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

 

作者:邵燕祥 知名杂文家

北京媒体报道,市民关心的“家门口”周边的规划,马上就要在各个街道“展出”了。某片空地未来盖房子还是修绿地,展板上将一目了然。市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可现场得到规划专家的解释。在美化北京、迎接奥运的日子里,这个公示的做法,无疑会博得市民的欢迎。

我在一个小区居民中听到了一些反映,却是规划专家们大概无法解释也无权解释的,那就是,有大片空地并没有“上图”,当然也就不会编制在《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里面。这些空地被“捂”下来了。

听说,这个小区是早在1984年前后,由市某工业局(其编制现已撤销)开始经营本专业以外的房地产开发,经过市有关部门批准修建的。按照当时规划,上述空地预留为配套建立小学校的用地,交由所在区主管教育的某局筹建。后来调查那片居民办事处管界的适龄孩子都已有学上了,没有新的生源,不需要再建学校。这块空地就成了搁置的一块肉,不知最后吃到谁的嘴里。一搁搁了20年。听说(还是听说)先是那某工业局所属房地产开发方想在这里加盖3座18层塔楼,主管教育的某局提出建成后要两座,谈不拢,搁下了。这个小区和相邻小区居民(也就是至今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业主们),眼看着有关单位只顾部门和某些个人私利,完全不顾居民即业主的利益,早在几年前就强烈呼吁改变这一土地荒置情况,会同办事处,与房地产开发方等磋商,曾经达成一个临时口头协议,就是以空地建一地下停车场,同时地面的2/3辟为绿地,方便附近居民健身活动,其余1/3则建少量附属建筑。

当时,小区居民希望就此结束空地因扯皮而长期撂荒的局面,呼声甚高,惊动了市领导。一位可能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来这里“调研”,一位身为政协委员的居民想上前向他说几句话,反映一下业主们的意见,不料却被层层护拥的警卫拦阻驱开。事后,据说他撂下一句话,说这是“教育用地”!这块违规长期闲置地,就又在权属关系暧昧的情况下继续荒草丛生,且一度发生火警(幸及时扑灭)。于是,办事处、“房地产”都不说话了。

这位副市长很快就上调了,但他的影响可谓深远。听说一位现任主管规划和城建的市领导还说,只要他吐口,我马上就解决。其时,这位“他”已经又调到另一中直机关去了。

以上是我听说的一件小小的事实,在各地包括北京长期违规闲置的征地中,恐怕是数不上的。我要说的不是这块地到底怎样处理,当地居民——业主——具体的“人民群众”的权益被置于何地,曾经“一锤定音”的副市长的决定到底对不对,甚至也不问这里面为了争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而背后有多少猫腻……我只想请读者,也请身在高位的执政者就此想一想,就这么一块“弹丸之地”的安排,竟任其扯皮,扯了十年二十年。

如果这也可以反映出一级党组织、一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这是什么样的执政能力?如果这不反映执政能力的话,又该算是个什么问题?就这样迎接奥运会?

陆  扬:博客的今世前身

 

作者:陆扬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学学科学术带头人,系学位委员会委员

最近更新自己博客的速度明显减缓,主要是因为夏天的时间宝贵,有太多必须做的事不得不在此期间完成,但这不表示我对写博客的热情在逐渐降低。实际上在过去九个月的博客书写经验中,我对于博客这种媒介的好感不减反增。我虽甚少读别人的博客(我经常看的中英文的博客不会超过十种),但我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博客只是电子时代自我书写的新奇而肤浅的事物,是生活里的一种无序而片断的纪录,一种效应短暂而孤立的情感抒发。我始终觉得这是古已有之的书写交流方式在新世代的再生,这种再生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发生,却是矫正常规书写的弊端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公共书写媒介,无论从文字的个性化程度论还是自由表达的空间都远比不上20世纪前半叶的报章杂志文字。如果国人要有所冀望,那么博客会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正是基于这种希望,我觉得自己的博客必须是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存在,我绝不会在任何在我看来会限制言论自由的博客服务站上设立博客,这是我的底线。

