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远在“五四”时期，歌德、席勒、海涅的诗歌已在中国被翻译；逐渐的，托马斯·曼、黑塞、里尔克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再后来人人都爱卡夫卡；直到君特·格拉斯，中国读者对德语文学的印象停滞了，尽管谁都知道那只能代表五六十年代的德国文坛；直到此次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召开，契机是主宾国是德国的前提下，一干德国文坛新势力齐整出现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的面前，带给我们新的启示。

　　卡夫卡把哲学变成了美学

　　谈到德语文学，卡夫卡无疑是德语经典中的精华。翻译卡夫卡的译者叶廷芳认为，卡夫卡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为何那些后续的流派都向他攀亲结缘奥秘当从这点探寻。80年代卡夫卡几近成为所有中国文学青年的偶像之一，编剧王海翎回忆说，“那时人人都读卡夫卡，我也赶时髦买了一本，说实话看不懂，后来索性放下了”。

　　另一位同时代显赫的文人是德国大戏剧家和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他热爱中国文化，思想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老子、墨子的影响。他的经典剧作如《四川好人》假借四川为背景，《高加索灰阑记》情节也改编自一个中国古典戏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对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影响深刻。

　　迪伦马特在中国上演率极高

　　2005年12月14日，是德语戏剧家迪伦马特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同年5月，为了纪念，中戏毕业班在北京连续排演了他的《罗慕路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两部戏。编剧过士行自称如果没有德语作家迪伦马特也许他还不想写戏，经由迪伦马特他才走上了戏剧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一下子写了六个剧本，都由林兆华搬上了舞台。过士行说：“因为我为他剧作中的悖谬艺术着迷，它使我在创作上开了窍。” 

　　有意思的是，叶廷芳去过两次迪伦马特的家，很喜欢喝葡萄酒的迪伦马特，一喝酒谈兴很高，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叶廷芳说：“他是世界当代剧作家的剧目中在中国上演率最高的一位。”

　　《剥洋葱》中国读者更买账？

　　在中国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地地道道的德语作家之一是格拉斯，“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为他赢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 1979年其作品还未被引进国内时，格拉斯曾来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作过报告，那时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他回忆说，报告听得一头雾水，只是记得他反复强调一个词“集体罪责”，没有想到，原来是一个秘密一直折磨着作家的心。

　　晚年的格拉斯终于将这个秘密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暴晒。去年8月16 日在德国出版的《剥洋葱》让他重新回到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市之后3天卖出了13万册。《剥洋葱》从二战爆发日1939年9月1日开始，一直写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被誉为“道德卫士急先锋”的他在书中披露，17岁的他曾经参加过纳粹的武装党卫军，尽管担任的是坦克填弹手，服役不到1年，没放过一枪一弹，但他的确将这个事实隐瞒了60多年。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两极化的讨论，甚至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

　　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十月上市。多位研究德语文学的中国学者表示，中国读者对《剥洋葱》的期待也许会比其他国家的读者更高，但也很难说有多少读者会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

　　德新生代力量齐整亮相

　　与君特·格拉斯等年逾八旬的老者笔耕不辍频频出镜相比，德国文坛的新生力量似乎总是第二主角的位置。在经过漫长的谈论之后，此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德国项目策划人鼓起勇气，放弃了功成名就的前辈，给了德国新生代作家齐整亮相的机会。其中三位的作品已经被译介成中文并受到读者的喜爱，包括克里斯多夫·彼德斯的《夜幕》，尤迪特·海尔曼的《夏屋，以后》，雅各布·海因的《延森先生遁世记》。

　　在书展上，克里斯多夫·彼德斯将与叶兆言对话，尤迪特·海尔曼将与张悦然对话。而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红桃———德语新小说选》中的其他德语新秀也将和中国一线作家交流，彼得·施达姆对话毕飞宇，塔尼亚·丢克斯对话翟永明，巴斯·波特舍对话于坚，成为不少媒体看好的节目。

　　事实上，自柏林墙倒塌之后，文学界突然涌现出众多新生代作家。有德国媒体称区别于老一代作家的历史性，德国近日的文坛更像酒会派对，文坛名声鹊起的是一些新生代作家。后现代历史题材小说《测量世界》好评如潮，目前已经销售百万册，被翻译成35种语言，比《香水》和《朗读者》更风靡一时。而《收集世界的人》也是很多评论家常常推荐给大众的一本小说，作家自身也是一个世界公民，探讨的是人对于外界环境被异化的可能性。

　（8月24日-8月31日）

　　【总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60岁登上健康之路（↑新） 洪昭光 漓江出版社 19.80

　　2．哈利·波特7（中文版预售）（↑新） J.K.罗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 60.00

　　3．绝对小孩 （↓2） 朱德庸 上海画报出版社 28.00

　　4．百年哈佛教给学生的人生哲学（↑新） 舒天弋 黑龙江科技出版社 29.80

　　5．货币战争（↑5） 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38.00

　　6．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新）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7．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4）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8．找死的兔子（↑新） (英)安迪·莱利 南海出版公司 18.00

　　9．巴别塔之犬（↓2） (美)卡罗琳·帕克丝特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10．求医不如求己（↓8） 中里巴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9.00

　　【榜评】

　　写书还是编书，这是一个问题

　　本周榜单颇为有趣，《百年哈佛教给学生的人生哲学》出版两个月一直默默无闻，本周突然咸鱼翻身，出现在总榜之上，很是引人注目。究其原因，应当是在开学之际，学生家长的钱在书市上发力，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冲动将其送上了总榜。关于哈佛的书我看到的不下数十种，十分有趣的是，凡是从美国引进的关于哈佛的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历史趣闻等书籍，大都默默无闻，比如加尔布雷思等人编写的《哈佛书架》。而能畅销一时的大都是国人对哈佛教育理念的理解和经验之谈，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本教子书曾为无数中国家长所信赖并追捧，当时甚至有女白领立志生孩子就一定要生一个“哈佛女孩”，但时至今日，却无人关心现在从哈佛已经毕业的刘亦婷是否幸福，事业如何。

