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与财产相关的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与财产相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环节：财产的创造与财产的分配。因此，讨论财产权离不开分配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分饼的经验。其中有一个显眼的道理：若是有甲乙两人分食一块饼，甲方分到的份额多，乙方分到的份额就少，反之亦然。但还有另一个不显眼的道理：若饼的大小及参加分饼的人数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不只是甲乙两方，则甲方多吃一口未必意味着乙方一定少吃一口。

人类社会生活中有许多涉及分配方面的事情就很像分饼。若要用饼来比喻，一个社会中至少有两块大饼：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权力之饼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财富之饼。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往往表现在对这两块饼的不同分配方式上。

我们要分析根据上述第二种看法所产生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政治是公众的事，所以政治权力之饼要向社会平等地开放，并接受公民及其代表的监督。对于政府来说，赋予民众以参政的权力也并不必然导致自身权力的削弱，相反，若是能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来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的权力便会得到加强。根据这种分配方式，权力之饼的总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或参与分饼。权力之饼通过定期的选举来适时地重新分配，各方的份额由民意来决定。这是民主政治下的权力之饼的分配方式。

在财富之饼的分配方面，第二种分配方式并不保障人人有均等的份额，只是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平等的机会。易言之，该方式着重于鼓励人们去不断地创造新的财富，使财富之饼不断增加，从而使人人都能摆脱贫穷。该方式按照创造财富者可以正当占有财富的准则来分配财富，而不是根据特权或强制的平等来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下财富之饼的分配方式。

平均是诱人而容易堕落的理想

分饼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平等的问题。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来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潜能。平等权同样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如黑社会、政府）侵害的同等自由。平等并不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而只是意味着享有机会的同等自由。平等不意味着政府应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着人们有权平等地占有政府提供的物品（法律所提供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待遇不在此列）。

在经济方面，平等权指的是机会的平等，即免于政府对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追求物质财富的任意限制。为个人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首先是个人或由个人自愿结成的团体（如家庭）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职权。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经济的保障；而政府一旦做出这方面的承诺，通常是为了让人们放弃自由，其结果是个人为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却失去了自由。政府对个人提供的帮助越多，对受助者的命运的操控也就越多；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也越小，会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最终导致生存能力的退化。

形形色色的空想家们常常想让现实世界屈从于头脑中的空想世界，追求绝对的结果平等即为一例。英国社会主义戏剧家肖伯纳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第一诫和最后一诫是，“你的收入不应比你的邻居更多，也不应该更少。”（You should not have a greater or lesser income than your neighbours）。这些人虽给人一种道德上清高纯洁的假象，其实骨子里充满了物质享乐主义的气息。其实，他们最计较的就是物质财富上的得与失，实际上总在琢磨，如何付出较少的劳动，得到较多的别人的财富，甚至用暴力的手段攫取别人的财富。

这种绝对平均的念头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但无法实现，而且危害极大；不仅无助于克服本来可能改善的不平等，而且被证明会带来更大、更有害、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平等和特权。在现实社会中，如果头脑中的抽象空洞的理想占了上风，现实合理的可行性目标就只好甘拜下风；如果过于执着地追求平等的幻像，就难免要毁灭政治和社会自由。极端地追求平等、公平或公正是一个恶德，而适度地追求自由却是一种美德。

人人既生而平等，又生而有别。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以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实际上，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或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既然自然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要用单一性来取代这种多样性，就不免要使用残酷的武力、精神的摧残、乃至肉体的消灭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单一性和整齐划一必然会窒息活力与自由。隐藏在强制的整齐划一的背后的，往往是妒嫉、仇恨和掠夺，是一种低级、野蛮的冲动。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不当和不安全的。人们如果想得到平等的结果，就必须要放弃权利的平等，并准备容忍不平等的手段、接受歧视性的待遇、认可不平等的机会、赞同掠夺性的再分配。

所以，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权利并不排除差别，并不产生平等的结果（不论是在机会的平等利用上还是在财富的平均分配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改进自己；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应的自然权利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不是经济的进步，一旦财产与私人占有分离，自由就失去了根基。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天赋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会中就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仅不可悲，而且是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需的

社会正义的幻象

公正是人们的一种天然的需求，如奖善（如勤劳）罚恶（如懒惰）即为一例。公正涉及到个人的自由，自由需要包括了公正。但是，极端的社会公正观把“社会公正”看成是国家的职能而非民间自愿的慈善。这样的“社会公正”会诉诸人心中妒嫉等阴暗的因素，而一些知识分子又特别擅长用“精致”的理论来调动这种阴暗因素，煽动仇恨、对抗乃致暴力。在西方，福利国家便是哈耶克所称“社会公正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的物质化。福利国家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滥用了纳税人的财富，使个人逐步丧失谋生能力，使部分公民寄生于国家机体之上；福利国家还允诺一种它无法提供的增长，产生一个臃肿庞大的国家机器；虽然福利国家的维持要取决于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但它本身却在侵蚀、削弱、瓦解创造财富的个人积极性和社会机制。

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凡通过正当、公正的竞争方式产生的分配结果则并无公正、不公正之分。“公正”的原则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人们应该按照规则来玩游戏，其结果或赢或输；公正本身则不应是赢者手中的奖品，也不应成为分配的对象。若建立刻意保障一些人得到特定分配结果的制度，就像预先决定竞赛中的某一方必须获胜一样是荒谬的。这样的“公正”是对公平竞赛原则的彻底否定，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

如果只关心社会资源的分配，指望通过政府来干预市场以便使某些人未付出劳动但可以获得某些收入，进而实现所谓分配上的公平，就会把财富凌驾在权利之上、把虚假的社会凌驾在实在的个人身上。而且，一旦政府担负起全面实现分配性公正的使命，政府将获得无可限量的资源和权力，并建立起行使这一职能的庞大官僚系统；这样的政府既威胁到自由，同时不仅不可能解决公正问题，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并使穷人永远停留在贫穷状态上。

对平等只能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是每个人本应具有的基本权利，无论人们的社会地位、财产、声望、权力、阶级、等级、民族、文化等如何不同，每个人都应当充分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只有当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时，人的独立、尊严和幸福才能实现。给穷人自由，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失去自由，只有那些原来垄断权力的利益集团或政府机构才有损失，它们会失去对利益的独占。而给穷人的物质和福利必定是政府从另一些人手里拿来的，当政府许诺给一部分人以物质福利时，它正好有机会从社会中索取更多。所以，给穷人自由，政府将受到损失；给穷人福利，政府不仅不会有损失，而且每级政府可以提取更多。

《长江》2007年9月号

 

9月20日，新华网报道了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和谐”的评论，他说“和谐社会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共鸣，不仅低收入困难群众欢迎，富有的老板阶层也欢迎。各阶层没有争议地接受和谐社会，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这说明，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既顺应了民意，也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讲，‘和谐’已成为中共十六大以来广受民众欢迎的政治术语。“

大家都喜欢“和谐”这个词，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在这过程中，值得担心的是，“和谐”一词空洞化了，甚至有人垄断“和谐”的解释权，以“不和谐”的方式伪装成“和谐”。和谐这个词，说明至少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物体，比如我们可以说“夫妻和谐”，但是不会说“单身和谐”，只有一物一人一个观点，那叫做“独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铁腕的地方官员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任何不同声音，打出来的幌子，自然也是“和谐”。当人们的批评声音不能出现，一片死寂之时，是最不“和谐”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形象的标准，有批评，有争论，媒体发达的地方，往往是比较“和谐”的。“和谐”是不同观点的人共存，是百花齐放，而不是“我花开后百花杀”。老百姓想说话，敢说话，能说话，不怕说错话，可能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件之一吧？

