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10月3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37号  中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吕耿松被控颠覆罪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拘押作家、人权活动家吕耿松。吕于2007年8月24日遭押至今，显然与他的网络作品有关。2007年9月29日他被正式控以“涉嫌煽动国家政权”。国际笔会担忧关押吕耿松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如是，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自网上发表批评当局的文章后，吕耿松于2007年8月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被捕。据报道，他家被抄、电脑及个人文件被没收。他的妻子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带走讯问，三小时后获释。吕耿松于2007年9月29日被正式控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经常被用来压制异议分子的罪名，最初的指控“非法拥有国家机密”已被撤销。吕现被关押在西湖看守所，虽然他的妻子已获准探监，但不许与外界联系。 吕耿松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后因从事民运于1993年被开除公职。自后，他继续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已出版了几本关于政治改革的书，其中包括出版于2000年的《中共贪官污吏》。吕以在互联网上发表报道有关侵犯人权及政论而知名。他也是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成员。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吕耿松因批评文章、从事民主活动而遭押的关注；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7年11月3日寄出呼吁书，请与本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祭孔活动年年有，今年的活动却有点引人瞩目，首次由山东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等省部机关联合主办。9月28日的曲阜，名流云集，高官出席，祭孔大典上由山东代省长宣读祭文，并由一位副省长宣读“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经典”。在一个讲究规格的官本位社会，此举可谓盛况空前。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应当属于一个人最低限度的自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祭孔活动一直是由民间主导，但2004年起却开始转为官方主办。这种将祭孔活动上升到“国祭”的行为，让我嗅到了一种一元思想的味道。

黑格尔曾说孔子的思想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如此次所谓五句经典之首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连地球人都知道的常情)把他话里的贬义翻转过来，这种常识道德其实就是指普世价值，而我们以前的时代错误恰恰就是忽视了常识。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提倡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或有一定的救世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在我看来，孔子思想里缺少的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思辨哲学，而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人的权利。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要恢复礼乐制度。《礼记·乐记》云：“礼义立者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礼乐制度的实质：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和谐”。平心而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确是有所偏颇，古代社会并非全是人吃人的一片黑暗，但它的实际上的“和谐”，如果真正有过的话，本质上也还是建立在权利差序、各守其分的社会基础上。经历了现代性启蒙洗礼的国人，大概是不愿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和谐”的，除非这个民族患了失忆症，要让历史从头再来一遍。

正因为只是伦理常识，儒学才只能嫁接到其他思想学说上，汉儒对道、法、阴阳的吸收，宋儒对佛教禅宗的融合，都说明原始儒学不能成为一种统治术，此后的儒学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两千年来各朝各代统治者从来也未曾有过单一的以儒治天下，而是“外儒内法”(法家的法，而非法治的法)或“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而儒学伦理作为一种等级社会的纲常礼教，强调对秩序的维护和服从，更多成为一种对被统治者的规训。因此，与其如某些学者所说，儒学适合于治世，而不适合于乱世，不如说它适合于臣民社会，而不适合于公民社会。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曾极力想恢复礼乐制度，结果却归于失败。今天某些人要把儒学重新变成一种治术，甚至像某些人所希望的上升为“国教”，难道就能成功吗？在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社会和谐不是搞几次祭孔大典就能实现的，现代社会要实现和谐，唯一的路径只能是扩大公民的权利，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并把这种公平视为一种个人的权利诉求，而不是社会的恩赐。

如何对待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构成了国人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思想交锋。友人邵建最近有一个提法，叫“中学为私，西学为公”。这个提法颇有意思，从现代政教分离的角度，注意到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分际，或者也可叫中学为俗，西学为政(我们的共和制度就是来自西学)。比如，日、韩、台湾等地每年也都举办祭孔，但那只限于一种民俗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并不反对祭孔，因为世间已无袁世凯，其中如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种公祭活动由政府介入甚至主持，就会让人产生歧义，似乎是在隐然提倡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我觉得，如果有些人深感价值失范，真要找一个古人来顶礼膜拜，与其祭祀讲求“君君臣臣”的孔子，倒不如祭祀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六百多年前，明太祖欲罢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正说明孟子更难成为一种愚民的工具。尽管这位儒家二号人物的言论仍是出于治民，而不是民治，但作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学者，能提出社稷之上是民的思想，毕竟是今天许多人都远远不及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新闻出版自由不仅仅是记者和作者的事情。这是全社会的公民之所以能够履行主人翁职责的起码条件。党和国家封锁消息，就是封锁大家的耳目；垄断舆论，就是垄断大家的嘴巴；查禁书报，就是查禁全体老百姓互相交流的渠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一定不是共和国。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那种国家里，有资格当主人的，只能是有权封锁消息，垄断舆论，查禁书报的官僚。所以，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仅仅决定着记者和作者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共和国，共和制度非异化不可，那里的公民必然沦落为仆人，而公仆则一定僭越为主人。