对博客表示不屑的人总以博客的私人化倾向为借口,这是庸人之见,任何一种好的书写都具有私人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私人化的书写常常是最有力量的书写,卢梭的《忏悔录》和鲁迅的杂文都属此类文字。表露自我是博客的特性,但不是惟一的特性。表露自我的博客之所以在中国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说明当下中国常规书写媒介所允许的私人表达空间的促狭。在私人表达空间相对要大得多的美国,你就很难想象类似于老徐木子美这一类的博客会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同时博客又不能只是一个私人化的东西,而应是以个体意识来造就公共意识的新手段。在造就新的公众意识方面,中国的博客的作用远不能望美国博客的项背。美国很多评论性的博客影响力无远弗届。比如最近美国的移民法案之所以没有能在参院通过,就是反对者的博客造成了强大舆论声势的结果。对于那些认为博客不可能成为严肃的交流手段的人,我要提醒他们,博客的文字空间远比书报杂志文字的空间要大,关键是你如何使用这个空间。能彰显出公论与私见之间的张力,正是博客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种文字交流的媒介,博客的未来会成甚么样子,我不能预见,但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可以说我了解它的前身是甚么样的。至少在中文的世界里,唐宋以来的笔记,明清以来在友朋间相互传阅的日记,都是它的前世因缘。宋人的笔记在这方面尤其导夫先路。从东坡的《仇池笔记》到草窗的《癸辛杂识》,可以说宋代的文士很多都开了自己的博客,有的还不止一个。笔记形式的多样化也和今天的博客差不多。它可以是当时的八卦杂志,所谓“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归田录》序),而今天的史家谁能小看欧阳修记的这些八卦呢?它也可以是在寂寥中寻求相知的工具,所谓“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癸辛杂识》序)。尤其这后一种需求是宋代笔记中普遍显露的倾向。笔记流传于坊间,人人可读,但撰写者心中总是存着一个特殊的交流圈。明清以来公开的日记也属于这一类。可惜在博客出现之前的晚近几十年中,这种由文字而形成的交游方式在中国社会几近绝迹。那时很多笔记的撰写者是中下层的士人,就是靠存留下的他们的笔记,才使他们的名字没有在历史中堙灭。如果不是靠了这些“博客”,很多当时生活的细节和情感早就流出记忆之外。对博客的价值表示怀疑的人不妨读读叶梦得的《玉涧杂书》,谁能说它的文字不美?抢着要做梦得裔孙的叶德辉说那里面“山水之音,诗书之气,时时溢于槠翰之间”,以至称其文字为“南北宋关键”。我相信古人读笔记的快乐正如日下很多人读博客的快乐,虽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宋人的笔记无论见识还是文字,都要高明得多。

如果问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博客是甚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胡适的日记,更确切地说,是他早年留学时写下的《藏晖室札记》。我早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建议每个中国留学生都该读一下这本日记。我现在可以不夸张地说,它综合了古今博客的全部优点。纪录的是非常私人的生活侧影,比如我们可以从里面了解到某年某月他首次到女生宿舍去拜访(我想所有男生都会有那激动的一刻),又某日下午他在韦莲司小姐的住所里“纵谈极欢”,还从住所窗中远眺大雾中的赫贞江美景。有一次韦小姐和他月下散步,告诉了他一个“月中兔影”的故事,他激动了好几天,还一连写下很多中国古时的月兔记载。他也会像现在有学养的女青年的博客那样,记下他在剧院里看戏的感受。当然时不时也会像我一样,把拍得不怎样的照片往里面放,还不忘辩解说“吾喜摄影而不能工,以不能多费时日于此也”。他时而也会自矜一下,表示他之所以不愿在札记里多谈哲学,因为那是他的专业,谈了怕引不起普通人的兴趣。但他也谈严肃的学问和政治。比如宋教仁遇刺一案,就以他的《札记》纪录最为详尽,因为他搜遍了当日报章的报道。札记里纪录的看法也许不成熟甚至幼稚,但正因如此,我才愿意相信它。这部札记有价值,并非因为他是胡适的。但读了这部札记,就知道胡适为何可以成为胡适。吾友罗志田就是从胡适的早年的日记来推测他的心性成长。但我觉得这部札记里可挖掘而未挖掘的资料仍多。胡适说:“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1914-1917,)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g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功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这一段话说出的正是今日学人的博客所应追求的境界。