“和谐”理念据说要推广成“和谐世界”。还别说，已有这样的例子了，前不久，200多名科学家、各宗教领袖聚集在格陵兰岛，为全球气候变暖祈祷——这个场面就非常“和谐世界”，这些人，原本观念、方法都存在巨大差异，心里其实都认为自己天下唯一正确，但在全球变暖这种急迫危机前面，大家很快找到共识，承认人类的生活模式必须改变，这个仪式说明世界是可以“和谐”的，不必害怕多样性。

相反，原教旨基督教势力视为“上帝礼物” （虽然他曾经酗酒）的小布什总统，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正确性，不仅使美国在干细胞研究这样的尖端领域止步，在全球变暖上面倒退，更在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多数盟友，《纽约书评》不客气地说，正是因为伊战，美国在欧洲折损了传统影响力。以为自己永远正确，而且拒不认错的小布什总统现在还剩下三股支持力量：他自己，第一夫人，和他的狗。

任何自以为正确的东西都很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在美国这个媒体批评力量强大的地方，小布什都可以不和谐，试想一下，他如果呆在一个没有批评的地方，又有这么大的权力，那世界可能就彻底完蛋了——从这点看来，批评反而是最重要的“和谐”力量，没有它，变幻任何说法，都会损害“和谐”。

把各地的报纸搜集起来，如果有批评本地政府的，那个地方，可能就容易“和谐”，若只有马屁文章，那在平静的表面下，反而可能全是不和谐。

 

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篇文章所总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仔细分析一下，正是中共政权为民主政治发展设下的三个陷阱。由于《学习时报》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喉舌机关，它所发出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中共将来宣传导向的一个预表。

第一个陷阱：市场经济将会自然催生民主政治

相信这一观点不仅仅是中共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诠释，而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人的共同看法。而这却正是中共为民主政治设下的最危险的一个陷阱。

首先，从西方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治形成的历史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但并不是搞了市场经济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学对数百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分析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直线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密切相联，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中共的民主理论所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是以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为基础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是经济活动的民主方式和民主秩序。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这样的经济民主必然会要求政治民主，并且也一定会上升为政治民主。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基础。”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那么上层建筑是单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已经被许多实证分析所击破。因为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宗教、文化可能对上层建筑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

其次，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是同步产生的。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先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后有“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意识的启蒙，再通过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在工业革命的滚滚巨轮带动下，通过革命或改良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并逐步形成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土壤。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民主的政治意识，政治大革命和社会改良以及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等等都是连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希图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地催生民主政治，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中共的险恶用心由此就可以看出了，它正是要取消这些中间环节，让人们陷入市场经济自然催生民主政治的无尽的等待当中。

第三，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关于这一点中共给自己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词一旦加上社会主义的前缀，就与该词原本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寻租的市场经济。中共政权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扮演的绝不仅仅是裁判员的角色，它实际的角色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与民争利的经济垄断集团。中共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既是裁判员又是分利者，这就如同狼与羊争夺食物一样，羊如果想在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其唯一的选择就是与狼合作。在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若想有些发展就必须得和政府合作，通过行贿、分利等方式建立与政权的联系，然后在中共政权的罩应下取得些经济利益。同样，中共政权如果想搬倒某个合法的经济实体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样的市场经济还是原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运作的经济实体还有其主体地位吗？那么由这样的所谓的经济主体去推动政治的民主化岂不是笑话吗？

第二个陷阱：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民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发展民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文化决定论”相信许多人已经抛弃了，这一点连中共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因此在中共的理论中“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紧接着中共又说，“由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缺乏民主的因素，因此注定了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将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任务艰巨是事实，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化是轻易实现的。但中共政权在说到任务艰巨后又兜售了几个案例。诸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举凡政党、竞选、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自治等等民主形式无一不有，但那是一个怎样的乱局？文化大革命号称是大民主，那又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再看看今日之台湾，所谓民主政治被一小撮无耻之徒搞到如此丑恶不堪的下作的地步，那也能觍着脸叫什么民主进步？请一定不要一厢情愿地把这些当成是所谓民主发展尚不成熟的问题，不是的，那是从根本上走错了路的问题。”

北洋政府本身是军事独裁，在军事独裁下搞民主，注定了民主的实质会被偷梁换柱，这关文化何事？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搞到政党、竞选、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自治等等民主形式无一不有的局面也够难为他们了，至少比现在的中共不知要强几百倍。号称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是民主吗？当成笑话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果效。虽然一些左派们拼命往毛泽东脸上贴花，公然美化文化大革命，将之称为是大民主，但连三岁小孩都可以明白，那不过是独裁要求下的民主，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独裁的民主。表面混乱的背后所贯穿始终的是毛独裁的意志。这是中共党文化所结的果子，关传统文化何事？最无理的是对台湾政治妄加的评论。因为有台独，便认为是假民主，而无视人家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这就是中共可笑的逻辑。本人不认同台独，但绝对尊重人家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这么一小块地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可以算是中国人的骄傲了。

第三个陷阱：建设民主政治，需要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且采取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进、由基层逐渐向上层推进、由局部逐渐向全局推进的方式。

政治体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叫起来了，一直到现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不知产生什么变化。倒是机构改革年年都有，却越改越膨胀，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中共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行的最大的民主实践恐怕要数基层民主建设了。这个基层民主在农村体现为村民自治，在城市则体现为居委会自治。首先要说的是，这些基层组织，无论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在法律意义上都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性组织，因此关涉村委会与居委会的所谓民主建设并不能算成是中共政权民主建设的成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基层民主建设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反而是充满了问题。中共政权通过其基层政权组织、通过基层党支部、通过黑恶势力完全控制了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及运作过程。可以说所谓的基层民主建设不过是中共的一次民主秀。

有许多人看到基层选举的表象便
盲目乐观起来，认为这是草根民主，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这样的草根民主势必会影响其上一层的基层政权组织，促使中国政权打开一个缺口，推行从下至上的民主化进程。这样的看法因为过于盲目甚至连中共都愿意点几下头。因为这样的民主发展路线正是中共设计的一个陷阱。

从边缘向中心，由下层向上层，由局部向全局推进民主的隐含前提是有一个掌管中心，掌管上层，掌管全局的绝对权威存在。试想有这样的绝对权威存在，还能称的上民主吗？并且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权威会在必要的时候会放弃自己的权力？中共会为了民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吗？中共提出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进、由基层逐渐向上层推进、由局部逐渐向全局推进的目的无非是让追求民主的人们不要把中共的中央政权当成攻击的靶子，而是目光向下，去批判那些基层政权。这种转移人们视线的伎俩正是中共设计陷阱的目的所在。

中共既设计了三个陷阱等着追求民主的人往里掉，那么追求民主的有识之士为了避免陷入中共的陷阱，就应该反其道而行。首先抛掉民主政治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幻想，积极行动起来，不论是口诛笔伐还是民主维权，去争取民主权利。其次，大力倡导自由文化和多元文化。第三，矛头应该指向中共政权的上层、中心和整体。

《学习时报》文章《认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11/content_6702386.htm

 

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创下11年来纪录，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处于过热前夜——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难题急需平衡解

完全不出人们所料，9月14日周五下午5点30分，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挂出了今年以来的第五个加息公告。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至3.87％。此时，距央行上次加息，仅过去了三个星期；距央行上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更只有一个星期。

自三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四个月创出新高以后，市场就在等待着这一刻。9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CPI，以6.5％的同比增幅，轻易地刷新了7月所创造的十年新高。事实上，6.5％的同比增幅，为11年来首见。

