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共政治：见光死

有些东西是说不得的。像对阿Q，你何必一定要在他面前说什么「癞痢头」、「光」等敏感词汇，涉嫌影射其「光辉形象」？乖巧人自然不会如此自讨无趣。他们当然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忌讳——1949年之后它祸国殃民的历史。特别是两个大「黑洞」：毛时期（1949-76）与六四及倒退期（1989-92），更是讳莫如深。曾闻紫禁城传出旨曰：一众官员，（言禁要）「守土有责」。而邓大人也有话在先，恳请天下，免开尊口，「团结一致向前看」云云。于是，当代中国的身后，顿成黑洞。那阴暗中顒顒的鬼魅幽灵，时不时游荡出来，强拉中国倒退，坠入黑洞之中。

众所周知，中共官场里，有一句熟语，叫「见光死」，系指官场内那些暗盘交易，精心预谋，人事筹划……，一旦提前被曝光，必归失败。

这是中国政界的特色，可放诸中共的方方面面而皆准。譬如，考诸中共的暗夜历史，其最大的「软肋」，也正在于此——「见光死」。

人们或问，何以时有「毛热」？毛幽灵何以时时捣乱？盖因毛时代的脓疮已经被黑暗包裹了起来。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背后。假冒太阳的毛泽东，由于缺乏真正阳光的直射，作为一个假神，还在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币面上施展君威。因此，在中国政治中输入阳光，是当务之急。倘若缺乏这关键的一环，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七千多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

一旦那些历史事实充分曝光了，被广泛而自由地辩论了，那段历史才算真正「死亡」，进入坟墓；才不会如幽灵一样，随时出游，干扰我们生活的进程。譬如，当今的俄国与德国，人们是不会担心斯大林、希特勒的幽灵会浮出水面，来扰乱政治秩序的。

前苏联时代全民以及东欧各国对斯大林时代长期的揭露，是柏林墙倒塌的最深厚的动力，也是当前政经秩序的合法性奠基石。

有鉴于此，必须使毛及其「毛时代」「见光死」。这需要从它的根部刨起，让它们公诸于世，曝光天日，纤豪毕露。

在海外，人们对「文革」、对「反右」，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揭示和反思；真相逐步澄明，实质逐渐披露。然而，中共建政之初，仍是一大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那里的状况，仍是浓雾弥漫，鬼影瘇瘇，至今还有人为其辩护。因此，洞穿真相的阳光，需要一步步倒溯照射上去，贯通那幽暗深邃的隧道。

极权主义的研究者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 说得好：「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

毛泽东深谙此道。他在窃取神器后，其统治方式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运动」来巩固政权，建立大众效忠机制。中共建政的最初三年，在国内有「三大运动」，即： 1) 土改 2) 镇反与肃反 3) 三反五反。它们预示了其后统治的基本特征。

这三大运动，一个着眼于农村的土地和财产制度，一个着眼于对原政权人员以及政敌的政策，一个着眼于城市工商业者，毛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三管齐下，形成了某种定于一尊的肃杀气氛，奠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基础。它们以蔑视法治、侵犯人权（财产权与生命权）为特征，是典型的反宪政运动。

简言之，这三场运动，是中共确立起「党天下」统治的奠基礼。

土地改革

我们先看看 「土改」。它是土地改革的简称，是建政初年中共在农村推行的运动。

其实，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占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描写土改的。

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土改的目的是给所有农村人口划分阶级地位，除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外，主要是为了分而治之，便于统治。其基本目标是，打倒地主富农，让贫雇农翻身。中共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斗争地主，消灭地主。
　
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群众控诉，公开审判，随意处死，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依各种不同的估算，死人应在几百万至一千万之间。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都很难相信，甚至以为是天方夜谭。但确实大量的材料和亲见亲闻之事实，证实了那种残忍与血腥。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通过有价收购的和平手段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其前提是侵犯和否定原有的财产权，并把财产拥有者视作罪人，是彻底剥夺地主富农的人格尊严乃至生命。

当时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赈济大陆水灾，捐款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做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产党干部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那位干部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干部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干部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

同时，土改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时期还成为招兵的重要手段。因为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街老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这些人就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中共干部中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产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

有人或许会说，土改诚然是用政权力量侵犯了地主、富农的财产权，然而在客观上，它毕竟达成了某种「平均地权」的效果，使大多数农民有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这一成绩不应抹杀吧？但是，稍安勿躁，请看看几年后的真实结果再评论不迟：不出几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在政治强力的裹挟下卷地而来，农民的土地悉数化为乌有。请问，如今，农民的地契安在哉？所有土地，统统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然后，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手中独占。此种土地的极端集中甚至写进了宪法。这哪里有半点历史的正义可言！人或曰，台湾等地不也搞过土改吗？且慢。正如前述，彼土改非此土改也！那里是花钱买地再分，或实施减租；这里是暴力抢掠。鱼目绝不可混珠。

要言之，中共在其建政初年的「土改」，是一次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财产权和生命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为后来中共侵犯人权的一系列运动开启了先河。

镇反肃反运动

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二大运动就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它更是一场连最低标准的司法程序都缺乏的大规模人权侵犯。而肃反，则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对镇反的补充和查漏。因镇反是其主干，这里主要论及镇反。

对于镇反，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第二阶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第三阶段则是五二年的深入调查。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
　　
无可否认，五方面对象中是有一些恶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权的份子，但更多的是所谓「反动党团骨干」等并无现行反抗活动的份子。即，原来政权的官员，主要是中低级官员。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某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究竟镇压了多少人？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美国专家倾向于有二百多万人。

大规模的滥杀行为是该运动的最大弊端。当时，借助抗美援朝所形成的类似战时气氛，只要当地领导人点头，「群众」说该杀，或现场负责人认为该杀，就格杀勿论。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每个县都有杀人场，三天两头开完大会，就成批地拉去枪决。
　　
被镇压者中很多只具敌对阵营身份，而无敌对行为，他们实际上处于「俘虏」地位。镇压他们，是一种阶级报复心理表现。红色政权要向全社会显示暴力专政的淫威，制造有利于统治的恐怖环境。

中共宣传说镇反中杀的是民愤极大的恶霸。这种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依靠群众狂热镇反，网顾法治，弊端很多，后果严重。