书报是查禁不得的。160多年前，有一位20来岁的青年人，写了一篇批评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一针见血。他指出，书报检查令的出发点，是“对官员的无限信任，对非官员的无限不信任。”他质疑，“既然有这么一批万能的天才（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检查官），他们为什么不去以作家的姿态出现呢？”他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位青年，名叫马克思，上述论文是《马恩全集》的开卷篇。在中国，坚持书报检查制度最力的，与其说是国务院，毋宁说是高举马克思旗帜的中共中央。我不厌其烦引用这些话，是希望有关负责人在日理万机之余，不妨听听来自老祖宗的不同意见，希望不致于殃及池鱼，把《马恩全集》也查禁掉。

共产党犯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吃了舆论一律的亏。共产党文过饰非，饿死人就绝对不得登报；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的书当然必须禁绝；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全社会应该立即鸦雀无声。尽管斯大林讲，自下而上的意见，即使只有5%的正确性，也应该重视；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不符合主旋律的舆论，即使100%正确，也不得漏网。舆论一律，骗了国人，也迷惑了共产党自己，在一片欢呼的陶醉之中一意孤行，使本来不难纠正的小错误，一个个都发展成为全国性长期性的大灾难。无怪乎每隔多少年非把堆积如山的文字狱平反一次到若干次不可，来来回回瞎折腾。我敢说，即使叫毛泽东邓小平到中宣部或新闻出版署亲自担任特高级书报检查官，也肯定错得一塌糊涂，何况那些水平远不如毛邓的二、三、四流天才？

那么，怎么鉴别信息的真伪，主张的正误，书报的好坏呢？老百姓有经验，“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毛泽东也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何况鉴别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不应该只是大大小小的公仆。所以，与其到全国各地去物色超毛超邓的天才，不如老老实实采纳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意见，从此“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保障各种报道各种议论都有权来参加“百家争鸣”！

温辉先生治学有素，洞若观火。办《争鸣》月刊，风雨如晦，老而弥坚，历30年。顷嘱为文，不敢草草，谨撰此议以应。

 

从8月15日开始，缅甸暴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外界称为“番红花革命”。这次示威活动同以住一样遭到缅甸军人政府的血腥镇压，国际社会对些非常愤怒。9月27日，美、英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缅甸军政府的议案，中国无视缅甸人民正在流血的事实，再次悍然投下反对票，这是中共政府今年第二次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缅甸问题投下反对票。据中共媒体报道，中共自1972年进入联合国后，仅投了五次反对票，居然有二次是为了保护缅甸军政府而投下反对票。缅甸军政府的所作所为遭到全世界的反感，中共政府为什么甘冒天下大不韪，力挺被世人唾弃的缅甸军人独裁政权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中共力挺缅甸军政府，窃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缅甸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人独裁政权之一，中共作为独裁政权的龙头老大，对这些小弟当然要竭力维护了。这叫做“性相近”，中共爱缅甸，只因缅甸也独裁。你看中共对朝鲜、古巴、前撒达姆政权等独裁政府的态度，就明白中共政府对待国际事务只有“主义”，没有“正义”，可以说中共国是世界上最不负责的国家。

其次，这次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其肇因、过程和最后结局，同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非常相似。国际社会决定制裁缅甸，自然令中共想起当年镇压学生运动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的情境。中共不愿自己的小弟再蹈覆辙，为了帮小弟一把，甚至不惜与整个国际社会为敌。