与此同时，多项重要经济指标正在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高”。

——A股沪深指数仍在以“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态势飙升，而且不显疲态。截至9月14日周五收市之时，沪市上证综指为5312点，距9月6日5412点的历史最高仅一步之遥，再度超越不过是时间问题。

——房地产市场热得发烫。尤其是2006年下半年以来，一、二、三线城市房价齐声上涨。更为惊人的是，全国均价每季度涨幅超过5％的局面已持续两年以上。

——贸易顺差居高不下。8月贸易顺差为249.74亿美元，仅次于6月269.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这还是上半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之后的结果。规模如此巨大、增长如此迅猛的贸易顺差，迄今不见放缓迹象。

——外汇储备“屡创新高”。这是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自然结果。9月7日在达沃斯大连“新领军者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透露，截至今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4万亿美元。仅2007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即增长2663亿美元，远超2005年、2006年全年。

近年来中国经济中最为流行的词汇“流动性”，主要根源即是这个巨额的外汇储备。正是充盈的流动性，使得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在不断刷新纪录。只是，这些纪录的背后并非全然是好消息。

资本盛宴

“如果选择等待资本盛宴‘自然地’曲终人散，其后果如何，为政者不可不察。”余永定发出警示

“过剩”的流动性所及之处，即是欢腾的资本盛宴——用资本市场流行的行话来说，叫做“资产重估”。

2005年6月，中国A股市场处于谷底时，上证综指只有998点。当时人们无论如何不曾预料到，仅仅两年多之后，A股市场会上涨至有“泡沫”破裂之忧。迄今为止，上证综指上涨已经4倍有余，一路猛冲到5000点上方，鲜有深幅调整。目前，A股平均市盈率已近60倍。当一个个价值“洼地”不断地被填平之后，股市仍然不显动能衰减之态。这种现象已经难以用“盈利改善”或者“价值发现”来解释了。

在房地产市场中，更是“全国楼市一片红”。9月11日，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发布的8月房屋销售价格调查报告称，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涨幅比7月又提高了0.7％。以此看来，全国均价每季度涨幅超过5％的局面还将继续。

楼市的特殊性还在于，官方数据往往将不同地段的房价“一锅端”，但买房者对房屋地段的选择却会受到现实中的种种约束。因此，人们感受到的价格涨幅比统计数据还要强烈得多。

不止是股价和房价，债券、古董、邮币卡甚至特定品种的茶叶价格，都一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上涨。这些资产的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亦会大涨，但此轮的升值，尚不是由于预期通货膨胀上涨所致。

巨额外汇储备导致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涌入资产市场，推动了其价格上升，这已成为资产市场中一个尽人皆知的结论。尽管央行殚精竭虑，动用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来“抹干”流动性，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资产重估是当前情形下的大势所趋，难以改变。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对外失衡，即庞大的贸易顺差。

换一个角度看，或可更好地理解这个趋势。贸易顺差表现为私人部门（指政府机构以外的部门）对外债权的快速积累。由于中国国内私人部门的对外债权越积越多，继续增持这种债权就不合算了。人们需要分散风险、提高收益，不断增持原来的对外债债权显然不利于实现这些目的。于是，实体经济部门会选择卖出对外债权、买入国内资产。前者的实质是卖出外币资产、买入人民币，导致人民币的相对需求上升，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后者则导致资产价格上升。

在这个大的图景下，即使国内众多监管机构极尽腾挪之能事，也只能收一时之效，无法改变基本的趋势。

在具体操作中，实体经济部门买入各种资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银行资金入市”甚至“违规资金入市”，其实是购买资产的某种特定表现形式。在这个大的趋势下，楼市、股市甚至债市，便如久旱逢甘霖，一发而不可收。

实证证据在支持这个逻辑。从时间上看，贸易顺差绝对量及其相对GDP比例的显著上升始于2005年，与资产市场开始上涨的时间正相吻合。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只要不出现贸易顺差大幅降低的情况，国内资产价格仍将被贸易顺差导致的购买需求推高。“判断资产重估过程发生转折的必要条件，是贸易顺差持续地大幅下降。”高善文说。

事实上，市场上很多人已经不以股指、房价等价格指标来判断投资方向，而是代之以贸易顺差的走向。在贸易顺差仍不断攀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洋溢着乐观情绪。

但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却描绘了另一种可能的前景。他认为，在实际利率已然为负的情况下，居民的货币需求在减少，这是“存款搬家”的原因所在——人们取出存款，投资于其他资产中，并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时下正流行的“一定要跑赢CPI”的说法，为余永定的判断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余永定称，由于居民储蓄余额数量巨大，如果政府对资产价格上涨不加干预，“存款搬家”就会继续。同时，资产市场财富效应会增加人们收入，刺激消费，从而也会推动物价上升，实际负利率状况将进一步恶化，为“存款搬家”增添新动力。

如此恶性循环下，股市、房价脱离资产真实价值而不断攀升，“存款搬家”速度终将下降，由货币需求量减少产生的过剩流动性最终会被完全吸收。此时，即便政府不加以干预，资产泡沫也必然破灭。

“如果选择等待资本盛宴‘自然地’曲终人散，其后果如何，为政者不可不察。”余永定发出警示。

“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高盛亚洲经济研究团队在其分析报告中称，“通胀压力扩展至非食品部门的风险已经大大增加”

如果说过度资产重估导致的泡沫是一种潜在的危机，那么，现在不断上涨的物价则已经是很大的现实压力。

9月初，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物价上涨主要受食品价格拉动，总体上仍处于可控范围。而食品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而非需求拉动的结果，例如生猪养殖成本增加。

不少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也持类似看法，认为食品价格在四季度将会回落，并带动CPI下降。要知道，食品项在CPI构成中的比重高达33％。8月CPI公布之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即表示，判断通货膨胀，关键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消费后的核心CPI。7月、8月中国核心CPI增幅都仅为0.8％，尚不足为惧。

即便如此，当前食品价格持续高企的境况，已经给普通居民造成很大的生活压力。根据恩格尔定律，人们的收入越低，在生活必需品上的花销占总收入的比重则越高。由于数月来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普通三口之家每月多增的开支，往往占其总收入的10％以上。这种情形也给关注民生的本届政府出了个不小的难题。

一些特定食品的价格的确是由短期供给面因素所影响，人们对此其实并无分歧。有争议之处在于，食品价格居高不下，会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成本，进而导致社会生产成本的上升，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

许多经济学家担心，人们正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当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在即，未来的物价会更贵，他们的货币将变得相对不值钱，就会增加当期的消费，从而推动物价上涨。这个过程，即是所谓“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针对8月的CPI各项数据，高盛亚洲经济研究团队在其分析报告中称，“价格上涨的势头正从猪肉价格快速转移至其他主要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价格”；更称，“通胀压力扩展至非食品部门的风险已经大大增加”。

《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当人们看到房价、股价和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升高时，他们会开始接受涨价。具有谈判能力的熟练劳动力则会要求加薪，这将进一步推动物价水平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也首度出现与CPI相同的增长趋势，同比上涨 2.6％，而在此前四个月中，PPI涨幅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9％、2.8％、2.5％和2.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物价上涨的过程已经在加速了。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他们（官方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个问题，就会采取措施防范，那么今年全年通胀率增长最高到3.6％。如果他们认为没有问题，那我敢说会超过4％。”宋国青的判断是，今年的通货膨胀程度至少和2004年相当。到目前为止，事态似乎正在朝他预测的方向发展。

不过，市场似乎还是相信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尽管资产重估的趋势难以逆转，每次CPI数据出笼前后，股市总会形成央行加息的预期，并进行或深或浅的调整。9月11日午后，“央行欲加息54个基点”的传言出现，市场在一度犹豫之后出现抛售迹象，结果导致恐慌性大跌。上证指数全天下跌241.32点，跌幅4.51％。