　　由此便想到一个话题，写书或是编书，哪一个更受读者欢迎。对于读者来说，花较少的钱买到更多的思想和知识，应该是比较合算且实用的想法，若非对某个作者情有独钟或是对某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决心，的确犯不上非得买一堆书回来占用家里不大的空间。将各种观点大致作个总结，了解现在大家都在想什么，知道以前有哪些有趣的事，就够了。而这一点，在经管书、生活书中尤其明显。本周荣登总榜的《货币战争》，就是作者将其在国外精英俱乐部所听到的各种观点进行汇编，讲述了各种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逐渐成为了“财智”青年和知识精英们口耳相传的好书。

　　同时，随着今年股市行情的火爆，各种编著类的通俗易懂的股票、基金、理财类书持续热销，相反，《财报就像一本故事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等投资类的名作反倒不如《炒股就这几招》《中国新基民必读全书》受读者追捧，只是在业界争相传阅，看来，绝大多数读者还是没有把投资当作一门学问，也就是想趁着行情好的时候捞一把，这个时候，自然是通俗易懂的编著类书更容易上手了。

　　BIBF昨日已在北京开幕，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口号相信不久就又会响起。然而，看看榜单，多少让人有些底气不足，对于格外注重版权的欧美各国，编著类的图书在版权输出上一直都处于劣势。其实，不是只有文学社科类的书注重原创、关注作者，经济类图书更是如此。西方最关注中国的就是经济，但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却没有解释中国经济飞腾成因的著作涌现，即使在学术榜上，也一直是传统与西方称雄，未免令人喟叹。林毅夫教授说过，世界经济中心在伦敦时，英国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经济中心在纽约时，美国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向中国转移，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你的传世之作呢？

作者：长平  资深媒体人

“一个央视人的抱怨：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这是最近比较受关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央视的郑根岭先生。这篇文章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如何不顾事实，“想当然”、“见风就是雨”、以讹传讹。一个是网民批评主持人海霞在播报洪水新闻时说“老百姓像过年似地”，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和歪曲；一个是央视清理临时人员，和“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不应该把二者扯到一起；第三个是央视员工收入，“普通央视职工的收入”还比不上别的城市一些报社编辑记者的收入。

有人跟作者辩论这三件事的真伪，比如传言央视人收入高并非说的是“普通职工”，文章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不过我在想，就算这三件事都搞错了，又何至于“妖魔化”了呢？如果作者要谈的就是这三件事，那么应该用更平实一点的“误解”、“失实”等词语，否则也难免有“见风就是雨”的嫌疑；如果作者本意就是要谈“妖魔化央视”，那么举的例子不应该是这些，这显然有点避重就轻了。

网络有没有妖魔化央视？我想是有的。比如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做人不要太CCTV了。”这句话的大意是，做人不要假模假式、欺行霸市、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等等。这些显然是抽象的表达，跟央视的某个具体的节目或具体的人的形象未必相符，甚至完全相反。作者认为海霞被妖魔化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认为海霞说错了，但是没有人认为她就是妖魔。以我个人的见识，央视有很多好人。话又说回来，就算海霞是天使，也未必能改变有人妖魔化央视的冲动。就像我说专制愚昧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一个特征，而你非要跟我辩论说那时候也有很多好人一样。

“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对央视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就好在它可以用来反躬自省：央视有没有搞假大空？有没有搞垄断？有没有利用权力资源去赚钱？这些问题未必全是央视人的问题，但一定是央视的问题。假如有一天央视没有这些问题了，还是被妖魔化，那么也还是应该先问自己：误会是怎样发生的？是不是自己太封闭了，让人了解不够？

一般性的误会、失实甚至谣言并不是妖魔化，妖魔化比这些要严重得多。既然视之为妖魔，那就是非我族类，难以沟通，无法共处，一旦发生冲突，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有过很多一个人群妖魔化另一个人群、一种文明妖魔化另一种文明的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动辄就说自己被妖魔化，则有些夸大其词了。当“妖魔化”被用来喊冤叫屈的时候，它往往脱离了事实层面，直达情绪的峰巅，成为诛心反击战。就现代“政治正确”的观念而言，把对方视为妖魔，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所以，当我说你妖魔化我的时候，在讨论事实之前，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宣布你的动机可疑。

这种做法的流行，始于十年前的一本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该书说的是美国出版和新闻业中对中国的不实描写和报道，不过老老实实研究这些描写和报道有多么不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些批评中思考什么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很多读者也不在意这些，甚至根本不用读这本书，从书名中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正是作者想要传递的一切：他们竟然妖魔化我们！太坏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显然，这本书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远远盖过它应该讨论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它使“妖魔化”成为一个喊冤叫屈的流行词，成为被批评者拒绝反省、倒打一钉耙的最顺手的借口。所以，如果想要认真讨论问题，还是少用“妖魔化”这个词为好。

 

 

我们常常想起鲁迅，却不太想起巴金。巴金一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的童年，中国人还拖着辫子，处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当他辞世时，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信息革命。最后几年，巴金已经完全卧病不起，脱离社会生活，但他仍然担任着作协主席的职务。偶尔会有他的一点消息，也只是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带过，知道他仍在为别人活着。在许多读者心中,鲁迅唤起的是热爱，巴金唤起的却是同情。对于这样一个忠厚老人，告别这个世界是一个解脱。

巴金一生创作了无数作品，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晚年的《随想录》。但他那些最为人熟悉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旧式的大家庭、阴郁的公馆和青春闪烁的花园。他生于1904年，他的青年时期和创作时期正好处于现代中国的变革时代，新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可以结社和出版杂志，觉醒的青年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感到自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且是所有时代的代表。青年巴金身处偏僻的蜀地，也感受到新文化带来的这股潮流，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杂志。他的那些大部头作品都是时代的记录，旧小说中大家庭的矛盾融进新生与衰老的时代冲突，强烈的爱与恨，腐朽的家长、背叛家庭的青年和无助的女子。就连生病都是时代的，主人公往往都会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痨。这些作品的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青年对自由的追求”。巴金在创作时，并不是因为对人性产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改造社会，是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强大的潮流，许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都曾受过它的影响。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无政治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一切强权，维护绝对的个人自由。巴金虽曾否认其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专制的愤怒青年、体现爱和互助的底层人物，却分享了他的无政府信仰。与当代追求物欲的中国人不一样，书中主人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贵族，动不动就虚无和放纵，因为恋爱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弹改造社会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时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结合，他以破坏、恐怖与牺牲的民粹主义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憎恨。后来许多青年投身革命，据说都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算不上伟大的艺术，但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改变。

