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看权力与金钱偷奸下产出的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嘴脸

 

对于中国权贵阶层的厚黑,民间早已经领教得多了,在中国大地奔走呼号的上访群体,无一不是权贵厚黑的杰作。然而厚黑到赤裸裸公开宣称,且以此为荣的地步,实在还没有多少超越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的。作为中国房地产界的领军级人物任志强,许多言论早已经引起公愤,但在中国再大的公愤也不影响其发财升官。这不是任志强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袋越来越鼓,而且由北京区级委员已经荣升到市级委员了?从任志强不断激起民愤的言行,却助推着他金钱与荣誉一同成长的现实,真切地注释出了中国今天权贵的生态环境,活证出权贵“仇贫、仇民、仇义”的本质特征。可以说任志强是中国权力与金钱偷奸下产出的典型极权社会中的权贵怪胎。

最近北京关于小产权房的争论很多,说实在这原本是一场不需要也不应该引起的争论,因为有人要买房,而又买不起中国权贵控制下的高价房,于是集体土地与农村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应运而生,小产权房既满足了购房者的有房买,也使得购房者买得起房,这种有房供应,且让人买得起的房产不正是中国最好的解决民生问题吗?应该说这是件利民且也利国的好事!它一则可以实现远久以来中国文人们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也同时呼应了胡锦涛先生以民为本的号召,当然也直接辅助着温家宝先生宏观调控抑制房价的功效。然而如此一件大好事,却招来了中国与房地产开发紧密相连的管理部门与房产大亨们的恼怒,以至于北京接连出来官员声称要整顿小产权房,并且一波在相关管理部门出面,在房产大亨助推的清理,已经在京城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此同时,一直作为房地产领域权贵代言人的任志强,毫不落后地喊出了炸掉小产权房的吼声。

说实在的,听到任志强发出这种恐怖主义色彩浓厚的叫嚣,我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如果听到他说出一些真正站在社会和谐发展角度,理性合法解决小产权问题的话,那倒是奇怪的。

为什么中国小产权既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又能真正解决居者有其屋的民生问题,却迎来房地产领域权贵们的阻止?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今年以来中国针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至于5月以来大产权房价销售量上的下降,而小产权房销售火暴的现实,我们能够想到这场打着保护耕地名义的清理整顿,事实上是一场房地产领域权贵集团对城市周边农村集体房地产经济的围剿。这场围剿本质上就是房地产领域中的权贵集团要捍卫自身房地产开发经营与利润垄断的权利,要让天下一切想买房者只能买自己想卖的房,而不允许有任何其他非本集团力量的人介入,来对房产市场染指。

任志强叫嚣炸掉小产权房,就是公然赤裸裸地要通过权力来保护自己的销售,保护自己的利润,就是要斩断购房者其他可能的选择。不管任志强之流为了达到这种房地产行业垄断利润的目的披上多少堂皇的理由,找出多少欺人的借口,但都掩盖不了这场整顿是起因于他们大产权房市在宏观调控下销售的低迷与小产权房市销售的火暴的矛盾,是一场市场竞争下动用公权力来铲除对手获取利益的闹剧!

中国十几年来,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权贵勾结渔利天下,就成为一种时兴,权力以与商人合谋为荣,商人以与权力通奸为幸,权贵互相利用,沆瀣一气,中国完全沦陷在他们刀刮称分的案板中。

对于作为权贵勾结典型代表的房地产业,其中黑幕让人揭不胜揭,就是从最近房地产业内部个别人士自己披露来看,其血腥与残暴实远胜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原始积累。在这样一个充斥罪恶的行业,就生长着如任志强这样一批狂妄而缺德之徒。

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任志强的言论,就会发现他的唯利自图,奸诈狡猾。比如他在一次接受《南都周刊》采访谈论中国控制土地使用上提高储备金与税金时,他说到“任何增加的成本都一定会转移到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之中,要么是政府承担,要么是消费者承担。”

却矢口不提房地产商在其中应该充当的角色,以及应该承担的义务。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增加的成本就一定是而且只能是政府与消费者承担呢?这中间房地产开发商难道就没有义务承担吗?应该说在土地使用于房地产开发上,获得利益最大的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是最应该为土地成本增长承担责任的,因为他们房地产开发上存在过高的利润。说实在的中央政府对土地税金的调节就是为了削减过于丰厚的房地产开发利润,然而任志强却毫无廉耻地将这种成本说成只有政府与消费者承担,而它们房地产商却置身事外,也就是说决不承担半点成本增加而减少的利润。这事实是公然挑战国家政策,公然规避自身的社会义务,也赤裸裸地宣示对市民的掠夺毫不动摇!

同样还有一次在一个房地产研讨会上,任志强就公然亮出:“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这种企业追求利益的观点原本是不足为怪,并且也在经济学中有着一些支持。然而任志强的表述却更多宣示出一种仇视穷人、剥削唯上的畸形权贵暴发富思想。首先挣钱在文明社会从来没有不考虑穷人,也就是考虑穷人也从来与挣钱不矛盾。在现代文明社会提倡服务至上,一切都是顾客,都是上帝的文明商业精神下,任志强这种言论不仅落伍,而且完全是对文明的反动!再次投资者是让你去赚钱,但服务穷人并没有说让你救济穷人,难道将你的暴利降低点,以便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房就变成了救济穷人,就违背了你赚钱的目的?可见任志强的赚钱是怎样一种敲骨吸髓的赚钱!

对于任志强那种吸血性的赚钱观,他自己也曾毫不隐瞒地表述过:“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可见任志强对房地产业的定位就是要“暴利”,在这种暴利哲学的支持下,他炸掉小产权房,不为穷人盖房,等等论调就寻得了支持。我们也能从这种暴利哲学中求得对房地产领域中权贵集团的精神解读!

对于任志强辈说出怎样离谱的话,在权贵控制下的今天中国社会,我们原本如前所言不该有诧异。然而问题是在今天中国中央政府至少公开表面一再为调控房市,为中国民生而殚精竭虑,三令五申时,任志强却可以公然出来挑衅,完全一副有恃无恐,无人动我的嘴脸,这就令人深思:是什么在支持着这样一批逆天背理的掠夺经济贵族公然向上对抗中央,而向下欺凌民众呢?

想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对中国今日的论述,他说中国今天完全被权贵集团所掌控,权贵集团就是要将中国始终保持成它们的渔利场,它们控制经济,进而也控制权力,权力是它们经济的代理人,是它们的忠实“代表”,中国政权就是它们操控下轮流坐庄分赃厅堂──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这遍土地的灾难可能无可避免了!任志强的言论绝不是他个人,这是一个集团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藐视与挑衅!我们应该从中看到这个社会严酷的现实。

杨恒均:给俞正声的一封公开信

 

湖北省委俞正声书记,你好。现在向你反映一个情况。希望这封信能够转到你的手里。

我的母亲叫李淑春,湖北省随州市开发区医院(原东城医院)退休医生。她是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十八年前,母亲六十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

母亲退休时还能够拿到规定的退休金,但后来就越来越少,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几年,每个月只能拿基本退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子女都为母亲抱不平,但母亲却总是劝我们,说国家和集体有困难,单位改革了,没有钱,等一等再说。母亲还说,很多和她一样退休的老同志都无法领取应得的退休工资,有些比她年纪还大。前几年母亲所在单位的老职工到医院静坐请愿,要求多发一点应得的退休工资。当时母亲告诫我们,要讲道理,不要闹事。

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母亲从六十五岁开始骑着三轮车卖花,一直卖到她七十多岁再也爬不上三轮车为止。随州很多条大街小巷的街坊邻居至今还记得一个老人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花的情景。那个随州历史上可能最年老的骑车卖花的婆婆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于今年七月三日因白血病去世。去世前,母亲留下遗嘱,要求把她的积蓄结算一下,付清她住院一年的医药费后,余下的捐献给家乡万和店(镇)农村老家有困难供学子读书的家庭。母亲坚持捐献的钱必须是她的工资和卖花的钱,不用子女给她的钱。其实母亲每个月领到手的那点钱根本不足支付生活开支,更不用说医疗费了。她自己的积蓄哪里还剩下多少?母亲的住院费都是我们子女分摊的。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心里很清楚,临终前她对我们说,子女长大了,不用她操心,她很满意,但想起老家万和和沙和(属于万和镇)的很多家庭的孩子考取学校却无钱读书,她就很不安。她想用自己的钱发起一个助学基金。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她知道自己病了一年多,积蓄早就用光了。但她算了一下,等她死后,按照国家规定,要给一千五百元的安葬费和十个月的工资作为抚恤金。母亲兴奋地说,有一万多块呢。她说就用这些钱带个头,建立一个助学基金。这就是她老人家的最后心愿。

