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齐崇淮因揭官场贪腐被正式逮捕
|
|
|
【2007年8月1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道/在6月25日被山东滕州市公安局从家中带走的山东记者齐崇淮8月2号已正式被公安逮捕。本星期，他的妻子焦霞已收到了市公安局发来的逮捕通知书。星期三，焦霞向本台读了逮捕通知书的内容：“齐崇淮怀疑敲诈勒索罪，经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8月2日由我局执行逮捕，现拘押在滕州市看守所。” |
郭罗基：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洛杉矶）
今天早上，见到不少五十年前的老朋友。昔日同学少年，如今白发苍苍，艰难岁月在我们脸上深深地刻下了纵横交错的皱纹。我们还是幸运的，多少当年的伙伴已经不在人间了。林希翎拿出纪念册，让我题词，我写了一句：“五十年后喜相逢”。真是感慨万千，万千感慨，有待会下细细诉说别后。
“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灾难之源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诉愿。一切遭蹂躏、被践踏、受迫害的人们，不能再向共产党乞求了，应当奋起从根本上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
我先说了结论，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达到这个结论的思路。
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方的舆论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为什么是“必要的”？因为一九五七年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所以对于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人们就应当进行反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是建立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之上的。
民间的舆论与此相反，认为反右运动不但不是“必要的”，也不是错在“扩大化”，而是完全搞错了，应当彻底平反。错在什么地方？当时是好心好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冤枉的。这是在“是”与“不是”之间作辩解。因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是冤枉的；假如“是”呢？这种看法，默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而作无罪辩护。也有人认为，错在毛泽东搞“阳谋”，鼓动鸣放，诱人入罪，甚至说毛泽东是“教唆犯”。这也是承认被教唆者有罪，不过是被毛泽东的“阳谋”勾引犯罪。激烈谴责“阳谋”，只是指摘毛泽东的手段不正当，不能证明“右派分子”的罪名不成立。已故的李慎之先生也是在“阳谋”的起始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深思反右运动根本不是错在“阳谋”。所以，反对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也可能并没有触及立论之基。两种对立的舆论，却有某些共同点；这一点，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灾难的根源。后来派发“自由化分子”的帽子，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已经融入“颠覆国家政权罪”了。
历史的转向，就在于一九五七年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概念、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根本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罪？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无罪，不管“是”还是“不是”，一律无罪。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无罪，不管“阳谋”还是“阴谋”，了无灾难。只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共产党就可以任意派发“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反党”的解释权和裁决权操在“党”的手里，“反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和裁决权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手里。你反对我，我可以对你进行起诉，还可以对你作出判决；我是原告兼法官，你被告还能逃脱受惩罚的命运吗？即使事实上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党”认为你是“反党”，“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你是“反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一样。所以，一九五七年发动一场运动来抓“反党反社会主义”，“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彻底平反，仅仅是为了纠正“扩大化”，也决非为“右派分子”恩施“摘帽”、“改正”而已，必须进一步追问：“党和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反？反了，是不是有罪？
反对不合格的、不合法的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非但无罪，而且反得对，反得好。
先说为什么要“反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社会化的大生产，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主观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小生产的水平，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为制造出来的“主观社会主义”，又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缺乏民主，文盲众多，与此相应，“农业社会主义”必然是“封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一年，就引起突发性的矛盾。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社会关系出现全面紧张。共产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发动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人们的“大鸣大放”显然并不满足于整风，而是力求探索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于是矛头就指向社会制度。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表达了代表性的看法。她说：“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非但是不合格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违反了当时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从头到尾没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在序言中写上“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共八大擅自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又违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
反对“党主”、“党天下”