但是，巴金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他始终希望能投身实际的社会斗争，甚至准备做出牺牲，为此一直到四十岁才结婚。1949年巴金四十五岁，之后他又活了半个多世纪，自从四十年代发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像样的作品。他身居庙堂之高，参加各种会议，随代表团出访亚非拉各国，在国内各地参观访问，他用作品呼唤革命，但革命的胜利却使他的创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事实。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的迫害，巴金会不会提出“讲真话”，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晚年的《随想录》重新给他带来声誉，他也认为自己一生就这一部作品最有价值。他不停地回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为伤害过他人而自责。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诚气质，当人们在追求着财富和享受时，他还在一字一句写他的忏悔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革的灾难。以巴金在现代史上的地位，他本来可以说出更有力度的真话，但他的反思却始终停留在伤痕时期，停留在权力认可的范围。于是才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鲁迅早已去世，人们却在不断地谈论他；巴金仍在写作，人们却很少引用他的话。官方尊敬他，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又恢复了从前的各种社会活动，充当起公共良知的角色。当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称他是中国的良心，他的“讲真话”被誉为是最珍贵的遗产，甚至超过了他所有小说的价值。然而，正是在“真实”的意义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缺失。

“真实”一词经常被评论家们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实的观念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巴金的“讲真话”使人想到东欧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捷克作家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一个水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政治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条标语并不代表经理的真实想法，却使他的内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识形态话语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顺从所带来的耻辱。这反映了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数人实际上经常生活在谎言中。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巴金与哈维尔都可以说是启蒙之子。他们都痛恨虚伪，追求真实，希望用文学来介入生活；他们都能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号召人们说出真话；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生命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两人的区别到此为止，不仅因为哈维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真实的内涵，而且因为他更有道德勇气。对于外界的压力，巴金最终选择了沉默，哈维尔却不惧几度入狱。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维尔却告诉人们，生活在真实中是可能的。

中国文化里自来就没有“真实”的价值，这个观念出现于中文语境中，也只是一百年的事。在西方，真实与真理往往是一个词，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诗歌的目的是揭示真实”。此后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无论他们对诗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将真实看作是一个终极价值，从而使有关真实的哲学问题一直置于西方文化的中心。再科学的统计也永远无法列举全部事实，只有终极真实的观念才能使我们确信，存在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真实，它超出事物之外又在事物之中。继起的希伯来文化加深了西方人对真实的认识，个人必须独立面对上帝，承担起对终极真实的追求。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剧家，哈维尔却坚信在人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称为“绝对的地平线”。在给妻子的狱中书简里，他写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因此，他所说的真实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和价值。生活在真实中就是返回到人性最内在的本质，把自我的存在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哈维尔所举的例子显然过于苛刻，那个水果店经理虽然在说谎言，但却没有伤害他人的念头。如果仅仅出于保护自己，谎言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国内某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一次讲座中就说过，人们说话的底线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这番话表明，尽管关于“真实”人们写了许多文章，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这个观念。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是对神性之维的追求，只有这样的真实观才能使人从内心里感受人的尊严和人的真实存在，并视保持沉默为一种罪。正是由于此，索尔仁尼琴才会说出“莫要靠谎言过日子”，肖斯塔科维奇才会写出秘密的《证词》，哈维尔才会表现出一种道德勇气和洞见，在各种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体育优胜的表象背后，看到社会的真相。相比之下，那位学者的话尽管符合人性，可他划出的却是一条向下的曲线。真实如果失去其形上根据，人性的底线也是守不住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常常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却对现实的不义保持沉默。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大多数人用违心的话或沉默来掩盖自己顺从的本质，同时也掩盖了权力的本质。人的自我基础遭到了毁灭，成为哈维尔所说的“作为人失败的见证”。

也许是由于人微言轻，我们才暗地里希望巴金能代表我们，说出这个时代的真理。然而，在《随想录》中，我们找不到什么是“真实”的要义。文革之后，巴金翻译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看得出来，他想仿效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但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曾经解释讲真话的含义：“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但巴金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缺乏独立性，要承担在中国讲真话的使命于他太难。对于文革的反省，中国人大都缺乏自身的忏悔，这方面巴金要真诚坦荡得多，他在《怀念胡风》中叙述了两人的相识与重逢，以及自己在运动中被迫批判胡风的情况，然后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的确是令人感动的话。但这样的忏悔发生在文联会上，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却又让人免不了失望。如果在历经一场劫难之后，“讲真话”只是意味着一种没有自由信仰的善恶说教，而缺乏像赫尔岑、哈维尔那样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那么这样的反思对于认识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意识到罪恶内在于我们自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哈维尔的例子让我们感到，每个人实际上都对这个现实负有责任，巴金的例子却很难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巴金的《随想录》其实不及他早年的小说，尽管那些作品大都有概念化的毛病，处处露出“操纵”读者的痕迹，但具有某个中心思想却使他能够直面当下的现实。揭示个人所认识的终极真实，到底是一个作家的本份和才能。

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一种价值信仰，我们才对生活在谎言中抱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又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事物的本质，我们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巴金的回忆录就有这样的特点，他的讲真话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你能感到他是在画地为牢，在许多问题上痛苦地不能采取一个真实的立场。他的回忆涉及个人经验，但缺乏的恰恰是个人性。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我们往往弄不清楚，这是出于他的谨慎，还是出于他的认识，或者兼而有之。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讲真话程度。在写完《随想录》后，一个研究他的学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疑虑给那个学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来写道：“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是的，巴金的性格里不乏真诚，但却无疑缺乏内心的自由，这一点肯定也妨害了他的思想能力。如果在自家的小客厅里都要采取这种谈话方式，面对公众，一个人还能说出多少真话呢？那位学者用一种赞赏的口气谈到巴金“东方人智慧的生存”，无意中道出了他的精神局限，这种东方的智慧缺乏的恰恰是超越自身的力量。

