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十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已不再有过多的神秘面纱，甚至连谜都不大有了——谁谁当选与你我何干，他们这时候就像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些民间看法，都得益於中共起家的柏林墙了。有了互联网，中共精心营造的柏林墙，不但事实上千疮百孔，风雨摇摆，还早已在人们心中坍塌。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共并不例外。即使胡温十七大后继续执政，但在四面透明的柏林墙包围之下，胡温很难「涛声依旧」。

中共建国至今，起家的老本都是一如既往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筑起一堵有形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进入江、胡时代，这双重防火墙却无法完成历史使命了，它很快就遭遇互联网这个「？星」，先是自由门、又有无界浏览、世界通……那些陌生的外国「进口货」，已经是中国中间力量最熟悉的老朋友了。用这个「器具」，师夷长技以制「共」，所以说，那个中共的柏林墙，风雨摇摆之余，确实是来日无多了。

赵紫阳时代，也有打通中共柏林墙的尝试，比如中外合资报纸《计算机世界报》有了出生证，但后来广州《现代人报》欲与香港媒体合作，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由此可见，中共对保护柏林墙坚持严防死守、守土有责。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错特错的是中共还在使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黄历，「中国的共产主义有朝一日可能消亡」已不是巫师般的诅咒，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互联网每天都在使用着如此先进的摧毁专制的「魔法」。胡温们虽然在公开场所戴着红领巾、传扬着共产主义，但他们内心也知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大潮不可阻挡。他们已经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前苏联、东欧地区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的重要标志.

听说过柏林墙故事的人，都会感慨那跳楼逃生的一幕：有一位七十七岁的老太太在跳下来之前，吓得瘫倒在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都不行。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准备散去时，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现在，共产党东德已经不存在了，柏林墙也成为记忆。可中共还在，而且正开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摇摇欲坠的柏林墙能否加速推倒，或被打通，是中共民主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最后机会。

现在，互联网已经让以往密不透风的中共专制特色的「柏林墙」有了隧道，有了缝隙，胡温们已经到了选择的最后关头，是顺应民意？还是掩耳盗铃，以为柏林墙牢不可破？若是前者，不但是胡温及其所在的中共之幸，也是全民之幸。若是后者，请胡温们早日选择自己的落脚点，因为害怕再次困入「老大哥」绑架陷阱的人们，为了获得免於恐惧的自由，他们只能推倒柏林墙，让自由、民主回归到中国。

机会稍纵欲逝，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因为还残存着「家天下」痕迹的柏林墙，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被强权奴役着的人们就无法成为公民，更谈不上进入公民社会。时间不多了，不知张口闭口民本民生的胡温，能否下得了彻底推倒柏林墙的决心？

 

 

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於九月五日启程赶往悉尼，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该组织二十一个成员国的首脑於九月七日在悉尼歌剧院开会。哈珀九月十一日在澳洲国会发表九？一一周年致辞，他是第一位在澳洲国会演讲的加拿大总理。澳洲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去年访问加拿大时，在国会向参、众两院演讲，正好是哈珀上任后第一位外国首脑在国会演讲.哈珀行前，一些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加国会议员、人权活动人士在国会山举行集会，敦促哈珀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练者的问题.总理办公室女发言人桑德拉。巴克勒表示：「无论哈珀到哪里，他都会谈到有关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和经济问题.」

北京六四屠杀后在海外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发表致哈珀的公开信，希望哈珀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并籲请哈珀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五项要求：「一、立即停止迫害中国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停止迫害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等宗教和信仰组织；二、立即释放包括王炳章先生在内的中国所有政治犯；三、允许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回国探亲、旅游和观看奥运会；四、停止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监控，停止舆论和信息封锁；五、加强对出口产品的检测，杜绝有害有毒产品流向国际社会。」

另外，代表包括民运组织、西藏社区、维吾尔社区、台湾社区、法轮功、以及大赦国际在内的九个团体的「中国人权网络」在向总理哈珀发出的公开信中，列举了中国近来发生的严重人权迫害的案例，要求哈珀借亚太峰会之际，继续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加拿大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侯赛因？塞利尔被中国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事；要求中国尊重西藏宗教文化自由，以及要求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等。中国人权网络随即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应，并表示，公开信已转给了外交部。

八月下旬，哈珀总理刚刚在加拿大旅游名城魁北克的蒙特贝罗小镇，接待了前来出席历时两天的「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首脑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布殊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这是三国领导人於二○○五年三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韦科会晤时发起的，每年举行一次。目标是加强三国安全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加总理哈珀在会上向美国总统布殊表达了加国军队继续留驻阿富汗承受的巨大压力。虽然哈珀本人支持加拿大派军前往阿富汗作战，但国内反对声浪不绝於耳，反对党甚至威胁以此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哈珀在今年六月不得不表示，除非国会投票通过延长加拿大部队在阿富汗的期限，否则加拿大在阿富汗的驻军时间将於二○○九年结束。