不合格的、不合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强加于中国人民？因为这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人民作主，而是共产党作主，“党主”代替了民主。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一党专权。共产党一党专权是反《共产党宣言》、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有违中共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以后，直至一九四八年，中共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夺取了政权，所建立的却不是“民主联合政府”，而是“党主专权政府”。一党专权也是违宪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总纲。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出现的“反党思潮”，不是反共，即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存在，甚至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党主”、“党天下”。这方面，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表达的言论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基本所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党”，也可以说是站在四十年代主张民主联合政府的共产党的立场上，反对五十年代实行党主专权政府的共产党。这才是帮助党整风，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邓小平自问自答：“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所谓“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主观社会主义”，所谓“反对党的领导”，是反对“党主”、“党天下”，完全合理合法。而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击，倒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中国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尚未制定刑法。五十年代有效的刑事性法律是《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中并无“反党”罪。《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建立，更不会有“反社会主义”罪。因此，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惩治“右派分子”是法外之法、非法之法。对“右派分子”的定案、处罚，都由本单位的党委裁决，而且无从上诉，完全破坏了司法程序。无论从实质正义还是从形式正义来说，反右运动都是非法的。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是需要认真回答的，“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以非法的手段维护非法的存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要求改革
但是，大多数“右派分子”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一点，邓小平的说法比较准确，“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股“思潮”，并非人们的动机，更非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动机。表达和代表某种思潮的人们，不一定都具有自我意识。而某种动机也不一定能够涵盖人们全部的言行。人们都是怀抱一定的动机来参加历史活动的；但历史活动却不能完全用人们的动机来解释。打个比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艺术家，他们的动机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但他们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思潮确实开辟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如果当时制定一条法律：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罪，他们在受到惩罚时一定也会大喊冤枉。后人却看得很清楚，为迎接资本主义新时代而进行呼唤和启蒙的历史功勋，无疑是属于他们的。一九五七年，像储安平、林希翎那样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极少数。“大鸣大放”中的多数人，都是针对具体的缺点和错误，但那正是主观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权所产生的弊病。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比谁都敏感，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意见来整风，最终只能是取消主观社会主义、放弃一党专权。所以说，他们即使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也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刘宾雁，他本人主观上还怀有“第二种忠诚”，客观上他的言行是符合毛泽东、邓小平所定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都不是志在从根本上推翻社会主义或打倒共产党，而是归结为改革；改革“主观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一党专权走向正确意义上的“党的领导”。改革的呼声，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中表达尤为强烈。不但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都是必然的趋势。以至当年指挥反右派的邓小平，二十年后也不得不执行右派的遗嘱，高唱改革的流行歌曲，只是丧失了时间，付出了代价。这还不足以反证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得对、反得好吗？
由于权力的滥用，有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不符合“反党反社会主义”规格的。有的单位党委领导人挟嫌报复，把平时冒犯尊严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单位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把异己者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单位为了凑满百分比，把无辜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还有为了夺人之妻，把丈夫打成了“右派分子”；等等。这些“右派分子”确实是冤枉的。甚至有一些“左派”，如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丁玲、陈涌、江丰，也被打成了“右派”，完全搞错了。另外，有一些在群众中被认为讨嫌的人，或有其他问题，如强奸女学生、犯有偷盗行为等等，趁运动之机批斗一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一类“右派分子”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关。所以，有人认为“右派分子”都是“民族精英”，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就没有表达自由
面临真正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反对？如果不能反对，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能反对的，那是专制制度。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由人民选择、经多数人同意决定的。既然人民可以选择，就有权拥护、也有权反对，有权赞美、也有权批评；反之，人民不能批评、不能反对的制度，就不是合理的制度。多数人同意的制度，少数人用暴力加以推翻，是犯罪行为；合乎民主程序的反对，是表达自由。无论是选举还是公决，不是可以投反对票吗？不许投反对票，选举和公决还有什么意义？
任何政党都是可以反对的。不能反对的政党是因为它僭越了国家权力，成为强暴的统治集团。
反对错了怎么办？是不是要受惩罚？表达自由就在于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既可以表达正确的意见，也可以表达错误的意见；如果只能表达一种被奉为正确的意见，那不是表达自由，而是表达不自由。可以这样说，表达自由的实质正在于保护表达了被多数人或当权者认为错误的意见而不受惩罚。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必须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否则就没有表达自由，没有政治民主，中国也不会进步。
《争鸣》二〇〇七年八月号
