。前些天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余虹一篇专门谈论石璞的文章，还想到当年常先生谈起他清华同学的一些旧事。因为知道石璞现在已是百岁老人，我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当年常先生的同班同学中，长寿者很多。想来除了他们父辈的遗传比较好外，可能与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条件也有关系，底子打得比较好吧。

记得常先生还和我说过曹禺，大意是1950年代和曹禺见过几次，曹禺总是告诉他说话要注意，不要轻易发言。那些年我见过常先生后，回到家里总要把谈话内容记下来，只是一时不知放在何处了。

1948年朱自清先生去世后，常先生很快在天津的《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常先生告诉过我，这可能是最早一篇纪念朱先生的文章，后来《中建》周刊才发表纪念文章。《弃馀集》中收有常先生评论朱自清《欧游杂记》的文章，他对朱自清散文的评价很高。这篇评论，朱自清也很认可，他曾在1935年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进城，在沈的写字台上见一评论我的《欧游杂记》之手稿。作者署名常风，他非常喜欢我这本书，认为该书惟一缺点是与个人无关。此文已准备刊出，但不在即将出版的一期。”（《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5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那时沈从文正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常先生是一个主要作者，他和沈从文的友谊就从那时开始，直到沈从文去世，他们两家都有往来。常先生也曾和我说过，朱光潜、朱自清和沈从文是他一生中最谈得来的朋友，《逝水集》中收有常先生怀念他们的文字。

朱自清日记中提到常先生的还有几处：“下午进城参加沈君茶会。到会者凌叔华、梁宗岱、闻一多、朱孟实、常风及贝尔（BELL）先生”（398页）。“常风张恒寿来访”等（473页）。

在一部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中，看到自己见过的前辈，想象他们当年的交往，好像自己和前辈的距离更接近了。

常先生去世后，我本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一直没有动手，前些天整理阅读朱自清日记的笔记，看到其中关于常风先生的记载，如见故人，才想到常风先生去世已近五年了。

 

在一个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当穷人与富人的分野已经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存在的时候，穷人的尊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在最近的感恩门、穷人富人关系等事件或问题的讨论中，穷人的尊严成了一个不断浮现出来的话题。

穷人的尊严首先是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穷人也应当有尊严，社会应当维护穷人的尊严，在道理上，这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毋庸置疑的道理，在现实中却在不断遭遇问题。这就是穷人尊严问题的现实性。

一位自称也是出身穷人的博客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穷，但我也是有尊严的！”这种曾经的自励，现在已经褪色成了一种自慰，一种自嘲，甚至是一种自欺、自悲。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观念不断飞跃的现代社会，“生活不相信眼泪”已全然不是台词，“穷人的尊严”已经大面积贬值，甚至根本没有价值。一个在社会贫困底层心力交瘁挣扎不休的穷人，倘若站出来要高呼“尊严”，是断断不能赢得半点敬重的。要得到些许怜悯还需躬着背做出一付乞讨相，否则只能引得旁人一片嗤笑冷眼，或是一付逗猴般的神情唾骂一声：“神经病！”这段话可以说概括出了穷人尊严问题在现实中的真实遭遇。

穷人尊严的脆弱，无疑来自社会为其留下的能够维护尊严的空间的狭小，甚至是有意无意的羞辱。评论家何三畏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穷人需要一个保底的尊严。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感于来自社会的这种羞辱。他举的是一些商场或厂家策划的以优惠价卖鸡蛋，结果，在商场里，许多人包括许多老人仅仅为了买几个便宜的鸡蛋就挤得一塌糊涂，尊严尽失。其实，更有意的、更赤裸裸的超越底线的羞辱也并不鲜见。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即有钱的老板请他到洗脚城洗脚，令他目瞪口呆的是，盲妹竟用舌头舔脚。“张老板把另一只脚抬起，在哪个小姑娘的脸上随意的蹭来蹭去！小姑娘很不舒服，但还是用力的吮吸着他的脚趾。把脚趾全部吸吮完成以后，小姑娘可能口干了，从胸前掏出一个水袋喝了几口。并用牙齿轻轻地在脚后跟上轻咬按摩”。这样的羞辱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但更让人深思的是背后冷酷的逻辑：没有这样的服务形式，这些双目失明的女孩就可能连生活都维持不了。