这种真实的内在缺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出于时代的原因。晚年的巴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多次说过，他是五四的产儿，从他晚年与冰心、曹禺和萧乾等人的通讯或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是多么重要。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写实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从人的本身看世界的能力，但同时他们又由于新的科学观的原因，拒绝了自由和真实的神性之维。源自西方的这些价值成了无源之水，最终在一条世俗革命的河流里渐渐干涸。新文化运动的缺陷也是巴金的缺陷，他一生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在其作品中贯注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无政府思想却使他排斥任何宗教性的东西，去歌颂一场纯粹形而下的斗争，这使得他的作品缺少俄罗斯文学那种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从而降低了其终极真实的程度。只有当四十年代他对暴力斗争感到失望，转而关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时，他反而写出了一些佳作。晚年的巴金再一次回归俄罗斯文学，他想重新追踪老托尔斯泰的足迹，表现出一个人的真诚。然而没有信仰和智性的道德激情是很难保持持久的吸引力的。他不无悲哀地发现，青年人已经不再读他的书：“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巴金说到底并不是一个思想巨匠，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尤其是如此。他仍然能引起我们敬意的是，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此外，在一个体制化社会里，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尽管如此，他的现实思考与哈维尔等人相比，份量无疑还是太轻。晚年的他仍然谨小慎微，既不愿谈论他是否还信仰无政府主义，也回避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而即使是那些青年时代的信仰，比如，对权力的认识，本来也可能使他从一种纯粹个人的角度去探讨社会悲剧的根源，给我们留下一笔精神遗产。归根结底，巴金与许多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一样，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在青年时期以追求真理与人类幸福为己任，但最终还是一个中国式的造反英雄。他曾经满怀愤怒和勇气，走进现代文学的聚义堂，并且坐上了第四把交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聚义堂最后却变成了忠义堂。如今，巴金终于魂归梁山泊，在那里他无须再有任何顾虑，可以尽情缅怀当年文学造反的峥嵘岁月，让自己的心灵向着终极真实开放了。

 

不管部分知识精英如何努力通过还原历史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残酷真相，也不管毛泽东曾制造过多少严重的国家罪错，中国社会底层与左派、新左知识份子合力塑造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越来越趋于完美，赞美毛泽东时代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更为荒诞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其实并非左派与新左的社会基础，左派与新左对“人民利益”的捍卫也从来只见之于抽象的口号，鲜见之于维权活动之类的具体行动。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怀念毛泽东已经成为令当局头痛、也令知识精英发愁的民粹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

本文不讨论左派与“新左”怀念毛泽东的动机，因为那需要另写长文详加探讨。但底层民众化腐朽来神奇地虚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毛氏理想国，却是他们在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夺状态下的一种被严重扭曲的利益诉求。它是中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底层向上流通管道严重梗阻的必然产物。

从思想、气质直到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堪称是道地的农民之子。但在毛泽东时代真正得利的却并非数亿农民，而是数千万党员干部与城市工人。在物资极其短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将人按阶级成分划分等级以营造工农阶级的政治优越感，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恐怖（包含很不人道的政治惩罚）这两种手段。

当年工农阶级在政治等级上的优越感，其实并无相应的物质支撑，除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与“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类政治口号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数量庞大的政治贱民（即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饱受侮辱与欺凌来映衬工农的政治地位优越。让当今知识精英很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生活的绝对水平其实比毛时代好得多，为什么他们非要刻意忘记那缺油少盐没肉吃的真实历史，并将毛泽东时代虚构成一个官清吏廉、路不拾遗、非常公正的理想年代？

如此思考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以权力市场化为主要杠杆的改革，除了让工人农民成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之外，还剥夺了这两大阶层的尊严，让他们跌落为社会最低等级。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还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所谓“教育产业化”让他们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知识型劳力过剩这一严酷现实让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就业困难。

工人农民普遍受教育不足，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又被灌输了满脑袋中共意识形态思维，当失去了现实的生存权利与未来的希望之时，他们只能用这类意识形态思维来分析思考他们的生存处境。不同的是，当年进行“土改”与“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需要派出工作队，运用阶级斗争教育，才能让工人农民通过学习“谁养活谁”的“革命理论”，认识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发家的罪恶史”；而现在贪官污吏们监守自盗、掠夺公共财与农民的土地而致富，工人农民通过直接观察，都明白是谁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与工作机会。由于中国人被剥夺了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所有的利益诉求手段，美化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社会底层认为政治风险最低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

中国的穷人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料，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用在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则接近7亿。由于穷人数量庞大，中国政府现阶段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制这些穷人。但因现政权与毛泽东时代之间不可否认的政治血缘关系，又迫使中国当局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打压底层对毛泽东的怀念。也因此，目前中共不仅在政治上陷入了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种极端混乱的无出路状态。

中国当政者永远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人通过现代教育提升知识水准，并因民主制度所赋予的人权而获得尊严，人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而中国当局戳力维护的极权政治，却只能通过利益安抚及意识形态恐惧将人塑造成听话的工具。一旦当局手中的胡萝卜用尽，只能借助于大棒威慑之时，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就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风暴」之后静悄悄

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作了《二○○六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一口气点了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五十六个有违规行为的部门（含其下属），涉及金额四六八亿元。此前此类报告从未如此详细地涉及到违规部门与违规项目，全国人大也是「姑妄听之」。最后，一切又都不了了之。

《二○○六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全文公开后，社会各界均翘首企盼，要看看哪些官员为此被问责并摘了官帽。结果令人极为失望：有关部门「迅速汇报整改情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纠正三五八？七亿元违规金额」，比上海社保案的「银行兜底」的操作还迅速。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试图採访「整改效果良好」的各部委或其下属，结果一律待以闭门羹，这让人想起「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官谚所传非虚。

最令公众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一位涉及违规资金操作的官员被问责，倒是北京新闻圈子的一些资深人士说得好：「谁纠谁呀？中纪委三十天大限令后怎么没见一个贪官自首？你们都让李金华给「忽悠」啦！」

