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81），著名西洋文学家。1910年考入清华，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25年执教清华。著有《吴宓诗文集》等。
《吴宓诗话》 吴宓著 吴学昭整理 商务印书馆 2005年5月版
著名学者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所谓“现行”，就是他公开或私下明确而尖锐地发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斥责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在《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这类言论随处可见，字行间无不闪耀着吴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光辉。
憎恶“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性”言论，最早见于1965年12月23日。此前，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吴宓到成都参加了四川省政协会议，12月10日回到在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但此日之后至20日前的部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失去。因此现有记载中已经是在“续讨论”吴晗遭到批判的剧本《海瑞罢官》了。此前的日记中是否另有相关文字，现已无法得知。
吴宓在1965年12月2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1961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欲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册313—314页）
从这则日记可知，从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宓就是“愤怒不服”的态度。
1966年1月13日晚间，吴宓应邀至普施泽教授家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吴宓非民盟盟员，系来宾）：他在日记中记载：“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见。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1964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第七册338页）
姚文元已经把吴晗《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都说成是影射、攻击现实了，吴宓却毫不顾忌地在1966年1月15日日记中写下他影射、攻击现实的感慨：
“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第七册343页）
1966年2月12日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到“批判继承”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发言要点：“宓谓，此中有极大困难，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盖谓，今日并不许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册370页）
真是一针见血。吴宓在这里所说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学术批判，而不是毛泽东、姚文元那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1966年2月19日：
“10—12古典文学教研组讨论《谢瑶环》（田汉1961依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再改编的京剧本，凡十三场），宓最后始作简短之发言，表示宓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但暴露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关君斥为淫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词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第七册377页）
“云松文”指《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的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吴宓一方面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公开赞赏已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谢瑶环》的内容（爱情故事）和艺术（文字、词藻）的“美”。其天真、无畏之态跃然纸上。
1966年3月23日：
“10—12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二册，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第七册399页）
这个“与近今同”的评价，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祸之酷”、“文字科罪之严”的文字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少文化人还在诚恐诚惶为之欢呼之时，能有这样的洞见，是极具胆识的。
1966年4月14日：
“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第七册414页）
1966年5月12日：
“8—6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批判邓拓座谈会，宓首发言，其中赞美中国之王道，又谓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说法。”（第七册432页）
已经到了举国上下都在大批吴晗，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吴宓还敢作这样的发言，岂有不当“反革命”之理？
不堪“革命”盼速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不堪忍受这样的“革命”对精神上的折磨，多次在日记中写下“实愿速死”、“盼早日死去”、“惟祈速死”的文字。