梁文道:摒弃非天灾即人祸这套二分模式

 

作者:梁文道 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什么事都用不着干,坐着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么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准备。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否已按原定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例如山东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检视的就是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矿井的进水事件是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数,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处低洼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泰安市以至于整个山东省有没有类似的机制呢?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它没有被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将来又要不要设计一套各型天灾的分级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应变方式?与其缠着“天灾”和“人祸”的问题不放,还不如切实吸取教训。

说完灾难的定性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思考受灾范围的定义。遇上灾难,我们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那一群人身上,却忽略了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边范围。就以矿难来说吧,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还被困在井底的那些工人。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思考,受害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工人;从某个意义上讲,就算煤矿的经营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切周边的受害人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工人的家属。

若是把遇难工人的家属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灾情况仅次于工人的这么一种人的话,所谓的救灾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们当作对象了。换句话说,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矿井下的工人,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属。他们受的是什么灾呢?那可能是日后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也可能是整个家庭情感纽带的瓦解。而在这一刻,他们面对的最大打击肯定是心理上的创痛。

我们要永远记住,家属不是救援工作的外来干扰,他们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际,当局就要开始援助他们了。而援助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随时向他们报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疑问和要求。此外,还要在安顿他们之余找人安抚他们的情绪。救援现场挂出“救灾抢险”一类的口号根本就是多余的。都到了什么时候,怎么好意思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虚文矫饰上头!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点点的人力浪费都是失职。而隔离罹难者家属的做法,无异于扩大了灾害的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延伸了第二受害者——那些家属们的痛苦与无助。

透过溃水这类非典型的“矿难”,我们应该学到怎样为所有的风险做好准备,又怎样在灾难发生之后降低灾害的损伤。而这个责任,绝非一句“自然灾害”就能推卸得了的。

茅于轼:我为什么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感到非常荣幸,有这么多知名学者、新老朋友参加讨论我这篇文章的会议。

批评我的文章,没有很仔细地看,粗粗地看了一下,我感觉大部分的批评,还是没有抓住我文章真正的意思。所以,我想我首先把我文章的意思,再重复一下。

我为什么说要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做事呢,因为我感觉反过来的情况比较多,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其原因也有,因为帮穷人说话是得到大家赞成的,为富人说话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大家愿意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是容易得到报酬的,为穷人做事很难得到报酬,所以就发生了一个现象,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我觉得这个现象不太正常,应该纠正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判断对不对?是不是大多数人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我就没把握了。我有不少星星点点的证据,我就说一件事,大家可能看到国家计生委发布了一个规定,对名人、富人超生要几十倍的罚款。这个意见和保护富人是相反的,他要重点治富人。我觉得这个话没有人出来批驳他,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个事,后来没有时间,我就没写。我不知道其他同志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错误。如果计生委能够对富人执行的话,对一般老百姓更没有什么顾及,实际上也是这样计生委对超计划生育穷人可以很严厉地处分,扒房子,牵羊牵牛,什么都能干,甚至造成流血冲突,我只是说一个例子,到底是不是很多人在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好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为穷人利益真正地讲出道理,表面为穷人说话,实际上害了穷人,这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我赞成最低工资,我反对把工资标准提得太多,有很多的研究证明,最低工资标准太高的话,是要增加失业的,最后是不利的。比如降低利息税,表面上听起来很对,实际上是这是害穷人的办法。还有好多,比如说要求降低大学的学费,让穷人也能上大学,你看这个多好,这一条政策恰好是让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让穷孩子上大学,不是降低大学的学费,而是提供穷孩子上大学的各种帮助,包括贷款,听起来实际上为穷人,实际上富人搭了便车,把学费降下来,他也得到便宜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的观察根据就是这样子,很多为穷人说话,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表现他对穷人的支持,这是很可恶的,实际上是害了穷人。