吴 思：我的极左经历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1958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毛泽东开始纠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赵紫阳就在四川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问题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层发动的全局性攻势，我不仅无力消灭自留地，就连卡自留地半个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顺便交代几句：我没有计算工分差别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在我们村并不存在。名义上说是按劳分配，实际是按年龄和性别分配。男壮劳力一概评10分，女壮劳力一概评8分，老人孩子根据年龄体力评4至8分，地主富农比正常标准低一档。真实规则偏离名义规则，是因为这样做阻力小，就好像现在评职称，论资排辈，评委会只卡硬条件，否则就难免纷争大起，既得罪人又摆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浅，试图打破这套不分好歹的规矩，把一位敬业的老饲养员从八分半提高到十分，结果孤军奋战，在队委会上几次争吵，只给老饲养员争到9分。老饲养员感到社会压力，私下找我，求我别替他争了。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去公社交高考报名表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的惊人相似。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就是夺取皇家贵族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社会主义，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均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他们控制和驱使。这种官家说了算的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官家主义因主张和信条不同，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官家主义的角度看，左派右派的分类，被超越历史阶段地过分强调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才符合我们的时代特征——官民之分更能揭示当代的主要矛盾。所谓官，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所谓民，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组成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才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划分，才从二级政治分类上升为一级分类。如此看来，在官家极权的时代，我恰好在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问题在于，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就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官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全盛的顶点，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民间和官家势力的新均衡即将重建。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在官家集团真正成为公仆之后，我希望出现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全民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代替官家主义的真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齐家贞：我的 XX / 7 和我（４）我在暗处导演了一出戏
我的 XX / 7 和我
（四）我在暗处导演了一出戏（第二十三章 一张纸举起的问号）
我生性大而化之，像个男孩，有时候记住了事情的细枝末节，并非由於心细，而是有个好记性。现在，我开始认真观察蒋忠梅了，我需要自己来证实。
首先，我发现她在年龄上对我撒了谎。六一年我们刚认识，她说她二十九岁，比我大九岁，现在我在蒋忠梅家看见她骨科医院门诊薄上的年龄大我十六岁，也就是说，那时我二十岁，她已经三十六。缩小年龄差距是为了交我这个朋友。
还有，与她初见面时，她把蒋忠泉十五年刑期说成八年，为的什麼只有她自已清楚，至少她骗了人。
以前我去她上班处，一到门口就叫“蒋姐”，就开始说话，让她知道我来了。记不得这是自己什麼时候、从什麼地方学到的君子作风，对任何不该我看的东西扫一眼都不干，所以，除了那本开票册，我从不留意蒋忠梅写什么东西。这次不同了，她的座位背朝门口，我不声不响走进去，静静站在她椅子后面，她正在写东西，一点没察觉。我无法看清她写的什麼，因为她把写好的部分褶到背后，左手掌摊开放在没有褶过去但已经写了字的纸上。这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什麼事需要保密到这种程度。是情书？她并没有情人。是家信？没必要如此紧张。是不是正好在给公安局写报告？只有蒋忠梅“死人肚里自得知”了。反正，且不提她“跑二排”的使命，这种心怀鬼胎的动作让我瞧不起。
我没按照陌生人的建议星期四上午十点前后，去临江路公安局窥探蒋忠梅的行跡.提起公安局，我就联想起王文德，恐惧、戒备、失望、鄙视之情纠结在一起，“屙尿都不想朝那一方”，有事都是绕著走，避之唯恐不及。同时，离开了我熟悉的舞台（蒋的家，我的家，蒋的上班之处），我就没有了胆量，万一在那裡被蒋忠梅撞见，我会比“跑二排”的人还要心虚，吓得比她还厉害，那就不是猫抓老鼠，而是老鼠抓猫了。
不过，我“顺手牵羊”地导演了一齣戏，很是大快人心。
蒋齐两家直到此时还是走得很勤，小梅被阿弟的滑稽逗得笑口常开，他俩喜欢在一起嘰嘰咕咕谈天，阿弟四面八方找泡桐木做了个大扬琴，叮叮咚咚一敲响，小梅的心与音乐一同起伏，他俩彼此相吸引。
蒋忠梅时而也到和平路坐坐，这个家对她至少不乏真诚，有时候也可在此出出她心裡的闷气，娘俩母时而磕磕碰碰打嘴仗，挺懂人情世故的小梅，嘴巴不大饶妈妈。
那天，蒋忠梅利用关系为女儿找了份工作，刚去见了书记把事情敲定，顺路来我家歇歇脚。这位平时讲话字斟句酌的女人，今天大约太开心，多聊了几句。她说她告诉书记，女儿小梅的脾气坏，生性懒自由散漫惯了，要求书记领导帮她好好夹磨夹磨这个小东西。作为母亲，请领导严格要求自己的女儿，无可非议，但对今天的我而言，这是个天赐良机。我安排阿弟把今晚蒋忠梅讲的话一字不漏地传达给小梅，并且把蒋忠梅一直在我们面前怪罪女儿心太狠，不同意小舅舅上户口，害得蒋忠泉流浪天涯，有家不能归的事也一併告之。
第二天，阿弟不辱使命，一一照办了。
当晚，我已经钻进被窝坐在床上看书，阿弟在完善他的扬琴，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蒋家母女吵吵嚷嚷进了门。
愤怒的小梅先开腔：“好嘛，我们不是外人，今天的事情当着齐阿姨和阿弟的面说清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妈妈放自己女儿烂药的事，我人都还没有去，你的烂药就先放了。”蒋忠梅不甘示弱，答道：“好好好，我昨天来过，阿弟家贞都在，你当到问，我到底说过这些话没有？”
我早已对阿弟打过招呼，万一他们来我家对质，一点不要害怕，全部认账。
我明知故问道：“阿弟，你今天去了蒋姐家，你对小梅说了些啥仔？”阿弟低著头把昨天蒋忠梅在这裡说的话又重復了一遍。
我马上接过话头说：“阿弟，你怎麼这样不懂事，蒋姐说了这些话，你不该对穿对过讲给小梅听，不管主观上你是啷个想的，客观上你起了挑拨作用。”
阿弟沮丧地回答：“对头，我当时没有想到。”
这就是说，我同阿弟两人当著小梅的面否定了蒋忠梅的否认。
小梅气愤极了，她指著她妈的鼻子骂起来：“你这个妈啷个在当哟，怪不得上次也是，明明通知我去上班，突然又不要我了，肯定也是你放的烂药，这回又放，天下哪有你这样的妈哟。你，造孽﹗”
蒋忠梅不惜走五六里路到和平路来理直气壮地对质，满以为我们为了息事寧人不伤母女和气，肯定会帮她转弯圆场，证明她不是这个意思，是阿弟理解错了，为她做些舍兵保帅的事情。要是过去，这些人之常情一说就懂，蒋忠梅的指望一定不会落空。但是现在，她想不到这俩姐弟如此懂不起，“叫你来赶场，你要来抵簧（戳穿）”，把小梅的火气煽得更旺。
作为一个母亲，尊严被践踏得如此不堪，她不得不作一些回击。蒋忠梅说：“我这个妈哪点孬了，哪点对你不起，你几年没有工作，没得饭吃没得衣穿吗？”她讲话的声音非常压抑，是在控制自己的脾气，小梅今晚好像死了心要与妈硬干一场，决一雌雄。她的眼睛鼓得更大，脸涨得更红，鼻子周围的雀斑顏色更深了，用指头戳著她妈妈的脸：“喔，你以为你是妈，就一定对哟？你以为你是妈，就一定是个好东西哟？你到处说舅舅的户口是我不同意上，你说，你说，到底是我不同意上，还是你不同意上？到底是哪个把舅舅逼走了，害得他无家可归？”蒋忠梅囁嚅了几个字，还冷笑了一下，谁也听不清她讲的什麼话。
小梅气疯了，根本不认为眼前这个女人是她的妈。她说：“有本事说大声点，让大家都听见，莫要只在喉咙裡打转转。亏心事莫要做得太多了，没得好报应。”
在我们面前，蒋忠梅不得不顽强地驻守著她当妈的阵地，她小声小气但是愚蠢地回了一句：“哪个做了亏心事？”
小梅大吼起来：“好，你没有做过亏心事？你不信，今天晚上我就要把你的老底子端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究竟是个啥子货色，做没做亏心事﹗”
我与阿弟一声不响，对这场家庭混战作壁上观，準确地说是坐在高级包厢裡“看戏”。我全神贯注地观察蒋忠梅，当小梅说要端她老底时，她用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女儿，想用眼睛制止她讲下去。
小梅扫了她一眼，根本不理会，继续往下说：“我晓得你凶，你厉害，端你的老底要遭背时，背时就背时，我愿意坐二十年牢。”
蒋忠梅当然想不到，我和阿弟完全能听懂小梅的“密码”，这就是说，如果她揭露她妈是个“跑二排”的货色，她就要为此付出坐牢的代价。