徐贲在介绍马格利特《正派社会》一书时，用了这样一个说法，“正派社会与不羞辱”。马格利特把“羞辱”定义为“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马格利特忘记说明了，一个羞辱的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强制使被羞辱者接受羞辱，并对不接受羞辱者有能力进行惩罚的社会。前些年在南方某外资企业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外籍老板强令打工者下跪，几十个工人都跪了，只有一个人没有跪，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愤然离去。人们都会知道，如果这个离去的人不主动离去，结果将会是什么。这就是羞辱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力量。中国自古有句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实际上真要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这样的原则，是很困难的。如果上述打工者的家属要依靠他的工资糊口，他的孩子要依靠他的工资上学，事情就远非是一个气节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个他个人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弱者本身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显然是不现实的。

上面所举的舔脚的例子也许是极端的，甚至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中的那些渣滓所为。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这样极端的、无意识的、散射性的羞辱则是更加常见的，有时这种羞辱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仪式。

日常性的羞辱往往与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往往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最值得引起人们警觉的是，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这样的一些字眼儿，又不时与公权力相联系。有人曾发现某大都市公安网曾刊登出一幅公告，公告是漫画形式，题目是：露宿街头勿同情。漫画上是两个时髦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驶过上海城郊地带，看到路边的无家可归者，女的说，“这些外地人真可怜啊！”。男的说，“小芳，你不能同情他们，他们露宿街头，影响我们城市的文明形象。”漫画下面的提示是：在车站码头、高架桥下或偏僻路段，以及城郊结合部地区，露宿着一些拖儿带女的外地来沪人员。他们衣衫褴褛、脏乱不堪、好逸恶劳，靠拾荒、乞讨混日子，严重影响了大城市的文明形象，给这个城市治安带来了很多问题。公告最后提醒市民，对此类人千万莫同情，不要给予施舍。在这里，公权力的嫌贫爱富表露得淋漓尽致。

现在人们经常议论势利的问题，并指势利在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势利在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一种市井文化。大学在为企业造势，政府在为企业家护航，官员见到富人笑脸相迎，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但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而且，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不时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对某些特殊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甚至赋予某种特权。有的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为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有的省公安厅为企业家专门开设24小时热线，有的对投资人子女入学实行加分照顾，有的甚至政府明文规定，对投资超过多少的企业家交通违规从轻处罚。对强者和富人的特殊照顾甚至提供特权，同时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与羞辱。政府所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这种公共服务是以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为基础的。

羞辱存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对穷人的看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穷人的看法，至少无意识的羞辱是无法避免的。就此而言，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的穆罕穆德？尤努斯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尤努斯是因小额信贷而获奖的，但它的真正的成功，是对穷人的尊严已经这种尊严的力量的发现。尤努斯认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给穷人机会，他们就可以致富。他甚至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企业家精神，甚至是一个乞丐，他也具有企业家的潜力。但问题是，他们往往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许多金融机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们不会把钱借给那些没有担保、不具备任何还款能力的穷人。这就造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尤努斯所致力的小额贷款，本质上是一种对穷人的制度性支持。而这种制度性支持又是与穷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尤努斯在调查访问中看到，很多贫穷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往往身无分文，她们没有担保人，没有抵押品，无法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得到哪怕是几十美分的贷款。于是他创立乡村银行，在小额贷款的实际运作中，坚持不用抵押、不须担保，向处于生活危难中的穷人、大多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他有一句名言，穷人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担保。事实是，乡村银行不仅使500万赤贫的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乡村穷人改变了生活困境，有尊严的活下来，而且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银行不但顺利能运做还有赢利和业务拓展。

反观我们的社会，不仅是对穷人，就是对相对意义上的弱者，歧视与不公平也无处不在。现在许多人在谈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简单说就是钱多了。但在流动性过剩的另一面，众多的中小企业却缺乏资金支持，更不用说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有数据表明，近5年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只有10%左右，国内81%的中小企业一年内流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60%没有中长期贷款。而正是这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中国近六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七成左右的城镇就业机会，研发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专利和新产品，对税收的贡献也占到近五成。