　　1)所谓群众镇反，实质仍是中共镇反。中共定了目标，宣传机器一宣传，群众一哄而上，实际上是利用群众肃清政敌的手段而已。
　　2)以法治观点看，任何罪犯的处理，都是极为专业的工作，绝非群众运动可为。
　　3)所谓镇压反革命，实质乃是一块国共斗争的挡箭牌，以人民的名义报党派之私仇。
　　
中共也许只有一个辩护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属于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行为，过火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事实上，镇反时期，中共政权及社会安定并无明显危机，肃清土匪恶霸及残余敌对活动都在有效地进行（五○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个师兵力，消灭土匪二百七十万人）。

因此，到1957年鸣放时，很多人再也按捺不住，对镇反肃反进行了尖锐质疑。如，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 渖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 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民盟湖南省负人杜迈之认为「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 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 会」。民盟湖北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则斥 责中共搞的肃反，「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 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 报》中鸣放道：「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常伦。」提议对肃反中积极参与的人「追查责任，以法律制裁」。

　　事实上，罗隆基先生在1957年关于建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主要就是针对镇反肃反中存在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而提的。不料，这位力主平反冤案的自由派斗士，竟然自身难保，也被织入天大冤案的历史悲剧之中了。这一事实，凸现了该政的超出人们想像力的野蛮与残酷。

中共发动大规模群众镇反肃反运动，涉及的乃是它漫长征途中一个根本性问题，造反导致内战的成功令他们迷信群众动员之力，从不知法治何物。不言而喻，由于镇反模式被毛定为一尊，其后在城市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更趋恶化，从而使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严重地恶化了。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运动。它们本来是两个运动。后来人们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本来是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是希望在执政初期建立一个自己的行政系统。过去的旧官僚系统显然不能相信，旧人不能掌权，必须从重要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中共自己的人，从而使行政系统彻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干部们过去在山沟里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这下进城当了官，接触了花花世界，眼界大开，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乐。同时，大批大批地把过去的结发妻子-「黄脸婆」休掉，换上洋学生「爱人」，人称「换妻运动」。更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想，这还得了，这不重复当年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了！于是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而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干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过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他在1952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3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中共作家周而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这场运动的。虽然他为中共护短已算呕心沥血，可悲的是，他自己晚年在邓小平时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国时的资产阶级腐化(嫖妓)作风而遭到整肃。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无可逃遁。如，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陈毅曾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 一千三百多个。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解释道，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便会指他逃亡去了香港，家属便更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亡。

著名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就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服毒自杀的。卢先生本是爱国实业家的楷模，曾在抗战时指挥撼动人心由武汉至重庆的大撤退行动而载入史册。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然而却亲率船队由香港开回大陆。这样一位典范人物遭此命运，不唯工商业界寒心，各界人士皆唏嘘不已。

更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后果，是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损害了家庭与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遗害久远，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极大地打击了中国的工商业，为后来的工商业改造及其国有化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结语

当然，在建政初期，中共还不止实施了上述三大运动，其他种种，譬如，高校的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即「洗脑」等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内容实际上包括交心运动、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这些运动，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像上述三大运动那样是全局性的，三大运动有创立模式之「功」，影响既深且远。而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一直处于进行时状态，最后直至反右，才划上句号。然而，那已是另一页痛史了。

三大运动之后，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庞大「党国」体系，从此确立。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由此路径而渐归「国有」。从此，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国开始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剧，至此连绵不绝，接踵而至。而在之后的每一场大悲剧中，似曾相识，人们都不难发现它们与这三大运动的血缘关系，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围，甚至，共同的语言……。

毋庸置疑，这个邪恶帝国，储安平石破天惊一语道破的「党天下」，正是在三大运动的阴影笼罩下，举行了它的奠基礼。那上千万的亡魂，期待着我们为他们拨开历史迷雾，讨还沉冤已半个多世纪的正义。

 

在美国华人教会系统的传道人当中，范学德大概是最为国内网民所熟悉的一名“网虫”。在我尚未与范学德谋面之前，便在人气最旺的中文论坛“关天茶舍”和“猫眼看人”上面频频读到他的大作。我很喜欢他的文章：虽然他是正宗的哲学系出身，文字却毫无端起架子来教训人的傲慢和故作艰深的方巾气。他的文字平白如画、舒缓似水，像是在面对面地与读者聊天，任何一个高中学生都能读得懂。他不强迫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而是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引导读者与他一起思考和判断。这年头，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很容易，写这些让人看得懂的文字却难于上青天，这也许算是中文世界里的一大怪现状吧。

范学德将最近两年来在“猫眼看人”上所发表的两百多篇帖子整理出来，结集成为《活在美国》一书公开出版，这是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之间的一次成功互动。“活在美国”，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作者十多年来在美国“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涯。如今，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语意过于复杂的词语。一提起美国来，多少人立即便会血压升高乃至两眼发直。或贬之为地狱，或褒之曰天堂，可谓冰火两重天。中国之于美国，如同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王后之于白雪公主：王后每当拿起镜子来“臭美”的时候，都会明知故问道：“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镜子每次都不惜触犯龙颜，实话实说地回答：“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于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蕴涵了太多的悲情与血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深切纽结，使得国人真正自信心一直阙如。某些自称爱国爱到骨髓里的大学生，昨天还在慷慨激昂地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头，明天又低眉顺首地去同一个地方排队办签证。某些已经在星条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华裔美国人，一旦听到别人批评中共的丑行，便立刻像自己的尾巴被踩了一样暴跳如雷。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过客式的留学生还是已经归化的美籍华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心平气和论美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范君之《活在美国》正是其中的一个异数。范学德认为：“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间本来就没有天堂，也建设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会的邪恶，在美国随处可见。只是，美国有一部宪法，建立了一套制度，从而令社会结构性的邪恶，不至于无法无天。”这是中肯之论。