我从来没有说过首先要保护富人,我也从来没有说过首先保护穷人,不能首先保护,都是一样的保护,因为你首先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更重要,这就违反了平等的原则,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得到额外的保护,变成特权,这种额外的保护都是有害的,不管穷人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李  平:十七大造成第一波灾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於下月15日召开十七大后,内地互联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在IDC(InternetData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圈享有盛誉的紫田、蓝芒、中客科技等服务商,机房被强行关闭,令数万网站无法访问、数据无法传输,成为十七大的第一波受害者。

瘫痪数万网站紧缩言论空间

河南、广东等地电讯部门近日强行关闭紫田、蓝芒、中客科技等IDC服务商近2,000台服务器,原因是其旗下网站出现所谓非法讯息,受影响的网站包括内地最大的网站访问统计网51.la、论坛服务网Discuz、落伍者论坛等,多数网站迄今未能恢复运作,网民怨声载道。

互联网遭受的这一波打击是灾难性的,首先是言论空间的紧缩。浙江等省市公安部门已下令,所有IDC服务商在十七大前必须关闭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一个机房属下网站被发现超过七个非法讯息,机房将被强制关闭,服务商还会被罚款5万至100万元。不少服务商为求自保,已关闭网站的互动程式,只有自我审查严格的大型网站还能留言。

第二重灾难是对中国IDC合约精神的摧残。一些IDC服务商将政府的禁令视为不可抗拒范畴,拒绝对网站因机房关闭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令不少网站负责人慨叹:“中国IDC,明天我是否依然信你?”“这次IDC的”文化大革命“会让网络世界倒退几十年呢?”

关机房拒赔偿损害民间资产

第三重灾难是当局对今年刚通过的《物权法》的侵犯。电讯管理部门只凭一个口头指令,就可以关闭IDC机房,令民间网站拥有的资产受损,而且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一如地方官员以所谓公众利益为由,强拆民居。

从近期中央部委及地方省级官员的异动来看,胡锦涛、温家宝已掌控人事主导权,稳佔上风,但是,在外界期许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有所突破之际,当局在互联网管理上的倒行逆施,岂不令人失望?

《争鸣》社论:给中共上“党课”

中共请过专家给他们上过课,讲的是共产党不熟悉的科学知识。

现在本刊不揣冒昧,也要给中共上上课,讲的是他们本应滚瓜烂熟的“党的建设常识”。

为什么我们要多管闲事,而且居然要给共产党上“党课”呢?这是因为他们连党内生活的起码常识都不懂,居然有脸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在是逼得哑巴说话,只得一吐为快了。

今天要给中南海各位领导讲的“党课”,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产生。

首先看看中共自己的党章是怎样规定的。

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

第十一条特别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然后看看第十六届即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怎么做的。

中共今年该开“十七大”了。“十七大”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听取和审查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另一件是选举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然而现任的十六届中央不去认真准备应向“十七大”做的报告,听候审查,反而为第十七届中央领导人的名单吵得不可开交。

据报道,中南海的现任领导为十七届政治局准备的名单,已经有七套,为政治局常委准备的名单居然有八套。这几个月中南海衮衮诸公除了国事之外,为之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了。

其实党章写得明明白白,这是“十七大”的事情。你们是十六届的中央,到“十七大”时已经任满,该下台了。虽然新中央未选出之前,你们还要处理经常性的工作,但选举新中央乃是“十七大”的事情,你们管得着吗?

当然,十六届班子里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如果得人心,是有可能被选入十七届领导班子的,但那也是十七大代表的权利,是十七届中央委员的权利。你十六届怎能越权呢?