可以说，穷人或弱者的尊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公平，而这种社会公平首先来自于公权力。

 

大改革动了农民的奶酪

1917年3月8日到13日，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覆灭当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首都彼得堡的群众动乱和一些政党乘机发动的革命活动等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村政策的失败。

俄罗斯帝国历代农民都有“好沙皇”观念，认为沙皇是上帝派给他们的救星和保护者，甚至亲切地称沙皇为“父亲”。何以到了1917年父子反目成仇？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1861年大改革动了农民的奶酪。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农村虽然保留了农民的传统组织──农村公社，却只把农奴主的一半土地留给了村社，另一半土地留给了贵族地主，而占人口90%的农民只有34%左右的土地，农民缺地现象严重。到了19世纪末，农民人口增加了1倍，农民份地人均减少了一半，结果引起农民的“地荒”，这更增加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加上1891─1892年俄国发生了罕见的饥荒，因此从19世纪末起，农民开始在农村不断掀起暴乱，抢夺地主的土地。1905年革命的爆发最终促使沙皇政权下定了决心废除村社。

为了维持俄罗斯帝国的秩序和稳定，斯托雷平于1906年上台后就颁布了废除村社的“11月9日法令”，从此就开始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整理同时进行。俄国村社的土地如同今日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一样，每户农民的份地是由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即条田）构成，各户农民的条田呈插花交错状。改革者认为这是一种比有规模的农场经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改革法令，村社农民取得份地私有权后，必须把条田整理到一块，形成小有规模的农民农场，这就是土地整理。

农村政策调整遭遇执行难

以土地整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新政策本来是为了更好适应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迅速稳定局势，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

新政策没有民众基础。在村社制下，土地以条田形式按农户人口均分给农民，每隔10年左右就按农户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土地重分。而农民的条田并不仅仅是按面积大小来划定的，如果某块条田比较贫瘠就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离村庄太远也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产量过高就缩小一点面积，有的地方甚至还根据需要耕种时间的长短和播种数量来调整条田的大小。这样，农民份地的分配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做到了充分的公平。所以多数农民对插花条田制还是比较眷恋的。

但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要把农户的条田整理到一起形成农场，而且主要是按面积的原则，那么这必然会出现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肥沃的或是离村庄近的土地，而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贫瘠的或是离村庄远的土地。这样，尽管农民的土地面积没有增减，但是质量却有了差别，所以多数农民对土地整理的政策是很反感的。

新政策引发了农村的不公平。改革法令并没有规定在整理土地过程中，谁更有权占有肥沃的地段，农民之间必然会出现纠纷；改革法令规定农民除了原有份地私有并整理外，还可以购买地主出租的土地，但并没有规定必须卖给原来的租种者。当时俄国农村还没有现代司法系统，有关谁占有或购买某块土地的纠纷是通过村会来解决的。显然，谁在村中的势力大、地位高，谁就有可能得到好处，因为村民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来表态的，如纠纷双方的人品如何？哪家更有权势或更受欢迎？哪家给村会提供了伏特加酒等等。这样，农民占有土地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在村中的权势和地位，这当然会引起不能如愿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愤怒。

少数人甚至一人提出整理份地的要求村社就必须满足的规定，给其他农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在插花条田制及轮作制下，把数块条田并成一块必会牵涉众多其他农民的条田。鼓励移民的政策，使许多农民都担心其他农民会离开村庄，而他们留下的土地不得不由自己筹资购买，否则就有可能被外来人占有。

农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破坏了村社制下相对和谐的农民社会。政府授予的各种个人权力，在农民看来都是别人打击自己的工具，而原来社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改革法令的出台而消失，却代之以人人自危。

新政策与政绩挂钩导致地方官员大冒进。为了推动改革进程，中央政府规定土地整理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中央政府虽然期望改革迅速推进，但并不是要盲目地扩大，而是相当重视改革的质量，要求农民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并能承担必要的开支时才准予整理份地、建立农场。