事实上，今年以来央行五度加息，让市场并不怀疑央行“真实利率不能长期为负”的态度。而种种迹象表明，加息与其说是为了紧缩流动性，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总需求和通货膨胀。

总需求加速：“在屋顶上跳高”

当前中国经济中，造成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主要问题的本源是同一个——汇率问题引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和流动性过剩

显然，关于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存在分歧。毕井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中国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只是“结构性的供应不足”。

或许由于关注重点不同，央行的态度却有微妙差异，认为“通货膨胀出现端倪”。

“现在，经济正处于总需求加速的局面。”宋国青断言。

总需求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根据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由于社会总的生产能力（即总供给）在短期内相对稳定，总需求的扩张会推高物价水平。在宋国青看来，在总需求加速的拉动下，物价上涨之势已经出现，只是相对滞后于总需求的增长。

2007年以来，GDP的增长已经明显提速，上半年为11.5％，二季度更高达11.9％，显著高于市场预期，更高出多年来平均水平甚多。而且，GDP的增长是全方位的：出口持续强劲，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投资增长几乎逐月加速；国内消费也稳步上升。

——尽管受出口退税率调整影响，8月出口同比增长率从7月的34.2％骤然降至22.7％，但进口的同比增长率也从7月的26.9％放缓至20.1％，因此8月的贸易顺差仍保持高位，达249.74亿美元，仅次于6月数值，成为历史次高。

——进入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改长期徘徊于百分之十二三的状态，上半年增速达到15.7％，8月增速更达到17.1％；即使扣除通胀和季节性因素影响后，其增速也仍保持高水平位置，物价上涨因素并没有对消费产生明显影响。

——作为与贸易顺差、消费并列的国民经济另外一根支柱，投资也不甘示弱。1月－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高于1月－7月同比26.6％的水平，上升速度持续接近30％。考虑到过去几年来投资猛增的现实，其基数相当可观，这个增速相当于“在房顶上跳高”，投资热度居高不下。

在宋国青看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也为总需求加速提供了重要证据。2007年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达到了19.4％，月环比增长率达到了3.3％，折合年率为47.6％——“这是1995年以来最强劲的生产增长。”七八月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分别处于18％、17.5％的高位。

在实体经济中，总需求的三大支柱——投资、消费、净出口——在全方位增长，而通货膨胀的数据也在为总需求加速提供佐证。

总需求加速的原因在于过低的资金成本——银行间市场利率、存贷款利率。更确切地说，当前中国经济中，造成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主要问题的本源是同一个——汇率问题引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和流动性过剩。

所谓流动性过剩，在学理上其实尚无公认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引致，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在此时此刻的中国，其主要表现有两个，其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其二是资金成本无法提高，表现在银行间市场利率较低。今年来存贷款利率数次提升，而七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均值不过在3％左右。

过于偏低的资金成本，既刺激了资产市场，也刺激了实体经济。

尴尬的升值

外来的压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IMF，或许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但必须考虑的是，中国如何解开自身宏观经济中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等多重困局？

在识者看来，对外经济失衡下的流动性过剩与巨额贸易顺差，是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总需求加速、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资产价格上涨，其解决莫不有赖于此症结的缓解乃至消除。

为实现这一点，减少对外汇市场干预、让市场更多地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无疑是治本之策。而在目前的升值压力下，市场决定供求将导致人民币升值。

央行在其2007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承认：“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其传导途径主要通过改善进口品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等。”

令人疑惑的是，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是一直在升值吗？为何不见贸易顺差下降，反而越升值出口越多？

的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进入渐进式小幅升值轨道。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幅累计约8％。

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幅度并不够。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现在的升值速度，无法令人满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两个月前以95％的票数通过了修改一国“汇率操纵”的标准，按照新的规章，只要该国的政策造成了“基本汇率失调”或“经常账户长期巨额赤字或盈余”的后果，就可以认定其操纵货币，IMF会及时向该国指出并进行磋商。

如果严格按此定义，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IMF所认定的“汇率操纵国”。据悉，9月下旬IMF官员将与中国央行就此问题进行磋商。一旦磋商失败，则在相关事务上，其他国家在与中国发生争端时将难免引此为依据，启动其国内法下的制裁措施。

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人民币尽管小幅升值，但其实际有效汇率或经贸易加权后的汇率反而在贬值。在此期间，美元兑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基本处于贬值过程中；由于现阶段人民币依然以美元币值为基准，美元的贬值往往使得人民币也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相对于其他许多币种对美元的较大幅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也很有限。

例如，2006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5％，但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了5.5％。这被认为是2006年贸易顺差大增的原因所在。

2007年3月，中国贸易顺差突然大幅下降，仅为68.7亿美元，同比下降43亿美元，而此前九个月贸易顺差都超过1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其部分原因是2007年1月至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1％所产生的滞后效应。

总之，双顺差的继续积累，表明人民币与其均衡汇率仍有距离。加之国内资产价格上涨，更激发了国际资金对人民币的需求。种种因素作用下，尽管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不断创出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却未有明显减弱。

从中国整个宏观局势出发，外来的压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IMF，或许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但必须考虑的是，中国如何解开自身宏观经济中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等多重困局？

对政策当局来说，处境已颇为尴尬。国际经济学中早有“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定理”指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至多能同时实现其二。中国选择的本是后两者，但随着外来资本的不断增加，货币政策腾挪的空间已经日益逼仄。

例如，外汇占款已经成了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已达到108％，事实上，这一比例在2001年、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年、2005年甚至超过200％。

本来，面对通货膨胀预期抬头，加息可以提高资金成本，抑制总需求，是有效的调控方式。但为维护汇率基本稳定，加息空间已相当有限，货币当局不得不刻意保持与国际间的利差，避免海外资金大量流入。余永定即认为，目前利息率若明显提高，将使外资的跨境流入更为迅猛，“这无异于‘自废武功’。”

资产泡沫已经相当明显，但还远不是故事的结局。一位分析人士直陈：“当前形势如果持续下去，结果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治标之策：各有所短

发行央票只是延缓痛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可能永久持续，特别国债并无“特别”的对冲功能，直接压制信贷效率损失难以计算

尽管“或通胀，或升值”的尖锐抉择或许最终无法回避，但至少目前，仍然不乏边际意义上的政策选择。

不断“抹干”过剩的流动性，是宏观调控一个持续性的任务。为此，央行采取了包括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操作。

央行票据发行始于2003年4月，之后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初至8月，央行发行了97期央行票据，共计34091亿元，而2006年全年发行总额也仅为36573亿元。2007年，央行单月对冲流动性最高达9660亿元人民币，而周均对冲量也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不过，发行央行票据对流动性只能起到暂时的减缓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应对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

一旦央票到期，金融机构流动性就会被动增加，央行只是推迟了其所面对的“痛苦”，而在央票发行的万亿元量级上，为了这种推迟所支付的成本相当高昂，据估算每年约500亿元左右，且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在长期中难以为继。

此外，分析人士称，央行票据作为信用度极高的资产，本身有价值，可以流通，银行会寻求用央行票据置换其他资产，亦可用做准备金。这样仍会增加其他资产的需求，从而推高资产价格。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央票对冲流动性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相对于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直接减少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从而“冻结”流动性，效果无疑干脆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仅2007年，央行就已先后七次运用这一工具，直接冻结的流动性达万亿元。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称，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会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百分之十几范围内尚可接受，“但肯定不可能无限提高下去”。

最近，调控当局手头又多了一种抹平流动性的工具。为实现对筹备中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注入，财政部获准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其甫一露面，已迅速成为回收流动性的“急先锋”。