母亲去世后,我们在收拾老人家遗物时,发现了几本用来记事的小日历本,上面记录了母亲生前卖花的每一笔收入明细,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见闻和感想。从这些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我们读懂了母亲。原来看上去乐观的母亲在过去十年都有一个难解的心结。母亲写道:“没有想到,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却拿不到钱。”“四(儿子)打电话说现在进一步改革了,可是我的退休金怎么越来越少?”“今天到单位问领导我的退休金哪去了,他们说没有钱,然后就不耐烦地赶我,还说要上访就去吧,反正没有钱。我到卫生局,他们对我打哈哈,把我送走,说如果我有劲,还可以到上面反映情况,他们是欢迎的,反正他们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反复告诉我的只有三个字:没有钱!”“我老了,也许我这样的老家伙死掉就好了,对改革有好处,对年轻人也好。真想知道为什么干了一辈子,却没有了退休金,三十多年都白干了?钱到哪里去了呢?” “问谁呢?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没有钱,他们说没有钱,可是他们还是在盖新楼房,整天出去吃喝,靠关系进入医院的人已经把医院的编制扩大了四倍……”“我不想用儿女的钱,我也是有工作的,年轻时比他们工作都卖力……”

看到母亲生前留下的凌乱的笔迹,我们都很吃惊和难过,这才知道母亲虽然总是告诉我们理解国家和集体,可是她的内心其实一直很困惑和痛苦,她宁肯在七十岁时还骑三轮车去卖花补贴家用,也没有加入讨薪上访的人群中去。然而在母亲善良的心里一直存在一个没有人愿意给她答案的疑问。

七月二十八日,母亲原来的单位东郊卫生院宋院长打电话让我们去领取母亲的抚恤金。

当我看到宋院长让我签字领取的抚恤金数字比母亲算出的少了近一半的时候,我问宋院长怎么回事。他说,抚恤金是十个月退休工资,就这么多。我说母亲的工资应该不止这个数——宋院长打断说,你母亲过去实际拿的工资就这么多,我们没有钱。

我这才知道,临终前母亲在病床上给我们算的是她的应得的退休工资,而她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领到这份工资了。母亲大概以为,人已经死了,最后一次拿抚恤金应该不会被克扣了吧。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

面对宋院长,我有些激动。我问,母亲生前一直只能领取一半左右的退休金,死后难道连抚恤金也只能拿一半?宋院长向我解释了医院的情况,最后告诉我的还是那个三个字:没有钱。他说,我很同情也理解你,但这不是你母亲一个人的事,都这样,这是我们的政策和规定。

当我问他这是哪一级的政策和规定时,他又改口说是医院党支部开会决定的。

当我激动得想发火时,我想起了母亲的教诲。我说,多少年母亲都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死后照样拿不到。但今天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我母亲走了。我今天签了字,就等于割断了母亲和她奉献了一生的卫生系统的关系。在我签字前,我有两个问题:长期克扣我母亲的工资的政策和规定到底来自哪一层?是哪个具体的法律、政策或者领导决定只给母亲一半工资和抚恤金的?我想看到你们出具的任何书面文件或者记录。第二,第一种情况如果不存在,那么你们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或者解释,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只发我母亲一半工资,而且无论是母亲还是我们这些子女都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文件或通知,每一次就让我们在领取一半工资的单据上签字,不签字连一分钱都领不到,而签了字就表明你已经认可被克扣这件事实。

最后我补充说,我们将放弃追讨你们欠我母亲的钱,抚恤金也只拿一半,但我们需要一个书面的解释,我只想让自己活得明白,也想在给母亲烧五七的时候,把你们的解释烧给我母亲,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宋院长说,只给你母亲发部分抚恤金是我们医院党支部的决定,我们的决定你不能看。我们不会给你写任何东西,你签字就拿钱走人,以前没有领到的工资不可能再补发,永远不可能,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说我要找上级机关,我想弄明白。

宋院长说,你最好去找随州市曾都区卫生局,我们希望你去上访,我们没有钱发,像你母亲这样的还有很多个,你如果去上访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天下午我来到随州市曾都区卫生局,接待我的卫生局领导态度很好,听了情况后,他首先告诉我,没有任何文件和政策规定只发一半工资,法律也不允许。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同了,下面没有钱,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医院党支部决定的。卫生局没有办法。随后接待我的领导向我介绍了中国医疗改革制度的失败和他们的无奈。

最后我说,我到卫生局已经不是想要母亲该得的抚恤金,更不是要以前卫生院长期拖欠她老人家的工资,我只想得到一份书面的解释,我就会立即离开。

接待我的领导说,爱莫能助,我们只能口头说,你用耳朵听,不会给你出具任何东西,更不会给你写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相违背的东西。

但你们正在做的事不但违法,而且和所有的政策文件都相抵触。我提醒领导说。

领导苦笑了一下说,全国我不清楚,我们随州就是这样。你要上访,到哪里都可以,从我们来讲,反而希望你最好能够把这事情闹大,引起上面的重视,到时有钱了,不但解决你母亲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那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了。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同志死后也拿不到抚恤金……你要上访最好到上面去……

我吃惊地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我陡然理解了母亲这些年遭受的挫折和屈辱感。没有任何法律、政策,甚至只言片语的通知也没有,他们就让你签字,领取只有你应得的一半的工资。而且这么多年,领导们除了告诉你“没有钱”三个字,不会向你解释为什么,或者简单地说一声对不起。

俞正声书记,我母亲的事就讲完了。你也看出来了,我不是要追回单位欠我母亲的工资,也不想拿全额的抚恤金,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想有人或者单位给我写一个简单的东西,告诉我为什么克扣我母亲的退休工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从医院到卫生局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他们当初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党委支部会,就决定减少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对了,还远远不止一个老人。

当初我本来想就母亲的事给你写一封私信,但当我在和医院和卫生局跑来跑去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像母亲这样的老人远远不止一个,所以我决定写一封公开信,也想随州或者湖北其他地方的像我母亲一样的老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答复和解释。

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让我母亲的在天之灵失望,让很多被侮辱和伤害的老人们失望。我使用“被侮辱和被伤害”这样的词句一点也不过分。想一想,那些像母亲一样的老人,他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国家和单位,临老退休了,退休金却突然被克扣了。所有的人得到的只有千篇一律的那句话:改制了,没有钱。

老人们干了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句冰冷的话,从母亲的日记中以及临终前期望能够发一次完整的退休金来看,母亲一直被你们深深伤害。而且据我了解,还有很多像母亲一样的老人并没有那么多子女,子女的收入也有限,他们的退休金也同样被克扣。他们晚年承受的伤害还要远远大过我母亲。

他们聚过会,也颤巍巍地到单位门前静坐过,抗争过,可是他们面对的是国家、集体,以及比这都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改制了,改革了。可想而知,这些无助的老人不但追不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退休工资,而且连一个解答他们疑问的解释都得不到。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前,我查了一下过去几年你和随州市领导的讲话,发现你们谁都没有提到过拖欠退休老人工资的事,更不用说道歉和请求理解了。在你们的发言中,充斥着一片形势大好,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入,经济如何以两位数字高速发展,社会如何和谐,人民如何安居乐业……

我和母亲都理解并支持改革,拥护改制,而且我们知道有改革就有牺牲。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为了提高竞争力,所以我们家姐弟都下岗了,我们也没有怨言,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手和脚,我们可以去创业,不管失败和成功,都无怨无悔。可是,你们再怎么提高效率,再怎么改革,再怎么竞争,也不应该伤害像我母亲这种人吧?她1951——也就是在你出生之前三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就按政策退休了。

我母亲不但工作过,而且一工作就是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如一日!让母亲最感自豪的就是她的工作,作为妇产科医生,母亲亲手迎来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工作中从没有出过人为的医疗事故,从来没有收取一个红包,更不用说坑害病人了。这样的人不要说好人好报,至少让她们退休后能够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吧。可是在她七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工资竟然被克扣到不到一半,勉强维持生活,更不用说支付越来越高的医药费。

这笔钱的数量在你们看来也许不是很大,而且乐善好施的母亲在生前已经立遗嘱捐献出去了。我也知道,目前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伤害和侮辱的事件层出不穷,随便找一个都比我所写的母亲的遭遇要严重得多。可是,这一次你们伤害的是那些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甚至失去了上访、抗争能力的母亲们——我的母亲和其他人的母亲,无论从道理和感情上,我都无法理解和接受。

我没有能力为母亲和更多的老人讨回一个公道,但我至少有权力要求一点点解释和理解。我就是不明白,到底应该由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只要任何一个领导出具一个简单的书面解释,例如写上:我们国家有困难,集体有困难,谢谢老人们不拿工资帮国家度过难关,支持改革。——我想我们会理解的,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你们。

可是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一推再推,为什么?你们有什么苦衷?难道有人害怕写下任何一个理由都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笑柄吗?

