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克郭尔:最不幸的人(译文)

最不幸的人(译文)

——一篇写给同逝者的热情洋溢的致辞

星期五周会上的终结讲演)

基尔克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众所周知,在英格兰的某地肯定是有着这样一个坟墓,这坟墓没有以宏伟的纪念碑或者忧伤的环境、而是以一个小小的碑铭来展示出自身的特别——“最不幸的人”。据说人们打开过墓穴,但在里面却找不到任何尸体的痕迹。人们找不到尸体,或者人们打开了墓穴,这两者中那一个事实更引起人们注意呢?确实是够奇怪的,人们这样花时间去搞明白在这墓穴之中是否有什么人。当人们在碑刻上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去想象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怎样在世界上奔走着的,人们会有愿望走进墓穴去与他聊上一聊。但是这一碑文,它是那么意义重大!一本书能够有一个标题,这标题让人有读这书的愿望,但是一个标题就其自身可以是如此思想丰富、如此具备对个人独特的吸引力,以至于使人永远都不想去读这本书。实在地说,——如果一个人在静思之中也许曾秘密地让自己衷心沉湎于这样一种想法,觉得他自己是那最不幸的人,那么,对于每一个有过这样想法的人,这一碑文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它到底是会具有震撼性的意义、还是会具有喜悦的意义,则完全根据这个人所具的心境来决定。但是,我能够想象一个人,他的灵魂从不认识这样的追求,对于他来说,去知道在这一墓穴中是否真的有人存在,就成了他的好奇心所想要完成的一种任务。并且,看哪,那墓穴是空的!也许他又重新复活,也许他是想要嘲弄那诗人的词句:

——在墓中有的是安宁

它的沉默居民不知悲哀;

他无法找到安息,甚至在墓中也找不到,他也许又无常地在这世界上漂游,他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自己的家,而只让自己的地址留在了那里!或者他尚未被人发现,他这个最不幸的人,这个人,在他找到了祭寺的门和谦卑的祈求者们的长凳之前,甚至连欧墨尼得斯姐妹们都不追踪他,而各种悲哀维持着他的生命使得他活下去、追随着他到墓穴!

如果他还没有被发现,那么,亲爱的同逝者,让我们就像十字军骑士那样进入一次远行,不是去那坐落在幸福的东方的神圣墓穴,而是去那坐落在不幸的西方的悲哀墓穴。在那空墓穴前,我们将寻访他,那最不幸的人,确定了要去找到他,因为,正如信者们的渴慕趋向那神圣的墓穴,那些不幸者们也这样向西方移徙到这空墓,每一个人都被这样的想法充填:这墓穴是为他而定下的。

或者,这样的一种考虑对于我们的观察来说也许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对象,我们的活动——我应当遵从我们协会的神圣习俗——是在格言式的、偶然的祈祷仪式中的尝试,我们不是格言式地思想和言语着的我们,而是在格言式地生活着的我们,异乎寻常地生活着的我们,就像生活中的格言,与人们的社会无关,不参与他们的悲哀和喜悦,我们不是生活之喧嚣中的协音,而是夜之宁静中的孤独飞鸟,只偶尔一次聚集在一起以便在对生活之可悲、对白天之漫长和时间之无限延续的观想展示中获得启发,我们,亲爱的同逝者,是不相信“喜悦的游戏”或者“傻瓜们的幸福”的人,我们是除了不幸之外什么也不信的人。

看,无数的人成群地向前涌动,全都是不幸的人们。然而,相信自己就是被召唤的人有许多,而被选中的则不多。在他们之间必须被定出一种区分——一个词,而人众消失,也就是,把所有那些不请自来的、认为“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因为畏惧死亡而变得不幸的客人们全都排除掉;因为我们,亲爱的同逝者,我们就像罗马的士兵那样不怕死亡,我们知道更糟的不幸,并且它自始至终首先就是——“活着”。是啊,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无法死去,如果传说中所说的关于那个永恒的犹太人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去宣告他为那最不幸的人吧,我们还踌躇什么?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弄清楚了为什么墓穴是空的,这是为了标示出那最不幸的人就是无法死去的人、无法被置放进墓穴的人。这样,问题就搞定了,答案就很简单,因为那无法死去的人是最不幸的,而能够死去的人则是幸福的、在老年寿终正寝的人是幸福的、在青年夭折的人是幸福的,最幸福的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死去的人,最最幸福的是那从来不曾出生的人。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死亡是所有人的共同幸福,因此,只要那最不幸的人还没有被找到,那么他就必须在这一界定之中被寻找。

看,人众消失了,数字减少了。我现在不说“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听我说话”,因为我知道,我拥有着你们的注意力;我不说“把你们的耳朵竖向我”,因为我知道它们属于我。你们的眼睛闪烁,你们从你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这是一场值得去参与的辩论,一场比生死攸关更为可怕的搏斗;因为我们并不畏惧死亡。但是那酬报,是的,它比世上任何其他酬报更令人骄傲,并且更为确定,因为,那确定了自己是最不幸者的人,他根本就无需畏惧幸福,他不会去品尝在自己的最后一刻不得不叫喊“梭隆、梭隆、梭隆!”的羞辱。

然后,我们于是就举行一场自由竞争,任何人都不会被排除在这竞争之外,不管是从身份的角度还是年龄的角度看。除了幸福的人和畏惧死亡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不幸者们的社团中的每一个值得尊敬的成员都是受欢迎的,宝座为每一个真正不幸的人而定,墓穴保留给那最不幸者。我的声音在这世界里发出,倾听它,所有你们这些自称是世上的不幸者而不畏惧死亡的人们。我的声音回响到时间中的往昔;因为我们不想振振有辞到因死者已死的缘故而去排斥死者的程度,因为他们也曾活着。我恳请你们原谅我在一时一刻中打搅你们的安宁;在这空墓前聚集。我三次对世界这样喊叫,倾听它,你们这些不幸的人们;因为在这里,我们的意图不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裁决我们自身间的一个事件。地点已经找到,而在这一地点,该事件必须面向全世界来得以裁决。

 

然而,在我们去盘问那些单个的人们之前,让我们使我们自己称职而能够无愧地坐在裁判者和辩论参与者的位置上。让我们强化我们的思想,武装它去抵抗软耳根子中的蛊惑;因为,在一个不幸的人讲述他自身的不幸的时候,又有什么声音能够像不幸者的声音那样逢迎奉承、又有什么样的声音能够像不幸者的声音那样具有迷幻的魔力呢。让我们使自己称职去坐在裁判者和辩论参与者的位置上,不失去概观和洞察能力,不被那些单个的人们迷惑;因为悲哀所具的雄辩是无限的并且有着无限的创新能力。我们将把不幸者们划分成特定的群组,每一个群组都只有一个人能够发言;因为我们不想拒绝这样的事实,——任何单个的个体都不会是那最不幸者,最不幸者是一个类别;但因此我们不想有所踌躇,去赋予这样一个特定类别的代表这个名称:那最不幸者,我们不会踌躇于去把那个墓穴赋予他。

在黑格尔的所有体系文本中有一个段落是关于不幸意识的。一个人总是带着一种内在的骚动和心跳进入对这样的各种考究的阅读,带着这样的畏惧,唯恐获知太多或者太少。“不幸意识”是这样的一个词,哪怕只是偶然地被置于谈话的过程中,它就几乎能够使得血液凝结、使得神经颤抖,而现在,它被如此显著地表述出来,就像柯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一篇小说中的那个秘密词:第三颗核桃是死亡,能够使人像一个罪人那样地战栗。唉,那除了就这个问题写一段文字之外就不再与这个问题有更多关系的人是幸福的;而更幸福的人则是那能够写接下去的文字的。现在,那不幸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理念、他的生命内容、他的意识财富,他的根本的本质以某种方式是处在他自身之外的。那不幸的人对其自身而言总是缺席的、对其自身而言从来不是在场的。但是缺席,很明显,一个人可以是要么在过去的要么在将来的时间里缺席。这样,整个不幸意识的领域就被足够地限定下来了。对于这一固定的限定,我们要感谢黑格尔的工作,而现在,既然我们不仅仅是那种保持着距离看这个王国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就要像一个本土人那样地更接近地去观察那之中各种不同的阶段。这样,不幸的人是缺席的。但是一个人的缺席,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过去的时间就是在将来的时间里的话,那么他就是缺席的。这一表述在这里是迫切的;因为很明显,正如我们也能够在语言科学看到的,有一种时态是过去时中的现在时,还有一种时态是将来时中的现在时;而这同一种科学也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时态是过去完成时,在之中没有任何现在时的东西,还有一种时态是将来完成时,也具备同样的特性。这是那些希望着的和回忆着的个体人格。但是,如果一般地看,只有那对于自己是在场的人才是那幸福的人,那么,只要这些个体仅仅是在希望着或者仅仅是在回忆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无疑就是不幸的个体人格。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将一个在希望或者在回忆中在场的个体人格称作是不幸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在那希望或者回忆之中是现在着的。我们也将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这一点:一次打击,不管它有多么沉重,不可能使得一个人成为最不幸的人。也就是说,一次打击要么是只能够剥夺他的希望而使得他在回忆中现在着、要么是剥夺他的回忆而使得他在希望中现在着。现在我们继续进一步讨论并且将去看,不幸的个体人格在更具体的细节上必须怎样被定性。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那希望着的个体人格。如果一个人作为希望着的(并且因此而言是不幸的)个体人格对自身而言不是现在着的,那么他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就变得不幸。一个希望着永恒生命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个不幸的个体人格,如果他放弃了那现在的;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却不是不幸的,因为他在这一希望中对于他自己是现在着的,并且与有限性的单个环节并不构成冲突。相反,如果他无法在希望中对于他自己是现在着的,而是失去了自己的希望、又再重新希望并且又如此继续,那么他对于他自己就是缺席的,不仅仅是在那现在的时间里、而且也是在那将来的时间里缺席,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不幸者的构成形式。如果我们观察那回忆着的个体人格,那么情况也是如此类似的。如果他能够在过去的时间里对他自己是现在着的,那么他在严格的意义上就不是不幸的;但是如果他不能够达成这一点,而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对自己持恒地缺席的,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不幸者的构成形式。

回忆尤其是那些不幸者们的真正元素,那是自然的,因为那过去了的时间有着值得注意的特性,“它是过去了的”;那将来的时间所具的特性则是“它将要到来”,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说,与过去的时间所处相比,将来的时间所处与现在的时间更为接近。现在,为了使得那希望着的个体人格在将来的时间里变成现在着的,这将来时间就必须为这个个体人而具备实在性(Realitet),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时间就必须为这个个体人去获取实在性;为了使得那回忆着的个体人格在过去的时间里变为现在着的,这过去的时间就必须为这个个体人而具备实在性。但是当那希望着的个体人格想要希望一个将来的时间而这一将来时间却无法为这个体获取任何实在性时,或者,当那回忆着的个体人格想要去回忆一个不曾具备过实在性的时间时,那么,这时我们就有了那些真正不幸的个体人格。前者在人们看来是不可能的或者被人看成是纯粹的疯狂,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那希望着的个体人格固然不去希望某种对它而言是没有实在性的东西,但它却希望着某种它自己都知道是无法实现的东西。就是说,当一个个体人格在它失去了希望的时候,它不是去成为一个回忆着的个体人格,而是继续想要作为一个希望着的个体人格,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种构成形式。当一个个体人格在它失去了回忆的时候,它不是去成为一个希望着的,而是继续想要作为一个回忆着的个体人格,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种不幸者的构成形式。比如说,如果一个个体人迷失在古代或者中世纪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时代中,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时代对于他有着一种决定性的实在性,或者他迷失在自己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时代,以这样一种方式,这时代对于他有着一种决定性的实在性,那么,他在严格的意义上就不是什么真正不幸的个体人格。相反,如果我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不曾有过什么童年,因为这一时代走过他而不对他构成任何意义,但是他现在比如说因为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而发现了所有童年时代所具的那美好的东西,并且他现在想要回忆他自己的童年、总是回眸凝视着它,那么,他无疑就是非常合适的例子。他想要向回走,去为那对于他已经是过去了的、但他却想要在其意义中回忆的东西找到意义。如果我想象一个人,他曾经生活却没有领会到生活的喜悦或生活的乐趣,而现在他在自己死亡的瞬间突然看见了这些喜悦和乐趣,如果我想象他不死,这会是最为侥幸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复活而没有因此重新从头再生活,那么,在“谁是最不幸的人”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将无疑能够成为我们的考虑对象。