但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不管农民是否具有独立经营农场的能力，就盲目扩大土地整理的农户数量。到了改革后期，在俄国农村大规模地出现了整村整村农民整理土地建立农场的现象。这些脱离村社的农场中的大多数都经营不善，举步维艰，他们被国家所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农民银行也无力资助这么多的农场，1906─1910年农民银行借贷给农民的资金人均只有78卢布76戈比，连1俄亩土地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应付大量的生产开支了。在改革期间农民银行还从没有按期还贷的农民手中收回了54万公顷土地，使54000户农场主破了产。

穿军装的农民迫使沙皇退位

为了废除村社建立农场，俄国付出的代价是农民对政府的敌意、农村和谐的破坏和农民处境的恶化。改革后农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所倒退。改革前，村社的农产品很少出售，农户即便有剩余，在连环保制下也都用于替其他村民缴纳赋税或是村内救济等公益事业。而改革后，小农的产品如有剩余就可以拿来出售，不用再替邻居纳税，也没有多少公益事业可以付出。因此商品率的提高只是表明农产品分配关系的改变，而不是产量的提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普遍地贫穷了。

1861年改革之后，沙皇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地荒，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反而因农民缺地发生了农村动乱。尽管脱离村社的农户只有1/4，但却有100多万农户600多万农民卖掉了土地到处谋生，而当时俄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不能容纳这么多农民，于是在城市形成了所谓的“边缘阶层”，他们是群众运动和革命活动的活跃者。在广大的农村，很多农民失去村社保护，加上此期农业生产力没有发展，而地主和国家却对农民的剥削加剧，无论是村社农民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处境都非常艰难。废除村社时期，农村的社会和谐被打破，整理土地期间的不公正现象使农民人心涣散，人人自危。

沙皇政府强加的这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及变革带来的负面结果，最终使农民失去了对 “父亲”的信任和支持。19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还在帮助沙皇政权镇压解放他们的民粹派的革命活动，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公历3月）的时候，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从前线调动军队镇压革命时，军队却突然反戈一击，直接导致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宣布退位和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而这些军人又都是一些穿军装的农民。十月革命中，这些农民又支持答应他们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内战时期，这些农民又帮助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可以说，农村政策的失败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灭亡的命运！

 

她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95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80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95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辗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建国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建国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杨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著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一个人如果永远只能容忍别人的缺点，而不能容忍别人的优点，只能看见别人窝窝囊囊向自己求乞，不能看见别人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享有声誉和地位，这个人的一生将会多么不幸

曾经听一位商人说，人心最难容忍的，不是别人的缺点，而是别人的优点。这话堪称充满人生智慧的民间格言。这几天阅读邵盈午先生所著《范曾画传》，读到上个世纪80年代范曾与单位的恩怨故事，马上想到这句格言。

范曾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才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那时候他的绘画在日本的影响，超过在中国的。1979年和1981年，范曾两次到日本举办画展，受到热烈欢迎。日本权威人士盛赞他是书、画、诗浑然一体的三绝人物。日本主办画展的单位曾经赠给他电影机、放映机、复印机，范曾回国后将这些东西全部捐给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连自费购买的世界美术大全也一并捐赠了（要是我可舍不得）。那当然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有的人欢喜，有的人不欢喜。

日本某财团理事长松田基先生是个范迷，据说他有一次在一家饭店见到一幅画，惊讶不已，赶紧打听作者是谁。饭店老板说那是中国画家范曾的作品，这位理事长从此认准范曾是个大画家，四处寻访他的作品，不惜巨资购买了许多。为了防止作品在他身后散失，也为了让民众更好地共享他的这些收藏，他起意建设一个范曾美术馆。这当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赏心乐事，博得许多人许多部门的倾心支持。其中当然也需要范曾谋饭的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支持。可是万事具备的时候，偏偏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不肯起一点东风。面对日本方面的要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如何答复的呢？原信不算长，而且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姑且从《范曾画传》中全文照抄。

日本冈山市日中友协

赤木五郎、松田基先生：

今年七月，我驻日使馆转来贵方提出要在冈山市建立“范曾美术馆”，扩大中日文化交流。因为范曾先生是我院副教授，学院当局收到转来的贵方来信后，经过反复研究，并广泛征求我国美术界的意见，一致认为，以一位中年画家个人名义建立美术馆是不合适的，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先例。因此，希望贵方把美术馆的名称改变一下，不以中国画家个人名义命名。我们认为这样做，对我院范曾副教授今后在美术上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希望贵方能认真考虑我院的意见。对贵方筹建美术馆发展中日两国美术友好交流的热忱，我们深表钦佩和谢意。