8月29日，财政部面向中国农业银行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同时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储备。一周后，央行即以特别国债为质押，进行了100亿元的六个月期正回购，向市场一级交易商出售债券、回笼货币。而财政部9月10日也发出通知，将向社会公开发行2000亿元特别国债。

可以看出，特别国债与央行票据具有一定替代性，而且特别国债期限达十年，远长于央票，回收流动性力度也高于央票，相信会被继续使用。

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之举，也有论者认为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局面。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9月13日“《财经》论坛：中国金融新棋局”直言，无论用央行票据还是用特别国债，关键在于操作主体必须是央行，这样才能保持利率、汇率调控目标的一致。如果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两个调控主体，就难以保证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目标和汇率调控目标的准确性。（参见本期评论《理性认识央行货币操作》）

中信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高占军还指出，特别国债并无“特别”的对冲功能。若面向市场直接发行特别国债，并购买外汇储备，确有回笼基础货币之效，但只要先有外汇储备形成，基础货币便已然投放，其他措施都只是事后的对冲操作，作用与央票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无本质区别。

以上只是常规的、具有市场化性质的调控手段。为控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非常规手段亦不少见。

在9月5日上海举行的“次按债券危机和我国流动性过剩”研讨会上，多家银行的负责人均表示，下半年将全面紧缩贷款。

上海银行副行长王世豪说，今年年初，中国银监会明确要求今年贷款增量不超过3万亿元；然而到了6月底，贷款总额已经达到了2.56万亿元，也就是说，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约87％的额度。

知情人士称，由于贷款增速太快，今年5月，有关部门曾突然有几天紧急叫停贷款，让银行和企业都无所适从。之后，有关部门又召集了多家银行的高管，通报了上半年信贷过快的情况，并重新设置15％“红线”，即要求今年贷款增量不超过2006年的15％。

按2006年底银行贷款总量约24万亿元计算，投放增量限定在3.5万亿元之内。根据央行最新统计数据测算，7月的新增贷款数为2400多亿元，再加上前六个月的2.56万亿元，目前离3.5万亿元的额度上限仅剩0.7万亿元，测算下来从8月到12月，每月平均放贷必须控制在1400亿元左右。

但类似行政手段的局限更为明显——市场手段的调控成本尚可计算，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效率损失甚至是无法估量的。

治本之道：顾虑犹存

凯恩斯的名言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短期仍然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人民币汇率始终是症结所在

尽管处置流动性的政策工具越发多样化，但流动性泛滥局面却未见缓解。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工具起到的作用都只是“扬汤止沸”。

外汇储备加速积累丝毫没有停步迹象，这样增长下去，何时是尽头？面对宏观经济的沸腾，又该如何治本？

“答案很简单，就是在渐进调整的共识下，人民币更快速地升值。”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称，“当然，这要在提高汇率弹性、加强外汇市场机制作用前提下实现”。

他强调，升值应渐进，这也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很少有人会赞成一次性大幅升值，因为那将打乱现有的经济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大范围风险。而且，“事实上也没人知道人民币均衡汇率到底在哪里”。

对人民币升值作用的一个常见质疑是，它并不能带来贸易顺差的减少，因为贸易顺差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了大头，其主要投入与销路都在海外，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

但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加工贸易的内涵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一般贸易的界限趋于模糊。为节约成本，加工贸易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本土购买各类原材料和设备。

他提出，近几年，虽然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大致稳定在50％的水平，但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例却从50％大幅下降到40％左右。自2004年以来，中国外贸顺差的大幅增加，正反映了加工贸易的深刻变化。

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另一种顾虑，也正在于升值预期下，热钱流入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对此，余永定认为恰恰相反，缓调、微调才会导致外资在预期引导下源源流入，为投机资本低价购买中国资产和企业创造机会。

他认为，对升值影响出口产业及其就业的考虑也属多虑。升值可以推动产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而且升值对出口产业的冲击，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进行补偿。

余永定称，关键在于“用双顺差所换回的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造成了并在继续造成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不难想见，这种“福利损失”包括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乃至当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

既然人民币应当加速升值，那么升到多少合适？宋国青曾尝试着给出了一个模拟的机制。他设想，可先将贸易顺差速度降到20％以内，再过两三年降到10％以内，三五年后基本接近零增长，这种步骤会比较合理。

“这要求汇率（每年）升值速度保持在6％－7％，但到不了10％；10％太剧烈，但5％又不够。”宋国青说。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8％。

不幸的是，他的设计可能会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从当局的选择来看，人民币汇率按照以往步骤，“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似乎已是目前既定的政策。

当然，汇率调与不调、怎么调，仍然包含着短期抉择的含义。在长期意义上，所谓“治本之道”，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应通过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等促进经济平衡，同步进行改革汇率制度，最终形成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凯恩斯的名言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短期仍然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人民币汇率始终是症结所在。

次优选择何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港股直投、QDII基金等——是一个寻找“次优”选择的努力，但争议犹存

在经济学课堂上，当需要解释货币或流动性概念时，教者往往以水为喻。“水无常形”，“避高而趋下”，正与流动性在经济中弥散且趋向“价值洼地”的性质相若。

而自古以来，治水之法总有堵有疏。把流动性大潮挡在堤坝之外，或将其“冻结”，例如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量等做法可算作“堵”，但效果显然难称圆满。很自然地，人们把目光转向了疏通之法。

事实上，新渠道的开辟已经开始，前述中投公司即是一例。中投公司资本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且通过特别国债置换外汇储备得到。

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称，像中投公司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与外汇储备相比，其变化通常不具有货币效应，一般与一国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没有必然、直接联系，可致力于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目标。

不过，中投公司并非一帆风顺。在其挂牌前即已进行的第一笔投资——入股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因股价下跌、账面浮亏而面临重重争议。

上周，百仕通宣布以6亿美元入股中国蓝星集团，此举进一步引发争议。不少分析者早已提出，仅从宏观角度看，主权财富基金应避免投资于国内资产，因为这会导致“二次结汇”，更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至少部分偏离了其设立初衷。

在居民和企业层面疏通流动性的例子，是2006年推出的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政策。只是QDII投资品种一度局限于债券、结构性产品等，且审批缓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被业内称为“港股直通车”的《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境内个人通过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可以无限制换汇投资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

“‘港股直通车’使中国不可回头地迈出了放开资本管制的一大步。”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评价道。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中国市场主席李晶则预计，2008年内地居民通过港股直通车、QDII等方式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总额将达到900亿美元。

政策发布后，市场反应一波三折。先是港股应声而起，一周内上涨40％；紧接着传来政策面的微调，决策层表达了对相关风险控制的关注，进而有媒体将之放大为政策“暂缓”甚至“暂停”。

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许思涛认为，果断开放资本项目对缓解流动性过剩的作用自不待言；如不做此选择，则没有真正的供需市场，人民币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将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换言之，开放资本项目，可以起到“寻找均衡”的试错作用。

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既定目标当不会动摇。考虑到前述种种宏观经济环境条件，现在也的确到了资本账户开放迈出步伐的有利时机，但对于通过“港股直通车”等形式开放资本项目，也不乏质疑之声。陈昌华即认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尚不健全，汇率浮动十分有限。“这种情况跟亚洲金融风暴前很多亚洲国家的状况有点类似——资本管制已大部分开放，但货币汇率还紧盯美元。”

美洲银行大中华区经济与策略主管汪涛也认为，资本项目进一步的开放需要谨慎设计。“一旦国内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国外，或者国内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涌。”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等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更为谨慎，认为提高汇率灵活性应在资本项目大幅开放之前，即所谓“马必须放在马车前”。

余永定更直言，资本项目开放不应该作为减轻压力的手段使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显然属于货币当局实现短期政策目标“次优”解。然而，这一“次优”选择亦不乏争议。