无疑，美国是一个中国难以绕开的国度。这个人口仅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国家，却拥有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实力、科学发明和军事力量，冷战结束之后，一直雄踞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宝座。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张。美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有力的批评者。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样呢？童话故事里的王后杀不死白雪公主，现实世界里的中国也无法否认美国的存在。因此，“了解美国”亦是“观照中国”的前提。显然，美国的崛起，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便可以解释的。在美国那些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和国家权力的背后，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却更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等“软性”因素。近年来，深入剖析“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著作，当然首推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套以《历史深处的忧虑》为首的作品，以书信体的方式，从美国短暂而不失跌宕起伏的历史、严谨而不乏弹性伸缩的宪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浅出地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国”的图画，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林达的作品是史家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那么范学德的这本《活在美国》则是连报章的角落都不会涉及的“小历史”，也正如某网友所评论的是“细节的启蒙”。其笔锋所及，根本没有白宫风云、世贸惨剧、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争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烟等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在美国怎样考取驾照、学校的家长会如何开、在超市购物的账单、社区图书馆的设备、在邻居家参加派对的经历、孩子们如何参加的慈善活动等等。就是在这些细节之中，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便立刻彰显出来。就民族性格、精神传统和制度渊源而言，中国离法国最近而离美国最远。比如，惯于忍耐的中国人宁愿像法国人那样突然闹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来，也不愿像美国人那样安静地坐下来、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琐、实则一劳永逸的法律条文。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向来盼望“明君贤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罗伯斯庇尔式的道德激情，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活在美国》一书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作者从在美国出生并成长的儿子和女儿身上，观察和思考美国教育的特色。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父亲问举手投足都活脱脱是“美国鬼子”的儿子：“你们学校的老师教育你们要爱国吗？”年方十二岁、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回答说：“老爸，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啊，天天唱中国我爱你，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爸，这是美国。我们老师从来不教导我们爱美国。”父亲又问：“那么你们爱不爱国？”儿子回答说：“我们许多小孩子都爱美国，但老师从来不教我们必须爱美国。”父亲接着问：“那老师教导你们要爱什么？”儿子郑重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回答：“老师说，要尊重（respect）这块土地，要爱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义（justice）。”这段对话真应该收入到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公民课本中。是的，没有一个美国教师会向孩子们灌输无条件地去爱僭越、独裁的“党”和空洞无物的“人民”，以及躲在“党”和“人民”背后、操纵着傀儡线的“伟大领袖”。当一个国家强迫其公民去爱它的时候，它已然毫无可爱之处了；当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自以为是地“代表”全体民众的时候，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烟消云散了。

美国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为其独立成长创造自由和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的孩子们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业，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范学德写道：在家长会上，老师告诫家长们说，家长不必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孩子不会做，证明他还没有掌握问题，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写下来，第二天告诉老师就可以了。帮助孩子们学习，这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还说，不希望孩子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孩子们要有家庭时间。学习是有乐趣的，孩子们知道如何学习，而不是记忆、背书。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业的重压下呻吟，倘若学校的老师也能说出这样通情达理的话来，那该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国大陆的老师们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头上也悬着升学率的宝剑，他们哪里能够像美国的老师那样从容自如呢？

范学德在书中还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基督徒群体，特别是华人基督徒群体。他描述了许多生活功成名就之后更加迫切地追求真理的华人朋友们的信仰之路。在近三百万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族群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此比例在美国少数族裔中是名列前茅。是什么原因让这群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半生打拼、饱经忧患的“精英”们，彻底低下头颅、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呢？范学德没有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心乃至“爱人如己”的牧师和基督徒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答案。范学德也发现，美国的华人教会是华人心灵的归宿、社交的中心以及第二代母语教育的基地，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如果今后中国大陆也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的教会也会具有类似的功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活在美国》并不是为了夸耀美国的生活有多么美好，范学德期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真理：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怜爱、悲悯和感恩的心。《活在美国》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信仰有关，却不从未喋喋不休地向别人灌输宗教信仰。作者谈论信仰的方式“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不是一本“专职”的“传福音”之书，而是一本在生活和生命中发现并阐发真理和光明的书。这本书不会让那些“外邦人”望而生畏，范学德的这种写法确实值得某些牧师和基督徒作家们反省——“属灵的八股文体”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僵化、凝固的模式。其实，不引用圣经或少引用圣经，未尝不能让读者感受到圣爱的温馨和信仰的伟大。

范学德在序言中说，他在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与尊严，“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而这自由和尊严正是因人“被造”的属性而来。他在书中涉及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明晰的主线有三条：宗教、法律和教育。当然，宗教信仰又是法律和教育的源泉和基础。在西方世界，美国是基督教氛围最为浓郁的社会，也是政教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国家。所谓“该撒的归该撒，上帝的归上帝”，也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罗马教廷权力滔天的中世纪，其内涵是限制教会干涉各国的政治事务；而在政府权力逐渐扩张的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内涵则是限制政府对公民的心灵和信仰的干涉。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美国社会活力长存的根系。暴风骤雨如“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可以伤害美国这棵大树的几片枝叶，却不能动摇此立国之本。

美国繁荣富强的秘密在哪里？卑之无甚高论，就在《活在美国》的字里行间里。作为一名风尘仆仆地“在路上”的传道人，范学德的足迹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也广泛接触过为数众多的华人基督徒群体以及其他族群。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是一般的赴美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作者对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及比较，有理有据，不偏颇、少成见，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认同。范学德见多识广，更因有一颗基督徒平和宽厚、仁爱润泽的心灵，使其“细节启蒙”如活水的江河般缓缓流淌。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个对美国有兴趣、对中国有牵挂的读者阅读的好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改定

 

收到朋友寄来的《德国导报》﹐转载有《湖南书屋》邵建先生“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文章有些简单﹐但涉及了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命题﹐罪恶与宽恕。两次大战几乎颠覆了人类的传统道德﹐人从来没有发现人竟是这样残酷。此不是指个例﹐而是就普遍的人性。而两次大战所体现的人的残酷和人类的许多传统价值——英雄﹑国家﹑民族﹑胜利﹑勇敢﹑忠诚﹑ 牺牲﹑神话理想相一致﹐由此便带来了传统文化的连续倒塌。人对以往的文明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否定﹕人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残忍黑暗。人类所有的言辞﹑思想均无意义﹐更不值得信任﹐因为其下正是人盲目的本能。如果说十九世纪﹐欧洲所流行的是虚无﹐那么二十世纪人所经历的就是各种文明的塌毁和破坏。今天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是在对文明的无望放弃中。然而人类的存在依然延续﹐生活﹑繁衍﹑冲突﹑恐惧﹑希望﹑焦躁。就人类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其实是不幸的。不幸陪伴人类的命运，并延续。因此不论人多么沮丧﹑虚无﹐也不论人类的前景多么渺茫危险﹐而人只要存在﹐就必需回到善与恶﹑爱与恨﹑罪与恕这些文明的基本命题﹐以面对这狭小星球人的困难。文明不在于它有无真理的意义﹐而是人不得不依此而存在。