1966年3月4日，吴宓补记了他当天下午在古典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讨论中的发言要点：
“宓发言，谓不能亦不敢与焦比较（∵非同路人）。宓今有‘生与死’之矛盾，即是‘生不如死’——盖宓之阶级生身、教育、工作、成绩etc.（指旧时代），皆使宓成为党与人民之‘罪人’，而反蒙党与学校优待，同志们之礼遇，殊深感愧。今宓实已完全不能工作（所有宓之学问、能力、特长、创造etc.，在今不惟无用，而且有害），反不如赖老之早日长眠地下……”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说到的“赖老”，是西师中文系教授赖肃（以庄），在此前的2月17日病逝，终年76岁。
1966年3月15日：
“下午……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存。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实愿速死为佳……”（第七册394页）
1966年3月30日：
“下午……中文系教职员教学改革学习会，记录粘存。按，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澌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讲演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赖老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第七册403—404页）
1967年2月8日（“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当晚，孤独的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38页）
痛恨“破四旧”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鼓动下，“破四旧”之风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兴起于京城，随即刮遍全国。8月23日，吴宓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第七册529—530页）
8月31日，西师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第七册532页）
吴宓在1967年除夕的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1966年9月2日被官办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第八册38页）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
“1966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124页）
怀着这种“伤心愤恨”的心情，吴宓趁造反派组织忙于打内战，管理松懈之机，多次将自己被抄收的书物择要“偷”回（详见笔者所撰《吴宓“偷书”》，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以实际行动对所谓的“破四旧”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鄙夷“教民作伪”的政治表态
1966年4月6日上午，西师中文系召开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的讨论会，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作伪而已。其不合情理，强人以所难，更不待说也。”（第七册408页）
吴宓入木三分的批评，揭露了这类“教民作伪”的政治学习的虚伪丑陋及祸害，即使今天读来，也会感到有振聋发聩之力。
在最初的批判高潮中，西师中文系教师杨欣发遭到批判，系主任布置教师人人都得写大字报，吴宓写的大字报先是只表态“划清界限”而无内容，后是只写了一件小事而无高度，都不合格，他在1966年6月14日日记中写道：
“盖今者必强以一切事归于阶级，功罪皆然。故众必欲宓承认‘宓之斗争杨欣安不力，纯由宓出身地主阶级（而非因宓今已七十三岁，年老力衰），’……若云‘实由宓曾读孔孟之书，夙行仁恕之道’，则必为诸君所更不容许者矣，故宓心滋痛伤。”（第七册456页）
1966年7月24日，他讥讽当时一般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作伪”表态：
“晚……中文系师生员工‘拥护刘少奇主席庄严声明及支持胡志明主席战斗文告大会’……诸人演说，虽旨在援越抗美，而皆力言‘必须尽情揭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且若以文化大革命办成即可保证抗美援越之胜利者，诚宓所不能解也。”（第七册494—495页）
吴宓拒绝参与这样的“作伪”表态，遭到了市委工作组批评。7月29日：“工作组乙同志作总结：诸君应以多写大字报，将中文系揭发深透，完成文化大革命，实行表示热爱党与毛主席——有一部分同志，所写大字报甚少（按，宓首为其一），今后望多写云云。”（第七册500页）次日（7月30日），他在日记中即记载了他的消极对抗：“10—12命写大字报。宓自整编文件及报纸。”“夕5∶30—6∶30众写大字报，宓假寐，坐息。”（501页）
哭“黑帮”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502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因而吴宓对他的被打成“黑帮”深感不平。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第七册504页）
吴宓两次使用了“蔡邕哭董卓”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对“黑帮”方敬被打倒的痛心。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被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种种“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如批判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周扬产生愤恨之情，反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
“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12页）
痛心文化之亡
1966年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针对工作组奉命撤走后指派学生组建文革筹委会主持校务的现状，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运动之期限延长”这一点上，吴宓低估了这场浩劫的肆虐时间，他怎么也想不到竟会长达十年之久。
1968年2月27日：