远虑与近忧

“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

中国经济的这许多难题，虽然难解，但毕竟是属于高速发展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幸福”的烦恼。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只是存在向上的风险，亦存在向下的风险。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逆转？

美国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外需源头。今年七八月以来的美国次级房贷风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警示和镜鉴，也引发了对美国经济下滑影响中国经济的担忧。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对此非常乐观。她说，“有确凿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将与美国经济的走势脱钩（decoupling）。”

梁红认为，2006年中以来，美国经济增速即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经济自那时起就已逐渐与美国经济脱钩。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升至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经济同比增幅则从2006年上半年的3％以上放缓至不足2％。此外，两国的利率走势相左，汇率变化相反，也都证明了脱钩的存在。

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认为，中美经济并未真正脱钩，之所以会出现表面上的中美经济脱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内部的“消费－投资脱钩”，即私人投资下降，消费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消费出现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将难以与美国脱钩。

不过，两人都表示，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中国可以凭借有力的政策举措缓解外需大幅减速的不利影响。

梁红称，若美国经济持续疲软，中国可采用扩张性财政等刺激性政策；若情况不那么严重，“人民币升值仍是最好的政策调整措施。”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把目光集中于美国房价下跌上。他认为，美国房价未来几年可能有更大幅度的调整，将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抑制消费和投资、提高失业率、使美元贬值等。这将最终影响到中国出口，使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一定抑制，但企业利润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资本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对此，“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

 

五毛党是甚么东西？在百度搜索到的“五毛党”网页有1.3万个，但多数无法打开或已被删除。因为，“五毛党”已被一些网站列为敏感字词而屏蔽，相关帖子难逃被删除的命运。

网络论坛枪手唱好政策

神神秘秘的五毛党，其实是内地网民对网络评论员的贬称。所谓网络评论员，就是当局僱请的枪手，专门在网络论坛上广发帖子，以影响问题的讨论。有网民为五毛党下了个尖刻的定义：“甚么时候你视劳苦大众为垃圾、自由为粪土，再加上少许口才，你就离五毛党不远了。”至於“五毛”之称，据说是他们每发一个帖子，可获发五毛（五毫）钱的酬劳。

早两年，五毛党还是“地下党”，不敢公开身份，一来容易引致网民围攻，二来其言论会大幅贬值。但今年来，五毛党在北京的刻意栽培下，已频频在传媒公开亮相、吹嘘战绩：湖南红网报道，芷江县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负责第一时间搜集不良思想动态和网络舆论，并以一般网民的身份发表评论，引领网络舆论的正确方向”。山东《青岛晚报》报道，四方区体局从中小学师中选出100多名网络评论员，就热点问题“主动发帖、积极跟帖”。

北京近期加速培养五毛党，源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1月关於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於6月1日发出红头文件，要求落实胡锦涛指示，育部近日已下令在内地高等院校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舆论引导队伍、网络监管队伍，文化部还开班培训网络阅评员。

令十七大前后舆论和谐

有共产党撑腰，五毛党自然大行其道。以青岛市四方区的网络评论员规模推算，内地2，800多个县、市、区，五毛党的人数可能多达28万，每人每日发帖5条，就有140万条，足以淹没一些网络论坛，以保证中共十七大前后舆论环境的和谐。经常上网的温家宝总理，想必会看得开开心心吧？

相比于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离任之后还依然依靠“能说会道”的演讲口才四处演说赚钱养家糊口来说，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口才以及英语水准实在令人难以恭维，自布什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这位既有可爱之处，又说话嘴不把门的“帅哥”确实给政治界带来意想不到的谈资。

继欢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仪式上致欢迎辞时，出现明显的口误“美国人民非常荣幸的欢迎您再次来访。您曾经和10位美国总统共进晚餐，您还参加了美国独立200周年的纪念仪式，那是在17……，是1976年。”这次，又于9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布什总统说：“我曾听到有人问，曼德拉在哪儿？是的，曼德拉已死，因为萨达姆杀死了全部的曼德拉。”（据9月22日英国《每日邮报》）

紧接着，曼德拉基金会发言人和南非官员不得不于9月21日向外界发表正式声明，澄清“死讯”。声明中说，希望全世界、特别是南非人民知道，89岁的曼德拉仍然活着，布什所表达的意思与曼德拉目前的状况并不相符。我在这里并不想就布什关于伊拉克问题谈论，这么一位经常发生口误、闹笑话的美国总统是如何当总统的？并能够维持着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军事强国的地位而未见动摇之趋势呢？

事实上，布什没有因为接二连三的发生口误，而且影响到其个人的威望值，这么一位可爱的总统在美国却深得民心，民意显示：正是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使布什在美国中间阶层中广受欢迎。不早前，他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错将澳大利亚说成奥地利，把APEC说成OPEC。而在去年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布什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打招呼的方式更是随意得令人跌破眼镜，他说：“唷！布莱尔！你在干啥呢？”这难道不是平易近人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把自己也当成“常人”而非“长官”之风采吗？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想这些正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之常情，实际中哪来的圣人啊？大抵都是凡夫俗子一个吧？即使有，也都是后人一厢情愿的吹捧起来的，并不足奇。

你看，布什总统在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时还不忘鲜活地“煽情”，他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寿命多增加了200岁时，还冲女王眨了眨眼，并幽默地说：“她（女王）刚才看我的时候就像是母亲在看孩子。”布什的可爱之处，不仅在于这些语言上的失误，还有行为上的，车技水平一般般的布什总统还癖好骑自行车，但是屡次被车耍弄的他，多次身上挂彩，而并不以为自己“丢丑”的他主动把受伤处让大家“观赏”。这让人想起前苏联时期的一个“遗笑万年”的事儿：一次，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去机场迎接一位来访领导人，当时，大家都穿着大衣戴着礼帽，独有赫鲁晓夫没有戴帽子。刊发新闻照片时，相关部门指出：“苏联国家元首怎么能给西方人行摘帽礼呢？”于是，修版师就在赫鲁晓夫的头上画了一顶帽子。新闻刊出，结果却出乎意料：赫鲁晓夫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手里还拿着一顶帽子。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你大约能够看出一些门道来，之所以出现如此的政治领域的笑话，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安排，而非别的原因。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一切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常态的，而非政治左右一切，政府官员高于一切。在美国，他们的新闻、影视可以随意报道、援引克林顿的拉链门丑闻，也可以拿布什的口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以一个常人的心态去信任这位“错误不断”的总统，绝没有为尊者讳的陋习，总统先生也不会因此而大肆封杀、限制媒体的权利。而媒体表现也令人相当满意，并没有因为他或她是政府高级长官，就想办法为长官解决“门面”问题。

钩沉历史，回眸千年已往的封建王朝，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不晓得多少事件是这样发生的——为尊者讳，即使帝王说错话办错事，也不会昭告天下，这是“朕”的错。更会想办法遮掩，想办法把错误转嫁到臣属、奴才身上。他们的“金口玉言”怕是如此这般才奠定牢不可破地位的，而非他们的理智、理性的作出判断。今天之美国，确实不愧于政治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因为其政治制度的成熟的先决条件，也一次次让美国成就了闻名世界的历届总统。

至少，目前看来，屡犯“语言错误”的布什总统还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还没有一点可预见性的出现政治危机，我想这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成熟的政治体制。布什的政治成功多少不是得益于其个人非凡的能力和才华，相反经常发生口误的他却是因为美国日渐完善成熟的政治安排，培养了这样一位具有大国风范的总统典范。

