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这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和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和“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
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还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这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
“见大人，则藐之”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刘才获释。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无穷的创造力
“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80后”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这一代“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民国这些人”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钱理群(学者，北京)
《民国那些人》，徐百柯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版，28.00元。
钩沉历史是为了填补现实
徐百柯为自己的专栏起了一个再普通平实不过的名称——“钩沉”。
通常人们很容易认为，钩沉近乎于闲适，不过是学究们在故纸堆里的时光消磨，属于考证、校勘之类的枯燥劳作；或者，偏爱于逸闻逸事的随意拾掇，为学术添一些枝叶，为沙龙式的神聊增加少许谈资。如此而已。
其实，这是误解。至少，在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中不是如此。对于他，“钩沉”不是轻飘飘的休闲，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成了他与历史对话的最佳方式。他费时数年，追寻往事，走进民国时代教育、科技、文艺、实业等各界精英人物的人生。经他的截取、剪裁和点染，众多人物的命运特点和人格魅力，渐次呈现出来。如今，专栏文章一旦汇集成册，集腋成裘，遂蔚然而成丰富的历史人物画廊。
从时间上看，民国距离我们并不太远，应该说并不陌生。可是，当翻开《民国那些人》一书，却不能不感叹，实际上我们对民国了解得实在太少，太狭窄。经徐百柯精心挑选而出的近百位民国人物，无论过去熟知的或者陌生的，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都值得写出厚厚的传记。这些民国人物，以其卓越的成就和特殊人格，充实着二十世纪的中国，使我们在战争硝烟和政治风云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番精神景象和文化风骨。可以说，因他们的存在，历史才更为精彩。
因职业和媒体特点所致，徐百柯的钩沉不同于书斋里的学术探微，他寻访历史，目光却始终关注着现实。因此，他的钩沉，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填补。填补，在我看来，正是历史钩沉的特殊意义所在。
情况正是如此，民国那些人不仅仅属于历史，不会随时间消逝而身影淡出，离我们远去。实际上，他们的命运与人格，自然而然地会与现实形成某种参照和对应，从而也就延伸着我们的思绪。记得一次在读到徐百柯写潘光旦的文字时，我对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这一点感受颇深。
“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潘光旦这样说。《教育的忏悔》，徐百柯为写潘光旦的本篇文章，拟定了这样的标题。“‘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徐百柯为这篇文章写上最后一句。这便是徐百柯的高明处，他知道如何以简洁叙述和生动细节打动读者，使有限的篇幅尽量延伸其思想的意义。
譬如，我很欣赏他以这样的细节来写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的性情与人格：
还有一次，他重返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到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古希腊艺术被归纳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后辈学人说，罗念生一生体现了这一境界。我相信，当徐百柯叙述这些时，无疑也在为这种人生境界而感动。那么，他还会有伤感与困惑吗？君不见，如此境界，在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踪影难觅了。
我从未见过徐百柯，但在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时，“钩沉”是我必读的专栏。文字虽简略，每个人物只截取主人公的人生片段，但他的钩沉，却饱含情感，浸透忧思，让人读出了他不时流露出来的困惑、眷念，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令我感动。
悲天悯人——我不知道徐百柯本人是否同意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也不知用得是否准确，但只是当我写到这个词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正读懂了徐百柯，认识了他。
追寻历史，臧否人物，拥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极为难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即便再伟大的人物，要挑出瑕疵并不难。但作为旨在填补现实的历史钩沉者，其首要职责无疑是把历史作为镜子，不苛求故人，而是侧重于从历史人物身上发现值得重视的光彩处，以此照出现实中人的精神、人格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的反省，从而使现实能够变得更丰满，更符合人的理想。
《民国那些人》的出色正在于此。
李辉(学者，北京)
《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陈明远
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版，22.00元。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陈明远先生的新著《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秉承此前《文化人与钱》、《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相关著作的思路，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名人的经济生活这一新颖角度入手，着力于分析晚清至民国著名文化人“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与经济背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一段与印象中大相径庭的民国知识阶层发展史。