“宓每日阅《新重庆报》，恒感今日中国之报纸，其中所载，无新闻，无纪事，只有宣传与教训（毛泽东思想）而已。学校中所谈所写所读者，亦惟是此种毛泽东思想之宣传与教训；至于中西古今之学术文化，已无人眷念及称道及之者矣。”（第八册391页）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吴宓在1967年11月28日说的一句话。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上午……众论运动之莫知如何‘到底’及十年后运动再来‘应是如何情形耶？’——宓插言曰：‘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言出，又甚悔之）。”（第八册303页）
毛泽东一再说“文化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当时许多人都曾设想、议论过下一次“文革”中自己应该如何吸取这次的教训，如何更少失误，更多胜算。然而，当诸位“牛鬼蛇神”教师在议论猜测十年后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应是如何情形时，吴宓却在一旁一针见血地插话说：“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
文化存留都已经没有了，还谈什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当时全国上下的痴迷、疯狂中，吴宓独自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可悲可怕的前景。他这一插言，现在读来也令人感到有石破天惊之震撼。
质疑为何搞“文革”
1966年12月15日：
“上午7∶50—11∶30菜圃工具室学习……宓首发言，提出二疑问（为宓所不能解者）乞众指教：（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何故必须有此运动？（ⅱ）此运动何故必须采取群众运动之方式？（宓言颇长，耿、彭二君为归纳成此简题）……”（第七册555页）
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吴宓却耿耿于怀。一年多之后，他再次重提这个问题。1968年3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上午学习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吴宓走在后面，问“组长”成文辉：“宓读《毛选》四卷，深敬佩毛主席，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疑（不解）毛主席何以不明降惩罚于刘、邓及其党羽，而必作出此广大、曲折、繁复之文化大革命运动乎？祈有以教我。”
“成君答曰：与公同具此感之人甚多。今欲解决此疑难，只有注意一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方能知悉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斗争是如何剧烈而久长，而毛主席独力卓识，坚强奋斗，经此运动，方得在党内、国内取得全胜，进而可以在全世界取得全胜；苟无此运动，则中国人民大众及全世界人民大众莫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公如此去想，则庶能拥护此运动而益敬佩毛主席矣。宓唯唯，而先出，回舍。”（第八册396页）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摘帽右派分子”，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造反派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
显然，成君的回答只是一些大而画之的空话、套话，是不能使吴宓满意的。而且，成君并未体会到吴宓提问中已经含有对毛泽东深深的谴责之意。
痛心学生受毒害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下令广播发表后，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纷纷仿效，一时间大字报贴满校园，20日晚，中文系主任魏兴南来访，问起吴宓对学生大字报的意见，吴宓对一些大字报中牵强附会批判教师的文字进行辩驳：“郑、荀等四人为学生写字以赠，其写‘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及‘先天下之忧而忧，……’似不为错误，前句可以毛主席当之，后句写一人之性行，非必即是忧1962中国之困迫，总之写者初未必有何深心，不当深文加谴，云云。——魏主任答：但何不写录毛主席语录或诗词，则可无讥矣。”（第七册462页）
魏主任的这一典型的“文革”式回答，真叫吴宓无言以对。第二天，就有对吴宓“深文加谴”更加厉害的大字报出现了。吴宓日记记载：“外语系汪兴荣之揭发，多纸，章节区别，书写工整，惟如宓恨吸纸烟人一条，彼插言‘毛主席亦吸烟者’，宓实未闻知，仍续宓前言云‘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今乃指判为‘宓蓄意刺杀毛主席’则太严重矣……”（第七册463页）
从“恨吸纸烟人”联系到“毛主席亦吸烟者”（即“恨毛主席”），再进而将“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分析上纲为“蓄意刺杀毛主席”……后人若不知道“文革”中的诸多“反革命”罪名是怎样炮制出来的，看看吴宓这则日记就可明白大半。
吴宓当然深知学生这样的作为是被教唆出来的。他在7月26日日记中写道：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第七册496—497页）
1967年1月7日：
“下午2—5清洁劳动；宓从成君，共五人，扫除卫生科至小校门之一段马路，连同马路两边之广场沟渠等。该处聚集外来串连之红卫兵极众，尤其红卫小兵（小学学生），奔跑呼喊，跳荡狂掷，只知游戏，食甘蔗及糖，蔗皮及糖包纸随意弃投，满地皆是。吾不知如此幼稚之人物，其到处串连果有何益哉？”（第八册8页）
1967年3月14日：
“闻诸队员述说：本队在高地所种之莲花白菜一区，有儿童三四十人，成群结队来此，各持小刀，将莲花白菜每株均割断或割裂破碎，又从地中拔出，抛掷陇畔（若辈并不偷盗菜蔬，非为好利贪私，直是有意作践、破坏牛鬼蛇神之劳动成绩而已！）。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小儿们无复教育，纵任其放恣横行，于此为极矣。”（第八册67—68页）
“纵任其放恣横行”，显然，吴宓当时就已经明白动乱的责任应由那上头的教唆者来负。可叹的是有不少人至今还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思想精神决不改