蒋忠梅此时紧张得脖子拉长，腰背挺直，死命捏著一块手绢，屁不敢放一个，好像头上的铡刀马上就要按下来了。我与阿弟也紧张，我们在紧张期待恶人真面目大暴露，期待痛快淋漓时刻的到来，心裡几乎要敲锣打鼓準备欢庆了。
小梅的话还没有讲完，她说：“我倒霉，我有理说不清，我是坏人，坏事都是我做的，都由我承担，我是黄泥巴糊裤襠，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哪个叫我有你这个好妈妈，我命该如此。”她的怒火好像由於痛快的发泄熄下去了一点。但是，突然又窜了上来，小梅的大眼睛瞪著她妈：“我不明白，把我弄去坐牢，到底对你有啥仔好处。不过，没得关系，我愿意坐，我心中无愧，没有真正整过人，不像有的好人，暗地裡整得别个家破人亡。”
这是我一生中独一无二的经歷，大气凛然的女儿，斥责一个如此低声下气一文不值的母亲，这个妈当得太可怜太可悲了。
大约这是二十四年来，小梅第一次最痛快的发泄。从她扎著朝天冲小辫子和她妈一起“被捕”，从她妈妈的同学王文英、郑克关在隔壁牢房，她被公安叔叔抱著看她妈妈打扑克，从她被齐孃孃美丽的广州缎带把头发打扮起来，到齐孃孃突然十一年的失踪，从她随著妈妈又一次接受公安任务和齐孃孃接上朋友关系，到她亲舅舅从劳改队回来，上不到户口不得不出走，直到今日，二十四年了，她听得太多，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掩盖得太多，忍受得太多，多得几乎把她年轻的生命排挤得无立锥之地了。
今天，终於有这麼一个绝好的机会，痛痛快快地用暗语发泄，痛痛快快地用暗语把她的妈妈骂得狗血淋头，痛痛快快地出了恶气，痛痛快快地舒服了一通之后，她不想揭自己妈的底了，不想坐牢了。
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放鬆下来，对她妈说道：“我本来下了决心要揭发你的，现在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妈的份上，帮你包下去，你当你的好人，我当我的坏蛋。只求你一件事，多多包涵，莫再到处放各人女儿的烂药了﹗”
好戏正演到高潮，幕布突然落下。一直坚忍辱骂、已经难于招架的蒋忠梅，要断的气又回了过来，不幸中的万幸是“跑二排”三个字终於没有揭露出来，她蒋忠梅又可以戴著一张道貌岸然的假面壳在我齐家贞面前走来走去。阿弟和我当然感到失望，鞭炮的鬚鬚滋滋燃到底部，碰上的却是个不爆炸的哑炮。但是需要证实的东西已经全部证实，“陌生人”说的真相已经大白。
通过这场戏的导演，我认识到人世间除开那些全世界长相一样，像是一个爹妈所生的染色体少了半截的弱智人之外，任何人，不管他的智慧高低多寡，要戏弄一个不知情者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像蒋忠梅长期耍弄我，比耍猴还容易，以及这次我和阿弟偶一为之耍弄蒋忠梅，差点让她掉魂，不是大家都很成功吗？所不同者，蒋忠梅把别人的脑壳耍落，把别人的青春葬送，她耍得很过癮，愿意把她的智慧用在这种地方。
之后，蒋忠梅照常来我家，但是这个家对於她气氛已经改变。我们同她的关系渐渐淡出，一直到完全绝交。我相信，这於我实在太重要，由於蒋忠梅第二次的重返与不遗餘力的努力，我在公安局的“积分”又快满盈，要不是我所有的牢骚话、反动话对象只有蒋忠梅一个人，他们不得不“爱屋及乌”“投鼠忌器”的话，很难保证我不“二进宫”吃“回锅肉”。幸好，有那位“陌生人”和其他好心人的劝阻，我的“积分”戛然而止。
一次，我在迴水沟路上与蒋忠梅一个大碰头，她两隻大眼睛望著我，像要同我讲话，我本能地停步，掀开嘴唇，“蒋姐”二字几乎要脱口而出。但是，想到她的卑鄙与恶毒，与“毒蛇”怎能建立友谊？我掉头走开。之后，即使面对面，我视她为路人。
回顾往事，蒋忠梅的工作很到位，我第二次去广州已被公安局严密监视，旅馆催逼我离开，我像瘟疫使汤文彬的弟弟偷渡流產，现在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逮捕我之前撞入“黑会”蒋忠梅姓梁的“亲戚”，其实也是公安局派来的，说那一大通反动神话是为了稳住我们这些反革命，两天后好一举歼灭。我之所以能把蒋忠梅和梁“表兄”保住，那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王文德积德，他“忘记”提那两个人了。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 Prominent Chinese citizens propose seven changes for upholding Olympic principles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ugust 7, 2007) – At the start of the one-year count-down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prominent Chinese citizens and leading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China signed an open letter:
One World, One Dream, Universal Human Rights.
The letter is addressed to Chinese leaders and leaders in the concern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posing seven measures to end human rights abuses surround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Olympics and calling for amnesty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stands with those who signed the letter, supporting their position on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the seven proposals.
Jacques Rogge,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s in Beijing to attend a two-day ceremony to mark the one-year count-down. Beijing police has intensified “clean-up” operations, rounding up petitioners and putting some activists under close watch.
More than forty people signed the Open Letter, including Dai Qing, the well-known writer/journalist, Bao Tong, a former top aid to Zhao Ziyang, the reformist former Chinese leader, Ding Zilin, who has led the Tiananmen Mothers movement, and Liu Xiaobo, the famous dissident writer.
The letter is open for endorsement by any Chinese citizens an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original letter in Chinese can be viewed at The following is the Open Letter in English: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 Open Letter to Chinese and World Leaders o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Hu Jintao, Presid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u Bangguo, Chair,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Wen Jiabao,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Jacques Rogge, Chai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Doru Romulus Costea, President,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Louise Arbour, High Commission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Human Rights
Leaders of democratic states concerned about promoting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GOs concerned with human right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ies of sports, arts and entertainment, academe, and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Respected Leaders and Fellow World Citizens: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Olympic spirit, including “respect for universal fundamental ethical principles”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a peaceful society concerned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human dignity” (Olympic Charter, Preamble);