陈先生认为，近年来自己花的“最大的功夫”，在于完成了《何以为生》这本书的附录与列表。这样看似本末倒置的“功夫在诗外”的做法，实际上与作者在全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作者正是通过翻检日记、文章、书信、档案、房地产变迁、版税情况、收支账等等琐细繁杂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并且与同时代的其他记载、资料相互佐证，才终于较好地回答了“十九世纪末到1949年初历年的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多少钱”的问题。也正是由于确立了当时与现今的物价水平以及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才为比较分析十数位晚清至民国著名文化人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实际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看到这些栩栩如生而经得起考据的例子，我们不禁会诧异起来：到底怎样的民国知识阶层印象才是真实的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受当局掣肘打压、生活艰辛窘迫的文人形象？还是书里揭示的惬意富足、备受尊重的著名文化人生活？
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一个准确的答案罢。已经发生的事件绝不可能完全再现，主要地只是以文本的形式流传后世，成为人们解读的媒介，而叙述历史的人又存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与个人顾虑，难免有所保留、有所舍弃，再加上各自不一的理解和阐释，使历史具有了与客观性、真实性不相符合的偏差。好不容易客观把握的言说意义，最终也会被吸纳到接受方主观的意图之中，其客观性将只以相对的程度存在。“价值中立”，要真正做到这句话极其困难，近乎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甚至被解读为二择其一、划线归队的“价值中立便是不向我方靠拢”、“不是朋友，即为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过去”，爱德华·哈莱特·卡尔要求我们警惕的“史家与事实互动过程中的主观建构”便绝不容忽视。
唯一可以做的也许是把对历史文本的诠释本身理解为一种异型的历史性关系，即一种连续性之中的变化，它实质上具有“历史的性质”，历史因而部分的是可叙述的，只是这需要建立在掌握充分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使用足够大量的史料来抵消个人在叙述时的偏差。这种史料的使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细节创造历史”，即如本书以及《银元时代生活史》等作品一样，尝试通过整理和发掘为尊者讳为胜者讳的，种种人为的掩盖、润色、粉饰所遗忘和疏漏的，鲜活而不容质疑的细节，揭示出本身不会掩饰自己的事实本身；二是“比对创造历史”，即以北洋军阀历史研究为例，如果可以整合时人所写前史、前朝所述前史、与前朝勾连纠缠的今人所写前史，虽路数各不相同，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路子、观点、境遇各自不同的作者的叙述，不管本身的真实性如何，在勾连比对之下，所得出的，往往才是历史的真相。
可惜得很，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正在于这样大量的史料难以得到。部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自然湮灭，部分是由于耐心考据、校检、翻查陈年史料的细节远不如提出某个标新立异的新思维或者某种宏大叙事般容易引起注意，部分是由于所谓主流史说的权力中心对反映边缘观点的清洗、篡改、掩饰，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常常又导致新的话语或体系霸权的产生。以致后现代史学家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如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安克斯密特就提出历史的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
陈明远在书中感叹道，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从被毛泽东所一直称颂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的鲁迅，到保皇党的康梁、民族主义革命家外加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有进步背景的闻一多与吴晗，无论是已经达至阔绰还是依旧艰难清苦，他们都很清楚，只有自主自立的经济状况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某些为了前朝忌讳与后世升平的所谓历史研究，不负责任地强调和夸张了他们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而精神上困顿矛盾的一面，却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回避了他们良好的物质待遇与宽裕的生活水平这一面，这或许是为了顺畅方便地使用关于知识分子“皮毛论”等一整套曾经行之有效的语词分析体系，却在无形中把高洁、坚定、不畏诱惑的信仰和操守，与本无任何冲突矛盾的世俗利益对立起来。现世某些侏儒化知识阶层的，做不到恬于进趣、风情高达，却用真正庸俗而依附的研究，矮化了那些独立坚强的心灵、自由无拘的思想、不屈不挠的斗士，消弥了那一点勇气与希望，那些许光亮与温暖。这样的后人，不但无颜面对前人，“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葛兆光先生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在岁月中流传下来的东西，而恰恰应该是那些不断消失的东西。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应该仅仅是“减法”，还应该有“加法”。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意义，用在对近现代史的梳理考察，也许更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区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质疑“官史”、“信史”、“研究文献记载中的传说、演变的经历”……这些“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致知取向与治史主张，对我们有更重要的意义。
温坐来(自由撰稿人，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