“威森塔尔的悬问”介绍了威森塔尔的故事。１９７６年西蒙.威森塔尔出版了他的著作《宽恕﹖﹗》﹐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宽恕﹖﹗”的伦理命题﹐人们称为“威森塔尔问题”。故事是这样的﹕威森塔尔是犹太人，１９４４年一天﹐他正在集中营中干活﹐一位护士把他带去见一个濒死的德国伤兵卡尔。卡尔曾在波兰执行一个任务﹐他们把几百名犹太人赶进一座三层楼中﹐并把一卡车汽油搬进屋子。他们锁上大门﹐然后把手榴弹扔进窗户。爆破和大火中﹐当人们披着火苗﹐包括妇女和孩子﹐从窗子跳到街上﹐德国士兵向他们成排扫射。现在﹐卡尔就要死了﹐他要在死前把这件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向他忏悔﹐并希望得到的宽恕。但是﹐威森塔尔没有宽恕﹐他表示了沉默。当天晚上﹐那个德国伤兵死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此事纠缠着他﹐他总是想到那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伤兵﹐“我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的最后的希望”。“这是一个不想成为凶手﹐而在可怕的意识形态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向我忏悔﹐而这个倾听他忏悔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跟他一样的凶手。”威森塔尔是痛苦的﹐他最终把这个道德命题交给了读者。要提及一下﹐威森塔尔曾囚于集中营五年﹐战争期间﹐他和他妻子的两个家族中有８９人死于纳粹的迫害。战后﹐威森塔尔和３０名集中营的幸存者创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心﹐他们先后把１１００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作为个案﹐当时威森塔尔正在集中营中﹐而他们夫妇的家族中有那么多人死于德国纳粹的迫害﹐“将心比心”﹐威森塔尔的拒绝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个人的权力和选择﹐而之后几十年他的痛苦和自问也让人尊重。不论他最终是否给以宽恕﹐但他承负了人类的这个道德命题。他为杀害﹑残酷而拒绝﹐但他也为他的拒绝而痛苦﹑困惑。人的存在即是道德的悖论﹐人在道德上的矛盾困惑实乃自然﹐而人承负此命题﹐以之作为人存在的意义要求﹐也即体现了“人”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威森塔尔个人﹐将“威森塔尔问题”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命题﹐那么我不赞成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人性大致相同﹐不论其种族或地位﹐罪犯或受害者。如果赋予人性以道德的视角﹐那么卑怯与狡诈﹑贪婪和占有﹐恐惧与暴力﹑仇恨与残忍﹑自大与侵犯﹐这些都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基督教讲原罪﹐佛教有前世﹐都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人性是文明的前提。所谓文明就是根据人性﹐建立人共同生活的规范 ﹑律法﹑道德﹑仪式﹑意识。其给人性以合理存在﹐彼此协调共生﹐在时间中绵延延续。但人终究受本能的支配﹐他的恶和罪只能被制约﹐而不能免除。没有人可以说他在恶与罪之外﹐无论他是谁。因此﹐基督教有赦﹐佛教有怜﹐儒家有恕。成熟的文明社会﹐不仅在于它法律的完善和有效﹐更体现于它的宽容性。文明强大有效﹐恢宏广博﹐其才可能宽容。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达至宽容。因此说宽容是文明的标志。在非宗教范畴﹐对社会﹑人进行绝对化的道德要求和指责﹐其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共产党极权国家就是以对人的绝对道德要求而对人控制的﹐纳粹德国也有此特点。人需要绝对的道德精神﹐但那是神的事务﹐这也就是宗教的意义之一﹐而宗教本身亦有其道德平衡的机制。

人有限﹐无论是他的认知可能﹐还是他的道德自我制约。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动的﹐其受本能支配﹐亦受外界控制。在正常状态﹐社会有其稳定的法律和文化传统﹐人可以在此规范中要求自己﹐承负道义和责任﹐对己﹑他人﹑社会负责。如果他不﹐那可以说这是他的错处。但是如果国家发动战争﹐那么个人则无法辨识此战争的道义还是非道义﹐他只能遵从国家﹐而无法对自己的善恶负责。而社会进入危机﹐文化传统崩溃﹐乃至发生革命﹐正常的存在秩序丧失和符号指令混乱﹐人即陷于本能的恐慌盲目状态﹐由此人被鼓动走向导致狂乱和暴力﹐他们大多数人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既存社会﹑文化崩溃﹐人在骚乱和无序中被抛入本能﹐他们无法辨识符号指令也无法自我束约。对这些情况﹐文明要有对人性充份的宽容。“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提及德国统一后﹐当年一些在柏林墙向平民开枪的东德人民军战士受到审判。我则以为﹐下令者自当审判﹐普通士兵也应当反省并受到教育﹐但将士兵送上法庭则过之。中国“六四”﹐杀戮的当局定要承负血的责任﹐但我不认为应该审判那些受令开枪的士兵。二战后几十年中﹐犹太人对纳粹进行不屈不挠天涯海角的追查﹐把他们送入监狱和法庭。对之﹐我理解﹐但亦不赞同。因为那些被审判者﹐绝大部分是下层军官和士兵﹐且而几十年了﹐有些人走上法庭的时候已经步履蹒跚神智不清。在纽约﹐如果有人演唱几首斯大林时代的歌曲﹐或恶作剧式的在大街上画几个镰刀斧头的图案﹐不会有人在意﹐但是这要是换成纳粹的背景﹐就会成为纽约的政治事件。犹太文化有许多优秀之处﹐我们需要汲取﹐但是犹太人的淄铢必较不依不饶并不好。作为一个长久流落﹑没有家园﹐百经迫害的民族﹐他们在苦难和不幸中建立和维系了他们优秀坚韧的传统和文化﹐但是由于长久的不幸﹐这也形成了犹太精神中的偏狭和极端。在许多犹太著作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点﹐包括马克思。甚至可以说犹太宗教中的偏狭极端成份影响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斥异己，是一神教的弱点。今天﹐在中国向世界各文明广泛地汲取中﹐我们应该对之有所警戒。

我对犹太民族和文化怀有敬意﹐但对其偏狭和极端的成份有异议。其不健康而有害。对比之下﹐我更赞成中国儒家的宽恕之道。日本侵华战争八年﹐如果由日本占领东北算起则更长﹐这期间中国有一千多万人死亡﹐破坏更不必说。但是二战后﹐除少数战犯送交国际法庭﹐中国国民政府在本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战争所赔﹐而发给每个日本官兵５０斤大米﹐送他们回国。不讲政治和现实之得失﹐由广阔的人文精神看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伟大的恕道。也许我们愚蠢﹐但在现今世界的国家﹑种族的危险对立和激烈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冲突中﹐此恕道精神不正是人类所缺乏的吗﹖上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在与世界的冲突及影响间﹐最不好的是对偏狭和极端精神的吸收﹐而给中国带来最大危害和灾难的也是偏狭和极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择乎中庸”﹐“中立而不倚”﹐中国传统文明一向主张中正宽和﹐忌讳偏狭极端。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恰恰是被偏狭和极端所左右。当然﹐中国上一世纪对于偏狭极端精神的吸收﹐是由于中国国家﹑民族﹑社会与民生的危亡的状态﹔由于传统在世界的冲突中彻底失败﹔以及中国自身的欠缺-底层人民的非文化状态和暴力积蓄。我们反省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对偏狭与极端的反省。