党章规定,代表和委员的产生,必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如今“十七大”尚未开会,你们就把十七届中央的名单都预备好了,那又何必劳民伤财开个“十七大”呢?你们能体现尚未产生的十七届中委的意志吗?这不是典型的强奸民意吗?

共产党讲究“民主集中制”,那点“民主”实在有限。但连这点有限的党内民主都给剥夺了,还能指望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吗?

“党课”上到这里,还要补一点扫盲的“文化课”。如今中共在“选举”这两个字的面前,都成文盲了。

“选举”者,“选”而“举”之也。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中间才能“选”出一个人来。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怎能“选”呢?然而中共现在居然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等额选举”。“选”票上印的候选人数,就是当选的人数。多么可耻!这种“选举”,分明是“指定”,哪里还有一丝一毫“选举”的味道呢?正是因为害怕丢人现眼,所以中共从来不敢把“等额选举”的字样公开列入党章。

其实这个“中国特色”也不是十六届的人们所创造,中共“八大”以后就发明出来了。各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进行的所谓“选举”,全都是走过场,无非是少数几个人闭门分赃,把领导位子私相授受,然后把它排演成“选举”的丑剧而已。这已成为惯例,难怪胡锦涛打算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选举预留百分之十左右的差额都成为破天荒的“新鲜事”,要开中央特别会议来“审议”。

(多么可怜!只能在百分之十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而到了常委这一级,连这点选择权也摊不上,还是百分之百的“等额选举”。)

呜呼!仓颉造字时怎能想到:他的不肖子孙居然能把“指定”念成“选举”!

A nation of outlaws

When Charles Dickens, left, arrived in Boston in 1842, he was startled to see what Americans would do for profit and infuriated to find bookstores filled with unauthorized copies of his work.
When Charles Dickens, left, arrived in Boston in 1842, he was startled to see what Americans would do for profit and infuriated to find bookstores filled with unauthorized copies of his work.

If recent headlines are any indication, China’s rap sheet of capitalist crimes is growing as fast as its economy. Having exported poison pet food and toothpaste laced with antifreeze earlier this year, the world’s emerging economic powerhouse has diversified into other, equally dubious product lines: scallops coated with putrefying bacteria, counterfeit diabetes tests, pirated Harry Potter books, and baby bibs coated with lead, to name but a few.

Politicians are belatedly putting China on notice. Representative Frank Wolf of Virginia delivered one of the more stinging counterattacks last month, war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vigilant about protecting the values we hold dear” in the face of China’s depredations.

His anger reflects the mounting disgust with how recklessly China plies its trade, apparently without regard for the things that make commerce not only dependable but possible: respec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od and drug purity, and basic product safety. With each tawdry revelation, China’s brand of capitalism looks increasingly menacing and foreign to our own sensibilities.

That’s a tempting way to see things, but wrong. What’s happening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may be disturbing, even disgraceful, but it’s hardly foreign.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another fast-growing nation had a reputation for sacrificing standards to its pursuit of profit,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As with China and Harry Potter, America was a hotbed of literary piracy; like China’s poisonous pet-food makers, American factories turned out adulterated foods and willfully mislabeled products. Indeed, to see China today is to glimpse, in a distant mirror,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y in all its corner-cutting, fraudulent glory.

China may be a very different country, but in many ways it is a younger version of us. The sooner we understand this, the sooner we can realize that China’s fast and loose brand of commerce is not an expres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much less a conspiracy to poison us and our pets, but a phase i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Call it adolescent capitalism, if you will: bursting with energy, exuberant, dynamic. Like any teenager, China’s behavior is also maddening, irresponsible, and dangerous. But it is a phase, and understanding it that way gives us some much-needed perspective, as wll as some tools for handling the problem. Indeed,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deal with China, we could do worse than look to our own history as a guide.