同时，哈珀在与布殊的会晤中提出了加拿大争取在北极的领土主权问题，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布殊回答称：「西北通道存在分歧，我们认为那是国际水道。」「但是，我们不挑战加拿大对那里的岛屿拥有主权，并支持加拿大对那里的驻军拨款、行使主权。」

另外，哈珀也向布殊提出了边界安全问题.美加两国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没有军队设防的边界，通关手续非常简便。在一九八九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两国公民无需护照即可互相穿越国境。「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美国从二○○二年开始在美加边界增置国民警卫队和保安力量，近年来又要求两国公民必须持有护照过境。增加边检手续虽然加强了安全防范作用，但也大大增加了通关成本和时间，影响到两国跨境货物的运输和交易，在加拿大引起不小的反弹。

北美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三国将在加强北美在全球的竞争力、食品和其他产品安全、可持续的能源和环境、便捷和安全的边境管理及应急预案与管理五个方面开展合作。

 

 

仓促投资30亿美元

国家外汇投资管理公司尚未成立，就匆忙做了第一笔大买卖，出手就是三十亿美元，投资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黑石集团」（或译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 L. P.）。这样大手笔的投资，从酝酿到成交，不过二十天，过程十分仓促，至今已造成中国政府七亿美元巨大账面损失。面对广泛批评质疑，传媒禁声，当事者拒不认错，反指他人不懂长线投资.如此心态行为，如何担当掌管二千亿美元投资大任？

黑石集团二○○七年一月聘请梁锦松为资深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Blackstone Group， Chairman of Blackstone Greater China），专门负责中国区业务。在黑石集团内，与梁锦松一样有资深执行董事头衔的僱员近六十人。

梁锦松出身「草根阶层」毕业於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左派组织的学生运动，在文革中上过井冈山，被人称为国粹派。香港回归以后，他既是董建华班子的中坚，也是中方最信得过的特区政府高官。二○○一至二○○三年间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被视为董建华的接班人。但二○○三年因买车丑闻被迫辞职，黯然结束政治生涯。此次重新出山，不过数月，梁锦松凭藉在位期间与中国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中国外汇投资的第一单，为新东家立下汗马功劳，而中国政府却损失惨重。

今年四月底五月初，梁锦松代表黑石集团与负责中国外汇管理的官员会面，询问中方是否有意参股黑石集团.此前不久，三月份黑石集团刚刚宣佈公开上市计划（IPO），欲筹资四十亿美元。

中方很快就给了回音，令梁锦松及黑石集团惊喜不已。中方愿投资数十亿美元购买黑石集团股份（common units）。此后经过协商，双方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五月二十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中方投资三十亿美元，以95.5%的IPO折价购买黑石集团股份。当六月份黑石集团以三十一美元定价上市时，中方以二九点六美元的价位买进了一亿多股黑石集团股权。

中国官员的傻大胆投资作风

黑石集团四十亿美元的上市规模乃是美国历史上第六大，也是近五年来最大的一次初始股上市。消息宣佈后震动全球股市，十分引人注目。但中国政府一出手就是三十亿，几乎是黑石集团上市筹资规模的75%，同时还附加了中方持股时间必须在四年以上，而且没有投票权的严苛规定（与5%的折扣相比，如此苛刻的条件可以被认为属於羞辱性的条款，是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家都不会接受的）。如此投资行为，令全球金融界咋舌，领略到中国政府某些官员的傻大胆投资作风.难怪黑石集团的创始人、首席执行长史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兴奋地表示：这是中国资本流动极为重大的模式改变，预示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据中国大陆的《财经》杂志报道，自五月一日梁锦松与楼继伟晤谈后，有关决策人士才知道国际金融界有这么一家巨无霸集团.报道引述内部人士的话说：「对於黑石集团，此前我们知之甚少，这次接触后才刚刚开始看材料。」

按理说，如此钜额的一笔投资，任何政府或公司都应在事先做出严密周详的考查研究。不但要对投资对象作详细的瞭解，还要对相关的投资环境作充分的分析。

从投资对象来说，黑石集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类：企业兼并、房地产投资、资产管理及咨询理财。该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私人合夥性质的公司，在上市前其内部运作以及财务状况十分保密，业务面又非常广，要对该集团作出准确评估，决非数周时间就能完成的。

再从投资环境来看，五月份之前，美国股市虽然牛气得很，但由於房地产连年不景气，与房地产有关的建筑业、贷款业、银行业等公司的股价已大幅下挫，特别是次级贷款市场的问题已逐渐暴露出来，与次级贷款市场密切相关的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及对沖基金也岌岌可危。虽然投资者很难知道这些问题对黑石集团会有多大影响，但在黑石集团的业务中，投资房地产与对沖基金佔了很大的比重是明显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审慎的投资做法就是尽量避开这一类公司，而不是相反，搬起黑石砸自己的脚.