是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永久的记忆。因为人由过去来界定规范现在和未来。丧失过去意味文明的放弃和颠覆。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记忆变为仇恨﹐把过去作为敌视和报复。而人在历史的记忆述中﹐很容易走到这里。无需讳言﹐人类的历史大部份是彼此的敌视和杀戮。所有伟大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由来都建立于对他者的杀戮﹑征服和毁灭。因此﹐在我们强调“记忆”这一概念的时候-特别是人对不幸的记忆﹐同时要看到其有导带来偏狭极端﹐导致仇恨和报复的危险﹐这在人性之中。不仅是记忆﹐更要对之赋以人道的精神﹑意义和目的。记忆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标界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为了人不再杀戮﹐不再仇恨﹐不再迫害﹐不再生活在恐惧与黑暗之中﹔为了给人以安宁﹑友善﹑保障﹑和平与尊严。因此﹐记忆必须要有最终的仁道目的﹐及清醒的理性和充分宽容的精神为前提。这就是文明对历史的要求﹐人由历史对“人”的建立。无此历史的叙述只会是重复它的血腥。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二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德国的历史记忆中洗刷它失败的耻辱﹐复兴日耳曼骄傲的荣誉。

出于文明﹐我们必需要看到人性的欠缺和有限﹐人类的罪行是不可能靠精神﹑道德而免除的﹐人性的恶和残酷需要强力方能有效制约。因此﹐一个社会需要有严整而有效﹑公正而合理﹑稳定而一致的法律。这是文明的基本保障和框架。宽恕和宽容为精神﹑道德﹑文化范畴﹐其以此前者为基础﹐与之相平衡。这是人正常社会的状态。但是﹐当发生战争或革命﹐秩序崩溃﹐社会陷入危机和混乱﹐民众集体陷入恐慌﹑迷失和狂乱﹐我们也就无法用正常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要求人们。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宽容和宽恕是针对人的此非正常的状态而言。是的﹐卡尔向无辜的民众扫射﹐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不能被宽恕”。但是这是在战争期间﹐德国人的人文意识和价值已经被颠覆更改﹐纳粹语符以国家的名义控制人们﹐而且卡尔是受令开枪。无此卡尔不会杀人。

但在此非常状态下﹐就普通人性﹐多数人都会和卡尔一样（多么悲哀﹐我们不可能对人性有更高的指望）。即使是集中营中犹太囚犯﹐彼此也会发生迫害和杀戮。威塞尔的《夜》中记述﹐一位犹太青年分配在焚尸炉工作﹐他亲手把他的父亲送进火焰。卡尔死前﹐他为自己的罪行痛苦﹐他忏悔﹐希望得到宽恕。他是希望解脱杀戮的罪恶﹐返回人的善良和人道。他的忏悔和宽恕的请求同样值得尊重﹐具有人文意义。（这里我还要再说一次﹐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是应该尊重的﹐这是他的权力。）我们面对此非常的历史﹐需要把权力操纵者和普通人相区别﹔需要将人和事相区别。人有限﹐“人”并不是人先天具有的﹐而是在文明的秩序中形成和持守的。如果文明秩序颠覆﹐人即回到生物的本能。这也就是文明需要极力建设与维护的原因。文明颠覆的根本危害﹐不在其外部形式的破坏﹐而在文明指令对人的失效﹐其导致人对戒律的放弃﹐而退回到生物本能。而人作为自然中敏感而脆弱的生命﹐危难中其直接呈现就是狂乱和暴力。文明是困难的﹐持守“人”也是困难的﹐其意味人对本能的克制和斗争。此即人存在的道德悖论。

人是一段漫长时间﹐而事情和行为是一次性的。在漫长的时间中﹐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在罪行之外。人的一次性行为不等同于人的一生。许多的残酷的事情和行为不能宽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亦不能宽恕。此即事与人的区别。因此宗教中有对人的赦免。卡尔是枪杀了无辜﹐但他最终忏悔﹐渴望回归文明。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由罪回归善的肯定﹐恶就增长﹐人彼此也就将更加仇恨和敌视。宽恕的意义在于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恶与罪不能避免﹐而肯定人由恶对善的归属﹐并对之给予 充分赞许和广阔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神看中浪子﹐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佛教对于罪人不是憎﹐而是怜。

“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中﹐邵建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犹太民族“身体力行﹐不论纳粹罪犯逃亡到哪一个天涯海角﹐他们都准备搜寻追辑﹐捉拿到案。”
如果这里纳粹是指其上层决策者﹐我赞同。但实际犹太人要追拿的是每一个纳粹罪犯。回看那一段历史﹐黑暗残酷﹐而我并不因此赞成犹太人的淄株必较﹐欲将每一个参预迫害犹太人的成员交予审判﹐投入监狱﹐即使天涯海角﹑老得寸步难行。事情应该清楚﹐善恶﹑责任应该分明﹐但是对人则应宽容。犹太人的记忆精神﹐对道义的追求精神﹐一丝不苟的历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和邵先生的意见相反﹐我不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他们对人的不依不饶。现实地看﹐犹太人﹑德国人之间的历史﹐这其中有种族间的生存斗争。犹太人对纳粹的追究﹐可以增强犹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权力﹐可以促进犹太民族的团结和种族认同性﹐对于犹太民族其有生存的必要。而中国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所发生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的灾难。对之﹐毛和他的党当然要负根本的罪责。但我们也要看到﹐此灾难也是整个民族的卷入﹐如果没有民对毛的集体认同和参预﹐其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在这场灾难中，凡经历者，除少数地富，谁能说自己无辜？中国在传统文明失败﹑崩溃之后﹐整个民族丧失理性和文明的制约﹐而陷于集体虚佞﹑破坏和狂乱。此是民族的悲剧。如果我们学习犹太人进行对人的追究﹐谁追究谁？这将再次给中国带来人彼此间的恐慌﹑仇恨和敌视﹐意味更多的冲突和危机﹐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在漫长的不幸中﹐已经积有过多的不公正﹑仇恨和恐惧。我们需要恢复道义和公正﹐而又要和解仇恨和敌视﹐此万分困难。无道义不行﹐无宽容亦不行。无宽容的道义将导致极端。共产党的教训需要汲取。