这信写于1983年。那时候中国天天叫喊着对外开放，可是当日本艺术界对一位中国画家开放的时候，竟然有人如此酸气横溢。堂堂一座“国字头”的艺术和教育机构，如此不能容忍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外国走点红运，说它给中国画家拆台不算冤枉吧，说它给中国人丢脸也不过分。下回我若是有机会见到日本的艺术家，一定会想起这封信来。只要同时还意识到我是中国人，一定会感到脸红的。

日本方面当然不会因为这封信的阻挠而罢手，1984年3月30日，范曾美术馆在冈山市正式开馆。只是，最不应该缺席的人未能到场，范曾只能发一封电报遥致祝贺，贺信较为体面，对于自己缺席的原因只字未提，只是引用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言表白心迹。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抛出这封信当然也不是一点苦衷都没有。写信那会儿，范曾才45岁，在中国的美术界，有多少年长的画家成就卓越、声誉卓著，单是一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年长的教授大概不下于几百人。这么多名儒硕彦都没机会在日本建设个人美术馆，单单一个尚可称为青年的范曾如此风起云涌、直步青天，叫人家当头的怎么接受？信中反复说范曾只是一个副教授，那意思恍惚是说：“我们给他定的级别是副教授，你们的待遇要跟我们定的级别相符。如果你给我校所有教授都建一个专名美术馆，我们再来考虑副教授中是不是首先轮到范曾。”

可是日本人建立范曾美术馆，并不是代表中国的体制和学界给中国画家排座次。朝廷有朝廷的官阶，江湖有江湖的班序，学院有学院的评估，市场有市场的认可。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要是每个领域的眼光和评估都完全一致，那才是怪事。那些为范曾艺术所倾倒的日本人，也没有说中国其他画家都没有水准。日本至今只为两位外国画家建立了专名美术馆，那就是毕加索和范曾，这也不是说日本艺术界就不承认世界上其他画家的成就。他们对范曾的格外看重，有他们的爱好、趣味、机缘等等因素在起作用。范曾美术馆的创意，正所谓因缘际会、水到渠成，并不是刻意为之。无论怎么说，他们的作为显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理解、迷恋和尊重，作为中国人，本该只从正面来理解这件艺术盛事。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头，自己的下属在外国享有如此盛誉，单从功利角度来理解也不该施加破坏之力，这不是可以扩大本单位的艺术影响吗？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尽力支持，甚至还应该给范曾发个奖章什么的予以表彰。如果以单位的名义到日本去做公关广告，那得耗去多少银子，还未必能达到今天的效果。

其实这些简单的道理，当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头未必不知道。奥秘不在于道理而在于人心。《礼记》中的孔子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这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头所表现的显然不是“美”的一面而是“恶”的一面。头头习惯于统驭下属，习惯于下属战战兢兢等待着他的赏赐。他赏个九品就九品，赏个十品就十品，这种感觉多么爽歪歪。可是，这么个年纪轻轻的范曾突然借助外力把自己坐大了，远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那份意气风发、潇洒倜傥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不给破坏掉哪对得起自己的小肚鸡肠。

人心真是一个幽深晦暗而又极其狭窄的东西，它能因为仰慕名人而发出灿烂的光辉，但是它却容不得别人在自己的身边变成名人，尤其容不得下属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飞黄腾达。只要它的能量足够做到，就会把那些眼看就要扶摇直上、御风升天的人紧紧捆住，打入那个幽深晦暗的角落，灭他个无声无息才解恨。

可是，一个人如果永远只能容忍别人的缺点，而不能容忍别人的优点，只能看见别人窝窝囊囊向自己求乞，不能看见别人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享有声誉和地位，这个人的一生将会多么不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你就天天被那千帆万木煎熬着吧，煎熬日久，你不变成沉舟和病树才怪呢。

就在那一年（1984年），范曾离开了受过他那么多馈赠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另谋高就。今天的范曾年届70，影响与日俱增，不知当年给“赤木五郎、松田基先生”写信的那个头头是否能够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