当然，如果说中共仅仅因为“道义”就力挺缅甸军人政权，也太高看中共了。中共力挺缅甸军政府，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缅甸的玉石、柚木世界有名，凡到过中缅边境的都知道，缅甸军政府和各地的大小军阀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每天都将这些珍贵的资源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以便换取资金和武器。另外，缅甸石油贮藏量比较丰富，其石油开采权基本控制在中共手里。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日前与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在缅甸首都仰光签订正式合同，获得缅甸三个深水区块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权。

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在内的中国三大石油商在缅甸的石油项目已全面铺开。中缅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区块的总开采面积已经超过渤海。

中缅之间还存在一个隐性的却是严重的领土纠纷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往往被外界忽视。缅甸靠近中国边界处，存在着众多的事实上脱离缅甸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的特区，这些地区事实上在中国和缅甸中央政府之间周旋。这些特区的居民以中国人为主，汉语为官方语言，当地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全部使用中文。流通货币为人民币和缅币。缅甸军政府因为需要中国的支持并且无力解决边疆的这种状态，目前只能任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认为是缅甸军政权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而放弃了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利益。

目前的状态显然对中国更加有利，因此中共当然希望这种事实上的半独立的缓冲区一直存在下去，而不得人心的军人独裁政府显然只会将这些半独立区越推越远。如果缅甸实现民主，由亲西方的昂山素季掌权，这些地区就可能重新归附缅甸中央政府，或者被西方势力介入。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不余遗力地支持缅甸军人独裁政权了。

总的来讲，中国力挺缅甸军政府，一方面是独裁政权之间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和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但是任何军政府都是有悖于世界潮流的，倒台是必然的，只是何时倒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顺应潮流，继续支持缅甸军政府屠杀人民，到时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近来有两篇作品在民间和网上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及两个附件。这份“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有五六万字，两个附件分别介绍俄罗斯、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分别有六七万字、三四万字，这就已经是一部沉甸甸的专著了，此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一篇附件尚待完成发表，那将会是一部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鸿篇巨著。另外一篇是由170人（绝大部分是离退休干部）联署的致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十七大各位代表的公开信，全文约三万余字。

自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网络和报刊上就民主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进入2007年后，《炎黄春秋》第2期刊登了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接着，2月15日，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3274人联署的致全国人大并报党中央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做出决议，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行为。谢韬的文章，引起了民间和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几个月来，赞赏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赞赏者和讨伐者壁垒分明，甚至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实际上也是两种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因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关切。理论讨论的渐趋活跃，是值得高兴的。

2007年的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地、突然地出现的，它一方面是前几年甚至是十八年来人们反思探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缺位和经济改革歧途化所激起的理论反弹。这几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前途的民间舆论不断发展，与官方媒体因随舆论导向的指挥棒而表现的千人一面的情况相反，民间舆论却呈现出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不同观点争相展露。与热中于追逐财富而对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的人相比，这些民间舆论的参与者——从毛派到自由派，都是关切民族命运的爱国者，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爱国精神总是值得肯定的。

近几年理论探讨的日益活跃，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权贵和奸商相互勾结，残酷地掠夺人民财富，普通老百姓的自由权利遭到践踏，贫富两极分化，贵贱等级森严。这种社会现象，使得所有关切国家命运的人士，加深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包括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见解。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几份万言书，曾经反映出毛派人士对改革状况的忧虑和不满。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不公的进一步扩展，更加大了这种忧虑和不满。今年9月的170人的公开信，正是他们的忧虑和不满的集中表现。需要指出，从九十年代的万言书到170人的公开信，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指导思想，把一切违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言论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认为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主张恢复到毛泽东时代，这自然是不可取的。向毛式社会主义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对照这些毛派言论，谢韬、张博树等人的观点表现了一种前进的取向，尽管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路径选择也大异其趣，但有着共同的主题词，那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向着民主、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才能解决贫富贵贱两极分化、社会极度不公等问题，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无论是毛派的公开信，还是谢韬、张博树的文章报告，他们都对执政当局寄以希望。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执政当局是选择社会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各种民间力量都希望执政当局采纳自己的见解，自在情理之中。面对纷纭复杂的种种建言，执政当局究应作出何种选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承认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应当更多地考虑谢、张等人的民主主义主张。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想上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偏见，理论上则为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所左右。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上，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期望着建立民主的中国，又因与毛派有着同一渊源，而局限于毛式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们志在复兴中华，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不能不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摆脱不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老思路、老框架，迈不开步子；同时，也无法应对毛派人士的责难。这个困境不但难倒了执政当局，也使体制内的改革派理论家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既难以苟同毛派的理论，又不能超越舆论导向所容许的范围来进行答辩，于是便只好噤声不语。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民主主义舆论就显得更加可贵。