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你和湖北的大小官员每天在电视和报纸上告诉我们的。中国的经济每年都在以两位数字高速发展着,GDP年年创新高。如果这些太抽象,那么让我再告诉你我眼睛亲眼见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让你的眼睛也能见到,毕竟你所到之处都是前后警灯闪烁的二级保卫——随州市委和市政府大楼以及各党政机关大楼日新月异,现在基本上都完成了新世纪的更新换代,鹤立鸡群地耸立在随州市区;另外,在我母亲退休的十八年里,党政机关至少更换了小轿车五次之多,一次比一次豪华。还有人民公仆迎来送往的招待费。

就在过去中国崛起、经济超速发展的十八年,已经退休的母亲的那少的可怜的退休金还不停被克扣,更不用说随州市像我母亲这种遭遇的老人还有成千甚至上万。

或者你可以向这些老人解释一下你们的改革和改制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好让他们死得瞑目,让你们活得心安!

俞正声书记,这些在改革前或者改革初期就退休的老人已经快油灯耗尽,他们很多人已经走不动,也走不远了。对于他们,人生最宝贵的是过去的经历以及留在记忆中的回忆,当你们剥夺他们的退休工资的时候,你们不仅仅是在危害他们的生存权,你们更是在深深地伤害他们善良的内心。

那种伤害你能够理解吗?

虽然以我对你的观察,你很难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也无法理解那种伤害,你和你的亲戚中绝对不会有下岗的人,更不会有退休后无法领到应得的退休工资的老人。而且,你每一次到随州都是前呼后拥,从崭新的轿车里出来,就进入更加崭新的办公大楼,身边都是各地党和政府领导人,他们把你当成国家受保护的动物大熊猫一样夹在中间。你大概不知道,你到随州巡视一周,那些围绕你弹官相庆的官员们花费的人民血汗钱足足可以给全随州拿不足退休金的老人发一年的工资。

其实,你真该亲眼看看这些老人,同他们聊一下,或者去看一下他们组织的一些静坐和请愿,如果你能够身临其境,你一定会像温总理一样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的母亲走了,我们会记住她,很多老人走了,他们的子女也会记住他们,可是我很怀疑,历史会记住他们吗?没有任何法律,没有任何政策,没有会议记录,更没有领导的讲话,当后人回顾的时候,他们会记得在这个奇怪的时代,出现过这么一大批老人吗?

——会记得在祖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我们大国正在崛起,在GDP像气球一样增大,在公务员的工资连续翻番,在政府的高楼越来越雄伟和漂亮,在人民公仆的口袋越来越鼓胀的时候……一大群已经没有力气呼喊和上访的老人的退休金却因为“改革”以及“没有钱”而被克扣!

俞正声书记,你和你的政府欠我的母亲和很多这样的老人一个解释。

杨恒均2007年8月5日于母亲烧五七之日   随州

张祖桦: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台高效绞肉机

 

——评李建彤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自十九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面世肇始,共产主义运动就象罂粟花一样在全世界弥散开来。此“花”在外表上异常美丽,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触就可能使人上瘾。但内里却包含巨毒,可以置无数人于死地而不自觉。张戎女士和她的先生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写的是毛传,实际上也可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次政治运动)先后害死了多达“七千万”中国人。这一纪录远远超过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算得上是史无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著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残暴本性。

一本小说株连了6万多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几乎家喻户晓。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段语录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而发的。原文是: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就是由于老毛的这段“最高指示”,将李建彤著的《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造成了历时17年,株连6万多人大案,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李建彤﹐曾用名韩玉芝﹐河南许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陕西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到延安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西北艺术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49年10月随丈夫刘景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担任办公厅秘书处负责人﹐后任监察部第二司二等监察员。1959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1962年﹐《刘志丹》小说第五稿脱稿后﹐虽然还没有公开出版﹐但陆续有报刊开始转载。此时﹐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康生挟私诬告﹐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阎红彦的诬告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干部的重磅炸弹。康生得到阎的密报后即向毛泽东报告﹐老毛借机清理异己,致使这部尚未正式问世的小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定性为“反党小说”而遭封杀﹐并由此揪出一个庞大的“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受株连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多达上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案委员会﹐由康生担任主任﹐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处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说《刘志丹》案进一步升级﹐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而且株连范围还扩大到包括陕北红军根据地普通民众在内的6万余人﹐连已在30多年前战死的刘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韦君宜女士在《思痛录》(第八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刘景范因此案受整肃的细节:

“全国濒临饿死的灾祸,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到1962年,缓过一点气来。刚刚缓过气来,马上又搞起了新的对于‘异端’的迫害。原来说在反右倾中批判过的人全不算了,到这时,喘过一口气,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

“首先是八届二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在1962年秋至冬开的。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则更广。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的文笔并不怎样,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这时候,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是,高岗对于陕北的土地革命,关系实在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稿成后给陕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领导者习仲勋看过,他当然也在书中出现过。谁知这本书刚刚发表在刊物上,还未来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是‘一大发明’。十万火急,上面传下通知,不许再印,立即彻查。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就是反党!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不会看出来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

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间断断续续写下50多万字的文字﹐给后人留下见证那段荒谬历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代末﹐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获平反后﹐李建彤以顽强的意志力﹐抱病将当年的笔记﹑信件﹑陈述和申诉材料整理成书﹐希望将之公布于世。然后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书稿一波三折,始终无法出版﹐最后作者只能带着遗憾与世长辞。直到今年5月,“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一书才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 本书真实记录了《刘志丹》从创作到被定为反党小说﹐最后获得平反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的第一手资料。

惨无人道的整人术
 
毛泽东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认是明朝皇帝的继承人。他一生酷爱《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记述的帝王驭人之术。历代帝王尤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驭人之术给了老毛极大教育,毛泽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整人术”的集大成者。

我认为,“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一大价值就是通过对小说《刘志丹》案的忠实记录揭露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会法”,亦称“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为了树立权威,培植亲信,消除异已(包括想象中的异已),随意地使用牵强附会,含沙射影的手段,制造冤狱,打击异已。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小说照理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通过这样牵强附会和上纲上线,一下就使问题高度政治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并被认定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遭到大批判。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虚拟人物“罗炎”,被人说成是高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认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从而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之后,此案不断升级。她的丈夫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被打成“反革命”。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消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被撤职查办,以至入狱……

把小说《刘志丹》附会成是“为高岗翻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四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附会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诛心法”。就是在实际证据不充足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动机的方法。

汉代的“春秋决狱”,堪称法外之法,专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断狱时高度重视主观动机,甚至仅仅从追查动机的角度将罪犯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动机邪恶的首恶者,自然从重惩治;动机邪恶,即便犯罪未遂,也难免刑责;主观上无恶意者,即便实施了犯罪,也可从轻处罚。这种以追究嫌疑人的动机来论罪的“春秋决狱”,乃典型的“诛心法”。事实上,人的犯罪动机在法律上很难界定,“诛心法”给了司法官吏以主观臆断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权力,错判的冤狱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乃流弊无穷的“擅断论”。

“诛心法”的采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权者只要认定一人或一群人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随便指称他(或他们)有谋反或犯罪动机,就可以将其法办,根本不用考虑是否是事实及证据是否充分。

小说《刘志丹》被老毛钦定为“要案”后,老毛的大鹰犬康生亲自出任专案组的领导人,并作了许多诛心之论。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刘志丹》小说是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还说:《刘志丹》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据“实录”中披露的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发布的材料,康生先后多次对《刘志丹》大加挞伐:

1962年11月,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党组就小说《刘志丹》问题向中共中央写的检查报告很不满意。说道:《工人日报》几个人在政治上有错误?应提高警惕,从组织上追查,不能说组织上没有问题。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总党组对《工人日报》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在报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报》的问题,首先是报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严重问题,当然全总党组也有责任。(二)报社存在的问题:(1)不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党的方针,而是严重存在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作风。(2)五八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彻底,右倾思想并未肃清,继续发生错误。(3)报社组织人员干部严重不纯,人员中有坏人。报告中未着重检查。在《刘志丹》案中,很难说没有同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人。而叫一个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写小说,问题揭露后,还在报社留了2年之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发动群众,清理坏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时,说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是推销员。宣传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劲,不理睬阎红彦。我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

从康生的讲话定性不难看出,他使用的正是“诛心法”。用此法给人定罪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谓“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有罪。”

其三、“株连法”。是指统治者因一人获罪可以任意株连大批无辜的人。中国古代有“一人犯法,夷灭九族”的刑罚。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统治者将株连法发扬光大,随意将某个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反党分子还不算,还要把他的亲友乃至过去的同事、故交一起打成“反党集团”,一网打尽。

《刘志丹》案的就是典型的株连法:一切与小说作者李建彤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中。

在“实录”一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首先是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康生再三点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调查小说《刘志丹》,高丽生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是部好书,再过20年我还要出这部书!”为此,他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惨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总编辑吕宁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落不明。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惨。连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这期间他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可谓家破人亡。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李建彤在“实录”中感叹道:“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其次是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如习仲勋(就是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白坚、郭洪涛、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吴亮台、高朗亭、赵连壁、张邦英、赵耀先、方仲儒、秦川、苏一平、闻捷、张秀山、张策、高峰等一大批人。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连作者的许多亲朋好友甚至请来家里帮忙作家务的阿姨都要受株连,都跟着挨整。