A bit of empathy might even be in order.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go, even America’s closest trade partners were despairing about our cheating ways. Charles Dickens, who visited in 1842, was, like many Britons, stunned by the economic ambition of our nation’s inhabitants, and appalled by what they would do for the sake of profit. When he first stepped off the boat in Boston, he found the city’s bookstores rife with pirated copies of his novels, along with those of his countrymen. Dickens would later deliver lectures decrying the practice, and wrote home in outrage: “my blood so boiled as I thought of the monstrous in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today was still very much in its infancy. Most people still lived on small farms, and despite the persistent myth that America was the land of laissez-faire, there were plenty of laws on the books aimed at keeping tight reins on the market economy. But as commerce became more complex, and stretched over greater distances, this patchwork system of local and state-level regulations was gradually overwhelm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wheeler-dealer entrepreneurs.

Taking a page from the British, who had pioneered many ingenious methods of adulteration a generation or two earlier, American manufacturers, distributors, and vendors of food began tampering with their products en masse — bulking out supplies with cheap filler, using dangerous additives to mask spoilage or to give foodstuffs a more appealing color.

A committee of would-be reformers who met in Boston in 1859 launched one of the first studies of American food purity, and their findings make for less-than-appetizing reading: candy was found to contain arsenic and dyed with copper chloride; conniving brewers mixed extracts of “nux vomica,” a tree that yields strychnine, to simulate the bitter taste of hops. Pickles contained copper sulphate, and custard powders yielded traces of lead. Sugar was blended with plaster of Paris, as was flour. Milk had been watered down, then bulked up with chalk and sheep’s brains. Hundred-pound bags of coffee labeled “Fine Old Java” turned out to consist of three-fifths dried peas, one-fifth chicory, and only one-fifth coffee.

Though there was the occasional clumsy attempt at domestic reform by midcentury — most famously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e of selling “swill milk” taken from diseased cows force-fed a diet of toxic refuse produced by liquor distilleries — little changed. And just as the worst sufferers of adulterated food in China today are the Chinese, so it was the Americans who suffered in the early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But when America started exporting food more broadly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practice started to catch up to us.

On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candals involved “oleo-margarine,” a butter substitute originally made from an alchemical process involving beef fat, cattle stomach, and for good measure, finely diced cow, hog, and ewe udders. This “greasy counterfeit,” as one critic called it, was shipped to Europe as genuine butter, leading to a precipitous decline in butter exports by the mid-1880s. (Wily entrepreneurs, recognizing an opportunity, bought up genuine butter in Boston, affixed counterfeit labels of British butter manufacturers, and shipped them to England.) The same decade saw a similar, though less unsettling problem as British authorities discovered that lard im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as often adulterated with cottonseed oil.

Even worse was the eatpacking industry, whose practices prompted a trade war with several European nations. The 20th-century malfeasance of the industry is well known today: “deviled ham” made of beef fat, tripe, and veal byproducts; sausages made from tubercular pork; and, if Upton Sinclair is to be believed, lard containing traces of the occasional human victim of workplace accidents. But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as the scene of some of the first scandals, most notably in 1879, when Germany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exporting pork contaminated with trichinae worms and cholera. That led several countries to boycott American pork. Similar scares over beef infected with a lung disease intensified these trade battles.

Food, of course, was only the beginning. In the literary realm, for most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an outlaw in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he nation’s publishers merrily pirated book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the authors or original publishers a dime. When Dickens published a scathing account of his visit,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it was, appropriately enough, immediately pi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ne industry after another, 19th-century American producers churned out counterfeit products in remarkable quantities, slapping fake labels on locally made knockoffs of foreign ales, wines, gloves, and thread. As one expose at the time put it: “We have ‘Paris hats’ made in New York, ‘London Gin’ and ‘London Porter’ that never was in a ship’s hold, ‘Superfine French paper’ made in Massachusetts.”

Counterfeiters of patent medicines were especially notorious. This was a bit ironic, given that most of these remedies were pretty spurious already, but that didn’t stop the practice. The most elaborate schemes involved importing empty bottles, filling them with bogus concoctions, and then affixing fake labels from well-respected European firms.