一夜之间，李金华由北京最敢说狠话的高官变成了「中国第一大忽悠」。

「这个人上学时不这样呀！」

一九六二年，李金华以平民子弟身份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外界称之为「中央财金」），在金融系学习。当时的流行观点是「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去文教」，所以中央财金只能算个二流大学.但是邓小平启动改革以后，情况为之大变，财贸专业的毕业生用上了排场，中央财金更是因大多数校友在金融经济领域施展拳脚而风光无限。李金华与其同学戴相龙（六二）、金人庆（六三）被外界目为「中央财金三大精英」。

中央财金的学生一向以低调、务实而着称，戴相龙的行事风格堪称「代表之作」；金人庆虽然说官运亨通，在北京官场上无论职任北京副市长乃至后来当了财政部长，也是以少说多做而有称於同事间.说到李金华，中央财金六二级老校友们说：「这个人上学时不这样呀！」言外之意，他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凭李金华本心而论，他也不愿变成「中国第一大忽悠」，甚至在比较私下的场合他对校友们说：可别再提什么审计风暴啦，那不是搞运动吗？官场上现在都出现「审计疲劳」了，有的地方审计官员甚至让被审计单位给（用酒）灌死了。

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在民众中间一夜变成「中国第一大忽悠」，更不知道自己成了官场的异类。新闻出版署的一位主管财务的低级官员就私下讥议李金华说：「他这不是故意整人吗？我们才一千来万的小金库，清水衙门！文化部也不富，人家弄了将近两个亿.他要是真敢整，整海关总署、发改委呀！整得马凯当不成副总理，那算本事！」此公牢骚不无道理，有钱的单位确实如此，比方说教育部以虚列项目、虚报支出及多报在册人数方式，挪用财政资金超过了一百亿元，倒也安然无恙。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整个审计报告所涉及的违规金额四六八亿元不过是毛毛雨，老百姓却真的「拿鸡毛当令箭」，认为「这次是要抓几个典型的」。据专业人士估计，实际上违规金额中仅小金库一项就不少於一千亿元。因此，官场耻笑李金华不懂行，查出四百多亿就开始「忽悠」老百姓。真实的情况是，权力部门正在开展一场「比胆运动」，即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比如有钱的电监会一次动用财政资金一点七五亿进行本系统福利性投资谋利活动，而后又通过假账户陆续套出三千万元，用於不到一百人的额外奖金开支，人均三十万元，相当於人均年工资的七倍。「胆小的」环保总局为弥补开展环保调查的费用之不足，重复申报三千万元开支，也被指为严重违规。

一个为私利套取，一个为公务虚报，差之天壤。为公者，不愿被问责；为私者，也得以搭便车蒙混过关.

国家信息中心是清水衙门，为向有钱的单位看齐，给职工弄些外快，将以财政资金投入建起的写字楼向外出租，年收入租金四千万元，全部充作福利开支。公平而论，这算是「胆小」的单位，但「胆小的」单位却有胆大的道理，一位职务不低的官员说：「都是集体决定，领导拍的板，问谁的责？法不责众。哪个部门不靠这套养人？」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合法的腐败收入」越来越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一部分。在他们论来，这总比贪官污吏到处去「敲钱」要好。

审计署硬起来得猴年马月

官方媒体一直以来都在鼓吹所谓的审计风暴，意在说明执政党的伟光正，但是，对於「已纠正」的细节从来不做报道，於是，也就出现了北京一家大报记者被所有「整改效果良好」部委拒之门外的尴尬。如此，就不用说没有整改或边改边犯的权力机关了。

李金华一夜成为「中国第一大忽悠」，固然为个人名声之不幸，但是官媒不断吹嘘审计风暴，确实是在「忽悠」全国民众。北京一位颇具愤青色彩的审计学者非常粗俗地说：「他李金华怎么没审出上海社保案来？国家大剧院违规不下一百个亿，他怎么不去审。他要去审大剧院，那日本鬼子进中国就是我领进来的！」审计署确实还是块「软牌子」，甚至被一些正直的官员讥为「灭害灵」。言外之意，它专打苍蝇而不敢打老虎。

该机构自一九八三年挂牌，至今已有二十四年，马上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程。在中共官僚机构中，这里一直是个养老的好去处。如一九九三年朱鎔基整顿金融时，被从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正部级）位子上「发配」到审计署当副署长的郭振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郭在一九九四年任正署长，在此位上混了四年，转到人大财经委任副主任委员.

李金华把「灭害灵」喷满了国务院，竟然不见一只「苍蝇」落地，殊其悲乎！他的高调，他的「忽悠」，也许为他走上郭振乾之路铺垫了些什么.曾几何时，人民网民意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七十六的网民为高调的李金华担心，担心他会遭受打击报复。

明年李金华的接任者肯定面临着难以处理的尴尬局面：没有问责结果的审计风暴不过起哄而已，而已被官媒高调吹捧、已被「愚民」们寄以热望的审计部门已经走上了「上房抽梯」的不归路。

审计风暴，在未来如果还有，也将会以重大政治斗争的面目出现.谁为刀俎，谁为鱼肉，国人静心等待。

 

 

五千多年以来，中国百姓先是奴隶主的奴隶，之后是帝王及其家族的子民，再后是一个独裁领袖及其政党的统治对象，一直在专制的压迫下苟延残喘，从没享受过人权，从没受过民主的洗礼，从没受到宪政的关照，从没受到法治的保护，从没展示过自由的风采，从没拥有过平等的关怀，从没沐浴过多党竞争的阳光，从没领略过分权制衡的风貌，以致时至今日，还从没真正站起来过，而只能忍痛爬行；也从没能够畅所语言，而只能装聋作哑；从没当过家做过主，而只能苦苦挣扎！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为了争取人权，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虽在1911年用汗水，用鲜血，用脑浆冲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可悲的是，蒋介石夺取政权后，只顾建立自家王朝，并没让中国百姓享受到天赋的权利。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领导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后，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反而变本加厉，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毛泽东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尽管邓小平上台掌握实权后，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改变中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面貌，可就是没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反而在1989年下令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以致在历史上留下血腥的一页。而江泽民成为核心后，在人权问题上，对外阳奉阴违，对内自欺欺人，还是不把中国百姓当人看待，倒是外国政府首脑及其民众，把中国百姓当人对待，因此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中国当局别再压制百姓。