“实录”第17节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说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此外,1963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二十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实录”指出,搞株连的人其实是用“反党小说”为藉口,把他们不信任的西北籍干部从各省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他们的自己人,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政治手腕。

充满血醒的文字狱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异己的历史。而大兴文字狱就是消灭异己的主要手段。

“实录”一书由详细记述了《刘志丹》案这一现代文字狱是怎样发生的?《刘志丹》为什么会被老毛钦定为“反党小说”?谁是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中共党史上西北红军内斗真相如何?为什么会利用小说打击一大批中共西北老干部?《刘志丹》案众多株连者的命运如何?因此案受到株连的人数达到6万多人,可以说创下因一本《小说》而兴起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1977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其实,《刘志丹》案不过是毛泽东与中共统治集团制造的众多文字狱中的一个。之前的1955年,由毛泽东亲自定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全国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冤案岁月。
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反右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有55万,占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0%以上。不过根据有关学者专家的独立调查研究,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在整个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祇是针对知识份子的,但实际上,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份子”或“坏份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1966年,由老毛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折腾了十多年,其间以文字获罪者不计其数,遭受政治迫害和株连的人数以千万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以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台高效绞肉机”,它奉行目的至上与权力至上两大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保权力不惜一切。为此,它不仅绞杀敌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启动起来,连自己阵营的人也不放过;不仅绞杀普罗大众,也绞杀时贤精英;不仅绞杀人的肉身,也绞杀人的思想、意志和尊严。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

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写道:“使中国能结束近百年来的困局的共产体制,是比先前的体制更有效率,……这种体制不透过极权控制整体人民,以及透过屠杀与整肃的手段,是无法有绩效的。对于这种高昂的代价仅仅表示遗憾,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设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极权体制,否则,历史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终结,中国人的灾难就没有尽头。共产体制如果不改变,宪政民主制度如果不确立,中国人的前途就没有希望。这是无数人被送上祭坛换来的惨烈教训。觉醒的人们应一起努力,早日把这台吃人的绞肉机送进历史博物馆。

2007年7月

王晓渔:为何公众人物总是“不明真相”?

 

在王朔的《顽主》里,一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作家,因为怀才不遇找到“三T”(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公司,想举办一个文学奖,满足自己获奖的愿望,“规模大小无所谓,但要隆重,奖品丰厚,租最豪华的剧场,请些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先生就参加了一个类似于 “三T”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今年春天,很多文学爱好者看到全国首届先锋作家作品书稿出版和剧本改编交易组委会征稿启事,声称由著名作家陈忠实主持交易,同时还举办全国记者发布会和盛大的颁奖典礼。他们缴纳数千元交易费用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跟《顽主》大同小异了,“记者”是新闻学院的学生,基本上与会人员都能获奖(8月3日《南方都市报》)。

事后媒体采访,陈忠实表示自己“毫不知情”。我相信陈忠实的辩解,但是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能否以“毫不知情”为由从自己参加的公开活动中全身而退?陈忠实仅仅是“受害者”吗?从整个过程来看,此次活动的运作机制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手法,既不新鲜也不高明。与其说当事人“毫不知情”,不如说他们“失察”。“失察”者既包括陈忠实,也包括那些贸然交钱的文学爱好者。从法律程序上说,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责任。但是,从文化品质而言,不能不说他们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文学爱好者在文化品质上有所欠缺,还可以理解,作为公众人物的陈忠实对此“失察”,就有些超出我们的想像了。在王朔的小说里,“三T”文学奖邀请的著名作家没有一个参加颁奖典礼,此次活动陈忠实却出席并且发言,被“顽主”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最让人不解的是,陈忠实非但没有因为自己的“失察”表示歉意,反而希望个别媒体不要借机炒作。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一方面又对公众的知情权不以为然,批评媒体炒作。这很像一些突发事件之后,有关部门总是一边批评极少数群众不明真相,一边封锁信息来源。“不明真相”成了公众人物随时可以动用的借口,用在自己身上是好心的意思,因为“不明真相”所以那些失当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正如因为好心所以办坏事也是可以理解的;用在别人身上,“不明真相”又成了无知的代名词,如果有媒体或者公众质疑公众人物,就会被指责为混淆视听。

与之类似的是,今年6月,不少媒体报道山东作家协会主席张炜获得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AAPI)“杰出成就奖”,张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对方是从文学角度对自己和中国文学作出一个中肯的评价。但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张炜收到的信函更像“感谢状”,而不是什么重要奖项。此后张炜不再回应此事,也有评论者以张炜“不明真相”为由认为他是无辜的。除了文学界,演艺界同样有一些公众人物涉嫌代言虚假广告,在事发之后以“不明真相”辩解。

按照常理,公众人物在享有一些特别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性和影响力,因此在行动之前需要充分考虑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当下中国,公众人物享有比常人更多的特权,却承担比常人更少的责任。他们前仆后继地参加一个又一个缺乏创意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缺乏判断力和鉴别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顽主”们洞悉了他们的心理诉求,知道他们需要不断地获得认同、赞赏或者额外的经济收入,双方各取所需。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付出什么代价,事发之后也只需“不明真相”四个字就可以打发。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人物即使马失前蹄,也会立即爬起来,继续“不明真相”地参加一个又一个活动。

(作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景凯旋:让公众说错话,天不会塌下来

 

近一时期,公民因涉嫌“诽谤”或“造谣”而遭执法机关行政拘留的案子时见于报端。继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诽谤案和山东济南红钻MM“造谣”等案件之后,近日,海南儋州两位中学教师又因在网上发帖,用山歌讽刺当地政府迁校的决定,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为由,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以上这些案例都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一是公民言论所涉都是公共事务,二是依照执法机关解释,其言论都有失实之处。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宪法原则体现了人类先进文化,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此提出公开异议,但对此的理解却言人人殊,所以值得加以澄清。所谓言论自由,其实是包括了正确与谬误在内,尤其是偏重于政府甚或公众认为是谬误的言论。道理很简单,如果只允许发表正确的言论,“自由”二字便是一句空话,因为正确言论的发表无所谓自由不自由。

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言论自由,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人都不会说错话,更不能保证正确意见永远掌握在某些人手里,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因此,凡属公共事务,现代社会采取的办法应当是开放言路,让正确意见在公开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正如约翰·密尔所言:“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正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

就思想的活跃而言,如果一个人独立思考可是产生错误,另一个人坚持正确意见只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思考,前者的程度显然远高于后者。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以济南红钻MM事件为例,由于她坚持独立思考,因而涉嫌在网络上“造谣”而被警方拘留。可是,这样的处理,受损的只是公权力。为什么呢?如果红钻MM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公权力机关便失去了公信力;如果她的意见是谬误的,公权力机关放弃了让公开的讨论驳倒她(当然也驳倒与她持相同观点的公众),同样失去了一次提高公信力的机会。

显然,动辄拘留这些在网络、手机上发言的公民,只能是基于一个惯常的思维,即把这些人看成是别有用心,有意捣乱。但是,假如我们彻底摒弃过去的阶级斗争思维,那么这些人的动机只能说是对公权力机关的做法公开表示了不满。往好处想,他们是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往坏处想,他们个人的思维和看法存在着缺陷,如信息的获得不准确,思维比较偏执等等。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违法,却是一个问题。假若他们冒犯的是个人,而非公权力机关,当事人又没有自诉,执法部门未必就会处理他们。

在我看来,恰恰因这些人所批评的是公共事务,对他们可能错误的言论才更应慎重对待。在一个资讯发达、多元的社会,如果只允许正确的意见发表(这其实是做不到的),而这正确又只是以公权力机关为裁判,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从前舆论一律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思想活跃,谬误发生的概率也将远远大于允许发表谬误言论的时候。

有的人在批评中使用了过激甚至骂人的言辞,我觉得当事官员首先应有点雅量才是,这是执掌权力的人应付出的代价。执掌权力而又不会被人批评,自然是很理想的状况,但这样的好事在公民社会是难以遇到的。压制恼人的言论不会提高自己的威望,反而只会降低威望,给公众仗势欺人的印象。至于有些针对官员个人的污辱性言论,最好的办法是官员个人自诉,而不是动用公权力,这样做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的关系,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原本有理的自己也将输理,其所失将大于所得,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权力的滥用比权利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让公众说话,甚至说错话,天不会塌下来。

龙应台:教科书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

 

“那些对历史教科书采取粗暴简单化处理方式的执政者,往往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最缺乏信心的执政者。”

南方周末:自1980年代以来,由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引起的争议不断,比如在日本,由于右翼势力的介入,就曾有四次关于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民众的强烈抗议。

龙应台: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写和争议,1945年二战后在国际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非洲所有的殖民后独立国家、甚至包括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它们的历史都经过要重写和辩论的过程。

不久以前德国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提到1915年土耳其屠杀100万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土耳其政府愤怒抗议,要德国修改教科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事件。但德国不会因为这个改写教科书,因为这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历史学家写的,只要合乎大的原则,就属于学术自由的范围,然后看学校采用不采用,柏林很多土耳其学校完全可以拒绝使用这个版本。

南方周末:就您的经历与观察,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大致要经过一个什么过程?