对于处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夹缝里的执政当局来说，究竟应该坚持斯大林主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还是抛弃毛式专制主义的理论思想，转向彻底的民主主义？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并不复杂，执政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而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民主、自由、宪政的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不论是对于执政当局，还是普通老百姓，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这个转变，都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一个探讨思考的过程、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这个启蒙运动的开展，又要求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只有言论和新闻出版有了充分的自由，才能为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探讨和辩论，提供广阔的舞台，才能为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的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只有全社会的思想活跃和理论繁荣，才能为执政当局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自由和更宽阔的选择余地。新闻出版自由——理论繁荣——正确的路径选择，这是一条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派人士，还是民主主义者，都有足够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充分的争论驳难，真理就会愈辩愈明；在异彩纷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披沙沥金将不是难事，执政当局可以从容研究，选择最佳的社会发展路径。

各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在2007年更加活跃，这当然是好事。这个现象出现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同期待。当然，希望十七大作出某些重大的政策转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期望，十七大至少可以为转变提供可能性和一些基本条件。2007年的理论活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理论繁荣。面对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我们有理由乐观地展望未来。

2007年10月2日

 

比沮丧的历史更加令人沮丧的，是重温一遍令人沮丧的历史。比重温一遍沮丧的历史更加令人沮丧的，是看到令人沮丧的历史延续到了今天。

读James Mann（孟捷慕）的新书《The China Fantasy》（中国幻想），几乎是重温一遍我基本知道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令人沮丧的历史，和至少同样，也许是更加令人沮丧的现实。

我要说，沮丧并不是我全部的感觉。因为我相信，更多人了解到状况令人沮丧，而且这个状况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从尼克松时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那么，这个令人沮丧的局面也就更有希望结束。

下面列出一些我自己听过的关于中共国的神话。

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神话

从1990年代初，我就听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神话：北京出租车司机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骂。在北京，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神话效果。在其他地方，这个说法成了北京人敢言的例子。但是到了西方媒体、政界和学术界，这个说法就成了中共国言论自由在进步的例子，这就真的成了神话。

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行为，和专制国家大量存在的政治笑话没有区别，这是压制的标志，而不是言论自由的标志。反对的声音只有私下流传，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人们不满意，第二人们不能公开说。这是典型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的症状，如何成了言论自由进步的标志呢？

更有，一个说法，有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历史了，那么今天，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发牢骚，能够证明的只有一点：这十几年来，中共国的言论自由没有任何进步。

星巴克的神话：星巴克卖的不是神水，只是咖啡而已

星巴克咖啡店（Starbucks）的说法是另一个神话：如果中共国人在星巴克里喝咖啡，就会慢慢追求自由民主。

中国人穿了西装，就有了西式思维了吗？明显不是。曾几何时，在中共罪恶的户口制度下沦为贱民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标志性服装就是西服。或许有人会争辩他们穿的是劣质西服，穿法也不是按照西式规则，那么中共的“外交人员”总是按照西式规则穿正牌西装了吧？难道那些人的想法很西式吗？

电影和汽车最先进入的是满清皇宫，那里还有中国最多的洋钟洋表收藏。这等于说皇帝们最接受西式主权在民理念，最愿意交出世袭的垄断权力吗？中共黑帮高层一直流行西式舞会，从延安一路跳到中南海。这些西式舞会的唯一结果，大概只是让暴君毛泽东把政治运动搞的更加有节奏感。

说来说去，“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这类假说的背后，都有马列学说物质决定意识的影子。而现实是，星巴克只是一个咖啡连锁店，即便它背后代表着一点什么价值，那个价值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因为很明显，中共国人在北京星巴克里消费的是咖啡，以及他们引申出来的非常chinese的面子之类；与此相似，美国人在洛杉矶Wal-mart里消费的是廉价商品，而不是考虑made in China代表什么价值含义一样。如果星巴克能影响中共国政治走向，同理made in China商品也能影响美国政治走向。那么，消费者众多、铺天盖地的中共国造商品，肯定比消费者少、寥寥无几的星巴克更有威力。这就又回到了Mann的问题：究竟谁改变谁？（Who’s integrating whom？ p.101）