自从胡锦涛继任“核心”以来，虽然一再高唱“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口口声声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但殊不知不讲人权，国家怎能科学发展？社会怎能变得和谐？人民怎能当家做主？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百姓从期望邓小平通过政治改革改变中国的人权面貌，到期望江泽民通过政治改革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如今期望胡锦涛顺应时代潮流，推行政治改革，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把中国百姓当人对待，让中国百姓当家做主，与中国百姓共享人权，共享文明繁荣，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然而，中国百姓一次次的期望，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因此，与其把期望寄托在国家领导人身上，不如靠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权虽为天赋，可还要靠我们自己争取维护，不能指望别人，只能指望自己！
当局不把我们当人对待，但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人看待，让不同阶层的人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就能迫使当局通过政治改革改变中国的人权现况，进而就能享受到天赋的权利，最终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英国人之所以享有人权，是英国人自己齐心协力，历经五十多年奋争取得的！
美国人之所以享有人权，是美国人自己通过独立战争，经过五年艰苦奋战赢得的！

法国人之所以享有人权，是法国人同心同德，不断努力争取来的！英国人是人，美国人是人，法国人是人，所有讲求人权国家的人是人，而中国人也是人，为什末他们能享有人权，而我们就不能拥有天赋的权利？

而今，人类已有五千年的文明，民主已经降临三百多年，《世界人权宣言》已经颁布五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近三十年，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可中国依然遭受专制蹂躏，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专制压迫，中国百姓依然遭受专制折磨，以致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百姓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一个政治集团，仅仅取决于一个人领导下的几个人，而不取决于多个政党，更不取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

诚然，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其他方面改革，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人权状况一直没有改变，致使积淀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就象泥沙一样於积起来，不仅於塞中国发展的航道，还随时都有可能导致决口！如果还不通过政治改革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彻底解决人权问题，那必然还会导致一系列人祸！

从古到今，大凡危害中国发展的问题，其实根本上就是人权问题。由于人权方面存在严重弊病，不但传染其他方面，还导致其他一系列问题，因此任何问题都能搁置，首先必须解决人权问题。只要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否则，不仅严重影响其他问题的处理，还会诱发更多更大的问题，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但强烈干扰中国发展的方针，还会侵害中国社会的文明；不但严重腐蚀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还会严重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但严重削弱中国崛起的动力，还会严重阻塞中华民族腾飞的道路！

尽管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改变，致使国家权力依然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以至于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因而既无横向相互制约，又无纵向相互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他约束，从而导致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收回，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进而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滑坡；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导致腐败层出不穷；不仅席卷全国，而且上下泛滥！显然，这一系列问题，并非改革开放直接派生的负面效应，而是政治改革没有跟进出击直接造成的必然后果！

所以，必须加强政治改革的意识，必须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必须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必须在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奋力推动政治改革，配套实施政治改革，整体推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内容，就是保障人权，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扩展自由，落实平等，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废除落后僵化的政治制度，建立先进完善的社会控制系统，从根本上符合生产力的要求，符合生产关系的要求，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

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两种途径才能彻底解决人权问题，一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政治改革。人权方面存在问题，自然引发社会呼吁，如果政府积极回应，把问题及时解决，社会呼声也就随之平息；如果消极应对，必然引起社会发难，进而触发社会风潮，甚至导致社会暴乱，最终导致政府垮台。

因此，面对社会呼吁，政府应该积极回应；面对社会发难，政府应该妥善化解；面对社会风潮，政府应该理智疏导。

不消说，政治改革是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发展，为了促进社会文明，为了促进人民生活，根据国情民意，根据时代呼唤，根据世界发展趋势，所采取的积极举措，既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又是对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的积极回应。如果政府强词夺理，非但消极看待自身弊端，反而竭力为自己辩解，并对社会呼声围追堵截，对社会发难强行封杀，对社会风潮武力镇压，那末必然导致社会全面暴乱，导致国家陷入瘫痪，导致民族蒙受灾难！

因此，对于社会呼吁，对于社会发难，对于社会风潮，政府应当积极应对，切忌封杀打压，应象大禹治水那样，采取疏导的策略，而不采用封堵的办法。况且，不管是社会呼吁，还是社会发难，还是社会风潮，不仅有助于政府行为合理规范，也有助于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有助于政府正视自身的不足。如果政府妥善应对，积极反思，因势利导，那不但有利于社会进步，也有利于国家发展，更有利于民族前途！

当然，通过政治改革消除人权方面的隐患，根除封建极权，废除一党专制，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当局出于维护统治，往往不会采取积极姿态，不会自动放弃领导地位，不会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而主动牺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

所以，除了通过社会呼声，通过社会发难，通过社会风潮，汇聚起来的潮流，不断冲击现行政治体制，才能冲破专制封锁，冲垮封建极权，冲走一党专政，从而才能争取到天赋的权利！

进一步讲，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团结奋争，各个阶层齐心协力，各种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最终让人权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让社会发难遍布中国每片土地，让社会风潮席卷中国每个角落，就能迫使政府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从而根除封建专制，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世界人权潮流不断涌入，中国民众的人权意识不断加强，公民维权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如果当局对此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一味回避，必然会引发一次高过一次的社会呼声，诱发一次超过一次的社会发难，触发一次大过一次的社会风潮！如果当局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出于保全自身特权，以致竭力压制人权呼声，疯狂镇压社会风潮，结果非但不能阻挡时代大潮，反而成为千古罪人！

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说得好：“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中国公民只有通过推进政治改革，根除专制制度，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从而保障人权，浇铸民主，树立宪政，造就法治，扩展自由，落实平等，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10月15日,中共即将召开十七大。会议还没开始,海外针对十七大将要讨论政治改革问题就已经做了很多报导,这一方面是媒体的猜测,另一方面也是中共有意引导舆论的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持续制造政治开明的空气,通过一些与他们有联系的海外媒体放出一些风声,包括十七大上政治局委员要差额选举。十七大之后胡锦涛要推行政治改革等等。国内民主派如<<炎黄春秋> >杂志等积极推动言论自由受到一定宽容,媒体采访重大突发事件的禁令取消等动作,更是令外界对中国的民主改革充满期待。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呢?我认为在没有重大制度调整或者政策宣布的前提下,我们对中共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景应当持审慎观察的态度。