不难想见，美国政治制度的成熟安排，一整套完美的选举流程，一个监督、权利互相制约、平衡的完善架设，布什所掌握的权限是被议院赋予的，他的总统位置也是被选民的票数决定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被一个高度成熟的机制所限制住的“命令颁布”，他的决策不是他一个人的，相反，他只是体现出美国民意的一个符号。

至于，未来的全世界追求的社会最终走向如何？政府或无政府主义还不得而知，但是，目前美国的政治制度设立应该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制度成熟的政府，是不需要统治者去引领。政府管理者的知识储量、社会价值认知等也不必达到某中高度，他或她仅需要具备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和思想，一个权利完整的自然人而已。因为前提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政府的权利是来自于民，而非政府管理者的长官意志。政府的最高长官（或总统）只是某个区域或社会状态中一个社团或组织机构的代言人而已。

布什有句政治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有如此高屋建瓴的政治领域见解，应是美国制度状态造就了这样一位颇具个人性格的大国政治家。

人类政治领域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一种是政治家被动受困于社会公民之权利；另一种是，主动掌控政治、统领一切，包括他或她的国民。前者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后者是危害人类社会政治进程的罪魁祸首。布什总统当属于前者。

你若问我，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智慧在哪里？我要告诉你：就在布什总统不经意间的接二连三的口误、行为，并得到大部分的民意支持中。这恰是一个大国以及它的全体国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和智慧。

 

作者：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

或许，在当下的中国没有什么比有关穷人、富人的讨论更能刺激人的神经了，就如同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为文化、民主激动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富之间的阶层战争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恰恰相反，它远远还没有开始。这仅仅只表明了财富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在正直之士愤慨地讨伐富人时，穷人们却在悄悄地向富人学习，学习他们致富的各种技巧和本领，并没有想到去推翻，或者攻击富人的剥削。

富人常常委屈地抱怨舆论对他们的批评，他们自认为是财富的创造者，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创造者。他们觉得全中国都应该感谢他们，仿佛他们得到金钱的酬劳还不够。那些为富人说话的人，似乎认定富人是为了中国的繁荣，而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才致力于辛勤的劳作和勇敢的冒险。因此，他们得到金钱、成为富人还不够，他们还应该得到荣誉。他们似乎也相信穷人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双手和血汗，而是因为富人的存在，才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果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在这个工厂里，利润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非企业家们的创造。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蓬头垢面，忍受着难以言说的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工树起了中国经济的丰碑。在这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经济战中，他们如同战场上的士兵。而据统计数据，每年劳工的伤残数量也的确不亚于一场战争，正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一个奇迹，如果真的有奇迹的话。可是，他们坚持了这么久，等待他们的却依然是没有尽头的继续坚持。这就如同一场战争，我们民族在用肉体与对手的坚船利炮抗衡，士兵们的希望在于有那么一天，他们也能够用先进的，哪怕仅仅是用和对手一样先进的武器与之较量，但是，我们民族依然在依靠人的肉体、生命的数量，而且似乎还要继续依靠下去。这多少得算是以创新为天职的企业家们的耻辱。如果把他们看作战场上的将领，一群一味依靠人海战术的将领无疑是无能的，受到士兵们的痛恨，没什么好抱怨的。何况在士兵们看来，将领们还很享受这种依靠人力换来的胜利果实。而且，在人们被要求感激富人的同时，却被指出穷人们的付出是应该的。也许，真相真的如同斯密所说，我们没必要因为吃到了面包，而感谢面包商，因为他是在为了自己的利润而生产。在这个经济决定论的时代，这句话对于穷人和富人一样适用。

对已经到手的财富，富人们总是担心穷人出于嫉妒而心存歹念。他们感觉自己的地位非常脆弱，常常受到来自权力的实质性侵扰和来自穷人的嘘声恫吓。因此，他们需要特别的保护。然而，他们寻求保护的方式却是向权力行贿，以购买自己的权利。因为每一次购买都是私下的，针对个别人的，因此这种权利便演变为特权。有时他们的购买是主动的，这是因为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他们的购买是无奈的，这是因为权力能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更有甚者，在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笑贫不笑娼的氛围下，金钱常常意味着权力，没有人能否认金钱给这个社会的公平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一些愚蠢、短视的富人们还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财富，不断地刺激民众，并且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特权阶级的一员，他们想用金钱打造一条等级的腰带。这才是他们招人怨恨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穷人有仇富心理的话(也许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仇富心理在穷人中并不那么强烈)，也并不是怨恨富人比自己有钱，而是怨恨富人们用金钱来伤害公平正义，干伤天害理的勾当。富人们只有在受到权力侵害的时候，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本也只是没有权力的，只是和穷人一样是利维坦的食物而已。

富人们没有勇气停止对权力的依附，当然也就不太可能终止穷人对他们的敌视。于是，穷人和富人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鸿沟，就被挖掘、制造出来了，虚拟的鸿沟就会成为现实。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权利，将决定这条鸿沟用什么样的方式被填平，这不仅要取决于富人和穷人的政治技艺和觉悟，也要取决于他们是更加分离对立还是更加联合合作。在新国家的缔造过程中，富人也许不能担纲成为领导者，但他们至少得选择站在哪一边，并为自己的选择承当后果。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充分清醒，而不是不停地打发人出来絮叨抱怨。

 

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就这样，失去了具体革命内容的格瓦拉，却成为了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人们寄托反抗梦想的偶像，进而被这个庞大体制加以利用，而成为了消费的符号。

北京有一家叫做“A-che”的餐厅，就在使馆区附近。“A-che”不是别的，它在古巴指的就是切。 格瓦拉。因此，在这个餐厅里，也处处可见切。格瓦拉的图片，大厨来自古巴，供应有正宗的拉丁食品、美酒，每到周末，餐厅变酒吧，正宗的拉丁音乐和舞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前来。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反资本主义的A-che却成为了消费符号，实在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A-che与其同志属于20世纪伟大的社会实践——运用武器暴力改变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的一部分。从渊源上讲，这一努力一直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正因为现代化的巨轮碾碎了前现代的种种不平等制度——封建制、贵族制、等级制，从而将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暴露在了人类追求平等的前沿阵地。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曾写道：“平民起初希望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没，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权的一切特权都被已经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民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的主要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地要求废除它……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因此，从19世纪直到 20世纪，除去世界权力顶端的英语国家，从欧洲的1848，俄罗斯的1919，直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针对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蔚为大观，切 格瓦拉的光荣，首先来自这一壮观的行动实践所带给人们的震撼。

A-che们的努力与实践，其实隐含着两个追求，其一，对所有权的否定将带来一个平等的社会；其次，对所有权的否定还将带来一个富足的社会。而不幸的是，这两个追求都不能成立。即使在一开始，对所有权的否定就被异化为了另外一种不平等。托克维尔记录了发生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一幕场景：“在起义开始的那天晚上，他（托克维尔的朋友布郎基）听到这孩子一边收拾饭桌一边说：”到星期天（那一天是星期四），就该我们吃鸡翅膀了‘。另一个在他家里干活的小女孩应声答到：“那也该我们穿漂亮的丝裙子了。’”针对所有权的革命看似从平等的要求出发，其实却建立在对不平等的控诉之上，因此，其最终指向“翻身”也就是新的不平等，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所有针对不平等所有权的革命，在成功后都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所有权的否定通向的不是富足而是匮乏。所有权的不平等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之下。由此，所有权就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方式，它与其他分配方式——奴隶制、种族制、等级制、封建制——一样，建立在某种不平等的歧视之上，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在货币的歧视之上。但是，与其他的方式相比，分立而不平等的所有权可以与形式平等的其他权利相结合，赋予所有人自主活动的空间，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改善了绝大多数人的福利。反之，取消所有权，却可能将整个资源的分配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限制了几乎所有人的活动空间，从而窒息了经济与社会的运行，而带来一个匮乏与消极的社会。

