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富裕的机会么》一文，是在梦想是否要在当下实现继续延伸这个层面展开的。梦想与现实和解，这是我的政治考量。如果不和解，梦想就会被现实击碎，变为负面的东西，变为可耻可笑的东西。实际上我和茅于轼一样，想保存这个梦想，我只是反对激进，另外想办法。茅于轼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市场经济是冒进的。

一叶并不可知秋，在一个极度分化的社会里。茅于轼的支持者，大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管窥，以偏概全。这些人毕竟是少数，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尾巴，而茅于轼与我都是在讨论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更更好的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少数有门路，正好说明大多数没门路。斯密曾推想，在每一个兴旺繁荣的社会，有一个富人的同时，必定有五百位穷人。

尤其对于老右派，改革是最后一跟稻草，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只能在对文革的控诉中忆苦思甜，对改革既希望又失望，失望完了又希望，希望完了又有希望。他们还相信坏的市场经济有净化能力变为好的，相信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还不相信89的枪声已经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在希望和失望中轮回。希望是他们精神上最后一块私有财产，共产党绝对保证的。89的中坚人物之一刘苏里说过一个名言，共产党执政一天，永远改革一天，永远经济增长一天。在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看来，如果有人要打破他的希望，那就是断绝他们的生念。从政治立场上，他们反专制，但是精神上，他们所思考的时间里，就只有改革，改革已经深深浸入骨髓，如果告诉他改革已经失败，他们就天旋地转，不知道如何活。就像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人民就绝天塌下来一样。

所以这些人与民国的保皇派康有为相似，心在曹营身在汉。嘴巴上反专制心里紧紧拥抱专制。在精神上，他们和共产党是一伙的，一起拥抱着改革这个木板，不让自己淹死在历史海洋里。

要说有希望，晚期癌症也是有希望的，你心脏挨了一刀，也是有一丝丝挽救的希望。没有彻底断气之前，都是有希望的。甚至尸体还是可以人工呼吸抢救的。总之他们在绝望中希望着，而且不让人绝望，实行话语暴政。你绝望，他就和你着急。

我就很奇怪，你可以有一丝丝希望，可是为什么要强迫穷人，大部人没有希望的人去接受。不接受就是刁民，就是暴民。如果你要人家希望，至少要给人家办个社会保障，至少要对富人狮子吼：蠢猪，不放血就日后流血。我就很奇怪，就板子打在穷人身上，让穷饿着肚子，穷着孩子，被富人宝马车压在下面呻吟时，还要冷静理性。

很显然富人更强更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就应该责任更大，板子更大应该打在富人身上，茅于轼应该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这样穷人就觉得富人还不错，怨气就消解了，就不仇富了。茅于轼完全属于好心办坏事，正如他批评革命左派一样。茅于轼也是想让穷人不仇富，可是变成了穷人单方的责任，其实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实行互动。茅于轼好心办坏事，越批评单方，越激起愤怒。越批评，茅于轼想避免的穷人革命，可能性就越大。

当出现某些事故或者人为灾难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往往表现出一种过于自信的姿态，他们并不认为在这类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的过程中，政府之外的力量介入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前一段时间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之所以开始时草案中规定“要由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政府统一组织新闻的发布”，而且地方政府还有权力对所谓违规的新闻媒体进行处罚，大抵上反映了官员们的这种惯常思路，他们总认为政府是公正的，发生任何事情由政府作出的认定和处理是最权威的。

然而，许多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往往跟某些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些事故或突发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政府本身的应对失误、愚蠢或者错误决策的结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利益中立的机构，它必须要在外部严格的监督之下才能不去做坏事。但是这种观念对于许多官员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这跟我们过去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的，因为党和政府而且只有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你不信赖它们还信赖谁？出事了，政府正焦头烂额，你却来搞什么调查，不是捣乱么？虽然实在不少地方的实情是，政府所忙碌者，恰好是掩盖事实，以求自保！