希望类的不幸个体人格们在自己身上从不具备像回忆类的不幸个体人格们所具的那种痛楚。那些希望着的个体人格总是有着一种更为欣悦的失望。因此,要寻找那最不幸的人就总是必须去回忆类的不幸个体人格们中寻找。

然而,我们得继续,我们要去想象出对以上所描述的这两者的一种结合,在更严格意义上的各种不幸的构成形式。那不幸的希望着的个体人格无法在他的希望中变得对自己是现在着的,而那不幸的回忆着的个体人格也有着类似的情形。这结合只能够是这样的结合:那阻碍他“在自己的希望之中成为现在着的”的东西是回忆,而那阻碍他“在回忆之中成为现在着的”的东西是希望。一方面这是在于,他不断地希望着那应当被回忆的东西;他的希望持恒地成为失望,但是在这希望成为失望的时候他发现,这失望不是渊源于希望的目标被更久远地推迟,而是由于他与目标擦肩而过,这目标已经被经历或者本该是已被经历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就过渡进了回忆之中。在另一方面,他持恒地回忆那他本来应当是去希望的东西;因为他在想象之中已经用掉了那将来的,他在想象中经历了它,这一被经历的东西本来是他应当去希望的东西,但是他却回忆这东西。这样,他所希望的东西处在他的身后;他所回忆的东西处在他的前方。他的生命不是向后,而是双向地错反。他马上就会觉察到不幸,尽管他不明白这不幸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然而,因为他要真正有机会去感受到这不幸,那误会,那在每一个瞬间里以一种古怪方式讥嘲着他的误会,就介入了。在日常中他尽享那“被看成是有理智的人”的荣誉,但他却知道,如果他去向任何一个人解释这发生在他身上的到底是怎么,他都会被人宣告为是发了疯。这一点是足以让人发疯的,但是他却没有,而这却恰恰是他的不幸。他的不幸就是他过早地来到了这世界并且因此而不断地来得太迟。他不断地完全接近目标,而在同一瞬间他远离了这目标,这时他发现那使得他不幸的东西——因为他拥有这东西或者因为他是如此而使得他不幸,这东西正是那在几年前会使得他幸福的东西——如果他那时拥有这东西的话,但那时他变得不幸,因为他并没有拥有它。他的生命没有意义正如那个阿凯乌斯的生命,关于他有着这样习俗的说法:除了曾经因为他而出现了一句谚语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谚语本身还不能足够地说明问题。这谚语是:

在杯子和唇边之间有着很长的一段

他的生命从来不曾见到过安宁并且没有任何内容,他在此刻的瞬间对于他自己不是现在着的,他在将来的时间里不是现在着的,因为那将来的东西已经被经历了,他在过去的时间里不是现在着的,因为那过去的东西还没有到来。就这样,他就好像勒托娜那样被到处驱逐最后跑到北方极寒之土的黑暗之中、跑到赤道光明的岛上,无法生产出孩子而持恒地作为一个生产着的孕妇。他站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中,孤独地只有自己,他没有可让他依附的同时代,没有可让他怀念的过去,因为他的过去还没有到来,没有可让他希望的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已经过去。孤独地,他在自己面前只有那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你”,一个与他共处于冲突中的“你”;因为他之外的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这个分不开而令人头痛的朋友,那是一种误解。他无法变老,因为他从来不曾年轻过;他无法变得年轻,因为他早已经变老;以一种方式说,他无法死去,因为其实他就不曾活过;以一种方式说,他无法活着,因为其实他已经死去;他无法爱,因为那爱总是现在着的,而他没有现在的时间,没有将来的、没有过去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具有令人同情的本性的人;并且他恨这世界,仅仅是因为他爱这世界;他没有激情,不是因为他缺少这激情,而是因为他在同一瞬间有着那相反的激情,他没有时间去做什么,不是因为他的时间被其他东西充满,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他是无力的,不是因为他缺少力量,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力量使得他无奈无力。

然而,不用多久我们的心就得到了足够的锤炼,我们的耳朵塞住了,虽然没有全封闭。我们听到了深思熟虑的冷静声音,让我们感受激情的雄辩,简短精练如一切激情。

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那里。她悲诉她的爱人对她不忠。这不是能够让人反思的;但是她在这整个世界里只爱他一个人,她出自自己的整个灵魂、整个心灵和全部思想地爱他,——那样,她还是能够去回忆和去哀伤。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还是一幅图像,这是一个活着的人死去,还是一个死者活着,——这是尼娥伯。她一下子失去了一切;她丧失了那她赋予生命的东西、她丧失了那赋予她生命的东西!仰首看一下她,亲爱的同逝者,她站得稍高于世界,在一个墓丘上像一块纪念碑。然而没有什么希望向她招手,没有什么未来打动她,没有什么前景诱惑她,没有什么希望使她骚动——她无望无告地在回忆中化成石头;在一瞬间里,她是不幸的,而在同一瞬间里她变得幸福,并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她的幸福从她那里拿走;世界变换,但她不识任何变化,而时间到来,但对于她则没有任何将要到来的时间。

看那里,多么美丽的共同体!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伸出手!这是为了祝福、为了忠诚的团结、为了喜悦的舞蹈?这是俄狄浦斯那被放逐的家族,这打击繁衍下来并碾碎那最后的人——那是安提戈涅。然而对于她却有着这样的考虑,一族人的悲哀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足够了。她弃绝了希望,她以回忆所具的忠诚来替换掉了希望的变幻无常。那么,去逗留在幸福中吧,亲爱的安提戈涅!我们希望你有一个长远的生命,就像一声深沉的叹息一样地意味深长。但愿不会有任何遗忘来剥夺去你什么东西!愿悲哀的日常苦涩能够被丰富地提供给你!

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出现了;但他不是唯一的,就是说,他有朋友,那么,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那是悲哀之族长,那是约伯——以及他的朋友们。他失去了一切,但不是通过一次打击;因为主收取、并且主收取、并且主收取。朋友们教会他去感觉到丧失之苦涩;因为主给予、并且主给予,并且还有一个不明事理的妻子作为额外赠品。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所保存了的东西是在于我们的兴趣之外。敬重是属于他的,亲爱的同逝者,为了他的白发和他的不幸。他失去一切;但是曾拥有过。

他的头发花白,他的头垂落,他的脸枯萎,他的灵魂忧虑。这是那迷失之子的父亲。他就像约伯一样失去了他在世上最亲爱的东西,然而不是主在收取,而是敌人夺取这东西;他不是曾失去,而是正在失去这东西;这东西不是被从他那里拿走,而是消失不见了。他不是在家坐在壁炉前的麻袋布和灰中;他站起来离开家,离开了一切去寻找那迷失的孩子;他抓向他,但是他的手臂及不到他,他叫喊着他,但是他的声音追不上他。然而他希望,哪怕是通过泪水,他瞥见他,哪怕是通过雾气,他赶上他,哪怕是在死亡之中。他的希望使他苍老,除了与他相依为命的这希望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使他和这个世界有所关联。他的脚累了,他的眼睛昏黯了,他的身体寻找安息,他的希望活着。他的头发全白了,他的身体衰老了,他的脚步停下了,他的心破碎了,他的希望活着。抬起他来吧,亲爱的同逝者,他曾是不幸的。

谁是那苍白的形象,就像死人的影子一样无力!他的名字被忘却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许多百年了。他曾是一个年轻人,他曾热情洋溢。他寻求献身想要成为殉道者。在想象中,他看见自己被钉上了十字架、看见天空被打开;但现实对于他太沉重,梦想的狂热消失了,他拒绝自己的主也拒绝自己。他想要承受起一个世界,但是因力不能及而身心交瘁;他的灵魂没有被碾碎、没有被消灭,它折裂了,他的精神瘫痪了,他的灵魂麻痹了。祝贺他吧,亲爱的同逝者,他曾是不幸的。然而,他却确实变得幸福,他确实是成为了他所想要成为的人,他成为了殉道者,虽然他的这种殉道献身没有成为他所想要的那种——被钉上十字架或者弃尸喂野兽,而是另一种,是被活活焚烧,被一种文火慢慢地销蚀掉。

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那里,如此地沉思。她的爱人对她不忠诚,——这不是能让人去反思的。年轻女孩,看这集会的严肃表情,它曾听到过各种更为可怕的不幸,它的大无畏灵魂要求更大的事件。是的,但是在这整个世界里我只爱他一个人,我出自我的整个灵魂、我的完全心灵和我的全部思想地爱他。——这样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前面听过一次了,不要让我们不耐烦的渴望变得疲劳;你完全可以去回忆和哀伤。——不,我无法哀伤;因为他也许并没有对我不忠诚,他也许不是欺骗者。——你怎么就不能哀伤?走近点,女孩中的特选,原谅这位严格的监审一时间里要把你弹回去——你无法哀伤——那么你还是可以去希望的。——不,我无法去希望;因为他是一个谜。好吧,我的女孩,我理解你,你在不幸的梯子上攀得很高;看她,亲爱的同逝者,她几乎是在不幸之尖顶上盘旋了。然而,你必须分割你自己,你必须在白天希望、在晚上哀伤,或者在白天哀伤、在晚上希望。骄傲吧;因为一个人绝不应当为幸福而骄傲,但无疑应当为不幸而感到骄傲。固然你不是那最不幸的人,但是,你们不是这样认为的吗,亲爱的同逝者,让我们授予她一个尊敬的亚军称号吧。我们不能把墓穴授予她、但是赋予她最靠近墓穴的位置。

因为,在那里站着他,叹息王国的特使、苦难的特选宠儿、悲哀的门徒、痛苦的沉默朋友、回忆的不幸爱人,在他的回忆过程中被希望之光明困惑、在他的希望过程中被回忆之阴影挫丧。他的头承受着烦恼的重压、他的膝盖是松弛的,然而他却只是依靠在他自己身上。他黯然疲惫,然而却那么充满力量,他的眼睛看起来并不曾涌流,但是喝下了许多眼泪,并且,在他的眼中却有着一种火焰在燃烧——这火焰能够消蚀掉整个世界,但是却无法消蚀去他自己胸中忧愁的任何一个碎片;他弯曲了,然而他的青春却预示他一个漫长的生命,他的嘴唇对着这个误解他的世界冷笑。站起来,亲爱的同逝者,鞠躬,悲哀的见证人,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向你致意,伟大的不知名者,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以你的荣誉头衔向你致意:最不幸的人。不幸者们的社团共同体在这里、在你的家居之中向你致意,在通向这谦卑低矮但又比所有世界上的宫殿更为骄傲的居所的入口处向你致意。石头已经辊开了,墓穴的阴影带着其美味的凉爽等待着你。然而,也许时间还没有到来,也许路很长;但是我们答应你会更为频繁地在这里集会以向你表达对你的幸福的羡慕。那么,请接受我们的祝愿,一个美好的祝愿:愿没有人能理解你而所有人都羡慕你;愿没有朋友喜爱你,愿没有女孩爱上你,愿没有任何秘密的同情能隐约感觉出你孤独的痛苦;愿没有眼睛能够测出你遥远的悲哀;愿没有耳朵能够探听到你秘密的叹息!或者,如果你的骄傲灵魂鄙夷这一类同情的愿望、蔑视这一缓解努力,那么,愿女孩们爱你,愿那些有孕的人们在她们的恐惧中求助于你;愿那些母亲们寄希望于你,愿那些濒死的人们在你这里找到安慰;愿年轻人们聚向你;愿男人们信赖你;愿老人们如同抓住拐杖一样地抓住你,——愿全世界相信你能够使之幸福。那么,好自为之地生活吧,你最不幸的人!然而,我在说什么:那最不幸的人,我应当说“那最幸福的人”,因为这其实恰恰是一件幸福之礼物,——没有人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件礼物。看,语言碎裂了、思想混乱了;因为除了那最不幸的人之外又有谁会是那最幸福的人,而除了那最幸福的人之外又有谁会是那最不幸的人;除了是疯狂之外,生活又会能是什么别的,除了是愚蠢之外,信仰又会能是什么别的,除了是厄运的暂缓之外,希望又会能是什么别的,除了是伤口上的醋之外,爱又会能是什么别的。

他消失了,而我们再次站在这空墓前。于是我们还是祝愿他和平和安息和康宁,以及所有可能的幸福,以及一个迅速的死亡,以及一场永恒的遗忘,以及毫无记忆,以免对他的回忆会使得别人不幸。

站起来,亲爱的同逝者!黑夜过去了,白天又开始它孜孜不倦的活动,正如它所显示的表象,从不厌烦于永永远远地重复它自己。

 

(摘自基尔克郭尔《非此即彼》卷一

京不特根据丹麦文版本翻译)

 

                          

《自由写作》首发

 

古  冈:1966(诗三首)

1966(诗三首)

古  冈   

 

    

1.