Taking not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2008 Olympic theme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the Beijing Olympic Committee’s stated objectives of hosting an “Open, Green, and Humane Olympics”; and
Mindful of the growing number of questions and criticisms in our own society and from around the world about the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in the name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We, the undersigned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 voice our concerns and to propose changes in the ways in which our government is handling its preparations for the Olympics.
Today, August 8, 2007, marks the start of the one-year count-down to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a mega-event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We, as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ght to be feeling pride in our country’s glory in hosting the Games, whose purposes include the symbolization of peace, friendship, and fairnes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We also ought to feel uplifted by the watchword chosen by the Beijing Olympic Committee: “One World, One Dream.”
Instead we feel disappointment and doubt as we witness the continuing systematic denial of the human right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even while–and sometimes because–Olympic preparations are moving forward. We hear “One World” and wonder: What kind of world will this be? “One Dream”? Whose dream is it that is coming true? We are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uthorities in our country can successfully host the Olympic Games in an authentic Olympic spirit so that the 2008 Beijing games can become an event of which China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can be proud.
As the one world that we share “globalizes,” lives and drea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rtwined. One person’s “world dream,” especially if it is implemented with unchecked power, and with endorsement from the world community, can turn into misery and nightmare for others. “One world” can still be a world where people suffer discriminatio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deprivation of liberty, as well as poverty, genocide, and war. Millions of people who survived such miseries and disas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and to pursue, human right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have become the bedrock concept in pursuing lasting pea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justice.
If “one dream” is truly to belong to all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it must involve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 for all. Even the powerful, the rich and privileged might be punished unjustly tomorrow if fundamental rights are not assured today.
The government that rules our country has pledg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the world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t has acceded to obligations under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trea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t has amende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o include guarantees of human rights.
In order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in order to aler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n-Olympic conduct that tarnishes the true spirit of the Games, we, the undersigned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dorse the government’s Olympic slogan with the following vital addition: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Without promoting human rights, which a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universal ethic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it is gratuitous to promote “One World.”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Chinese citizens equally–i.e., without abolition of the rural-urban residential control system, without an en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sexual, ethnic, and faith minorities, and without ending the suppression of political dissent–it is senseless to talk about “One Dream” for all of China.