龙应台:在德国,历史课属于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科书一般都是民间自己去编写,编写后会有一个审查的过程,通常只有原则上的规范。比如德国不会有一本教科书宣扬纳粹是好的。再说,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教育政策权在各邦政府手中,所以也不可能有一个中央政府的”钦定”版本。各学校也有权利挑选版本。

爱尔兰也有一个流血争取独立的过程,最近几年其教科书的改写也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在原来的教科书里面对自己独立的过程用一种英雄美化的手法去写,对于1922年-1923年的内战内斗,历史课就着墨很少。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自信心的增强及天主教会影响的衰落,越来越多爱尔兰人抛弃了过去简单化及片面美化历史的狭隘理念,教科书采取更为开放、尊重史实的写法。

澳大利亚一开始也有相当强的白人政策,现在反而是多元文化,多种族、多语言在教科书里面成为主流叙述,其总理于是起来呼吁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专家是不是能够平衡一下这种”过度多元主义”,结果遭到强烈批评。

南方周末:掌握政治资源的官方机构难道不能强行推行自己的政策,并影响教科书的编写或修订?

龙应台:2006年8月,执政长达11年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曾经主持了一个”历史峰会”,提出重新构建国家新的历史叙述,像”原住民和解”、”多元文化”等在政治词典中应该被”修订”,这种政策一方面遭到自由派学者、教育界的批评,另一方面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其实并没有多少影响力,因为课程的管辖权在各州,并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早期白人定居澳州的历史仍被称为”入侵”,原住民的故事也被写入历史教科书。

在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霍华德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一个教龄长达42年的中学历史女教师甚至说,”我的班级由40个不同种族的学生组成,他们胆敢强制通过一个种族的规定,那结果恐怕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由此可见,在一个高度成熟的自由开放社会中,民间的力量强大,不太容许政府有操纵意识形态的空间。

爱尔兰的例子则说明,在一个文化力量、财富充沛的现代化国家,其国家自信越强,对历史教科书的多元性态度越宽容,越敢于面对历史真实,而那些对历史教科书采取粗暴简单化处理方式的执政者,往往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最缺乏信心的执政者。

南方周末:那么在台湾,”教育部”委托”台湾历史学会”进行的”教科书不当用词检核”计划,被认为是民进党政府”去中国化”的重要步骤,这是否会在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变成既成事实?

龙应台:民进党各种修史的手法,往往违反民主程序和民主精神,这也是它最该被抨击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厘清烟雾,直视本质。所谓5000个词条的问题,在媒体上被简单化为民进党透过”教育部”来进行历史教科书的”去中国化”,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陈述?民进党政府再嚣张再霸道,它也没有权力这么做,因为这不符合法定的过程——今天台湾的教科书都是民间编撰书写,已经不存在那种从上而下政府指定教科书的行政操作模式了。所以没有必要马上跳到”民进党去中国化”这个政治层面,而要先去仔细检视,在教科书制作的过程里,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一个环节被操作了。比如说,”教育部”说,他只是把一个学者的调查报告转给民间出版社”参考”,那么所谓的5000词条就根本没有”强制性”,那么就不构成一个政治问题,而要追问的是,”教育部”给这样的”参考”有没有逾分,有没有不当地干涉民间学术自由的问题。

一个社会越是自由开放,政府的操弄空间就越小。就以台湾教科书为例,陈水扁要改教科书,有那么可怕吗?改教科书,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还有好多关要过。第一,教科书的审查委员会,理应是一个立场独立、不受操纵的专家团体,它不见得会同意执政者或者执政党的立场。第二,即使通过了,各级学校还有选择,采不采用某一个版本。很可能一个饱含意识形态的教科书被市场淘汰。第三,每个学校都有家长会,家长会也可以发挥力量。

在自由开放的社会层面,应该能让任何教科书的改写,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改名等等,可以从小学,从乡村,从最低层的社区一直辩论到国会的大殿堂,整个过程在最后得到一个社会共识,共识的结论是什么不重要,但是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就用手上的权力进行强硬的操作,是最反民主的做法,所以当民进党嘴上说反威权反蒋氏政权,但自己所有的手法是一个最威权的手法,其实完全是虚假的,问题不是在它的结论,而是它的做法。正名本身不该是问题,问题是手段是否合乎民主精神及程序。还有一个问题是反对党本身,或是台湾的社会本身,对于这些事情不去正本清源,看到问题的核心,反而跟着民进党打政治混战,这是比较糟糕的地方。

教科书的改写应该是一个知识性学术性的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它只变成一个政治性的操作,知识性学术性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南方周末:你的孩子曾经在德国上学,你看过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吗?在德国,历史课是怎么上的呢?

龙应台:当然,我自己的文章还被收到德国的教科书里去呢。这篇文章写的是欧洲人对于亚洲人的刻板看法,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被选进他们教科书里面,作为多元文化的一个教材。

我特别研究过,发现在德国的历史课里,所谓历史教科书并不像华人世界里,教科书被作为一个核心材料使用。他们是把所谓教科书当作”参考材料”来用的。历史老师会让中学生看很多图片,读很多一手资料,比如,读俾斯麦首相所做的发言,和他的对手的发言,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来。课堂里就有很多的辩论,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辩论。也就是说,他们的教育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跟我们想像的完全不同,而教科书的撰写本身也留很多空间,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

意思是说,让我们假定有本什么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好了,它充其量也只是课堂里不同的历史解释里头的一个版本罢了。而学校的考试,也不是要学生依据教科书来作答,而往往是要学生,比如说,就某一个历史人物的谈话,意即原典,来进行分析。

我们的教育方法,把教科书当作钦定版本,才使问题显得那么的恐怖。所以该检讨的,还不只是教科书的编写及独立性,还包括教育方式是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是否鼓励学生挑战固有诠释。

南方周末:台湾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虽然”教育部”关于5000个词条的修改给出的意见是”参考”,但如果教材编写者不按其意见修订,那”部属”的教科书审查机构”国立编译馆”完全可以采取”技术操作”让其无法通过”审查”.2006年台大历史系主任吴展良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封杀出局”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

龙应台:我所想强调的是,对于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不要反射性的一下就跳到政治层面,让我们先冷静地检视,一,它有没有操弄过程,二,若有,它操弄的过程是什么?因为,只有透过这样冷静的分析和讨论,才能提升台湾的民主。

问题的应然层面是,所谓”教育部”强制教科书”去中国化”,这个过程都需要民主程序的挑战。核心层面是这个审查机关”国立编译馆”所任命的审查委员会,它需要回应民主程序的质问——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机构?

像很多政府机构在出台重大政策时都委托研究机构进行调研一样,”教育部”当然有权力委托”台湾历史学会”进行一项”教科书不当用词检核”计划,检核对象含括国小、国中及高中各版本教科书。

于是我们看到,这项计划完成后,”教育部”发公文转交各教科书出版社”参考”,出版社也称”教育部”发函并无强制之意。所以按照真正的民主程序,即使”教育部”的动作,都应该受这个审查委员会的挑战。譬如我以前所在的文化局,要认定古迹,由于古迹委员会这个审查机关的存在,我龙应台局长心里想认定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见得能够认定,一定要通过委员会辩论投票,再决定是或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来观察这个教科书的审查机关如何表态。我们来检视这个组织里头的成员,是不是都是有专业能力而且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这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还没成为既定事实,所以也谈不上过于悲观。

南方周末:那么在现实层面,这种基于维护程序正义的辩论能不能发生?如何发生?