赌博式盲目下注心态

据说楼继伟等人在与梁锦松会晤后，整个五一长假期都没有休息，伏案研究黑石集团.如果此说确实，笔者对楼继伟等人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但也更增加了对他们管理外汇投资公司能力的担忧.不说这种临时抱佛脚式的作业荒唐，如果他们真的对国际金融市场有充分的瞭解与丰富的学养，那么至少也可看出投资黑石集团在时机上是不妥的。

但中国的外汇管理官员却在短时间内就匆忙做出了投资决定，令人百思不解，唯一的解释就是中方官员眼看黑石集团就要上市，以为上市后其股价一定会大涨，为了追求高回报率，所以迫不及待决心下注，而且还要下大注。为了下大注，甚至不惜忍受苛刻的投资条件，也不顾签约时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还没有成立的现实，就下单签约，这在投资界恐怕是前所未闻的创举，是又一类的「中国制造」。

《财经》杂志引述内部人士的话，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下注心态.这位人士表示，黑石的IPO计划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选择迅速出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机会稍纵即逝；另一方面，「按照国内传统的投资理念，IPO的风险比较低，收益比较有保障，加上黑石上市创下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新记录，必然会引起投资者的追捧，因此我们选择了黑石。」

盲目的下注心态不但使中方官员接受了苛刻的投资限制，而且使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就遭遇滑铁卢.黑石集团股价自六月份上市后，不断滑落，仅仅两个月，已从招股价三十一美元跌至八月下旬的二十三美元。中方的投资按账面算，已亏损了七亿美元。

所谓「机会稍纵即逝」，说白了就是赌博心态，是用「国内传统的投资理念」来指导外汇赌博。如果主管官员在此种理念主导下继续他们的外汇投资，笔者非常担心那一大笔百姓用血汗挣来的外汇，将变成他人的盆中餐。

 

 

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还未成立，三十亿美元钜款的投资由谁拍板？资金又从何而来？从有关的报道来看，未来的外汇投资公司掌门人楼继伟及现任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前任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都是参与其事者。但这样大一笔投资，显然不会就由这几个部长级的官员拍板，一定有更具背景的人在高层运作。从具体代表中方与黑石集团签约的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投）董事长汪建熙的出马也许可以找到线索。

汪建熙解释：「因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尚未成立，建银是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代理人出面与黑石签约的。」而具体持有黑石集团一亿股股权的是一家「万德福投资有限公司」（Wonderful Investment Corp.）。这家公司是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註册资本一千万元人民币。这家公司用了加急的手续办完了所有的工商登记，是专门为投资黑石这个项目创办的。

中国建设银行早在九五年与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建设银行握有中金公司43%的股份，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四年建设银行重组后，非银行业务则由中国建投继承。中金股份全部转移给了中国建投，中国建投成了中金的最大股东.而中金的总裁是朱鎔基的长子朱云来。

据此观察，中国外汇贮备以国家名义进行投资的幕后推手应该包括中金公司及朱云来。中金公司的网页做得十分专业，独独缺乏对管理层的介绍，谁是董事长、谁是总裁、谁是财务长均付阙如，朱云来低调得令人奇怪。

朱云来原来所学的专业是大气物理，在美国拿的也是物理博士学位，后又获会计硕士学位，曾在安达信做过会计师。九八年到中金香港分部工作，两年不到就进入总部管理层，二○○四年出任总裁。中金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国企海外发行项目，同时也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穿针引线。目前主管外汇的官员周小川、楼继伟都是朱鎔基的爱将。看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今后将与中金公司一起搭台唱戏。

中金公司目前还不是上市公司，但自朱云来实际掌控公司以来，一直在实施两个大计划，第一为上市作准备；第二利用上市的机会，实施管理层持股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实行，将使管理层名正言顺的把公司资产变成个人资产.

为了实行第一步计划，中金公司有许多动作，最重要的是增资扩股计划。目前中金有五个股东，除了中国建投是最大股东外，摩根士丹利是第二大股东.此外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香港的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各持股7%左右。

摩根士丹利与中金的关系非常微妙，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中金最初成立的六年间，也就是从九五年到二○○一年，中金的总裁一直是由摩根士丹利委派的，董事长则由第一大股东中国建投委派。自从朱云来进入总部管理层后，摩根士丹利在中金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加上中国加入WTO后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摩根士丹利与中金十多年的姻缘可能生变。在这种情况下，中金的增资扩股及上市计划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冷遇。汪建熙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我想，在这一阶段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现有的五家股东是否愿意增资，如果增资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新的投资者加入。」