65年工作,算运动
中清算起的云,
它们在天上飘,
好象不是他们的地,
万物自己生长,
象领袖光环,
戒指、手镯等。
金光闪闪呵,温暖的身子,
他们需要天盖,
象温室,
象效应的不可琢磨。
他们衣着简朴,
补丁的键盘照旧,
年复一年地弹下去。
大多数面貌,
象被篡改的地面裂缝,
干泥巴、打乱的
井字型。而我,
一个后生躲在办公窗帘:
它的后头,微风动时,
它隐匿的双重性,
好象拧干了一层皮肤,
它穿上规则的外套,
更象它本质反面,
完美的人在系鞋带。

 

2.

语言它要我说,
肆意的风,
吹那时,它不在的,
拐了弯,
尚在年轻,他们面貌
甚是可疑的门闩。
它们合上时,
它们从中皆是谁?
天旮旯处一点,
化为无的肖像,
生有的
一缕发丝。

 

3.

可能空中有一些
不可知的东西,
象我们不知所措,
一觉醒来后,
人世的光照下,
手背上的老人斑,
肢体象打了结,
但手势的坚定,
仿佛日后我们还会
重生在一荒岛。
鸟语,相似那语言,
或语义不甚明了,
也可意会的森林。
算是完成一周,
腿疼打着绑带,
似是而非的味,
一如回家,不安的
起伏,或欣喜。
兼而有之的
雨夜,旮旯处
些微的反光。

 

4.

神经质的,上了班就掉头。
回来也是去处,
错乱的腿,我们走到哪儿?
他们是,我今生的同事,
无聊度日的生物们。

他们要中断,
病毒蹲显微镜下:
虫豸跳脊梁的舞。

天生一汪理想水潭,
我们从双瞳中看到,
听到都市喧嚣,
轮转时,把
尽快的市场炒了。

 

5.

小小的冷气散了,一会儿
对呀!阴霾下,刺眼的,
我们头盖骨朝上,
心灵的静,受制于
难道是器官杂乱的血脉?
相成或一如
我们小时甜蜜的痛。
象如今疼痛的不堪,
四肢没了去处,
又象将来从何破壳,
鸟钻破天盖,
大开的蓝,一夜
一宿在周边咕哝着,
暖意的,我们虔诚,
谶那梦,一瞥中,尚存的。

2006.2.22-3.2
2007.7.18改

 

 

集体的方言史

 

——集体,人类的蛹,
职称、钱、他们嚼舌的嘴,
不停地聚合。
象每人不厌其烦的死,
蚂蚁在爬树。
职员们与他们的级别,
主管的钞票,如何升?
如何从必经的坟墓里探头,
何谓现在,
当下的一种。

家缩进瓦片之缝,
装饰其脸,扯拉的皮。

瞧!左腿疼至下方,
下至锁链绑住一块锈迹,
不是我啊!未来仿真的一个,
他狡诈的变迁史,
整个族群旗杆
一缕烟尘照样飘,
砖头和砖头的水泥隙缝,象透明
末日那双睁开的眼。
我们小小的女儿呢?
而宁可相信她们的不羁,
她们建立内部地基的肺,
摇曳的雾中掠影,
象夕阳被其吞噬,
消亡的无,心脏般
鲜红地蹦跳了一下呵,
她们托她们的梦而去,
回眸一笑,
一个千年谎言,而情是真的
扯断了方言的蛛丝。

2006.3.15
2007.7.18改

 

 

水泥城早行

 

气管的流,酸性黏液,
混迹的下水道管子,它出口
变为一个痛楚、典当的梦。
它又酌情变得奇怪,歪的杆子,
迎风飘着异国海盗旗,
孩儿们的天开了,就一瞬变大。

了却的独舞是谁?
邻座愤愤在提醒,筹建一早
我们提纲,象逮住挈领的街。

我们被分割的成语包围住,
一愕之下纷纭的群星。
谁和谁的明堂,粘的裙带边,
象脚镣锈了。
象中意的不慎出落,一大娃娃在哭,
在笑的屋瓦跌落,
爬起来又一年,大合唱的毕业生,
个个从全世界毕业,
方便的虚荣心全在唱。
全身学生被整改的大脑,
全世界多了,一个接一排豆腐的渣。

整个集体梦魇,何处是出口,
被捆绑了身子的挣扎,地板吱吱叫了一宿。

2005.11.23

        

《自由写作》首发

 

演  音:回忆1966年(诗一首)

回忆1966年(诗一首)

演  音   

 

    

——谨以此诗祝贺张烨、钱玉林、郭建勇、许基鹤、王汉梁、丁证霖、陈建华、蔡华俊、周启贵九诗人“文革”时期诗歌合集《青春的绝响》出版

 

小记

此诗最初为响应古冈而作。古冈的长诗“1966”向我展示了我想要表达的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记忆:个人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我们时代的记忆。

一首关于记忆的诗中的语词,与最难以被发现的东西有关,乃是我们必须花最多时间去寻找的。我试图使我的诗具有一种注解的形式。

我们几乎不能思考以“文革”名义隐藏自身的事情。我们的确命名了它,但那是假天之名,假替天行道之名。这仍然是一套古装戏法,或曰,一种未老先衰的诗学。它停留在视觉的绝对之前。在时间性的行程中,收回自身的事物的是先验的辩证性。这种辩证性在单一的褶子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由敞开/合拢一辟一阖构成的褶子。它仿佛先行地看着所有作诗和思考的活动,我们则把它归之于惟有诗人和思想家才能够调动的目光。

那么——

怎样说出这一切?涉及怎样的编年史?

光景?时辰?幻想?观念?什么颜色和气味?

一首歌曲中,那个词重复的,现在和所有年代?

但是,为了什么命运??????

2006年12月27日

 

序诗

刚好赶在五月风暴之前,
思想的玫瑰迎风怒放。 
云锦般浩渺的旗帜升起时,
转变早已变得被动的形势。

年青的心,依然动荡不宁啊!
不无担忧地摸索着前程。
最困难的逆境接近完美,  
向奋进的人群投以一瞥。

如果视力部分地是暴力,
那就温柔地投身于争战;
悄悄把禁书重读一遍。

在得到祝福的这个时辰,
让你的声音再度兴奋起来,
冒犯那片挟带死亡的阴翳。


2006年5月1日写,6月17修改

 

1
思想的结果顿时变得致命,
奔走呼号的历史意味深长。
仿佛记忆中曾向你许诺,
克服流行的虚无主义。

红色的火焰的飞腾想象,
为完美的外表所迷惑。
我则对你说:“绝望之于
希望,是一点点的希望。”

不要忘记,你也需要有同样的机会。
外面的广场上,大家开始唱歌了。
“……快跟上,游行者——”

她是肉体,石头般沉落在欢乐之泉中。
一幅过于流动的图画,
虽然生动,但必遭一劫。


哦,这怀旧者的街道!
多么疏远我!这激进的街道,
喧嚣之后的沉默,更像冷淡,
毫不在意此刻我有多么孤独。

仿佛期待已久的事物,
它们的形式如此奥妙。
音乐带来些许的安慰,
默许了微尘,微小如秘密。

现在河流般的街道卷走沉默者,
一如预料的那样发生变化。
他们是一群笑到最后的诗人。

至此你的诗风大变,
爱情不再是诗歌的主题,
也许思想与死亡关系更亲密。


回复想象力的初始之处,
一个真理适合大脑的构造。
固执的习惯被磨损,
如同被激怒的嗅觉。

太阳的热和光被确认为骄傲或力量,
而我只想听见你轻柔的话语。
“只需要日子的考验,真实……”
“那是什么声音?亲爱的,是你吗?”

“来看我,一回来就来看我。”
跟着是一阵受到伤害的沉默,
如同一首诗延伸到最后的细节。

还有一些句子却没能完成。
我犹豫地站起来,模仿古代的先知,
以一首诗占卜:应验矣!应验矣!


被阵雨团团困住的孩子,
忽而冲破雨的重围。
我此刻一直在回想,
那张被雨水打湿的面孔。

与漫不经心的街道搭理几句,
我想趁着雨天把信寄走。
在所有一切呼吸之物中,
我可以闻出一阵可爱的呼吸。

品尝酣畅的雨意,如饮醇酒。
永远作为第一次,朝着爱的高潮;
个人的忧伤融入更孤独的期望。

我们的体液会解放自己,
它们的水势想象着腾越之势。
被自己的完美所吸引。


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修改了
历史,也修改了罪行。
那是另一种德性。勤奋的手不会
停止,收集对历史有利的证据。

尚未布置一新的空间,令人不无担忧;
因为进步,在天底下最明白误人。
增长的戏剧性,十分接近同情心;
表明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公正的。

如果它在开始之前 
便已预订胜利的结局——这喜悦,这代价!
反而显得有点可疑。

在歌者倍感疑惑的空气中,
天空在地平线上晃动一下,
它们实际上是暴行的媒介。


比日子还要宁静地过去,
轻如呼吸。从前的那双手,
仍在那里比划。那是一种笑的手势,
他的话因具有最终的含义而沉重。

一次交谈,公开每一场遭遇的终极意义。
这种应验中有什么对它变得致命。
交谈之中,他们交换的不止是背景,
所有的崇拜和自我牺牲混淆了角色。 

思想散发着异国的芬芳,
徒然地尝试去把握不可思议。
这时可闻天地脉搏之微动。

“我在这里,又回到了祖国。
来找我吧,我的兄弟!
带上我的白马,因为要在这里展开辩论。”


我们从不曾细心去留意,
什么时候毕业了。
心中有个东西轻柔如歌,
默数并非遗忘的部分。

象温室薄薄的保护层,
心的某些部分萌芽,成长。
但在起初,词语被选择,
现在已经深入春天,花事盛大。

从前……不,它沉重无语。
而一个犹豫的乐句停顿在激情中,
过去的记忆完美无比。

如今,遗忘抹去了光荣的花名册,
因为它们是可以出卖的;
一些名字意味着一片瓦砾和废墟。


如同挑选珍贵的礼物,
挥舞影子的手臂如同影子。
现在借着梦境看见它,
影子之外还能触模什么?