龙应台:现在回到实然层面:这个审查机构的成员很可能是符合某阵营意识形态的成员,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完全同意”教育部”的”参考”意见。但在台湾的现实情况下,依然回避不了民主程序,这个过程需要过好几道关。

第一关,就是”国立编译馆”要接受究竟有没有独立性的考验。如果完全受”教育部”的操控,马上就会受到各界质询,比如来自”立法委员”的;还有,有学者或新闻记者会调查这些组成人员过去的著作、言论、观点,以此质询其职业操守是否受意识形态的左右。

第二关,各民间出版社、各类教科书的编者都由某些学者专家组成,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就是学校,他们有权决定选用哪本教材,甚至完全不用;还有就是各个学校的家长委员会,这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别忘了,日本右翼在2001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全国只销售了五百多册,采用率为可怜的0.039%。

教科书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大陆对台湾修史其实不需要太过反应。比如,重视本村本土的乡土并不一定等于所谓”台独”.先认识自己村子里的河流和花草树木和人物故事,然后才逐渐扩大到省,到国,到世界,是一个最正常的教育方式,所以先教台湾的浊水溪,然后才教大陆的长江黄河,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上学时候用的教科书都是政府”钦定本”,读的全是伟大母亲河长江黄河,可我住的村子里面的河流,在课堂上学不到。这不是正常的。

林 达:还记得那个叫本·拉丹的家伙吗

 

媒体对恐怖袭击是否在天天戕害一个国家的民众,事实上相当冷漠。媒体对伊拉克爆炸的关注度要高得多,与其说关注伤亡民众,不如说是关注战争争议。也就是说,人们在关心的是政治议题而不是人道议题,后者只是被用作进入政治批判的引子而已。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被那里的爆炸声所吸引。很多人相信,美军攻打阿富汗、新政权建立之后,反恐战争本已基本结束,造成“9.11”事件的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协助他们的塔利班武装已是袅袅余烟,后面的问题都是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假如今天世界上没有伊拉克,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

最近,对伦敦恐怖袭击的调查宣布,这是由基地组织策划的袭击,和伊战无关。接着,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连续绑架了2名德国工程师和23名韩国社会工作者,已有一名德国人质死亡,两名韩国人质被枪杀。事件在提醒大家阿富汗的存在,也提醒大家“9.11”以后世界新局势的存在。其实阿富汗的恐怖活动从来没有停止,爆炸声一样天天在响,包括11个中国工人在那里被杀。去年阿富汗总统宣布,有144所学校受到恐怖分子炸弹袭击,另有200所学校因害怕被炸而关门,20万阿富汗孩子由此失学。他呼吁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关注,却没有什么回应,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场战争在国际主流社会没有大的争议。也就是说,媒体对恐怖袭击是否在天天戕害一个国家的民众,事实上相当冷漠。媒体对伊拉克爆炸的关注度要高得多,与其说关注伤亡民众,不如说是关注战争争议。也就是说,人们在关心的是政治议题而不是人道议题,后者只是被用作进入政治批判的引子而已。

媒体讲究收看率,媒体关注点反映了大众潜在的关注倾向。就眼前的绑架事件来说,人们几乎不注意其中时有阿富汗平民被绑为人质,也处在同样生命危险中,媒体对他们一笔带过之后,甚至不再提到他们。

塔利班绑架人质的诉求是什么,他们除了要求释放被囚的塔利班同伙,主要诉求是德国和韩国立即从阿富汗撤军。

德国拒绝立即撤军。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呼吁塔利班释放人质的同时,解释说:韩国的“两个部队在阿富汗是非战斗人员,他们每天医疗上百位阿富汗百姓,努力建设桥梁和福利设施,帮助阿富汗重建”。这是试图对恐怖组织晓之以理。这样做很好理解,你的人质在人家手里。问题是,天天以炸死自己百姓和孩子的方式传达“诉求”的恐怖分子,怎么可能被这样的表白打动?

恐怖分子政治绑架历史悠久,已经被总结出一套应付经验。就是从原则上来说,不能随意答应对方要求,因为这无疑在鼓励绑架行为。一方是作为超级犯罪集团的恐怖组织,一方只是遍地在走的平民,绑架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假如以绑架和威胁杀害人质就能够轻易达到目标,这个世界就是恐怖组织的世界了。可是,具体处理绑架事件却很困难。绑架者最为恶劣的,就是它似乎是把杀人决定权交在对方手里。恐怖分子宣称,答应条件,他可以放人。从表面上看,你是否答应对方条件的决定,就是人质生死的决定。接到条件的一方,在承受人质家属和国内民众压力的同时,还有自己的心理压力。

恐怖袭击也一样。策动组织也同样宣称,假如不答应他们的诉求,还有源源不断的炸弹跟在后面。恐怖袭击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冲击力可能更大,例如西班牙就是在马德里恐怖袭击之后,宣布立即从伊拉克撤军。如此以立即、直接的退让回应恐怖袭击,是对恐怖组织的有力支持,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它必定增大各国的不安全因素。因为它传达的信息是:杀害平民的恐怖行为是行之有效的。退让也并不能使自己避祸。7月初,基地组织策划在也门的自杀爆炸,就当场炸死7名西班牙人。因为说到底,恐怖分子没有对毁灭生命的任何顾忌,他们要的是掌控世界走向的权力。在这最本质的一点上,他们和纳粹没有差别。

有些人认为,恐怖分子有他们的理由,如果满足他们的理由,世界就会太平。例如,外国军队立即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大家知道,撤军决定应是专家评估的结果,撤军过早对当地可能是一场巨大灾难。假如我们说,当地人我们就闭着眼睛不管了,那么,塔利班会回来、恐怖组织基地会重建壮大,“9.11”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很快再次发生。假如我们说,那是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结果,他们咎由自取。好的,假设现在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国家以及联合国,也满足恐怖组织诉求,就让以色列滚下海去好了,然后,世界就太平了吗?

同样的思路和欧洲各国的退让,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经历过一次。为此波兰被欧洲出卖过一次,犹太民族也被各国牺牲过一次。谜底是:最后导致死亡超过五千万、受伤超过一亿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伊战是否应该打,现在是否应该立即撤军,这样的政治争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争议的目的是判断和解决世界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为追求在政治势头上压倒对方,反倒忘记了面前的真正危险。在美国,政治家离题太远,民众会出来表示不满。最近民调显示,共和党的总统支持率创新低,而民主党主持的国会得到的支持率居然比布什还低三分之一。一些美国人在自己制作的视频节目中解释原因:两党只顾吵架,却没有拿出有效的反恐措施。

一个美国人问政治家们:“还记得那个叫本。拉丹的家伙吗?他一次就谋杀了三千美国人。”

也许也要问问各国政治家:还记得那个叫本。拉丹的家伙吗?他开始的恐怖战争新局面,你们还没有找到对策。

刘晓波:大陆媒体久违的赵紫阳照片

2005年1月5日,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探视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赵紫阳。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享年85岁。

2005年1月5日,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探视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赵紫阳。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享年85岁。

(配图:独立中文笔会网)

今日中国早已告别了党魁一言堂的时代,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声音,即便中共极尽打压、封锁、灌输、诱导之能事,也无法把全民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多元化在中共内部的日益醒目,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风景之一。特别是那些已经离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於现任当权者,不时地发出批评性的声音。

民主派要求党政分开的政改

《炎黄春秋》二○○七年七月号发表了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先生的文章《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该文以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关於政治改革的几篇讲话为尚方宝剑,重提一九八七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留下政治改革遗产.作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然而,由於受到中国六四和苏东剧变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六四后的中共政权便将邓小平的政改蓝图和时间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现在,着手完成邓小平的未了之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是新一代中共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文章虽然列举了邓小平政改蓝图的九个方面,但其核心却是赵紫阳在十三大过后已经着手进行的党政分开,逐步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於一切」的现行政治制度。

文章警告说,政治改革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而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文中最为意味的内容是对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进行的政治改革的高度肯定,似乎是有意配合田纪云对赵紫阳的称讚。比如,文章列举了十三大后党政分开改革的方方面面:一,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各自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改革中,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採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三,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作者关於政治改革的设想极为清楚:打邓小平的政改旗号是虚,回归紫阳政改之路为实。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继承八十年代的优良遗产,从二十年前赵紫阳启动的党政分开做起。

《炎黄春秋》上的赵紫阳照片

《炎黄春秋》二○○七年七月号还发表了另一篇更受瞩目的文章——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的《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讚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并刊登了赵紫阳的照片。

田纪云回忆了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工作作风,还配发了赵紫阳的一张照片。文中指出,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任人唯贤,五湖四海」,「艰苦朴素」,「一丝不苟」。他特别强调:「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麵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瞭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虽然,田文对赵紫阳的讚扬,仅限於国务院的工作作风方面,也符合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加大反腐力度的「政治正确」,并未涉及赵紫阳主政时期的政治改革以及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时期的作为和六四后被软禁至死问题.然而,赵紫阳三个字本身就是中共的忌讳.因为,赵紫阳的名字紧连着六四,他是因反对太上皇邓小平的屠杀决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也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被中共官权视为「叛徒」,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即便赵紫阳的亡灵,也让中共现政权极为惶恐:前总书记在软禁中去世,官方没有举行正规仪式悼念不说,即便民间的自发悼念和追思也要受到官权的压制。

所以,《炎黄春秋》敢於突破敏感的禁忌,公开发文称讚赵紫阳并配有照片,在六四后的大陆媒体尚属首次。更何况,该文还是前副总理公开讚扬被软禁到死的前总书记,让外界产生善意的联想或期待,并不让人奇怪。

冲击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

但是,联想和期待并不等於现实。在我看来,如果把此文解读为启动政改或解决六四问题的徵兆,那么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以胡温上台以来的作为而言,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在大陆杂志上的首次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暖或十七大会启动政改。正如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也曾让海外舆论热炒了一阵,但至今见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徵兆。所以,这样的政治开明秀,不过是胡温政权的花拳绣腿,其最大的意义,是胡温政权对胡耀邦的良好声誉的机会主义利用,以此来笼络党心民意和塑造开明的国际形象,而与启动政治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完全无关.