当然，媒体本身在中国也不处在一个常态的地位。什么是传媒？我们的基本定位，它也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政府机关固然行使的政府权力，媒体作为喉舌，作为机关报，机关电视和机关电台，本身也是政府权力、党的权力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定位，意味着媒体做事情的逻辑，包括它受到干扰的途径，跟政府权力行使过程是一样的。这种体制与性质上同构的特色决定了我们的媒体没有办法去享有真正媒体所享受的那种尊严和权威性，所谓客观中立是绝不可能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态度，它总认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政府内部行使权力的人，你把内幕挖掘出来，发布出去，对政府本身的形象不好。这样的体制带来了官员对媒体的期待是错误的期待，他们并不认为客观报道是正确的，而怎样维护政府的形象变得非常重要。

正因为媒体代表了官方，是机关的喉舌，这样它似乎也拥有了一种超越传媒的不合理的权力，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一些无庸置疑的结论。我们知道，过去的报纸可以不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就宣布某个人是反革命分子。过分的强势，反而导致了地方官员对媒体格外的忌惮。因为如果一旦媒体给做出结论，认为某些官员需要承担责任，那几乎具有言出法随的效果。实际上，一个记者再追求客观，他的视野毕竟还是有限的，况且还有追求快速发表的冲动，所作报道存在某些不全面甚至失实歪曲等缺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这种报道如果变成一种判决，对于官员们——以及任何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都是过于严重的局面，这会加剧记者所面临的危险。于是，拼命防范记者，一旦遮掩不成，考虑到一旦被媒体揭露出来后的严重后果，这种时候某些人就会铤而走险，发生凤凰这样的事件就会有必然性。

或问：真相报道出来固然会让责任人丢掉乌纱甚至锒铛入狱，但是，殴打记者，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响，导致责任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难道不更是更可怕的后果么？最近这几年，我们这里有个似乎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件坏事情之所以被媒体报道，是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坏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坏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一旦报道就会产生特别恶劣的影响，会让国际社会都关注，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贵人”相助。实际上地方的官员也在观察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媒体报道出来，什么样的事情媒体不能够报道。如果要报道的话，就会有人来管媒体，让它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实际上媒体也在自我审查，注意避免捅娄子。我感觉官员们也猜得透这种管理的规律，所以就把坏事闹大，闹大到以至于不能报道的程度。林彪当年说谎撒得越大，别人越相信，我们现在是坏事闹得越大越不能报道。我不知道凤凰这个事件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死亡人数是否尚无定论，再加上记者被殴打，这类恶行多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没准事情就好办了。

饶有兴味的是，我们看到当地的官员很注意对于不同的媒体区别对待。当然，这并不是凤凰官员的发明。我记得孙志刚事件审判的时候，广州的法院就只允许央视和新华社的记者进入，东北刘涌案的审判也是一两家最高层官方媒体才能进入法庭报道。这种把媒体分作三六九等的做法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那些受冷落记者的强烈反应。不过，这样的区别对待却真正体现了官员们的精明。一方面，官员们的确害怕这样手眼通天的媒体，他们不敢得罪。另外一方面，在官方评价中层次越高的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往往是更低调的。“高处不胜寒”，媒体层次越高，官方控制的力度就越大。地方官员也看得出来，来自外地的有些媒体是没法控制的，但是像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却断然不能做很多负面报道。对于这类媒体的礼遇并不是因为它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恰好是因为它们更不自由。虽然这一次《人民日报》的记者也被打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先亮记者证，如果当时亮出记者证来，对方可能就会收敛一点。据有关媒体透露，当地的宣传部门在事发后也道歉了，不过，道歉也有强烈的“级别意识”，只向这两家媒体道歉，不向其他媒体道歉。其实，那些没有得到道歉的记者是应该为他们所在媒体而自豪的。

最后，记者频频遭打也折射出由于民主缺乏给官员行为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整个官僚体系都非常缺乏一种规训，缺乏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带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服从感。官员们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民意，必须要通过媒体接受民意监督。他们总是把记者视为宣传他们政绩的一种工具，甚至负面事件的报道也要变成张扬官员政绩的契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个别记者——大多是官员辖区之外的记者——居然要揭露他们力图要掩饰的情况，所引发的激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观察不同国家的官员，尤其是当面对记者的时候，他们的语言风格、神态，甚至肢体语言，都可以从中可以看出，民主对于官员的规训是怎样的细致入微。民主就是让官员不敢得罪媒体，他们哪里敢得罪无冕之王，得罪第四种权力？