静止或流动的生活之全部, 
使得真理显而易见。 
因而那也是每一个人的真理,
目标过早达到并非有益。

我们保护不住的操场,
被无形的风吹打着,
日子用树叶遮挡一半的风。

啊,不,那是另一棵夹竹桃,
是无香气的那种;
无区别的花仿佛是想象之花。


那得回到四月,在广场中心。
激动的人们呐喊着,全部加入我们一边。
可以想象,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其它日子里的沉默在寂静中喊出声来。

有人绕着人多的地方悄悄跑开,
避开汹涌的人群的注视。
除了对实际场景的一种描述,
描述者要求比以往更多的理解。

我们交谈,然后朝着夜的深处走去,
有人发现星星垂直地升至树顶之上。
有人静下来,倾听天与地的谈话,

他的声音清晰地穿过漫长的岁月,
“去任何地方都不会太远,
我不会妥协,伟大的温情温暖了我……”

10
新的事物越过日期,还有记忆。
这只是一个注解,如历史书上的批注。
当书写的手随势慢下来,
你就可以从远处看清自己了。

它没有做多少补充,仅仅插在正文中间,
像那一天交谈中交换的孤独。
她意识到一种心理的需要更甚于爱,
犹如覆盖着欲望的深紫色。

这样的愿望,就会更新我们的日子。
我多么羡慕,我希望无需重写一遍,
因为不想让更多人了解她的秘密。

诗歌会以另一种理由为自己辩护,
当诗人分外失意时,我把目光转回;
使我梦见一场革命的诗句光华四射。

11
这儿有某种真理可以追溯,
我试着找出它,并追述它。
虽然它必定已在从前移往别处,
我不会失去那地点,绝对的机遇。

同样不可避免地,回忆的暗处,
能看清现实中未曾发生之物。
你会同意什么事都可能一起发生,
像是夏夜的光展现所有的美。

慢慢地倾倒,你全部的秘密,
又一次保存在虚空的的日子里;
意识到模仿的手对模仿的不信任。

革命者早就意识到经历最初的衰落,
在风向的颓废中直接提出问题:
那靠近我们的刻骨铭心之物是什么?

12
后来发生的事情,如同记忆的
碎片悬浮着。四十年之后,
或如今天,沉重得如同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些词。

如同果子不时从树上掉落,
它与树下的顿然之悟相似。
但它不是顿悟。它完全可能被
夸大其词,为了引人注目。

接着语速加快,仿佛只过去
几天的时间。革命发生了。
革命的时机取消了更早的机遇。

如在另外的时候,这首诗无须写成,
如同一部最新电影里的老手法。
生活恢复了它原来的模样。

13
对阴影的探索,完成了探索
光明的任务。我全部的哲学
启蒙,是一次做弥撒的经历,
无神论者从此忧心忡忡。

宇宙的内在奥义深入日常生活,
碑壁上的字迹终于显露原形。
它们的口号追赶并越过我们,
让未来的耳朵清晰地听见。

而街道无限地穿过自己的
途径,不可思议的气候,
让内心狂喜或郁郁寡欢。

清贫的歌者啊,歌唱那
可以歌唱的一切,不要
结束那无法结束的一切。

14
将火的守护提升为思想,
将固有的热情转向自身。
火塘旁的聚集者,制造
一种精神氛围。它的背景

是神秘的过去。有的人
照管火,有的人照常聊天。
无常的漂泊之后,家园
有多么美妙。那是我的

回忆。我们又该怎样解释
遥远的心灵感应?胸膛中
迸涌出来的一切,自由地

活动。我的目光追随它
升起。我半真半假的揣摩,
淡化了根深蒂固的疑心。

15
远处,什么样的激动的目光
朝你这儿张望。仍然有希望,
从对内容的漠不关心开始,
影响到心并渗透思想的深处。

仿佛记忆中作过许多许诺,
对于你,这叙述是一首诗。
当归鸟同样感到疲倦时,
期待已久的暮色如期而至。

可是时间在孤独里找到了
另一种速度,慢速的那种。
熟悉的脸庞保持旧日模样。

但是,所有戒律都失效了。
我大步穿过人群,走向你,
大声地喊出了你的名字——

16
慢慢地,我保存了全部记忆,
那些穿过窗隙的气息还在。
降临心间的微弱之物,
不是一直被珍爱着么?

当一片门前空地敞开时,
天下着雨,万物借着水滴而发光。
彼此传递从未有过的感动,
反光慢慢地移向黄昏时分。

我们不曾彼此间留意,
眼角何时爬满了皱纹。
它更像青春本质的反面。

那没给出的,不再给出,
我们发现他们首次违抗命令,
你也不复一一服从成命。

17
自传的欲望陷入回忆时,
记忆被一一披上伪装。
为了装饰一个日期,
作为生日礼物是不是

太贵重了?回忆在写作时,
其作用一直夸大了。间断的
记录,发生的或未发生的
事情,犹如热衷于忏悔的

抒情活动。那些青春期的梦想
要求不发生的事情如愿发生,
或加倍如愿地成为一个事件。

而事件本身诡异地作弄当事人,
使得真实的档案与虚构的档案
发生交叉,不复加以分辨。

18
扮演一种角色的执迷,
是写诗者原始的愿望,
其实也是原始的思想,
我不必一一加以区分。

我要加以区分的东西,
比这还要多,我从爱与恨
尚未区分的开始,从异域的
异端思想的转向开始。

一种以回忆的为基调的
诗歌,激发某种怀旧的情绪,
这种情绪并非消极之举。

并非纸上的催生之物前后相拥,
一些必须重新核实的日期,
越过那个日子的高耸的秘密。

2006年7月4日

                      

    

《自由写作》首发

 

吴跃东:指饰(诗四首)

指饰(诗四首)

吴跃东   

 

    

修葺一手指甲
顺着簇新的指点
我是被你挫掉的一抹灰

灰飞的空漠
这指点已老了
远方正一节一节地朽落

仍欲涂鸦,扳着青春的关节
一手的成长逐修成
一世的妖,而转掌

是婷婷的直立
示一虎口不禁风的握
那轻抚的握,是这样递过来的吗

犹伴着漫不经心的瞥
在一对盲瞳上撞个满怀
此遭惟我独见

那一指是如何点破江山
而不修边幅是颤颤的指
出自戍卒独守的边关

边关,边关,乃一指骨的叫唤
颤颤地退下
枪膛里蜗旋的恩怨

 

 

平衡

青山在身外
拥着闲下来的故事
伐木老人,拐走
一棵树的恍惚

空缺耸立起来
向上生长的光
一如拐杖
在一条瘸腿内
回收平衡

 

 

变幻

翻过篱笆上的冬天
无人看见的一列
于褪色中,田鼠的灰
胆怯而敏捷

一条围巾甩了上来
挡住一张少女的嘴
眼睛沉入荒芜

雪的眼睛
储备一个春天的泪水

 

 

三个故事(节选)


之三 疡

1.
裹挟白色就是裹挟一场大雪
天空这床被单覆于地,覆于
我们的魂魄上,也是
一柄白晃晃的手术刀
指向尚未打开的黑暗
要切割风骨吗,或是
游刃于筋脉间,生来就是
脆弱如絮的神经,缠着
一贫,如洗净的
森森白骨

2.
没有如羽的消息
羸弱似搀扶渺渺之烟云
无端的双腿被无力的端上
病床前,窗上一列
流逝的霜痕,窃走
一整年的泪
打磨成疾,成辛酸
撑着虚虚的胃口
而一饮未酬,岂能
掷下这杯中的重诺

3.
惶惑中我听着喘吟
自你,身陷白色中的痛
是怎样的病魔
蛰伏于脏腑,继而入髓
这狰狞,几千年的延续
紧挨着,疲于生息的血脉
毒瘤般悬在岁月的骨骼里
欲吮,欲吸
欲腐,欲蚀
我们与身俱来的无辜

9.
我猛然惊觉
这病榻上的重载
于不期然的忧戚里
让肉身与魂魄
面对面的质询
这将临的苍白的剖切
顺着大夫果断的手势
你昔日的割舍
本该是如诗的纵横
磨励了半辈子的

11.
不就是身外
这一款绚烂的羽翼吗
是该归属于子孙后代的
那一领天空里
圆一轮自家的月
而母仪也自会
端坐于他们心中,只是
你过早的缺席,过早的
守着这身羸羸的弱躯
虚悬在茫茫白色的围困中

13.
本该是无声的啊
这腐烂的进程
正在捅破世道的耳膜
我赶紧翻身,连逃避
也是那样局促
自病榻的阴影下
拖着,输液管的缠绕
延伸至尽头,赫然的创口
于贫瘠的土地上
这些恣意遍插的蛮藤

15.
灯眼无影,于空洞的暗示里
睁着,一把刀的切割
在惨淡的肌肤上
划出十字
胸膛的豁口内
惨遭杀伐的花季
这搏动仍是嫣红的
且胜过,那警戒的红灯
于手术室紧闭的大门上
闪烁,一段被阉割的辛酸史

16.
周旋于病史里的大夫啊
不必再操刀了,不必
在史册的骨缝里
作徒劳的游移了
她被缓缓地推出时
积雪正酝酿一次远行
那蓦然飘去,且融且化的
冥冥中的释放
如一枚遗落的种子
款款地俯下身去,看见了吗

17.
她手持自身,一片薄刃
正朝着土地的腕脉割去

        

                  

《自由写作》首发

 

牟传珩:牢狱负枷读胡风(随笔)

牢狱负枷读胡风(随笔)

牟传珩   

 

    

记得2001年我因言获罪,于2003年在山东省第一监狱服刑,巧遇监狱图书超市首次开张,我最先从书架耀眼位置上一眼发现了由李辉著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版)新书。此书全面揭示”胡风冤案”这一中国经典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的内幕,立即诱发了我的同病相怜之感。这在当时我精神负枷,信息完全封闭的劳改场所,能看到这样一本刚刚上市的政治新书,实属不易。我当即买下此书。从此胡风感觉伴我走过了剩余的全部刑期。刘再复在该书序言《历史悲歌歌一首》开篇明言:”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他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消退”,此说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控诉。我为此还曾写下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有感一诗: 

自古笔墨多滋事,

独持已见成钦犯。

三十万言肝胆热,

二十年史春秋寒。

一纸昭雪一捧土,

历代异议历代难。

毛公胡老皆已去,

江胡又兴文字案。

追索胡风案历史成因,还在于此人颇有才华,但却固守己见,恃才傲物,为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所不容。胡风集团冤案折射了中国群体知识分子在”红色记忆”统治下的历史宿命。

1951年9月24日 至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展开整风,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在文艺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胡风当时的主观主义文艺理论却偏偏向毛的这一文艺思想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毛泽东本认为他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讲话》早已定论,文艺工作者只能遵旨,岂可另搞一套?曾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坐了 7年牢的诗人绿原认为:胡风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见解与毛的《讲话》南辕北辙,水火不容,毛岂能容忍。毛当时要进一步确立其《讲话》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正需要一个斗争的靶子。胡风可谓大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出来撞到枪口上的。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这正中了善于引蛇出洞的毛的下怀。随后,周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让胡风自己进一步发表看法。接着,中共中央便认为他坚持错误文艺理论,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 