对４９年以后的历史﹐我们需要有犹太人的执着坚韧的道义精神﹐进行深入、完整、细致的记录清理、思考、反省﹐给社会以公正﹐还历史以真实﹐恢复人的尊严与正义。而且此记忆﹑整理﹑思考应该延伸到来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历史﹐如此我们才能有更完整的眼光。这是整个民族的工作。破坏的文明﹐需要对破坏的清理才能重新建立。未来在整理经历中建立秩序。中国的文明有赖于此。但在对苦难的记忆和道义寻求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持以理性和宽容。道义﹑理性﹑宽容是文明的三只轮子相辅相依。一切对过去的记忆追寻都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为了建设一个公正﹑仁道﹑宽容﹑尊严适应人生活的社会。

 

2007年5月底，原中国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了，这个人也许没有直接害死过人命，但他间接参与害死的人命何止千万！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目前，全国共有５０００多家药品生产企业、１．２万家药品批发企业、１２万多家药品零售企业。老百姓形象地说，“卖药的比吃药的多”。其实，卖假药、劣药的比卖真药的更多！同样是几天前，拉美国家闹出来与江苏省泰兴销售的甘油有关的毒药致百余人死命的恶性事件，这是中国的黑暗给世界带来惨祸的又一例。我作为中国人深感有罪！

除了当官的按部就班混日子捞好处，专政工具暂时还算忠实地支撑着黑暗，共产党所谓“稳定”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极度混乱的中国。这里简单说说不断拿民众性命作牺牲的“中国医药”之乱。

方兴未艾的平价药店频遭黑色扰乱

共产党坏事一干一个准，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好事都做不成或者做不到位。比如医药分开，口号已经喊过七八年了，却还在小范围试点。对于民众的疾苦，共产党真是好脾气，总是那样不急不躁的。

几天前的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报道：南京两家平价药店遭到不知来路者的恶意抢购，上百种平价药被席卷而空。很多市民来到平价药店，望着空空的药店露出来一种不祥的茫然。

几年前的南京白下区法院，曾经就王海打假索赔，判定王海败诉，依据是“王海不是为了消费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不是消费者就无权打假、就不构成打假。眼睁睁假冒伪劣就在王海面前神气活现、手舞足蹈起来：你见过克林顿又怎样？告诉你，你那是一时半会儿充当外交工具、人权摆设而已！是的，王海的担惊受怕、连连败诉等等，克林顿当然不知道。可是，这些平价药店遭遇的抢购是批发采购吗？当然不是，药店是按零售价被抢购的；是消费行为吗？需要什么力量来调查呢？人民公安没有介入，药店或者消费者有精力有胆量调查吗？

好奇怪的中国，这岂不是说抢购可以永远继续下去吗？上访代表动不动被说成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写两篇文章往往被加以煽动罪，这样的导致老百姓买不到便宜药的抢购，却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而甚至连身份、意图都得不到调查，遑论以破坏社会秩序处罚刑拘，这中国的黑社会化岂不是朗朗乾坤畅行无阻了吗？

以前只听说平价药店大多为私营，因为匿名力量在租房、地段、进货渠道等等方面肆意设难，屡开屡关、饱尝辛酸。直播南京报道的恶性抢购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例如山东威海市今年3月份开业的惟一一家平价药店，开业后头3天连续遭到抢购。据药店跟踪，抢购系十几家非平价药店请了不知来路的人干的。在北京也发生过多起。2005年1月间，北京市宣武区一家叫做“天天好大药房”的平价药店开张了。据店里的人介绍,本来库存量足够一个月的销售,有的品种几乎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大药房副总经理谢骁威在开业当晚表示：“太难了，压力太大了！”

何止困难压力，让我说就是官场、厂商、医院构成的既得利益链，所开始露头的黑社会苗头。据报道，也是在首善之区北京，就在“天天好”遭抢购的同时，一家位于京城新街口街道服务中心的利君堂大药房，南门临街的门玻璃被不明身份的人砸碎。2005年1月12日下午4时，《北京娱乐信息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药房南面2米多高的大玻璃门上还留着被砸的痕迹，整块玻璃已经变成网状，中心有两个洞。据药房办公室人员介绍，是日凌晨2点多，随着“咚，哗”几声，在办公室值夜班的师傅祁宏奎、李海锋突然被惊醒，从床上迅速爬起来打开门一看，大门玻璃已经被不明利器击碎。这家在宣武、丰台、东城、西城开有连锁店的药店的生意一直很火，每天的销售额能达到二三万，顾客有上千人。

被抢购的药无疑都能轻易重返黑色链条。例如在利君堂，通常北京黑链条中销售17元一盒的“芬必得”，这里是12.4元；复方丹参片100片装已由8.8元降到1.9元；93.1元的治疗糖尿病的药品糖适平，这里只卖67元。

利君堂大药房的工作人员说，“前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恐吓电话，说了一些‘你们的价位怎么还不往上调啊，还开不开啊’之类的话。”利君堂总经理胡海说，“刚开业不久，就有店里员工的三辆自行车莫名丢失，也曾接到过数个恐吓电话，刚开业的‘天天好’大药房不也遭到厂家和供货商的联合抵制吗。”“真希望这种噩梦早点结束。”

谈何容易！直拨南京的现场报道称，南京一些黑链条中的大医院每天的药品营业额就高达几百万元，每年的黑色利润上亿！

我请了解中国的人们说一说：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是代表了评价药店呢还是代表了黑色利益链呢？可以断言，如果权力机制依然不变，已经失败的医疗改革就会继续失败下去，黑色医药链条就会继续黑下去。随着利益冲突的尖锐，将来的“战争”一定会从“恐吓电话”、“砸门窗”逐渐升级。在这升级的“战争”中是民众健康与生命的继续被践踏。

乱到毫无体统了

若干年来有数例良心发现的药品推销员，公开揭露过进药是医院腐败的重灾区。据测算，南京各大医院的一些医生光是处方回扣每月就能收入上万元。那些共产党任命的医院官员能捞多少就不难想见了。

据揭露和报道，长期来医院的种种恶搞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南京北崮山骨科医院，市物价局规定，其床位费只能收每天8元，但这家医院一度曾收到了25元。记者质疑院方时负责人只是通俗地狡赖说没有。当记者与他核对一结帐单上写的1218.70元时，这位负责人竟说不出近一半收费的理由。