我要强调的是,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田纪云讚扬赵紫阳的文章,与胡温政权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完全不同,决不能从官权的角度来解读,而只能从民间自发拓展言论空间的角度来解读.《炎黄春秋》的文章绝非高层授意的行为,而是这本民间声誉卓着的开明杂志的自发努力,是田纪云的良知和杂志的勇敢一拍即合的产物,是民间争取言论自由对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围。而境外媒体之所以更多地从官权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在於他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性思维.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解读《炎黄春秋》所为,那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炎黄春秋》就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冲击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不断地发表离退休的党内开明派的言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该杂志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发表过许多突破禁区、针砭时政和呼唤政改的好文章。就在今年《炎黄春秋》的二月号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借助於胡锦涛和温家宝关於「民主」的说辞,提出并论证了「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的命题.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了国内关於中国未来政治模式选择的大讨论。

但是,在我阅读的《炎黄春秋》的记忆中,谢韬先生的文章并非该杂志最为大胆的突破,最为大胆的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不久,在《炎黄春秋》二○○三年一月号上发表了李锐先生《政改建议书》,其核心内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温政权启动政治改革。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着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被囚於秦城大牢七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於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八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毛派对邓式改革的激烈抨击

七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佈了马宾等十七名离休部级官员《关於对山西黑砖窑等问题的认识和关於十七大的建议》。他们痛陈跛足改革造成的种种弊端,激烈批判邓小平式改革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声言已经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邪路:「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为此,毛派建议胡温中央:首先,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於「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彻底废止「资本家入党」的政策,用开除或劝退的方式将已经入党的资本家清除出党;其次,要求中央领导高举马、列、毛的伟大旗帜,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掀起一个学习马列毛理论的热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对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开展全党的大鸣大放,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

最后,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建议结合七中全会和十七大进行的情况,尽量对候选人的安排预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像党的七大那样,经过几上几下,最后按党章的规定差额选举来决定。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差额直接选举.

关於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径选择,左右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正好与知识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之争相对应。如果说,民主派对政改的公开呼籲,是以邓小平八十年代的讲话为尚方宝剑,直指党权至上的独裁制度的话,那么,毛派对邓小平式改革的激烈抨击,则是以毛泽东亡灵和中共意识形态正统为保护伞,要求回归正统意识形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者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毛派甚至建议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应该由十七大全体党代表差额直选产生。

毛派要求党魁的差额选举,的确是件新鲜事,在近年来毛派的多封万言书中还是第一次提出。而在以往的岁月里,只有党内民主派的政改建议多次提出更高层次的差额选举.有人说,毛派的这种举动,显然是受到越南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的影响,是毛派的进步。但在我看来,毛派在这封公开信中出此「新意」,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民主,而是为了与民主派争夺「民主旗帜」或「话语权」。所以,为了抢旗,毛派才能自相矛盾,全然不顾整个建议书的陈腐立场,不顾充满了斗争哲学和仇恨语言的文革遗风,不顾坚持一党独裁与扩大民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开放言禁刻不容缓

《炎黄春秋》之所以敢於并善於打擦边球,一是因为有一批老资格的党内民主派坐镇,中宣部不敢轻易封掉,因为查封《炎黄春秋》的政治成本太高,弄不好就会像今年年初的禁书事件一样,让胡温中央既难堪又无奈;二是今日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价值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黑即白的言论管制早已无法维系,言论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让开明媒体、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也让中共言论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渐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进行自由言说,言论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权利意识觉醒的大陆民间已经意识到,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於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於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开明媒体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在今日的国际大势和国内民心所向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当然迟早也要打破,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党治国:帮凶·报应·忏悔

 

人皆有过,皆应忏悔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司鹏程先生撰文质问:《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右派朋友严家伟先生随即表示反对:《你要右派忏悔什么?》接着,山东的右派朋友李昌玉先生写了颇有力度的批驳文章:《历史不能改铸:向司鹏程出示红牌》。

《左传。宣公二年》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观《论语》,乃知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也是通过诸多错误而走向正确,获得了部分真理。任何人,为了向真理的大海驶得更远,必须不断地反思、忏悔。「无过」的圣人,从来不存在。

虽然共产党一贯扬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骨子里坚持的,却是他们这些「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英雄们」,在创造、主宰历史。不过,如果没有千百万「群氓」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任何「创造历史」的宏图,都将化为泡影。

反右运动中,我在清华大学被定为极右分子。后来听说我的一位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就读於西北大学数学系的韩华勳,也被定为右派。我的「罪行」是为胡风辩护,否定肃反运动,反对把黄万里、钱伟长定为右派等等,而华勳同学却发表了批评土改的言论。当时我认为,华勳同学是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土改还是对的。中国古代就曾有重新分配土地以缓和社会矛盾、缔造社会和谐的记载,孙中山先生不也主张「平均地权」么!那时我认识不到,华勳同学的思想其实比我超前,比我深刻。

中共剥夺了一切人的所有权

这个错误认识粘在我脑子里,竟然长达几十年时间.直到最近几年,愚昧的我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土改」,既不同於西周时代的井田制,也不同於孙中山先生的土地纲领.前者为了使土地使用权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家庭人口和劳力状况,从而维持相对的社会和谐;后者旨在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确立而不是剥夺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共产党的「土改」,却大相径庭。被共产党视为革命圣经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共产党一直都不遗余力地贯彻推行。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过是消灭私有制的开篇、「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接着的第二步,通过「农业合作化」,「充公」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土地。第三步,通过「人民公社化」,剥夺了包括贫农在内的所有农民个人和家庭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开放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形式,然而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却被保留了下来。此后不久,又通过一九八二年宪法,剥夺了全体城镇居民的房基地所有权。至此,在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自国家主席,下至狱中囚犯;上自全国首富,下至沿街乞丐,没有一个人拥有一寸土地所有权的今古奇观.

土改是中国灾难的起点

时至今日,已经洞若观火,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一切灾难的起点或者根源。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里,某人纵使没有土地,那也仅仅是相对的,只要有了足够的钱,他随时都能买到土地。而在一个消灭了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任何亿万富翁,他的财产所有权却是相对的,随时可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这就是一个私有制社会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的本质区别.

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先是贫农,后来改为中农;原有十亩地,土改时分得一亩地。我对土改和斗争地主虽然并不积极,但也参加过斗争会,百犬吠声地侮辱地主分子。镇反(实质是「杀降」)运动中,我曾跟着呼喊过「镇压某某某」的嗜血口号。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口沫四溅地进行过宣传。肃反运动中,我担任全班肃反学习的组长,严厉要求资本家出身的同学与家庭划清界限。「文革」中,我卖力地写过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在所有这些陷中国人民於洪水猛兽的荒诞运动中,我虽无跻身同谋的资格,却自愿充当了摇旗呐喊的小喽罗的帮凶角色。而这,就是我真正的罪恶。

林昭的远见

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中,表现沉默的,除了左派,除了不关心政治和小心谨慎的人,再就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害怕挨整、不轻信党的许诺的人。积极发言的,大多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自以为与党同心的简单的热血分子。例如林昭女士,就曾经积极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倾心崇拜过毛泽东.她后来的右派表现,就是对自己过去的幼稚言行最切实的反思和忏悔。反思和忏悔,往往并非一次完成,而是逐渐深化的。林昭女士早在上世纪六○年代,就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本质.在我所见的文字中,林昭女士是中国最早提出极权社会这个概念的人,许多大陆学者直到一九八九年后才逐渐明白。林昭女士如此彻底地否定自己过去之所拥护,能说不是最深刻地反思并忏悔吗!

当过帮凶之后的忏悔

没有大量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说:「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并非全无道理。右派中的许多人,不论是民主党派,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中的右派,都曾经「选择」过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或多或少充当过帮凶角色。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运动中,发表被共产党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则是反思和忏悔的表现.从这个铁定的历史事实出发,右派不但不像司鹏程先生武断的那样「不忏悔」,反而是中国大地上带头忏悔的第一批人。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双重的:既为自己过去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也为自己对错误的反思忏悔付出了代价.

近两年来,农民感受最深的莫过於失地之痛,於是他们呐喊、上访、申诉、叫苦,不一而足。但是很少听到农民的反思和忏悔:你们自己和父辈们当年是如何积极参与剥夺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土地的,又是如何批判、奚落那些为你们说话的右派分子的?下岗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们,现在是跌落到社会下层了,可是,你们在争取社会同情的时候,是否为自己和父辈们当年斗争民族资本家、剥夺他们的财产反思并且忏悔过?在一个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里,既然从地主到贫农的土地都可以被剥夺,从资本家到小工商业者的资产都可以被「改造」,你们的就业权利和社会福利又怎能得到保障呢?你们曾得意於「领导阶级」的虚衔,积极批判替你们说话的右派;「文革」中斗争那些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物质刺激」的「走资派」(所谓的「走资派」,其实是共产党内开始反思和忏悔的人);又听命於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佔领上层建筑领域」,帮助毛泽东泯灭中国人的良心和传统道德。工人、农民现在落到如此境地,难道不是报应吗?