纳粹德国也有经济发展，可惜那个发展没有翻译成自由，而是可怕的战争。

韩国台湾民主转型适用中共国的神话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发展使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自动放弃权力，和平过渡到民主政治。

人们举韩国、台湾的例子，都是用错了地方。因为韩国和台湾，在法理上，都是民主政体。威权统治缺乏法理依据，因此连铁腕人物都只能说，这是暂时的。并且在每次压制自由要求的时候，他们都面临法理上的难题。而共产主义专制，压制是有完全的法理依据的，相反民主改革倒完全缺乏法理依据。共产党压制民主，根本不需要找藉口，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写在共产主义黑帮“宪法”里。

为什么从东方的韩国台湾，到美洲的智利，到欧洲的西班牙，都可以从威权和平过渡到民主？这不是偶然。这些威权，都是反共威权，都是法理上认同民主政体的威权。而相反，共产主义专制政体，没有一个可以自己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

韩国和台湾，都不是仅仅因为经济发展从威权过渡到民主。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扮演的角色几乎是零，甚至是负面，因为威权下的经济成就，最可能的是增加威权的合法性，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共国的状况一样。

韩国和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随着冷战中共产主义阵营走向衰落而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扩张，从二战后持续到1960年代，到了1970年代逐渐失去力量，1980年代里根强硬对抗政策出台，共产主义转入守势。共产主义威胁的逐渐减弱，使得威权日益缺乏合法性。威权政体的存在，都是以用非常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红色恐怖为理由的。这个理由没有了，唯一的选择就是从暂时的威权状态，恢复到平时的正常民主状态。

共产主义政权完全没有这种压力，共产主义政权设定的道路，无论下一个阶段叫什么名字，都是共产主义极权性质的。共产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共存的可能性。

“中产阶级”是改变现状的希望的神话

Mann在《The China Fantasy》一书里对所谓“中产阶级”是民主动力的说法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质疑：“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城市精英可能选择一党专制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国城市的新中产阶级几乎和中共一样愿意维持现状。”（p.53）

诚然，如果一个人今天的致富靠的是中共的专制，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动力主动改变现状？

奴隶的存在就是个例子。即便是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人们并没有动力废除奴隶，因为很多人，包括很多中产阶级，从奴隶的存在中获利。要知道，当时奴隶给整个西方经济体的贡献，要远远小于今天中共国农奴给中共国经济的贡献（cheap labor）。买卖奴隶的废除，靠的是各个阶层的人们的道德良知，而不是某个收入阶级。靠现存体制生存的人，最大可能是成为改变现状的阻力，而不是动力。看看有多少城市人反对废除户口制，就知道寄希望于所谓“中产阶级”有多么不切实际了。

在美国，反对教育改革的，是公立教育部门的工会，官僚和教师。支持扩大福利的，是现在享受福利的人。在保护个人物质利益上，所有人都是差不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那些寄希望于中共国“中产阶级”的人，难道真的认为美国教师工会是改革教育体制的动力？或者他们真的认为，China的一切事情都是反的，和America完全相反？这即便是fantasy，也是fantasy里面极其荒唐的那种。

中共在变的神话

共产主义不通，改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通，改叫民族主义大国崛起；民族主义大国崛起不通，该叫什么了呢？

中共黑帮是最好的黑帮样板。没有一个黑帮管自己叫黑帮，但不管黑帮叫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继续搞黑帮的勾当。中共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把持权力，搞黑帮的勾当。

中共变的，是包装，招牌和口号。包装里面，还是同一个垃圾，那就是对权力的独占。战争的规则从来如此，打不过，自然要谈；可谈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弦更张，而是damage control，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认为共产主义黑帮只有一副面孔，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全世界共产主义试验，都是在不同阶段，喊不同口号，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希特勒1938年在慕尼黑谈判，1939年和共产主义苏联出兵瓜分波兰，难道希特勒真的变了？力量对比和时局情势可能在变，而希特勒还是那个希特勒。