Americans also displayed a particular talent for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This was a time when individual banks, no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upplied the nation’s paper money i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so-called “bank notes.” Counterfeiters flourished to the point that in 1862 one British writer, after counting close to 6,000 different species of counterfeit or fraudulent bills in circulation, could reasonably assure his readers that “in America, counterfeiting has long been practiced on a scale which to many will appear incredible.”

What was it that made the 19th-century United States such a hotbed of bogus goods? And why is China’s economic boom today, as New York Times writer Howard French clucked earlier this month, “minted in counterfeit”?

Piracy, fraud, and counterfeiting, whether of currency, commodities, or brand-name electronics, flourishes at a particular moment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the regulatory interregnum that emerges in the wake of fast-paced capitalist change. This period is one in which technology has improved, often dramatically, and markets have burst their older boundaries. Yet the country still relies on obsolete ways of controlling commerce. Until there’s something to replace them, counterfeiters and other flim-flam operators flourish, pushing new means of making money to their logical, if unethical, conclusion.

Indeed, the ease with which counterfeiters and corner-cutters operate in China today can be attributed to many of the same failings that plagued the United States 150 years ago: a weak, outdated regulatory regime ill-suited to handling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rn commerce; limited incentives for the state to police and eliminate fraud;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of all, a blurring of the lines btween legitimate and fraudulent means of making money.

All of these are typical of capitalism in its early, exuberant phase of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been the worst offender, but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had significant problems with food adulteration and counterfeiting, and Russia from the 1990s onward has been the scene of some of the worst capitalist excesses in recent memory. And in all likelihood China’s recklessness is just that: a phase that will eventually pass when the nation’s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catch up with its economic ambition.

None of this is to suggest that we should exonerate China for shipping poisonous pet food and lead-impregnated toys, nor that we can count on China merely to follow in our footsteps. There are, obviously, enormous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150 years ago. China is not a democracy; however angry its citizens may be, they have limited capacity to translate their rage into legislation aimed at putting the brakes on the economic free-for-all. And there’s no equivalent of the muckraking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thrust these issues into the public spotlight. Just as bad, many of the worst excesses are being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tate.

But understanding the parallels does suggest a way to move forward. The rogue indust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ntually responded to stif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ressure. Beginning in the 1880s, the European meat boycotts spurred Congress to pass a raft of federal legislation aimed at imposing some inspection controls on the exports of meat. In response, European countries opened their doors to American meat again. And in 1891, Congress finally bowed to decades of angry lobbying and passed a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that protected foreign authors.

At a certain point, some of the push for change can come from within. As a capitalist system evolves, there can come a time when some players in the economy prefer to be held to more stringent standards, even ones that impose additional costs.

Partly, this happens when a country begins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original goods that might appeal to counterfeiters elsewhere.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stance, strengthened its copyright laws to protect the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 authors whose books sold overseas. If the Chinese movie business gains a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udience, it’s safe to say that Hollywood will get a better reception next time it complains about knockoff DVDs of the latest Bruce Willis flick.

In the scandal-racked American food business, several industry leaders converted to the cause of regulation in no small part because there was money to be made: Certain competitors would be put at a disadvantage, and the new federal laws would banish the inefficiencies of the older patchwork of state-level regulation.

But at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producers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y could reap big profits from simple trust. By 1905, business leaders were testifying in Congres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do much toward preserving the reputation of US foods abroad” — in other words, they could make more money if potential trading partners believed the United States was finally cleaning up its ac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landmark Food and Drug Act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each regulatory advanc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gaining the trust of its own consumers,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it went from being an upstart to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y on the globe. China is far more than an upstart already, but as recent events suggest, it ha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it emerges, as the United tates once did, from its own reckless youth.

Indeed, if the Chinese are truly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apocryphal maxim,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then their own 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ies may eventually recognize that to get rich while bow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may be equally glorious — and even more profitable.