首先,不能排除胡温体制确实准备在政治上进行一些耸动的可能性。这倒不是说胡锦涛或者温家宝真的具备了民主理念或者真心期待民主化,从主观角度讲我们对胡温体制是无法抱持希望的。但是对于胡温来说,巩固权力才是最重要的考量。从最近江泽民的高调活动以及上海问题的处理结果,胡锦涛并没有完全稳固自己的势力,同时,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也会给胡温制造危机意识。胡锦涛如果真的想完全肃清江泽民的影响,并避免在自己任期内爆发危机,转向民间,寻求民意的支持是顺理成章,也是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制造开明形象,甚至进行一些突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在的政治改革风声其实只是中共的假动作。对于胡温体制来说,他们任内最在乎的应当就是奥运会了。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执政挑战,毫无疑问也是奥运会。只要奥运会顺利闭幕,胡温就可以平安交班并留下政绩。一旦奥运会出问题,他们恐怕无法全身而退了。胡温都不是开拓型的领导人,具备浓厚的守成性格, 对于他们来说,尽一切手段稳定局势是最高原则。同时他们也很清楚,海内外民主派和西方国家也必定将奥运会视为推动中国民主的最好机会,而这种力量具备正义性,无法仅仅靠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去解决。因此在奥运会之前,自己主动放出风声,说要进行政治改革,甚至做出一些政治动作,以稳住民主派,让外界在期待中自我约束。只要能撑到奥运会结束,到时候收回承诺,大步后退,外界也无可奈何。

一种是假戏真唱,一种是虚晃一枪,中共到底唱哪一出戏,让我们拭目以待。

 

绿色GDP提出来已经有年头了，结果如何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被官场彻底否定，老爷们只撂了一句话——“不科学”。

哎哟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甚时候官老爷们也讲起了“科学”！绿色GDP核算法把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计入成本，补上了统计上最大的一笔遗漏，使总体经济核算趋于真实，怎么就“不科学”呢？这一笔被遗漏的成本，可能比全部产值还要多，现行统计制度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很“科学”吗？就比如某公到澳门豪赌一把，回家跟二奶报账，只说到手10万，不说贴进去的赌本是20万。世界通行的国民生产核算方式（GDP)忽略环境成本，这在生态环境基本平衡或破坏不大的其他国家是可行的。但当今之中国，高速增长基本依赖于环境透支，不从GDP中扣除绿色成本，污染就成了“政绩”，罪人就成为功臣，这算是谁家的“科学”呢！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是再不能“科学”的了，不是还要不断摸索，还要“改革开放”，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河是浑浊的河。过同一条浑浊的河，凭什么绿色GDP就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呢？就算没模着石头，摸着了乌龟王八受了惊，淹死活该！出丑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的丑，干卿底事？还有一道圣谕，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科学中的科学，叫做“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绿猫呢？能逮着残害我们千年祖业的硕鼠，绿猫就不算好猫吗？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有这样一段分析：

“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合也已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还频频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出现，为什么大家明知道有益的环保政策到最后却不了了之，说明人们心中‘坏环境发展经济’这个思想污染还没有消除。要让更多的‘绿色计划’能够顺利贯彻实施下去，我们先要清一清心中的污染。”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思想污染缔造环保悲情”。在这位作者看来，中国环境出大问题，其主要症结还是“思想污染”、“心中的污染”。也就是说，是个认识问题。这个结论，我是大大地不能同意。十年前这么说，尚情有可原，那时候，环境污染的秘密还蒙着一层“思想认识”的面纱。随着官场“潜规则”的暴露，还有几多国人不明晰污染背后的利益关系呢？“用环境换取政治资本，用GDP换取政绩”已经成了相当表面性、欺骗性的说法。今日之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官商勾结，坐地分赃。

比如一家造纸厂，要想达标排放，合法生产，就必须建污水处理厂，并保持常年运转。假如建厂需要100万，运转费用每年50万，这就是一笔不少的钱。反过来，不建污水处理厂，或者建了厂并不运转，那就省下了这笔钱。至于超标排放、违法生产，只要往当官的袖子里塞过些银子就行了。污水达标排放，百姓不受污染之苦，厂商利润减少；反之，污水横流却贿赂官府，就害了百姓而鼓了荷包。这个账谁不会算呢！这不叫抢，什么才叫抢？非得梁山泊的好汉们拎上朴刀翦径杀人才叫抢吗？《水浒传》里最精彩的一抢是“智取生辰纲”，用麻药放到一众官军，劫去金银财宝。但盗亦有道，人家抢的是官家。如今天地翻覆，是官府抢他娘的黎民百姓了！倘若抢得过了火，连潜规则都不吝了，被污染得活不下去的百姓们只好聚众抗议。（不许说抗议，要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学好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嫖够了小姐的军警们来了，亮起警灯鸣着警号，人家抓的是百姓而不是污染厂商。这一齣就叫官商勾结、警匪一家。现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哪里还讲道理？白痴都能看透彻的事体，就不要再往“思想污染”上兜圈子了！表面上讲政绩，骨子里不也是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吗？爬那么高干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想登高远望，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吗？不还是想捞更多的黑钱吗！几年前，我就在《绿色“忌提屁”顶个屁》一文中发表了一点悲观主义：“对潘岳再提‘绿色GDP’，我是支持但不看好，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吧。那些匪盗们是绝不允许将他们一夜暴富之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

最近，环保界又推出了一个新政策，叫做“绿色信贷”，据说是打算卡住污染大户的资金来源，叫他们断了粮草。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也只是个“说起来”。要真是干起来，人家乐意吗？依我看来，所谓“绿色信贷”之命运不会比“绿色GDP”好上半分。只要银行还是官家的，只要管银子的还是人，只要斩不断权钱交易的黑道，就绝对断不了污染大户的粮草！白纸黑字，话说出来搁这儿，两年后验收。

中国之污染，不是“思想污染”，而是制度性污染，抢劫性污染。

有一篇“盛世中国”笑话，其中一节是：

座山雕：“还有土匪抢老百姓吗？”

回答：真他M的土老冒，一点也不与时俱进！

 