反思和忏悔是自救的第一步

「天道好还」,是中国的古圣先贤悟出的真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教揭示的因果报应,正是天道的体现.爱情是属於爱心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仇恨是属於仇恨者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剥夺是属於剥夺者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我自己一生苦难重重,正是反思和忏悔的良机.通过苦难反思忏悔,才配重获新生和较好的命运.反思可以明辨是非,忏悔可以净化心灵.再好的法律和制度,在一个是非颠倒、心灵污浊的社会里,不仅无济於事,还会异化为自己的反面。而在一个明辨是非和心灵单纯的社会里,即使法律不那么健全,制度不那么完善,也不会发生中国半个世纪来的种种恶行。如今,面对继续发生的大量侵权事件,多数人纵然不能施以援手,仅仅用沉默中注视的目光,表示出内心的愤怒与不屑,持之以?地「不敢言而敢怒」,也足以震慑作恶者的胆魄。中国的古训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作孽,不可活」;西方有言:「自助者,天助之」。革新自己的思想,洗刷自己的灵魂,崭新的命运才会降临.否则,我们不配。既不反思,也不忏悔的民族,只值得诅咒,不值得同情。造物主为宇宙设置了规律,赐人类以思想的能力。一切自己作的孽,必须靠自己消除;陷入自造的灾难,只能自己救自己。而反思和忏悔,就是自救的第一步。
自救的第一步。

郭罗基: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今天早上,见到不少五十年前的老朋友。昔日同学少年,如今白发苍苍,艰难岁月在我们脸上深深地刻下了纵横交错的皱纹。我们还是幸运的,多少当年的伙伴已经不在人间了。林希翎拿出纪念册,让我题词,我写了一句:“五十年后喜相逢”。真是感慨万千,万千感慨,有待会下细细诉说别后。

“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灾难之源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诉愿。一切遭蹂躏、被践踏、受迫害的人们,不能再向共产党乞求了,应当奋起从根本上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

我先说了结论,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达到这个结论的思路。

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方的舆论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为什么是“必要的”?因为一九五七年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所以对于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人们就应当进行反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是建立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之上的。

民间的舆论与此相反,认为反右运动不但不是“必要的”,也不是错在“扩大化”,而是完全搞错了,应当彻底平反。错在什么地方?当时是好心好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冤枉的。这是在“是”与“不是”之间作辩解。因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是冤枉的;假如“是”呢?这种看法,默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而作无罪辩护。也有人认为,错在毛泽东搞“阳谋”,鼓动鸣放,诱人入罪,甚至说毛泽东是“教唆犯”。这也是承认被教唆者有罪,不过是被毛泽东的“阳谋”勾引犯罪。激烈谴责“阳谋”,只是指摘毛泽东的手段不正当,不能证明“右派分子”的罪名不成立。已故的李慎之先生也是在“阳谋”的起始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深思反右运动根本不是错在“阳谋”。所以,反对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也可能并没有触及立论之基。两种对立的舆论,却有某些共同点;这一点,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灾难的根源。后来派发“自由化分子”的帽子,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已经融入“颠覆国家政权罪”了。

历史的转向,就在于一九五七年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概念、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根本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罪?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无罪,不管“是”还是“不是”,一律无罪。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无罪,不管“阳谋”还是“阴谋”,了无灾难。只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共产党就可以任意派发“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反党”的解释权和裁决权操在“党”的手里,“反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和裁决权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手里。你反对我,我可以对你进行起诉,还可以对你作出判决;我是原告兼法官,你被告还能逃脱受惩罚的命运吗?即使事实上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党”认为你是“反党”,“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你是“反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一样。所以,一九五七年发动一场运动来抓“反党反社会主义”,“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彻底平反,仅仅是为了纠正“扩大化”,也决非为“右派分子”恩施“摘帽”、“改正”而已,必须进一步追问:“党和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反?反了,是不是有罪?

反对不合格的、不合法的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非但无罪,而且反得对,反得好。

先说为什么要“反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社会化的大生产,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主观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小生产的水平,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为制造出来的“主观社会主义”,又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缺乏民主,文盲众多,与此相应,“农业社会主义”必然是“封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一年,就引起突发性的矛盾。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社会关系出现全面紧张。共产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发动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人们的“大鸣大放”显然并不满足于整风,而是力求探索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于是矛头就指向社会制度。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表达了代表性的看法。她说:“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非但是不合格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违反了当时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从头到尾没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在序言中写上“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共八大擅自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又违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

反对“党主”、“党天下”

不合格的、不合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强加于中国人民?因为这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人民作主,而是共产党作主,“党主”代替了民主。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一党专权。共产党一党专权是反《共产党宣言》、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有违中共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以后,直至一九四八年,中共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夺取了政权,所建立的却不是“民主联合政府”,而是“党主专权政府”。一党专权也是违宪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总纲。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出现的“反党思潮”,不是反共,即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存在,甚至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党主”、“党天下”。这方面,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表达的言论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基本所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党”,也可以说是站在四十年代主张民主联合政府的共产党的立场上,反对五十年代实行党主专权政府的共产党。这才是帮助党整风,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邓小平自问自答:“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所谓“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主观社会主义”,所谓“反对党的领导”,是反对“党主”、“党天下”,完全合理合法。而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击,倒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中国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尚未制定刑法。五十年代有效的刑事性法律是《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中并无“反党”罪。《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建立,更不会有“反社会主义”罪。因此,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惩治“右派分子”是法外之法、非法之法。对“右派分子”的定案、处罚,都由本单位的党委裁决,而且无从上诉,完全破坏了司法程序。无论从实质正义还是从形式正义来说,反右运动都是非法的。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是需要认真回答的,“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以非法的手段维护非法的存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要求改革

但是,大多数“右派分子”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一点,邓小平的说法比较准确,“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股“思潮”,并非人们的动机,更非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动机。表达和代表某种思潮的人们,不一定都具有自我意识。而某种动机也不一定能够涵盖人们全部的言行。人们都是怀抱一定的动机来参加历史活动的;但历史活动却不能完全用人们的动机来解释。打个比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艺术家,他们的动机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但他们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思潮确实开辟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如果当时制定一条法律: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罪,他们在受到惩罚时一定也会大喊冤枉。后人却看得很清楚,为迎接资本主义新时代而进行呼唤和启蒙的历史功勋,无疑是属于他们的。一九五七年,像储安平、林希翎那样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极少数。“大鸣大放”中的多数人,都是针对具体的缺点和错误,但那正是主观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权所产生的弊病。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比谁都敏感,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意见来整风,最终只能是取消主观社会主义、放弃一党专权。所以说,他们即使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也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刘宾雁,他本人主观上还怀有“第二种忠诚”,客观上他的言行是符合毛泽东、邓小平所定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都不是志在从根本上推翻社会主义或打倒共产党,而是归结为改革;改革“主观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一党专权走向正确意义上的“党的领导”。改革的呼声,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中表达尤为强烈。不但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都是必然的趋势。以至当年指挥反右派的邓小平,二十年后也不得不执行右派的遗嘱,高唱改革的流行歌曲,只是丧失了时间,付出了代价。这还不足以反证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得对、反得好吗?

由于权力的滥用,有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不符合“反党反社会主义”规格的。有的单位党委领导人挟嫌报复,把平时冒犯尊严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单位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把异己者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单位为了凑满百分比,把无辜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还有为了夺人之妻,把丈夫打成了“右派分子”;等等。这些“右派分子”确实是冤枉的。甚至有一些“左派”,如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丁玲、陈涌、江丰,也被打成了“右派”,完全搞错了。另外,有一些在群众中被认为讨嫌的人,或有其他问题,如强奸女学生、犯有偷盗行为等等,趁运动之机批斗一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一类“右派分子”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关。所以,有人认为“右派分子”都是“民族精英”,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就没有表达自由

面临真正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反对?如果不能反对,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能反对的,那是专制制度。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由人民选择、经多数人同意决定的。既然人民可以选择,就有权拥护、也有权反对,有权赞美、也有权批评;反之,人民不能批评、不能反对的制度,就不是合理的制度。多数人同意的制度,少数人用暴力加以推翻,是犯罪行为;合乎民主程序的反对,是表达自由。无论是选举还是公决,不是可以投反对票吗?不许投反对票,选举和公决还有什么意义?

任何政党都是可以反对的。不能反对的政党是因为它僭越了国家权力,成为强暴的统治集团。

反对错了怎么办?,是不是要受惩罚?表达自由就在于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既可以表达正确的意见,也可以表达错误的意见;如果只能表达一种被奉为正确的意见,那不是表达自由,而是表达不自由。可以这样说,表达自由的实质正在于保护表达了被多数人或当权者认为错误的意见而不受惩罚。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必须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的命题,否则就没有表达自由,没有政治民主,中国也不会进步。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洛杉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