2007-8-17

读过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本人好歹当过几年农民，种过些罗卜白菜山药旦。拿榨油剩下的黄豆渣来当底肥倒是有过的，请蔬菜喝豆浆却没听说过。至于定期喷灌奶粉、白糖和醋，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又不是愚人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怀疑这是“恶搞”，赶紧“古狗”一下，结果傻眼了：这是一条毫无夸张的真消息。有当地农民的证言，还有记者亲临现场的报道。——这可真应了那句时髦的摇滚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近来，许多国家陆续提出中国出口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政府不断进行解释，甚至反唇相讥，说对方心怀恶意。我理解当局的委屈：有毒有害的，基本上是咱们中国人吃了，给洋人和境外高等华人吃的，应该是佳品。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既然讲人权，讲人人平等，凭什么我们吃农药化肥激素而给洋人吃的菜浇豆浆牛奶白糖醋？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内外有别嘛！为什么？咱们锻炼出来了，有相当的免疫力了。随便数一数：毒大米、毒油、毒蔬菜、毒猪肉、毒茶叶、毒月饼、毒水果、毒鱼毒虾等等等等，以至于无毒不中国，有毒反而成为常态！就像蟑螂老鼠，毒药吃多了，也就练出来了。人家洋人太娇惯，倘若一进中国就上吐下泻，喘不过气，还奥什么运？

当然，我早就知道我这种对外国友人实行人道关怀的意见会遭到驳斥。前述网文就这样说道：“重视食品安全问题要从尊重每一个生命开始，而不能让任何一个生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受到忽视和歧视。……真正的安全食品生产是维护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的，而不能让一部分人在餐饮时蒙羞受辱……”——我认为这句话有欠准确。吃喝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消费，和肠胃关系密切，与羞辱感尚有相当距离。只要不上吐下泻，慢性自杀就还算说得过去。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说谎的自由都没有，谈何人格尊严？此外，我也不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是否需要用“重视”来解决的思想问题——笨蛋，要紧的是制度、制度、制度！一千篇社论，一万种悲情，不如一个简单的监督机制。正如此，据记者报告，为确保品质，有关方面准备给全部“奥运蔬菜”“建立档案，每天都要有专人登记，每个蔬菜都有身份证，建立追溯制，可以通过商标上的条形码，查到蔬菜生产时间、生长情况、具体生长地以及负责人员等信息。”——这就有那么点意思了。共产党不就是通过“档案”“ 身份证”制度把多少亿的百姓整得服服帖帖的吗？每一颗西红柿洋葱柿子椒都有了身份证，谁还敢翻天呢？不过，这种监督制度尚有改进之余地：真正有效的监督一般存在于具有利益冲突的两造之间。官府监督百姓（专制），或者翻过来百姓监督官府（民主）俱是有效得很的。让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一条龙”自我监督，效果怕是十分有限。能否成立一个“拒绝有毒有害食品”的民间协会呢？哪怕只出版一份小小的报纸，对奸商墨吏实行一点小小的有限的监督？这一点做不到，也就不必满世界喊冤叫屈了。

这篇网文最后发出呼吁：“……我期盼，在2008奥运会以后，我们普通居民都能食用像北京延庆生产那样的有机蔬菜，让奥运特制蔬菜走上每个居民的餐桌。”虽然我热烈拥护人格尊严，但我仍然认为“让奥运特制蔬菜走上每个居民的餐桌”这样的共产主义畅想，是万难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用来浇灌“奥运蔬菜”的黄豆牛奶白糖醋。我的口号是：“让奥运蔬菜走进人家奥运村，让无毒蔬菜走上百姓的餐桌。”

——这个相当平实的愿望能实现吗？也不能。只要老百姓成立不起成千上万的“菜篮子协会”，把那些坏人看死了，无毒无害蔬菜永远也不会自动走上每个中国人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