1967年9月22日，吴宓在上午的小组学习会批判刘邓陶路线时“原拟发言，大意（1）最近学习后，始明刘邓陶之企图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目的；前此完全茫然。（2）多年来，宓只知服从、遵行党国之一切政令及其人员（下至学校、系、组之小组长），不敢有违；又承受党国之诸多设施及条规（如《高教六十条》及注重学术、演唱旧剧等），辄喜其深合我心，因此感激党国之开明及仁惠，而不知其实出于刘邓陶等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思想者也！（3）自1966九月至1967四月初，宓写交述说、批判宓一生之‘罪行’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又曾重复两三次……今兹又须从头再写备交，宓实厌苦而无力为之矣！至于宓之‘罪行’，主要是顽固之封建思想，表现于《学衡》杂志中者，而与刘邓陶派实无任何牵连与关系也，云云。……然考虑之后，觉（ⅰ）今日宓尽可不发言，（ⅱ）如此言之，对宓无益且甚有损害，故决定沉默不言。”（第八册258页）
过去感到“深合我心”的，在“文革”中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吴宓对这样指白为黑的现实决不愿意“苟同”。他在1968年6月14日日记中又有一则类似记载。当天，吴宓读了造反派组织发下的“学习文件”《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窃以为，凡当时宓等所喜悦、所认为正确、适宜之设施、文件，今皆贬斥为刘少奇路线；且中国与苏联1959或1960方失和，前此之‘学习苏联’又岂得为罪哉？”（第八册478页）
1967年11月14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小组在一起杂谈中，有人“讥斥近百年中之传教士、救世堂、医院以及美国及英国庚款所办之事业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当亦在内），又平民教育会（晏阳初主办）……”“皆美英等帝国主义豢养之走狗，以危害中国而反抗共党及解放者。”吴宓“不能复忍，乃微言……”作了简要的辩驳。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此事后写道：
“按：诸君之说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场’，即是认定毛主席所主张、发动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丝毫怀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与感情上，断断不能接受，不能屈从与苟同。幸今日宓未再发言。今后应更须坚忍而沉默，方可免祸耳。”（第八册297页）
1968年1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劝告吴宓，“今兹自保、自救之术，首应与众混同，不可在服饰言动之任何小节，与一般人有所别异”，“更论思想、立场、态度，则宓必须诚心认识自己过去一切之错误……必如此，然后方能望‘走到毛主席思想路线上来’，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得免于覆亡之灾祸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后评说道：
“按，诸君之劝告，亦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饰形貌之见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学术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实不愿改，且不能改也。祸福死生，听之而已矣！”（第八册345页）
1968年1月27日：
“10时休息后，众围火盆坐，谈毛泽东思想及改造问题。宓自念（1）宓不及诸君之灵敏巧妙，善于表现，（2）宓又曾闻中西古今圣贤之教，多读文史典籍，宝爱中国及世界文明，不忍见其澌灭，故不能从诸君专诚一心，接受毛泽东思想，参加阶级斗争，故宓之思想改造实难，而前途之祸福未可知也！念此，忧心忡忡矣！”（第八册365页）
1968年2月16日，成文辉劝吴宓：“公之根本正路，只有经过学习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之世界观。公每日回家之后，如仍闭门离世，自读旧书，实非计之得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录谈话要点后评论道：
“归途自思，成君教宓之意，可感。然宓对中西古今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之全盘思想（以及宓对天、对人、对物、对事之深固感情）焉能改造？宓在舍，得安居静处，不读旧书，则将作何事？”（第八册378页）
1968年6月7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谈如何在两派斗争中“趋吉避凶之道”，特别对平时“开口便错”的吴宓进行规劝，“贺明元君只一语：劝宓今即每日读毛主席著作，作出笔记若干条，以后整理、编辑之为一篇，供大批判时、受斗争后，发言（自我批判）之用。”吴宓记下此语后写道：
“宓按：贺君所劝教，极是。然宓殊不能降心、壹志以为此，大异1952之心与境矣。”（第八册470页）
吴宓的“反动立场”何等坚定！
直斥元凶
在196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吴宓就“含沙射影”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6时起。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之理，古今应作何解。”（第七册489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吴宓越来越来越愤恨，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在日记中写下了直接指斥毛泽东的言论。
1968年2月22日：
“成君述其家况之艰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坏，长女在南江‘上山下乡’者，因其地骚乱，回家久居，工资未发，口粮为人取占。（贺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毕业二载，迄未分发工作，皆闲居在家，故成君钱粮俱缺，赖本组同人济助，每日全家啜粥，杂以青菜，恒不能饱等情……”（第八册385页）
吴宓在这段话后面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加在括号里的感叹——“然称颂毛主席，毫无怨言”。
吴宓的好友凌道新（历史系“右派”教师）被罚在教师“劳改队”劳动，1968年6月1日，凌道新向吴宓诉说了被造反派“苛虐”管制的情形：“全日劳动”，“几次排队举大黑旗，敲锣鼓，游行校内及碚市”，“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血泪控诉后，怒不可遏地写下了自己的评语：
“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第八册464—465页）
真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
读到此处，使人不能不对吴宓这个被“革命左派”们视为“老学究”、“老废物”、“反动权威”的杰出学者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