一年之前，从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看，将纽约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两个大国最大都市的行政首脑相提并论，放在天平上评比，似乎并无不妥。然而，如今一个正如日中天，各方甚至预料他有参选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意图；另一个则是个落水狗、过街鼠，人人喊打，连命都难保的阶下囚。后者这样戏剧性的变化恰恰就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主义中国，真是一大讽刺。

说来这世道也十分怪异，一个资本主义大本营、大都会纽约市的父母官彭博，为人行事倒颇有古风，而“和谐社会”金粉世界的上海的一把手陈当家的，却贪狠淫乱，一如痞子饿狼。一年前陈良宇因涉嫌挪用社保基金和渎职、滥权、贪污、好色等罪名而被革职。本来是举国震惊的司法案件，案情调查清楚之后，应当公诸社会，并进行刑事判决，但是现在竟变成了中共的“家事”，关起门来进行“双规”，由“中共纪律委员会”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展开调查。公众界被剥夺了“知情权”，人们只好捕风捉影，街谈巷议。

陈良宇的起落是中共一切大小官员的缩影，他为官时的贪婪荒淫替中共政权病态的政治生态做了最佳诠释。彭博的白手起家，学（商）而优则仕的生涯，则显现美国社会公平竞争、成功者乐于反馈的健康机制。从两位市长的经历可以看出，人们对权、钱二者的关系，在中国和美国社会有不同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看来，中国的官员只会收刮民脂民膏，美国的公仆往往一心要奉献、服务。

今年65岁的纽约市长彭博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裔的家庭，父母是俄国和波兰的移民。他大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又毕业于哈佛的商学院，拿到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纽约华尔街的投资银行， 所罗门兄弟公司，在那儿练就了投资和金融管理的身段和经验。他的事业真正开始起飞的关键时刻，是1981年创建了彭博通讯社 （Bloomberg LP），这是一个专门向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经济资讯的平台，包括收集经济评论、分析的文章和投资讯息、对金融产业的剖析。由于经营得法，很快就建立了信誉，并带来财富资源。该公司目前有9500多名员工，分布在世界的130个城市中。

彭博是福布斯所公布的世界富人排行榜上排名第142的富翁，大约拥有55亿美元的资产。在美国的头400名富豪中，他排名34。彭博在理念上一直是民主党人，但是他却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2001年纽约市长的选举。其时正逢911事件，原共和党人市长裘利安尼支持他，彭博顺利地当选。2005年他更为顺当地连选连任。纽约向来是块烫手的洋山芋，交通、治安、犯罪、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都很棘手。从911以后，更平添了反恐的安全问题。此外，世界大都会的一个特点是贫民问题。彭博对前任裘利安尼的政策虽然萧规曹随，却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做法。最近他提出了一个“脱贫”的新思维，主张利用“物质刺激”来调动穷人的上进心。“只要表现好，就发钱给你”——这是他的“锦囊妙计”。彭博认为政府一直鼓励富人投资，奖励工作努力的人，那为什么不能也为穷人打打气，鼓励他们积极进取呢？如果穷人 “肯”去上学， “肯”到图书馆去借书阅读，生病时 “肯”去看医生…..那么政府也可以给他们发现金，以资鼓励。彭博的这种看法引起了不少人的疑虑和批评，普遍认为行不通。

亿万富翁的彭博市长也是个有名的慈善家。每年捐出上亿的款项给教育、文化和健康事业。2004年他捐了1，35亿，次年
1，44亿，2006年捐出1，65亿。这些捐款很多是匿名的，他也支持他的母校和犹太教会。他在竞选时没有动用分内可用的公款，而是自己拿出私人的数千万的款项来做公用之途。如此的大款，自己生活倒是很一般，他不住在市长官邸，而住在自己在纽约上州的家中，并且经常坐地铁上班，这当然不无作秀之嫌，不过他说这是为了去了解纽约的公共交通情况和纽约人的耐心。

彭博结过一次婚，19年后离婚，有两个女儿，现在有一女友。他在两性关系上最恶劣的纪录是，曾有一次对女性职员说过下流的侮辱性的话“我要干她”（I’ll do her，比“操”斯文一点）。还有一次他包庇一名男性主管对女性的骚扰行为，没有坚持进行调查。此外，并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绯闻。

在中国，老百姓见惯了那些贪腐无能、荒淫无度的党棍高官，很难想象，世界上会有彭博这样能干廉洁又不好色的市长， 听来简直如同天方夜谭。

今年61岁的陈良宇为浙江宁波人，解放军后勤学院建筑系毕业，曾任工程师。除了短期内当过工厂的技术人员之外，于八十年代起就担任各厂和上海各部的党委书记，很快进入上海市委，一直爬升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地位。陈良宇的发财发家，是十分典型的走“党内路线”式的，中共是个腐烂到核心的权力和利益集团，一个大染缸。陈良宇入染缸十九年，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政绩，对上海居民有过什么德政。相反的，他不仅是滥权贪污千千万，肥了自己及裙带家属，还有很大部分是挪用公款来贿赂中央领导的政治靠山，马屁全拍在点子上。这就是为何他已然被拉下马了，却仍然能苟延残喘，因为收了他大把钞票的京官还在为他护航。护他也是护自己。这关系网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除了擅长权钱交易，陈良宇还搞权色交易、道德败坏。这又是中国高官的一大特点，生长在性压抑的环境中，心态不健康，又不运动，加之镇日沉溺在暴饮暴食的酒色中，多半成为猥猥琐琐、性无能的酒囊饭袋，却偏要用壮阳的偏方来糟蹋女性。这种把阳具当成权力和面子来骄其妻妾的中国特色，在别的文化中并不多见，却是中国官场最为常见、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类政治和情色的交易，是建筑在变相的伦理和人常之上的。这只在一个人际关系被摧毁、人性尊严被极度蔑视的社会才有立足之地。

从两位市长的沉浮，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区别。何曾几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和它悠久淳厚的文化竟然堕落到如此病态的地步，只有恶人才能当官，当了官之后，又都如狼似虎，极尽收刮之能事，都变成了妖。“礼失而求诸野”，我们竟然在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看到能人和义人也能进入政界，并且发挥所长，反馈社会。富而好礼，是之谓也。能不痛哉！能不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