中金公司心目中的新的股东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金公司目前的定位是投资银行，而且已获得外汇资产管理牌照，可以经营外汇投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资中金，在台面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加上国家外汇管理官员基本由朱鎔基旧部控制，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与中金的联姻将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

中金公司如果有了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这个大金主的入股，增资扩股上市计划便容易得多，其上市规模，有可能超过二○○七年四月刚上市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随着公司的上市，中金目前计划施行的制度「改革」，即由管理层低价或免费获得公司大量股份就能实现，谁将是这一系列计划的最大得益者，答案不言自明。

 

 

还有一个月，中共十七大便要揭幕了。虽然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这个权力机构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任何权利，实际上只是一个隆隆重重走过场的活剧而已。代表们的任务，不过是在电视机面前摆出一幅阿谀奉承之状、背诵几句言不由衷的讚美之词.至於党的路线的确定和领导机关的人选，代表们所知道的与任何局外人相比一点也多不到哪里去，他们只需要届时在会场里画画圈或者举举手而已。

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相对吸引眼球的看点在於，五年后有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将在这次大会上显露头角；而且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安排领导人的传接。

中共的领导人传接，过去从来都是由强权指定的。在执政以前，当时的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来决定中共的领导人。执政以后，则是由党内强人毛泽东、后由邓小平来指定身后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不仅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还指定了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身居总书记之位长达十三年的江泽民，在邓小平的阴影下执政了八年。他即使是不情愿，但是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来废黜邓小平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能够在生前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有党内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共产党内，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残酷竞争以及和平时期对政敌的无情清洗，建立了一整套维护个人强权的机制。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就是已经从精神上被阉割。在社会上，当时的中国十分封闭，无论是上下之间、地区之间、还是与国际社会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的传递流通。这种状况为集权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毛、邓不同的是，他们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无法端坐在神龛之上。纵使党的机器仍然在使劲地造神，但是怎么看都免不了给人一种沐猴而冠的滑稽感。这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升迁，并非由於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和特殊的才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由於他们常年的平庸和谨慎。否则，在这个逆向淘汰的体制中，他们早就如同胡耀邦、赵紫阳等有作为的改革家一样出局了。

正因为如此，对共产党而言，他们既不是打江山的良将，也不是保江山的功臣，连他们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只是由邓小平这个末世强人所授予的。怎么会有资格去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对全社会而言，他们指定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因为，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将要制定的接班人，都没有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令人信服的贡献，他们凭什么将社稷江山私相授受？更何况，信息的流动早已不同於以往，现任领导人们和所有那些候任领导人们的平庸、贪婪早已随着互联网流传甚广，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料，哪里还有什么威信去指定或者充当什么接班人？

对这个浅显的道理，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但是当今的领导人们就是死活不明白。他们以为，坐上了那个位置，就有了执政的资格，同时也有了指定接班人的合法性。可以想像，通过这次代表大会，他们还会演出同以往一样的权力指定承接的把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霸王硬上弓似的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既不会得到共产党内精英层的认同，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指定接班人的活剧实际上正在为中国几年后的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沙叶新寻师访友在广州与袁伟时、艾晓明、赵达功、野渡等友人相聚

为中国新闻自由担忧

数日前，朋友来访，还没落座，便有番趣话。

友：默克尔会见了你？

我：默克尔？

友：德国总理！

我：会见我？

友：报上都登了！

我：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报？

友：二十八日的《金融时报》，默克尔还同时会见作家李洱。

於是启动电脑，上网，查搜索关键词：「金融时报李洱沙叶新」。果然找到相关网页，标题是《中国承诺打击黑客》。打开一看，说的是德国默克尔总理来中国正式访问，八月二十八日和温家宝总理进行会谈。有趣的是这则新闻的最后两行写着：默克尔定於今日与李洱和沙叶新等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会面，以突显她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担忧……

我很惊奇，二十八号没人会见我呀？最近只有台湾的某先生约我见面，但约定的是三十一号。中国正流行失忆症，难道我也被传染？不可能吧，今年反右五十周年，官方媒体集体失忆，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曾见过英国女皇，见过澳前总理，见过华国锋，见过江泽民……也都不曾忘记。难道我真的已入老境，昔日之事印象深刻，最近的事反而记忆失常？可我还不至於老到这个份儿上！

究竟如何？

难道这是一条假新闻？我认为这消息肯定是真的，但默克尔提出要见我的时候，中国政府会不会谎称我不在国内，以致她无法和我会见？这种可能性不大，我相信温家宝总理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同僚都是诚实的人。