胡风为人风格固执、耿直,此时仍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于是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 1954年7月,胡风针锋相对,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计27万字,史称”三十万言书”。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逐一反驳对他的批判。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此报告火药味十足地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26 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此后不久,胡风等人已被打成了” 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在毛的亲自指挥下,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无限上纲,直至逮捕入狱。毛泽东曾钦定胡风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要胡风作反面教材,所以胡风侥幸活命。直到 1965年,胡风已经蹲了10年冤狱,官方还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他认罪。可是胡风偏偏就是那么”鲠直”,不屈不挠,拒绝用认罪去换取宽大。最终,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余刑监外执行。 1969年5月,胡风的14年刑期已满。1970年1月,胡风又因”写反动诗词”和 “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且不准上诉。随后,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此后,在暗无天日的大监房里,胡风这样一个文艺界精英受尽了欺凌和侮辱,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此时的胡风,被迫害的生不如死,曾在监狱里多次试图自尽。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冤案才先后经历了三次平凡:1980 年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撤销不实之词;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然而,胡风并未等到彻底推翻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精英,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走过了遭受强权迫害的30年苦难人生,于1985年 6月8日因病撒手人寰,终年83岁。由此可见,胡风冤案就是一个”红色记忆”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拒绝强权改造而惨遭不幸的经典剧本!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的诗人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歌《悬崖边上的树》可谓胡风品格的最好的写照: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连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文革在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时,郭沫若类却依然甘为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如今,经历毛时代被改造过得的知识分子大多仍然深陷于”红色记忆”的集体性失语中难以自拔。雷海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文化大师牟宗三曾在东海大学的演讲《30年来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想些什么?》一中谈到经历过文革奴役的中国知识分子时说:”老知识分子都变成白痴,一句话不能讲。平反了,仍旧不敢讲不能讲。他们也根本不想问题,就连关起门来想都做不到。这做不到不仅是被压迫得不敢去想,而更是知识分子本人不能想。 ……既然没有震动,就只能顺五四以来的底子来想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知识分子也终不能觉悟,还是为那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假理想所迷惑住。” 相比之下,胡风要清醒、硬朗得多了,因此他便具有”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角色”的悲壮。 

我自从在狱中购得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便开始置身于白杨树下嚼读胡风命运的铁窗岁月。我不知哪些高大白杨树在山东省监狱里生长了多少年,树杆上竟爬满了厚厚的苔藓,就连树下的石缝,都是深绿色的,好似岁月里流淌出的血。这景象让人触景生情,就觉得那就是胡风人生的苍凉与苦难的沉淀,就连那些正纹裂着的老树皮和裸露着的根系,都衔着某种胡风式的 “异端”基因,这基因在每个微光点点的深绿色角落里,静悄悄地传承着,膨胀着,血液般地灌注了我的周体。我每读胡风,都仿佛自己就是被纯粹形式着的逻辑演绎来的,不由自主地有一种面对布景的演员意识,成为由胡风版剧本支配着的一个小小角色被镶嵌到山东省首字号大狱墙缝里来的,这角色注定也将沉积成大白杨树下的一片深绿色苔藓。也许,这正是中国特色中的 “异端”类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命运传承。

我在2004年出狱后,又看到由王丽丽撰写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月版)一书。作者认为胡风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时代,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至少触发了三个”雷”:一是胡风漠视和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二是胡风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在实际效果上与主流文论背道而驰;三是胡风所具体组织的文艺运动方式含有 “异端”色彩。因此作者认为,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开路,通过编辑行为营造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活动,以及他为了理想而勇敢承受监禁、放逐的悲剧命运,都带有 “诗”一般的性质。但他的桀骜不驯却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谢幕。这正是这样一些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制度下的必然归宿,当然也是如我一类的”异议人士”的必然归宿。也正是这一点,在我深陷囹圄之中品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后才引发了那么大的共鸣。记得的我的律师在法庭发表辩护词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如果牟传珩因撰写文章被判有罪,那就是 21世纪的胡风案的继续。这话太有刺激力了!胡风案也太典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总代表!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符号!法庭上律师亮出了这个符号,显然是咀嚼中共治国史后向法庭吐出的骨头!

今年是反右50周年,回首胡风,才发现他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永远读不竭的剧本!

                          

《自由写作》首发

 

赵军民:动物小说家朱新望(随笔)

动物小说家朱新望(随笔)

赵军民   

 

    

朱新望是内地一个普通城市的普通教师,八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成名少儿动物小说《小狐狸花背》,当年,这个小说在上海获少儿文艺一等奖。

后来,他一直把小说写到现在。

这个写动物小说的作家是业余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当选了这个城市的作协副主席,先是加入了省作协(后来加入中国作协)。接着,又当选了这个城市的政协常委,后边这个社会职务,在当地的报纸上注明是无党派人士。再后来他加入了农工党,那是多少年之后的事。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只有三十来岁,头发梗直,黑而平齐,走路挺胸,目不邪视,戴着一副”大学生”式的近视镜。那时,我们从没有说过话,后来,我由另一个教书的文化人马新民介绍,知道了他。有一天,我试着跟他说话,没料到他是那么和气,没有任何新近成名的作家派头。那一年,他在工厂编厂志。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约是一九八六,他要我介绍一个会绘画的本厂年轻人给他当助手,美化这本耗财耗力的书。

恰好我刚认识从职工中专美术装潢专业刚毕业的王继武。这是个热情得有点过份的小伙子,我专门到家找他,把他介绍给了朱新望。

我很喜欢小说,也想尝试写点东西,心里隐隐有着难以向人诉说的向往。我把柯云路的小说《夜与昼》和《新星》介绍给他看。那些日子,他让我帮他到新闻单位送厂志,并写新闻稿,我跑了一圈,送了几本书,报上和电台也刊播了一下这方面的新闻。那时候,我非常愿意没事就找他,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会,说会话,也拿新发表的那些小东西与他说事儿。 

朱新望性格很好,就是有点拗,换上好听一点的,就是执着。 他是个下过乡的老知青,回城后就参加了恢复后的高考,进入当时河北最好的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当时,他已经了结婚,毕业后,原本有机会进入省级部门搞科研,也有机会读研究生,但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机会的城市。在家里他是四个弟弟的长兄,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更主要还是一对含辛茹苦一辈的老夫妻的长子。他似乎没有理由不回来。

他的妻子二十七岁时才嫁给他,是个小学教师,妻子二十八岁那年添了小男孩,他没有理由不恋这个地方。 

在他家里,你会真正感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深无奈,这是我去过他家几次后的深刻印象。他的家很小,十几平方的旧楼小单间,一张床占了半个屋子,厨房和厕所与另一家合用,问题还不在于家里住的是不是宽敞,而是做为一个一心想写作的人,他不可能长夜点灯,也不太可能跟妻儿争仅有的小桌,他们供妻子批作业供儿子写作业,让他们都能休息好。在这样的环境,他想偷空写点东西,实在太难了。

没有什么办法,那时候的人家,大多都住得不宽敞。

大学毕业,他先在工厂隶属的小学教书,后来调入工厂职工教育中心,1984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他当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后来,厂里知他能写,而且厂里正在按有关文件指示编写厂志,他就做起厂志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厂志弄好了,这个厂志办就不存在了,他又到厂报当了几天副主编。

他编厂报之后,厂教育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就莫名其妙地丢了。

那时,他一心想搞好创作,可能也没有把职务太当回事。问题是,在现实的生存环境里,你没有职务,几乎就等于你做什么事也没有发言权。在一个需要一生来生活的小圈子里,一个人的身份是多么重要,那时他也许没有看出来。 

这个期间,在朱新望身上,发生了两件很不愉快的事。

那一年他买了几件家具,我和王继武都还去帮了忙。新家具还是托朋友买的,便宜一点,但是新家具来了,旧家具怎么办?他找管房子的一位姓徐的科长想借房,一个急着要,一个不想惹麻烦(估计这件事也不是他一人说了算),两个不知怎地就打了起来。朱新望吃了亏。

接下来的事情更糟,朱新望要告这个科长。现实的事往往难就难在,你得弄懂冲突背后的利益冲突,表面你是跟一个科室发生了冲突,可实际上呢?是一个科室吗?是一个科长吗?你要把这个科长告倒了,那可能是一级组织的行政出问题了,为此这一级组织可能是要付代价的,比如给你房,比如组织行政错误。那怎么可能?科长不是代表一级组织来行政的吗?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告吧。你告谁去呢?结果是朱新望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他找过的领导太多了,从厂领导到上管局领导,甚至有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如果,朱新望仅仅是要房也还算好说一点,但一夹杂个人与体制的冲突,你是谁也得四处碰壁。至到朱新望家的那个儿子——培培,一个长得比妈还高的大小伙子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不分严冬夏暑地挤着实在到了活着不如死了还有意思的地步,朱新望终于等到了厂里新建房。他们搬了家。

那一年的房子三万不到,朱新望借了弟弟们点钱,就搬走了。 

从前,在他的家里我看到过太多的不愉快,夫妻反目,拳脚相向。客观地说,朱新望是个极老实的人,他并不会打架,个人修养极好,老婆骂了半天才可能回个一句半句,如果让他蹦起来,他的老婆真不知用了什么法术,这个可怜的作家夫人,您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个人惹怒了呢?难为你呵。这是我当时的,也是现在回想那些事的看法。

这不能怨她,一个无力且无助的女教师。处在一个如火炉的小房间,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地方转个身,人不上火才是真奇怪。

其实,朱新望面对过好多机会,到市府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到省里做一家报纸的业务主编。 鬼使神差,也许想得更现实,他没有动窝。主跟知识分子的功利思想和个人骨气都没有关系,最大的干系,他就是想留在厂里先要一套房。这个等待足可以影响他一生的命运。 

知识分子,有时是可悲的。

这个期间,我曾与朱新望”合作”过一次,帮他改《牧羊狗将军》,先说是准要署我们俩的名,后来我改的令他不满意,就算了。那次,他还让我给上海的编辑买了二十元的大枣,这件事我忘了,可前妻没忘,她唠叨了我好久。女人,就是女人啊。那次虽然合作没有成功,但朱新望待我如兄弟。一九八九年我想上职工大学,朱新望亲自辅导我学地理,那时,他又回到教育中心,虽然没有了职务,但他还是倾心地帮助我报考。
我真的考上了。 

时间很快,三年只是一转眼。

我回来时,朱新望的生存处境更不好了。他要到省、市作协开会,上司都不准。政协开会有时也跟他闹点别扭。在一个终身浸泡的单位,如果你跟管你的人有隔阂,你想活得舒展一点都不可能呵。那么几年他是怎过来的,也只有天知道。总之,我知道他不痛快,但我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在现实中,我比他还无力。

日子还得慢慢过,天生我材,只能写字。在我最初写文章的时候,我为朱新望的小说写过小评论,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这对一个初写者来说,难能不是件津津乐道的事。有一次我跟朱新望在路上见面,他说了这样几句话,让我感到没法再往下写”评”了。意思大概是:研究他的作品就足以能成为一个”研朱”的行家。二是,我研究他的作品,可能还不够格。我当时觉得打击太大了。说良心话,他说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不对头的地方,多少写作者,在著述等身的时候不是自视很高?毕竟,他们曾在文学的路上站据过自己的高峰,能放眼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自矜一点也不太过。可我真的感到有点伤了自尊,就不再写他了。人的自尊,有时是隐藏的,我从从不当人说过这些。朱新望自己也不可能料到我这么小心眼。 

后来的很多年,我依然没有文学成就,散走江湖,东一棒槌西一鎯头地敲打着篇幅,没准在哪儿冒出一篇不伦不类的”大作”,自己都不好意思给人去说,但这并不等于我的心里没有埋藏更大的文学梦想。至于是否能实现,是否有才华去实现,是否真正客观地量材自躯,那也是天知的事。我没多想,也不敢多想。想多了,死的想法难说没有。