按《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加价一般应控制在15%～20%之间，而在湖南衡阳市的许多药店、诊所、医院都超标了。湖南某药厂生产的青霉素V钾片，每盒出厂价不到7元，而药店的批发价则高达20多元；南宁某药厂的牛黄解毒片，每袋出厂价仅2元多，而有的药店其零售价却飙升至近30元；山东一位患者因拉肚子上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两瓶乳酸环丙沙星，院方要价为每瓶60多元，谁知该患者恰恰是生产此药的药厂工人，知晓一瓶药的出厂价才3元。一些营养滋补与特效药品（包括假冒）购销价格相差尤甚。

2004年3月间笔者看到一则报道说，有的零售药价竟比出厂价高出数百倍！东北一朋友告诉我，在黑龙江一些地方，一些所谓乡镇药厂简直就是“劣质食品”厂。假冒伪劣为何好销？便宜；为何销得出？回扣；为何愿意进？利值大。南京《周末》报有位女记者曾努力报道过南京医院的种种“乱来”，1998年我就看到她写过多篇。1998年12月29日下午3点，她与通讯员陈宇祥来到南京市下关激光医院。原因是日前收到下岗女工张小燕的投诉：“前些时候我在某报上看到下关医院刊登的广告，称服用他们医院开出的‘复方甲亢丸’和‘复方甲亢胶囊’有明显治疗效果，于是我到该医院甲亢专科门诊部了解情况，该科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医生称：‘你的甲亢病最多要吃两个月的药就可以完全康复’。而几个月过去后，我花了8000多元的医药费，病情仍不见好转，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耽误了我的病情，不能使我得到正常治疗……”记者随同南京市物价检查所谢科长一行，找到了该院的负责人，而甲亢专科门诊部则是“关门大吉”。据该院的负责人介绍，该院的甲亢专科门诊部的医生并非是医院的正式职工，而是院方从外面聘请来的投资者，与院方签定了承包租赁合同，承包人每年向院方交纳6万元租金，院方则为承包人提供工作场所等便利条件。调查结果：这家医院使用的是“三无”药品。院方负责人说：“可能是承包人自己配制的，而医院则一直严禁承包人使用‘三无’药品。”──院长以为这样搪塞就能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推”且不够，还倒苦水：“我们不能管得太宽，若管得过多，人家就会拍拍屁股不干了。”（取自1999年1月8日《周末》李霞 文）

像这样的“责任人”，如真“依法治医”，那么起码有两个字：撤职！当然，真的“依法治医”的话，要撤的院长就太多了；倘真“依法治国”，一定还要治到自己头上。官场的熟人介绍说，别看一些中小学校长、医院院长之类，一般处级领导他都敢不放在眼里，他们只要把市里的领导服务好了，就脖子硬起来。

还是说南京（又岂止在南京）。一些医院曾经简直成了百货商场——南京白下区中医院和光华卫生院等医院为“病者”开出的“药品”竟是金华火腿、旺旺仙贝、茅台酒、雪碧，甚至还开自行车、大彩电……曾有统计，南京市医疗机构有1000多家、等级医院190家、街道卫生院56家。那些医疗质量不高、管理混乱、运作不景气的医院，看准了部分市民“爱贪小便宜”的心态，用“以物代药”来获取医院的“经济效益”。在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查处的“王巧云8万元医药诈骗案”中，从几家医院开出的处方清单上可以看到：板鸭、皮蛋、香肚、瓜子、快餐面（100箱）、西洋参（3000克）、电饭煲、浴霸等等，简直是个“日用品批发店”。（取自1998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有的医院竟然干脆由商店代开门诊收据！有记者活儿做得细，也就查出了处方上的“青菜排骨”——中医讲了：药补不如食补嘛！难怪懂“辩证法”的中医讨人喜欢。简直乱到了毫无体统的地步！谁能知道那些每月报销医药费动辄数万元的离退休干部，是不是骗报到一辆轿车？2005年哈尔滨某医院500万医疗费的案例中，不就有腐败的黑影在晃动么。

为了钱，“粗心”的事难免发生。于是，做个小手术，竟要吸氧90袋；广东佛山市谭先生因冠心病到市内一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因怀疑医院多收医疗费用，家属来到该医院检查药费，经查，在住院期间的某一天，一种名叫“强力脉痔灵片”的普通西药，用量应是两片共0.3克（每片0.15克），但收费竟是按6000片（即900克）药收的，共多收了11700元。2005年，有广东患者看一次常规小病竟被宰到了百万元！

医生不是官，但中国不是官的“官”太多了——只要被人求就会“官”起来。官的事秘密多，你还不能问，问了官与“官”们就不高兴，就有官脾气。结果问的人总会倒些不大不小的霉。什么“知情权”，扯蛋！官场的传统与魔术界的规矩是一样的。

天知道每天有多少求医者命丧假药

每天不知有多少万的病人在质疑医院卖假药乱收费？这两年经常看到南京传媒报道患者亲友与医院爆发暴力冲突的事件，常常弄到了需要警察来平息的地步。被欺负的弱者当然主要是患者方面。这情形全国每天应当成千上万。曾几何时，假“红桃K”、“菌必治”等等坑人了；三株口服液出事了；“珍奥核酸”、“脑白金”、“脑黄金”、“黄金搭档”都曾经是并且有的还仍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要广告客户；一次也不能用的“一次性”注射器充斥市场了；早就规定不能再用的医用橡胶瓶塞还是照用不误……吃“药”吃出人命来，在中国不是偶然的。有道是病人口中药，虎狼囊中金！

多年来，作为国家药监局一个部门的医疗器械司，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劣质一次性注射器屡禁不绝便是一大铁证。《南方周末》曾经顽强追踪揭露，终于查出了例如江苏武进等地的祸源——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更有甚者，一次性还可以变成非一次性！据2000年7月23日《服务导报》披露：浙江省东阳市贾宅村的废品市场，当地农民从群蝇乱飞、散发出阵阵恶臭的废品山，拣拾出来一些“可用”物批发给外地客户，有的经简单清洗重新包装后又流入市场。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有不少竟然是“成袋成袋”的“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输液器、一次性输血器”！我想怒问：这些废物是通过什么渠道从医院回到这样的市场来的？会不会有医疗人员参与其事？医院、废物管理部门有没有相关的管理规章？如此规模的非法市场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废物又怎样一转身进入医院的？……中国的老百姓哪，疑问铺天盖地呀！可是，苍天何德何能，黑社会式的疯狂何日才能改变？