China’s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has pledg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to “uphold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human rights.” On paper it has taken certain steps toward improving human rights–in 2003, for example, abolishing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system known as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and in 2004 add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s an amendment to China’s Constitu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do much more.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practice, to carry out the promises that have been made on paper. On the contrary we have experienced and witnesse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many times–in press censo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in the persecu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of people who expose environmental or public health disaster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poor or disadvantaged social groups and in retaliation against them when they protest, and even in abuses by corrupt official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lympic facilities and city beautification projects that are aimed to prepare for the Olympics. All of these actions violate not onl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ut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s well.
We find no consolation or comfort in the rise of grandiose sports facilities, or a temporarily beautified Beijing city, or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athletes winning medals. We know too well how these glories are built on the ruins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on the forced removal of urban migrants, and on the sufferings of victims of brutal land grabbing, forced eviction, exploitation of labor, and arbitrary detention.
Out of deep affection for our motherland and our sense of duty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 will do our best, and urge leader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community to join hands with us, to make the Beijing Olympic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rise to greatness. China has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e Games to build true harmon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and to become a respectabl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of civilized nations–not by loud rhetoric or brute force, but by taking action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t home and in the world.
In the on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dreams that are coming true in China today will significantly shape everyones futu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a successful Olympics consistent with human right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1.Declare amnesty for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o that they can enjoy the Olympic games in freedom.
2.Open Chinas borders to all Chinese citizens who have been forced into exile for their beliefs, expression, or faith, so that they can re-unit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nd celebrate the glory of the Olympics in their motherland;
3.Implement the government ordinance to allow foreign journalists to conduct interviews and reporting without pre-approval by authorities before October 17, 2008, granting Chinese journalists the same access and independence.
4.Provide fair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of forced evictions and land appropriations that have been done in order to construct Olympic facilities, and release people who have been detained or imprisoned (often violently) for protesting or resisting such actions.
5.Protect the rights of workers on all Olympic construction sites,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organize independent labor unions; e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migrant laborers and give them fair compensation.
6.End police operations intended to intercept, detain, or send home petitioners who try to travel to Beijing to complain about local officials misconduct; abolish illegal facilities used for incarcerating, interrogating, and terrorizing petitioners; end the clean up operations aimed at migrants that demolish their temporary housing and close down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7.Establish a system of citizen oversight over Olympics spending and provide public accounting and independent auditing of Olympics-related expenditures; make the process of awarding contracts to businesses transparent, and hold legally accountable any official who embzzles or wastes public funds.
We further suggest setting up an independent Beijing Olympics Watch Committee, composed of independent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affected communities such as migrant laborers and people who have been forcibly relocated. This Committee would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 proposals. It should be allowed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to examine plans, to interview freely, and to release its findings to the public.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key to a successful Olympics.
If proposals even as straightforward as the foregoing cannot be adopted, we feel certain that the Beijing Olympics will not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lorious events that everyone wishes them to be. We do not want to “politicize” the Olympic movement. However, pushing the Games through in ways that violate human rights and that hurt people who are forced into silence, all in the name of a “dream” that belongs only to “some” people, not our whole world, will only plant seeds of resentment tha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es in China and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incerely yours,
Signed (name followed by location of residence and profession):
DING Zilin 丁子霖（Beijing, professor, leader of “Tiananmen Mothers”）
LIU Xiaobo 刘晓波（Beijing, writer,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BAO Zhunxin 包遵信（Beijing, historian）
YU Haocheng 于浩成（Beijing, legal scholar）
DAI Qing 戴 晴（Beijing, writer/journalist）
BAO Tong 鲍 彤（Beijing, former member of CCP Central Committee）
JIANG Peikun 蒋培坤（Beijing, professor）
ZHANG Xianling 张先玲（Beijing, engineer, leading member of “Tiananmen Mothers”）
JIANG Qisheng 江棋生（Beijing, scientist/writer）
CHEN Ziming 陈子明（Beijing, scholar）
ZHANG Zhuhua 张祖桦（Beijing, Scholar）
LIAO Yiwu 廖亦武（Sichuan, writer）
WANG Yi 王 怡（Sichuan, scholar）
JIAO Guobiao 焦国标（Beijing, scholar/writer）
CHEN Xiaoya 陈小雅（Beijing, scholar/writer）
LIU Junning 刘军宁（Beijing, scholar）
XU Youyu 徐友渔（Beijing, scholar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E Weifang 贺卫方（Beijing, professor, Beijing University）
XIA Yeliang 夏业良（Beijing, economist）
AI Xiaoming 艾晓明（Guangzhou, professor）
ZHANG Hong 张 闳（Shanghai, professor）
YU Jie 余 杰（Beijing, writer）
YU Shichun 余世存（Beijing, scholar/writer）
MA Bo 马 波（Beijing, writer）
FU Guoyong 傅国涌（Zhejiang, writer）
RANG Yunfei 冉云飞（Sichuan, writer）
GAO Yu 高 瑜（Beijing, journalist）
ZAN Aizong 昝爱宗（Zhejiang, journalist）
PU Zhiqiang 浦志强（Beijing, lawyer）
TENG Biao 滕 彪（Beijing, lawyer）
ZHUANG Daohe 庄道鹤（Zhejiang, lawyer）
XIA Lin 夏 霖（Beijing, lawyer）
HU Jia 胡 佳（Beijing, independent activist）
WEN Kejian 温克坚（Zhejiang, writer）
ZHAO Dagong 赵达功（Shenzhen, writer）
QIN Geng 秦 耕（Hainan, writer）
WANG Debang 王德邦（Beijing, writer）
Support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Jean-Philippe Béja, Senior Researcher, CNRS/CERI, France
Dick Chan, Toronto, Canada, Reti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Michael C. Davis, Profess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n, Shuijing, lawyer, Beijing
Richard Scott Lyons, Christian, San Francisco, CA USA
Giaczyslaw Nguyenowicz, Medical University of Lodz, Lodz, Poland
Peter Van Ness, Professor,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
Calla Wiemer, Visiting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f you wish to support the position and the seven proposals stated in this open letter, please send you name, country or city of residency, affiliation or profession, to [email protected].