在20世纪的实践中，真正战胜了绝对贫困而逐渐走向富足的社会，所遵循的都是分立产权的发展之路，而所有试图取消所有权的国家，却无不陷入到匮乏和消极的景况中难以自拔。因此，A-che们在反对不平等时候所焕发的活力与光彩，一旦转移到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时候，却变成了压抑与窒息——在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切 格瓦拉最终选择从解放了的古巴出走，重新走上游击道路的根本原因。

切 格瓦拉们的实践，目标是不平等的所有权，手段是暴力的革命，而这也正是其全部魅力之所在，在其实践的早期，人们热爱他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改变社会的可能，而在今天，切 格瓦拉的实践及其意义，已经很难得到严肃的认同，但切 格瓦拉依旧挺立在潮流的前端，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已经难以认同其目标，却依旧迷恋其手段，迷恋那种敢于以暴力对抗庞大体制的形象。

每当看见身边的红男绿女穿着印有A-che那著名头像的T-恤走过身边，总不由得想起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段话：“二十岁参加共产党，或者拿起枪到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被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所迷惑，：正是他自己的这个革命者形象使他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使他变成了他自己。”

不幸的是，在这个后现代也就是后革命的时代里，对于都市里的男男女女来说，成就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在追逐捕鲸船的绿色和平行动中，在抗议全球化的声浪中，以及在反对皮草的裸体游行中，这种努力依旧顽强残存着。但大多数的青年男女都选择了更为简易的方式——穿上印有A-che头像的T恤，又或者是到A-che餐厅消磨一个晚上，就“把他的这个自我送往汇聚着成千上万道目光注视下的历史的伟大舞台前”，从而使自己超越了日常凡庸的生活，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

这，或许就是A-che这个革命者成为消费时代的时尚符号的内在秘密吧：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就这样，失去了具体革命内容的格瓦拉，却成为了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人们寄托反抗梦想的偶像，进而被这个庞大体制加以利用，而成为了消费的符号。对于一直致力于推翻这个庞大体制并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切 格瓦拉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

 

　　硕大的明月上升之时

　　快意地擦一擦我的脸颊

　　仅仅这一次的轻轻妆点

　　我就好像永远微醺着的

　　

　　两层楼或更多层楼高的飞机驰掠

　　在明月之上，还是明月之下

　　我被定格在那座位的黑影之中

　　精心呼叫：月亮！月亮！

　　

　　满月渐渐满了，溢出月光

　　我用手接不住，接住的

　　是流泻开来的、拢不起来的

　　我的目力———四散地四顾

　　

　　影子人的激舞，影子人的

　　高歌，影子人写在我的身上

　　的神伤，镂刻进我的心里

　　月亮也高傲地卸下她的全部影子

　　

　　满月了无牵挂，满月

　　了无披挂，只有众人的心思

　　攀住了她，本来有一万倍的光芒叠加

　　如今只有一个匍匐的人！一度高悬目光！

　　

　　硕大的月亮已抵达顶端，

　　慢慢降了下来，我伸出手，仍然没有

　　接住这枚胭脂，接住哪怕这枚影子的

　　强烈反光：满月被不满照亮！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春伊始，谢韬老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了一波“真假马克思主义”及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争论。不由人回想起数十年前那一场可笑可悯复可哀的姓“资”姓“社”之争。历史难道必须如此重复循环，以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吗？

由姓“资”姓“社”、真马假马联想到杜牧的阿房宫赋，缘于近日读到的《随笔》2007年第四期上《被“嘲笑”的马克思》一文。在解释了马克思的密友威廉。李卜克内西为什么会对卡尔。马克思“嘲笑”之后，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务实态度毫无疑问应该对今人有所启发：

“第一、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都怀疑和放弃了的东西当作圭臬抱着不放。不可否认，最初我们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可能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但后来我们毕竟完整地翻译并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就应该迅速地而不是迟疑地、全面地而不是部分地、坦率地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因为‘过去一直是这样介绍的’，现在就不能改，以致将错误进行到底并继续自我蒙昧。而马克思本人之所以在世纪千年之际当选为人类第一思想家，也在于他的全面而成熟的理论，而不是阉割过的或不成熟的理论。”

这一段议论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马克思在27岁上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固不足为训，但若有了成熟的、完整的、全面的、真真正正如假包换，无须再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是便能从善如流、拿来就付之施行呢？窃以为恐怕不行。须知，即使是数学公理、物理定律，若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眼前名利，那也不能成立。虽然有刊出谢韬、田纪云有关文章等种种迹象，既得利益者“将错误进行到底并继续自我蒙昧”的几率仍然十分大，不容乐观。向继续自我蒙昧者大谈什么全面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对牛弹琴。

还有一点，也许不算题外活。文中提及，“而马克思本人之所以在世纪千年之际当选为人类第一思想家，也在于他的全面而成熟的理论，而不是阉割过的或不成熟的理论。”对马克思荣膺“千年人类第一思想家”，我当时也曾信以为真并引用过，幸得许良英先生来信及时指正，那不过是几个无聊文人的一场炒作而已。

“第二、就是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坚持用真理说话，用真理的力量征服人，而并不需要成立什么机构去灌输自己的理论，或要求人们学习他们的理论；另一方面就是敢于否定自己过时的、错误的观点和见解，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代而不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期指导思想……’”

“第三、一个国家奉行什么主义，坚持什么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无须天天挂在口头上。欧盟诸国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如此畅快，让人民得到如此多的发展成果，但他们却并没有总是以‘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口号来教育人民……”

“第四、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如果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被后人所嘲笑，而嘲笑中的那种容颜显然已不是李卜克内西式的了。”

中国有句大俗话，“挂羊头卖狗肉”。若用来概括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荒唐史，大致不会错。马克思与秦始皇帝本势同水火、风马牛不相及，毛泽东偏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自傲，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现成注脚？

放眼环球，世界各国奉行的主义、制度不尽相同，但并不乏国富民强的典范。可见异途同归，条条大道通罗马。真心为国家为民族，首先在心诚，脚踏实地。并不在于挂个什么哗众取宠的耀眼幌子。荤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倒也不失实在。无法无天的假洋僧却是“马列主义嘴上挂，神人共愤也不怕”，大伪。把马克思主义“天天挂在口头上”，不惜虚耗民脂民膏成立形形色色层层迭迭密密麻麻的机构去强行灌输自己那一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如此大伪，如此自我蒙昧，欲望其弃筏登岸，恐怕是缘木求鱼，异想天开。

张心阳先生说“必须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此一句便露尽了与虎谋皮的书生气。如前所说，在中国，即使是牛顿定律，即使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倘不能为“我”所用，那也是一定会被以“国情”为由拒绝“全盘西化”、不得“照搬”，进而厚诬之、深陷之、胡篡之。“特色”二字使国人耳胀欲裂，茧上生茧，足以蔽目塞听。“特色”二字正是“结合国情”“为我所用”的缩写。

作者在文末担心会遭后人非李卜克内西式的嘲笑，所虑未免太远。依我看，眼下我们越“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赵高在暗中就会愈加乐不可支。你想，

在秦廷上盲人摸象般一本正经地议论那头鹿是真马还是假马，丞相怎能不窃笑、不冷笑，甚至咧嘴捧腹大笑呢？

陈独秀晚年探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曾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难怪毛泽东容不得这位自己的导师。“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同上）轰然一声雷也！

与其无休止地陷于姓“资”姓“社”、真马假马的浆糊里，与其苦口婆心地给自我蒙昧者开药方枉劳心神，何不学习陈独秀雷霆一怒：

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