最大的可能是默克尔在出发前或来华后，计划有所改变，不来上海了，只在北京会见李大同等四位新闻工作者；况且她去年五月来中国访问时，已经到过上海，见到了她想见的人。

朋友勉强同意我以上的分析，但很为我遗憾。

我并不遗憾，过几天九月八号便是「世界新闻记者日」，在这当口，默克尔在北京会见李大同等四位因具独立思想而受到当局打压的新闻工作者，说明她对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特别关注。这一关注，在她和温家宝和吴邦国会谈中以及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时，都已多次直率地表达过.默克尔与报人李大同等会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当代中国，新闻自由远比作家的写作自由更急待解决，虽然写作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

更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会见我

我不遗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并不太希望外国的领导人与我会见，我更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会见我。

外国领导人和中国独立思想者的会见，是对被会见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是对施压者的一种反压力，这种国际压力难以抵挡。在不得不打开国门正和国际接轨的中国，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积极效果。所以但凡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领导人来访，当局都会释放一些中国的「政治人质」，做为「礼物」，送给外国元首。这虽然非常可笑、虚伪，也很可耻和悲哀，但从历史进程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一种被迫的进步。默克尔总理这次来访前，当局也送了「礼物」，正是畏惧这种国际压力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因此这也大大地鼓励了如今的一些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外国元首，弄得他们个个都像白求恩似的，既没受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更没受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硬是把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并且也毫无利己的动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新国际主义精神。这种新国际主义是对超阶级的、非暴力的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实践，更加为全世界承认！

外国领导人访华，和中国当政者会谈政治、经济等大事，只要一方不搞强欺弱的霸权，一方不搞红卫兵的外交，都会双赢，取得成果，会进一步地加强两国关系.外国领导人在中国的民间活动，如前往大学里演讲，和独立思想者会见，也定然会产生直接影响。就是他们在民间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很自然的行为举止也会产生良好的间接效应。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默克尔来到南京，下榻索菲特银河酒店。她不住四百多平方、三万多人民币一夜的总统套房，而住进七十多平方、一千三百元一夜的普通套间，令人感佩。而以往中国领导人出访，谁不住总统套房？有的甚至包下整个一层楼面！两相对比，优劣荣辱，不言自明。

默克尔获得中国民众的讚赏

另据《扬子晚报》等南京媒体报道：二十九日早餐时，默克尔谢绝去专门为其准备的私密性强的索菲特会所，坚持和一般酒店客人一样到七楼西餐厅用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麵包。

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感动的小插曲。在取一种燕麦麵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麵包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麵包，放进自己的餐盘里.

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麵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片麦片麵包。

这是默克尔作秀？不，只有中国的某些政客才作秀。陈良宇主政上海时，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有一次要为陈良宇设计「亲民形象」，起初的设计是让陈良宇探访拆迁户，后又担心会带来麻烦，难以脱身，便改为乘坐公交车，和乘客「亲切」交谈，以示「亲民」。陈良宇作秀完毕，当晚上海各电视台便做为头条新闻播出，但从此也再看不到敬爱的陈书记乘坐公交车「亲民」了，他忙呀，哪有时间，他晚上乘坐小轿车去「亲蜜（小蜜）」还来不及哩。

默克尔无需「亲民」。她不「亲民」，「民」反而「亲」她。据德国媒体报道，根据民意调查，默克尔的这次访华，获得了德国百分之八十民众的支持。

默克尔不但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她还获得中国民众的讚赏.仅仅默克尔捡麵包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也引起中国民众的惊喜。在互联网上对默克尔更是好评如潮：

「好总理！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国家的福气。」

「感动，佩服，了不起，德国人民的骄傲。」

「默克尔我爱死你了。」

「这才是公仆的样子。」

「这才叫好总理，知道勤俭。」

「在咱中国，村长也比默克尔总理牛十倍。」……

中国公仆要放下父母官的架子

正因为有这些积极效果，所以我非常欢迎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反对他们与我会见。默克尔今年被《福佈斯》杂志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名第一，第二是中国的吴仪，我当然有会见这位「第一」的好奇心，况且她年轻时在东德生活过，对暴政下的人民痛苦有切肤之痛，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会见我。当然也不一定会见的必定是我，和其他的独立思想者会见也完全一样，甚至更好。这些独立思想者，在各阶层、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多。就以党内来说，有李锐、谢韬、李普、蒋彦永等老前辈；就党外来说，有丁子霖、刘晓波、余杰、王怡等中青年，这名单还可以列举很长很长，都值得中国当政者一见，都值得与他们一谈。当八月二十八号默克尔会见李大同等人的时候，当去年五月十一日布殊在白宫会见余杰、王怡、李柏光三人的时候，我都曾想过，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就从没考虑过和他们会见呢？我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得知布殊和默克尔会见这些中国人的时候，心中有何感觉，不论如何，心里总是酸楚楚、很无奈、不好受、百味杂陈吧？既然如此，为何自己不主动去会见他们呢？人民不是主人吗？官员不是公仆吗？为何总是外国的公仆主动会见我们中国的主人，而中国的公仆总还是一副父母官的架子没放下呢？