后来的日子,我坠落过人生的深渊。奋斗半生的家碎了,我带着些盗版(正版买不起)书和一台电脑就离开了明亮的家。那个家,何止凝结着我一个人的心血?何止又是我一代的心血?房子是爷爷一生工作换来的,只是旧了,我把它换成了新房,父母资助了三万,我和前妻自己拿出了五万!这对于一个五百元工资,妻子没有上班,孩子正在上学的家来说,不啻人间殿堂了。那几年,我跟前妻四处颠簸烤羊肉串,许多文章还是在地摊上用烟盒纸写的。那时候,我在冒着流火的季节守炉烤串,前妻风风颠颠四处送串结账。遇到痞子混子,往往收不到钱。更麻烦的是工商卫生城管税务,跟他们打交道一点也不比黑道上的人轻省。一言难尽。总之, 家,没了。人,像流浪的狗一样没了着落。 

再见朱新望的时候,他的妻子退休了,儿子从南方一家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已经到安徒生的老家读研究生了。这一天,离我们认识已经整整二十年,他写了多少本书了?离二十本差不太多了,在我的书架上,至少有他送的几本书,这几本是《牧羊狗将军》、《灰毛山大王》、《好老虎啊呜》和〈小狗汪汪〉。其它的书,我一直没有见到,只知书名,还有的,就不知书名了。

去年夏天,我在一条名叫幸福街的地方开了间极小极小的店,他与夫人一起走路,可能是来寻友的,我们遇上了。站在路边,我把几年的变故,只用半小时讲给了他,说得我们彼此眼里都蓄了许多东西,我想请他到小店喝点啤酒,尝尝我的羊肉串和烤鱼,他不肯的。多少年来,他从有来我的小摊。在我与他相知的二十年里,他只到我家喝过一次酒,我也去他家喝过一次。这是个一生不沾烟酒的人,此时,头发全白了。当年那个一头黑发的勃勃青春的年轻人,只用二十年,就变老了。 

一个人,倾尽人生最有力量的时空段,倾尽了几乎所有的聪明才智,也只得到那近二十本书。为这些书,他曾请假一年,在中国的天南海北走了一圈,兼教书,带着部分单位发放的工资,从东北到深圳,从大锅菜到广东的煲汤,跟一位文学同道一起漂泊。一年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期间,我们没有联系。他并不是个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也不太想给自己添太多的麻烦,在他的生命最富力量感的时空里,他把自己交给了动物。

现在,我至今与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马新民,不断打电话和网上说话。这个有心人,目前开办了一个网络:世界姓氏网。还有辞职后在委居会打工的王继武,我们有时也见面,但是,都很少说起朱新望。 

现在,他的日子并不差。

也许,这是那些他为之立言的动物们在保佑着他吧。

那些读过他的书的人,如我,难说不在内心为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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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钟:僵局(散文·外二篇)

僵局(散文·外二篇)

阿  钟   

 

    

一个庞大的场院里,到处都是泥泞,但喜庆气氛中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脚下的不便,路面上发出哔叽哔叽的音响,欢天喜地的小孩也在大人的膝下跑来跑去,一个个身上都弄得跟鬼似的。

在一个大教室里,有三个人围在一块黑板前,其中一个略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手拿粉笔,正在黑板上演算着一笔旧账,口中骂骂咧咧,把不满一咕脑儿倾泻在黑板前的空气中。

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老婆家族中的人,而我老婆已远去天边,他们想来此地找茬,看来是不会达成目的了。我像影子一样尾随在他们后面。我倒要看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将如何进行。

然而,事情似乎没什么进展。他们从教室出来,经过这个泥泞的场院,面对这些喜庆的人们似乎有所感动。

但我才不理会他们想什么呢!

我坐上车来到了火车站。忙碌的人群又一次将我包围,使我无法动弹。一个好心的闲汉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你的车可以停在这里。”他指指一个大顶篷下一架升降机边上的一块空地,示意我把车停到那儿去。但我的车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无法移动半步;况且升降机前的几个工人打着拒绝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向前靠近,他们才不理会我与站长——这些人的顶头上司——是有约定的。难道要我跟这些人去解释吗?在这个嘈嘈杂杂的环境里,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立刻就被淹没了,你简直无法想象可以把一件事原原本本让另一个人了解清楚。但僵局就这样形成了,我在流动的人群中动弹不得,而对方——升降机前的工人摆出孔武有力的架势,好像我只要近前半步,他们就会向我开枪似的——如果他们手中有枪的话。

我似乎感到车站的另一边有人在向我召唤,而我却在车站的这一头,在不由分说的僵局里沉默不言。

 

诗人的真面目

 

应该说我在研究一件用来与盲人交流的装置。这个装置类似于一台笔记本电脑,通过用手触摸可以获得所需信息或表达意思。这个装置在黑暗的环境下令我着迷。我看见一个胖子变成了瘦子,伤感使我对这个气息奄奄的人充满了怜悯。那天晚上,他的红色外衣格外引人注目,他长长的头发垂到肩上,也引来了众多的目光。

这家农户是一个殷实之家,全家热热闹闹,围聚在一起,在摊一种薄饼。桌上已有三堆码放整齐的薄饼,也许很好吃,但也平常得很。吝啬的诗人今天很慷慨,他要买下这些薄饼。农家主人说:

“一堆二万五。”

一共三堆。

诗人说:

“我都要了,七万五……”

令人目瞪口呆,三堆稀松平常的饼,好像掺了一点油,在油里炸过,也许比较脆,但要花七万五去买它,令人不可思议。
诗人利索地从口袋里掏出钱,很快点出七万五交给主人。主人接过钱,但全家的午饭却没了,因为他们的午饭就在这三堆饼里。我问诗人:

“七万五,可以买十分贵重的东西,你去买这个干嘛?”

诗人很神秘地说:

“在他们那儿,只有这种东西才是最值钱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花这代价买这三堆薄饼,是为了投某人所好。而在某人看来,世上最昂贵的东西也抵不上这些薄饼。

房间很大,诗人在表演画画。只见他把许多颜料都挤进一个盆里,但不搅拌,让掺杂在一起的颜料形成一种自然的纹理。诗人拿起一只瓷盆,小心地往颜料里放,然后轻轻地抽取出来,盆上便现出一幅图案。诗人以这种拙劣的方法制作出来的玩意竟大获成功,人们竞相追捧,一时他成了坊间的明星,他的画以高价标示,而且购者踊跃。

诗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子。天气湿嗒嗒的,小女子与农家主人的交谈十分融洽。说着说着,也许说到了某样东西,需要从家具底下取出来。男人的身躯要钻到家具下面去当然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小女子自告奋勇,只见她摆了摆双肩,身子一缩,然后趴到地上,双腿双手鳍一样左右摆动着,通过家具底下的间隙游了进去。一会后,又从家具下游了出来。也许她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于是又往床底下游了进去。

她又从床底下游了出来,姿势优美。我们互相缠绵在一起,她摸摸我的胸脯,又摸我其他敏感部位;而我摸她的时候,竟像是在爱抚一个可爱的女婴,令我感到无限怜惜。我搂着她,我说:

“诗人啊,你让我梦得不安稳啊!”

她的头发像被风吹碎的云霞,在阳光的映射下光彩夺目。

我对这世上的一切都了无兴趣,只想追她而去。

用魂去追,却把身子留给这个世界。

 

泔脚钵斗洪大皮

 

他说,美国就在我们的下面。要是从我们的脚底下一直挖下去,就可以到达美国了。我就老想着怎样挖通地球的这一头到地球的另一头,要是从美国的那一边钻出来,一定会有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着我。地面上的石块被拱开,我们(肯定不是我一个人)从洞里爬上去,那边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不一定有太阳,石头上都刻着外文,长鼻子的美国人一定会对我们佩服得一塌糊涂。

他的外号叫洪大皮。洪大皮长得很结实,个头高大,他好象不上学,每天只是早晚两次帮他妈倒泔脚缸。弄堂里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放着一只大泔脚缸,每家的淘米水都倒在这口缸里,有吃剩变质的的饭菜,就都倒在另一口缸里,洪大皮他妈的工作就是收集这些泔脚缸里的东西,然后送到不知什么地方,用作猪饲料。他妈一个人忙不过来,开始洪大皮只是帮忙而已,后来几乎取代了他妈的工作,反倒成了主力。开始人们叫他的外号“洪大皮”,后来干脆用他所干的活来称呼他:泔脚钵斗。

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基本上还在酣睡中,洪大皮就要出门去倒泔脚缸了。他戴着黑色橡皮大围兜,推着一辆两轮马桶车,挨弄挨个去倾倒泔脚缸。

我是无一日不睡懒觉的,当然看不见洪大皮早起干活时的那副尊容。但是下午那一次,可是没逢必睹,洪大皮在倾倒泔脚缸时,不慎溅在他那黑色围兜上的残渣,使我看着恶心。我总在想象这些变质起泡的食物如果被吃进嘴里,会产生怎样的恶心效果。

他说美国就在我们的下面,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博学之士才能说出来的话。洪大皮虽然还只是一个小伙子,却已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堂堂国字脸,红脸堂,举手间煞是有力,现在我想起他干活时的那股子英武劲,我就每每要把他与日本的高仓健相混淆,分不出彼此。

我从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总是远远地看他,我嫌他身上有一股泔脚缸的味(其实我并没有真的闻到过),他不属于在我心中占有分量的那种人物,但在内心里倒也暗暗惧他三分。凭他那一身的力气,我知道如果我去和他较量,肯定远不是他的对手。

洪大皮说了那句话以后,他就成了被我神秘地观察着的对象。但是,却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在弄堂里玩,不知怎地就玩到了他家的门口。我还在闷头玩,大概在玩地上的石子之类,听见有人叫我,回头循着叫声望过去。他家的屋子很窄但却很长,象一个走廊,屋子里本来就暗,从外面望进去,就更看不清楚发出声源的那个所在。

他又叫了一声,我才弄清这声音出于谁口,同时也看清了他,坐在屋子的最深处,正在向我招手,让我走近前去。

我迈进他家,穿过窄窄的走廊似的屋子,渐渐地看清楚他坐在楼梯的下面,样子很萎顿,完全不是平日里给我的那种孔武有力的印象。我走到和他相距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问他何事。

他说,你过来,到我面前来。我想他一定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还无法辨认出一个成年人貌似郑重的表情后面隐藏的另一种居心。他说,你再过来一点,走近点。我依言在他的面前停下,却依稀闻到了一股臭味。

就在这时,他的手突然举了起来,手上是一只马桶盖子。当我意识到他正坐在马桶上拉屎,他已经把马桶盖子对着我的脸盖过来,我想让开,却已经来不及了,那只马桶盖子正湿湿地从我的脸上蹭过去。

我用手捂住了鼻子,叫了一声:臭!就赶紧一边用衣袖使劲擦脸,一边向外逃去,背后是他得意的笑声。我骂了一声:赤那娘逼!就赶紧逃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去了。

但是,洪大皮毕竟说过那句话,他竟然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就是美国,这是何等样的见识啊!

后来,我依“教”奉行,把从洪大皮处学来的这一手,又回敬给了其他比我更小的小孩。而不久以后,洪大皮的家因为快要坍塌的缘故,搬迁走了。后来还见到过他几次,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赤那娘逼,这只泔脚钵斗!他怎么也会知道美国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呢?!