左派知识人被列宁称为“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列宁知道，脱离现实的校园里的知识人，关注的只是口号，他们关心你喊什么，超过你实际做什么。

即便中共有所变化，真正的转型操作，也不能由中共主导。中共主导的变化，将会非常危险。因为中共的权力没有公信力，没有保障，一旦他们感觉有失去权力的可能，随时可以翻云覆雨。那么牺牲的，就是变革的资源、正义的力量。必须先解除中共的权力，才好谈和平过渡。这和两国交战一样，无条件投降，才有正常化。黑帮拿着武器把持权力，谈什么和平过渡？黑帮的“良好意愿”，是没法验证的东西，也是被历史证明靠不住的东西。相信黑帮的“良好意愿”，不能证明勇气和善良（不在乎牺牲其他人还算善良？），只能证明愚蠢和不负责任。

中东欧的经验也说明，非共产化越彻底，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越顺畅，自由越有保障。

中国特殊性的神话

廖建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有一个一语中的的描述性词语——China Exception，中国例外性。这个词描述的现象，很接近“中国特色”代表的内容：任何不合理的、错误的、不应该的……等等等等不合常理的做法和现实，都可以用中国特色来给以合法性。因为是“中国”，所以就应该或者必须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类似特点，因为在对付China，所以操作办法就可以随便exceptional.但是why？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真的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

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比较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人吗？

我自己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我没发现从人性角度，两边有什么不同。就像有人喜欢吃酸，有人喜欢吃辣，表面看有点不同，可实际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某种口味的偏爱。具体偏爱什么口味，并不是那么重要，并不足以说明两个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会因此就有两套不同的法律体系。

而如果China因为一点历史或文化的不同，就可以回避普世价值，那么俄国也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为什么不对共产主义俄国也采用同样的逻辑？那样至少前后一致。

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作者James Mann不是美国右派，从他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来看，他基本是个左派。可他对两党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持批评态度，包括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I、克林顿、布什II，尽管程度小有不同。

我不想过多关注具体哪个党表现更加差劲，只是简单指出三点：

1）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妥协是最没有藉口的。前面的几届总统，处于冷战时代，有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即时威胁。后面的布什II，有恐怖主义的即时威胁。对于克林顿的特殊作用，Mann在书中也有提及。（p.80-84）

2）美国的对华政策令人沮丧，但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比起来，依然是最有道德（对中共国人权的关注）、最有信义（对台湾、香港自由的捍卫）的。即便大家都不及格，美国依然分数最高。

3）美国的外交历来是联邦政府主导，因此行政部门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官僚系统和专家群体有更大的发言权。而美国整体的态度，选民大众最反共，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其次，官僚部门和专家群体最绥靖。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从来都是保守派缺席的部门。当年的苏联特务希斯（Alger Hiss）曾经做到国务院三号人物。

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弱无力，并不代表美国人整体对中共友善。和几乎所有其他政策一样，美国内部也是有两个阵营的对抗，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对阵双方的阵容有点不同。我感觉大致说来，美国主流媒体、专家知识界、商界和行政部门的大联盟，在一次又一次为中共寻找藉口，美化包装。

尽管与传统的左右阵营的对阵不完全一样，但对华政策并不是唯一的个案。在对待非法入境者问题上，也是主流媒体、专家知识界、民主党、商界和共和党行政部门组成一个阵营，而国会中间和右派议员、右派媒体和选民组成另外一个阵营。而在划分阵营上，人们总是可以找到例外个体。这只是个大致的划分，并不百分之百精确。

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更多是以我个人经验为基础的感想。但James Mann的《The China fantasy》要学术的多。读过之后，你八成也会像我一样，发出一些感慨。

那是一本诚实的书，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作者James Mann引用了大量的资料，而结论一般都谨慎而温和。他不是天真而充满幻想的新鲜出炉的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生，他熟悉中共的宣传伎俩，而且感谢上帝，他没有忘记中共国的贱民——那些可能并不从事农业活动但依然被划为“农民”身份的大多数。

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本书并不厚，正文只有112页。好书并不需要长篇大论，我的fantasy是，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沮丧的故事不是又臭又长，而是像《The China fantasy》一样短小紧凑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