中国领导人不会见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总是让外国领导人去会见他们，这非常滑稽，也很没面子。不论中国领导人要不要面子，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要面子，既为自己争面子，也想为中国领导人争面子。还因为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无隔靴搔痒之弊，有感同身受之利。於是去年五月二十五日，吃饱了撑的，突发忧思，书生气十足地给政治局某常委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关心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知识份子……当中国又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者说重大危机的时候，我想到了您，想和您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坦诚地交谈一次，不知您是否愿意和是否有时间.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邀集更多的知识分子（五到十人）与您座谈，我可以提供一个供你参考的座谈者的名单。我希望这样的座谈是民主的、平等的、坦诚的，更应是建设性的，这样的座谈才有益……

「我五月五日曾在北京，并就与您对话座谈之事徵求过一些着名知识分子朋友的意见，他们极为赞同，都说以往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面对面地交换意见是个很好的传统，现在应该重启这种对话的渠道，共同为克服改革难题而做出贡献.」

这封信写了一年多了，至今还在我手里没发出，因为我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时机，但时机总不成熟，并且气候越来越恶劣，气压越来越低沉。在公共知识分子一再遭到打压的情况之下，我很担心当政者是否真有诚意和知识分子进行平等对话。也许他们认为只需要在上海看望一下巴金，在北京看望一下季羨林，就足矣，就等於和所有知识分子会见和对话了。

应该年年开个知识分子会议

真正的对话需要思想交锋，巴金连话都不能说了，如何思想？怎么交锋？陈良宇们在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居然在电视上只出现探望者满脸堆笑的镜头，而始终看不到被探望者巴金病入膏肓的画面。病到已经不能露面了，可为了树立敬老的标本，为了完成关怀知识分子的「形象工程」，还硬要带着一班人去打扰他，使他临死都得不到安宁，这人道嘛！如果真的敬重巴金，只要完成巴金提出多年而一直未了的心愿，把「文革纪念馆」建成，这就比看望他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更能显示对他的敬重。

尽管天上不时颳起沙尘暴，我还是期盼清明时节，我还是真诚希望实现当政者和知识分子的平等对话。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或者说是异见者。异见，并不可怕，说出来可供参考，可供选择；即便不採纳，也可求同存异。

为什么非要找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异见者对话？因为民主从来就是对独立的宽容，对异见的尊重，对反对的保护，对「非我族类」的捍卫！允许人说话，从来就是允许人说不同的话；言论自由，从来就是对不同言论的自由。如果不找独立着、异见者对话，那去会见干嘛？去鼓掌、抬轿、拍马呀！

我真诚希望对话。不要年年都开宣传工作会议，应该年年开个知识分子会议.

我真诚希望当政者不要把独立思想者关进牢房，要把他们请进客厅！

我真诚希望当政者对异见分子要面对面地倾听，不要背靠背的窃听！

我还真诚希望当政者除了和知识分子对话外，还应该和民间的维权者、拆迁户、打工者、老右派，非主流的宗教人士、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等等各界异见人士对话。我再说一遍：异见并不可怕，对话更不可怕！布殊去年在一次演讲中就自称是「异见总统」，默克尔也有人称她是「异见总理」。他们不但受到本国大部分人民的欢迎，更无人把他们排斥到国际社会之外，而且还频频希望与他们对话。此次温家宝不是与「异见总理」对话了？胡锦涛这次在APEC会上不也是和「异见总统」对话了？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国内的异见份子对话呢？

只要异见人士不违背宪法，不从事分裂和恐怖活动，都应该有权利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倘能如此，就不会丧失民心，就不会社会动荡，就不会危机四伏，就不会到处灭火，就不会监狱里人满为患，就不会当政者如坐针毡。倘能如此，方显得当政者的智慧、自信、宽容、雅量，方显得当政者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绝非谎言，方显得和谐正在逐步实现！

按我个人意愿，我并不希望会见当政者，录我一诗，以见心迹：

常有闲情观小品，绝无俗趣朝大官。

若非吾土吾民念，似我钢腰岂一弯！

二○○七年九月五日上海善作剧楼

 

台湾百货业钜子新光三越百货公司与北京联华合营的「新光天地」，四月十五日刚刚在北京开张，预计将成为全球前五大的百货业，八月底却传出其台湾少东吴昕达被扣押不能返回台湾的事件，引起整个台湾社会的震惊.虽然事件曝光后，吴昕达已经在八月三十一日获释返台，但它所引发的风波不可低估。