吴 思：擦桌子的“主义”——我和吴方的问答
一、
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一天下午，大概在1979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托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据说，两个人交往的深度，在说者的感觉中，等于袒露内心的程度，听者只要用心倾听就可以了。我和吴方的这次谈话，尽管他没说什么，但我袒露的恰好是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我对他总有知己之感。
二、
中国古诗反复咏叹生命在无限时空中流逝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吴方是诗意很浓厚的人。
似乎在快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里组织活动，最后有互赠送纪念品一项。吴方给我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上边抄着李商隐的两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诗意很接近吴方的格调。虽然在意料之中，我仍然感觉强烈。当时我24岁，他也不过30出头，笔下却如此暮色苍茫。
很久以后，我看到二战后一个德国战俘的自述，他从战俘营获得释放，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尽管年方十九。恐怕许多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当年投入得越彻底，历尽沧桑的感觉越浓重，人生刚到立春，心灵已进入深秋。在时空差异极大的相似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与生活的浓度有关，与失败和挫折的强度有关，与国籍地域或年龄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还存在着个人差别。吴方的气质似乎与秋天特别合拍。他去世前半个月，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探望。只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用当时已经传入的西学术语来说，这个文本贯穿了根本性焦虑，体现了终极关怀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原来，吴方的读写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上进行的。
三、
我的书架上有吴方的两本书，一本《世纪风铃》，1993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买的，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一本《斜阳系缆》，吴方1995年去世后出的，为他儿子上大学集资的同学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据说，《斜阳系缆》这个书名，是吴方去世前一两个小时打电话给责任编辑确定下来的，一派告别人生的意境，让熟人不忍遽入。
一转眼吴方去世十年了。翻看故人的两本书，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当年无解的问题也复活了。细读吴方，跟随他去理解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我在类比之中领会了1979年那次追问的实质及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验中走到尽头，改弦更张式的大变革悄然启动，但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工农业政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螺丝松动了，架子还撑着。
当时的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仍局限在毛泽东思想的视野之内。用这种眼光看，我上大学就属于临阵脱逃：从学大寨运动的最前线败下阵来，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路上碰了几个钉子就半途而废，变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心里有点愧疚，又扭扭捏捏地不肯认账，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路走不通不是我的错。这种“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逐步转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指导理论的怀疑。
至于热爱人民问题，就是对毛式理想的置疑，就是对“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根基的置疑。锋芒所指，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一种创造新人的历史性努力的软肋。在这类置疑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始转型，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但大轮廓已经可以辨认了。我的个人追问，其实是极左阵营内部在实践中发生的对毛式道路的置疑。
个人主义是如何大规模取代集体主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吴方站在前沿的方阵里。他研究晚清和民国人物的思想，搜寻上一轮历史选择所丢弃的瑰宝，重现被扼杀的历史可能，帮助我们接续一度中断的探索和建设。
1991年7月，吴方在《百年话胡适》中写道：“在胡适早期思想中，有分量的一节就是他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吴方引用胡适的原话解释这种人生观：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吴方进一步解释说：“胡适在这里所强调的‘个人’不应误解为‘利己’、‘自私’，实际上是为‘安身立命’，为文化设定寻求一个有别于传统意识的价值根基。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历史曲折和炼狱之后，不觉得缺少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大历史遗憾，而且值得深长思之吗？