Stephen Mihm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is the author of “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 to be published this week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刘晓波: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2006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一 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2006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

《大国崛起》是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 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和”学古巴朝鲜”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1980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二 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更是所剩无几的独裁党中的巨无霸。中共有7000万多万党员,有渗透中国最基层的庞大组织系统,掌控着经济、政治、司法、媒体和文化的主要资源。1949年掌权以来,中共制造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即便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还犯下了六四大屠杀的罪恶。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楚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覆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2007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

从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1,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旧意识形态崩溃而中共现政权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价值,更由于中共想在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独裁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只能靠花样翻出的口号来探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再也无法维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杀异见与舆论灌输和软性的道德说教与利益收买,也无法再把党心民意统一到党中央的口号上。所以,改革三十年来,中共各个时期口号才能如此变幻多端和前后矛盾。而在中共这种万花筒般的变化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这种混乱背后,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虑。

自胡温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找化解意识形态焦虑和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但是由于胡温的观念局限、权力弱势和既得利益等羁绊,使之无法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和制度,加之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和公正奇缺导致民怨鼎沸,推动胡锦涛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所以,胡锦涛刚刚上台的前两年,他表现出强烈的回归原教旨毛主义的冲动,用祭拜革命圣地的象征性动作来宣示自己的是毛泽东的传人,用讨好新老毛派的方式来用发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运动来重建党内统一,甚至在内部讲话中号召官员们在政治上学习古巴朝鲜。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原教旨毛主义早已被中国唾弃,党内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邓小平开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挑战,已经让中共变成了一个精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党,不可能再回归到类似朝鲜和古巴那样的僵化统治。

虽然胡锦涛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学朝鲜古巴”、”八荣八耻”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也就是说,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党内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也很难出现金正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2007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7年9月号)

余世存: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卢作孚的起点是极低的。父亲卢茂林给人当过伙计,生养了6个子女,但还是让孩子接受了教育。从6岁开始,卢作孚受到了当时完整的私塾和学院教育。1907年,14岁的卢作孚在瑞山学院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的学校。1908年,卢作孚步行到成都的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后觉得教学太慢,就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不久学有所得。为了减轻家中困境,他一面自学,一面收教中学补习生挣钱。数学告一段落后,卢作孚转而学习古文,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章。他曾花了三年时间逐字逐句地研究韩愈的著作,并逐段逐章作了批注。辛亥革命爆发后,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卢作孚相信教育和实业才是救国的根本途径。1915年春,卢作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读书时结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决定致力于“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1924年,杨森主政四川,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思有以涤除吾川之贫弱愚私之旧染污俗”,罗织人才,“ 厉行新政”。他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拒绝就任,但建议杨森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继续他的民众教育试验。通俗教育馆成立之初,设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物八部。博物馆经常举办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革命史展览会、各种比赛和表演,还公开放映电影。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建造模型,卢作孚动员了成都的各种人才,成功地办好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1925年,川军再次爆发内战,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受挫,倍感“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他转投实业,用 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载重仅70余吨的小客船,成立民生公司。几年后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到抗战时,民生公司的船只最多时达到137只,排水量超过3 6000吨,拥有职工7000余人。在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后,卢作孚开始了对矿冶、纺织、食品、保险、新闻等78个企事业的投资。抗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同时又从金城银行集资1

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卢作孚是一个天才的组织家和活动家,用政治家的理想来办企业。他要求民生公司的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1 938年10月,武汉沦陷,卢作孚赶赴宜昌,指挥奋战40天,在长江水枯断航和宜昌失守的最后一刻,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在民生公司的努力下,原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成功撤退到重庆,与北碚的天府煤矿公司合并,成为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原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顺利搬到重庆后,成为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企业;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成为后方最大的织布厂。其他如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随即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

卢作孚的资产可敌国家,但他很少想到自己。据他的孩子回忆,家里多年来都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在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他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他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

卢作孚的个人命运是悲剧性的,但时至今日,历史渐渐还他以公正,相信未来会给他更大的荣誉。先哲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的富有,也许就是卢作孚那样的大富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