国际知名的新光三越被坑杀

赫赫有名的新光吴家在台湾经营金融与百货，是台湾百货业的龙头.这是首次进军中国市场，投资三十亿人民币，与中国国有企业联华合资.双方各佔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联华的吉小安担任董事长，吴昕达出任总经理。哪里想到首战就遭此不测，连人身安全都失去保障。现在吴昕达虽然已经安全回到台湾，但是北京「新光天地」后来被联华全面接管，所有台籍干部的职务被解除。这事件不能不令人想到五十年代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被「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只是那时还有一个「限制、利用、改造」的过程，还有甚么「四马分肥」、「定息」等赎买政策，哪里像现在如此快速、彻底，简直就是在「没收官僚资本」，而不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过去台商遭到中国地方政府或企业坑杀，多为中小企业，如今连国际知名的「新光三越」（含有日资三越四成四股份）也被坑杀，难怪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个事件。如果不是顾及中国的形象与对台统战，尤其台湾面临总统选举而由中央施压，恐怕吴昕达没有这样好运会在短时间内放出来。只是事发多日，中方未发一语，中国媒体也没有报道，只能从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看到简单消息，互联网上出现的议论也被删除。这说明当局的心虚，而且还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一直到九月五日，才由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出面，定调这是「单纯商业纠纷」，然而没有检讨践踏人权的扣押事件，反而指责「台独」。中方这种野蛮行为，与台独何干？是「台独」叫他们做的吗？明白人都可以看出这是在转移焦点.

而来自台方的消息，他们被指控「贪污」而必须让出经营权。问题是总经理就是少东，有贪污的必要吗？就是贪污，中方请「公安」在吴昕达上飞机时被抓有必要吗？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难道吴昕达就这样不要三十亿人民币？但是用这种扣押手段吓跑台方，让他们不敢回来而乖乖交出经营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确是高招。吃这种闷亏的台商不少，只是这次事情闹大，恐怕不大好收拾。

「吃小亏、佔大便宜」

有消息说，到九月四日，「新光天地」的台籍干部复职，相信这次事件由中央插手，并让吴昕达回到台湾。然而这也不能证明中央是乾净的。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华联是国有企业，后台就是中央，至少是中央某个利益集团，没有人撑腰，敢於在这个敏感时刻对台湾的跨国公司做出这样大的动作？而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变化的轨迹来看，也的确到了要对某些外资「卸磨杀驴」的时候了。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呜呼哀哉，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快到呜呼哀哉的时候，邓小平被迫「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为中共输血。当时对外资是打躬作揖，给予各种「优惠」，甚至由中国银行借钱给外资，假装是外资来中国投资，以此欺骗其他外资拿钱进来。这就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吃小亏、佔大便宜」哲学，最先骗到港商，然后是台商，再就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华商，最后西方国家的商人。在他们输血下，中国经济的确有了起色，中国也引进科技与管理，开始变得财大气粗，「谦卑」的态度慢慢转变了。

从前年开始，中国对出售国企的态度开始变化，有些人认为是「贱卖国有资产」，从而引发大辩论。而在「经济过热」的调控中，也多指向外资，似乎「泡沫」都是外资制造出来的。例如调控楼价，就限制外资购买的户数，然而楼价就是调降不下来。

中国过河拆桥台资风险更大

然而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国经济的发展，排名世界第四经济体，特别是作为「世界工厂」后大量的外汇收入，已经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对外资可以说三道四与挑三拣四了，於是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他们不欢迎的外资企业的优惠，例如高污染的企业.用这种手段逼走外资名正言顺。根据媒体报道，皮革、肥料、化工、冶炼、冶金等行业，将列入禁止类项目；而化学品、塑料、橡胶、制鞋、箱包、家具、造纸等行业，则列入限制类项目。这对最早到中国投资的港、台中小企业将是沉重的打击。以香港为例，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这项政策将严重影响过万家香港企业，其中一千五百家将会停业.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台商已经回流。因为除了取消优惠，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增加台商经营的困难.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已经声言，台湾是台商永远的娘家，对台商的回流表示欢迎。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虽然台湾的大陆政策松绑，但是台商大举进入中国，却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也就是六四屠杀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台商却趁虚而入，为中共输血。但是中共过桥抽板，在江泽民为建立自己功业而加速「统一」步伐后，加强了对台商的「以商围政」工作，胡锦涛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所以台商被分为「绿色台商」与「蓝色台商」，要他们选边站，并且介入台湾的选举，连奇美老闆许文龙也顶不住压力。但是大部分台商也明白，如果台湾真的「解放」，还会有台商的优惠与安全吗？所以他们大多「言行不一」，对共产党的指令阳奉阴违.