“‘个人自由’也未尝不是一种责任，只不过它与牺牲个性去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不在一个理路上。而我们往往用后者排斥掉前者，因为现实的优先考虑总是‘社会根本性的改造。’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革命，似乎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并满足某种‘一抓就灵’的幻想。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历史把希望放在了一场场‘外科手术’上，而其后遗症同时留给了自身。”
1992年12月，吴方在《吴宓与学衡》中写道：“吴宓确信‘自治’的选择是最好的，由此方可推及于国家、社会。他相信贵在做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能坚守‘内心生活之真理’是人生的进境。尽管在孤绝的价值与世欲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人文主义者仍不肯认同‘干涉’的合理性。自然，这同大规模社会改造理论是极不合拍的。”
读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听出了吴方对我在1979年那次逼问的回答。他拉出来另一种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而且以他平实体谅的风格，娓娓讲述着前人的经验和故事，使抽象的主义有了血肉之躯。这套理论并不反对给同学擦桌子，甚至可以容纳舍己救人的英勇，但基础却是对追求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和他人的尊重，而不是我们曾经习惯的轻蔑和反对。这是自尊和同情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忘我或斗私的结果。
遥想当年，我能驳倒这种理论吗？我听得懂、听得进吗？我有能力在他讲述的前人那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迷途之处，从而恍然大悟吗？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回顾来路，我们竟然走出这么远了。眼光的改变，视野的融合和扩展，观念的变迁，需要时间和各方面的配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吴方的书就是应和时节的几洒细雨。
在《白发书生寂寞心》中，吴方追寻王国维的心灵轨迹，说他“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关注历史思潮的时候，吴方也念念不忘人生根本问题，满怀有限人生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情理交织着写出一篇篇充满感性体验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浸染了苍凉秋色。
吴方在谈论王国维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悲怀可能使人生困顿于迷惘，却可能造就某种诗人气质以及对人生的诗的透彻理解，因而使悲怀幻化为永恒的人类经验。”吴方的悲怀和他对人生的理解已经成文，已经出版并且即将编辑再版，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的文章能够流传多久，但在永恒的人类经验中，在我们亲历的观念变迁中，已经融入了吴方的一片心血。
2005年7月30日
The sacred and the human
纸包子案记者被判刑引强烈质疑
睁眼天堂 闭眼荒凉
“那样的恋爱大概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回吧.也许一辈子有一回也就够了“ ———–<十八春>沈世均 这样的恋爱,一辈子一次,也就够了。 作为一个心性那么高的女子. 她从小对待父亲的倔强, 对世人的冷漠与通透. 在找寻心灵唯一相属时, 她说,当她见着他,她就变得很低, 如尘埃，但她希望的是, 在尘埃中开出花朵. 清冷如她, 当去探望胡兰成，即将进入他的城市时,她说: 因为有他，整个城市绽放着光彩. 这样的欣喜, 如同一个两眼熠熠看着糖果的孩子. 这样一个冷眼冷面的女子, 周瘦鹃初见18的她时, 说, 从未看过这么沉静的女子. 她爱在月夜里伸出一只手臂，并保持着它向上的姿势. 不孤寂的人不会这么认真的看月亮. 小学三年纪的她冷眼写着家庭残杀伦理悲剧, 3岁的她, 任性的在一个满清遗老前念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 让老人家巍巍颤泪. 一旦见到她的爱人, 她却低眉顺眼，满心欢喜. 这样的女子,纵然笔下的爱情被看得那么通透,男人在其中被她了解的那么清楚, 但当这一切加诛于自己, 她成了孩子.一个手忙脚乱, 低微的, 一心只要爱人欢喜的孩子.她不敢相信如此的喜悦. 这只能说. 她太期待爱. 在满心的期待与焦虑的好奇心中, 她开始知道, 爱人胡兰成, 原来是知己遍地皆拾. 原来自己不过仅是众多中一个. 那个男人是喜欢过她的, 但是新鲜过去后, 他发现这样一个文字水晶的女子, 却是个生活中的婴儿. 我想, 那个男人必定在心里说: 我离开你, 是因为你让我爱你的优点已经消失. 这不过是借口罢了. 男人的话,信了,就是幸福 她不是委曲求全的女人. 她不可能选择温柔的分手. 虽然这是挽留一个男人最后的招数. 是如此么. 其实. 她的崩溃了.但是是为什么. 你空有一副水晶肚肠, 世上原本有三样东西不能信, 那是男人的承诺男人的感情男人的理由.可你却信了. 才让自己如此不堪.你活该. 从此，折磨她的. 不是失去爱人的痛苦, 不是胡兰成的多情寡性. 折磨她的是自己的错手爱人, 她痛恨的是, 为什么明知没有爱情还要让自己沉沦. 对于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子. 没有什么比自己重要. 男人也别以为能让这种女人伤心多久. 但是千伤万伤. 不能伤到她的自尊. 而这种女子最容易伤到的, 即是自尊. 于是, 这样的一种对于自己心灵的拷问和折磨，比她失去胡兰成要痛苦上千万倍. 渐渐的,她会忘记他,但她绝对不会忘记认人不淑的愚蠢，不会忘记自己低眉顺眼傻傻的付出.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的傻高兴和傻傻期盼. 对于心性高傲的女人, 她从不生别人的气,因为她不可能爱别人, 她爱自己, 所以她只气自己. 张爱玲气自己的脆弱,自己的不甘寂寞.因为. 爱情原本就无好人与坏人,只有, 爱或不爱. 原本就无人能欺骗你, 能欺骗你的,只有你自己. 因为她通透, 所以她痛心. 当后人叹息, 哎, 张爱玲为了胡兰成, 居然息笔不写小说了. 她在坟墓里冷笑, 我不爱他， 我只爱自己. 我不过是, 闭眼天堂, 睁眼荒凉而已.
我们不爱男人. 只爱自己. 你问郝思嘉. 她也会如是看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