 

                          

《自由写作》首发

 

张桂华:毛姆,二流作家?(文论)

毛姆,二流作家?(文论)

张桂华   

 

    

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创作,从小说起始,却在戏剧上暴得大名,戏剧不仅为他赢得广泛的声誉,也带来了滚滚税利收入,致使他最终摆脱了求职需要,而成为一个终身未曾为生存做过其他事的纯粹作家。他的戏剧风靡大洋两岸,有一年(1908年),仅伦敦一地即同时上演他的四部戏剧。英国戏剧史上,仅萧伯纳一人有过如此风光。《笨拙》(PUNCH)杂志曾为此作漫画调侃,莎士比亚看着墙上满贴着毛姆剧本上演的海报,一脸无奈,沮丧地咬着拇指⑴。可尽管如此,英国戏剧界举办“名剧精选季”,邀请了詹姆士、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却没有请毛姆,据说他写的戏只是二流的。

作为小说家,毛姆同样受到冷落,英美文学界始终对其评价不高,虽然毛姆的许多作品得到了高度赞赏,也拥有不少崇拜者,但作为一个作家的总体评价,他的得分却不高。他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走红的作家之一,却不被列入二十世纪最杰出、最伟大作家之列,久而久之,不经意间,毛姆就沦落成了“二流”作家。这一当年可能出于无心的论定,终其一生未曾有大改变,似乎已成了对毛姆的定论⑵。

有些评价,并不能说是公正的。1913年,詹姆士开列当代“青年小说家”名单,毛姆不在其中,尽管其时毛姆创作经历已近二十年,已有十多部轰动一时的戏剧和五六部包括《兰贝斯的莉莎》在内的长篇小说。1925年,弗吉妮亚·伍尔芙撰文严厉批评本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并顺手“横扫”了当时的名家如E·M·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D·H·劳伦斯和T·S·艾略特,却是没提毛姆。这不是毛姆的幸运,他只是被忽略了⑶。同样的事同一年又发生一次,作家休·沃波尔在剑桥讲演《英国小说的一些重要革新》,同样提到了福斯特、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作家,就是不提毛姆。这是有意为之,毛姆对此怨恨不已⑷。

毛姆晚年,仍没有免除遭遇不公正攻击的命运。1946年,毛姆长篇历史小说《此一时,彼一时》(Then and Now)出版,这部小说的题材,曾作为毛姆1898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成圣》的背景。毛姆后来承认,撰写这类题材是一个青年作家的错误⑸。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到历史题材上,不过,这次他立刻知道小说写得不成功,冗长、沉闷和呆板,他写信给人说,原以为自己能看出一本书的好坏,谁知眼力不济没有看出。

爱德蒙·威尔逊是位一向看不上毛姆的批评家,他曾在《现代英美文学序言》中指责过毛姆毁谤著名作家,现在毛姆自己写了部不成功的小说,威尔逊自然不会放过,他在《纽约客》上展开了全面攻击:

“为毛姆辩护的人们,会说毛姆现在‘又老又疲倦’,而且历史小说不是他所擅长的——会说用《此一时彼一时》一书去评判他是有失公平的,这不过是他最不重要的书中的一本。”但是,从毛姆作品的质量来看,毛姆“从来就不属于文学艺术家之列,不属于第一流的评论家之列。”

威尔逊的文章引起了众多毛姆崇拜者的抗议,他们认为威尔逊应当去读读毛姆的短篇小说。威尔逊果然读了,读了之后又写了评论:

“我一次又一次碰上品味超卓的人,他们总告诉我说,我应当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毛姆,然则我从来无法说服自己,认为他不是二流的货色。”“这些短篇可读——十分有趣,比起《此一时彼一时》一书来,风格更为紧凑和简洁——毛姆先生的语言最简单的时候写得最好……这些短篇小说是杂志上的货色——都和舍洛克·霍姆斯一样的水平。但是霍姆斯由于比较不那么做作,比他更具有文学尊严。毛姆先生对比较严肃的主题开玩笑,但是他的作品充满了虚伪的动机,这就需要每月变化花样。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毛姆就好比布尔沃—利顿之子狄更斯;准废物的小说家,写又写得不好,但是受到准白痴的读者们的保护,这些读者哪管什么写作不写作。”⑹

在毛姆一生中,威尔逊的批评可能是所有批评中最带恶意的了,可威尔逊执英美批评界牛耳,位高而言重,这些批评毛姆两本传记中都加以了详细征引。其实,这些批评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恶意不论,主要是不严肃和缺乏真诚。威尔逊事后曾对人言:“我认为我把毛姆那家伙收拾了,要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读过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啼笑皆非》和《刀锋》哩”⑺。另外,他将毛姆与狄更斯类比,也不可能让毛姆接受。虽然狄更斯写一个短篇能得一千英磅,毛姆也曾取得同样的骄人记录,被人誉为“当代狄更斯”,但毛姆对狄更斯却不崇敬,且多有贬抑之词⑻。

这些都是事实,都是见诸毛姆传记以及其他记载的“二流”的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对毛姆作品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称颂和赞扬。下面,我稍做选择略加引述。

《人性的枷锁》刚出版,德莱塞就极口称赞,在报上撰文说:“这是一部我们所喜爱的而又一时理解不了的完美的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一部艺术品。”他称毛姆为“伟大的艺术家”,将《人性的枷锁》与贝多芬交响乐相提并论,说它“使空气中充满了蓓蕾般的音符,花一般的音调,带着难以捉摸的信息在那里漂浮、隐现。”⑼贝内特认为,《人性的枷锁》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六部小说中的一部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教授霍华德·芒福德·琼斯说《人性的枷锁》是一部经典名著,可与《名利场》、《汤姆·琼斯》、《呼啸山庄》等并列。194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人性的枷锁》手稿,《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著文说:“今天,有些英国作家无疑地成了世界性人物和公众生活的精神力量;而他们同代人中的一些小说家和剧作家,则谁都没有达到(比毛姆)更高的地位,谁也没有获得更久远的成功。”⑾作为一个严峻无情的批评家,弗吉妮亚·伍尔芙虽然忽略过毛姆,但也很早就欣赏毛姆的《贞女之乡》,几十年后又称赞了《总结》和《刀锋》。

毛姆传记中罗列了一些对毛姆的正面赞扬,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曾赞扬《月亮和六便士》;L·P·哈特利和威廉·普洛默称毛姆为“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维克多·索顿·普里切特称毛姆是“严肃类型的活着的英国短篇小说作家中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有才华的一个”;格雷厄姆·格林认为毛姆是“一个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称毛姆是“第一流的职业作家”;伊夫林·沃称毛姆是“唯一活着的艺术大师”等等。毛姆的崇拜者、欣赏着中,包括有拉丁美洲作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和与毛姆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的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在笔记中写道:“我最喜爱和永不厌倦的作家是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狄更斯、查尔斯·里德、塞缪尔·巴特勒、左拉、福楼拜,在现代作家中,是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和D·H·劳伦斯。但是现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萨姆塞特·毛姆,对于他的直言不讳,毫无虚饰的讲故事的能力我无限钦佩。”⑿

另外,还应提一下的,毛姆与邱吉尔是多年老友,毛姆曾与女皇共餐。一九六一年,毛姆曾得到如下荣誉,五月,皇家文学学会创立文学奖,他是五位获奖者之一,其他四位是:C·M·特里维廉、福斯特、邱吉尔和约翰·梅斯菲尔德。同月,毛姆被授予海德堡市荣誉议员,是外国人中第一位获此荣誉者。其时正庆祝海德堡大学创立五百七十五周年,毛姆十七岁时曾在此就学。五月底,英国上议院授予毛姆曼海姆两个工厂的董事和曼海姆商会主席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人的性格的完美的描绘”。《体育画报》用一个整版篇幅刊载了毛姆在一次大学足球比赛开球的照片。六月,《发行人》杂志宣布,毛姆的书在全世界销售了四千万册,《刀锋》一书达到五百万册,在《现代文学》丛书中,《人性的枷锁》销售量最高⒀。

这些,也是事实,与前面一段所介绍的事实不同的另一面的事实。艺术评价,本是困难的事,艺术家的评判,更难免仁智歧见。应该说,至少要将这两面的事实完整呈现,读者才可能得到一个较为完全和准确的印象。
  
有人猜测,毛姆令人不满意的原因可能是其写作年代太长。毛姆(1874-1965)活了九十一岁,一生跨越数个朝代,经历了两次大战,创作历程达六十余年,共创作了二十部长篇小说,三十二部戏剧,八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一百二十余篇)以及散文、评论和游记等等,直到去世之前,仍紧抓着手里的笔不放。相比之下,和毛姆同时也同样活了九十一岁的福斯特(1879-1970),在写出最好的小说《印度之行》(1926年)后即行封笔,此时离其去世还有漫长的四十四年。这种猜测似乎不能当真,福斯特是一例,可还有其他,比如萧伯纳。萧活得比毛姆更长,创作历程也不短,近五十年时间内写了五十一部戏剧,萧为何不曾招致人们的抱怨?

毛姆传记作者特德·摩根似乎认为,毛姆的二流问题主要出在当时的群雄并出。将毛姆与同时代其他作家比较,毛姆之前有哈代、王尔德,毛姆同时期有萧伯纳、福斯特和高尔斯华绥,毛姆之后有沃尔夫、劳伦斯、乔伊斯、叶芝和格林,这还仅限于英国和爱尔兰。若以整个英语世界来说,还有美国的德莱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以及刘易斯、梅勒、欧文·肖等等。在群星闪耀的背景下,毛姆就逊色了。

再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文学创新时代,与毛姆同辈的萧伯纳、福斯特,高尔斯华绥都在试图改变传统写法,继起的劳伦斯、乔伊斯、叶芝以及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一代新人则创立了新的写作风格。可毛姆对这一切无动于衷,毛姆同样不喜欢传统,但他只是以传统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喜欢。他在五十岁时离开英国,移居法国里维埃拉,虽然以后经常到处游历,但游历究竟不能取代生活,他成了本国文化的落伍者。他仍然停留在爱德华时代,他的词汇变得过时,只用omnibus 而不用bus,他的社会态度也变得僵化。只是因为公众的抬举,支撑着毛姆我行我素,不管不顾流经身旁的时代潮流。毛姆未能参与文学的二十年代,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理由很简单,他不在场。他所以能与其他新进小说家一起进入二十年代,很可能是拜他矫造的现代主义之赐。肖伯纳、高尔斯化绥力图改造世界,毛姆却坚守旁观者立场,阴郁地只认为自己是个故事讲述者。他所悬标准不高,也被许多人认为趣味不高。

“群星闪耀,因而毛姆逊色”,这是试图解释毛姆“二流”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言之成理么?我不这么认为。具体而言,将毛姆与同时代及前后这些“群星”比较,我不认为毛姆会逊色到哪里。

“群星”自然熠熠发光,但总不能随意一瞥,就将毛姆按在黑夜里沉沦。我有一个可能虚妄在自己却认为老实的习惯,就是在可能情况下“拿来”看看,不敢轻易地随人所云而云,不管是谁的见解。如果自己看不出名堂,那就只说自己的话,更不敢轻易地人云亦云,即便是似已成定论的人云。比如,卡夫卡伟大,甚至举为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但我不敢也不愿这么说,因为从其作品中我读不出多少美感,尽管我知道他深刻,但深刻不是小说的唯一评价标准。对陀斯妥也夫斯基也同样,我仔细读过《罪与罚》及其他小说,但我还是认可高尔基记述的托尔斯泰对陀的评价。

对毛姆同时代及前后这些“群星”的作品,我读过的不多,以上列举的英国的哈代、王尔德、萧伯纳、福斯特、高尔斯华绥、沃尔夫、劳伦斯、乔伊斯、叶芝和格林,美国的德莱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刘易斯、梅勒和欧文·肖等人,王尔德、沃尔夫、刘易斯、欧文·肖四人的作品,我似乎从来没读过,甚至不知他们的基本行状。其他几位,我读过的大多只一两本或一两篇,而且是多年以前的事。但根据残存的印象,将毛姆与这些“群星”比较,我不感到毛姆有何逊色。说毛姆“二流”,那不该是与这些“群星”比较的结果。

而毛姆与“群星”中的几位关系不好,这倒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二流”原因。毛姆曾与哈代见面,两人交谈甚欢,临别时,据说哈代满意地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干什么营生的。毛姆与劳伦斯在国外见过一面,双方都没留下好感,劳伦斯夫人事后对人说:“见过了其他作家后,我才明白劳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也许他们都是好作家,而劳却是天才。”毛姆有两部小说以名人为原型,《月亮和六便士》以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在塔希提岛生活为素材,这没什么;而《啼笑皆非》(Cakes and Ale,另有译名《寻欢作乐》、《大吃大喝》等)以哈代和华尔浦尔为原型,却不能说是善意的了。