2006年5月11日，众多报纸报道了上海53岁的女医生陈晓兰的英雄事迹：9年来她以小小的一己之力，不断追查举报假劣医用器械，可以说是与众多贪官奸商苦苦搏斗，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各级各地的政府医疗器械部门、与医院进行殊死的斗争。为了揭露邪恶，她常常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但掌握了铁的证据后，她却无法越过腐败的黑色屏障。由于她不舍的正义追求，她遭到了剥夺工作、剥夺退休金等种种厄运。我从报纸上看到美丽的陈医生目光迷蒙，包裹在了无尽的倦意中，显然是受到长期的歧视与折磨后才变成这样的。她深知做一个好人在共产党中国是多么的艰难！她说：“到现在，我还看不到尽头。”是啊，共产党统治一天，陈医生们就会在黑暗的医疗面前苦熬一天！

被上上下下说成“中国人民极大凝聚力”的“象征”——1998年抗洪救灾，也照样有“中国特色”：假药也照样上了抗洪救灾第一线！有一点必须说明，捐赠给抗洪救灾的物资中，凡是资本主义社会来的都没有一件是假货劣品！

2006年的新闻报道更证明了药乱在升级。看两个大案例——

一种用于整形美容的注射产品“奥美定”，把30万女性消费者给害苦了！本来在乌克兰还用得蛮好的东西，一到了中国合作方手中就变成了坑害女性的毒液，原因是中国方面掺假偷工了。乌克兰方面发现后立即中止合作。可是，仅仅一个月之后，中国药监局的医疗器械司就敢越权批准仿造乌克兰的劣质“奥美定”进入“临床试用”了！结果导致数十万女性脸上、头部、胸部等等充填部位，烂的烂、坏的坏、臭的臭，惨不忍睹！前往深圳富华公司拍摄和采访的香港电视记者，竟然在深圳富华医院被打；而受害者章惠起诉了吉林富华公司，却因为天地不仁的医疗事故鉴定，使她一审败诉、二审再败诉。可怜的后天残疾人才22岁的章惠姑娘，欲哭无泪、痛不欲生！30万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可是，共产党不让老百姓抱成团，受害者只能一个一个劳命伤财地走向法庭，不断重复章惠姑娘雪上加霜的命运！

2006年5月10日，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亮菌甲素注射液”致多人丧命的特大假药案浮出水面。经追查，源头是江苏省泰州市（共产党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故乡）的有关人员，供给药厂的辅料“丙二醇”为“二甘醇”假冒。据介绍，这种“二甘醇”对人体的肾脏、肝脏等重要器官有巨大的毁坏作用，连工业原料都不是而只是根本不能用于制药的工业辅料。几千管假药已经流向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媒体仅披露广东死5人。然而，谁都知道，共产党中国隐瞒真相乃一种固疾顽症，决不是例如最近山西大同某煤矿主的独特本领。作为假冒伪劣的党和制度，难道不是比假药更可怕的祸恶？！

中国的老百姓啊，我为深陷重重不幸的你和我和他——悲泣！

就在假药案曝光之后，你道泰州又上演着什么大戏？5月15日媒体报道，由博鳌亚洲论坛和江苏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医药产业大会在泰州隆重召开。“与会的600多名中外嘉宾，就政府公共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指导，医药资源配置、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产业链整合，投资环境改善与创新能力提高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会上指出：要立足已有基础，利用科技资源，依靠，开放政策，促进医药产业的迅速起飞，这是一个大的战略目标。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江苏要实施医药产业‘双倍增’计划……泰州正在努力打造国家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

我是一听到领导人作经济发展计划报告就感到恐惧的。中国的医药经济太过“发达”了。不是么，美国每年新批准上市林创新药才100多种，而以剽窃国外技术仿造农药、兽药、人药闻名于世的中国，仅人用新药每年就多大10000多种。这个坑害人民的毒药大国比印度的医疗落后了不止十年！

 

从2005年吉林石化苯泄漏造成松花江严重污染之后，我就开始注意中国经济结构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分析2005年与2006年中国纳税排行榜500强，就会发现在这些纳税大户当中以重化工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在500强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这个软肋就是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环境难以承受──且不说将加剧与其他国家抢夺资源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纳税排行榜500强说明，中国政府涵养税源的方式是培植资源型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无需考虑技术创新与展拓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与民众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第一，资源过度开采破坏了生态环境与民众的生存条件。这些资源型企业能够列入中国纳税500强，与它们竭泽而渔的开采方式有直接关系。这种竭泽而渔不仅以资源所在地居民现在的生存条件被破坏为代价，还使得资源所在地失去了明天。比如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是纳税大户，其旗下的寺河煤矿号称是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年产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但其开采方式的野蛮与疯狂让人瞠目：它掏空了山西省阳城县采掘面下的地层，使得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成为一处随时会塌陷的村庄。据说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资料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当年号称“地肥水美好风光”的山西省，如今就这样满目疮痍。

即使狂挖滥采，中国的资源消耗也难以为继。一个广为流传的资料是：200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4％，但是煤的消耗量却占世界消耗量的30％。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22.2亿吨标准煤，而中国每年煤产量约为20亿吨左右──据说，全世界煤的年产量约为50亿吨，中国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不仅使中国、也将使世界不堪承受。

第二，资源型企业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角。资源型企业中的石油化工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而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几乎都能看到石化行业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该厂就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国纳税500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型化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并邻近大江大河，这种布局减少了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却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对水体和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

第三，不少工人的就业机会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获得的。职业病的几大来源，如矽尘、煤尘、水泥尘、石棉尘、有机粉尘等生产性粉尘；铅、苯、汞、一氧化碳、磷等生产性毒物，几乎都与资源型企业有关。

中国污染严重，论者总是将污染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但从污染源来看，中国的环境污染更多地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而不是国民素质。上述生态破坏与化工污染的主角是中国财政收入仰仗的支柱行业──资源型企业，这类企业发展壮大，与政府的刻意扶植与政策倾斜密不可分，因为资源型企业的税收对国家财政至关重要，因此当局对开办这类企业总是大开绿灯，对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持行政不作为态度。

作为国家资源管理者与发展战略制订者的中国政府，它与资源型企业之间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注定了中国环境生态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糕。而要遏止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前提是中国政府得另有财源，比如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作为新税源。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在近10多年内没有可能得到的画饼。而10多年之后，中国的环境治理将成为天字第一号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