即使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台商在中国也有许多风险，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官员又贪婪与腐败。例如为了吸引台商（也有利於官员荷包的膨胀），地方政府有他们「土政策」的优惠，但是到要侵吞台商时，就搬出中央政策来施压；而贿赂官员的费用也很难报帐，所以台商的帐本禁不起查帐。根据国台办自曝受理台商纠纷案已高达一万一千多件；受害台商讽刺中国说，这代表至少有一万一千多个台商家庭受到中国压迫，至少五万人直接间接受害，难怪台湾近来的民调数字显示，反对与中国统一的比例、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都在激增。

现在中国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越来越超过政治利益，所以才会出现接管「新光天地」这种「破坏」统战的事情。也因此相信将来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台商进入危机之秋。但是台商要回流台湾，也很难全身而退，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及合资夥伴当然要「杀鸡取卵」，只要能够不落荒而逃就已经不错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闻听后，无奈地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

 

一直受到冷遇的中小企业成为热门词汇，从各种迹象看起来，这不像是一次口惠而实不至的中小企业促进行动。

各部门对扶植中小企业令人惊奇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从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传出信息，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五部委将联手推出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举措。

国税总局17日发布《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通知》，下调八个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其中娱乐业的商业税调整最大。这是明年统一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延伸举措，并非新政。原有的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是根据33％的标准制定的，今后实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后，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自然应该相应下调，涉及20％左右以核定征收所得税为主的工商个体户。财政部副部长张弘力近日在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表示，“十一五”期间，财政部将进一步健全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有关政策将逐步实现由扶弱济困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财政部将专门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保证中小企业获得政府订单。此次博览会上，由中国银监会和广东省政府有关领导见证的银企贷款签约仪式，19家银行与19家中小企业现场签订了贷款协议，签订贷款金额8400万元。中国银监会组织了4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加本届中博会，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应出席，以显示对中小企业的重视。

这些新闻传递出令人安慰的信息，政府似乎已经回过神来——缺少竞争力强的大量民企（在国企抓大放小之后，中小企业基本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中国经济外强中干。在当下的国情下，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只有解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靠大型国企挂帅这一心结，中小企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等，而不是仰人鼻息等待政策施恩。

在经历了“非公经济三十六条”等有名无实的对民营经济的放开举措之后，对扶植民企的举措在落地之前不能过于乐观，现在断言民企可以击破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玻璃天花板为时尚早，我们的错误在于，对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总是过早地作出乐观的历史性总结。

以往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大多口惠而实不至。从《中小企业促进法》到“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到各地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局等行政机构和准行政机构，国外扶植中小企业的一应模式，我国几乎应有尽有。但形似神非。扶植低效，税负高企，民企从未真正击破行业垄断的玻璃天花板，情况相反，天花板越来越厚，商务部对于石油行业的几次政策调整，宣布民营企业不可能进入石油市场。因此，要解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企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政策从根本上突破，只要政策在事实上维系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中小企业也就只能在低层次小打小闹，无建百年大店之雄心，而有流冠之作风。

中小企业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其顽强的市场生存能力，使各方无法漠视。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提供的数据，“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目前，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正是因为看到中小企业的赢利前景，包括花旗、汇丰在内的外资银行都制定了周密的中小企业服务计划，而我国质量上乘的城市商业银行如宁波商行、温州商行，无不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国有商业银行扶植了中小企业，倒不如说是中小企业为国有商业银行开辟了源源不绝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利差缩小、直接融资渠道拓展、房贷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正如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所说的，“我相信小企业的发展既为小企业带来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希望壮大的中小企业另一个法宝是建立离岸公司，享受外资待遇，用脚投票寻求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将严重损坏中国市场根基，政府不得不郑重以对。

中小企业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适应自己规模所需的原料与资金渠道。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恩赐，或者以冷漠的态度鄙视，对中小企业而言都不是什么福音。

五部委有此表态，也算是这些政府部门对于应尽而未尽之责一个迟到的补偿，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扎实落地，而不是在中博会这一特定的场合，发出随风而去的政绩表态。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前日在其博客发表文章《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痛批鼓吹民族主义“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随即引起网民激辩，人民网“强国论坛”、“猫眼看人”等网站，都有左派、右派互轰。

非现代公民仇美仇宗教

袁伟时去年1月在《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指共产党掩盖历史真相，让年轻人成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引起轩然大波，《冰点》一度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

袁伟时并没因此噤声。他在博客的最新文章，列举了内地近期极端民族主义的六大表现：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盲目提倡儿童读经，在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他点名批评两名学者，包括呼籲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提议中国设立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个议会的深圳大学前教授蒋庆。

袁伟时指出，论者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但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对於袁伟时的观点，有支持者表示：“这个国家的失败的教育，教育出了一群无知、愚昧、极端、富於民族主义思想的非现代公民。他们仇视美国，仇视宗教，仇视普世的价值观。”也有反对者称：“只要建立真正民族主义思潮，许多疑难杂症迎刃而解。”

延伸自由派左派民主辩论

袁伟时挑起的这场论争，既是他去年批判义和团、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延续，也是内地自由派与左派在是否採用西方民主制度问题上论争的延伸，虽然未足以影响基本上定稿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但肯定会冲击会前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