毛姆曾批评过詹姆斯·乔伊斯,说:“像他许多的同胞一样,他从来没有发现‘恰到好处’就和‘丰盛’的宴饮同样好,他的冗长使人厌倦”。亨利·詹姆斯冷落毛姆,毛姆也确如威尔逊所言对其做了不少攻击。两人原本旨趣就不同,毛姆写实,以直接经验写小说;詹姆斯却非常强调个人风格和美丽的词藻,按毛姆看来,他是从一扇窗户中来观察人生的。毛姆指责詹姆斯“从来没有成功地努力去理解生活”,他在《观点》中写道:“我认为亨利·詹姆斯不了解普通人是怎样行事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既没有心和肝,又没有性器官的人。他写过不少文人的小说,要是有人提出文学家不像他写的那个样儿,他便说‘那就更糟啦。’”在《书与你》中,毛姆嘲笑詹姆斯的用词:“在詹姆斯的书里,人们是不‘分手’的,而只是‘握别’;人们是不‘回家’的,而只是‘返回住处’;人们不‘上床’而只是‘就寝’。”在《我所知道的几位小说家》中,毛姆几乎对詹姆斯做了彻底否定:“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像那古老房屋顶楼上的蜘蛛网,复杂、细腻,而且优美,但是在任何时候,一个有常识的女仆用扫帚一顿扫就给打扫干净了。”“他晚年写的几部不真实的小说,使得他所有其他的一些小说都成为不值一读的东西了。”⒃有人指毛姆如此攻击是嫉妒,我宁可相信这是两代人的趣味不同,而且还应该考虑到詹姆斯从“野蛮美国”移居“文雅欧洲”的这一背景。

不少人认为,毛姆作品中最出色的是短篇小说,这成了一些评价家惯用的欲擒故纵手法,先肯定毛姆短篇再转而否定其长篇。不过,毛姆的短篇无论质和量都是特出的,不差于几位短篇名家,比天真的美国欧·亨利明显要胜出,即使与莫泊桑和契坷夫相较,也没逊色到哪里。这两位也确是毛姆热衷于效法的,毛姆十五岁就反复读莫泊桑。在创作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时,毛姆回忆道:“尽管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我执笔写《兰贝斯的丽莎》时,我总是想要是莫泊桑会怎样来写。”⒄能得到“英国莫泊桑”的称誉,毛姆想来是得意的。另外,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对毛姆影响也不小,以至于在一部书中多次使用巴尔扎克用过的比喻而不自觉⒅。契坷夫是毛姆心仪的作家,毛姆的经历与契坷夫有相似之处,都是学医出身,同以短篇小说名世,同样有戏剧上的杰出成就。其实岂止是契坷夫,毛姆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推崇备至,他在《书与你》中高度赞扬俄国文学,赞其为世界文学的最高峰,托尔斯泰、契坷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成就难以企及。相比之下,毛姆对本国文学就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好感了,他在《寻欢作乐》中提到笛福、斯特恩、萨克雷、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等人,说这些小说家“在世时那样有名,现在无疑已经被人忘却了。”这几位除普鲁斯特外都是英国作家,而且是英国文学的半壁江山⒆。虽则是小说中言,毛姆对本国作家的轻视,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可能出于反激的偏见,对毛姆“二流”的论定,肯定也是个不利因素。

毛姆的自我评价,可能是“二流”论的最后一个外在因素。毛姆有一段著名的自我评价,称自己只是个“在画架上摆弄点小玩意儿的市井画匠康斯太布尔,而不是在墙头上绘制巨幅壁画的美坛大师米开朗琪罗”。⒇此外,毛姆说自己只是个写故事的谦词、一些随意而谈也给人以自视不高的感觉,如毛姆《作家笔记》中写的一段话:“我自信成功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所企望的事物,一旦到来,这有什么可以冲动的呢?唯一对我有实际价值的是使我得以摆脱经济上的不稳定状况。这倒是一直苦恼着我的。我讨厌贫穷,讨厌为了量入为出而不得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21)

但这类自谦自抑之词是当不得真的,许多大作家都说过类似的话,有的说的还要过分得多。不当真,就是不能以此对作家下判断。可毛姆的这些话似乎已被人记忆在心,并以此坐实他“二流”的出于本人的根据。

不过,毛姆的“二流”总是个存在,对此应怎样看呢?

我想,所谓二流,应是一种随意说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等阶分类。说毛姆“二流”,说的人脑中不会同时有毛姆之上一流作家若干、之下三四流作家若干的印象的,这一说法的字面意思只是表明或强调,毛姆不是最好的作家,不如最好的作家,比毛姆写得好的作家还有的是等等。

这种说法能说不对么?这种说法能加以反驳么?尤其是,如果这种说法没有一流的具体举证,那任谁也不能说什么的。毛姆的“二流”是否有面对的一流?所面对的一流又是哪些作家?假如一流指的是比如托尔斯泰,那仍然是,任谁也无话可说,包括毛姆自己,我想也会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二流”。

但说毛姆二流,其真正意思恐怕是指毛姆的不入流、不上品,不是个好作家。这却是难以让人苟同的。我考虑过毛姆传记中所说的理由,也曾与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毛姆作品包括短篇小说当然不会每篇都好,即使就我所读过的已译成中文的作品来说,也是如此。我甚至要说,如果将毛姆所有作品在数量上平均,水准不会太高。但评价一个作家,应该以他最好的作品来判断,以他所曾达到的巅峰状态来衡量。毛姆曾说过:“靠笔杆子谋生的作家很少有几个人能够不违心地写一些后来感到后悔不该写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不在那少有的几个人之中。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我也曾写过一两本写得不怎么好的东西,人们早已经将它们忘掉,我也能够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在我看来,每一个作家都有理由指望人们根据他最好的作品来评价他。”(22) 我们应该如毛姆自知的那样对毛姆公平。如果从毛姆《人性的枷锁》、《刀锋》以及一部分短篇来看,无疑,毛姆属于杰出的作家。

传记作者如是说:毛姆虽跨越了几个时代,却从来不是时代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话说说可以,却是经不起推敲的。代表性与否,本就是一个可疑的含糊说法。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什么叫代表性?以什么为标准?那是很难说清楚的,往往只能看由谁说、从何角度说了。其他诸如大师、大家之类的说法也同样。依我之见,如果前述的哈代、劳伦斯、格林和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等人是大师、大家,那么,毛姆也同样是大师、大家;如果说毛姆“二流”,那么,这些作家的流品也不会高到哪里。相对于比如托尔斯泰而言,毛姆自然“二流”,但这些作家也同样,绝不能与托尔斯泰比肩的。毛姆与这些作家难分轩轵,虽然毛姆的社会性影响更要广泛和久远得多。

毛姆的创作当然有其缺陷,如果把“二流”不“二流”问题略过一边,我们就能平心静气地来谈这一点了。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上一篇谈毛姆文章最后所引一段话中所说的。批评家安东尼·鲍威尔发现:毛姆具有一种基本唯物主义的观点,假如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就会比长得丑的找到更好的对象。这种观点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排除在外,复杂的社会各个等级的利益和本能的吸引力量在他的作品角色中似乎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鲍威尔有具体例证:

毛姆写道:“这世界对于一个五尺七的男人和对于一个六尺二的男人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鲍威尔质问:“难道五尺七高的人不如六尺二的人那样能唤起自信心吗?”

毛姆写道:“一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不太聪明的女人,为了一个并非她祖国的国家,宁可受地狱般的折磨去接受死亡,也不出卖她的朋友。”

鲍威尔质问:“究竟漂亮、聪明的人同豪侠和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呢?”(23)

将这些句子选择出来单独排列,象是蛮可笑的,但毛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短篇小说中。毛姆写的人物行为的动机不太浅,却也不深,他只停留在生活现实这一层面。他不注意复杂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人的本能、本性也只有具体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动机才会为其所用,他关注的只是世俗生活中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些实际因素,如出身门第,风趣智慧,体格健壮,相貌美丑,饮食服饰、风度品味,以及爱情和调情,通奸和放荡,自私和偏执,傲慢和狂妄等等,人物行为的所有这些可笑、可怜和可鄙之处,且都可以由这些因素自我循环地得到解释和互相映证。而且,毛姆总是一副嘲弄和讽刺的笔调,几乎完全不写高尚和高贵的精神。

这种“贴近生活”、不顾其他的写法,在他自己似乎还颇为受用,洋洋得意。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创作志趣和作品题材,使毛姆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受众——包括根据其小说拍摄的影视作品的观众,历时弥久而不衰。

不过,应该看到,毛姆真正好的几部小说如《人性的枷锁》、《刀锋》,恰恰是突破了这种写法的作品。

还有一个次要问题,就是毛姆有不少短篇小说——仅仅短篇——写得过于精致和精细,如果从这两个词所可能有的消极意义去理解的话。契坷夫有名言曰:如果第一幕墙上挂着一把枪,那在第三幕时就一定要让枪打响。其实,契坷夫的小说倒不是如此准确和精细的,两大短篇大师莫泊桑和契坷夫,莫泊桑小说倒是有这般特色的。可莫泊桑毕竟是前一时代的,毛姆再这样写,就多少显得有些落伍,且不自然和做作。

最后再谈点毛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毛姆,应该互相都感到亲切。毛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两次,写了四十八篇随笔,集成《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一书:三年后写成的长篇小说《彩色纱巾》(The Painted Veil)也是以中国香港为背景的。目前,根据《彩色纱巾》拍成的影片在大陆放映,又引起了不少人对毛姆的关注。同样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毛姆的短篇就被选入了中国的大学的英语教材,这种状况持续至今。毛姆的几部主要作品,如长篇《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有多种中文译本。《刀锋》中的人物原型,据译者、著名翻译家周煦良先生考定为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毛姆文集》,其中既收有毛姆第一部成名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也收有曾受到激烈批评的《别墅之夜》。这就使中国读者得见一个完整的小说家、戏剧家的毛姆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毛姆的读书笔记《书与你》(Books and You)和福斯特的讲演集《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Novel)两本小书在大陆翻译出版,大量发行,这是与西方隔绝几十年后,当时读书人了解西方文学的最早两本读物。毛姆的俄罗斯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断言,福斯特的扁性圆性人物的区别等等,也就此进入了中文语汇,这是经历过这一段所谓开放时期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注解:

⑴ 见《刀锋》译者序。《刀锋》,毛姆著,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9 月版。
⑵ 纽约大学卡尔·法伊弗尔教授1959年出版了毛姆传记《萨姆塞特·毛姆——一张偷拍下来的肖像画》,其中写道:“在我看来,毛姆只是一名较为可取的二流作家。”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中也认真讨论了毛姆的“二流”问题。
⑶ [美]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P409,梅影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⑷ 同⑶,P359
⑸ 1897年,毛姆《兰贝斯的莉莎》出版,受到了批评界重视和赞扬,致使毛姆决心弃医从文。他听从安德鲁·朗格(苏格兰作家)劝说,为写历史小说而游历西班牙、意大利,但这一时期写的小说却不成功。
⑹ 同⑶,P545—546
⑺ 同⑶,P546
⑻ 同⑴
⑼ 同⑶,P213
⑽ 同⑶,P379
⑾ 同⑶,P543
⑿ 同⑶,P411—412
⒀ 同⑶,P670—671
⒁ 同⑶,P88—89
⒂ 同⑶,P52
⒃ 同⑶
⒄ 同⑶
⒅ 同⑴
⒆ 同⑴
⒇ 同⑵,P1
(21) 同⑶,P141
22) 同⑶,P63
(23) 同⑶,P584

2007/8/4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